程頤(1033年一1107年)，北宋思想家、哲學家、易學家和教育家，理學創立人之一。字正叔，又字正道、正伊，洛陽人，因居臨伊河，世稱“伊川先生”，與其兄程顥[hào]被共稱作二程。
趙禎明道二年（1033年）八月十五日，程頤出生于黃州黃陂縣草廟巷（今湖北武漢黃陂區前川街道），家中世代為官，自幼聰慧，十四五歲時與兄長程顥拜師周敦頤，十八歲時上書宋仁宗欲面陳國事利弊，未受召見。嘉祐元年（1056年），受主管太學的胡瑗賞識，被授予學職。嘉祐[yòu]四年（1059年）廷試落第后，長期在外講學。趙煦即位后，得司馬光舉薦，入仕擔任侍講，高調宣揚洛學。和蘇軾為首的蜀黨發生洛蜀黨爭。最終接連被貶至涪州（治涪陵縣，今重慶市涪陵區），又在鉤深堂講學著述，完成《周易程氏傳》四卷。宋徽宗即位后，曾短暫恢復其官位。但崇寧元年（1102年），宋徽宗將其判為元祐奸黨，下令焚毀其著作（實際上，由于其著作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用，在其門人保護之下，仍被保留下來）。大觀元年（1107年）九月十七日，程頤病逝于洛陽伊川，葬于府店鎮（今河南省伊川縣）西郊，卒年七十五歲。
程頤在哲學上主張天地亦物，萬物皆被“理”主宰，而作為人要遵從道德層面上的“理”即三綱五常等封建倫理道德，提倡去私欲、明天理，并認為仁是最高的道德修養。在教育上主張對學生因材施教，讓他們以儒學經典為基礎，格物明理；以孔孟為師，志存高遠、循序漸進地去抵達仁的境界；提倡國家重視教育。在政治上主張王道和以人為主的法治。在經濟上主張輕徭薄賦，重農抑商。程頤和哥哥程顥一起開創的洛學被朱熹繼承發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學”，成為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他一生從教治學，著述頗豐。著有《周易程氏傳》《二程文集·伊川文集》《經說》八卷等，教授出謝良佐、呂大臨、楊時、盧焞、朱光庭等學生。
《宋史》評價程頤為學以誠為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階梯，進而解讀《詩》《書》《易》《禮》《樂》及《春秋》六經，基本將儒家的內圣與外王之學貫通為一體。南宋學者胡安國認為，道學自程頤起。清代學者黃百家認為程頤的思想“窮極性命之根柢[dǐ]，發揮義理之精微”。當代宋史學者鄧廣銘認為二程把儒家學說發展得更加抽象精微，并著重于個人的身心的修養。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趙禎明道二年（1033年）八月十五日，程頤出生于黃州黃陂縣草廟巷（今武漢黃陂區前川街道）。他祖籍中山博野縣，高祖程羽在宋太宗時期任三司使，以輔翊功顯，被皇帝贈予“太子少師”，受賜居住開封市，之后又闔家遷居洛陽市，家中世代為官。父親程珦在宋仁宗天圣年間以門蔭入仕，歷知龔、鳳、磁、漢諸州。
程頤自幼小聰明，十四五歲時，與哥哥程顥一起從師理學創始人周敦頤學習經學。受周敦頤影響，他厭棄功名，以“尋孔顏樂處”為務，即追求一種“自得其樂”的圣賢境界。皇祐二年（1050年），十八歲的程頤上書趙禎，指明北宋社會的危機，請求面陳救治時政闕失的良方，但未被采納和重視。嘉祐元年（1056年），二十四歲的程頤與哥哥程顥隨父入京師，到太學讀書備考，與京師大儒交往甚多，曾與張載論《易》，共語道學之要。而主管太學的教育家胡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考試諸生時，對程頤的見解和才能大加贊賞，授之以學職。學者李澤厚在《倫理學綱要·續篇》里認為，程頤在《顏子所好何學論》這場辭章應試中已經初步塑成了道學家的語言體系和思想結構。
長期講學
嘉祐四年（1059年），程頤廷試落第，之后沒有參加復試。盡管程頤有門蔭庇護，且朝中大臣也屢次舉薦，他均不愿入仕。此外，他的父親程珦在趙頊年間已官至太中大夫，因反對推行王安石新法稱病致仕。而程頤在趙曙、宋神宗兩朝都未入朝作官，長期以“處士”的身份從事講學活動。
除京師開封市外，程頤還曾到漢州（今四川省廣漢市）、許昌市（今河南省許昌市）、洛陽市（今河南洛陽）、關中等地講學，比如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在國子監任職的程頤曾到嵩陽書院講學，用理學的觀點講授《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書，認為這四種書是探究孔子本意的最直接的資料，把它們當做基本教材。趙頊熙寧、元豐年間（1068年—1085年），程頤和哥哥程顥也多次到嵩陽書院講學，為該書院制定包括教學目標、學規、課程在內的規制。謝良佐、游定夫、呂大臨、楊時、劉絢、朱光庭等先后投入二程門下。二程“洛學”在當時也開始名聲大噪。
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年)，太尉文彥博在致仕前將洛陽鳴皋鎮的一處莊園贈給程頤，作為其著書講學之所(即伊皋書院，今河南洛陽伊川縣鳴皋中學)，并贈糧田 1000畝，讓其供養生徒。而此后二十余年，程頤多據伊皋書院講學。
侍講崇政殿
元豐八年（1085年），年幼的趙煦即位，太皇太后慧賢皇貴妃執政，以司馬光為相，起用蘇軾、程頤等在趙頊時期遭到排斥的士人。程頤雖反對宋神宗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但對司馬光完全摒棄新法的做法也有意見，被司馬光、呂公著等舉薦后，最初多方推辭不愿入仕。
元祐元年（1086年），程頤被召入京師，授予秘書省校書郎，又被升為崇政殿說書，負責教授年幼的宋哲宗讀書。在為侍講期間，程頤對天下事“議論褒貶，無所顧避”，二程洛學在朝廷的經筵、國子監太學等教學場所得到了高調式的宣揚，吸引了諸多學子求教。
但以蘇軾為首的部分朝臣對程頤的行事方式不滿。蘇軾和程頤雖都反對王安石變法，但在性格、政見、學術見解上有諸多不合之處，雙方經常發生爭論。司馬光去世后，程頤的弟子朱光庭、賈易等借機抨擊蘇軾，呂陶、上官均等則與蘇軾一起抨擊程頤及其弟子，以程頤為首的一派被稱為“洛黨”，以蘇軾為首的另一派被稱為“蜀黨”，雙方爆發激烈洛蜀黨爭，程頤多次請求致仕都未得到允準。?
被貶著述
元祐五年（1090年），因父親離世，程頤丁憂去官。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慧賢皇貴妃去世，趙煦親政，改元紹圣準備恢復趙頊變法的事業。而曾反對變法的洛蜀兩黨都遭到打擊。程頤孝期結束后，貶任西京國子監守，上奏請辭時被監察御史董敦逸彈劾，認為他請辭是因為心生怨懟，又將其貶職為崇福宮管勾，但程頤以尋醫治疾之名不曾上任。
紹圣三年（1096年），程頤被削職貶至四川涪州，交由地方管制。程頤隨后在普凈寺辟堂著書講學，紹圣元年(1094年)時被貶至此地的黃庭堅常到北巖與之研討學問，并親自為程頤講學之所題名“鉤深堂”。元符二年（1099年），程頤完成了對《周易》經文的注釋《易傳》四卷。
列為“奸黨”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趙煦離世，宋徽宗繼位。時年六十八歲的程頤被遷峽州（今河南三門峽），短暫恢復其官位，后回到洛陽市。但宋徽宗即位次年，便在蔡京等人的輔助下，沿襲宋哲宗“紹述”和趙頊“良法美意”的施政方針，扶持新黨，進一步懲罰反變法的舊黨，程頤也被撤銷官職，與文彥博、司馬光、呂公著、蘇軾等 三百零九人被列為奸黨，刻入元祐奸黨碑，以示“永世不得翻身”。
崇寧二年（1103年），元祐學術被禁，宋徽宗下令毀去程頤出身以來文字、著述。朝臣范致虛趁機上書宋徽宗，說程頤“學術頗僻，素行譎怪，勸講經筵，有輕視人主之意”，在太學議論政務“專以變亂成憲為事”。他的兒子程端彥也因受到連累被外放。為避災禍，程頤遣散學生，遷居龍門（今河南洛陽市郊外龍門鎮）之南。
但該時期程頤仍堅持在伊皋學院講學，對儒家經典進行深入研究，并明確了“理”的普遍性，指出“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數”“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論述了性命問題，認為“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期間，張繹、周孚、馬伸、呂好問(呂希哲之子)等仍先后拜學，羅從彥、尹和靖向其請教《易學》等。在面授的同時，程顧堅持以書信形式解答門人問題，撰有《答楊時書》《答楊迪書》《答門人書》《答鮑若雨書并答問》等，完成了《禮序》《春秋傳序》等理學經典。
病逝家中
崇寧五年（1106年），程頤遷到嵩縣陸渾山（今河南省嵩縣程村）居住，并把所作《易程傳》傳授給尹焞、張繹。因此時蔡京罷相，黨禁被解除，程頤以通直郎之職致仕。
大觀元年（1107年）蔡京復相，黨禁恢復。九月十七日，程頤因風痹疾在嵩縣陸渾山居所去世，葬于府店鎮（今河南省伊川縣城境內）西郊，享年七十五歲。程頤死后，洛陽地區凡與他有關系的朋友和門生畏懼黨禍都不敢去送葬，惟張繹、范域、孟厚、尹焞四人經辦喪事（故祭文惟此四人），邵溥夜間前去送葬。
南宋時期，理學家朱熹以二程洛學為基礎，發展形成的“程朱理學”，演變成為元、明、清三朝官方哲學。南宋趙擴嘉定十三年（1220年），程頤被追謚為“正”。南宋趙昀淳祐元年（1241年），又被追封為伊川伯。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1313年）六月，程顥、程頤被元朝下詔享祀孔子廟廷。孛兒只斤·圖帖睦爾至順元年（1330年），程頤被加封洛國公。
主要著述
學術界曾對流傳至今的《二程全書》中被冠以程頤之名的個別篇章提出過一些真偽問題。當代學者盧連章認為，《經說》八卷當中的《中庸解》沒有注明何人所著，而其他七卷都注明二先生或伊川先生（皆為程頤別稱）之著作。而宋元時期《經說》只有七卷，沒有《中庸解》。《中庸解》《孟子解》應該是明人增加進去的。其中《孟子解》是后人集《遺書》《外書》而成，《中庸解》出自程頤弟子呂大臨。且據考程頤曾作《中庸解》，但因為不滿意將其焚毀，沒有流傳于世。而《周易程氏傳》前所附的《易序》中有“太極”“無極”之說，與二程的理論體系不協調，應該是元朝人譚善心在重刻二程著作時補充進去的。學者龐萬里從其內容、文風等方面考辨，認為《易序》是程門弟子周行已所作。
思想主張
哲學主張
易學思想
程頤認為伏羲畫卦得“易”，周文王所作的《周易》“未必得其理”，孔子所作《易傳》是為了正《易》的集大成者，但孔孟之后儒門易學失傳，后學者亂經。程頤不否認《周易》可用于下簽參考，但認為卜之所以能應驗，是因為天下只是一個理。且卜算、推命之類都是無關緊要的雜術，不能與窮理盡性相提并論，不是儒者、有德者所要營務的事情。《周易》的本質是義理之學。他強調易之變易之義，認為易者，變而不窮，觀易需看時，“易”生生不息，是形而上的、非自得不能了知的“密”。
程頤否定了先秦儒家將天地視作主宰的觀點，認為氣化萬物，人和天地都是物，天地之分只在于人心的區分，而本質的區別僅僅存在于理以及與之相對的物象之間。而天地人和萬物一樣，即天人之性本一，天道人道本一。而道也為一，無所謂天道、地道、人道。理是天地萬物之所以然，非感官之對象，是心“推”的對象，是形而上的“密”，其他諸如氣、象、形、質等存在都是形而下的氣化的產物。
程頤認為數除指一般的數目、數字、計算之義外，還有三種用法。第一種與禮制有關，如所謂“禮數”“度數”“名數”“分數”等。第二種與其所謂的“智巧末技”有關，如“術數”“象數”“易數”“算數”“歷數”等。第三種與天命、道(理)的先天必然性有關，如“命數”“常數”“定數”“天數”“氣數”。且“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是氣之用。
天理觀念
程頤認為，“理”是最高的精神實體，是產生宇宙萬物的根源。理是無形的，天地萬物是理派生的，所以“天下無實于理者”“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且“理”還是事物形成的原因，因為“一陰一陽謂之道”，而陰陽相交，產生了物的性，所以“性即是理”。天地萬物的產生，都是陰陽變化的結果，因此程頤把理、性、命三者看成一樣的東西。
此外，程頤主張“格物致知”。“格物”即為“窮理”，且格物的重點并不是客觀世界的“物理”，而是道德世界的“事理”。認為“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而窮理盡性是為了知天命。
在程頤看來“理”是“體”，“物”是“用”。理因物形而明，物因理故而生，即“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就人而言，天理即是心性本體，在道德層面上也存在一個“理”。所以人世間君臣、父子等三綱五常封建倫理道德，灑掃應對，都有要遵循的準則。這個準則超越客觀事物之上，又稱作“天理”或“道”。是道則生生不息，而“事”（即道德行事）需要嚴格遵從。陳瑛、溫克勤等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一書中認為，程頤的倫理學說將封建倫常永恒化、絕對化，視作天理，也是其后來能成為封建專制之一理論基礎的原因。
公私義利觀
程頤認為，以仁為本體的倫理道德便是天理。且“公”是“仁”背后的所以然，是“公”之理落在人身上的體現。以“公”字為核心，便可“物我兼照”，能夠看到對象的特性，也能夠深刻得體認自己，從而能深切地理解他人，生發出“仁”，而“仁”又好比頭腦，義、禮、智、信好比手足，服從于仁。仁與其他道德規范互相配合引申，形成了溫、良、恭、儉讓等接人待物的德容。
“天理無私”而私利就是不仁，無天理，私欲私利是惡的、不正當的，使人喪失善心。有私便不能為公，追求私利便是無德，私與仁的對立是絕對的。因此必須“克盡己私”才能有“公”有“仁”，才合乎道德。即便是帶著私意去做公事，也不能稱為是行善。
程頤還認為“天下之事，唯義利而已”，并把利與義絕對對立起來，把兩者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認為小人行事“趨利而避害”，圣人則“惟看義當為與不當為”。但對求利者要“審其初”，只要他是自仁義出發，遵循人倫為君親謀利，這種利便是義。在程頤看來，漢唐之君“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雖有一定治理效果，但稱不上“王道”，“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的國君，即便是殺人很多，但只要動機是好的，便“義有大于殺也”。
學者楊立華認為，程頤“以公言仁”是對程顥“以覺言仁”思想的重要補充和修正。陳瑛、溫克勤等在《中國倫理思想史》一書中認為，程頤所說的仁，是封建道德的總和。“仁”是二程倫理道德規范體系的綱要或核心，是他們認為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二程維護公利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完全對立公義與私利的做法有其局限性，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
人性修養觀
在主張“性”是人的本質（性即為理）、是生來就有的同時，程頤認為每個人還有他天生稟得的氣質，有清有濁（才稟于氣），而“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氣秉產生了不同的“才”，而所有的“才”無所謂好壞，好或者壞都是因為人為的毀鑿。
程頤認為人性生來自私，而自私是惡的。道德修養的最高境界就是到達于仁。到達了仁境界后，人與天地就會渾然一體，泛愛萬物。他認為天理和人欲是對立的，仁、義、忠、孝、心平氣和等為天理，與之相對的不仁、不義、不忠、不孝、浮躁驕狂等是人欲。他提倡統治者去私欲、存天理；同時認為存天理是自然而然的，不是有意為之，有意為之便是人欲。天理和人欲皆在一念之間，人心若無人欲障蔽，就純是天理；而明白什么是天理，有助于道德操守，從而做到存天理、去私欲。
程頤認為人欲是接觸外物產生的，而拋開物質利益，通過思想修養可以窒息或消滅私欲。但同時認為道家的“絕智棄義”與佛家的“左禪入定”使人形同枯槁、心如死灰的方式不可取，無助于明天理、滅人欲的。他主張用“主敬”的方式代替“主靜”，以敬的心情待封建倫理綱常。而“敬”是一種內在的涵養，不單指外貌端莊、舉止規矩，主要是指內心不分散，專一于“天理”，經常鞭策自己恪守封建禮教。另外，還需要“集義”，順理而行便為義，“敬義夾持”便能達到去私欲的境界。
程頤還認為”識知是本，力行是末”，有知才有行且以知為本，不知本而盲目實行就會產生異端，因此必須提高實踐道德的自覺性。清代黃宗羲認為，程頤已經有了知行合一的觀念。盧連章認為程頤的知行觀此時還未系統化。
教育主張
以教為本
程頤認為，因為北宋朝廷不重視教育，致使出現人才奇缺、政治與思想混亂的局面。而天下的大才、賢才其實并不缺乏，只是因為沒有用對培養人才的方法。在他看來，國家需要大量的人才須經過學校的長期培養和教育，才能達到仁的標準。而學校不僅是學生學習文化知識的地方，也是“明人倫安道德”的場所。經過學校教育的人，可以以其良好的道德模范去影響社會上其他的人，從而糾正社會風俗。
所以，養育賢才應包括那些致仕之后年老體衰、道德學問高尚的人，讓他們為社會樹立一個道德的榜樣。而且，改陋習要從士人開始，凡在校的學生，不論是舉人還是世族子弟都應當遵守學校的紀律。學生應當養成孝敬父母的習慣，凡是學生遇到祖父母、父母之喪，學校應當給學生放長假，允許學生奔喪，以盡孝心。而學校教育作為養賢育才、移風易俗、興國治邦之本，關系到治亂，需要受到重視，應該“明教化育賢才之意，以學校為先務”。
明理致用
程頤主張復興孔孟之道，認為教師質量的高低關系到教育的好壞，要求教師要“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且篤志好學、材良行修，道德和學術兼修。要求學生尊重師長，并以孔、孟為師，讀經明理。教導學生以四書為主，以五經為輔進行學習。要以《論語》《孟子》為重點，而善讀《中庸》者終身用之不盡，在掌握了四書的精神實質之后，五經就容易理解了。在五經當中，他對《春秋》和《周易風水》較為重視。
同時，程頤將“教之以德”作為根本。認為只有加強學生的道德教育和道德培養，才能使他們更好的從事各種社會工作。而培養學生道德的基礎，要從最小的事情灑掃應對做起，讓學生經過長期的磨煉，養成自身的良好道德。教導學生正確認識并初步懂得正確處理君臣之間、父子之間、夫婦之間、兄弟之間及朋友之間的關系和道德行為。鼓勵學生以圣人為榜樣，努力修養，經過長期的積累以達到圣人的境界。
程頤認為圣人“作經之意”是為了使天下人明理知“道”。因此，學者讀書更為重要的是學習義理、明理識體。對于學者而言，“道”比“文”更為根本，學者應以成為“知道者”為追求目標，而不以能“文”自詡，也不能把讀書學習作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和謀取干祿的手段。
且讀了儒家經典也要知道如何使用，否則學再多也是無益的。是否學以致用可從三個方面來衡量，其一，要弄清圣人作經的意義，進而弄清自己和圣人之間的差距，以找到抵達圣人之境的途徑。其二讀史不以勝敗論英雄，不僅要看那些具體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要通過這些人或事弄明白歷史上治亂興衰的道理，從中找出可以為我們所借鑒的規律。其三，要通過讀儒家經典，來提高自己，改變自己的氣質。
因材施教
程頤主張“養正于蒙”，認為胎兒七個月時，孕婦的言行便會影響其性情。對幼兒教育要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方法，即在孩子幼年時便施以良好教育，將他們置于良好的家庭環境和社會氛圍中進行熏陶，以保留其善性。而其他不同年齡的學生，要使用不同的教育方式。比如八歲入小學的學生，要進行基本的文化知識和道德訓練，使其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十五歲以后入太學的學生，要進行文化知識的訓練，加強對更深知識的理解。
需根據學生的優勢進行培養教育，以收到更好效果。對學生所缺少的方面，要盡力去補不足，從而完善他的德行。但還是要根據學生的智力高低，盡量用學生可以接受的語言向他們講明道理。對待不同性格的學生，也要用不同的方法進行教育，使柔者變剛，剛者變溫和，使暗者變明，使弱者變強。
在管理學生時，凡學習好的，如“士之愿學者”和“民之俊秀者”，學校都會提供糧食，免去他們要負的身役。對學習不好的學生，則“敕之從役”。官吏子弟在學校學習七年或在太學學習五年學業未就，以及年滿 30歲以上還未學成的，會降為二等。而縣學可以把那些學明、行修的學生推薦給州郡之學，州郡之學可以把學習好的學生推薦給太學，太學每年又可以把賢者、能者推薦給朝廷。所推薦的學生表現不好或能力低下，會被退回原處，另要追究推薦老師及各級官吏的責任。為防各級管理徇私，還主張通過家長來了解學生表現。
志高善學
程頤認為，立志對學習而言非常重要。一個沒有志氣的人，無法提高自身修養。而這個志氣要立在仁義之道上，以圣人為目標，或以圣人之志為目標，進行長期的努力學習。但同時要把一生的努力目標和自己的實際行動目標分開，要明白學習是個由低到高、由近及遠、由淺入深的發展過程，不管學生學習還是教師教書，都要遵從循序漸進的規律。反對好高騖遠、急于求成，但也要反對懶惰懈怠、畏縮不進。
他還認為一個人的學問一般建立在多聞多識的基礎上，在博聞多識的基礎，要做到善于思考，通過思考找到“理”，達到默識心通的境界，不僅可獲知精要，還會進一步發展博。此外，思索經義要在書本之外有脫然獨立的見解，只從書本上說來說去，不僅害自己而且也害別人。而“默識心通”還可以收到“舉一反三”“聞一知十”的效果。而思考固然重要，但僅思考不去問，也是行不通的。所謂“不問故不知”，遇到自己不懂的，要善于提問，做到每事問、不恥下問、切問而近思和窮追到底的提問方法。
苗春德在《程程頤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一文中認為，北宋中后期社會固有階級矛盾激化、民族矛盾愈發尖銳、地主階級內部斗爭加劇，而程顥和程頤在此時代背景下，倡導從道德修養入手，培養具有理想化人格、理想化精神境界的圣人君子的教育思想，對鞏固封建統治有積極影響。
政治主張
程頤在政治上追隨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然而，他和王安石政治上的分歧在于雙方對于“治國之要”的理解不同。王安石希望銳意進取、大膽改革弊政以求鼎盛。程頤則希望通過實施“王道”來完成變革。即一方面在封建統治集團內部整頓綱紀，補救廢馳、加強吏治；另一方面對老百姓實行刑德交替、威惠并重等措施，以鎮壓其反抗。
而治國之根本在于人君。作為一國之君，不是依靠自己的權力和勢力來鞏固統治，而是依靠高尚的道德。皇帝要接受他人勸導，借助儒家道義，養成良好的修養，為百官作表率。在選拔人才時，要禮賢下士、訪賢任能，博謀群材，鼓勵官吏和學校推薦，從德業和學業兩方面綜合考察。同時要明白人才不是全才，在用人時不能求全責備，要善于利用人之優點。且要重視百姓，看到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巨大作用，要有“輕財重民”的思想。關心百姓利益，為他們營造安居樂業的環境，以使民心歸附。
此外，程頤在政治上主張依法治國，認為制定用以規范人們行為的明確的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前提。而法作為天下公器，是為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而制定的，要具有公正性。且執法過程中也不能徇私，并可因時因事進行修訂，必須由明王和明君為主首，將人作為執法的關鍵。
經濟主張
程頤在經濟上提倡重農抑商，主張限制從事商業活動的人數，限制酒類生產和買賣，反對私人鑄造銅錢。認為土地的農業才是民生之本，重視水利興修、均井田等，強調糧食生產與儲備的重要性，對那些游手好閑不愿從事農業的人應予以懲罰，并提出要愛惜民力，軍事訓練不能耽誤農時。
為鼓勵農業生產，他提倡輕徭薄賦，認為北宋所實施的“什一稅制”并不算重，但實施的過程中卻有不足和偏重，造成不公的現象，應該予以改正。而關系民生的糧食、食鹽的價格應該穩定，宅基地不應該重復收稅。并主張統治者要避免奢侈浪費，在社會上提倡反對大肆操辦婚喪祭祀，而且要遵循山虞川澤的發展規律去開發利用，以供長遠之用。
成就及影響
嚴格區分形上形下
程頤認為，理、道或者說形而上者，是一陰一陽的所以然，即一陰一陽背后的根據。它無形無象，簡易自然，包羅萬象，內在有它自身已含的道理，且和萬物的秩序是一致的。形而下者是形而上者的映照，有具象。學者楊立華認為，程頤是首個嚴格區分了形而上，形而下這一個結構性的哲學概念的人，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推動理學發展
程頤在嘉祐年間已經初步表現以超越的道體來統攝儒家政治與學術構成的特點，與哥哥程顥一起，在吸收儒家思想的基礎上，整合邵雍、張載的哲學思想，創立了洛學，建立了系統的以精神性的"理"為核心的學說體系，主張探求事物所以然之“理”，認為人生的根本在于“居敬窮理”“格物致知”，較多地強調由外知以體驗內知。學者程有為認為，二程創建的洛學對河洛地區的教化發揮了很大作用。
學者周元俠等認為，程頤不僅發展了《大學》中的“格物”思想，他還推動了《中庸》里“中和”說的研究，直接影響到朱熹對心、性、情的思考，并據此進一步建立起心性論，促進了朱熹理學的產生。學者梅耀元認為程頤對“格物”的對象、范圍、方法等論述都被后世的朱熹繼承并發展，形成程朱理學，成為宋明理學中最有影響的知識理論、影響元明清三個朝代的政治哲學，也是中國人在近代以前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之一。
學者江耀琴認為，在二程洛學基礎上發展起的理學，曾對當時的社會發展起到過積極影響，進而影響到周鄰各族的封建化，以及日本、朝鮮的歷史發展。在思辨哲學方面，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大進步。但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的不斷發展與腐化，其強化封建禮教、維護宗法等主張形成了消極影響。
培養出大批人才
程頤一生著述講學，曾和哥哥程顥一起在開封市創建了以學術研究為目的的二程書院，以及影響較大的家族式書院程氏書院，被貶涪陵期間還創建了鉤深堂書院。此外，他還曾在龍門書院、嵩陽書院、伊皋書院等地長期擔任主講。弟子超過八十人，培養出謝良佐、尹焞、呂希哲、朱光庭、張繹、孟厚、劉立之、侯仲良、馬伸、焦、呂大臨、周孚先、周行已、劉安節、陳經世、楊時、游酢、羅從彥等學生。
他們當中的不少人后來成為朝廷命官，官至御史大夫、吏部尚書、禮部侍郎等大員，在學術上有成就的也很多。其中，謝良佐、游酢、呂大臨、楊時號稱“程門四先生”。尹焞繼承和發揚了二程的學說，曾有《論語解》《孟子解》行于世，現已不可考。劉安節為官清廉，積極作為，遺著有《劉左史集》四卷，今人輯有《劉安節集》。
北宋末南宋初，二程弟子在不同地區講學，并使洛學形成了多個新的地域學派。比如譙定、馬涓等在四川省形成的涪陵區學派，謝良佐、胡安國、胡宏、張栻等在湖北、湖南省形成的湖湘學派；楊時、游酢、羅從彥在福建省形成的閩學派；周行已、許景衡、劉安節等在浙江省形成的崇尚事功的永嘉學派；王蘋在江蘇省形成與江西省陸學有學術淵源關系吳學派，這些存有不同差異的洛學學派進而生發出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事功之學三大學術體系。此外，呂大臨、呂大忠、呂大均還在陜西省傳播二程洛學和張載關學，其中呂大臨著成《東見錄》，為后世學者研究“洛學”提供了很多一手資料。
學者程有為認為，楊時積極促成洛學南播，而他的弟子羅從彥以及再傳弟子李侗對閩學的創建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為閩學及其思想體系的形成和成熟作了必要的準備。而受閩學影響形成的程朱理學，對當時以及后世也形成了較大的影響。學者盧連章認為洛學學派對當時士大夫階層的思維形成較大影響。為南宋理學的發展奠定思想基礎。南宋趙昀以后約50多年的時間里，程朱理學被定為官方哲學得到迅速傳播，支配中國學術思想數千年。
歷史評價
《宋史》評價程頤為學以誠為本，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階梯，進而解讀《詩》《書》《易》《禮》《樂》及《春秋》六經，基本將儒家的內圣與外王之學貫通為一體。
北宋哲學家、關學創始人張載評價程頤，說他十四五歲時便立志做圣人。程頤的哥哥程顥認為程頤是一個嚴格遵守并推動“尊嚴師道”的人。學生楊時在哀辭中稱程頤為“萬世之師”。
與其曾發生過洛蜀黨爭的北宋文學家蘇軾認為程頤是從爛泥沼里出來的冒牌孫叔通（秦二世時期的博士）。
南宋學者胡安國認為，自程頤起，道學便興起，而“孔孟之道不傳久矣”。宋末元初學者吳澄認為，程頤的性理之說，針砭世俗對性的錯誤認識，是有大功的。
明代理學家朱熹評論二程洛學“實得孔孟以來不傳之學”。明代思想家朱之瑜認為程頤為自明己志，未免有吹毛求的毛病。清初學者黃百家認為程頤的思想“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
當代宋史學者鄧廣銘評價程頤、程顥弟兄對儒學發展的貢獻時說：“二程把儒家學說發展得更加抽象、更玄妙精微，并且也更著重于個人的身心的修養。”
軼事典故
夜月樓傳說
據《湖光圖經志書》載，程顥、程頤出生前，他的母親曾夢見梧桐樹上落著兩只不死鳥，之后她便有了身孕，先后生下了程顥、程頤。為此，后人在黃陂區修建雙鳳亭紀念他們。而他們讀書的地方被后世稱作鳳凰臺。
另據民間傳說，由于程氏兄弟讀書勤奮，到了除夕夜晚還不休息，有仙子奉太陰真君嫦娥之命給他們掌燈，照得周圍光亮無比，為此人們也稱他們讀書的鳳凰臺為夜月樓。
嚴肅帝師
據《宋史》載，程頤為侍講期間，總是中規中矩、態度嚴肅，還經常借事論政，勸諷皇帝。聽說趙煦在宮中盥洗時，害怕傷害螞蟻而故意避開它們，程頤便說，若把這樣的心思推廣到四海萬民身上，便可以實施王道。一次，宋哲宗因瘡疹不愈好些天沒有上朝，太后坐朝聽政。程頤認為這不合規制，便到宰相司馬光那里提出反對。而后，大臣們不得不向皇帝奏請政事，詢問病況。
程門立雪
據《程氏外書》載，元祐八年，將赴任瀏陽知縣的楊時、時任河南府府學教授的游酢前往洛陽市以師禮拜見程頤，見程頤正閉目而坐，侍立在一旁不敢出聲，待程頤睜開眼時，門外的雪已經落了一尺那么深。
張岱年在《辨程門立雪》一文中認為：“將程門立雪傳為美談，意在宣揚師道尊嚴。”
被貶遇風浪
據《程氏外書》載，宋徽宗即位，程頤從被貶地涪陵區回洛陽，途經峽江時，水流湍急，風作浪涌。同行的人都驚慌號哭，只有程頤正襟危坐，凝然不動。岸上有人為此驚訝，不清楚他是因精神境界很高而臨危心不動還是強制自己不動心不害怕。而程頤門人說，程頤從涪陵回去后，境界氣象皆勝于往昔。于是，朱熹認為，程頤在晚年時精神境界確實修養得很高了。
家族成員
墓葬與后世紀念
二程墓
程頤墓在今河南省洛陽市伊川縣城西，距離伊川縣城鬧市僅1公里的白虎山下的建新街上，占地約40余畝。與其同葬的還有父親程珦和兄長程顥。內設有二程祠，祠堂包括祭堂、卷棚、東西廂房各三間。另有明清年代石碑數十方。1963年，二程墓被公布為河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7年，伊川縣建圍墻成立了"伊川縣程園管理所"，后又投資重修。
二程故里
洛陽故里
據《洛寧縣志》載，明正德年間程頤十五代孫程任謙遷居洛寧縣縣城東北15公里東宋鄉程家莊，并在嘉靖年間在該莊西頭建祠紀念二程。該祠南北長60米，東西寬10米，內有房屋數十間。清順治十年(1653年)，其二十四代孫程湛聚族人重修。該祠于1987 年公布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而連此處二程祠在內，洛寧縣共有二程祠五處。
另外，洛陽市田湖鎮程村設有兩程故里，初建于趙構紹興年間（約1131年）。明天順年間，被昭封為"兩程故里"。朱祁鎮天順六年(公元1462年)，河南嵩縣知縣尚志復奉旨于東二里官道，建兩程故里坊。朱翊鈞萬歷七年(公元1579年)奉旨重建兩程故里石坊。明成化、萬歷、天啟，清康熙、乾隆、愛新覺羅·旻寧年間的均有復修。
兩程故里程村中也有二程祠，全祠總面積為4392平方米，共三進院。前原有"星門""誠敬門""春風亭""立雪閣"；次院有"道學堂"，左右設"和風甘雨""烈日秋霜"二亭和廂房；三院中立"啟賢堂"，兩廂設有講堂兩座，后面為"著述樓"，兩側各設講堂一座。聶氏宗祠內尚存宋、元、明、清碑碣二十五塊，清康熙御書"學達勝天"，光緒賜書"伊洛源淵"，慈禧賜書"希蹤顏孟"匾額，掛道學堂正中。2006年，兩程故里以宋至明古建筑，入選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黃陂故里
程頤出生于湖北武漢市黃陂區的草木巷內，自宋代起，黃陂便興建了清遠亭(復更名雙鳳亭，至今保存清道光風貌)、建有紅砂石牌坊（即程鄉坊）等紀念二程的人文地標。南宋時又建二程祠紀念，景泰年間(1450 年代)，黃陂縣同知蔡綬建二程祠于魯臺山下，祭祀二程。成化年間 (1460 年代)，黃陂知縣李恒改二程祠為學堂，在舊祠前復建新祠。明代學者陳鳳梧就任湖廣提學后，曾于正德初年兩次到黃陂拜二程祠與雙鳳亭。正德三年(1508 年) ，又將二程祠改建為二程書院。二程書院建成后，陳鳳梧還親筆題寫了《二程書院記》，簡要介紹了二程行狀與改建書院緣由。
傳世名言
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朱熹、程頤處世語錄》
道無粗精，言無高下。——《朱熹、程頤處世語錄》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朱熹、程頤處世語錄》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朱熹、程頤處世語錄》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熹、程頤處世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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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
影視作品
參考資料 >
蘇東坡 (2012).豆瓣電影.2023-10-14
河之南 (2007).豆瓣電影.2023-10-14
河南歷史博覽·人物篇 .河南省基礎教育公共服務平臺.2023-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