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字元長，北宋興化軍仙游縣慈孝里赤嶺（今福建省莆田市仙游縣楓亭鎮東宅村）人，北宋著名的書法家、宰相，歷經趙頊、趙煦、宋徽宗、趙桓四朝，北宋“六賊”之首
熙寧三年（1070），蔡京進士及第而步入仕途，為錢塘縣尉，元豐（1078年-1085年）年間，升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元豐八年（1085），神宗逝世，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因其年幼，垂簾聽政的神宗生母太后高氏推翻新法，起用舊黨，蔡京因支持立雍王以及積極參與變法而遭到外放。元祐[yòu]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逝世，哲宗親政，包括蔡京在內的一批新黨被召回京城。在哲宗時期，蔡京展現出一定的政務能力，但卻受到了章惇的壓制，直到宋徽宗上臺后的崇寧元年（1102），在童貫等人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拜相。盡管成為宰相的蔡京通過援引同黨、鞏固與童貫的關系，打擊異己以及迎合徽宗等措施，鞏固相位，但蔡京的政敵曾布、韓忠彥、趙挺之等人通過天變、道士、臺諫等方式影響徽宗，導致了蔡京此后三落又三起。宣和七年（1125），一貫支持蔡京的童貫，從自身利益出發，轉而傾向于年輕有為、與自己政見較一致的蔡京長子蔡攸。蔡京從而結束了自己的宰相生涯。
靖康元年（1126），蔡京遭趙桓放逐，授中奉大夫、秘書監、分司南京，河南省居住，接著貶為崇信軍、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府居住，又遷到韶、儋二州，走到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蔡京去世，葬于漏澤園，終年八十歲。蔡攸[yōu]、蔡翛被賜死，蔡絳被流放到白州死去，蔡鞗因娶公主沒受處罰，蔡脩則隨蔡京一同放逐至潭州暴病而亡，其他兒子及孫子都分別被流放到邊遠的州郡。趙昚繼位后，為蔡京恢復名譽并追贈魯國公。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蔡京父親蔡準于仁宗景祐元年（1034)中進士，歷任官郎中、秘書丞，官至仕郎，贈太師。蔡京生于仁宗慶歷七年（1047），熙寧三年（1070）進士及第，位列第九而步入仕途，任舒州推官。熙寧末年被調入京，歷任流內銓[quán]、崇文院屬官；元豐五年（1082），為通直郎、考功員外郎、起居郎，因參與編寫官制有功，遷為奉議郎；元豐六年（1083年），任賀耶律洪基生辰使有功，同年回朝廷后任中書舍人，而其弟蔡卞先于擔任中書舍人。按規定，做官要以先后為序，蔡卞請求排位在蔡京之后，兄弟二人同時負責書寫詔命，朝廷以此為榮。元豐七年（1084年）蔡京升為龍圖閣待制權知東京汴梁。學者沈廷波認為，蔡京在仕途上的平步青云，一方面源于其弟蔡卞為時任宰相王安石女婿的這層關系，另一方面蔡京積極擁護王安石的新法，并成為了一名堅定的變法派。王安石對蔡京的才干也是贊賞有加，以致于談及其之后的宰相人選，蔡京便位列其中。
元豐八年（1085），趙頊病重，郇國公王珪向高滔滔建議立神宗六子延安郡王為太子。時任次相蔡確則主張立雍王，伙同邢恕企圖以約王珪[guī]入宮詢問神宗病情為名，逼迫王珪同意立雍王，依附蔡確的蔡京也積極參與其中，安排一批劍士在必經之路，一旦王珪不同意則殺之。最終，延安郡王被立為太子，在神宗逝世后繼位，是為趙煦，因其年幼，神宗生母高氏主持朝局，垂簾聽政；次年，罷蔡確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
高氏思想傾向于舊黨，本不贊成神宗主導的變法，便轉而起用以舊黨首領司馬光為相，反對新法而遭貶官的大臣也被紛紛召回。元祐元年（1086年），司馬光限期五日內廢除王安石制定的募役法，并恢復差役法；正當蘇轍、呂公著等人討論免役法與差役法優劣所在，或緩行差役法之時，為挽回局面，蔡京積極示好舊黨，于五日內恢復了差役法，受到了司馬光的高度肯定。不過，臺諫官并沒有放過蔡京，認為其懷奸邪、壞法度，迫使蔡京調出京城，知成德軍，改知瀛州，調到成都市；元祐四年（1089年），又以蔡京依附蔡確為由，不可知成都府，改任江淮發運使。此后，蔡京先后轉任瀛州、揚州市、鄆州、永興軍、成都府等地。
受到壓制
元祐八年（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逝世，趙煦親政，改年號為紹圣，起用王安石器重的章惇全面恢復熙寧、元豐年間推行的各項新法。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曾遭舊黨排擠的蔡京于元祐九年（1094)調回京城，以龍圖閣直學士權戶部尚書。當時章惇欲將舊黨的差役法廢除，讓有關部門商議如何實施，但遲遲拿不出方案；蔡京直截了當建議，將司馬光廢止了的募役法重新實施即可，根本就不必討論來討論去；章惇最終采納了蔡京的建議。
新黨對付舊黨的態度是一致的。紹圣四年(1097)，章惇著手大力打擊舊黨，大興“同文館之獄”，蔡京兄弟正好趁機報復元祐年間曾極力打壓己方的舊黨。在章惇、蔡卞的授意下，蔡京與諫議大夫安惇審理此案，結果陳衍被誅殺，安燾、劉摯先后死于貶所。不過，新黨內部卻并非鐵板一塊。先是曾布阻止蔡京上位。按照當時的慣例，成為翰林學士的蔡京本有望升任執政，進而成為宰相。但曾布作為王安石變法時的助手同樣受到哲宗器重而出任同知樞密院事，將蔡京兄弟視作競爭對手，而又以蔡京威脅更大，便向哲宗進言，蔡卞已經是次相了，根據避嫌原則，親屬不得同地擔任宰執大臣，于是蔡京僅由翰林學士升為翰林學士承旨。
再度出京
元符三年（1100年），宋哲宗去世，由于其死后無嗣，曾布先是支持向太后立趙頊十一子端王（即徽宗）繼位有功，導致主張立哲宗同母胞弟簡王的章惇失勢遭到去相后，與韓忠彥一同被向太后、徽宗任命為相，其中韓忠彥是趙禎、趙曙時宰相韓琦之子、曾為知樞密院事，是曾布排擠章惇的重要同盟。而后上位的曾布與韓忠彥均認為蔡京比蔡卞更難對付，同年在韓忠彥的主張下，打算將蔡京外放，以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但蔡京與向太后之弟向宗回、向宗良交好，而得到向太后的聲援；向太后借口修史書，讓徽宗留下蔡京。
獲悉后，曾布向宋徽宗進言，蔡京懷奸害政，羽翼黨援，布滿中外，如若不離京，諸大臣不可安位，徽宗只說是向太后認為蔡京不應該離京。于是，曾布又到向太后陳述蔡京的諸多不是，但太后并不以為然，將曾布打發，留下蔡京仍擔任翰林學士承旨。眼見暫時難以撼動蔡京，曾布轉而將矛頭對準了蔡卞，迫使其出知江寧府。不過，曾布并沒有放棄打壓蔡京，蔡卞去相后，發動言官彈劾蔡京，指出其與蔡卞同惡，應該與蔡卞一同貶出京。數月后，在曾布等人的持續彈劾下，蔡京出任知永興軍，還未赴任就被改為江寧知府。蔡京因不滿而拖延不赴任，被降為提舉杭州市洞霄宮而出居杭州。
出任宰相
學者沈廷波認為，太皇太后慧賢皇貴妃與向太后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盡管都重用了舊黨人士，但側重點不同，高滔滔完全是利用舊黨打擊和排擠新黨，造成兩派之間嚴重的政治糾紛，而向太后主要是試圖調和新舊兩黨的派系之爭，“兩黨”兼用；高氏高太后垂簾聽政一直到去世，而向太后對政治與權力并沒有太大野心與權欲。宋徽宗繼位半年后，向太后一再要求“罷同聽政”，從而開始親政。
而蔡京盡管身處杭州，但其在朝中經營多年，結交的權貴逐漸取得了徽宗的信任。右正言范致虛與經常出入元符皇后宮殿的道士徐知常是同鄉，關系密切；徐知常將范致虛推薦給徽宗，進而被提拔為右正言，此后范致虛上疏徽宗，若要恢復紹述熙豐之政，則非用蔡京為政不可；起居郎鄧洵武初附蔡卞，徽宗初，曾被蔡京舉薦而附京。建中靖國元年（1101)，鄧武獻《愛莫助之圖》給徽宗，圖中助“紹述”之人僅二人，即溫益與蔡京，暗示任相非蔡京不可；當徽宗以《愛莫助之圖》征求溫益意見時，與蔡京關系良好的溫益不僅欣然奉行，而且要求處罰對相京有異議之人；童貫不僅善于揣測徽宗的心思，且其本人繪畫水平不低，從而深得喜好書畫徽宗的寵信。繼位不久，徽宗專門將收羅書畫的明金局交由童貫管理，而明金局設在杭州，蔡京與童貫便有了交集，建立非同尋常的關系；而童貫又成為了蔡京與徽宗之間的橋梁。加之韓忠彥、曾布此后為了爭權奪利而反目，韓忠彥轉而拉攏蔡京對付曾布。于是，蔡京回到京城，仍任翰林學士承旨，接著趁著曾布的過失，指使言官彈劾，導致曾布去相；崇寧元年（1102年）正式拜相。
鞏固相位
蔡京拜相后，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采取了種種措施：
鞏固同盟
安惇、鄧洵武、張商英、趙挺之、張康國、何執中、劉逵等人或助力或依附，從而得到蔡京提拔，升任執政，以至執政中，十之九為京黨。此外，蔡京以童貫曾十次出使陜右，熟悉情況為由，向宋徽宗極力推薦其擔任收復湟、失地的軍事首領。湟、鄯收復后，童官平步青云，歷任果州刺史、成州團練使，依前皇城使、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等職，童貫得以掌握了軍事實權。
打擊異己
在打擊異己方面，蔡京于崇寧元年（1102），以棄湟州為罪名，貶曾布為賀州長史。韓忠彥以同樣的罪名，先是于崇寧元年（1102），被貶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崇寧二年（1103）再被貶為磁州團練副使。同時，蔡京還借上述兩罪，打擊了對自己有異議之人，以復元祐皇后而廢元符皇后之罪，追貶李清臣雷州司戶參軍、黃履為祁州團練副使；以棄湟州罪為名，將陳瓘、龔夬、鄒浩貶到嶺南，馬涓等九人分貶諸州。不僅如此，出任宰相的蔡京還與其弟蔡卞在政見上發生分歧，蔡卞因反對蔡京推薦童貫軍事首領，遭到蔡京在宋徽宗面前的詆毀而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河南府。
此外，蔡京還以行政命令推行，一是奏請徽宗下詔司馬光等二十一人子弟不得在京城任職。其次為了進一步消除舊黨的影響，毀掉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等人在景靈西宮的畫像；奏請徽宗御書將元及元符末擔任宰執、待制以上職位的文彥博等人刻成黨人碑，立于端禮門；毀刊行唐鑒和蘇洵、蘇轍、蘇軾、秦觀、黃庭堅等人文集；禁聚徒傳授元祐學術，并委監司察舉。
推行變法
蔡京當政時期，在宋徽宗支持下，借繼承宋神宗新法之名，在都省設講議司，推行的市易法、方田均稅法，不斷改變鹽業、茶葉的專賣制度，改革幣制、完善市舶制等，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起起落落
崇寧五年（1106），蔡京晉升為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改封為魏國公，已然位極人臣。但曾被蔡京舉薦，擔任右相的趙挺之卻屢次向徽宗力陳蔡京之奸惡，且請求去位以避蔡京。恰逢天有異象，彗星現于西方，言官們紛紛上疏，認為是變法以及對待舊黨太過嚴厲所致，于是徽宗毀掉元祐奸黨碑，推翻實施的新法，讓蔡京去相。
取而代之的趙挺之，原本為蔡京所舉薦，才能遠不及蔡京，且根基不深，唯一支持的劉逵還不能與之保持一條心，加之鄭居中、余深、劉正夫窺知宋徽宗對變更新法已有悔意，一面攻擊趙挺之、劉逵，一面言說蔡京的好。大觀元年（1107），僅僅一年零十月后，蔡京再度任相，拜為左仆射。與首度任相一樣，蔡京再次使用相同的策略，對于去相期間多家保護的葉夢得、朱諤、薛昂等人，予以提攜，繼續加強鞏固與童貫的關系；同時，打擊趙挺之、劉逵、劉正夫等政敵，繼續推行變法；吸取導致去相的教訓，對于舊黨的處罰有所減輕，恢復了情節較輕者的官職。
盡管如此，政敵還是動用各種手段，影響宋徽宗，導致蔡京兩次去相。先是依附張商英的道士郭天信以“日中有黑子”的天象，向徽宗暗示身邊有小人，于是言官趁機大肆彈劾蔡京，導致蔡京于大觀三年（1109年）第二次去相。接著由于處于相位的張商英與何執中才能平庸，毫無建樹，引發了徽宗的不滿，蔡京伙同黨徒共同排擠走了張商英；童貫也積極為蔡京造勢，其政和元年九月出使遼朝歸來，向徽宗撒謊稱，遼人對蔡京贊不絕口，于是政和二年（1112），蔡京被召回，徙封魯國公，第三次任相。
蔡京第三次為相從政和二年(1112)開始，時間長達八年，是為相生涯中時間最長、地位最穩固的階段。除了援引同黨，打擊異己、繼續變法、鞏固與童貫的關系等之外，還專門命朱勔父子取發太湖和長蕩湖的“花石綱”，以積極迎合宋徽宗的享樂；至宣和二年(1120)，蔡京八個兒子、十三個孫子、四個曾孫在朝中任職；徽宗對其也是恩寵有加，還與之結成兒女親家。然而同年蔡京卻遭遇第三次罷相，這次蔡京碰到勢均力敵的對手王黼。王在蔡京第三次復相中，主動幫助蔡京打擊張商英，只是后來又與鄭居中交好；鄭居中原本也是蔡京一黨，因追治王珪之事，遂與蔡京交惡，其還是徽宗鄭貴妃外，所以對蔡京威脅巨大。對此蔡京十分惱怒，先是借當時農業困乏，令其轉任戶部尚書，接著蔡京又以軍餉發放不及時，鼓動京城守軍鬧事。
王黼則是依附于宦官梁師成。梁師成起初在宋徽宗寵信宦官賈詳的書藝局辦差，賈詳死后，得領睿思殿文字，主出外傳遞上旨而得到徽宗的日益寵信，成為宦官中后起之秀，與童貫一同被稱為“隱相”。在梁師成的助力下，王黼很快復為翰林學士、承旨，盡管一度為父丁憂，但仍于宣和元年（1119）成為了宰相，同時蔡京長子蔡攸因父權勢相軋本就不滿，而蔡京又刻意培養蔡絳，由此心生怨恨而轉投王黼，加之蔡京第三次任相期間作為不大。宣和二年（1120），在王黼與蔡攸的排擠下，蔡京第三次罷相。
客死他鄉
宣和六年（1124），徽宗特地到王黼府邸觀看中堂柱長出的玉芝，才發現王黼與梁師成不僅是鄰居，而且兩家相連的墻開了便門，如同一家，意識到二人關系非同一般而不滿。童貫、以及因“花石綱”受到蔡京提攜，進而成為徽宗紅人的朱勔抓住機會，排擠王黼，被罷相。此時的北宋政局正風雨飄搖，剛經歷方臘起義、又聯金攻遼，對于國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使得原本的盟友金又反過來對北宋虎視眈；蔡京雖遭到政敵攻訐而三次去相，但徽宗對其還是比較信任，為相多年的蔡京也清楚徽宗的秉性，知道如何迎合；盡管偶有小摩擦，但童貫卻一直支持蔡京。
于是，同年蔡京第四次任相。此時的蔡京年事已高，已難有作為，政務上皆取決于四子蔡絳。蔡代政期間的專橫跋扈，又引發了朝臣對蔡京父子的不滿。而作為一貫支持蔡京的童貫，一則在北伐問題上與蔡京產生分歧，而與蔡京長子蔡攸卻是意見一致，其次官居執政的蔡攸在政治上日臻成熟，反觀蔡京則是垂垂老矣，便轉而選擇了蔡攸。一年后，蔡攸聯合白時中、李邦彥先剪除了蔡絳，隨后孤立無援的蔡京盡管仍留戀相位，但無奈被逼去相，結束了自己的宰相生涯。
靖康元年（1126），宋徽宗退位，趙桓繼位，是為欽宗。金朝來攻，更引來了百姓對蔡京的憤恨與不滿，天下士人也認為蔡京是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覿等開始上書極力陳述其奸惡。于是蔡京遭放逐，授中奉大夫、秘書監、分司南京，河南省居住，接著貶為崇信軍、慶遠節度副使，衡州府居住，又遷到韶、儋二州，走到潭州城南五里外東明寺，蔡京去世，葬于漏澤園，終年八十歲。蔡京有八子，除了次子蔡倏早死，蔡攸、蔡翛被賜死，蔡絳被流放到白州死去，蔡鞗因娶公主沒受處罰，蔡脩則隨蔡京一同放逐至潭州暴病而亡，其他兒子及孫子都分別被流放到邊遠的州郡。乾道四年（1168年），蔡京后裔把其骸骨遷回仙游楓亭故里今莆田仙游縣楓亭鎮溪南村安葬。趙昚繼位后，為蔡京恢復名譽并追贈魯國公。
施政舉措
政治方面
蔡京以紹述趙頊、趙煦變法為口號，將經由提舉講議司所培養的黨羽安插在朝野。使紹述政策、宋徽宗的功業、蔡京的相業、及其黨羽的利益，在理念路線和人事組織上都形成了利益捆綁。學者鄧廣銘認為蔡京一伙借此商定關于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等政事，借推行新法之名，行聚斂之實。否定其中任一方都終將否定的矛頭指向宋徽宗，因此蔡京的權位與影響極難根除，只可不斷調整。罷去蔡京容易，可如何使朝局在不需要蔡京的情況下，仍能按照宋徽宗期望的秩序運轉則難。
經濟方面
漕運改革
宋初，政府對于漕運的經營方式沿襲了唐朝的轉般法，具體操作辦法是，沿水運道設置倉庫，百姓將糧食或其他應納之物，直接運到附近的倉庫，然后，再由官方組織運送至京師。所不同的是，北宋時期的轉般法，更為復雜，由江南、淮南、兩浙、荊湖這六路上供的物質，要經淮南轉般倉中轉，再由汴河漕船運抵首都。主管東南漕運的發運司在江淮等地糴米儲積，當某些地區無法按時完成上供額時，便以儲米代為上供，謂之“代發”制度；六路漕船返程時，北宋政府允許其從淮南載鹽返回售賣，所得充作經費。
隨著漕運規模的不斷擴大，也造成了極大的浪費，仁宗、趙頊時期曾做出了一定的調整，至宋徽宗時期，蔡京為增加中央收入，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導致無力增糴，儲積空虛，無可代發，轉般之法遂遭破壞；蔡京轉而推行直達法，由六路郡縣將所認歲額，直接運抵京師。這樣一來造成了東南各路與京師之間的供需關系就緊張起來，失去了調劑的作用，雖遇豐歉不同的的情況，各路也要按時漕運，造成了漕運量的不穩定；其次通過淮南運河的漕船增加，水閘失去控制，道日益淺澀；第三較為邊遠的地方發運司在經費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為了完成任務，被迫對百姓增加額外的賦稅，嚴重增加了當地百姓的負擔。所以，宣和五年(1123年)，北宋政府又恢復了轉般法。
改革貨制
仁宗時期，由于西線作戰導致財政吃緊，曾在陜西省行過當十錢，后來物價浮動，再加上私鑄盛行而不得不停用；熙豐時期將其改為當二，此后長期不用當二以上的大錢。蔡京執政后，于崇寧二年(1103)先是在陜西，而后又在江、池、饒、建、舒、睦、衡、鄂州，發行當十錢，并且頒布了一道命令，宣布當二錢限期一年使用，以便更好推廣當十錢；同年，以防止鐵錢流到敵國成為造兵器的原料為由，在山西省和陜西地區開始大力推行夾錫鐵錢。不過，兩項金屬貨幣的改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北宋的財政危機，但也帶來了錢幣的嚴重混亂，其中夾錫錢在鑄行上遇到較嚴重的信用問題，以致官方不得不用嚴刑峻法來維持，政和六年(1116)后僅在陜西省、河東兩地區使用。
此外，趙煦時期，由于西線作戰經費不足，紙幣“交子”的發行量在前期的基礎上又有所增加，但所增有限；蔡京執政以后，紙幣在發行量上劇增并在他地區推行，至大觀元年(1107)，發行量為天圣時期的二十倍，造成了大幅貶值，以致于變成廢紙。
鹽法改革
蔡京的鹽法改革以東南鹽為主，解鹽為輔。東南鹽方面，擴大東南海鹽的生產和征購，優待商鹽流通，吸引客商到京兌換和購買淮浙鹽鈔，取消東南六路海鹽的官運官賣，使六路鹽利歸于中央，用鈔鹽銷量的評比取代以往官賣課額的評比，不斷發行鹽鈔，限制舊鈔支鹽，將商人的財富轉移到國家手中；解鹽則用免收沿途商船稅等手段，招誘商人將京東、河北路海鹽運入解鹽銷區販賣，在京師重設買鈔所，調節鈔價，嚴密買鈔手續，實行統一的“官袋”法，創設“合同號簿”，與鈔引配套并行，不斷發行新鈔，人為地促使舊鈔貶值，再以承擔損失為名，向商人收取各種名堂的補貼費，加強官吏賣鹽數額的評比、獎懲，嚴格實行對私鹽的打擊。在東京汴梁、京東路、京西路取締蠶鹽配賣，將蠶鹽錢改為相當原額六成的一種新賦稅。
當解池修復后，解鹽新鈔和陜西省“糴本鹽鈔”重新發行，與海鹽爭奪銷售區域。 為了保證海鹽的巨額利潤，蔡京限制解鹽新鈔僅在陜西本路使用，而讓東北地區鹽繼續西銷，這樣解鹽新鈔貶值。 但蔡京用發行新鈔，舊鈔作廢，舊鈔加錢換取新鈔，新鈔又作廢，再加錢換新鈔的方法，轉嫁損失給商人。據此，當權者集團每年攫得2000萬貫的鹽利。
茶法改革
蔡京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茶葉販賣過程中，政府在專賣上的管理機制，通過由壟斷收購向以引茶的轉變，加強了對園戶和商人的管理，以法律的形式，制定出一整套嚴密制度，來規范園戶和商人之間的貿易，由此而使園戶和商人都在政府嚴密的控制之下，由此而保證宋代政府在茶利分配上獲得最大的份額。據《宋史》記載，從政和二年（1112年）實行此茶法，到政和六年（1116年）四年多的時間內，政府所收茶息高達一千萬緡，有時年收息達四百余萬緡，這比紹圣年間收息80萬緡，提高了5倍。
市舶制度
蔡京主持改革，設立提舉市舶，由中央直接派官員管理海外貿易，將市舶司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下，使得市舶管理體制更加的完善，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海外貿易的發展的同時，財政稅收也增加了，賦稅額由趙頊時期的十五取一提高至宋徽宗時期的十取其一。
外交方面
北宋后期宋對西夏軍事優勢的形成，給遼以強烈刺激，崇寧年間遼在西夏請求下介入宋夏戰事，要求宋將所侵占土地歸還西夏。面對遼的強勢干涉，宰相蔡京態度強硬，希望維護開邊的成果，但并不主張與遼發生軍事沖突。徽宗亦為避免與遼沖突，在國家戰略層面選擇對遼克制退讓，說明宋即便是在對西北用兵建立優勢的形勢下，依然不足以挑戰遼的軍事優勢，此前的宋遼西夏三國南北對峙格局仍得以保持。政和年間情況則發生了變化，女真興起攻遼，徽宗有意恢復燕云，以逆轉對遼劣勢。蔡京以“公相”身份奉徽宗之命參與了謀燕和聯金的決策，但蔡京認為宋對遼的實力差距不足以伐遼，故而自始至終反對謀燕。蔡京由于其反對態度隨著謀燕的進展不斷被邊緣化，以致在聯金謀燕進入實質階段的宣和二年罷相，恢復燕云由徽宗、王黼、童貫小集體推進。
教育方面
蔡京任相后很快興辦學校，頒布教育方面的法規，貢士建外學于國南；在州縣置小學，要求十歲以上的孩子入學受教育；立外學。為此，專門制定并頒布了地方學校的教育法規《諸州路縣學敕令格式并一時指揮》。此外，陸續開辦一些專門學校，開始設置醫學選試、書、畫、算學等。
社會救濟
蔡京當政時期，加強了社會救助制度的建設，全面推行了居養院、安濟坊和漏澤園制度：
居養院
居養院在崇寧年間推行于全國，主要用于收容貧民及無依無靠的老人。設置區域方面，不僅州縣設有居養院，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寨鎮市也被要求設立居養院；救濟對象則由哲宗時期的“寡孤獨貧乏不得自存者”放寬至““非鰥寡孤獨而老廢疾委是貧乏不能自存者”。
安濟坊
安濟坊設立于崇寧元年(1102)，主要是對患病的貧民給以救治的機構，設置方面是先諸路而后京師。當時規定，戶數上千的城鎮都要設安濟坊，凡所屬境內臥病無依者，都可送至安濟坊醫治。
漏澤園
居養院和安濟坊解決的是生前的衣食住行和疾病治療問題，漏澤園則解決死后的安葬問題。漏澤園實為一種官辦公墓制，即政府將死而無葬的貧者和戰死士兵加以安葬。漏澤園之法最早起于元豐時期，趙頊執政期間曾詔令在東京汴梁置官地以收葬尸骸，蔡京當政后，上疏宋徽宗設置漏澤園。關于漏澤園的管理也做出了細化，要求埋葬逝者的深度需三尺，不能令到逝者暴露，同時監察的官員也會進行巡查。
主要作品
書法
從為數不多的存世作品中可以看出，蔡京書法取法頗廣，根據文獻資料中及歷代書論中論及其學習及取法主要包括蔡襄、楊凝式、徐浩、沈傳師、歐陽詢、二王，同時也不能忽視米芾、蘇軾、宋徽宗等本朝書家對其的影響。學者叢文俊認為蔡京書法風格可以概括為：“飄逸”“姿媚”“秀媚”“沉著痛快”“藻麗”。“媚”“麗”可以說是其行、楷書在風格上的總結，“媚”字放在書法上，是形式唯美主義傾向的代名詞，“麗”為美好，表明蔡京書法是以點畫形狀之美而著稱，其在書法藝術上追求新意，不拘于成法，希望有自己的特點，造就了其作品書法姿媚，嚴而不拘，另一方面學者江雪認為以“不得筆”評價其筆上的缺點也是非常準確的，體現在結構有時過分錯落，尤其是左右結構字高低的配合失調。
詩詞散文
二十四歲中進士的蔡京，文學修養極高，才思敏捷。《宣和書譜》卷十二記載，蔡京文學修養極高，作詩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誥表章詳明，器體高妙，揮翰勤敏，文不加點。因蔡京奸臣身份，當世及后世人均惡其人，故作品留存至今的不多，其子蔡絳《西清詩話》和宋代一些筆記如莊綽《雞肋編》、王明清《揮塵錄余話》和《揮塵錄后錄》、葉夢得《石林詩話》等尚存蔡京小部分詩詞與散文作品。
相關爭議
蘇、黃、米、蔡被稱為宋代書法“四大家”。前三者分別為蘇軾、黃庭堅、米芾，沒有異議，對于“蔡“的界定，有蔡京、蔡襄兩種不同說法。明代畫家王紱認為“四大家”中的“蔡”指的原本蔡京，只不過蔡京為后世所不恥，才用蔡襄取而代之，持相同看法的還有晚明書法家孫鑛、清代文人楊賓；明代詩人王直則稱，宋書稱蘇、黃、米、蔡，然前輩君子乃謂蔡書猶有前代意，至坡、谷遂風靡，魏晉之法盡，從而斷定“蔡”指的是蔡襄，與王直看法相同還有明代文學家王世貞、清代經學家梁章鉅等人；華東師范大學講師韓立平梳理“宋四家”說法的發展后得出結論，南宋時期形成了一種批評傳統：即“蘇黃米”的并舉，“米蔡”的對舉；蔡襄被視為“另類”以療救“蘇黃米”之失，受到一致推崇。元人提出“宋四家”說，就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宋四家”的排列次序在元代并不固定，或為“蔡蘇糜子”，或為“蘇蔡黃米”。明代始確定為“蘇黃米蔡”，并由此引發“蔡”為蔡襄或蔡京的爭議。事實上，有宋一代，蔡京從未進入過“宋四家”，也不存在所謂以“襄”代“京”這一事實。
人物影響
蔡京通過嚴密而多變的茶鹽貨幣法，搜括了巨額的利潤幾乎是百分百都集中運輸到了首都。與之相反，趙頊節儉，所以王安石“聚斂”的財賦儲積起來，國庫充溢。蔡京等將財富聚集到京師以后，除了一部分供給官俸軍需外，宋徽宗君臣肆意揮霍掉了，以致于國庫的空虛，而地方上財政匱乏，官吏只好加緊盤剝，加重了百姓負擔，導致階級矛盾激化，最終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體系一起崩潰。蔡京雖然促進了宋代教育事業的發展，暫緩了北宋政府的財政危機，滿足了最高統治者的奢侈之求，但蔡京只顧眼前不顧長遠的經濟改革，過早地消耗了民力，也激化了社會矛盾。尤其是經濟改革的成果并未轉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反而刺激了統治階層的腐敗，加速了王朝的衰敗。
人物評價
北宋歌謠：打了桶（童貫），潑了菜（蔡京），便是人間好世界。
《宋史》：京天資兇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狙伺為固位計，始終一說，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帝亦知其奸，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扣頭，無復廉恥；暮年即家為府，營進之徒，舉集其門，輸貨僮隸得美官，棄紀綱法度為虛器。患失之心無所不至，根株結盤，牢不可脫。卒致宗社之禍，雖譴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
《四庫全書》：昨者蔡京王黼久持國柄，攘取國家爵祿之寵萃于私，門弟侄子孫悉列從班。
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奸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逢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即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為社稷之臣；既用之，則信向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
近代思想家梁啟超：其下者，則巧言令色，獻媚人主，竊弄國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唐之盧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檜、韓侂胄，明之劉瑾、魏忠賢，穿斗，無足比數。
歷史學家陳登原：蔡京為人，自是巧于逢迎，故在馬光之下，則速改雇役；在宋徽宗之下，則四罷四免。然此亦奴才之巧，而非奸人之雄；蔡京之罪，在于厚自奉養，奢侈無極。觀其一遭貶斥，即自倉皇就道，窮餓以死，草草葬。上望曹操，豈項背之可矜。下比嚴嵩，當浮沉之略似，賣國自賣云云，雖詠馬、阮，亦不妨作為詠蔡京也。
家族成員
次子蔡早死，六子無明確記載。
參考資料：
軼事典故
斷贍養案
宋朝蔡京在洛陽市時，有一名女子曾先后嫁給兩家，各生了兒子。后來兩個兒子都地位顯達，爭著迎接母親去奉養，爭執不下而告到官府。執政不能決斷，拿來問蔡京。蔡京說：“這有什么困難？只要問那個母親想到哪個兒子家去不就好了。”如此一句話就解決了。
宰相之才
趙頊熙寧末，王安石常常對年輕的蔡卞（蔡京之弟）說：“天下沒有可用之才啊！不知將來誰能繼承我，執掌國柄？”然后掰著手指頭自言自語：“我兒王元澤算一個。”回頭對蔡卞說：“賢兄（指蔡京）如何？”又掰下一指；沉吟良久，才說：“尹吉甫（指呂惠卿）如何？且算一個吧。”然后頹然道，沒了。
餓死街頭
蔡京遭放逐，赴儋州市貶所時，攜帶大量金錢，但是他的作惡多端招致老百姓的反感，開旅店的不讓他住宿，開飯店的不賣飯給他。最終，80歲的蔡京餓死于潭州（今湖南長沙）城南五里外的東明寺。
藝術形象
文學形象
《蕩寇志》
晚清長篇小說《蕩寇志》中，身為當朝太師的蔡京奉詔統帥官軍征討梁山，結果其女兒，女婿反被梁山所擒獲。為救女兒女婿，蔡京欺騙皇帝而退兵，由此受梁山所脅迫，屢屢為梁山出力。后來，蔡京私通梁山之行徑遭蓋天錫、陳希真披露后，被處死市曹。
《水滸傳》
《水滸傳》里，蔡京一直在宋徽宗的庇護下，權壓當朝，為所欲為，干的許多壞事，都是打著皇帝的招牌進行的。他想干什么事，事先起了一個草稿，然后叫宋徽宗抄寫一遍，“謂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之。事無巨細，皆托而行，至有不類帶札者，群下皆莫言。”所描寫了蔡京種種無恥惡行，成為貪官的罪魁，并不過分，有的地方寫得還不夠深刻，其實際上被當作宋徽宗的替罪羊。如果把他與宋徽宗互相依賴狼狽為奸的真相描畫出來將使作品更能反映出歷史的本質真實。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蔡京.中國大百科全書.2023-09-23
蔡京后裔把其遺骸遷回仙游楓亭故里安葬.中華網.2024-06-14
北宋權相蔡京后裔欲修墓建景區 政府：堅決反對.鳳凰網.2024-06-14
水滸傳 (1998).豆瓣電影.2023-09-02
清明上河圖 (1998).豆瓣電影.2023-09-02
少年四大名捕 (2008).豆瓣電影.2023-09-02
大宋才子黃庭堅 (2010).豆瓣電影.2023-09-02
水滸傳 (2011).豆瓣電影.2023-09-01
蘇東坡 (2012).豆瓣電影.2023-09-01
精忠岳飛 (2013).豆瓣電影.2023-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