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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貞（1526年12月8日－1590年12月23日），字元美，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南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今江蘇省太倉市）人，明代文學家、史學家；官至南京刑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2歲的王世貞考中進士，先后任職大理寺左寺、刑部員外郎和郎中、山東省按察副使青州兵備使；嘉靖三十八年，34歲的王世貞遭遇巨變，其父親王忬被嚴嵩以灤河失事陷害處死，王世貞解官赴京師告免未成后，淡出政治圈；隆慶元年（1567）訟父冤，得平反，后歷任浙江省左參政、山西省按察使，萬歷時期歷任湖廣按察使、廣西壯族自治區右布政使，鄖陽巡撫；后因惡張居正被罷歸故里，張居正死后，王世貞起復為應天府尹、南京兵部侍郎，累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萬歷十八年（1590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世貞病卒，年六十五。

王世貞是明朝復古派“后七子”的領袖之一，與李攀龍并稱“王李”，在隆慶、萬歷年間獨領文壇二十年；王世貞才力富健，學識宏博，兼擅各體詩歌，早年引領“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潮流，晚年提出“代不能廢人，人不能廢篇，篇不能廢句”，反復強調性情之真，批評復古派內部的模擬剽竊之風，著有詩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續稿》，詩文批評《藝苑卮[zhī]言》等。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嘉靖五年（1526年）十一月五日，王世貞出生于江南太倉的顯赫家族--王氏，屬于山東瑯王氏，乃東晉輔相王導的后裔；嘉靖十三年（1534年），9歲的王世貞能參考作詩《詠鳳凰》。

幼年的王世貞被稱為神童，家族積累大量藏書，使他從小就受到很好的文化熏陶；嘉靖十八年（1539年），王世貞得到王守仁集，讀起來手不釋卷，廢寢忘食，喜愛程度在“三蘇”之上；十五歲受《易》于駱行簡，駱氏與王世貞父王同舉于嘉靖十年（1531）鄉試。王世貞十六歲作《寶刀歌》，有“少年醉舞洛陽街，將軍血戰黃沙漠” 之句，駱氏認為他日后定會以文章而名世。嘉靖二十二年（1543），17歲的王世貞中應天鄉試，成為為舉人。

高中進士

王世貞在嘉靖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參加會試，不幸落榜；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冬，王世貞赴京再次參加會試；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22歲的王世貞參加春闈，中會試二甲第八十名；與王世貞同榜進士的還有后來的首輔大臣張居正，他的名次是二甲第九名，此外汪道昆、楊繼盛等也是同榜進士，他們既有同榜之誼，也為后來的糾纏埋下伏筆。

初次仕途

明代是個極端專制的王朝，不僅政治上專制，而且文化上亦極端專制。王世貞父親王忬告誡他：“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王世貞牢記父親教誨，高中進士后，卻不館試，因為“恥從柄臣道地”。王世貞重視作為文人的身份，而作為文人重視自我的追求與個人價值身份的肯定，這種肯定不是官場的職位，而是在文人社團中的地位。初入仕途的王世貞不是謀求高官厚職，而是充分發揮文人的本色，廣交天下文士。

嘉靖二十六年（1547）四月，王世貞以進士隸大理院，次年為刑部郎，即參加京師王宗沐等人組織的詩社。不久，授刑部主事。嘉靖二十八年（1549），與李攀龍訂交，從此詩文唱和無虛日，王世貞詩文皆好，在文人社團中聲名鵲起。

《明史》記載：“世貞好為詩文言文，官京師，入王宗沐、李先芳、吳維岳等詩社，又與李攀龍、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吳國倫輩唱和，紹述何、李，名益日盛。”可見王世貞對于權貴決不肯曲意侍奉，在不僅政治上專制而文化上也專制的明代，注定王世貞仕途的坎坷與不平。

王世貞初任刑部時，不徇私情，秉公執法；有閻姓犯人藏在在當時權貴錦衣衛陸炳家，王世貞搞個突然襲擊，將罪犯抓捕歸案；陸炳求權臣大學士嚴嵩說情，王世貞竟不予理睬，反而故意譏諷。

這一時期的明朝正是嚴嵩權傾天下之際，王世貞在刑部任主事九年未升遷，滿腹怨言，嚴嵩雖奸惡，卻重才，想把王世貞羅致門下，但王世貞的態度卻是“數近，而數遠之”；這期間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上書彈劾，被打入大牢，王世貞不僅入獄看望，送去湯藥，為楊妻代寫訴狀，還多方奔走營救；楊繼盛被殺后，王世貞湊錢為其買了墓地、張羅葬禮，還組織文學社團寫詩悼念。

王忬之難

嚴嵩是當時的權臣首輔，王世貞的種種行為終于激怒了嚴嵩；既然不為嚴嵩所用，嚴嵩就想方設法懲處他；吏部曾兩次擬議王世貞任提學，皆被嚴嵩否決；明代用文官領兵，兵備使是武職，但往往由按察司的副職來充任；嘉靖三十六年（1557）春，王世貞三十周歲的時候，調任山東按察副使青州兵備使，當時青州是個盜賊猖地方。

嘉靖三十八年（1559），時任總督遼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的王世貞父親王忬以河戰事失利，詔逮下獄；王世貞聞訊，立刻解職青州兵備副使赴京，“與弟世日蒲伏嵩門，涕泣求貸”。嚴嵩陽語寬慰，而陰持其獄。王世貞兄弟“又日囚服道旁，遮諸貴人輿”，叩頭求救其父，但均“畏嵩不敢言”。嘉靖三十九年（1560），王忬被斬于西市；個人的磨難，父親的冤死，使他對官場徹底失望，王世貞與弟弟王世懋扶柩歸鄉，從此歸隱不出；離開官場的是非之地，回歸“同學少年”時代的初衷，做一個文士，“策名藝苑”，“立不朽之盛舉”

為父伸冤

嘉靖三十八年（1559），張居正回朝，結束歸隱歲月；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倒臺，徐階為大學士，并將張居正視為心腹高參；隆慶元年（1567），張居正在一年之內由正五品侍講學士經禮部、吏部侍郎而超為正一品的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從而入閣，成為明代權力核心集團成員。

此時，王世貞尚家居，為其父伸冤而到處奔走，獲知張居正入閣，故以同榜之誼請求張居正為其父平反伸冤，信函都收錄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中；沒有史料說明張居正在朝廷為王世貞父親平反雪冤的事件中扮演了何種角色，但隆慶元年（1567）八月，朝廷詔復王忬原官，算是為他平反了。

重入仕途

在張居正入閣以后，王世貞仕途也變得柳暗花明了；隆慶二年（1568）四月，王世貞被起為河南省按察副使，后改為山西省提刑按察使；隆慶五年（1570）初，王世貞因母喪而在家服喪守制；其間張居正因對王世貞的才氣十分欣賞，多次寫信勸慰王世貞家居之時應該韜光養晦，別意氣用事，以免再度受挫。

萬歷元年（1573）正月，王世貞服除，次月被授予湖廣按察使；湖廣是張居正的家鄉，體現了張居正對王世貞的信任；但王世貞得知頗為不快，他想去的地方是翰林院，卻被授職于偏遠的湖廣；當年六月起程前往湖廣悶頭上任，文人意氣用事的稟性表露無余；萬歷元年（1573）九月，張居正給王世貞寫信，向其解釋了湖廣之任，不過是“循資”而已，不日即可升為京官。湖廣按察使為正三品，九月即升為從二品的廣西壯族自治區右布政使；萬歷二年（1574）二月，王世貞轉任太仆寺卿（從三品）；九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撫鄖陽區（正三品）。在一年時間內，王世貞的職位升遷了三次，京官正三品以后，就很容易升遷為尚書和大學士了，可見張居正對王世貞的重視。

王世貞在任上對張居正父母的壽辰都作壽序以賀之，表達對張居正的感激；兩人信函往來頻繁，王世貞甚至將一些治國行事的奏章都先給張居正。

任陽巡撫那年，王世貞47歲，已是名噪天下的文壇領袖；萬歷三年（1575年），即王世貞到任第二年，他想方設法籌集資金購書。他派遣數名官員，分赴各地，歷時數月購回包括十三經、二十一史，上至周代下到明朝的重要史籍93部共3000余卷。王世貞的著作《弇州山人正稿》和《續稿》兩部類似全集的著述合計381卷、200多萬字，其中大部分編撰工作都是在鄖陽完成的；王世貞在鄖陽還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共計寫詩274首、文57篇。

張王之隙

王世貞此番重出仕途，做事風格變化不小，懂得了人情世故；但骨子里的東西難以改變，書生的本性難移；他任職鄖陽巡撫期間，張居正的妻弟王化帶頭領著荊州府學生員鬧事，沖擊縣衙，凌辱知縣；王世貞依法處理，“論奏不少貸”；萬歷三年（1575）五月初，湖廣、鄖陽、南陽府等地相繼發生地震，朝廷要求各地官員“修省”，王世貞查閱了西漢易經大師京房的著作，并進行了占卜，得到的結論是“臣道太盛，坤維不寧”，直指張居正專權，以為是禍國根源。

王世貞幾度不給張居正面子，很快就迎來了報復，萬歷四年（1576）夏王世貞由鄖陽督撫得遷南京大理寺卿，從品級上看都是正三品，沒有變化，實際上，是張居正不滿意王世貞，故此從鄖陽將其調開。督撫鄖陽為地方上的封疆大吏，而南京大理寺卿則是個閑職，明顯有貶抑之意；同年五月，王世貞以“薦舉涉濫” 被吏部糾察而奪俸。十月，南京刑部都給事中楊節彈劾他“大節已虧”，竟被處以回籍聽候別用。此后在張居正把持朝綱的期間，王世貞只得閑居在家，仕途失意，只得寄情于詩酒，甚至沈迷于學道。

居家著書

萬歷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去世，在明神宗帝的授意下開始了清算行動；而晚年的王世貞更多地關注明代史書的寫作，以完成他平生之志，而《嘉靖以來首輔傳》就是其杰出代表，所涉及的是自楊廷和到申時行共十幾位首輔的傳記，王世貞是想通過寫人物而說明這時期首輔的發展狀況，《四庫全書總目》對他加以稱贊。

萬歷十五年（1587年）二月，禮部以王世貞的父親“破虜平倭，功業可紀”，為其請旌；十一月五日，王世貞被推薦為南京兵部右侍郎，上疏請致仕。萬歷十七年（1589年）六月二日，王世貞三年考滿，北上報政，途中得知自己升任南京市刑部尚書，患腹瀉之疾，左目視力不清。八月，王世貞赴南京刑部上任。九月九日，南京廣西壯族自治區道監察御史黃仕榮論劾王世貞。十月，王世貞上疏辯考察事，請求罷免自己，朝廷不允。十一月，王世貞再次上疏求辭，這時他的右目已經失明。

萬歷十八年（1590年）正月，王世貞以病求辭，朝廷不允。為李時珍《本草綱目》作序。三月，再度上疏懇辭，回復準其回家調理。十一月二十七日，王世貞病卒，年六十五，獲贈太子少保。

人物關系

主要成就

文學成就

流派論爭是明代文學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王世貞為“后七子”核心人物之一，王世貞在考取進士后，向李攀龍、謝榛、李先芳等山東人組成的詩社靠攏。不久之后，李先芳離京，謝榛也遭到斥，李攀龍出守順德，王世貞遂成為詩社的靈魂人物。后七子中，不少成員都是經王世貞介紹加入詩社的。

從流派建設的角度看，王世貞的作用更勝于李攀龍。王世貞羽翼豐滿后，與李攀龍漸起爭名之意，兩人詩學思想之間的裂痕迅速擴大。王世貞后期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抬高吳中詩學傳統之意，就是與李攀龍抗衡的一種手段。通過在北方詩學傳統與吳中詩學傳統之間游走，王世貞成功奠定了自己文壇盟主的地位。李攀龍死后，獨主壇坫二十年。王世貞才力富健，學識宏博，兼擅各體詩歌，晚年詩風漸由博雜繁響歸向輕淡平實。

王世貞在文學理論方面明確提到了復古主張。“后七子”詩文理論的重要著作《藝苑卮言》集中了王世貞對復古理論的提倡和一些具體看法。《藝苑卮言》視剽竊模擬為詩歌創作的大病。他非常尊重李夢陽、李攀龍等人的文學貢獻和作用，即便如此，對他們摹仿古人，牽合形跡，變不足而近于襲，缺乏自得之趣，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批評。他認為，詩人的才思和詩體的格調二者關系，格調是由才思派生而出，因此，詩歌創作中突出才思之用是必然的要求，而肯定運巧，超越常規，也成了他對詩人的期待和鼓勵。由于受揚唐抑宋詩歌觀的支配，王世貞當時貶宋的傾向比較突出，特別是對黃庭堅一派的詩歌追求及形成的風格，評價尤低，目的還在于維護漢魏、盛唐詩歌的藝術風范。

王世貞不僅在文學理論方面為“后七子”，乃至后人起到了導夫先路的作用。他具體的文學創作也成為了人們爭相學習的典范。《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指出：“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讀書，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應酬，頃刻裁割，便可成篇。驟讀之無不濃田鮮華、約爛奪目，細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陳流弊，可謂切矣。”雖然，這一評價對王世貞來說是負面的，有失偏頗的。但是，從另一側面可以看出，王世貞在當時文壇的重要影響。可想而知，他所提到的復古說在當時文人中所產生的影響。可以說，僅《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山人續移》《藝苑卮言》就足以奠定王世貞卓越的文學地位。因為他在這些作品中表現出了自己駕馭不同體裁作品的才能，足以成為后世的典范。

書法造詣

王世貞是蘇州市地區杰出的書畫鑒藏家，他與眾多的文人書畫家都有很深的交游。然而，在書法史上，王世貞不以善書聞名；其友人及后人為其撰寫的墓志銘與傳記極少提到對其書法的評價。在王世貞自己看來，其雖屬于瑯琊王氏之后人，但是并沒有傳承王羲之的衣缽。

書畫鑒賞

王世貞常常把自己鑒賞書畫的心得、生活的體驗寫于題跋中，以供后人觀覽；9王世貞不僅是書畫鑒賞家，也是收藏家，他經常在題跋中詳細描述書畫的流傳過程，或者自己收藏書畫的由來，他深知書畫的流傳輾轉不由人，在題跋中經常發“人失弓人得之”的感慨，因此他在此題跋中詳細敘述了詩卷的由來，通過這種方式與未知的詩卷主人對話，將詩卷的有關信息和自己的得失之感傳達于后人。

戲曲研究

王世貞《曲藻》論曲文字簡扼，在論及詞曲的演進與發展時有言：“三百篇亡而后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后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絕句為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后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諧南耳而后有南曲”，雖簡短數十字卻能敏銳地抓住詞曲演變過程中“人俗”諧耳”的要害而切中詞曲的藝術審美本質特征。

在明代戲曲批評的進程中，王世貞作為較早注意到戲曲研究要求綜合之趨勢的曲論家；其兼顧教化與言情、中和藻繪與本色、兼舉格律與意法而一開綜合研究之先河。他一方面希望戲曲要“裨風教”，另一方面推舉戲曲之“體貼人情”；一方面喜好“詞家大學問”，另一方面要求戲曲“雖本才情，務諧俚俗”。

史學成就

王世貞雖是文壇領袖。卻非常關注歷史的撰著，并為此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留下了數百卷歷史學著作。他在晚年回顧自己治史的過程時寫道：“王子弱冠登朝．即好訪問朝家故典與閥閱琬琰之詳，蓋三十年一日矣。晚而以故相徐公，所得盡窺金匱石室之藏．竊亦欲藉薜蘿之日。一從事于龍門、蘭臺遺響，庶幾昭代之盛，不至惠忘爾。”

王世貞在當代史編撰中始終堅持直書實錄原則，敢于善惡必書，揭露統治者兇殘暴虐、荒淫無恥的面目，這種精神難能可貴。王世貞的治史方法大致是以國史辨野史、家乘；以野史、家史互較，取其可信者；以親見親聞為考史依據；以詔誥等原始材料為考證的重要依據；以事理、情理作為撰史的重要標準。王世貞運用這些方法對明代史實進行了深入的考辨，這在明朝是不多見的，并且還取得了很好的成績。王世貞的《首輔傳》正是《明史．張居正傳》之藍本；《史乘考誤》體現出王世貞對這些考證思想方法的運用，《四庫全書總目》對此書的評價是：“皆能辨析精核，有裨考證”，“且征事既多，不無小誤……然其大端可信，此固不可以為病”。清人夏燮也說：“正史（《明實錄》）之受欺者遂不少，弇州所辨，十之一二耳。”這都說明了王世貞的歷史學成就不可小覷。

王世貞的史學思想應當代表明代史學的一大特點，雖然這一時期官修史學表現出了一種衰退的跡象，但是王世貞所代表的私修史書的興起使得明代史學不至于在中國古代史學史上的地位因為其前、或之后史學的成就而被湮沒。這時期的歷史學成就不僅僅局限在這里，還對后來的史學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個人作品

主要作品

其他作品

王世貞與李攀龍、謝榛、宗臣、梁有譽、吳國倫、徐中行等相唱和，繼承并鼓吹前七子復古理論，史稱“后七子”。王世貞與李攀龍同為文壇盟主。李死后，又為文壇領袖20年。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續稿》207卷，《弇山堂別集》100卷，《嘉靖以來首輔傳》8卷，《觚不觚錄》1卷，《讀書后》8卷；還編《畫苑》10卷，《王氏書苑》10卷。

《國潮紀要》10卷、《天言匯錄》10卷（正史類)：《山堂集》100卷、《識小錄》20卷、《少陽叢談》20卷、《明野史匯》100卷（原注：“萬歷中.董復表匯纂諸集為《算州史料》，凡一百卷“。)（雜史類)《公卿表》24卷（職官類）。《明史·藝文志三》著錄有：《札記》2卷、《宛委余編》19卷（雜家類)：《畫苑》10卷、《補遺》2卷（藝術類）：《類苑詳注》36卷（類書類）。《明史·藝文志四》著錄有：《弇州四部高》174卷、《續稿》218卷（別集類）：《增集尺清裁》28卷（總集類）等。其中比較重要的是：《棄州四部稿》、《明野史匯》、《棄山堂別集》、《棄州史料》等。《身州四部稿》（亦稱《棄州山人四部稿》174卷，含賦部（包括風雅）3卷、詩部51卷、文部84卷、說部36卷。其中說部包含7種撰述：札記內篇、札記外篇、左逸、短長、藝苑卮畝、卮言附錄、宛委余編。

人物評價

“描畫兩公（嚴嵩、高拱）妍丑，無不極筆，雖于恩怨太分明，亦二公相業有以自取之。”（沈德符評）

“世貞作此書，斷自嘉靖為始，以明積漸所由來，……于當時國事是非，及賢奸進退之故，序次詳悉，頗得史法。…… 所紀則大體近實，可與正史相參證。”（《總目》評）

“世貞始與李攀龍主文盟，攀龍歿，獨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海內。一時士大夫及山人、詞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門下。片言褒賞，聲價驟起。”（《明史》評）

《觚不觚錄》《皇明三述》《二史考》等書“非集非史”，“世貞本不為史，強尊為史，實復表之意。”（清四庫館臣評）

“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異議，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怒甚，徐文貞因收之為功。”（朱國禎評）

《首輔傳》對高拱“極口丑詆，要之，高自有佳處不可及，此書非實錄也”（《國史唯疑》卷8 朱國楨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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