譙定（1023年出生），宋代學者，北宋末年涪州人，字天授，人稱譙夫子，涪陵州西部人（今日長壽焦家一帶）。
譙定年少時喜歡學佛，曾經(jīng)跟從郭曩學習《周易風水》。后來譙定去了汴梁（也有說法是洛陽市），跟從程頤學習，成為程頤門下造詣很深的哲學家（易學家）。紹圣年間（1094～1097年），程頤被貶到涪州，兩人便一起在北山的一個洞穴里講《易經(jīng)》，“程學”便在巴蜀地區(qū)傳播起來。譙定對巴蜀學、湖湘學派、閩學做出了重要貢獻。譙定曾隱居在青城山中，后來譙定在但渡鄉(xiāng)北部設(shè)帳講學，培養(yǎng)了很多著名的理學家。譙定的著作有《易傳》（后人稱《譙子易傳》）、《宋史》、《南宋書》以及新舊《長壽縣志》。譙定的學問融合了儒家、佛家、道家的長處，自成一家，是宋代巴蜀理學四大學派之一的涪陵區(qū)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
人物簡介
譙定（1023～?），自號涪陵先生，人稱焦夫子。少喜學佛，后曾從郭學《易》，后赴汴梁（一說為洛）師事程頤，成為程頤川籍門人中造詣極深的哲學家（易學家）。紹圣中(1094～1097)，程頤貶涪州，二人便聯(lián)袂講《易》于北山之穴，即今之“講(點)易洞”，遂使“程學”在巴蜀傳播，劉勉之、胡憲、馮時行、張浚傳其學，朱熹為其再傳弟子。為巴蜀學、湖湘學派、閩學做出了重要貢獻。清康初，趙桓召其為崇政殿說書，不就。高宗乃授其“通直郎致仕”的名義。后隱居青城山中，即今之“譙巖”。再后返回故鄉(xiāng)長壽（涪州西北部今屬長壽），設(shè)帳于但渡鄉(xiāng)北，傳其學于張浚、胡憲、劉勉之、馮時行、張行成等，培養(yǎng)了—大批著名的理學家。著有《易傳》（后人稱《譙子易傳》）、《宋史》、《南宋書》、新舊《長壽縣志》。譙定之學取儒、釋、道三家之長自成一家，為宋代巴蜀理學四大學派之一的涪陵區(qū)學派的開創(chuàng)者。
推薦評語：譙定在程朱理學的形成和傳播中為一個相當關(guān)鍵的人物。
譙定，字天授，號達微，趙禎時樂溫縣（今重慶市長壽區(qū)，當時屬涪州管轄）人。譙定“少喜學佛”，并“析其理歸于儒”。繼而學《易》于著名的易學家南平（今重慶江）人郭載，精通易學。趙頊熙寧年間，譙定隱居于青城大面山（今屬四川萬源）飽讀詩書，以容貌寢陋，舉止怪異，博學多才而隱處不仕，人稱“涪陵處士”、“涪陵先生”、“譙夫子”，有“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之句在當時廣為流傳。趙煦元祐年間，譙定游歷開封市（今河南開封），聽說時任崇政殿說書的程頤正在洛陽市講學，于是潔衣往見，獲聞儒家治學修身的“主敬”工夫，造詣愈深。紹圣四年（1097）十一月，程頤以黨論被革職“編管”（指官員獲罪放遠方州郡，編入該地戶籍，并由地方官吏加以管束）涪州，寓居涪陵城長江北岸北巖山的普凈院，譙定遂返鄉(xiāng)與之同游，終日與程頤研討易學，協(xié)助程頤點注《易》經(jīng)并向程頤深入學習理學。“北巖山石壁有洞，宋程伊川注《易》于此。”元符二年（1099）正月，程頤在點易洞完成了他最重要的學術(shù)著作《周易程氏傳》（也稱《程氏易傳》、《伊川易傳》）。元符三年（1100）春，程頤移宜昌市（今湖北宜昌）“任便居住”，不久即官復(fù)宣德郎（也稱宣教郎，正七品）還歸洛陽市，譙定也跟隨返回洛陽，隱于嵩山。趙桓建康初年（1126），東萊郡侯呂好問舉薦譙定為崇政殿說書（職掌為為皇帝講說書史，解釋經(jīng)義，并備顧問，通常由翰林學士中官階較低而資歷較淺者擔任），譙定以政見不合力辭不就。趙構(gòu)建炎初年（1127-1128），資政殿學士許翰又薦召譙定赴維揚（今揚州市）皇帝行宮充任通直郎直秘閣（隨奉太子的侍從官之一，負責東宮書籍真本及古畫墨跡等的收藏管理）。由于與當局意見本有不合，而譙定趕到揚州時又恰逢金兵攻城，故譙定未及就職便在喪亂中不知所終。有人說譙定又回到了大面山隱居，有人說他回到了家鄉(xiāng)樂溫縣，還有人說譙定是回到了嵩山隱居，大約在趙昚隆興初年(1163)死在少林寺。譙定既是程門高徒，學兼佛儒，又師承蜀中學者郭載，長于《易》理，因而成為“為時尊敬”的理學家，有不少學者從其問學。清代黃宗羲《宋元學案》記載，譙定的門人有胡憲、劉勉之、張浚（四川綿竹人）、馮時行（重慶巴縣人）、張行成（四川臨邛人）等，再傳弟子有朱熹（師事劉勉之、胡憲）、李舜臣（四川井研人）等，三傳、四傳、五傳弟子如？淵（重慶涪陵人）、度正（重慶銅梁人）、李心傳（四川井研人）、李道傳（四川井研人）、李性傳（四川井研人）、陽枋（重慶銅梁人）、陽（重慶銅梁人）、高斯德（蒲江縣人）、史蒙卿（浙江寧波人）等更是遍及全國各地。因此，盡管譙定留下的著作極少——除了有記載說他曾在趙禎嘉祐年間著有《易傳》一書，早已散佚不存外，其現(xiàn)存作品，僅為一詩一文：詩見于宋末阮閱《詩話總龜》，題作《牧牛圖》，共9章，提倡“見性”、“明心”，強調(diào)人的內(nèi)心體認的修養(yǎng)工夫，體現(xiàn)了典型的佛家思想；文題為《答胡藉溪論<易>》，見于元代劉應(yīng)李的《新編事文類聚翰墨全書》，僅有102字，是與門人胡憲關(guān)于易學的簡短通信——卻具有很高的學術(shù)地位，由他所開創(chuàng)的“涪陵區(qū)學派”（指譙定及其眾多的巴蜀門人）是宋代以易學見長傳播程朱理學的重要學派之一，主要成員張浚、張行成、馮時行、“井研四李”、 ?淵、度正、“二陽”均為著名學者，在當時具有較大的學術(shù)影響。其影響一是譙定之學通過其本人和門人直接或間接地影響程頤、朱熹的思想，從而參與了程朱理學宏偉體系的構(gòu)建，對中華民族的學術(shù)思想產(chǎn)生全局性影響；二是譙定及其門人學習、傳播理學，促成了“洛蜀會同”、“蜀學轉(zhuǎn)型”（主要指以程頤為首的洛學和以蘇軾為首的蘇氏蜀學，從激烈斗爭到融合會歸，蜀學的發(fā)展由北宋中期第一次高潮的以蘇學為主轉(zhuǎn)而進入南宋中后期第二次高潮的以程朱理學為主）及南宋中后期蜀學在川東的復(fù)興，并由于其中部分學者的外遷而對湖州市等地學術(shù)文化的發(fā)展起到了推進作用，具有突出的地域影響。
學派
譙定及其涪陵區(qū)學派，從趙煦元祐、紹圣年間譙定在洛陽市和涪陵師從程頤習傳洛學算起，到南宋末該派最后一個堪稱大家的學者陽枋辭世，前后共五代十國學者，綿歷近兩百年，在學術(shù)、思想史上顯赫一時，為中華文化作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由于譙定對《易》經(jīng)中“見乃謂之象”一句的理解與之后的朱熹的理解有所不同，以及由此產(chǎn)生的二人在學《易》的順序上的分歧乃至在如何格物窮理這一重大理論問題上的認識差異，招致了朱熹的強烈不滿和尖銳批評，朱熹在乾道九年（1173）撰成的《伊洛淵源錄》中遂不為譙定立傳，大大貶低了譙定的學術(shù)地位，削減了譙定在文人士林中的影響力，加之譙定一生長期隱處，交游甚少，雖然兩次受到朝廷征召，均因政見不合，未有正式任職而不及“通顯”，故有關(guān)記載較少，著述散佚頗多，這是后人對譙定學術(shù)思想不夠了解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又往往于“巴武蜀文”的傳統(tǒng)成見，對僻處川東的學者視若不見，致使譙定在宋代以后元明兩朝長達三、四百年的時間里聲名不振，長期得不到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和評價，專門的研究顯得相當沉寂，其著述、思想也幾至湮晦。一直到清代康熙黃宗羲、全祖望等人修《宋元學案》，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才發(fā)現(xiàn)譙定為“程門一大宗”，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理學家，在當時四川省乃至全國都有較大的影響。又過了大約三百年時間，直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才有楊金鑫、胡昭曦、粟品孝等學者遠紹前賢，撥云見日，在《程朱理學與書院》、《譙定、張與朱熹的學術(shù)聯(lián)系》、《朱熹與宋代蜀學》等論著中將其作為宋代理學研究的重要對象予以關(guān)注，并正式提出了“涪陵學派”的概念，從而引起學術(shù)界的重視。
史載他“不知所終”，在《青城五老贊譙定》一詩中，對譙定介紹說了。他跑到今日長壽焦家一帶。并與當?shù)貙W士一起研究詩文去了。具說活了120歲，面貌還如30歲的樣子。
參考資料 >
譙定.重慶文明網(wǎng).2024-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