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方言又稱上海話、上海閑話、滬語，是主要分布在中國上海地區的漢語方言，它屬于漢藏語系漢語族吳語太湖片（即北吳語片）蘇滬嘉小片。上海方言是現代吳語區最有影響力的方言之一，也是中國三大方言（北京話、廣州話、上海話）之一。這不僅是因為上海的城市地位，更是由上海話的歷史形成和特點所決定的，截至2012年，上海話使用人數約為1586萬人。
上海話是以原先上海本地的方言為基礎，自然融合上海開埠后的吳語區各地移民方言而成的一支新型城市吳語，是古代吳語的繼承和發展。1843年上海開埠之前，“上海話”是松江區方言在黃浦江流域的一個分支。那時的松江方言，也包括上海方言，深受蘇州話的影響。上海從1843年開埠至今的一百多年間，上海方言經歷快速的發展，吸收蘇州話、寧波話等中國其他地區的方言和英語等外語的部分詞匯。其中，蘇州話因其豐富的文化形式（如吳語小說、評彈等）對上海話有重要影響，寧波話則對上海話的第一人稱復數‘阿拉’產生了直接影響。上海話融合了北部吳語的主流特征，一躍成為太湖片吳語區發展最快且最強勢的方言。自上海開埠后，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上海方言逐漸代替蘇州話而成為本地區更有權威的方言，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上海話的黃金時期，并與蘇州話一起成為當代吳語的代表方言。上海方言廣義上是指吳語區太湖片上海小片的各吳語口音之和，而狹義的上海方言（習稱上海話）專指在上海市區講的方言。依古調類，上海方言可以分為崇明區、練塘鎮、松江區、嘉定區、市區5個方言區。其中狹義上海方言主要分布范圍限于老市區，包括黃浦區、南市區、盧灣區、徐匯區、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閘北區、虹口區、楊浦區10個區。而廣義上，除了上海市，江蘇省位于長江以北的泰州市和南通市臨近上海市的一些地區，其方言與上海方言相似，也被劃入吳語區上海小片。蘇州市所屬張家港市有少量的崇明移民，也講上海方言。上海中心城區通用的上海話有聲母27個（若不分尖團則為28個），韻母43個，聲調5個。但上海話老、中、新三派，聲母、韻母、聲調個數略有不同。上海話中派有28個聲母、43個韻母，5個聲調，包括陰平、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上海話老派有27個聲母、51個韻母，聲調為6個，比中派多一個陰上；上海話新派有28個聲母、32個韻母，聲調調類、調值均與中派同。上海方言的詞匯有較多外來詞和本地特色詞，體現了海派文化和商業都市的風貌，詞法上，多用AABB式重疊，句法上，常用動賓動補式結構。
上海方言比較著名的說唱戲曲藝術包括傳統民謠、滑稽戲、滬劇、評彈、越劇等，此外上海方言中有著豐富的民俗文化和地方熟語。上海方言的快速發展趨勢在改革開放后出現了逆變。由于普通話的強大影響力，上海話受到普通話的影響，迅速向普通話靠攏，甚至有人大聲疾呼“保護上海方言””救救上海話“。根據上海市統計局2014年2月7日公布的“上海市民語言應用能力調查報告”顯示，97%的受訪市民會普通話，81.4%的市民會上海話，會普通話的上海市民超過會上海話的上海市民，13歲至20歲上海市民上海話聽說能力堪憂。
發展歷史
方言雛形
上海市地區有六千年的歷史，古代上海方言在上海浦（即黃浦江中段東西兩岸）形成和上海人開始聚居時逐漸產生，上海浦和下海浦都是長江三角洲上松江（后稱吳淞江）下游近入海處的支流。據北宋熙寧十年（1077年）成書的《會要》記載，華亭縣（后稱松江區）的東北方管理酒類買賣和征酒稅的集市叫“上海務”（今上海市黃浦區人民路和中華路環線內的東北側），其地東邊就是上海浦。南宋時期吳淞江開始淤塞，“上海務”取代原來在吳淞江上的大港口青龍鎮，政府在上海設立主管商船稅收的市舶務，宋元之交上海已經發展為華亭縣東北的大鎮，至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正式建立上海鎮治。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析華亭縣東北五鄉為上海縣時，縣治就在宋代的上海務處，在這里形成了一個規模較大的聚居中心。后上海縣一直屬松江府（原華亭府）管轄，松江和上海后來一直是松江府的兩大重鎮，上海方言是松江方言在黃浦江兩岸的一個分支，上海浦逐漸發展成6.4萬戶和幾十萬人口人口聚居地，有別于松江方言的上海方言由此誕生，但由于和松江的政治、經濟聯系最為密切，因而上海方言與松江話乃至嘉興話較為接近。
從明代方志來看，在當時的松江府，嘉興話最為人所器重，最具權威性。這是因為松江府是從元代以后才從嘉興府獨立出來，之前很長的時間，松江在行政上隸屬于嘉興。由此可見政治因素對語言影響的深遠。到了清代，嘉興話的權威地位才讓位給經濟發達的蘇州市的蘇州話。上海話的權威地位是在中華民國之后才逐步確立的。在清代，上海話的地位還遠遜于蘇州話。清康熙《松江府志》說：“府城視上海市為輕，視蘇州為重。”所有清代方志一律不再提“以嘉興為重”了。所以，上海地區的權威方言在歷史上可以說是三易其主，即嘉興話（明代）—蘇州話（清代）一上海中心城區話（現代）。
開埠發展
1843年11月17日，清政府正式將上海對外開埠，上海地區迅速擴展且人口急劇增長，到1927年上海轄區包括租界以及滬南區（南市）閘北區、蒲松區、洋涇區以及十五個鄉的地區，面積為557.85平方公里；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后，上海市先后承接舊上海北部和寶山縣南部地區，總面積為617.99平方公里，而上海縣城在上海開埠前人口已有12萬人，直到1949年后人口已經增加至5455007人。
在開埠后的百余年中，上海地區的人口密度增長近6倍，人口凈增240余萬，根據上海地方志1950年1月的上海市人口構成情況統計，當時老上海4980992人口中，上海本籍人口占15%，蘇南籍移民人口占35%，浙江籍移民人口占25.78%，因此上海本籍吳語人口和江南吳語區移民人口占到當時上海總人口的75%，另外25%是非吳語區移民人口（其中蘇北籍占13%，廣東籍占2.4%，安徽籍占2.38%，山東籍占2.2%）。開埠之前上海市話并沒有形成具有鮮明特色的地方語言，上海主要使用的語言包括粵語、寧波話、蘇州話、北方話以及上海方言，但開埠后大量外籍居民集中遷移、經濟文化飛速發展致使上海市的語言發生變化，其中上海方言受到臨近的江浙吳語尤其是蘇州話和寧波話影響。
上海開埠之后的上海方言發展分為三個主要階段：一是開埠以后到20世紀30年代，二是30年代到60年代，三是70年代到當下。第一階段的上海方言還停留在外來語與上海本地使用的語言相融合的時期；第二階段中具有上海市特色的方言形成，雖然主要以寧波話為主音調，但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語匯、詞語等；至第三階段上海方言融入北方話的語素和詞匯，上海方言開始轉型逐步向有普通話特點的上海方言發展。
清末至20世紀30年代
上海開埠以后，大批移民遷入帶來了各地方言，以松江話為基礎的舊上海話受到巨大的沖擊，一部分詞被淘汰或更換，如“日頭”“所、所頭”“名頭”分別被“太陽”“地方”“名字”所取代。同時隨著西方思潮和新事物的涌入，如“馬路、電報、洋行、垃圾車、教堂、照相、火棉花燈”等大量新生名詞誕生，“麥克風、色拉、咖啡”等大批吸收外來語的借詞也不斷出現。
1853年，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中文教授詹姆斯·薩默斯（JamesSummers）教授出版了譯著《約翰福音書》，使用羅馬字母將《圣經》翻譯成上海方言，這是最早出版的上海土白羅馬字本《圣經》單篇，也是上海方言第一本羅馬字本圣經。該書出版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為方便來華傳教士同上海本地人進行交流，二是為幫助不識漢字的中國上海人學習教義。“前言”指出了漢字作為表意文字的缺點和使用羅馬字母拼寫上海話的好處。
20世紀初，文化商業迅速繁榮和發展，海派文化的興起產生一大批新興的語匯。上海方言進入新舊更替時期，出現大量新詞新慣用語，如“出風頭”“吃豆腐”“拆白黨”“做花頭”“開天窗子”。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上海話中的dz聲母（讀此聲母的字有從、全、賊、盡、在、座、藏等）消失，古咸山攝字的鼻化音消失，前后鼻音韻對立相混讀直到逐漸發展為完全的后鼻音韻。20世紀20年代前后，伴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上海話的語音發生第一次演變高潮，主要是包括陰平、陽平、陰上、陽上、陰去、陽去、陰入、陽入8個聲調并為6個（3個舒聲陽調合為一個調），只是陽上不很穩定，顯示出與陽去合流的趨勢。
20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
20世紀四五十年代上海方言的語言發生第二次演變，主要標志是繼嘉定區片合并之后，聲調由6個變為5個（陰上并入陰去）。20世紀40年代之后，古百越民族留在上海方言里的縮氣音逐漸減弱，fu、hu和vu的讀音從混讀到逐漸分開，同時上海方言中的分尖團音逐漸減弱。1949年以后，特別是在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之后，上海方言又有新的發展和變化，加入了許多北方語言的元素，但是其基本語調還是帶有上海方言色彩。同時由于上海市社會的快速發展，各地人員匯聚，人們社會交際加強，生活節奏加快，使上海方言又出現了語音抑揚減弱、連調簡化的趨勢，因此使得語速加快。因此外來人往往覺得上海人講話太快，有的甚至根本聽不懂。1950年代后，進入上海的外地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新上海方言大量吸收書面語通用語詞匯，用“電影院”取代“影戲院”，用“溫度計”取代“寒暑表”。
20世紀70年代至今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后，因上海地區人口激增、轄區擴展、社會劇變以及普通話推廣等，上海方言的語音聲調發生第三次演變高潮，主要標志是前后a鼻化韻合并，入聲韻A?、??合并，中古疑母字被帶濁流的零聲母字取代，“頌、贈、輔、演”等部分字濁音聲母清化，中古咸山攝字逐漸演變成單元音，上海方言的這三次音變高潮分別簡稱為“一變”“二變”“三變”。此外由于上海方言詞匯對于反映社會事物的敏感度較高，因而上海方言中的普通話詞匯成分不斷增加且使用頻率加大，新舊詞匯交替變化的速度加快，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之后新詞語不斷出現，而且產生方法多樣并廣泛出現于各種媒體，1990年代后，大量涌現的新流行語如“酷、炫、美眉、丁克”等逐漸從上海話吸收到普通話，如今的上海方言已經將更多的普通話的詞匯和語素加入其中，致使現在的上海話里存在很多之前不可能說的普通話，尤其是當下的上海本地青年，能講流利的普通話，地道的上海話反而成為“洋涇浜”，但上海方言現在的10個元音音位和22個輔音音位始終未變，吸收的詞語也都是是以“借詞”形式用上海方言語音發音的。
地理分布
1987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第1版）把吳語區太湖片分為常州市、蘇滬嘉、苕溪、杭州市、臨紹、甬江6個小片，2012年出版的《中國語言地圖集》（第2版）對吳語區太湖片重新劃片，單獨設立上海小片，把蘇滬嘉小片剩余部分跟苕溪小片合并成蘇嘉湖小片。上海小片主要分布在上海市，少部在江蘇省，共17個縣市區，使用人口約1586萬人（截至2012年），上海市包括城區（黃浦區、盧灣區、徐匯區、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閘北區、虹口區、楊浦區）、閔行區（原上海縣）、浦東新區（原川沙縣）、嘉賓區、寶山區、南匯區、奉賢區、松江區、金山區、青浦區、崇明縣。江蘇省屬于上海小片的地區包括南通市所屬啟東市偏南大部、海門區偏南大部、通州區（原南通縣）東南部、如東縣東南部，還包括泰州市所屬靖江市西南部，以及位于長江以南的蘇州市所屬的張家港市（原沙洲縣）有少量崇明區移民講上海方言。位于長江以北的蘇北地區，大部分屬于江淮官話區和中原官話區，但蘇北沿長江的少數地區說吳語。由于與上海市毗鄰，方言相近，蘇北地區東南角的南通市和泰州市臨江的小部分地區被劃入吳語區太湖片上海小片。
內部分區
廣義的上海方言是指吳語區太湖片上海小片的各吳語口音之和，而狹義的上海方言專指在上海市區講的方言。整個上海方言，是吳語北部的一個土語群，以古吳淞江為界分為南北兩區。南區包括今上海市中心區、閔行區、浦東新區和松江區、青浦區、金山區、奉賢區、南匯區等縣區全境或大部，北區包括今寶山區、嘉定區和崇明區等地，吳淞江北岸黃渡、江橋鎮一線的狹長地帶屬南區，今黃浦江下游東岸高橋一帶屬北區。?
依古調類在今方言里的情況，上海方言可分為崇明、練塘、松江、嘉定、市區5個方言區。上海市區的上海方言習稱上海話，主要分布范圍限于老市區。所謂的老市區是指黃浦區、南市區、盧灣區、徐匯區、長寧區、靜安區、普陀區、閘北區、虹口區、楊浦區10區。郊區音和市區音的區別，是郊區音更古一些。近300年間，上海方言深受蘇州話影響，又以松江話為重。上海市西南方言實際上是上海方言之根，并且一直影響著上海城區的方言。
崇明方言區范圍包括崇明區全部以及寶山縣的長興鎮、橫沙兩鄉，以崇明縣縣治城橋鎮話為代表，該地區方言跟其他四區的差異大，除陰平、陰入、陽入相同外調值都不對應，崇明話四聲各分陰陽，共有八個單字調，而連讀變調前字陰陽不混，后字都變陰調或變輕聲。
練塘方言區范圍包括青浦區西南的練塘鎮鄉、小蒸鄉、蒸淀鄉、西岑鄉、蓮盛鄉、金澤鄉、商榻鄉八個鄉鎮，以青浦縣練塘鎮話作代表，練塘鎮陰上次清聲母和清聲母字聲調不同類，該區的聲調是9-8類。
嘉定方言區范圍包括嘉定區大部、吳淞區及寶山縣大部，北界沿長江跟崇明區分割，南界沿古松江區走道跟松江區相交，該區方言有6個聲調，在四聲八調基礎上，陰上與陰去、陽上與陽去分別歸并而來，調值相同。
市區方言區指上海市市中心區范圍內通行的話，還包括郊縣內15個市屬農場通行的話，但不包括吳淞區、閔行區內說的本地話，市區老派、中派韻母主元音是后半高不圓唇元音；此外其余地區都屬于松江區范圍，松江區的聲調是8-7類，韻母主元音是后高不圓唇元音。
語言特點
語音
上海方言內部可分為老、中、新三派，聲母、韻母、聲調個數略有不同。老派上海話為部分1920年前后出生、土生土長的老年人使用，以舊上海縣城(今南市區)的口音為代表，老上海稱之為“城里閑話”，與城西徐家匯一帶的“浦西閑話”、黃浦江以東的“浦東新區閑話”以及原市區北部虹口區一帶的“虹口閑話”均略有區別。“城里閑話”今又稱“本地閑話”，跟今通行于上海市區的“上海閑話”也有所區別。“上海閑話”實際包括市區中派和新派上海話。中派上海話大致指1945年至1970年出生的上海市民使用的方言。1925至1945年出生的居民語音一般兼具老派和中派的特征。1970年以后出生的則為新派。老中新三派反映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域來源不同的差異，無法畫出同言線。上海話中派音系有5個聲調，包括陰平、陰去、陽去、陰入、陽入。上海話老派音系的聲調為6個，比中派多一個陰上。新派聲調調類、調值均與中派同。上海話中派音系有43個韻母，上海話老派音系的韻母為51個，上海話新派音系的韻母為32個。
聲母
韻母
老派
中派
新派
聲調
老派
中新派
詞匯
兼收并蓄
上海開埠之后，占上海人口80%以上的全國移民陸續來到上海，帶來了各地方言尤其是江浙吳語，撞擊著以松江話為基礎的上海話中的生活基礎用語。上海話不拘一格地大量吸收各地有用的詞語，使上海話中的同義詞變得很豐富。這也使上海話有了多樣化的選擇，同義詞同中有異，表現生活更細膩。上海方言吸收了很多周邊地區如松江區、蘇州市、寧波市、杭州市的方言土語。“勿來三”是蘇州話，“莫牢牢”是杭州話，新上海人喜歡說“不要太”（“不要太瀟灑”“不要太漂亮”等），是將“莫牢牢”譯成了普通話；就連現在被外地人看作上海話標志的“阿拉”也是地地道道的寧波話。廣泛的語源也使上海方言中產生大量的同義詞，如北方話中的“餅子”，上海方言就有“大餅，面餅，晶餅，羌餅”等幾種叫法。
外來詞
此外世界上國際性大都市的語言，都會吸收各種語言、方言中的精華詞語，上海話主要從英語、日語中吸收大量詞語。
特色詞
變化創新
上海方言的變遷和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這反映了語言對城市的社會化進程的依附關系。有不少詞匯往往只在某一年齡層的人中使用；老年人中流行的方言，不為壯年人所關注；壯年人中流行的方言又不屑為具有新派色彩的青年人所一顧。方言的演變幾乎代代人都有更新。如前面提到過的“很”字，老年人往往多用“斜氣”“交關等，而青年人則較多使用“老”“瞎”等詞語。至于“大興”“脫”“一張分”“毛毛雨”“拎勿清”“博一記”“從山上下來的”“扎臺型”等詞匯，都是青年人創造出來的。上海話語匯的最大變化是：從晚清起上海人衣食住行發生了大變化，從西方迅速傳來了大量的新事物新觀念，現代性洗禮了上海話。老上海人和移民一起以寬闊的胸懷，見一樣新鮮事物，就造一個新詞。比如從“黃包車”開始一直到“電車、無軌電車、汽車、卡車、火車、棚車、睏車、吉普卡、自備車”等，車子上的名稱，幾乎都是上海人從上海話中造出來的。在上海都市化進程中，像“馬路、洋房、自來水、自來火、電燈泡、書局、報館、影戲院、公司、商會、同鄉會、孤兒院、橡皮筋、粉筆、筆記簿、口琴、操場、雪花膏、花露水、水果糖”等新名詞首先在上海話里澎湃涌出。紡織業、出版業、銀行、股市等中的幾乎整套詞語，都先從上海話中產生，后來流傳到周邊的城市。大量新詞傳到了全國各地，傳入了當時的越南語，成為現在普通話中常用詞語。
海派文化
上海方言是體現上海語言民俗的一種重要形式，它集中反映了上海人在語言運用方式上的特點和習慣，包容著豐富的上海文化和海派文化的內涵。上海市自20世紀10年代起就是全國金融、經濟和文化的龍頭，上海方言也自然地成為江南和全國語言發展的龍頭，成為世界語言精華的集散地。大上海，方言的氣派也大，表現了上海人的豐富想象力以及中西交匯、五方博采的吸收力。上海人在開放社會和自由生活中活躍的思維和海派的奇思遐想，使上海話中產生了大量有海派風味的熟語，如“牽頭皮、收骨頭、出風頭、戳壁腳、淘漿糊、敲木魚、軋苗頭、搭訕頭、避風頭、調槍花、隑牌頭、百有份、軟腳蟹、勒殺吊死、死蟹一只、吃空心湯團、開年禮拜九、懸空八只腳、獅子大開口”等，表現生活具有極大原概括力。
商業化都市化
上海是個商業城市，就連說話中都帶商業氣息，很多商業詞匯在上海人的日常交流中使用。日常用語商務化，如“飯碗頭、吃飯家生、吃進、吃蘿卜干飯、吃死飯、卷鋪蓋、劈硬柴、墊臺腳、燒香、吃空心湯圓”，這些生活用語都用到了商務用語中去。商業詞語生活化，如“賣相、賣樣、吃價、買面子、買賬、賣野人頭、推扳貨、垃圾貨、翻老賬、勿關張、勿是生意經、搶生意、放一碼、打包票、打回票、講斤頭、掂份量、上臺面、裝門面、現開銷、搨便宜、揩油、吃生活、真生活、耳朵打八折、照牌頭、洋盤、骯三”，這些商務用語都擴展使用滲透到了日常生活用語中。隨著上海市的都市化進程的不斷加速，大批本土詞匯被書面語通用語詞匯及新生的都市詞匯所替換，如“日頭”“影戲院”“寒暑表”分別被“太陽”“電影院”和“溫度計”所取代；同時不斷產生花樣繁多的都市流行語，從20世紀初的“出風頭”“拆白黨”到90年代的“酷，美眉，丁克，掏糊”，無不為上海方言注入新的活力。
語法
詞法
上海方言的名詞小稱只有極少的兒化形式，更多的是用語素重疊名詞的小稱，比如袋袋、角角、縫縫等；上海方言語法構詞中常有雙音節AABB式重疊，比如勞勞曹曹、零零碎碎等現已消失不見；老派上海市話中部分生活常用的單音詞逐漸演變成雙音節詞，比如“襪”“繩”“籃”等加上“子”“頭”形成“襪子”“繩子”“籃頭”等，除一般的“名素”“動素”“形素”都可加后綴“頭”構成名詞（如名頭、插頭、滑頭）外，還有“量素”后加“頭”的如“斤頭”“班頭”，時間名詞后常帶“子”比如“昨日子”“今朝子”“前年子”等；“法”泛用成為動詞的后綴，比如“走法”“吃法”“分法”等；賓語動詞式的合成詞比如“雷響”“雨落”轉化為動賓式短語“響雷”“落雨”；正偏式合成詞“湯三鮮”“湯山芋”等逐漸變成正偏式與偏正式詞語合用；在動詞語素后詞綴“得”加以使動詞雙音節化等。
句法
老上海話中有帶結果補語的“動補賓”結構，比如“外國吃物事用慣刀叉”，而新派上海話中逐漸轉用“動賓動補”形式——“外國人吃東西用刀叉用慣的”；“吃藥少”“省力慣”“趕老板走”等“動賓補”格式的短語較多，現如今轉化為“趕走老板”“費點手腳”等“動補賓”式；上海話一般沒有長定語和長狀語的句子，如有名詞前的較長修飾成分，往往是后置于中心語的，補充說明前句，比如“要買一只竹椅子孫囡坐個”；老上海話中話題語加動詞式、話題語加主語加動詞式、主語加話題語加動詞式的句子較多，比如“要端正種花，空地有否?”“儂卡片有?”“厚底鞋子，儂喜歡著個?”等。
語言保護
方言價值
上海市作為一個國際化大都市，主要社會用語是普通話，但上海方言作為一種地方文化的代表，包含有地理、歷史、民俗等各種信息和獨特的文化價值，并以其豐富細膩的表達豐富著普通話。歷代遺留下來的方言語音、方言語詞等堪稱活化石，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文化遺產，也是研究滬（吳）方言起源、變化等的活資料。
使用現狀
上海市統計局2014年2月7日公布的“上海市民語言應用能力調查報告”顯示，97%的受訪市民會普通話，81.4%的市民會上海話，會普通話的上海市民超過會上海話的上海市民。從不同年齡段來看，13-20歲市民中表示“會/會一些”上海話的比例為78.8%，21-40歲為68.6%，41-60歲為86.2%，61-70歲為93%，71歲及以上為89.4%。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出生的市民中，13-20歲市民上海話“聽說”能力均為各年齡段最低。其中，“聽”的能力平均分為3.9分，低于上海市出生市民平均分0.4分；“說”的能力平均分為3.1分，低于上海出生市民平均分1分。由于年輕人聽說上海方言能力的下降，用滬語表演的曲藝品種，如獨角戲、上海說唱、滬書、浦東說書、鑼鼓書和宣卷調等，這些曲種的傳承面臨著會講純正上海話的人越來越少而瀕臨失傳的危險。2017年起，蘋果iOS 11系統中的Siri正式支持上海話的聽寫功能。
保護措施
截至1987年，僅就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而言，滬語播音節目大約占全臺文字節目的25%。次年，上海電臺采納英國駐滬總領事的提議，開辦英語滬語教材并為在滬的外籍人士教授上海話，節目由滬語播音員和英語播音員示范對播講解。直到1993年上海市《城鄉經濟》改版，上海電臺滬語播音節目被大范圍中止，而專職滬語播音員則被迫改以普通話來進行播音或主持其他節目。千禧年之后，隨著方言流失的形勢日益嚴峻、傳承保護滬語的呼聲開始出現。2002年，上海廣電系統成立文廣新聞傳媒集團，原上海電臺《對農村廣播》節目中為大眾喜聞樂見的《阿富根》更名為《談天說地阿富根》，該節目成為至今唯一一檔由專業滬語播音員演播的節目。
2005年以來，針對社會上種種關于“上海話要消失”“孩子說不來上海話”的擔憂，上海輿論界掀起了一股“保衛上海話””救救上海話“的浪潮。有人大代表提交議案建議保護上海市的方言文化，規范并推行滬語。上海市教委預啟動“上海方言保護性調查研究課題”，通過建立上海話語音檔案，以保存“原汁原味”的上海話現在，人們已經認識到上海話即將消亡的危險性，又重新提出“提倡普通話，不忘上海話”的口號。而吳語言研究學者褚半農根據調查和研究撰寫出《上海西南方言詞典》和《莘莊方言》兩本書，其中收錄一萬多個上海方言的詞條包括詞語、俗語等，為當前及以后的方言研究者提供松江區方言大區上海西南鄉間的方言資料，讓瀕臨滅絕的上海方言得以傳承。
2009年6月8日起，上海戲劇曲藝頻率（AM1197/FM97.2）往滬語電臺的方向全新改版，《笑笑樂翻天》《滑稽檔案》和滬劇節 目《吳曲鄉音》用滬語主持、串場，而電臺新節目《鏘鏘山海經》則以滬語點評滬上文化熱點，同年電臺開設《迎世博上海話100句》節目教新上海人說說上海話。2011年10月24日，胡寶談所著《弄堂（上海話）》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這是第一本上海話小說。該書具有詞典化的編排和注釋，標注上海話音標，使用上海話正字。同時以上海話為語言載體的文藝作品獲得不小的反響，金宇澄的滬語小說《繁花》和白先勇小說《永遠的尹雪艷》改編的滬語話劇受到歡迎。
2013年，上海市開始在公交車線路上逐步推廣上海話報站。2021年左右，上海電臺的滬語播音員創新推廣滬語播音的形式，比如上海戲曲廣播在其微信公眾號推出的《滬語朗讀者》系列，選取古今中外各種文學名篇，經滬語播音員深情朗讀再精心配樂，也達到很好的傳播效果。
語言文化
地方熟語
上海語言文化的地方熟語包括諺語、歇后語和流行語等，上海民間諺語多來自于農業社會時期，被上海人稱為“老古閑話”，比如反應傳統農民意識的“出門一里，勿如屋里”“吃盡滋味鹽好，走盡天邊娘好”“金銀窠，勿如屋里只狗窠”，隨著上海城里商業社會的形成，“勿怕勿識貨，就怕貨比貨”“有借有還，再借勿難”等反映商業意識和商人生活的諺語逐漸流行，同時還有反映教育意義和氣象風土的諺語，比如“越胭越懶，越吃越饞”“遨遢冬至干凈年，干凈冬至遞遢年”等；上海市的歇后語也是豐富多樣，但現在已經逐漸消失于生活中，比如六月里眼覺——勿要面皮（棉被）、稀飯泡米湯——親（清）上加親（清）、打虎英雄——吳淞鎮（武松）等；隨著上海的現代化和商業化發展，上海人的生活誕生出許多新流行語，比如形容人有個性有內涵有氣質和事情做得有章法有模樣為“有腔調”、形容戴眼鏡人為“架梁”、形容做傻事為“練戇”、形容突然發脾氣為“翻毛腔”等。
民俗文化
上海民俗文化中關于“吃”的說法豐富多樣，除了正常的吃飯之外，還可以用在抽煙、液體類物質、出售食物的地方、依靠某種事物或職業來生活以及耗費、侵占、鉆、嵌、碰到等一系列動詞中，比如“吃香煙”“吃食堂”“吃酒水”“吃勁”“吃一拳”等，又比如“吃生活”表示挨打、“吃藥”表示上當等用法；對水果糖的稱呼也體現出上海市獨特的民俗文化，比如外來食物用大量的外來音譯詞稱呼，英語“太妃糖”音譯“太妃糖”、英語“牛軋糖”音譯“牛軋糖”、英語“juice”音譯“求是糖”、英語“chocolate”音譯“朱古利”等；上海文化中對顏色的界定和劃分較為詳細，“皮蛋青”不同于“蟹殼青”，“血牙紅”“玫瑰紅”“生姜紅”“西洋紅”各不相同，“鐵灰”“銀灰”“中灰”顏色的深淺不同等，上海話中還能用ABB形式來形容顏色的狀態比如“紅通通”“黑黜黜”“黃亨亨”等；上海話中表達婚喪、生育、壽辰等方面的詞語也有特點，比如人贅女婿舊稱“人（音逆）舍女婿”、招婿的女兒舊稱“坐家囪”等，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時起上海未婚女婿被稱為“毛腳女婿”、元配上海話稱“花燭夫妻”，男人妻歿再婚的老婆稱“填房”等。
上海方言中有許多各地移民和本地人的吉利語，由于上海百姓對生活充滿喜慶和派頭，因而吉利語常常掛在墻上和嘴邊。比如上海人在房里掛一個帆船模型寓意“一帆風順”或“鵬程萬里”、在放魚頭的碗里放上魚尾寓意“有頭有尾”等；上海兒童也有許多包含上海話方言的游戲，但大多數是存在于20世紀末之前，比如挑繃繃（用一根繩子打圈，兩人用手指翻換出多種花樣）、蠻白相干（玩玩具）、捻捻舞（小陀螺）、拗手勁（掰手腕兒）等；關于上海人的傳統過年習俗，從“年三十夜”（除夕）到年初三舉行很多許多歡慶活動，年三十除夕的春節菜譜包括厚百葉包肉“如意卷”、油豆腐黃豆芽“如意菜”、雞蛋和肉紅燒后蒸制“元寶肉”，接財神要到財神路頭前去接稱為“接路頭”，十六日要吃所謂“財亭餛飩”并有“上燈圓子落燈糕，團團圓圓日日高”的說法；上海女人也有不同的稱呼，大戶人家的姑娘稱為“大家閨秀”，小戶人家的叫“小家碧玉”“規矩人家”，追求時髦的叫做“摩登小姐”“時髦阿姐”，而上海男人中有學識有經驗的海歸白領被稱為“老克拉”、老工人老技師等成為“老法師”“老家生”等。
說唱戲曲
上海市地方比較著名的說唱戲曲藝術包括傳統民俗音樂、滑稽戲、滬劇、評彈、越劇等。20世紀二三十年代后，上海民謠達到空前繁榮，它將以上海為中心的江南一帶的民間通俗說唱融為一體，上海曲藝班子所唱響的民間小調逐漸被“時代曲”吸收改編，后被唱片和電臺推動形成冠名“上海時調”的唱本，比如1927年由高亭公司出版唱片民謠《孩兒歌》、1933年由長城公司推出的唱片《十送郎》、上海徐匯區李昱儒學唱的江南小調《蘆葦療養院》等；滑稽戲的前身是徐卓呆、鄭正秋等人編寫演出的“趣劇”，上海開埠之后隨著商品經濟和民眾的娛樂文化發展，留洋回國學生等年輕知識階層的倡導發展通俗喜劇滑稽戲，同時上海獨腳戲鼻祖王無能等民間藝人脫穎而出，滑稽戲通常利用方言語詞誤聽、邏輯推理的偷換引出笑話，以此取悅觀眾并獲得民眾的歡迎，比如滑稽戲泰斗姚慕雙、周柏春在20世紀40年代演說的《英語翻譯》等。
此外滬劇也是上海開埠之后都市化發展的文化產物，它起源于川沙縣、南匯區一帶的山歌東鄉調（申灘、申曲），抗戰之前滬劇的表演題材主要是農村傳統故事，抗戰爆發后多是反映城市當下生活狀態的現實題材作品，到1946年上海申曲正式定名為滬劇，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陸根榮和黃慧如》《啼笑因緣》《魂斷藍橋》《秋海棠》等；上海市評彈指的是評話和彈詞的合稱，近代評彈乃發源于蘇州市，上海開埠之后蘇州評彈藝人大量移民上海，致使評彈發展較為繁榮，并且在上海破例成立男女同演的評彈社團，20世紀30年代中期評彈藝術隨著舞臺、內容、設備的革新而更加受歡迎，比如沈儉安、薛筱卿的《珍珠塔》和《啼笑因緣》等；越劇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上海繁榮，越劇發源于浙江原屬紹興府縣的紹興戲，由上海紹興戲女子班演員改為越劇，1942年10月之后袁雪芬、尹桂芳等開始改革越劇并創建“雪聲劇團”，她們都是著名的“越劇十姐妹”之一，此外還有戚雅仙等越劇名家。
參考資料 >
上海文化.中國青年網.2025-04-20
調查顯示：上海市民會說普通話人數超上海話.中國新聞網.2023-07-15
讓更多市民感受上海風情 公交滬語報站10月起推行.文明網聯盟.2023-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