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潛（1897年10月14日～1986年3月6日），生于安徽桐城縣陽和鄉(xiāng)吳莊，美學家、文藝理論家、翻譯家，筆名孟實、盟石。他曾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還曾擔任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顧問，文聯(lián)全國委員會委員，全國作協(xié)顧問，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哲學學科）評議組成員，全國政協(xié)常委及教育組織員，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等。
1923年，朱光潛畢業(yè)于香港大學教育系。畢業(yè)后到吳淞中國公學校教英文，兼任校刊《旬刊》主編。1925年夏，朱光潛公費到愛丁堡大學留學，修英國文學及藝術史，兼修哲學、心理學。1929年，朱光潛畢業(yè)后轉入倫敦大學文學院。次年進入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研究所，獲博士學位。1933年，朱光潛回到中國，到北京大學西語系執(zhí)教。抗戰(zhàn)爆發(fā)后，他至四川大學任文學院院長。1939年，他成為武漢大學外文系教授，1942年起，朱光潛任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兼教務長。抗戰(zhàn)勝利后，朱光潛重返北京大學任西語系教授，并曾代理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1962年夏，他轉入哲學系，講授美學，任博士生導師。1986年3月6日，朱光潛在北京病逝，享年89歲。2023年，朱光潛入選2022年最受歡迎十大作家排行榜。
朱光潛曾系統(tǒng)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提出了美是主客觀的辨證統(tǒng)一的美學觀點，認為美必須以客觀事物作為條件，此外加上主觀的意識形態(tài)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為物的形象，然后才是美。他還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的實踐觀點（即把主觀視為實踐的主體——人，認為客觀世界和主觀能對立統(tǒng)一于實踐）不斷豐富和發(fā)展自己的美學思想，形成了一個頗有影響的美學流派。《西方美學史》是朱光潛解放后出版的一部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美學史著作，代表了中國研究西方美學思想的水平，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價值。他在花甲之年開始自學俄語，更在八十高齡之際寫出《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翻譯近代第一部社會科學著作——維科的《新科學》。
朱光潛熟練地掌握了英、法、德語，翻譯了3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他對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110萬字的巨著《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了歷史性的聲譽。他還翻譯了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藝術的社會根源》和《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作品。他通過系統(tǒng)認真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的一些譯文提出了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意見。朱光潛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溝通了西方美學和中國傳統(tǒng)美學，溝通了舊的唯心主義美學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溝通了“五四”以來中國現(xiàn)代美學和當代美學。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10月14日，朱光潛出生于安徽樅陽縣麒麟鎮(zhèn)岱鰲村朱家老屋。父親朱子香，是鄉(xiāng)村私塾先生，頗有學識。朱光潛少年在父親的督促下讀私塾。
民國元年(1912年)，朱光潛進入孔城高等小學讀書，由于底子好，僅讀了一學期就升入赫赫有名的安徽省桐城中學，時年15歲。畢業(yè)后，朱光潛回家鄉(xiāng)當了半年的小學老師，不久考入武昌高等師范，經選拔，民國七年(1918年)考取了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入讀香港大學。其間，他如饑似渴地學習英文和科學，大量閱讀西方經典書籍，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民國八年(1919年)，入香港大學后不久，國內爆發(fā)五四運動，朱光潛由《新青年》雜志看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棄文言文和文言，改寫白話文，后用白話文發(fā)表美學處女作《無言之美》。
民國十年(1921年)，朱光潛發(fā)表了粵語處女作《福魯?shù)碌碾[意識說與心理分析》，隨后又發(fā)表《行為派心理學之概略及其批評》《進化論證》等讀書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對治學和學術研究活動的看法。
民國十一年(1922年)，朱光潛在《怎樣改造學術界》中，倡導培養(yǎng)“愛真理的精神”“科學的批評精神”“創(chuàng)造精神”和“實證精神”。這些觀點一直影響著他漫長的學術道路。
民國十二年(1923年)，朱光潛于香港大學畢業(yè)，經同班好友高覺敷介紹，朱光潛結識了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張東蓀，到上海市當了英文教師，兼任校刊《旬刊》的主編，姚文元的父親姚蓬子任編輯助手，當年只有二十六歲。學校因江浙戰(zhàn)爭停辦后，他便跑去春暉中學，結交了朱自清、豐子愷等人。
留學西歐
民國十三年(1924年)，朱光潛由朋友夏丏尊介紹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滿春暉中學校長的專制作風，建議改革未被采納，遂辭去教務主任職。朱光潛同情他，一起斷然離開春暉中學赴上海謀生。后夏丏尊、章錫琛、豐子愷、周為群等也陸續(xù)離開春暉中學趕到上海市。加上上海方面的葉圣陶、胡愈之、周予同、陳之佛、劉大白、夏衍等，成立了一個立達學會，在江灣辦了一所上海市松江區(qū)教師進修學院附屬立達中學。按匡互生的意見，朱光潛草擬了開辦宗旨，提出教育獨立自由的口號，矛頭直指北洋政府的專制教育。他們還籌辦了開明書店(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雜志(后改名《中學生》)。
民國十四年(1925年)，立達學園辦起后，朱光潛考取安徽官費留英，同年夏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選修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術史。
民國十八年(1929年)，朱光潛拿到文學碩士后，轉入倫敦大學，大部分時間都在大英博物館里看書。同時又在巴黎大學注冊聽講，對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德拉庫瓦講授的《藝術心理學》甚感興趣，并受其啟發(fā)起念寫《文藝心理學》，到法國巴黎大學拿了個博士學位。后離開英國轉入萊茵河畔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學，完成《悲劇心理學》。英法海底隧道留學8年中，朱光潛先后獲英國文學碩士和法國國家博士學位。但由于官費經常不發(fā)，經濟拮據(jù)，他只得邊聽課、邊閱讀、邊寫作，靠稿費維持生活。
朱光潛先后替開明書店的《一般》和后來的《中學生》寫稿，曾輯成《給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該書反映了當時一般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況，暢銷全國，影響很大。從此他和廣大青年結緣。接著《文藝心理學》及其縮寫本《談美》、譯著克羅齊的《美學原理》、總結自己對變態(tài)心理學的認識的《變態(tài)心理學派別》(開明書店)和《變態(tài)心理學》(商務印書館)陸續(xù)問世，《詩論》寫出初稿，還在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影響下寫過一部敘述符號邏輯派別的書(稿交商務印書館，抗日戰(zhàn)爭中遭焚毀)。這些書文筆優(yōu)美精煉，資料翔實可靠，說理明晰透徹，見解獨到精辟，蜚聲海內外學術界。
回到中國前，朱光潛經高師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委聘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除講授西方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史外，還在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和清華大學中文系研究班開過《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后又應留法老友徐悲鴻之約到中央藝術學院講了一年《文藝心理學》。當時正逢“京派”(多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和“海派”(主要指“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對壘。朱光潛由胡適約到北京大學，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時期最盛，詩人徐志摩死于飛機失事后日漸衰落。胡適、楊振聲等人想重振京派，由朱光潛、楊振聲、沈從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組成編委會，籌辦《文學雜志》(月刊，商務印書館出版)。朱光潛任主編。朱自清、聞一多、馮至、李廣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經常為雜志撰稿。雜志于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創(chuàng)刊，至8月，出了4期，是當時最暢銷的一種文藝刊物。
輾轉高校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朱光潛應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張頤約請任川大文學院長。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秋，國民黨二陳系派程天放接替張頤任校長，企圖推行黨化教育。朱光潛為了維護學府的尊嚴，捍衛(wèi)教育自由和學術獨立，堅決反對易長。他主持全校教師大會，號召罷教，教師們紛紛響應，大家公推他草擬抗議電文和罷教宣言。“易長風潮”轟動一時，但迫于壓力，以妥協(xié)告終：一方面不拒認程天放任校長，一方面不許程天放動全校人事。這場斗爭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傳到延安市，周揚立即通過他倆轉信約朱光潛去延安參觀，朱光潛回信欲去。這時陳立夫邀他去重慶市晤談，又通過他的一些留歐好友勸阻，再由王星拱和陳源幾位舊友把他拉到武漢大學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朱光潛回憶此事，認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當時根本沒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慘痛的教訓”。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武漢大學校內湘皖兩派內訌，遂以朱光潛出任教務長來調和，因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較友好。按中國國民黨規(guī)矩，學校“長字號”人物都須參加國民黨，朱光潛名義上被拉入國民黨(后掛名三青團中委和國民黨常務監(jiān)委)。并讓他在國民黨的《中央周刊》上經常寫稿。雖然如此，他并不屈從任何政治偏見，說詩、論文、談修養(yǎng)，后來集成兩本書《談文學》《談修養(yǎng)》。
從民國三十年(1941年)至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央黨部每次密令武漢大學監(jiān)視一批點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學生的行動，強制一批學生離校。身為教務長的朱光潛與校長王星拱、訓導長趙師梅一面應付教育部，一面向學生通氣，提醒他們行動謹慎，維護他們到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夏天畢業(yè)安全離校。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朱光潛不愿去安徽大學當校長，仍回北京大學文學院，任代理院長。受與地下黨有聯(lián)系的化學家袁翰青影響，他的政治觀點逐漸明朗化，開始同情并支持民主運動。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朱光潛與北平市各院校教授104人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抗議轟炸開封》。10月，他與鄭華熾、陳發(fā)松等17名教授聯(lián)名寫信給蔣介石及行政院長翁文灝，呼吁“解除人為的經濟痛苦與不平”，并宣言“停教”。11月4日，他與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聯(lián)名發(fā)表《我們對于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議書，抗議國民政府用所謂“處置后方共產黨臨時辦法”強行解散民盟。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派專機接“知名人士”去臺灣，名單上胡適居首，朱光潛列名第三。這時袁翰青教授受地下黨的重托，挽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離開北平市。朱光潛毅然決定留下。
轉變求索
建國初思想改造階段，朱光潛是重點對象，受到很多教育。常有機會參觀訪問全國各地，經比較新舊中國，他心悅誠服地認識到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在年近60歲時，朱光潛還擠出時間攻讀俄文，并達到能閱讀和翻譯的程度。他曾精選幾本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來摸索，譯文看不懂時就對照英、法、德、俄4種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準確含義，對中譯文的錯誤或欠妥處作了筆記，后寫了“建議的校改譯文”。同時他驚訝地發(fā)現(xiàn)不少參加美學論爭的人并未弄通馬克思主義，由于資料的貧乏，對哲學史、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類與美學密切相關的科學，有時甚至缺乏常識。因此他立志翻譯一些重要資料，此后20多年他陸續(xù)譯出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袁克曼輯的《歌德談話錄》、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的《美學》3卷、維科的《新科學》等。
1957年，全國開始了美學大討論。朱光潛積極投入到這場原本起自對他過去的美學思想“批判”的論爭，既不隱瞞或回避自己過去的美學觀點，也不輕易接納他認為不正確的批判，客觀上他帶動了大家不斷前進，促進了美學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發(fā)展。這次討論發(fā)表的文章輯成6冊《美學問題討論集》、朱光潛發(fā)表的論爭文章另輯成《美學批判論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次討論促使朱光潛認真鉆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1962年，朱光潛受邀到中央黨校講授美學史。同年，文科教材會議決定大專院校文科逐步開設美學課，并指定朱光潛編寫教材。
1963年，《西方美學史》這部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統(tǒng)闡述西方美學思想發(fā)展的專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為止中國對西方美學研究的水平，推動了中國美學教育和研究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后，朱光潛被關進牛棚，盡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決心。他堅持鍛煉身體，時刻準備重新拿起筆。
1976年“四人幫”垮臺后，朱光潛重振精神，翻譯名著、撰寫文稿、先后出版了《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還指導研究生，在學術研究和教育領域馳騁不懈。
晚年時期
1980年5月，在昆明市召開的中華全國第一屆美學會議上，他被一致推選為中國美學會會長。1983年3月，朱光潛以八十六歲高齡，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出席“第五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同年，北京大學為朱光潛舉辦執(zhí)教60周年紀念會。1984年，香港大學授予朱光潛為該校名譽教授。1984年夏，朱光潛由于多年工作過于疲累，患疲勞綜合征，出現(xiàn)腦血栓。1986年，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許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艱難地沿梯獨自悄悄向樓上書房爬去，家人發(fā)現(xiàn)急來勸阻，他囁嚅地說，要趕在死前把《新科學》的注釋部分完成。同年3月6日，朱光潛在北京病逝，享年89歲。
人物思想
美學思想
美學哲學
朱光潛的美學、文藝學思想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結合現(xiàn)代心理學，將現(xiàn)代人文主義心理學的美學思想運用于文學研究，將審美同情與道德同情的質的區(qū)分作出揭示，指出審美同情消除主客體之間的界限，“把一瞬間的經驗從生活中孤立出來，主體‘迷失’在客體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審美同情中的地位。
朱光潛和梁實秋等人都與當時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們對西方傳統(tǒng)的借鑒有古今種種的不一。《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藝心理學》比較系統(tǒng)地表述了這些美學思想，在當時文學青年中影響較大。朱光潛對文學更直接鮮明的態(tài)度在《文學雜志》發(fā)刊詞《我對本刊的希望》中表露著，他提倡“自由生發(fā)，自由討論”，“不希望某一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統(tǒng)’“，”殊途同歸地替中國新文藝開發(fā)出一個泱泱大國“。這是當時一批立足于獨立自由的人文主義立場上的文學家的心聲的集中體現(xiàn)：奉行嚴謹而超脫的風格，強調文學表現(xiàn)人生和怡情悅性的功用，維護文學的獨立自足性。
統(tǒng)觀朱光潛一生美學思想邏輯演化的軌跡，和黑格爾哲學有著極為深切的關系。從早期美學來說，朱光潛一方面接受了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一元主義”代替“二元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覺得唯理哲學太虛玄，畢竟和現(xiàn)實美感有距離。這樣他接受了當時在西方流行的克羅齊直覺說，即黑格爾的理性主義無法架接克羅齊的直覺感性之間的矛盾。抗戰(zhàn)期間(中期)，在和馮友蘭討論馮氏《新理學》論戰(zhàn)過程中，朱逐漸感到自己的美學形而上(哲學)和藝術之間的裂痕，這就促使他進一步研究克羅齊及蔣夢麟派哲學。結果他發(fā)現(xiàn)唯心派打破“二元論”的企圖終歸失敗。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既發(fā)現(xiàn)克羅齊表現(xiàn)說的毛病;又看到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打消“二元論”的不徹底。從而他開始用黑格爾“思有同一”命題的精神來修正克羅齊的表現(xiàn)說，提出“思想和語言是一致”的主客觀統(tǒng)一命題。
悲劇美學
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給悲劇下了這樣的一個定義：“因此，要給悲劇下一個確切的定義，我們就可以說它是崇高的一種，與其他崇高一樣具有令人生畏而又使人振奮鼓舞的力量;它與其他各類崇高不同之處在于它用憐憫來緩和恐懼。”這個悲劇定義中包含了兩個重要要素，一是亞里士多德的憐憫恐懼;二是悲劇所帶來的崇高感。朱光潛《悲劇心理學》中的悲劇理論的核心，即是悲劇快感理論，其悲劇快感理論并不是朱光潛完全獨創(chuàng)的，是在調和折衷西方幾位重要理論家關于悲劇快感的理論基礎上的探索，朱光潛重點分析了悲劇快感的成因：悲劇快感與同情，悲劇快感與憐憫和恐懼，悲劇快感與崇高，分析其中微妙的心理結構。朱光潛在《悲劇心理學》中辟專章闡述了憐憫和恐懼這一古老而有爭議的問題。認為憐憫與恐懼可產生悲劇快感，但朱光潛所說的憐憫和恐懼與希臘時期的是有明顯區(qū)別的。因為憐憫是痛感中的同情，是由悲劇激發(fā)出來的，由悲劇情境喚起的一種同情。
關于悲劇所帶來的崇高感。朱光潛從產生的根源及其表現(xiàn)來探討崇高感。從根源上看，朱光潛認為這樣的崇高感與憐憫無關，它激起的情感首先是恐懼，然后是驚奇和贊美。朱光潛認為悲劇帶給我們恐懼的同時還會有一種令人生畏的力量，生畏之后，使我們振奮鼓舞。
關于悲劇欣賞，朱光潛運用了布洛的“心理距離”說，他認為“心理距離”說提供了一個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準則，盡管是形式主義美學的，但在像形式主義那樣強調審美經驗的純粹性的同時，它沒有忽略掉有利或不利產生和維持審美經驗的各種條件。朱光潛認為，在悲劇欣賞過程中，能夠正確調動情感經驗是至關重要的。一方面，人們的情感經驗有助于欣賞悲劇時區(qū)分現(xiàn)實與苦難，朱光潛用“心理距離說”將悲劇與現(xiàn)實的苦難很好的區(qū)分了出來，掌握好距離再加上主體自身的情感經驗，將兩者有利的結合在一起，對人們欣賞悲劇是有幫助的。另一方面，人們欣賞悲劇的時候會讓自己的情感經驗與悲劇有所重合，但又不會認識到兩者并不相同，畢竟悲劇不是現(xiàn)實，和現(xiàn)實的苦難是有所不同的。朱光潛提出，心理距離是欣賞悲劇的條件，欣賞的主體是我們，所以情感經驗是很重要的。
審美經驗
在朱光潛的審美經驗理論中，意大利美學家、哲學家克羅齊的“直覺說”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支柱。雖然朱光潛沒有克隆克羅齊的相關理論，但在發(fā)展和形成自己的審美經驗理論的過程中，克羅齊的“直覺“理論是其重要的參考內容，以至于在朱光潛認識“審美經驗”的初期，堅信克羅齊所說的“形象的直覺”就構成了審美經驗。在具體論述朱光潛的“直覺”理論之前，需要對克羅齊的“直覺”理論做簡括與總結。朱光潛認為相同的對象可用多種不同的“知”去感知或表孤而最原始最簡單的“知“就是克羅齊所說的直覺，其次是知覺，最后是概念。克羅齊把“知”分為兩種，朱光潛首先是將“知”分為三種，似乎是異質的，實陳卻是殊途同歸。克羅齊所謂的“名理的知覺”就是朱光潛所說的知覺與概念，朱光潛大體上還是在克羅齊的理論架構內展開論述。
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的“心理距離說”讓朱光潛深受后發(fā)，他認為：“英國心理學家布洛研究過這個道理，推演了一條原則出來，叫做'心理的距離'，這個原則不僅把從前關于美感經驗的學說都包括無余，而且對于文藝批評也尋出一個很適用的標準，我們現(xiàn)在把它詳細介紹出來。”于是他吸收布洛“心理距離說”中的合理成分加以改造，把它敲匯在審美經驗與審美活動中。
同時，朱光潛也贊同德國心理學家立普斯的“移情說”，但是他也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的改造，他選取將立普斯的“移情說”與中國古代文論的“天人合一”、“感物緣情”、“賦形安東·比興”等思想貫通聯(lián)接，這樣朱光潛的“移情”便有了中國化的色彩，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參考和比照的價值與意義。朱光潛將西方的移情理論與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等思想進行比較與互釋的努力，在論述西方“移情說“時列舉了很多中國和自然的實例，使得西方的“移情說”更具有說服力和辯證性。
語文教育
讀書思想
朱光潛認為：“學問不只是讀書，而讀書究竟是學問的重要途徑”。朱光潛認為：書籍是人類的精神遺產，是人類文化史上的記程杯。從整個人類文明要進步的角度看，人類文明必須站在已經取得的成就上進一步發(fā)展，推陳出新，促進文化更新發(fā)展，創(chuàng)造更為燦爛輝煌的文明。從個人發(fā)展的角度講，讀書能獲得重要的間接經驗，汲取精神營養(yǎng)，能在相對短的時間里把過去人辛苦獲得的知識掌握好，有利于促進個人全面發(fā)展。指出了寫作與讀書之間的重要關系，閱讀促進寫作。朱光潛也論述了靈感，認為靈感不突如其來卻突如其去，靈感是建立在長期的大量工作基礎上的頓悟，同理，寫作靈感也如此。基于此，朱光潛認為要做到“腹有詩書氣自華”，則每個人都得要有多讀書、好讀書、讀好書的決心和意志。
讀書不能盲目，朱光潛認為“書是讀不盡的，就讀盡也是無用，許多書沒有一讀的價值。你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朱光潛提出，讀書要慎加選擇，認為“讀書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選的精，讀得徹底”。
寫作教育
朱光潛不僅是美學大師，也是寫作大家。受傳統(tǒng)私塾教育的影響，從小便在其父的指導之下學習寫作，初作日記，后學說理文。入安徽省桐城中學后，朱光潛接受了系統(tǒng)的“桐城派文言文”訓練，倍受國文教員賞識，且以為他“可以接古文一線之傳”。朱光潛著述等身，說理深入淺出，且文字優(yōu)美。“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極了”“這種‘能近取譬’、‘深入淺出’的本領是孟石先生的特長”。朱光潛站在新的高度上，主張“文以證道”的文章學思想。他說：“與其說‘文以載道’，不如說‘因文證道’”;朱光潛“文以證道”的寫作思想是“文”“道”，文道兼顧，不偏不倚。朱光潛認為：一篇好的文章，必須做到文質兼美、文道統(tǒng)一。他說：“文學起于實用，要把自己感知的說給旁人知道;但它超過實用，要找好話說，把話說好，使旁人在話的內容和形式上同時得到愉快”。
朱光潛注重作者的人格品質，“文學是人格的流露。一個文人先須是個人，須有學問和經驗所逐漸鑄就的豐富的精神生活，有了這個基礎，他讓所見所聞所感借文字很本色地流露出來，不裝腔，不作勢，水到渠成，他就鑄就了他的獨到的風格“。朱光潛認為：“藝術的特征就是完整”，在他看來，寫作就一種創(chuàng)造性活動藝術。在整體構思的情況下，寫作主體才能整體全面體會把握寫作對象的特征，充分感受和體會寫作對象，寫出的東西才會生動，才更會吸引人。“每一個部分的功能、個別的局部是否具有特征性，取決于他與整體結構的關系是否協(xié)調，是否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于寫作發(fā)展的程序，朱光潛從寫作水平高低的角度提出了寫作發(fā)展的“四境”說，即癡境、穩(wěn)境、醇境和化境。
文學教育觀
20世紀前期，朱光潛就已經系統(tǒng)地提出了自己的獨特的文學教育主張，并寫下了大量文字介紹和論述自己的文學教育思想，其中《談文學》《我與文學及其他》《詩論》等著作有大量涉及文學及文學教育的論述。朱光潛贊同文學與人生的緊密關系，充分肯定人的審美需求，強調文學的審美功能。朱光潛文學教育理論，不僅在朱光潛時代有重要地位，就指導當下文學教育而言也有重大意義。
朱光潛認為文學教育核心是培養(yǎng)人純正的文學趣味，他指出：“我認為文學教育第一要事是養(yǎng)成高尚純正的趣味”，“真正的文學教育不在讀過多少書和知道一些文學上的理論和史實”。朱光潛也明確提出，文學最關鍵的是作品，文學教育是培養(yǎng)人對好作品的熱愛，對低劣作品的徹底的厭惡。他說：“能教學生們懂得什么才是一首好詩或是好小說，能夠使他們培養(yǎng)成對于文學的興趣和熱情，那才是一位好的文學教師。”
詩學思想
朱光潛對中國詩歌的重要價值，體現(xiàn)在他對美學和文學的研究，都將詩作為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礎，同時又以更具徹底性和超越性的詩歌基礎理論，為中國新詩的歷史變革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參考。新詩欠缺什么?朱光潛認為：一是修辭未能"立其誠"，二是形式與技巧方面的功夫下得不夠，新詩過于信任"自然流露"了，雖然詩人"確是有話要說"，"也確是很值得說的"，卻不注意詩的"說話"方式，"沒有說好"。
朱光潛愛詩并且對中國詩歌傳統(tǒng)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所以對新詩的評價，表現(xiàn)出來的不是像一般新詩人那種自我肯定的"溺愛"態(tài)度，而是站在詩歌本體的立場，以一個學者和理論家的理性，認真探討存在的問題，尋求解決的方案。實際上，朱光潛不是偏愛古典詩歌，他對新詩的熱愛并不遜于古典詩歌。只不過，他對新詩的熱愛不是"戲臺上的自我喝彩"，而是針對新詩的"欠缺"自覺進行詩歌實踐和理論建設。是他組織了探討新詩朗誦、音節(jié)等藝術問題的"讀詩會"。
朱光潛寫作《詩論》的動機在《抗戰(zhàn)版序》中有明確表達：主要是有感于"中國向來有詩話而無詩學"的狀況，"想對于平素用功較多的一種藝術——作一個理論檢討"，通過這個檢討，匯通中西詩學，明辨吸收承繼的可能，補益中國的新詩運動。朱光潛的《詩論》是中國第一部體系化的詩學著作，打破了中外、古今的分立，具有基礎理論的徹底性，同時體現(xiàn)了一個美學家對于詩歌美感經驗的細致體察。它的突出貢獻在于，以中西會通、高屋建瓴的美學視野，深入論述了詩歌的內質、形式，以及人工與自然的關系，為"舊形式破壞了，新形式還未成立"，過于沉醉于"自然流露"的中國新詩，及時提供了理論上的參考。在朱光潛看來，作為詩歌基礎因素的情趣和意象，并不等于詩歌本身，它們彼此需要通過對方才能獲得超度：情趣既需要意象獲得形象，也需要通過意象獲得"解脫"(或"凈化");而意象其"見"出本身便說明并非純客觀存在，它需要情趣才能獲得生命和完整性。正是在"境界"超越經驗的意義上，朱光潛取消了"浪漫"與"古典"，主觀與客觀，"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的人為區(qū)別和對立，而強調詩人跨越鴻溝，征服困難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從感受到回味"的觀照玩索的精神。
倫理思想
倫理學作為一門以人和人的道德為研究對象的人文科學概論更應該面向生活、深入生活;只有如此，才能取得真正的學術進步，從而為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質和人生幸福做出貢獻。這涉及做一切學問的一個根本出發(fā)點和方法論，朱光潛認為：“我時常想，做學問，做事業(yè)，在人生中都只能算是第二樁事。人生第一樁事是生活。……假若為學問為事業(yè)而忘卻生活，那種學問事業(yè)在人生中便失去真正意義與價值。”如果是這樣，“在個人方面，常使生活單調乏味，在社會方面，常使文化浮淺褊狹。”“我要說的話，都是由體驗我自己的生活，先感到(feel)而后想到(think)的。換句話說，我的理都是由我的情產生出來的，我的思想是從心出發(fā)而后經過腦加以整理的。”“學術思想是天下公物，須得流布人間，以求雅俗共賞。”朱光潛說的雖然是做一切學問和生活的關系，但這種對待生活與學問的態(tài)度，卻不僅符合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且也符合當下國家所提倡的學術研究要“貼近生活、貼近民眾、貼近實踐”的方針。朱光潛的生活先于學問或者說生活是學問的基礎的思想對于我們從事倫理學研究提供了一種重要的方法論啟示：倫理的基礎是生活或者說生活是倫理的基礎，應然要基于實然，規(guī)范要基于事實。“規(guī)范是應然的，是以人的意志定出一種法則來支配人類生活的，事實是實然的，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規(guī)范雖和事實不同，而卻不能不根據(jù)事實。……規(guī)范倘若不根據(jù)事實，則不特不能實現(xiàn)，而且漫無意義。”
朱光潛早在20世紀20年代末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的“談情與理”一文中專門對情感作為道德的基礎做出了深刻的分析。他認為理智不是萬能的，行為的原動力是本能與情緒，不是理智，他認為功利主義和心理學中的目的心理學皆倡導感性為行為原動力。他認為理智的生活是很狹隘的，如果僅任理智，那宗教、藝術和愛對人將變得無意義了。他認為理智的生活是很冷酷的，很刻薄寡恩的。
在“價值意識”一篇專文中，朱光潛認為：“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價值意識對于人生委實是重要。人生一切活動，都各追求一個目的，我們必須先估定這目的有無追求的價值。”“‘哀莫大于心死’，而心死則由于價值意識的錯亂。我們如想改變風氣，必須改正教育，想改正教育，必須改正一般人的價值意識。”
朱光潛從宏觀上將價值分為真、善、美三種，并認為追求真理是科學的，追求美是藝術的對象，而藝術活動分欣賞與創(chuàng)造，而追求善，是道德行為的對象，行善社會才可安寧，人生才有幸福。求行為的善，即所以維持人格的完美與人性的尊嚴。朱光潛不僅對義利觀有其理論自覺與洞見，而且對道德觀的另一重要價值選擇問題也有深刻而獨到的理論，這就是他的群己觀。
主要成就
翻譯成就
朱光潛熟練掌握英、法、德語，翻譯了3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他對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110萬字的巨著《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了歷史性的崇高聲譽。他還翻譯了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克羅齊的《美學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藝術的社會根源》和《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作品。此外，他通過系統(tǒng)認真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經典《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的一些譯文提出了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意見。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5月4日，朱光潛在《北平日報》發(fā)表《“五四”以后的翻譯文學》，提出翻譯者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精通外國文、本國文，具有文學修養(yǎng)。具備這三個條件的人很少，愛好文藝的青年，應把外國文、本國文弄好。
朱光潛主張翻譯應忠實原文，因為詩的音節(jié)難于表現(xiàn)，因此，他認為詩最難翻譯。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秋天，剛到北京大學西洋語言文學系任教的朱光潛，在評價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時認為，詩不可譯為散文，也不可譯為外國文，因為詩中的音不可譯。在胡適舉出的佛教翻譯文學的實例中，朱光潛尋不出一首可以叫做“詩”的“偈”。因為“偈”為便于記憶，用了詩的形式，但本來未必是詩，而且，印度原文的音節(jié)在譯文中看不出了。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朱光潛寫《現(xiàn)代中國文學》時說，詩最難譯，徐志摩、朱湘、梁遇春、梁家岱、卞之琳、馮至等人各有嘗試，但都限于零篇斷簡。
為了忠實原文，在翻譯方法上，朱光潛既反對直譯，也反對意譯，而主張采取二者取中的方法。1955年秋，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蕭伯納戲劇集》前，請朱光潛校讀老舍翻譯的《蘋果車》譯稿。10月10日，朱光潛給“老舍兄”寫信，不贊成他的直譯痕跡，說：“我因此不免要窺探你的翻譯的原則。我所猜想到的不外兩種;一種是小心地追隨原文亦步亦趨，寸步不離;一種是大膽地嘗試新文體，要吸收西文的詞匯和語法，來豐富中文。無論是哪一種，我都以為是不很明智的。”
書籍著作
人物關系
軼事典故
置信“光潸”
朱光潛早年出版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當時最流行的書籍之一。1936年初，朱光潛在寫《文藝心理學》等專著之余，又寫出一部親切自然的《談美》小冊子。書店在出版時，將《談美》封面附注上“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樣。書出版之后，受到廣泛歡迎。
不久，上海市書攤上便出現(xiàn)一本署名“朱光潸”，題目為“致青年”的書。書名接近，姓名幾乎難辨不說，該書竟也有一個副題：“給青年的十三封信”;與朱光潛的著作副題只少一個“第”字，打眼看去，沒有什么分別;封面設計也追蹤摹形：書名字形，位置相仿，連一些直線中間嵌一些星星都一樣，所以，一位朋友寄這本書給朱光潛后，連朱光潛自己也以為是自己的作品。待看清楚后，朱光潛竟然給這位“朱光潸”寫了一封信。首先，他請朱光潸原諒，說是自己誤將此書認作自己的了。接下說：
“光潸先生，我不認識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動，姿態(tài)，性格等等，為了以上所說的一點偶然的因緣，引動了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認識你而寫信給你，似乎有些唐突，請你記得我是你的一個讀者。如果這個資格不夠，那只得怪你姓朱名光潸，而又寫《給青年的十三封信》了”。
接下，朱光潛將自己寫《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時的情形略作回溯。認為當時“稚氣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才得到青年的喜愛。這話的潛臺詞，大約是告訴那位“朱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實實”做人;否則就算一時得逞，也難免長久不被人戳穿，落得個不道德名。這封信的落款也頗有意思：“幾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當然無法寄出，只好在《申報》上發(fā)表。
三此主義
朱光潛信奉“三此主義”，即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由此身擔當起。“”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時做。”“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環(huán)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這是朱光潛著眼當代，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的體現(xiàn)。
觀作贈詩
1979年，引碑入草開創(chuàng)者李志敏任首任會長的北京大學燕園書畫會(北京大學書畫協(xié)會前身)成立伊始，欣逢建國30周年大慶市。書畫會深入發(fā)動全校師生員工舉辦空前未有的大型書畫展，展出作品近兩百幅。朱光潛教授以82歲高齡興致勃勃地前來觀賞書畫展。參觀后還親筆題詩贈送給筆者致賀。詩曰：“琳瑯滿目詩書畫，慶祝新華三十周。行看大鳥垂天翼，扇起東風拂九州。”
三立銘言
朱光潛一生曾三立座右銘，給人們留下了悠長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學教育系求學時。他以“恒、恬、誠、勇”這四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恒，是指恒心，即無論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恒、百折不撓。恬，是指恬淡、簡樸、克己持重，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誠，是指誠實、誠懇，襟懷坦白，心如明鏡，不自欺，不欺人。勇，則是指勇氣，志氣，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這四個字不僅集中反映了朱光潛求學時的精神狀態(tài)，而且貫穿了他的一生。朱光潛曾說：“這四個字我終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愛丁堡大學學習時。朱光潛興趣廣泛，學過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經過比較和思索，他發(fā)現(xiàn)美學是他最感興趣的，是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的共同聯(lián)絡線索，于是把研究美學作為自己終身奮斗的事業(yè)。當時，他的指導老師著名的伊曼努爾·康德專家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對。他告誡朱光潛說，美學是一個泥潭，玄得很。朱光潛認真思索后，決定迎著困難上。這時，他給自己立下這樣一條座右銘：“走抵抗力最大的路!”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學研究中，終于寫出了《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變態(tài)心理學》等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論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座右銘共6個字“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是說凡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諉給別人;此時，是指凡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推延到將來;此地，是說凡此地(地位、環(huán)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決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這條座右銘的激勵下，朱光潛不斷地給自己樹立新的奮斗目標，在他80多歲時，依然承擔起艱深的維科《新科學》的翻譯任務。
朱光潛三次所立的座右銘，由于環(huán)境不同，側重點自然有異。第一次，主要是確立做人求學之志;第二次，側重點是理想、事業(yè)的抉擇;第三次，在學有所成后，對自己明確而具體的要求。
獲得榮譽
歷史評價
胡喬木：朱光潛為了給中國的美學研究者創(chuàng)造條件，努力翻譯了大量的歐洲美學著作。……他在解放以后年齡已經不小，能用這樣大的精力來翻譯這些多數(shù)是難譯的巨著一尤其是在經歷十年浩劫以后晚年所譯的維科的《新科學》，這是使我極為敬佩的。這表示他對于祖國的熱愛，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熱愛，我想，在這個領域，我實在說不出第二個人來。
錢念孫：(中國)美學大廈的真正營造，始于朱氏(指朱光潛)之掌。他靈心慧眼，博采西方美學之花;妙手剪裁，嫁接中國傳統(tǒng)之木。國人之有詳贍系統(tǒng)美學專著，朱先生《文藝心理學》和《談美》，開風氣之先;華夏之有真正美學課程，他絳帳北京大學清華，居杏壇之首。六十年代，第一部《西方美學史》出現(xiàn)于中文世界，其博及群書，深思明辨，神而化之，熔鑄偉詞，至今無有企及者。
汝信：光潛學貫中西，在哲學、美學、文學、心理學、文化藝術方面都有淵博的學識和很深的修養(yǎng)。美學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能夠在中國得到普及和發(fā)展，是和他的名字分不開的。
陳玉龍：北京大學教授中或長于書法，或精于書論，懷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后有：馬敘倫、鄧以蟄、魏建功、向達、馮友蘭、朱光潛、宗白華、王力、黃子卿、楊周翰、周祖謨、李志敏、羅榮渠……諸先生。他們以器識為先，以人品、學養(yǎng)(學術品位)領字。他們的作品中不是書家、勝似書家，蘊藉風流、韻味醇深的濃郁的書卷氣迥然不同于流俗的那種“匠氣”。
潘新和：他(朱光潛)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寫作教育的奠基人，是最杰出的語文教育理論家(不是之一)。
王樂群：朱光潛是中國大量翻譯介紹西方美學經典著作的第一人，他的美學研究，把尚處于萌發(fā)狀態(tài)的中西比較美學向前推進了一步，使中國傳統(tǒng)美學獲得新的生命。他在美學理論的翻譯和介紹、美學史的總結與闡釋、美學的著述和研究等諸多領域，充滿探索精神和個性特征，均處于學科的前沿狀態(tài)。他的美學思想代表了中國現(xiàn)代美學的最高水平和發(fā)展軌跡，為當代中國美學走向科學開創(chuàng)了一條新路，為中國美學事業(yè)的建設和發(fā)展做出了巨大的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
揚子晚報：朱光潛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溝通了西方美學和中國傳統(tǒng)美學，溝通了舊的唯心主義美學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溝通了“五四”以來中國現(xiàn)代美學和當代美學。他是中國美學史上一座橫跨古今、溝通中外的“橋梁”，是中國現(xiàn)當代最負盛名并贏得崇高國際聲譽的美學大師。
參考資料 >
朱光潛.武漢大學哲學學院.2025-09-28
朱光潛.抗日我爭紀念館.2025-09-28
中國文字著作權協(xié)會發(fā)布2022年最受歡迎作家排行榜.今日頭條-中國青年報.2023-0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