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爾·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也是啟蒙運動時期最后一位主要哲學家，被認為是繼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后，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是德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
1724年康德出生于東普魯士王國的加里寧格勒，出身于信奉路德宗的虔信派家庭，父親是馬鞍匠。康德從小在教會辦的學校接受教育，1740年進入哥尼斯堡大學神學院。從1755年開始，一直在哥尼斯堡大學任教，1770年升為教授，曾于1786年和1788年被選為校長。1797年辭去大學教職，1804年2月12日因衰竭而病逝。伊曼努爾·康德一生沒有離開柯尼斯堡，在普魯士王國邊遠小城，注視著世界的最新發展，討論時代前沿問題。
其著作以1770年為界，分為前批判時期和批判時期；批判時期的著作又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兩類著作。理論哲學的著作有《純粹理性批判》及其簡寫本《未來形而上學導論》；實踐哲學的著作有《實踐理性批判》《判斷力批判》《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教》和《道德的形而上學》等。他調和了近代哲學中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的矛盾，具體而言，他調和了勒內·笛卡兒的理性主義與弗朗西斯·培根的經驗主義。約翰·費希特、謝林等哲學家被視為康德的繼任者。他的思想使哲學深入到一個新的理論維度，不僅對近代哲學進行了一番徹底的清洗，引發了古典哲學運動，并開啟了康德主義等諸多流派，而且對現代西方哲學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人物生平
童年生活
1724年4月22日，康德出生在德國的古城加里寧格勒。他的父親是當地的一名馬鞍匠人，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康德出生時正值普魯士王國舊歷的“伊曼努爾節”，故家人以此為其命名，意為“上帝保佑我們”。
早年的康德生活在一個父親勇敢可敬，母親溫柔善良的家庭。由于康德一家已經有兩個孩子夭折，康德的母親對于他的培養更加用心，在他早年時康德的母親經常允許他自由活動，給他講解自然界的植物甚至是天體結構等。康德十分感恩自己的母親，在晚年他曾說：“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的母親。她在我身上培植了最初的優良品質，她用來自大自然的觀念啟發了我的心靈，喚醒并擴大了我的智力，她的教誨對我一生都有極大影響。”
童年時代，康德的父母感情和睦，在道德要求方面也給康德樹立了很好的榜樣。但由于在康德的童年時代，父親從事的行業已經不再如此繁榮，康德一家的生活并不富裕，1737年康德的母親去世時，康德的父親只能按照“貧民的方式”簡易安葬。
教育經歷
童年的康德首先就讀于當地一所慈善學校，后來在彼時擔任當地牧師的神學博士布魯諾·舒爾茨的勸告下，康德的父母在1732年將其送往弗里德里希高級文科中學就讀。弗里德里希中學由反對傳統教義和僵化的經院式教學的虔誠派信徒創立，在校期間康德學習十分優異，努力上進，常常被安排在前排就坐，以保證作為最優生升到上一年級。1740年夏末，康德從弗里德里希中學畢業，同年9月，康德進入柯尼斯堡大學學習。
在大學期間，康德像在中學一樣希望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于是他選擇走讀并拒絕申請助學金，通過為他人擔任“復習助手”來賺取微薄的收入。 康德生活節儉，租住在一個管風琴師家，甚至接受朋友出借的衣物作為接濟。
在柯尼斯堡大學，康德受惠于年輕的邏輯學和形而上學副教授馬丁·克努岑（Martin Knutzen），這位教授希望他在哲學、自然科學和數學等領域擴大研究。在克努岑的影響下，康德在1746年完成了其處女座《論活力的正確評價》（Gedanken von der wahren Schatzung der lebendigen Kraft），該書也是他的大學學業論文，并于1749年印刷完成。 康德在該書的前言中將自己與勒內·笛卡爾、艾薩克·牛頓、戈特弗里德·萊布尼茨等偉大的思想家作比較，并自豪地引用如下句子以表明其心志：“我已給自己標出了我要遵循的道路。我將踏上自己的征程,任何東西都不應阻礙我繼續這一征程。”康德的處女作試圖對笛卡爾主義者和萊布尼茨主義者對測量動能的爭論作出裁決，并得出三維空間與萬有引力之間的聯系，他的論斷認為諸實體之間的作用力與距離的平方成反比。該書也被視為康德作為啟蒙時代哲學家質疑權威的精神體現。
探究自然
1747年，康德在尚未完成碩士學位論文答辯的情況下離開了柯尼斯堡大學，他先是去到東普魯士的猶德申村，給當地牧師的三個兒子擔任家庭教師。1750年夏，康德又來到奧斯德羅德附近為一戶大地主的三個男孩擔任家庭教師。第三次擔任家庭教師時，康德來到了凱瑟琳伯爵家。他在三戶家庭的工作都獲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牧師家里，康德對立陶宛文化產生了伴隨其終生的興趣，他也給地主家的兒子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而凱瑟琳伯爵夫人對哲學的熱愛也影響到了康德本人。
在擔任家庭教師期間，康德延續了自大學學業論文以來對自然科學的興趣，他在此期間撰寫了有關天文學的大量手稿。1754年回到加里寧格勒后，康德在6月發表了《對一個問題的研究，地球是否由于繞軸旋轉時發生過變化》，8月又發表了《關于從物理學觀點考察地球是否已經衰老的問題》一文 。前者是應柏林科學院的有獎征文而撰寫，并得出了“地球自轉由于受海洋潮汐摩擦的影響而減慢”的正確結論。
康德在1754年發表的這兩篇文章成為了此后《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一書的序曲，該書在1755年春匿名發表并題獻給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大帝，盡管由于出版人破產，該書沒能在春季博覽會上出售，但該書最終還是得以出版，漢堡一家定期出版物對其發表了贊揚的評論。康德文風優美，書中引用亞歷山大·蒲柏等人的詩歌，并通過自己的散文對宇宙結構進行了詩情畫意般的描寫。
編外講師
《自然通史和天體理論》發表的同一年，康德向柯尼斯堡大學提交了碩士學位論文和申請。1755年4月17日，他提交了題為《論火》的學位論文，并在同年9月被授予哲學博士或碩士（Doctors oder Magisters）的學位稱號。1755年9月27日，康德為取得加里寧格勒大學任教資格的論文答辯會舉行，他的論文題為《形而上學知識的第一原理的新解釋》，康德成功取得了柯尼斯堡編外講師的資格，并開始了他四十一年之久的大學任教生涯。
作為編外講師，康德的薪水主要由學生提供，由于大學教室不夠，許多講師只能在家中授課，當時康德居住在基波克教授家中，教授為其提供了一所房子作為講課之用。雖然剛剛獲得編外講師職稱，但康德的課仍然吸引了很多學生，沒有座位的學生只得站在階梯和走廊上，初登講臺的康德有些緊張，直到第二節課時才能夠鎮定自若地講授。
半年后，康德曾向腓特烈大帝提出替補一個空缺教授職位的申請，但該申請由于當局取消了補缺制而一無所獲。于是，康德繼續以編外講師的身份進行授課。由于繁重的教學工作，課堂占據了康德1750年代后期的大部分時間，雖然他曾為此感到厭煩，但貧苦的生活至少有了保障，他還因此有了財力雇傭一名仆人。
呼吁理性
盡管康德仍然延續著對自然科學的熱衷，但關于哲學的興趣也在此時產生，當時正盛行著自由思想和決定論的爭論，而康德也參與其中。康德認為一切皆有一定依據的觀點與自由意志并不矛盾，他認為自由是為行為作出自覺規定，并使理性動機服從于意志。康德對于理性的呼吁也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相印證。
1755年，葡萄牙的里斯本發生大地震，整座城市被毀滅的景象震動了當時的歐洲，災難使得人們對雅威至善的觀念提出了質疑。康德也于此時就此事件發表了兩篇文章和一本小冊子，他試圖采用自然地理的科學理論為人們解釋地震的成因，并呼吁人們以理性的態度看待此事件。 在小冊子的結尾，康德直接對話自己的君主：“充滿美好激情的君主，人間的苦難促使他去解脫戰爭的災禍，人們沒有這些災禍就已經痛苦萬分了。他是美好愿望的象征，他給予人民的賞賜，人民是不會白白領受的。”
當時正值七年戰爭（1756年 - 1763年）一觸即發，康德希望通過對天災的展現和理性的呼喚勸告腓特烈大帝避免卷入戰爭，但現實并不如他所愿，普魯士王國終究選擇了發動戰爭，并與英國結盟，對抗法國和奧地利等國。
成為教授
盡管加里寧格勒在戰爭期間被俄羅斯短暫占領，但很快又在1762年因為俄國皇室的更迭回到了普魯士的懷抱。戰爭并沒有中斷康德的教學活動，在俄國占領期間，康德除了教授原本的課程外還需要向俄國軍官授課，他也曾在柯尼斯堡被劃為俄國行政區期間致函沙皇伊麗莎白·彼得羅夫娜，希望能夠獲得某個教授職位，但并未成功。
同樣是在1762年，康德讀到了讓-雅克·盧梭的《愛彌兒》，他對此書愛不釋手，甚至為此打斷了散步的慣例，一連讀了好幾天，盧梭的肖像也成了他工作室里唯一的裝飾品。戰爭結束后，康德繼續在柯尼斯堡進行著自己的任教和學術研究活動，此后的三十年間這二者也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內容。
盡管康德已經取得了一系列學術成就，但他到1770年代前始終只能以編外講師身份進行學術活動，1766年2月，康德被任命為王家圖書館副館長，發表《視靈者的幻想》；1769年到1770年，埃爾蘭根大學和耶拿大學都曾向康德發來邀請，但由于身體健康狀況等原因，他顯然沒有離開家鄉加里寧格勒的打算。1770年，康德成為正式教授的愿望終于迎來了轉機。當年3月，柯尼斯堡久病的老教授朗漢森逝世，康德將自己的個人申請提交給了普魯士國王，1770年3月3日他正式被任命為柯尼斯堡大學邏輯學和形而上學的正教授。1770年8月21日，學位論文《論感覺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則》答辯。1771年，評論莫斯卡提的作品。
在發表了一系列著作之后，康德在1780年代迎來了學者生涯的鼎盛時期，他在1780年成為了柯尼斯堡大學評議委員會成員，并在1786年夏被推選為柯尼斯堡大學校長，1786年12月7日被選為柏林科學院院士。他完成了《純粹理性批判》（1781年）、《實踐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斷力批判》（1790年）3部著作，這標志他的批判哲學體系的誕生，并帶來了一場哲學上的革命。
晚年生活
盡管康德始終保持著健康規律的生活方式，但進入晚年的他仍然不得不面對健康狀況的改變。他也曾向朋友多次去信描述自己的健康問題，盡管如此，直到晚年康德仍然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自己的學術研究，甚至在1790年的第一個月里完成了《判斷力批判》這一著作的手稿。
但就在此時，隨著歐洲啟蒙運動的進行以及法國大革命的發展，普魯士王國國內的保守勢力上臺后在國王的支持下開始打壓自由主義思潮。1793年康德因一些觀點，被告蔑視基督教教義，遇到一些麻煩，康德的哲學也遭到極大挑戰。但他仍然撰寫并想方設法出版了自己關于宗教問題的《論理性范圍內的宗教》（1793年）等作品。
1791年，年邁的康德最后一次擔任系主任一職，但在1794年他還被選為圣彼得堡科學院院士，從1795年開始康德不再參與評議委員會的活動。康德晚年的學術生活尚未結束，1795年以后，康德發表了《永久和評論》（1795年）、《論靈魂的器官》（1796年）、《道德形而上學》（1797年）等一系列著作。
1796年，康德最后一次講課，此后盡管他的學術活動仍在繼續，但康德的生命儼然已經進入尾聲。1801年11月14日，康德請求解除其科學院評議委員會成員的職務，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時，伊曼努爾·康德在家鄉柯尼斯堡去世。
主要成就
主要著作
所獲榮譽
思想觀點
自然科學
康德早期熱衷于自然科學的研究，他曾在《論地球自轉是否變化和地球是否要衰老》（1754年）中對宇宙不變論提出大膽質疑。在1755年發表的《自然通史和天體論》中，康德早于皮埃爾-西蒙·拉普拉斯提出了描述太陽系起源的星云假說，認為這團星云由大小不等的固體微粒組成，“天體在吸引力最強的地方開始形成”，引力使微粒相互接近，大微粒吸引小微粒形成較大的團塊，團塊越來越大，引力最強的中心部分吸引的微粒最多，首先形成太陽，進而與其他團塊形成的星球共同構成太陽系。
哲學革命
兩大論爭
在康德登上哲學的歷史舞臺之時，西方近代哲學正經歷兩大論爭，即經驗論和唯理論之爭，以及自由與理性之爭。自古希臘哲學開始，西方哲學便形成了理性主義的傳統，認為只有通過理性才能夠認識世界，獲得知識，這也逐步發展出了一種科學主義的精神并極大地促進了認識論的發展，認識論旨在解決人們關于事物的認識如何產生，以及由此獲得的知識的真理性從何而來的問題 。
針對認識論的問題，哲學家們分為英國經驗論和大陸唯理論兩個派別，經驗論主張知識來源于感性經驗，而唯理論認為經驗只是個別的，無法提供普遍性的科學知識，科學知識應該通過理性固有的觀念推導而來。
另一方面，隨著啟蒙運動對科學理性的倡導，哲學形成了機械決定論的自然觀，認為自然、社會和個人都服從于統一的因果律，人似乎不再有自由意志，而只是遵循客觀規律的復雜機器。這一點與啟蒙運動主張的自由與人本身的尊嚴和價值產生了矛盾，因此啟蒙運動的兩大支柱，即理性和自由便發生了沖突。
調和矛盾
在康德看來，上述的論爭歸根結底都是形而上學的問題，他為此提出的觀點被認為掀起了哲學領域的哥白尼式革命。在認識論問題上，康德主張調和經驗論與理性主義之間的矛盾，他贊同知識應當來源于經驗，但也認為知識僅僅只有經驗是不夠的，具有真理性的知識應當是先天的。
為了解決人類如何“先天地經驗對象”這一矛盾，康德認為一方面知識需要以經驗作為基礎，但另一方面作為認識主體，人的認識形式本身是先天的，因此經驗提供了材料，通過先天的認識形式加工產生的知識就符合了先天性，也就能夠構成真理性的知識。通過這樣的思路，康德將人的認識必須要與認識的對象相符合才能構成知識顛倒了過來，即只有與人的先天認識形式相符合的對象認識才能構成知識。這一顛倒猶如尼古拉·哥白尼將地心說中太陽與地球的位置顛倒一樣，因此在調和經驗論和理性主義的同時，被人們視為哲學上的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的這一論斷雖然限制了人對事物的認識，只有物符合人的先天認識形式的部分才能構成知識，但另一方面，這也調和了啟蒙運動中自由與理性的矛盾。因為康德的理論意味著在認識形式之內，人和其他事物一樣受到普遍的因果律約束，但在那之外還有著不受認識形式限制因而無限自由的領域，因此機械決定論與啟蒙運動倡導的自由之間的矛盾得到了消解。
總之，康德通過認識形式的先天性賦予了知識以真理性，同時又承認認識形式的限制來為人的自由留下了空間。
理論理性
康德所言的批判是指對人的認識能力，即一般理性能力的分析。由于強調認識形式的先天性，康德主張在對事物下判斷之前應當先分析人的認識能力。在康德哲學中，知識的基本單位不是概念而是判斷，因為單個概念并不能構成知識。
康德將判斷分為分析判斷和綜合判斷，前者是指判斷的賓語蘊含在主語之中的判斷，這類判斷具有普遍必然性，但由于賓詞只是對主詞的解釋，并沒有增添知識的內容，因而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知識，比如“加里寧格勒的哲學家是一位哲學家”，而綜合判斷是指賓詞并不包含在主詞之中，賓語是通過人們的經驗加于主語之上的判斷，例如“火是熱的”。康德認為，只有綜合判斷能夠給人們帶來新的認知，而只有先天的綜合判斷既能夠擴展知識，又具有普遍必然性，才能構成使世人不斷獲得新的可靠的科學知識的根據。康德將知識分為質料和形式兩個方面，人們通過經驗獲得質料，質料通過人的認識形式加工獲得形式，由于認識形式是先天性的，因此知識就具有了普遍必然性。
康德認為，人類的認識從感性開始，經過知性，最后以理性告終；通過對人的感性、知性以及理性三個方面的認識能力進行分析，康德試圖論證人的認識能力的先天性。他將時間與空間視為人感性的直觀認識形式，人通過這樣的先天認識形式來認識事物獲取知識。同時康德又將一切先驗邏輯所依賴的基礎——范疇視為人知性的認識形式，在感性的認識形式接受經驗以后，人通過知性的認識形式綜合建構起知識。在此基礎上，人們希望將知識體系化，康德將這一調整知識并使其體系化的工具就稱作理念，也即理性的認識形式。
實踐理性
康德是將實踐范疇引入哲學的第一人，在康德看來理性包括認識功能和意志功能，他將前者稱為理論理性，后者稱為實踐理性。康德探討實踐理性的目的是想要解決人在受自然法則支配之外，是否具有自由意志的問題。
在康德看來，人既是自然存在，也是有限的理性存在，因此人需要遵循自然法則，同時也要遵循理性的法則，自然法則是人不得不遵守的法則，而理性法則是人不必遵守但應當遵守的法則，也即道德法則。康德認為，一個理性存在只有在完全依據理性為自己所確立的法則行事的情況下，其意志才是自由意志，因此康德強調“自由即自律”。
判斷力
在對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進行劃界以后，康德又將判斷力作為二者聯系和過渡的“中介”。在康德看來，自然法則占據主導將會使理性世界的法則不復存在，但理性法則是在自然世界應當實現的，因此實踐理性統治理論理性是可能的，而實踐理性想要在理性世界中達到想要的目的就需要擁有一個中間環節，康德認為這一環節便是“判斷力”。
康德將判斷力定義為把特殊包含在普遍之下進行思想的能力。他又進一步將判斷力分為規定的判斷力和反思的判斷力，前者是在已有的普遍法則之下進行判斷的能力，后者則是在沒有普遍法則的情況下尋求普遍法則的判斷力。
政治理論
在拿破侖戰爭和讓-雅克·盧梭思想的影響下，康德在晚年曾于《論永久和平》中提出了一系列政治理論思想。康德試圖論證這樣一個基本論點，即各個國家聯合體的世界大同乃是人類由野蠻步入文明的一個自然的而又必然的歷史過程。康德主張任何國家除它本身之外，不得有任何勢力對其進行處置，他甚至提出了廢除常備軍以及不得武力干涉他國體制和政權等和平理念。
同時，康德吸收了社會契約的思想，認為任何符合該思想的體制都應當是共和體制，他將共和制解釋為行政權與立法權相分離的政治制度。同時康德還將社會契約思想延伸到國際權利和世界公民權利等領域，提出了自由國家的國際聯盟制度等理念。
人物影響
康德以其哲學成就被稱為德國古典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他開啟了德國古典哲學運動，對西方哲學產生了深遠影響。約翰·費希特、謝林等哲學家被視為康德的繼任者，而康德哲學最重要的發展便是黑格爾哲學。
人物評價
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在他的《西方哲學史》中提到，康德被人們視為近代哲學家中最為偉大的，雖然羅素本人并不完全同意這一評價，但他也十分認同康德的重要性，并坦言如果不承認康德的重要性，那將是愚昧無知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張志偉評價康德，認為其哲學不僅具有批判精神和科學精神上的魅力，也具有對人類理性的終極關懷。
后世紀念
1804年2月12日上午11時，康德在家鄉加里寧格勒去世后，因為天氣寒冷泥土堅硬無法挖掘，康德的遺體停放了整整16天后才得以入葬，但在此期間，柯尼斯堡的居民排著長隊瞻仰康德的遺體。 雖然康德本人曾表示過希望從簡操辦自己的葬禮，但在康德遺體下葬儀式開始前幾個小時，柯尼斯堡的大街上便站滿了送葬的人群，為靈柩送行的人群中包括普魯士王國行省省長在內的許多高級官員、宗教人士、軍官、商人以及各種深具名望的人士，大學的學生們也自發前來為其送行。
1805年4月22日康德誕辰紀念日，加里寧格勒康德之友協會成立，自1810年的紀念日起該協會每年都會舉辦一場隆重的紀念聚餐會。1862年以后康德的銅像也在柯尼斯堡樹立起來。1905年2月22日，康德逝世100周年之際，柯尼斯堡當局舉辦了一場大型的紀念會，并在城堡圍墻中一塊高大的石板上刻下了康德的名言：“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始終新鮮不斷增長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
人物軼事
康德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家鄉柯尼斯堡度過，嚴格地過著極其有規律的生活，關于此，同時代人的書信和報道中都有記載。他總是五點起床，然后立即投入工作；從七點至九點，他在大學里講課。九點至下午一點，這是他用于個人研究的主要工作時間段，他的科學著作大都是在這段時間里完成的。接著是午餐時間，進餐時康德幾乎總是有客人陪伴，他更喜歡接待的客人都是普通市民而非學者。此外，他每天有準時保健散步的習慣，當地人甚至慣常根據他經過各家門前的時間調試自己的鐘表。但康德的這一習慣在他沉迷于閱讀讓-雅克·盧梭的《愛彌兒》期間被打破。
名言語錄
人就是自在的目的本身，亦即他永遠不能被某個人單純用作手段而不是在此同時自身又是目的，所以在我們人格中的人性對我們來說本身必定是神圣的：這就是從現在起自然得出的結論，因為人是道德律的主體，因而是那種自在地就是神圣的東西的主體，甚至一般說來，只是為著道德律并與此相一致，某物才能被稱之為神圣的。——《實踐理性批判》
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始終新鮮不斷增長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實踐理性批判》
參考資料 >
Immanuel Kant.Meer.2024-12-29
【哲海宸瀚】伊曼努爾·康德：德國古典理性主義哲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陜西師范大學哲學書院.2023-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