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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外廬(1903年2月6日—1987年9月14日) ，原名兆麟，又名玉樞，自號外廬，出生于平遙縣西王智村的書宦世家，中原地區共產黨員，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史學家、中國思想史家、教育家，原中國科學院社會科學哲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并稱為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五老”。

侯外廬于1923年考入北京法政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后結識李大釗，開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他在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回國后，侯外廬任哈爾濱法政大學經濟學系教授。1932年，侯外廬與王思華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由國際學社出版。抗戰時期，侯外廬積極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宣傳活動。新中國成立后，侯外廬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后任西北大學校長。1957年，侯外廬創建中國最早的思想史研究機構——中國思想史研究室，并長期領導開展研究工作。

20世紀50年代末，侯外廬與多位學者合著的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是第一部由中國人獨立完成、標志著中國思想史研究進入成熟階段的著作。他的其他著作有《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綱》《宋明理學史》和《韌的追求》等。

1955年，侯外廬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評價他“為中國歷史研究事業留下了豐厚而又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為歷史研究所的歷史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和人才培養等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侯外廬于1903年2月6日（農歷正月初九）生于平遙縣西王智村，1923年入北京政法大學法律系學習，次年轉入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專業就讀。1924年，其結識了李大釗，開始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1927年赴巴黎大學留學，不久開始翻譯《資本論》。次年，侯外廬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產黨。

工作經歷

1930年回國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先后在哈爾濱法政大學、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任教，并加入左派教師聯合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侯外廬出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師范大學教授。1932年侯外廬與王思華合譯的《資本論》第一卷上冊由國際學社出版，并于1936年出版《資本論》第一卷全譯本。侯外廬還獨自譯出《資本論》第二、三卷，但譯稿在托人送往延安市途中毀于戰火。九一八 ”事變后，任北平大學法學院教授兼師范大學教授。

抗戰時期，侯外廬在重慶主編《中蘇文化》，在上海、香港特別行政區主編《文匯報》副刊，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日宣傳活動，并參與創辦臨汾民族革命大學。1938年在重慶主編《中蘇文化》，并參與中蘇文化協會及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工作。1946年在上海主編《文匯報》之《新思潮》周刊。1947年轉任香港達德學院教授。20世紀40年代，侯外廬陸續完成《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中國近代思想學說史》《蘇聯歷史學界諸論爭解答》等論著，從而確立他在中國史學界、思想界的權威性地位。1948年底，侯外廬與滯留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郭沫若等一批文化界名人乘郵輪進入東北解放區。1949年，侯外廬在北平市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建國之初，侯外廬任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主任，后任西北大學校長，1954年回到北京，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二所副所長及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20世紀50年代末，侯外廬與他人合著的多卷本《中國思想通史》出版，標志著他對中國思想史的研究進入成熟階段。“文化大革命”期間，侯外廬遭到林彪、“四人幫”集團的迫害，身體致殘，學術研究幾乎中斷。“四人幫”被粉碎后，侯外廬又著有《中國封建社會史論》《中國近代哲學史》《中國思想史綱》《宋明理學史》和自傳《韌的追求》等著作。

因病逝世

1987年9月14日，侯外廬病逝于北京。

主要成就

學術思想

創建侯外廬學派

侯外廬先生開辟了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解讀新思路：用歷史唯物主義去解讀中國哲學、中國思想發展史。侯外廬先生在總結自己的治學宗旨與方法論時特別強調：“我們在歷史學研究中所注重的不是自己的‘體系’，而是如何應用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總結中國悠久而豐富的歷史遺產”。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侯外廬學派的基本思想宗旨，也是侯外廬學派最基本的特色。

侯外廬及其學術傳人形成了經濟、社會、文化、哲學思想的全方位綜合性視野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論。侯外廬先生主編的《中國思想通史》跟一般的哲學史和思想史不同的地方，在于它運用了一種綜合性的研究方法，對經濟思想、社會思想、文化思想、哲學思想進行全方位的綜合性研究。盡管受到過去教條主義方法論的影響，但是侯外廬和他的團隊特別強調實事求是，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好學風。正如侯外廬先生在《韌的追求》一書中所總結的，撰寫《中國思想通史》的指導原則和研究方法，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理論，分析社會史以至思想史，說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之間的辯證關系”、“實事求是，從材料實際出發，進行分析研究”。

侯外廬學派形成了堅持民主啟蒙、批判專制獨裁的優秀傳統。侯外廬及其學術團隊著力發掘歷代所謂“異端”思想家的學術思想，耙梳和整理出了與正宗思想傳統截然不同的富有批判性與人民性的“異端思想”傳統。在侯外廬以前，胡適等人編著的《中國先秦哲學史》雖然講到民本，但對中國17世紀的思想啟蒙運動并沒有進行全面的概括與論述。侯外廬團隊所著的《中國思想通史》、《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對明清之際的思想啟蒙運動作了相當全面的梳理，直到現在對學術研究還大有裨益。比如劉澤華先生，從侯外廬的民主啟蒙思想中受到啟示，對中國政治思想史展開了深入系統的批判性研究。而我對黃宗羲新民本思想的研究也直接接受了侯外廬先生的“明清思想啟蒙”說。

侯外廬先生培養了一大批學術人才和關心政治堅持民主理想的知識分子。陳寒鳴在《侯外廬與侯外廬學派》一文中概括了侯外廬逝世后，其學術傳人所做的富有創造性的學術開拓工作。該文說：“侯外廬逝世以后，其門人弟子承繼著他的學術事業，在大體保持著侯外廬學派傳統、風格的同時，又在學術上各有所成。張豈之主持完成了《中國儒學思想史》；陳谷嘉在湖湘學派研究上做了許多開拓性的工作；祝瑞開貫通中國思想發展過程的系列著述；盧鐘鋒的《中國傳統學術史》堪稱別開生面的力作；黃宣民發掘泰州學派新史料，對顏鈞作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并主編《中國儒學發展史》；崔大華既深入考研莊子之學，又完成了《儒學通論》；姜廣輝在已有個人著作《顏李學派》、《理學與中國文化》、《走出理學》等的基礎上，又領導著志同道合者進行著中國經學思想史的研究，所有這些，都是侯外廬學派至今仍在發展、仍保持著學術生命力的表現。

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

在歷史學領域，侯外廬提出外來“學術的中國化”“中國學術的世界性”等概念。1939年，他提到“中國歷史上偉大的世界學術介紹，最早有唐代的佛學中國化”，認為它“在理論知識上達到中國化的程度，而且在實踐上達到一個畸形的極端(如禪宗)”；佛學中國化成功“證明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力，并不低于德國的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思維創造力”。侯外廬已經注意到民族文化自信在外來學說中國化中的重要性。

侯外廬將社會史研究與思想史研究密切結合，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提出“以自然史的精確性”對中國社會歷史進行研究，在對中國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歷史深入探討的基礎上，對中國的思想史進行科學的理解和研究。侯外廬主張既要尊重中國思想學術自身的特點，也要參照西方思想學術成果，才有可能科學地解釋中國思想的發展史。侯外廬提出對思想家的研究必須做到“橫通”與“縱通”相結合。所謂“橫通”就是考察思想家個人的思想體系與同歷史時代其他思想家與流派的關系；所謂“縱通”是考察不同時期思想的流變，以及該思想家在流變過程中的地位。這樣才可能比較準確地把握一個思想家在思想史中的價值。?

馬克思主義研究

侯外廬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歷史學領域，就是“為了使歷史科學中關于古代社會規律的理論中國化”。這要求中國學者在科學研究中“不為古人所役，亦不為歐美先進所役”。

侯外廬對卡爾·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學習和研究直接來源于他1928年至1938年期間對馬克思《資本論》的翻譯工作。他認為亞細亞生產方式在中國古代的表現和西方的希臘不同，中國從氏族社會走向文明社會，保留了舊有氏族組織的余緒，在氏族血緣關系的基礎上建立起國家組織；這種狀況后來演變為血緣的宗法制，它影響了中華思想文化的發展，形成了與西方希臘不同的特色。

學術論著

教育成就

教育思想

侯外廬在長期的革命教育及管理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提倡實踐精神與求實作風；提倡“韌的追求”；鼓勵學生勇于獨立思考，并有所創新和前進；倡導教學和科研的統一。

培養學生

侯外廬在20世紀60年代培養了由楊超、李學勤、張豈之、林英、何兆武等五位青年學者組成的“諸青”學術團隊，在文革以后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指導和培養了一個研究生團隊（有崔大華、柯兆利、姜廣輝和吳光）。其弟子還包括眾多學術人才和關心政治堅持民主理想的知識分子。例如邱漢生、田昌五、祝瑞開、黃宣民、盧鐘鋒、陳谷嘉、崔大華、姜廣輝等學者。還有不少受到侯外廬學術思想影響的學者，如劉澤華、馮天瑜、蕭箑父等。

創辦學校

1937年，侯外廬參與創辦了臨汾民族革命大學。

創作研究

研究方法

侯外廬先生的學術成果和地位,主要體現在他對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概括起來,侯先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大致有如下幾個特點：

參考資料

創作特點

侯外廬創作的《宋明理學史》還表現出一些自身的特點：

參考資料

親屬成員

個人任職

獲得榮譽

人物評價

侯外廬研究中國歷史總是想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也可以說把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民族化。這一點很重要。（原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白壽彝評）

侯外廬是當代大歷史學家和大思想家，在中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他筆耕輟，著作無數，給后人留下了豐厚的精神文化遺產，在社會史和思想史領域均作出開拓性的貢獻。我們要學習繼承他博大的胸懷、嚴謹的治學精神和高屋建瓴的學識，從而推動中國歷史學學科進一步繁榮發展。（2013年侯外廬110周年華誕學術紀念會與會者聯評）

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侯外廬，在他輝煌的一生中，貫穿著韌的追求和勤奮著述，為20世紀中國史學增添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踐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中國化作出了杰出貢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報評）

侯外廬為中國歷史研究事業留下了豐厚而又寶貴的精神財富，也為歷史研究所的歷史研究、中國思想史研究和人才培養等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的博大精深的學術建樹、高尚純正的道德情操和氣度恢宏的大師風范，將永遠彪炳史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評)

后來的研究者，縱然不同意他的這一個或那一個看法，但都不能不重視他的研究成果，從他和他的合作者的大量著作中吸取養料。（中國歷史學家胡繩評）

人物軼事

21世紀20年代初，侯外廬從家鄉進京趕考，被政法大學和師范大學同時錄取。侯外廬決定，同時就讀兩校，在政法大學攻法律，在師范大學攻歷史。學習期間，他最早接觸到的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字，便是李大釗所寫的文章。1924年，經早期共產黨員高君宇介紹，侯外廬結識了時任北大教授的李大釗。此后，侯外廬經常就對中國前途的認識、對各種理論的見解等問題登門向李大釗討教，并借閱一些相關著作。直至晚年，他還清楚記得向李大釗借過的書中，有一本是尼古拉·布哈林寫的《唯物史觀》（英譯本）。

李大釗幾次向侯外廬提到《資本論》，抱憾中國還沒有一部較為完整的譯本，他曾反復說過：“拼上半生功夫研究《資本論》，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領。”李大釗又介紹侯外廬認識了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陳翰笙。后來，侯外廬和幾個朋友籌辦刊物《下層》，但資金短缺，便向李大釗求援，李大釗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苦，但仍幫忙從鄰居李石曾家借了一筆錢交給侯外廬，并囑咐說：“這是李石曾太太的錢，你一定要還。”《下層》問世后，盡管很受讀者歡迎，但由于刊物宣傳的是進步思想，很快被軍閥政府取締。《下層》遭查禁后，侯外廬為還那筆借款，又去見李大釗，這是他和李大釗的最后一面。當時正值“三一八”慘案后，李大釗遭通緝，已避難于俄羅斯大使館的兵營。見面地點約在東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廬后來回憶，李大釗是登梯子越過一堵矮墻過來的。侯外廬向李大釗表示，“很想先在理論上追求真理”。李大釗說：“先從理論下手也好。”他強調，應從卡爾·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并贊同侯外廬提出的翻譯馬克思原著的打算。正是這次談話，用侯外廬晚年的話說，“決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