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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張豈之（1927年11月－），中國歷史學家，教育家。江蘇南通人。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同年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1952年清華大學哲學系研究生肄業。歷任西北大學、清華大學教授，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副校長、校長、名譽校長，兼任陜西省社會科學會聯合會主席、中國史學會副會長等職。

張豈之受湯用彤、賀麟、侯外廬等人的影響，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出版《中國儒學思想史》《儒學·理學·實學·新學》《近代中國倫理思想的轉折》《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等著作。張豈之提出中國思想史主要以理論化的社會意識為研究對象，重視弘揚中國思想文化的優秀傳統，強調科學性與時代精神的統一，力圖對歷史文化遺產作出全面探討和實事求是的評價，從多方面豐富和發展了侯外廬學派的特點。他強調教育的人文化功能，積極倡導人文教育，將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成果滲透于大學教育理念，編撰有《中國思想史》《中國傳統文化》《中華人文精神》《中國歷史》(6卷本）《中國歷史十五講》等多種教材，并主編學術文化普及刊物《華夏文化》。

人物經歷

教育經歷

1950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

同年考入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讀研究生。

工作經歷

1951年在重慶教育學院任教。

1952年在西北大學從事教學工作。

1978年8月至1984年9月為博士生指導教師曾任西北大學歷史系主任。

1980年晉升為教授。

1983年9月至1985年5月任西北大學副校長。

1985年4月至1991年8月任西北大學校長。

2001年至2003年任華中科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

現任西北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教授、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主要成就

出版著作

長期從事中國思想史、哲學史和文化素質教育研究，在半個多世紀的研究和教學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學術研究及學術領導經驗，主持過多項重大、重要科研項目。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他協助侯外廬先生整理《中國思想通史》1-2卷，后來又同侯外廬、邱漢生先生共同主編了《宋明理學史》（上、下）。80年代中期至新世紀以來，他主編或自著的著作有18部，2001年以來主編完成的有《中國思想學術史編年》（6卷）、《中國思想學說史》（6卷9冊，400余萬字）、《中國歷史》6卷本、《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道法自然》。多年來在《哲學研究》、《中國史研究》、《求是》、《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各種報刊雜志發表大量學術論文。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關注素質教育（含大學文化素質教育）研究，發表多篇論文。

自著有《顧炎武》《儒學、理學、實學、新學》《春鳥集》《中華人文精神》。并主編《華夏文化》雜志。

人才培養

自1978年以來，培養碩士生、博士生各數十人，博士后人員10名，多名學生已經成為全國多所大學思想史、哲學史和歷史學等領域的科研教學骨干。

人物影響

張豈之：中國沒有國學大師

張豈之在登上“全球通名家講談”講臺后，首先請人們不要將其稱為國學大師。他表示自己達不到這樣的水平，認為這樣的稱號不適合他。他還提到，他的老師季羨林先生雖然擁有幾頂桂冠，包括“國學大師”這一稱號，但季先生本人曾公開跟媒體表示這個稱號對他來說不太合適。由于季先生已年逾九十，尚不敢自居此稱號，張豈之認為自己年僅八十，更不應使用這一稱謂。

慎用“國學”一詞

張豈之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指出“國學熱”在近年來悄然興起，且對于一個國家的文化復興而言，研究歷史文化與國學至關重要。他認為這股熱潮是民族文化意識覺醒的體現。然而，在最近的演講中，張豈之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即應慎用“國學”這一概念。他提到，自1927年王國維先生去世后，由于學科的細化分類，中國沒有再產生出籠統意義上的國學大師。這并不意味著后人不如前人，而是指現今的學者更多地專注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如中國文學史、思想史、哲學史或美術史等。因此，在他看來，1927年之后已不再存在一個籠統的國學大師的概念。

張豈之建議媒體今后應盡量減少使用“國學”一詞。他提到，在十七大的報告中，胡錦濤主席使用了“中國文化”而非“國學”來描述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永不衰竭的動力，提法非常深刻。張豈之認為，“國學”一詞的含義不夠明確，可能導致不同的理解和分歧。

在現場，一位觀眾對傳統意義上的國學概念提出了疑問。張豈之對此進行了詳盡而縝密的回答，梳理了國學的起源和發展。他解釋稱，3000年前的西周時期，政府開辦的教育機構被稱為官學，也可稱之為國學，因此國學的含義之一是政府辦學。官學中的教師由官吏兼任，只有貴族才能接受教育。然而，孔子打破了這一局面，他開創了私人辦學，使平民百姓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機會。直到19世紀，為了區分本土文化和西方科學技術，中國學者才提出“國學”一詞。到20世紀初，為了用科學的方法整理民族文化遺產，清華大學于1925年至1929年創辦了國學研究院，吳宓在開學典禮上定義國學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體。

從“仁”到“和”

張豈之認為，在一個多小時內全面闡述中國文化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他選擇從儒家和道家這兩條主線入手進行介紹。他特別強調了《論語》和《道德經》這兩部著作在中華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張豈之將《論語》的核心思想概括為“人學”，即探討如何成為一個真正的人，以及如何成為有道德、有文化的君子。

孔子曾對自己的成長歷程進行了總結，從十五歲立志學習，到四十歲不再迷茫，再到五十歲理解天命，六十歲能夠容納各種聲音，七十歲則能隨心所欲而不越軌。這一描述成為后世劃分人生階段的重要標準。張豈之分析指出，孔子在四十歲時已經堅定了自己的信念，不再動搖；五十歲時開始理解事物的發展規律；六十歲時則能夠坦然接受各種評價。然而，張豈之也坦率地表示，自己雖然已經八十歲高齡，但在聽取意見方面仍然無法達到孔子的境界。

儒家價值觀中的“仁”是孔子對君子修養的基本要求，孔子曾用四個字對學生解釋“仁”的含義，即“仁者愛人”，具體表現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進一步地，孔子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君子氣度與胸懷。在“仁”的基礎上，孔子進一步提出“和而不同”的價值觀，強調不同方面的相互結合，這與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相契合，并在國際上受到廣泛歡迎。

與此同時，道家與儒家幾乎在同一歷史時期產生和發展。老子在《道德經》中闡述的核心概念是“道”，它最初指道路，后來引申為規則和規律。老子認為天地間的空間是“無”，這個“無”具有不確定性，萬物從中逐漸產生。他強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味著人應該學習自然之道，讓生活回歸自然狀態。道家的思想被視為智慧的最高境界，并與儒家思想相互融合，共同構成了中國文化的核心。

警惕國學娛樂化

隨著中國傳統文化日益受到重視，相關書籍和傳播渠道也日趨多樣化。有觀眾現場向張豈之提問，如何更有效地傳播中國文化，并確保國民能夠延續中華文化的精髓。

張豈之指出，僅僅依賴書本已無法滿足大眾的需求。雖然大學里開設的中國文化課是培育青年文化觀念的一種途徑，但普通民眾接觸傳統文化的最便捷途徑仍然是媒體。媒體通過各類電視節目、影視作品和網絡信息，極大地加速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然而，張豈之對傳播內容的規范性表示擔憂，擔憂國學淪為僅滿足表層視聽享受的文化快餐。他認為，雖然文化快餐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其缺乏深度的理性思維，長期接觸可能導致觀眾在文化上“營養不良”。因此，媒體在開設國學欄目時，除了需要具備良好的講故事能力外，還應深入理解史料，以確保對歷史的闡釋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張豈之的擔憂有其合理性，國學熱的興起雖然值得欣喜，但也確實暴露了一些問題。

一些學者分析認為，國學熱潮反映了中國在長時間內人文教育的不足，導致人們渴望補充文化經典方面的知識。然而，這種渴望迅速補充的心態直接影響了書市的表現，解讀經典的書籍熱銷，而經典原著的銷量卻相對平淡。過度娛樂化地解讀國學更是帶來了明顯的弊端。例如，將李白的詩句“脫身白刃里，殺人紅塵中”解讀為他是唐朝第一古惑仔，或者因“冷月葬花魂”而推測林黛玉是沉湖而死，這些解讀偏離了嚴謹的考證，變成了文字游戲，趣味化過度導致了偏差，這種傾向值得引起警惕。

張豈之期望從事中國傳統文化推廣的人們能夠踏實工作，減少浮躁與喧囂，以期國學復興的步伐能夠走得更穩健。

獲得榮譽

作品

個人

社會任職

歷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歷史學科組成員、國家教育部古籍管理工作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歷史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陜西省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陜西省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省高校研究生教育協會副主席、陜西省科技史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院校兼職研究員或教授、陜西省政府專家顧問委員會委員、陜西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