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花列傳》是清末韓邦慶創作的狹邪小說，最早于光緒十八年二月（1892年）在《海上奇書》上進行連載。全書用地道吳語寫成，是中國第一部成熟的吳語方言小說。1922年上海清華書局將其重版發行。1926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由胡適和劉半農作序、汪原放標點的《海上花列傳》（通稱“亞東本”）。
晚清末年，社會風氣日漸腐敗，娼妓行業也隨之發達，其中，“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聲沸四時”的上海，更是秦樓楚館林立。《海上花列傳》即以19世紀末的上海為背景，以趙樸齋趙二寶兄妹的經歷為線索，關聯一個個不同等級、不同身份的妓女以及她們的悲苦遭遇。作者借用從鄉下來的趙樸齋和趙二寶的眼光來看上海這個大都市，又用廣闊的視角描寫存在于官場、商界和社會生活中的眾生相。與以往普通人情小說不同，作者首次事無巨細地描繪了上海妓館的種種情形，塑造了一大批上海灘妓女形象，反映了逐漸殖民化的上海的部分社會面貌，再現了上海租界迷亂畸形的社會生活。
藝術特色上，《海上花列傳》從《紅樓夢》《中國古典小說最經典：儒林外史》等優秀古典小說中汲取了豐厚的營養，在小說結構、人物塑造、敘事手法以及方言的運用上，《海上花列傳》都卓有成就，堪與明清的一流小說媲美。與同期的其它狹邪小說相比，《海上花列傳》顯示出作者先時人一步的超前獨特的文學觀，被魯迅推為狹邪小說的壓卷之作。
1967年張愛玲將其翻譯為官話，分為《海上花開》和《海上花落》，后被侯孝賢改編為電影。2005年，孔慧玲在張愛玲英譯稿的基礎上進行修改，英文版《海上花》（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得以出版。
成書背景
時代背景
1840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打開了封建主義中國長期關閉的大門。隨著英租界內經濟的崛起與繁榮，娛樂業和休閑業開始發展，租界內部性別比例失調，性交易買賣盛行。在這種環境下，上海租界內出現了與之相關的“狹邪小說”。作者身處其中，目之所及妓院林立，燈紅酒綠，官僚文士視妓為平常，這些內容統統被他寫入書中。也因為當時上海城內的妓女、金陵蘇杭妓女紛紛轉入上海英租界，新興的租界妓院逐漸向四馬路和寶善街一帶集中，整體呈現蘇州市風韻，這也給作者以蘇州話入文章提供靈感。
另外，19世紀末現代報刊行業迅速發展，《申報》等報紙繁榮，為作者創辦《海上奇書》創造了有利條件。《字林滬報》和《點石齋畫報》等刊物連載完結小說的嘗試，對于后來連載《海上花列傳》也產生了許多影響。
個人背景
作者韓慶邦科舉失敗后投身創作，有極強的創作欲望，關于創作時用蘇白入文，他是覺得“曹雪芹撰《紅樓夢》用京語，我書何不可用吳語？”并指稿中、諸字曰：“倉頡造字，度亦以意為之，何妨自我作古。”余知其不可諫，遂不復語。由此可見《紅樓夢》的流行給韓慶邦寫作啟示，他也有意作此書與曹雪芹《紅樓夢》相媲美。
此外，作者自幼天資聰慧，彈琴賦詩俱佳，雖然家境貧寒，但蔑視錢財，科舉失敗后專心創作，從他的另一遺作《太仙漫稿》可以看出文筆不俗，而且文學視角很先進，這也影響后來《海上花列傳》的創新寫作。
出版歷史
原著出版歷史
此書1892年開始出現在定期發行的繡像小說《海上奇書》中，以連載形式刊登，至《海上奇書》停刊，共刊出三十回。1894年以單行石印本發行，包含小說全部六十四回。1922年，上海清華書局將其重版發行。1926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由胡適和劉半農作序、汪原放標點的《海上花列傳》（通稱“亞東本”），在序言中胡適評價其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杰作”。但由于書中大量吳語的使用，受眾較少。198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根據初刻石印本整理出版新排印本，1982年4月至1983年11月由張愛玲注釋并翻譯成國語的《海上花》在臺灣發行，分為《海上花開》和《海上花落》兩部分。
譯文出版歷史
1967年，張愛玲著手將《海上花列傳》譯成英文，1981年，在夏志清的幫助下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愿意出版英譯本，并且邀請張愛玲寫譯者序言。但張愛玲在第二年放棄了這個出版英譯本的決定，只有最初的兩回發表在1982年香港特別行政區《譯叢》雜志上。1995年9月8日，張愛玲去世。1997年10月，南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舉辦了“張愛玲遺作手稿展”。在這場手稿展中浦麗琳女士發現了遺失的《海上花》英譯稿。2001年，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的孔慧怡博士對張愛玲的《海上花》英譯稿進行整理修訂。經過22個月的修訂，孔慧怡在尊重張愛玲英譯稿對《海上花列傳》原書刪節補綴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度的改寫，2005年，張愛玲與孔慧怡合譯而成的英文版《海上花》（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內容情節
《海上花列傳》以花伶儂的夢為開頭結尾，假托是夢中所作。以趙姓兄妹在上海這個大花場的沉淪過程為線索。趙樸齋到上海市拜訪舅父洪善卿，在浮華的大城市中迷失，在青樓美女中流連。后被娘舅趕走，但他并沒有回家，而是繼續留在上海，生活困難，僅靠拉洋車勉強生存。他母親和妹妹到上海找他，在上海這座城市，妹妹趙二寶也逐漸迷失，最終也淪為妓女。在這個過程中間，前三十八回以洪善卿為核心人物，串聯全書的主要人物。后半部分則以老年豪紳齊韻叟為穿插人物，在其“一笠園”中展現妓女和名士的故事。
小說描寫人物眾多，以居住在上海租界內的38位不同身份的妓女為主要人物形象，在《海上花列傳》中，根據妓女從良的結果，可將妓女分為幻滅型與抗爭型，周雙玉、李漱芳、張蕙貞、趙二寶四人都以從良為婦作為最終歸宿，卻都落得希望破滅的結局，周雙珠、琪官、孫素蘭、林素芬等雖都以從良為最終歸宿，但也清醒認知從良之路的艱辛；黃翠鳳、沈小紅則另辟蹊徑，并不將從良作為自身的唯一出路，而是依舊存留于上海市風月場中，被認為是沉淪中的掙扎。除此之外，書中還敘述了沈小紅與王蓮生、黃翠鳳與羅子富、李漱芳與陶玉甫、周雙玉與朱淑人、周雙珠與洪善卿、趙二寶與史天然等數對妓女嫖客圍繞酒宴客、貪財娛樂、淡情重利、真假情愛的故事，其間涉及上海官宦商賈、流氓幫閑、老鴇子娘姨各色人等，是一幅展現晚清上海租界的眾生圖。而又以洪善卿與趙樸齋甥舅兩人為串線。通過塑造妓女、官員、商人、富家子弟等人物形象及人情往來，描寫了存在于生意場、官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眾生相，反映了近代轉型時期上海市的社會面貌。
角色介紹
趙樸齋
趙樸齋剛出場是一個淳樸勤勞，沒啥心機的年輕鄉下人，但是一步步落入上海的奢華陷阱中，逐漸忘記初心，喪失本性。趙樸齋本來只是到上海謀生，被舅父洪善卿帶到聚秀堂認識了清人陸秀寶，后被陸秀寶騙盡錢財。被娘舅趕走后海不知悔改，不想著回家，而是選擇繼續留在上海，又因為爭風吃醋被地痞無賴打傷，最終流落為勉強靠著拉洋車為生，卻還是忍不住去狎戲妓女。長時間不回去也沒想過給家中回信，因為一直沒回去，鄉下的妹妹趙二寶擔心他，特意和母親上城來尋他。他連自己都無法養活，更無力給妹妹和母親一個好的生活環境，不但沒有引妹妹走上正道，反而在妹妹決定從妓時，歡歡喜喜為妹妹掛上“趙二寶寓”的招牌。但是他也還保留一些良善的品格，在妹妹受委屈時，也知道關心妹妹，只是對很多事情，他也無能為力。雖然故事不以趙樸齋為主，他卻是整本書的起因，正因為他此前從未接觸過上海市的浮華，看待一切的目光都是新鮮的，因此作者通過這個人物的視角也能更為完整地為我們展現上海的世俗風光。
趙二寶
趙二寶是書中眾多妓女中較為特殊的一個，她是近代青樓行業里，“鄉下人”妓女自營的典型。比起其他有琴棋書畫等技能傍身的妓女，趙二寶只會點針線活，而這項技能明顯不能當作招攬客人的資本，她唯一能吸引那些嫖客的就是她年輕健康的身體和清秀可人的臉龐。她的性格是十分溫柔敦厚的，對待感情也比較單純天真。幼年喪父，哥哥去往城市后沒了音訊，獨自支撐一個家，被洪善卿一封家書引到上海市。在城市中，哥哥靠不住，作為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只能承擔起贍養母親和哥哥的責任。舅父洪善卿和母親置氣斷絕親情，在施瑞生的引誘下正式掛牌成為妓女。后來被嫖客史天然騙得人財兩空，從單純樸素的鄉下妹變成不斷應酬交際的海上妓女，隨著兩段感情最終都無疾而終，她“思來想去，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暗暗哭泣了半天，覺得胸口隱痛”，最后被癩頭黿打得落花流水后，才從噩夢中醒來。透過這個人物，可以看到近代在西方奢靡之風盛行之下，物欲對人心靈的吞噬。
洪善卿
全書前三十八回的中心人物，將上海洋場上不同人物串聯起來。洪善卿是一家參店的老板，油滑世故、精于算計，書中對他的描寫是削骨臉，爆眼睛，有點刻薄相，這也暗示著此人的薄情厚利。洪善卿是個商人，擅長左右逢源的本領令他在三教九流中有較高威望，小說也由這個八面玲瓏的角色開始穿針引線。小說首回便是他帶領外甥去見識“堂子倌人”，隨著他的帶領，聚秀堂的各色人等一一登場，后來又是通過他在前后兩個酒局上的穿插，上海灘上幾個有名的紈绔子弟和幾大紅倌人又逐一登場。因為洪善卿的特殊身份，他既是“熱心”的媒人，又是書中多起風波中的重要調解員。正因為有這樣一個關鍵性人物的存在，全書才能在保持日常生活敘事的基礎上，把各色人物聚攏在一起，從而疏通整體的故事脈絡。
齊韻叟
在洪善卿核心作用減退之后，另一串聯中心的人物。年逾古稀的齊韻叟是地方豪紳，被稱為“風流廣大教主”，富甲一方，喜歡邀請附上子弟帶上各自的想好到豪宅“一笠園”游玩。一笠園內的景點美不勝收，宛若世外桃源，眾人常常在他那里花天酒地，夜夜笙歌。齊韻叟任何一個建議都能被大家云集響應，因此，后半部分的所有嬉戲游玩的場面全在這位老者的安排下呈現出來。齊韻叟還很憐香惜玉，喜歡化解別人的矛盾，后半部分的各種恩怨情仇也在齊韻叟這里得到化解。因為齊韻叟有著末代士人的氣質，三十八回以后的內容也多末代文人生活習慣，有美化的嫌疑，但是從這個人物的行為舉止結合作者的生平來看，可以看出這個人物同樣寄寓作者的末世文人心態。
作品鑒賞
主題思想
勸戒世人遠離風月
韓邦慶以“為勸戒而作”“蓋總不離警覺提撕之旨”的意圖創作《海上花列傳》，為讀者呈現奢靡繁盛的都市風月情景。當時，繁盛的都市風月深層其實即預示著上海市這座迅速“異化”的現代都市的悲哀。對租界內的國人來說，沉溺在享樂主義之中，他們既可以享受到現代化的設施和文明，也容易陷進這種奢華無度的“欲望城”，落得人財兩空的境地。
該主題思想在作品里集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種是“近真”地描繪出上海倌人對嫖客的欺瞞拆梢；一種是以他人之口說出“上海夷場浪勿是個好場花”、“上海個場花，賽過是陷阱，跌下去個人勿少”。作者眼中的海上妓女是逐利享樂的女商人，對嫖客的欺瞞與算計往往使得涉世未深的嫖客陷入其中而致人財兩空。另一方面，小說以鄉下人吳小大和朝廷命官齊韻叟兩位貧富懸殊的人物視角述說上海場花對人的誘惑與墮落，作者的勸誡動機隨著作品人物的批判與鞭撻而顯得更為真實可信。
傳統與現代的對峙
《海上花列傳》成書于新舊交替時期，作者又是盡量客觀地描述了當時的社會狀況，現代文明和傳統文化相互碰撞，作品中的名士大都如韓慶邦一般，自小接受傳統的儒學教義，與傳統文人的名士風度相似。很多人在上海淪陷后，開始接觸到西方文化和現代思想。作者江南才子與職業文商的雙重身份，使得他的小說出現傳統與現代的雙重觀察視野，反映到書中則是傳統的印記使得名士們本能排斥現代文明，在都市生存的需要又使得名士們不能脫離現實。書中展現各種名士的傳統文化思想和上海市的現代文明相互碰撞，以及這種碰撞對不同人物的影響。這種展現為以后人情小說的創造提供靈感。
藝術特色
平淡而近自然
魯迅點出了《海上花列傳》很重要的藝術特色，即“平淡而自然”，這個藝術特色也影響到后來學界對《海上花列傳》的研究。其平淡自然首先體現在語言運用上。大部分學者都十分肯定文學創作中融入方言的好處，認為文中塑造的人物各有特點，蘇州土白的使用更能反映出人物活靈活現的神態。作者憑借其筆法嫻熟凝練，收縮自如，給讀者很強烈的現實生活感。此外，其平淡風格還在其描寫上，其描寫沒有像以往狹邪小說一樣，花大篇幅、夸張地描繪，而是著眼生活中的小事，進行細致平淡的描繪。也正因為作者對生活的仔細觀察和平淡自然的筆風，使之成為最有日常生活味道的人情小說之一。
穿插藏閃之法
作者韓邦慶對此書最為得意的是其“穿插藏閃之法”的敘事結構，這種筆法是從《儒林外史》脫化出來，但是在實際應用上的穿插之法比《儒林外史》更深入。他自認為自己發明了“穿插藏閃”的寫法也成為后人分析該書時不可忽視的準則之一。關于這條準則，胡適解釋這是把本身沒什么關系本不能合傳的不同人物的故事，串聯在一起，以趙樸齋兄妹的歷史為主線，再將一連串短故事插入其中，使《儒林外傳》中所使用的合傳體表現手法得到了新的發展。
人物形象塑造
一方面，《海上花列傳》真正將妓女當作“人”來寫。在此之前，寫妓女的狹邪小說大都將妓女理想化，作為“才子”的“知己”，借以抒發作者“懷才不遇”的牢騷。而《海上花列傳》之后的狹邪小說，又以暴露妓院的奸詐為目的，所寫的妓女都是壞人。只有《海上花列傳》中妓女有好有壞，也不是才子的附庸，較為寫實。另一方面《海上花列傳》人物塑造的成功還體現在它多樣化的描寫人物個性。書中所有人物個性鮮明，彼此之間無雷同，人物行為軌跡前后無矛盾。作者對人物的性格塑造做到了嚴肅劃分，保證每個人物有自己獨特的個性特征。
作品價值
文學價值
《海上花列傳》的突出文學地位，主要在于它呈現了不同于同代狹邪小說的特色。它是“繼《青樓夢》付印之后第一個專寫妓院的小說，作者對妓院的詳細描寫也拓展了狹邪小說的主題內容。鑒于上海在近現代歷史中的特殊地位，也被譽為“現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海上花列傳》的內容創作受到同期狹邪小說的影響，而對比同期的狹邪小說，書中的描寫更加精細日常。同時，作者在書中創新運用的人物描寫方法和敘事手法，影響到后來的狹邪小說以及其他人情小說的創作。因此，從《海上花列傳》的內容及藝術手法的研究中，可以窺探到古典小說向現代小說轉變的線索，這是中國通俗文學史不可忽視的重要研究資料。
歷史文化價值
從都市文明對上海市市民生活的便捷影響來看，《海上花列傳》留下了大上海開發早期難得的生活畫面與文學圖景，記錄下了上海大都會最初崛起時的移民景象，其中的插圖真實地對應著十里洋場的燈紅酒綠，對于后世學者而言，它們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小說插圖中人物的服飾風尚也上海服裝變遷研究有幫助。而且，《海上花列傳》真實地揭示了近代都市生活的陰暗面，可以從中看出鴉片的輸入和西方重利思想的傳入對城市市民價值觀的影響。以及作者塑造的不同等級的上海妓女群像，對后人研究中國文化史、上海文化史、中國妓院文化史提供豐富的文學材料。此外，在語言學方面，該書大量的蘇州話對話和地方戲語，不僅在當時的方言小說中很罕見，在現代的小說中也鮮少見到，這對研究吳語方言來說，是很重要的研究資料。
作品評價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對《海上花列傳》的思想傾向、藝術特色等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指出該書在狹邪小說中，一反“摹繪柔情，敷陳艷跡”’的俗套，首開“描寫妓家，暴其奸譎”的內容，認為“《紅樓夢》在狹邪之澤，亦自此而斬也”，又認為縱觀中國文學史上的狹邪小說，“往往數回輒中止，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為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間耳目，終未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胡適則肯定了韓慶邦的“穿插藏閃之法”，認為是在文學技術上的試驗，是對“合傳體”表現手法的發展。還肯定了該書在人物個性的描寫方面在前人描寫妓女的作品中較為少見。同時強調指出，該書是因它是一部“富有文學的風格與文學的藝術”的作品。此外，胡適還認為認為該書的文學貢獻，還在于采用了蘇州市土語。該書以“開山大魄力”，作了重新寫作蘇州話的大事業。在《海上花列傳》之后，《九尾龜》之類的吳語小說相繼問世，這也證明了韓慶邦對吳語文學的貢獻。
劉半農認為該書用一種新奇的筆法，描寫技術極高明出色。再者，作者的作品語言運用也很精妙，利用白話在語句構造和字詞的運用上較發達，用來記事很便利，而口白用蘇州話，其表達的不僅是意義，而且能表現出一種邏輯的地域的神味。
張愛玲將其與《紅樓夢》相媲美，看作是繼《紅樓夢》之后傳統長篇白話小說的又一個藝術高峰。正如她所言這本書“讀著像劇本，只有對白與少量動作。暗寫、白描，又都輕描淡寫不落痕跡，織成一般人的生活質地。”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