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是發生在唐代中晚期的文官集團間的政治斗爭。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為首的李黨相互敵對，自唐憲宗元和三年（808）起始，延續40年，直至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結束。其時間跨度長，涉及事件多，是唐代中晚期政治的一個重要事件。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宦官專權、唐朝腐敗衰落的集中表現，加深了唐朝后期的統治危機。藩鎮割據、宦官干政是兩黨相爭的要點。牛李黨爭始于元和三年科舉案，兩派因為對藩鎮的政策不同而產生矛盾，隨后因長慶元年科舉案而轉變為公開的沖突對立。李恒至李炎在位的幾十年是黨爭激化的時期，宦官集團也參與到黨爭之中，并一度壓制了文官集團。最終黨爭在李忱時期，隨著李黨失事以及牛黨衰微而告終。
除了對唐代政治的影響之外，牛李黨爭對于當時的文學創作也有巨大影響。在斗爭最為激烈的時期，兩黨都創作了許多以污蔑、誹謗對方為目的的作品，將許多的文人卷入政治斗爭之中，在黨爭結束之后，隨著文官集團的勢微，大批文人的心態由中唐時強調濟世復興的積極樂觀轉向了避禍自保，促成了晚唐文學以傷感、消極、沉郁為基調的現象。
背景
唐代中晚期政治體制變革
唐開元十一年，中書門下改制為中書門下，使得中央的行政權進一步集中。李世民時的"民主"遺風被進一步破壞。"民主"的缺失，為牛李黨爭提供了政治前提。晚唐時期，宰相不僅擁有對政務進行裁決的權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擁有選調官員的自由。中央權力的集中，以及宰相權力的擴大，使得相位成為了朝廷高級官員間權力爭奪的重點。另一方面，隨著科舉取士促成的士人群體擴大，唐代官員間的競爭也愈發激烈，結交權貴、疏通內外關系成為廷臣鞏固地位，確保利益的主要措施，進一步加強了官員間結黨私交的現象。多方因素影響下，造成了晚唐時期朋黨興盛、黨爭不止的局面。
文官集團的分野
對于唐代中晚期文官集團的分野，或者說對不同黨派結成的原因，存在著諸多不同的說法。最為常見且受到認可的理論源于陳寅恪教授，他認為唐代的黨政都是統治集團內部出身不同階級的士人群體之間的利益斗爭，是因科舉而新興的寒門對渭河平原、隴西縣世族的挑戰。與之相對的是，有學者指出，政治理念上的沖突才是導致文官群體分裂的根本原因，事實上也確實存在由于理念不合而游走于不同黨派之間士人。還有學者認為，并非所有“黨”的建立都是基于政治目的，親緣關系也是士大夫加入黨派的重要理由之一。可以確定的是，唐代文官的分野并無絕對的條件和限制，而導致黨政的因素也并不唯一，牛李兩黨長達40年的斗爭，其矛盾涵蓋了從國家政策、團體利益到個人仇恨等多個方面。
宦官集團的勢力
安史之亂后，宦官群體被皇帝賦予了莫大的權力，其中最為突出的是軍權。神策軍、中護軍等重要軍隊均由宦官掌控，給了他們足以和文官集團分庭抗禮的資本。李適及李純時期，宦官又有救駕和擁立的功勞，更受皇帝信任，使得宦官在中晚唐時期成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勢力。內朝宦官雖然不會直接參與外朝政治，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皇帝的意見，牛黨和李黨在黨爭中均會拉攏宦官以壯大自身的勢力，宦官集團也借此機會將勢力擴大至外朝。
軍事背景
安史之亂后，唐朝雖在名義上收回了對河北三鎮（魏博、成德、盧龍縣）的控制權，但是藩鎮的節度使不再受朝廷任命。三鎮自行設置官吏，也不上供租稅，各自掌控數目龐大的軍隊，形成事實上的地方割據。朝廷因為國力有限，難以調撥足夠軍隊對三鎮進行清剿，因而在大部分時間中對于三鎮采取姑息態度，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對河北地區的掌控。如何處理河北三，成為唐朝晚期朝廷所面臨的一大問題，以李德裕為首的李黨主張出兵河北，收回對藩鎮的控制，而牛黨的牛僧孺等人則反對這一做法，對藩鎮政策上的不合是引發黨爭的重要因素。
經過
元和三年科舉案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閔在科舉對策中批評朝政，考官認為兩人符合條件，將他們推薦給李純。宰相李吉甫污蔑兩人與考官有私人關系，導致考官被降職，牛僧孺和李宗閔未獲提拔。此事引發朝野嘩然，李純迫于壓力貶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另任命宰相。
元和三年科舉案牛僧孺、李德裕等人雖還未入朝為官，但案件暴露了朝中文官集團的分裂，因此被視為牛李黨爭的開端。此后，朝中派系斗爭明顯，主要為李吉甫派和李逢吉派。
長慶元年科舉案
長慶元年（821年），段文昌上奏唐穆宗，稱當年的科舉取士中存在禮部采納不公的現象，段文昌在取士之前向錢徽舉薦過多人，但無一人錄取，致使段文昌對錢徽心生怨恨。唐穆宗就此事詢問翰林院，當時的翰林學士元稹、李德裕、李紳等人同段文昌交好，又想趁此打擊李宗閔等人，于是回應稱確有其事。穆宗隨后任命王起、白居易主持覆試，結果禮部所錄14人中有11人在覆試中落第，唐穆宗于是貶主考禮部侍郎錢徽為江州刺史、楊汝士充開江令，李宗閔等因疏通作弊而刺配。
長慶元年科舉案，通常被認為是牛李兩黨公開沖突的開端。此次事件中，李紳、李德裕等以“科舉請托”為由，打擊李宗閔等人，致使兩派結怨。由于李德裕本人是以門蔭而得官，對于科舉一向不以為意，因而此案也被視為是李德裕代表的門閥世族對于因科舉而興的寒門士人的打擊。
牛李相位之爭
經歷了長慶元年科舉案后，牛李兩黨之間的區分開始逐漸明晰，兩黨之間的斗爭主要圍繞相位展開，只要取得宰相之位，不僅可以貫徹自己的政策，還可以以宰相之權提拔親信打擊異己。長慶年間，牛僧孺與李逢吉結派，共同針對宰相李吉甫、斐度、李紳、李德裕等人。李逢吉是李恒朝的權臣之一，他在長慶二年（822年）入朝后，因覬覦宰相之位而誣告元稹想要刺殺斐度，制造了“于方案”，使得二人雙雙被罷免，李逢吉得以取而代之。李逢吉入相后，又引薦牛僧孺，由于李德裕當時同樣頗具聲望，被認為是宰相的有利競爭者，李逢吉因而在同年九月將其調為浙西觀察使。長慶三年（823年）三月，牛僧儒在李逢吉的引薦下入相。牛僧孺入相后，又援引李宗閔，使其在長慶三年冬任禮部侍郎，牛黨正式崛起。
寶歷二年（824）正月，斐度請求入朝覲見，李逢吉擔心斐度重返朝堂，于是策劃“武昭獄”，污蔑斐度的原部下武昭謀劃殺害李逢吉，然而計劃敗露，李逢吉及其黨羽被貶。大和三年（829年），李德裕升兵部侍郎，隨后被裴度推薦為相。李宗閔擔心李德裕上任后對自己不利，于是在宦官幫助下將其調任滑州節度使，迫使其再度遠離中央。李宗閔對于引薦李德裕的裴度也心懷怨恨，又將裴度罷相，讓牛僧孺頂替。
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因任節度使期間治理有方而被提拔為相，牛僧孺則因之前在邊事上的保守政策被罷免，李黨重新主掌朝政。
三黨并立
唐文宗深感內朝宦官勢力擴大后對皇權的威脅，因而尋求外朝文官的支持意圖削減宦官的權勢。在宦官王守澄的推薦下，唐文宗開始重用李訓、鄭注二人。當時正是李德裕受文宗重用的時期，為了奪取相位擴大權利，李訓、鄭注引入李宗閔，污蔑李德裕暗中勾結漳王，意欲犯上謀圖不軌。李德裕因而被貶為太子賓客分司，隨后又被貶宜春市長史。在李黨失勢后，李訓、鄭注轉而開始打擊牛黨，先是構陷楊虞卿散布流言誹謗鄭注，將為楊虞卿求情的李宗閔貶為明州太守，隨后又興冤案，將牛黨多名成員調出朝堂。
大和九年（835年），李訓、鄭注以觀露為名將宦官首領仇士良引入宮內刺殺，然而計劃敗露，仇士良帶領禁軍對參與計劃的文官進行無差別的屠殺，大量無辜的平民商販也被卷入其中。甘露之變極大地影響了晚唐的政治格局，仇士良等對朝臣的屠殺極大地打擊了大臣的政治熱情，自此直至會昌年間，牛李兩黨在朝的茍安祿位，在野則明哲保身，兩派斗爭止于朝堂議論，對于宦官專權則極少抗衡。
各自專政
甘露之變后仇士良等人對李訓、鄭注一派的誅殺使得朝廷出現了權力空缺，為牛李兩黨的復出提供條件。開成年間，兩黨在人員任用上紛爭不斷，雙方都在積蓄勢力以便之后奪取相位。開成五年（840年），唐文宗去世，唐武宗即位，任李德裕為相，李黨在朝堂上占據絕對地位。在武宗的支持下，李德裕一方面積極進行政治改革，一方面平澤路、驅回鶻，試圖重新樹立朝廷的權威。到唐會昌朝后期，李德裕不僅以“破朋黨”之名對牛黨實施打擊和迫害，還不斷削減宦官權力使其權利降回甘露之變以前，李德裕的獨斷專權得罪了大部分的廷臣和宦官，最終導致在唐大中朝時期遭到了全面報復。
李忱即位后，因本人為宦官推舉，且與武宗素有嫌隙，對武宗時期得勢的李德裕也多有厭惡，不僅罷免他的相位，還將其貶為荊南節度使，隨后又接連貶斥，最后令其為崖州參軍。李德裕被貶象征著李黨的徹底失勢，牛黨趁機上位對，污蔑李德裕為逆臣，還將李德裕執政時的改革通通廢除，令朝政重返唐憲宗時期的樣貌。
黨爭終結
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逝，牛黨為兵部侍郎白敏中及令狐绹接管。大中二年，李德裕在崖州病逝。以白敏中為首的牛黨在大中年間對李黨的殘余成員持續進行打壓，將他們調離重要崗位，或者直接貶斥在家，但牛黨很快也面臨了新的問題。李忱為人事必躬親，多防臣下，他不僅不信任李德裕等李黨大臣，對于自己提拔的牛黨也多加提防。在宣宗執政期間，君權獨重，宰相權力被架空，使得牛黨雖握有相權但無所建樹，其黨派的擴張也受著宣宗的限制，并隨著白敏中與令狐的分裂而一蹶不振。李漼即位后，為示改弦更張，將李德裕平反，牛李黨政也徹底終結。
影響
政治影響
晚唐時期困擾朝廷的三大問題：藩鎮、宦官、朋黨，三者環環相扣。牛黨多次阻撓朝廷對藩鎮的出兵，對李黨進行的諸多朝政改革也一概廢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晚唐時期中央權威衰微，藩鎮擁兵自重的現象。牛黨與宦官的勾結，以及李黨后期對于宦官專權的姑息，也縱容了宦官勢力對于皇權的侵蝕，使得內朝宦官在政治問題，尤其是皇位問題上的話語權不斷增加。
除了對權力問題的影響外，黨爭還影響到了朝堂上的風氣。政權在兩黨之間不斷交替，使得不論哪一黨派的政策都難以得到貫徹，未及落實便被得勢的另一派所廢除。權力的頻繁更迭導致了人士任用的不穩定，黨同伐異使得官員們的職位變動如同做過山車，未等熟悉政務又被調至另一崗位。多方影響之下，士大夫們不再以濟世治學為己任，或專注自保、或攀附享樂。這一風氣甚至影響到了尚未為官的科舉士子，科舉進士間游宴成風，宴會成為了他們結識朝中大臣的重要渠道，期間也不乏結黨、請托等舉動。
文化影響
牛李黨政所制造的大規模政治迫害，極大程度上改變了晚唐文人的心態。以白居易、元稹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原本繼承了中唐時期濟世復興、積極進取的樂觀態度。然而，無止境的政治斗爭，一再的貶黜，使得這一批人在不同程度上對于政治產生失望情緒，并在文學創作上出現了明顯的內容和風格轉變。晚唐文人的作品往往更重視個人生活而非社會問題，艷情詩和田園詩成為流行，更為明顯的變化是詩歌中彌漫的憂怨情緒，文人將現實社會的不得意投射至文學創作中，從而導致了晚唐文風的變化。
評價
《牛李黨爭考論》的作者王炎平認為，牛李黨爭由政治沖突促成，藉由宦官之手其影響被不斷放大，多次挫斷了改革，使天寶的政治腐敗愈發嚴重。唐朝中晚期的國力衰退，以及政治平衡的破壞，兩黨均負有一定責任。
學者張國剛認為，牛李黨爭極大程度上影響了朝廷對于河北省藩鎮的政策。他在《唐代藩鎮研究》中指出，黨政使得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復雜化和激烈化，朝廷為應對內部的政治斗爭而精疲力盡、自顧不暇，沒有多余的精力去處理藩鎮割據的問題。
學者李潤強在《歷史、社會與文學》中提出，牛李黨爭極大地改變了晚唐文人的人格、心態以及文學風格。晚唐文人面臨著政治理想和政治現實的巨大矛盾，才能無法施展、理想無法實現的苦悶和無奈以及黨同伐異的殘酷現實，造成了文人們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的分裂，在創作上也偏向怪誕晦澀，黨爭促成了晚唐文學風格的轉變。
研究與爭議
歷史學界對于牛李黨爭的研究爭議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分別是牛李兩黨的分野、兩黨斗爭起始的時間、以及李黨是否存在。
牛李兩黨的分野
牛李兩黨的分野，最早由陳寅恪教授提出，他以階級劃分兩黨，認為牛黨代表寒門出身的科舉士子，李黨代表山東的門閥士族。階級分黨一說在后來遭到了部分學者質疑，方堅銘就認為陳寅恪的做法其實是從兩黨各自的領袖的出身，反推兩黨性質，難免存在偏頗。另有學者認為，牛李兩黨本質并無差異，其成員多是科舉出身，黨爭是山東與隴西兩地門閥的斗爭。現如今的學界，大多認同要從多個角度，包括出身、政治理念、個人關系，綜合考量兩黨的分野。
黨爭開始的時間
關于兩黨斗爭起始的時間，學界存在兩種不同觀點。第一類將元和三年科舉案視為黨爭的起始，因為此案已經暴露了兩派在政治觀念上的不合，又由于宦官勢力在暗中挑撥協助，發展與之后兩黨相互攻伐時如出一轍，所以被大部分學者認同。第二類將長慶元年科舉案視為黨爭的起始，支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元和三年時牛僧孺和李德裕均尚未入朝為官，且雙方雖然存在政治觀念上的沖突，但并不存在直接矛盾，相反，長慶元年之案是牛李第一次正面沖突，也是兩人結怨原因。
李黨的存在問題
關于李黨的存在，或者說李德裕是否結黨，學界的爭論更多。爭議的起因是李德裕執政時多次以“破朋黨”之名打壓牛黨，本人也多次表示朋黨是禍亂朝政之根源。部分學者據此認為李德裕本人并沒有結黨，史載的李黨更像是一個由相近執政理念的大臣自發形成的松散聯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朋黨”。也有認為李德裕結黨乃是迫不得已，只是為對抗牛黨以貫徹政策而為之。大部分學者依然認為牛黨和李黨在性質上并無本質不同，均是存在共同利益的政治組織。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