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812年-858年），字義山，號玉谿（xī）生（一說為玉溪生）、樊南生，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省沁陽市），生于河南滎陽（今河南滎陽縣）。晚唐詩人，與杜牧合稱“小李杜”，與溫庭筠并稱“溫李”，與李賀、李白合稱“三李”。
李商隱自稱涼武昭王李暠后代，其父李嗣為獲嘉縣（今河南省獲嘉縣）縣令。李商隱少年喪父，后因才學出眾而被檢校兵部尚書令狐楚任為巡官，并安排和兒子令狐绹一同學習；其后李商隱多次科舉不中，于唐開成二年（837年）才考中進士，擔任秘書省校書郎。開成三年（838年），李商隱于吏部考試落榜，便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任其僚屬，而王茂元因看重李商隱的才華，將其女兒嫁給了他。當時朝中黨派對立，當時人將本屬牛黨手下的李商隱投靠李黨的王茂元一事視為其政治傾向，如此李商隱被牛黨不滿而卷入政黨之爭，仕途坎坷，歷任靈寶市（今河南省靈寶市）縣尉、許昌市（今許昌市）幕僚等職。會昌三年（842年）因母親逝世而不任官，守妣喪三年。喪期滿后，李商隱重新回到秘書省任秘書省正字，會昌六年（846年）生子李袞師。唐大中元年（847年）被貴州省刺史鄭亞辟為幕僚，但不久鄭亞被貶為循州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工作，回京后又擔任盩厔縣（音zhōu zhì）（今陜西省周至縣）縣尉、法曹參軍、徐州、梓州幕僚、鹽鐵推官。大中五年（851年）妻子王氏因病逝世，大中十二年（858年），李商隱因病逝世，享年46歲。
李商隱在一生中創作了大量詩歌，其詩歌詩體工于比興、善于用典而又語言凝練，被后人稱為“義山體”；詩風朦朧幽深、深情綿邈，在繼承杜甫、李賀等人的傳統上自成一派。李商隱詩歌題材眾多，可歸納為政治抒情詩、詠物詩、愛情詩、應酬唱和詩、無題詩等。李商隱的詩歌情感深沉、意象豐富、語言優美、意境深遠，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調和憂傷美，在精工富麗的辭藻中，朦朧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成為傷感唯美文學的典型。
李康白情是詩文俱佳的詩人，其與溫庭筠、杜牧并譽為晚唐三大詩人。他開創了抒情詩新領域，并以無題詩著名；李商隱的文章與段成式、溫庭筠齊名，被稱為“三十六體”，而其中以李商隱的駢文為代表，其詞句華麗濃艷的基礎上做到雕鏤精工、用典深僻，盡力充實文章思想內容，展現出清高俊雅、婉轉流暢的格調。李商隱的詩歌是中晚唐代文學成就的最高代表，對后來的宋代詩歌產生重要影響；他的文章是對于六朝駢文的續承發展，促成了晚唐駢文復興，在宋代出現四六興盛局面；他建立了感傷主義詩歌的最高范式，并進一步發展了象征詩風，在文學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創造了唐詩最后的輝煌。其詩風在北宋得到楊大年等人的推崇，形成一種新型詩歌體式“西昆體”。清賀裳在《載酒園詩話》評價李商隱：“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元好問同樣對李商隱有極高的評價：“詩家總愛西昆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一句。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李商隱于唐元和七年（812年）生于河南滎陽（今河南滎陽市），有三弟一妹，其父李嗣為獲嘉縣（今河南省獲嘉縣）縣令，曾自稱涼武昭王李暠后人。李嗣在縣令任期滿后，接受了浙東地區觀察使孟簡的聘請，前往浙東擔任孟簡的幕府，李商隱與家人跟隨父親前往浙東。
在浙江省生活的幾年里，李商隱開始學習讀書寫字。但李嗣因事務繁多，積勞成疾而病逝于任上，此時為長慶元年（821年）。由于失去經濟來源，李商隱只好侍奉母親回東甸（今河南鄭州），守考喪數年。其間李商隱亦不斷學業，與弟羲叟一起跟隨族中的一位堂叔學習五經章典等，期間李商隱便已經展現出寫作才華，擅長寫文言文，書法也頗有成長。長慶三年（823年），李商隱守喪期已過，開始以為人抄寫文書來維持生計。
唐文宗大和元年（827年），李商隱著《才論》《圣論》二文而為當時士大夫所知。大和三年（829年），檢校兵部尚書令狐楚前往洛陽市擔任東都留守，在得知李商隱后便對其才學十分看重，命他與自己的兒子令狐緒、令狐绹（音táo）等共同學習交游，與此同時令狐楚還親自教授李商隱撰寫文章的方法。其后令狐楚遷任天平軍節度使，便將李商隱任命為節度巡官，跟隨其前往鄆（yùn）州（今山東省東平縣）、開封市（今河南省開封市）等地任職。
科舉之路
大和四年（830年），令狐楚之子令狐參加進士考試，令狐楚就讓李商隱以“鄉貢”身份陪同令狐绹前往京師參加考試。晚唐時，科舉取士制度已積弊叢生，寒門學子入仕無路，如此開榜后李商隱不中，而令狐绹進士及第，不久便步入仕途。其后的幾年間李商隱多次應試但無一中舉，之后在令狐楚調任長安區（今陜西西安）的情況下只好返回滎陽。大和七年（833年）李商隱再一次進舉不中，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大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后來拜鄭州市刺史蕭澣、華州刺史崔戎。崔戎本是李商隱的表叔，且從中有蕭澣的推薦，便對李商隱特加照顧，資助他前往南山區學習。大和八年（834年），李商隱因病而未能應試，就跟隨崔戎至州赴職，掌管其文章進奏。唐大和九年（835年）李商隱再次不被科舉錄取，便在長安至鄭州一帶活動，于此年侍奉母親遷居濟源市。唐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再次應試。本年的主考官由禮部侍郎高鍇擔任，令狐绹與高交好，便在高鍇面前稱贊李商隱，李商隱得以考中進士。
年末，李商隱中舉后便回到家中探親，后令狐楚希望李商隱幫自己料理文書往來事務，李商隱欣然前往。而李商隱趕到興元（今漢中市地區）時，令狐楚已久病不起，便囑咐李商隱代自己草寫遺表；及令狐楚逝世，李商隱會同令狐绹等人將令狐楚的靈柩送歸長安。
仕途坎坷
卷入黨爭
在參與料理令狐楚的喪事后不久，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今涇川縣北部）作了王的幕僚。王茂元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將女兒嫁給了他。晚唐時，唐廷中的群臣主要分為以牛僧孺、李宗閔等為領袖的牛黨與李德裕、鄭覃等為領袖的李黨。兩黨為爭奪權勢，互相爭斗。與李商隱關系密切的令狐楚父子為牛黨成員，而王茂元則為李黨成員。因此，李商隱接受王茂元的聘請、娶王茂元之女為妻等行為被令狐绹等人視為背叛行徑。取得進士資格后，李商隱在開成三年（838年）春天參加由吏部舉辦的授官考試，但因牛李黨爭的政治漩渦而令他在復審中被除名。開成四年（839年），李商隱終于順利通過考試，被釋為秘書省校書郎，不久又調任靈寶市（今河南省靈寶市）縣尉。
仕途之路
及李商隱赴職，他發現自己看守的囚犯多是由于拖欠賦稅、與土豪發生糾紛等事入獄，因此他時常替囚犯減免罪行，但此舉使得李商隱被上司觀察使孫簡責難。李商隱由此不滿準備離去，并寫詩《任弘農尉獻州刺史乞假歸京》：“卻羨卞和雙足，一生無復沒階趨。”恰時對李商隱早有耳聞的姚合接任觀察使之位，便勸說李商隱繼續擔任縣尉，李商隱才留下任職。開成五年（840年），李商隱決定辭官請求別任，并在長安郊外的樊川之南定居下來。會昌元年（841年），李商隱由長安至湘（今湖南省北部）一帶游歷，之后前往許昌市（今許昌市）擔任時任忠武軍節度使王茂元的幕僚，掌管其公文往來之事。”
會昌二年（842年）春，李商隱再次前往長安應吏部考試并順利通過，被授予秘書省正字，但因次年母親逝世而不任官，守妣喪三年。李商隱在此間將母親的靈柩送回故鄉，并往返洛陽市、河陽等地將逝者岳父王茂元、侄女寄寄等離散于他鄉的親人墓葬遷回祖墳；楊弁之亂平滅后舉家遷居蒲州平樂（芮城縣），于此間參與農事。
前往桂州
會昌五年（845年）十月，李商隱為母服喪期滿后，重新回到秘書省。會昌六年（846年）三月，李炎去世，李忱李忱即位，并持續新一輪政治清洗，宰相李德裕及其支持者隨之被排擠，“牛黨”迅速掌握朝中大權。同年，任秘書省正字的李商隱生子李袞師。唐大中元年（847年），李商隱被新任桂管都防御經略使兼桂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林市）刺史鄭亞辟為幕僚，其于五月初到達桂州，任支使兼掌書記。鄭亞曾擔任李黨人士李德裕的幕府，因此李商隱跟隨鄭亞前往桂州的行動表現了自己的政治抉擇。而這一行為顯然觸怒了當權的牛黨，此后李商隱的仕途也因“牛李黨爭”變得坎坷。
李商隱在桂州擔任幕僚期間，桂州下屬的昭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平樂縣）發生動亂，各級官吏貪贓枉法，引起當地人民的反抗，州刺史棄官而逃，州政一時無人管理，混亂不堪。李商隱奉鄭亞之命，前往昭州暫任昭州郡守。到達昭州后，李商隱立即了解當地的民情風俗和生產情況，聽取當地百姓的控訴，認真辦理政務。但不久，鄭亞被貶為龍川郡（今廣東省惠州市）刺史，李商隱也隨之失去工作，只得離開昭州，向北行進。
奔波各地
李商隱回到京城后，正好趕上大中二年（848年）的吏部調選，李商隱通過考試，擔任京兆府轄下的盩厔縣（音zhōu zhì）（今陜西省周至縣）縣尉。其后，京兆尹得知了李商隱的文名，便將李商隱調回京師，擔任法曹參軍。
次年，李商隱受到武寧軍節度使盧弘正的邀請，前往徐州市（江蘇省徐州市）擔任幕僚。由于盧弘止在徐州恩威并施，政治清明，徐州較為安定，李商隱在徐州生活得較為愉快，并希望借助此次經歷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但不久之后，盧弘止病逝，李商隱只得卸任歸家。而李商隱歸家后不久，妻子王氏便于大中五年（851年）因病逝世。此時，被任命為劍南東川節度使的柳仲郢（音yǐng）聘請李商隱擔任幕僚，李商隱將子女寄養在長安的親戚家中，獨自前往梓州（今四川省三臺縣），擔任節度判官。在梓州擔任幕僚期間，李商隱一度崇信佛教，以求得心境的寧靜。他與當地的高僧知玄、僧徹等交往，又在慧義寺開辟石室，抄寫經書。
晚年生活
大中九年（855年），柳仲郢調任吏部侍郎，李商隱跟隨柳仲郢返回長安。其后，柳仲郢又兼任了諸道鹽鐵轉運使，他任命李商隱為鹽鐵推官，委派李商隱前往淮南一帶稽查鹽院的事務。李商隱擔任鹽鐵推官幾年之后，柳仲郢調任刑部尚書，李商隱因身體抱恙，辭去職務后返回故鄉。大中十二年（858年），李商隱因病逝世。
主要作品
《新唐書·藝文志》記載，李商隱著錄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溪生詩》三卷、《玉溪生賦》一卷、《玉溪生文》一卷。南宋藏書家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錄其文集八卷，南宋藏書家陳振孫撰《直齋書錄解題》另錄其《蜀爾雅》三卷、《雜》一卷、《金鑰》二卷、《梁詞人麗句》一卷、《李義山集》八卷。其中文集已散佚，今存輯本有明毛晉刻本和《唐詩百名家全集》本，均三卷；明嘉靖間毗陵蔣氏刻六卷影印本、明姜道生刊《唐三家集》本七卷，而詩集仍保存，有六百余首。《全唐詩》錄存其詩三卷，《全唐詩補編·補逸》卷十二有詩一首，《續補遺》卷七存二首二句，《續拾》卷二十九補一首三句。
李商隱作品的歷代注本，在清代有朱鶴齡集作注《李義山詩集箋注》三卷，后還有將何焯、朱彝尊、紀昀三家評語輯入朱注本中的《李義山詩集輯評》，而今較為流傳的為清代馮浩所注的《玉溪生詩集箋注(全2冊)》與錢振倫、錢振常所集的《樊南文集補編》，較為出名的詩有《錦瑟》《夜雨寄北》等。近代張采田著有《玉溪生年譜會箋》，今有劉學鍇、余恕誠所編《李商隱詩歌集解》五冊。《全唐文》錄存其文十二卷，見卷七七一至七八二。
詩歌
主要文章
參考資料：
人物思想
政治思想
李商隱的政治思想深受其的家世與人生遭遇的影響，他對晚唐昏暗的政治統治極為不滿，如此造成其對現實政治和國家命運的極度關心。李商隱抨擊與揭露統治者的窮奢極欲，針對中晚唐宦官擅權而反對宦官干政。《隨師東》《賦得雞》《登霍山驛樓》等是作者對晚唐藩鎮叛亂現象的深刻思考下的產物，表露自己追求國家統一，反對割據分裂的政治立場與對時局認識的敏銳看法，擁有入世精神、憂患意識和批判精神。同時，李商隱的一生與唐朝中的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統治者內部朋黨斗爭嚴重激烈的混亂局面相始終；李商隱復雜的性格導致他在黨爭中的矛盾態度，對于牛李黨爭，李商隱的態度猶疑軟弱，既不想放棄與令狐緒的多年友誼，又因為岳父和妻子的原因不能表明立場。由于李商隱正直又軟弱的性格，他在政治上的選擇趨向復雜，沒有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早年李商隱才華出眾而受到名士高官的賞識，此時所做的詩文亦積極向上，本人有著遠大的抱負，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但由于牛李兩黨相爭，雖負絕世才華卻無處施展，這是由于其政治理想無法實現產生消極頹廢的思想；李商隱的思想在大中五年（851年）發生巨大轉折，多年在牛李兩黨間夾縫生存，他對個人的政治前途絕望，再加上喪妻之痛，他開始尋求個人精神的超脫。
創作理論
文學價值論：李商隱認為文學的價值在于抒發人生感慨，表達內心的情感和思考，以及對美的追求。他通過詩歌表達了自己對人生、命運、愛情、友情等方面的感慨，以及對美的追求和向往。
文學創作論：李商隱在文學上重視獨創性，并要求創作文學作品需要真情實感，反對功利性即“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形成以“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的駢文審美標準。在繼承文學遺產方面，李商隱對古文運動后學“學道必求古，為文必有師法”的說法極其反對，但同時又肯定古文“申誦古道”的價值。且由于李商隱身世與其可以追求朦朧含蓄的審美情趣，使得其在愛情、政治抒情詩上具有較深見解。在情感表達方面，李商隱重視詩歌的意境和情感表達，講求真情實感，他認為詩歌應該具有深刻的意境和情感，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他主張詩歌應該以情感為基礎，通過意境的營造來表達情感。李商隱反對功利性文章，他認為詩詞的創作應該取眾之長，不能拘于一格，并強調“秉無私之尺刀”，才能“定夫眾制”。
文學風格論：李商隱認為詩文應該采取含蓄、深沉、婉約的風格體式，注重意境的營造和情感的表達。他主張詩歌應該具有“詩外有詩，寓意深而托興遠”的藝術境界，即詩歌應該具有豐富的內涵和深遠的意境，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和思考。同時，他也強調詩歌應該具有“麗之中，時帶沉郁”的藝術風貌，即詩歌應該具有華美的辭藻和深沉的情感，能夠引起讀者的共鳴和感動。
創作特點
詩
題材
政治抒情詩
李商隱早期的政治詩指陳時局，語氣嚴厲悲憤，又含有自我期許的意味，很能反應他當時的心態。其政治抒情詩還反映了唐代后期一些重大的社會問題和文、宣、武三朝一系列政治、軍事事件，揭示了唐王朝深重的統治危機，觀點鮮明，見解深刻。極具藝術特色，哀時撫事，筆觸凝重，意境深沉。語言錘煉，韻律和諧，氣脈通暢，得杜詩神髓。在關于政治和社會內容的詩歌中，借用歷史題材反映對當代社會的意見，是李商隱此類詩歌的一個特色。《富平少侯》《北齊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李商隱的政治詩多半以借古諷今的詠史詩出現。如《詠史》批判了統治者的荒淫、愚昧和無能。《賈生》深寓作者對晚唐統治者佛信道以求長生，而不恤國事的諷刺和自身懷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瑤池》借周穆王諷刺唐朝皇帝們求仙，《隨師東》借古事影射朝廷東伐李同捷。
詠物詩
李商隱的詠物詩詩體物工切入微，不限于描繪所詠之物的外部特征，表現所詠之物的固有的神態情韻，而是在此基礎上寄托身世之感，將自己的身世遭遇、人生體驗等借所詠之物體現出來，詠物抒懷李商隱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負無法得到實現，于是就通過詩歌來排遣心中的郁悶和不安。《安定城樓》《春日寄懷》《杜工部蜀中離席》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李商隱的詠物詩中許多七言律詩被認為是杜甫詩風的重要繼承者，他的詠物詩有三種藝術形式，一是融我于物，物我交融。如《春日寄懷》抒發了詩人長期閑居生活的寂寞苦悶和歲月蹉、仕進無路的傷感郁；二是寫物寫己，物我交錯。如《安定城樓》抒發了作者雖仕途受阻，遭到一些人的讒傷，但并不氣餒，反而鄙視和嘲笑讒佞的小人的堅定胸懷，充分地體現了作者青年時期的高遠抱負和奮發精神；三是物我之間，似分似合。如《杜工部蜀中離席》描繪了戰亂時候與朋友惜別的感傷，同時也表達了詩人憂國憂民，感時傷勢的思想感情。
愛情詩
李商隱的愛情詩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獨具特色，其愛情詩內容分為兩種——一是實有其事，這類愛情詩抒情對象明顯、特定，與詩人具體的愛情經歷有關；二是愛情對象不詳，詩中抒情主人公也未必是詩人，無題詩格，為李商隱首創。其中一部分表現他與妻子王氏的伉儷情深，代表作為《夜雨寄北》，此詩通過對巴山夜雨秋景的描寫，表現了詩人客居異鄉之寂寞和對妻子的深切思念之情。他的悼亡追憶妻子王氏之作，如《正月崇讓宅》《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無家而作有家之想，血淚寫成，令人不忍卒讀。
應酬唱和詩
李商隱的應酬唱和詩廣納前人所長，承杜甫七律的沉郁頓挫，融齊梁詩的華麗濃艷，學李賀詩的鬼異幻想，形成了他深情、纏綿、綺麗、精巧的風格。在李商隱用于交際的詩作中，寫給令狐绹的幾首（《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見寄》、《寄令狐學士》、《夢令狐學士》、《令狐舍人說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特別引人注意，為解釋他與令狐绹的關系提供了直接的證據。李商隱《東還》詩膾炙人口，賞讀該詩，可看出李商隱所表露歸去尋師學仙只是一句托辭，所謂學道不過借此疏解自己內心不平與感嘆自己命運的不幸，更有面對朝政種種荒淫無道的憤慨以及對正一步步走向衰敗的唐王朝的哀嘆。
無題詩
無題詩格，為李商隱首創。詩并非意歸無著地詠泛愛情，而是在個人愛情生活的體驗、社會愛情現象的觀察基礎上所進行的藝術概括和創造。李商隱以無題為名的愛情詩，最為人所傳誦，但他的無題詩具有“朦朧”的特點，旨意隱秘。這些以無題為名的愛情詩，包括以《無題》為題的十五首，和以句首二字為題的“準無題”詩近三十首。這些詩有的有所寄托，但大部分屬于純粹的情詩。李商隱的“準無題”詩也寫得相當出色。如《錦瑟》此詩貌似詠物，實則詠懷。它隱去了平生所歷具體之事，以錦瑟起興，充分運用了比興、象征、典故等多種手法，將自己滿腔的憂傷、郁憤之情，形象而又婉曲地表達出來。包括大多數無題詩在內的吟詠內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隱詩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獲得了后世最多的關注。《錦瑟》、《燕臺詩》、《碧城三首》、《重過圣女祠》等，保持了與無題詩類似的風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等，則反映出李商隱感情詩另一種風格的意境。濃厚的悲劇色彩，藝術上比興、象征和寄托融合在一起，詩境朦朧，色調凄艷，幽眇曲折。
李商隱“無題”一類的詩歌，境界和情思的朦朧，在內涵上也就往往具有多義性，給讀者提供多種解讀的可能，構成解讀上的復義。首先，其詩的意象被他的心靈化了，是多種體驗的復合，多富非現實的色彩，諸如珠淚、玉煙、蓬山等，均難以指實；其次，李商隱詩歌內容豐富，情感復雜，其無題詩內容涉及愛情、友情、政治、人生等多個方面，情感豐富且復雜，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解讀空間；再其次，李商隱詩歌結構獨特，意境深遠，給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思考空間，使得詩歌具有多重解讀的可能性；最后，李商隱生活在晚唐時期，政治動蕩，社會矛盾尖銳，詩歌創作受到歷史背景的影響，使得詩歌具有多重解讀的可能性。
藝術手法
李商隱的詩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其心靈的象征，是一種純屬主觀的生命體驗的表現。李商隱的七絕如《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夜雨寄北》《夕陽樓》等，較多抒寫身世之感，感情細膩，意境婉約，詩中貫穿著身世和時世的悲感，具有沉痛凄切的抑郁情調和憂傷美，在藝術上更是細美憂約、沉博絕麗，在精工富麗的辭藻中，朦朧含蓄地表達自己的情思，成為傷感唯美文學的典型。李商隱善于運用象征手法，通過隱喻、象征等手法表達情感和思想。例如，《錦瑟》中的“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以錦瑟象征人生，表達了對逝去年華的感慨。李商隱善于運用比喻手法，通過比喻來表達情感和思想。例如，《夜雨寄北》中的“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以巴山夜雨比喻離別之情，表達了對友人的思念之情。李商隱善于借景抒情，通過描繪自然景物來表達情感和思想。例如，《無題》中的“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以東風無力、百花殘來表達離別之情。李商隱善于運用反諷手法，通過反諷來表達情感和思想。例如，《錦瑟》中的“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以反諷手法表達了對逝去年華的感慨。
意象意境風格之朦朧
李商隱的抒情詩致力于情思意緒的體驗、把握與再現，用親切可感的情思意象來營造縹緲朦朧的詩境。為了表現復雜矛盾甚至惆悵莫名的情緒，李商隱善于把心靈中的朦朧圖象，化為恍惚迷離的詩的意象。這些意象分明有著某種象征意義，而究竟象征什么，又難以猜測，又它們結構成詩，遂形成如霧里看花的朦朧詩境，辭意飄渺難尋。例如：《錦瑟》所呈現的，是一些似有而實無、雖實無而又分明可見的意象：莊生夢蝶、杜鵑啼血、良玉生煙、滄海珠淚等；這些意象所構成的不是一個完整的畫面，而是錯綜復雜糾結于其間的惆悵、感傷、寂寞、向往、失望的情思，是彌漫著的這些情思的心象。
五七言律詩的音律之錘煉
李商隱繼承了杜甫七律錘煉謹嚴、沉郁頓挫的特色，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李賀詩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綺麗精工的獨特風格。如《重過圣女祠》借愛情遇合，于寫景中融合比興象征，寄寓困頓失意的身世之感；《春雨》將李賀古體詩的奇艷移入律詩，語言綺麗而對仗工整，音律圓美婉轉，意象極美。但他的詩中因愛用僻典，詩的整體意旨往往隱晦。
辭藻之精工富麗
李商隱將人生慨嘆的抒寫向更深細隱晦方面發展，善于用艷麗精工的藝術形式表達惆悵落寞的情緒，詩中充滿了迷茫與悲涼的體驗，作品深婉精麗、韻味深厚，“近而不浮，遠而不盡”，富有象征暗示色彩，有一種朦朧美。如《錦瑟》，關于其詩意，歷來眾說紛紜：有悼亡說、寄托說、戀情說、聽瑟曲說、編集自序說、自傷身世說等多種解釋，表達幽微深遠，具有朦朧美。李商隱續承杜甫的沉郁頓挫，又融合了齊梁詩的濃艷色彩、李賀的幻想象征手法，形成了深情綿邈、華麗的獨特風格，對政治以影射的方式進行嘲諷和批判，如在《瑤池》《漢宮》中借古諷刺唐武宗佞道求仙。
含蓄委婉的情感表達
此外，李商隱通過含蓄的情感表達來關注現實，反映晚唐時期人民疾苦，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韻》通過描寫一幅在方鎮戰亂下荒涼殘敗的農村景象，并從當地人口吻追往傷今，如此來引出作者對統治者的不滿與自己在社會政治問題上的觀點。他所創作的政治抒情詩通常揭露與諷刺時政異常辛辣，但又在語言表達上刻意含蓄委婉，有著其對時局的深刻認識與思考。
大量用典
李商隱在詩歌創作中善于運用典故，將歷史典故與現實生活相結合，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他善于運用典故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使詩歌具有更深刻的內涵和更豐富的藝術表現力。李商隱擅長對典故的內涵加以增值改造，他用典的方式也別開生面，往往不用原典的事理，而著眼于原典所傳達或所喻示的情思韻味，如“莊生曉夢迷蝴蝶”，原典不過借以闡發萬物原無差別的齊物論，李商隱卻由原典生發出人生如夢，從而引入一層濃重的迷惘感傷的情思。因此可解讀角度眾多，造成詩歌的多義性。在《無題》一詩中，他運用了“青鳥殷勤為探看”的典故，表達了自己對愛情的執著追求。這些典故的運用，不僅豐富了詩歌的內涵，也增強了詩歌的藝術魅力。
文章
題材
李商隱是晚唐時期最重要駢體文作家之一。這種文體注重文辭的對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廣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隱在令狐楚的培養下，成了一位駢體文的專家，為許多官員代筆起草過奏折、書信等文書。《舊唐書·文苑傳》說李商隱“尤善為奠之辭”。由于當時章奏中使用的駢體文，要求詞藻華麗，又要表述準確，因此對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長寫作駢體文的李商隱，養成了用典的習慣，因此被認為這是他的詩歌中喜歡用典的原因。
代人之作
李商隱早年模仿恩師令狐楚，一段說人，一段為表己，歸納為“你—我”模式的駢文，用典較為平常易懂，目的在于敘事，極度增強文章的感染力。例如：《上令狐相公狀》《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亡軼）。
自作駢文
祭文是李商隱駢文之中分量最重、思想和藝術成就最高的部分，最突出的寫作特點在于其“對話”性質，“與自己對話”模式和“與上天對話模式”；李商隱在其駢文中開創性地運用了“聲對”這一特殊對偶方式，基于聲音的對偶，將駢文的聲律與用典兩個特性合二為一，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對偶在形式上過多的束縛。例如：《奠相公令狐公文》《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亡軼）。
藝術手法
李商隱的文章與段成式、溫庭筠齊名，因三人都排行十六，也被人們稱為“三十六體”。李商隱的駢文風格多樣，既有典麗精工、絢中有素，也有工于對偶、巧于用典、宛轉精麗的；他的駢文與詩消息相通，總體特征是精麗和富有情韻，圍繞精麗和情韻，展現豐富多彩的面貌。李商隱續承六朝駢文的文風，并在其詞句華麗濃艷的基礎上做到雕鏤精工、用典深僻，盡力充實文章思想內容，展現出清高俊雅、婉轉流暢的格調。
書法
李商隱幼年時從學于精通石鼓文與隸書的族叔，長大后以一度抄書為業。其書法記載散見于各類史書中，北宋王禹偁稱李商隱善篆。其作品正書《月賦》與行書《四六本草》在北宋時仍有創世，但今已無存，僅有其所書《杜絪墓志》《王元及妻隴西李氏合墓志》《太原王公墓志銘》略曉李商隱書法。而從上述今存和古文獻記述中看出李商隱的書法章法雜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之長，中宮收緊而四面開張，有著端莊儒雅、秀整而雄勁的特點。與此同時李商隱也分別著有《字略》《蜀爾雅》收錄古文舊字，對古文字的精通亦促成其書法上的造就。
主要成就
李商隱是晚唐杰出詩人。其詩今存約600首，按內容可大致分為兩類：政治抒情詩和個人生活抒情詩。在藝術上，他的詩歌廣泛地吸收、熔鑄屈原、阮籍、李白、杜甫和南梁樂府、齊梁歌詩以及韓愈、李賀等人的經驗，形成了獨特的“寄托深而措辭婉”（葉《原詩》）和朦朧多義的風格。其詩各體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絕成就為高，七言律詩的造詣更是上追杜甫而獨步晚唐。李商隱在晚唐詩壇與杜牧、溫庭筠齊名，人稱“小李杜”“溫李”。歷代受其影響的詩人頗多，如晚唐的唐彥謙、韓、崔，宋初的西昆諸人及賀鑄、晏幾道、秦觀等詞家，元末的楊維，明代的楊基、高啟、程嘉燧、王彥泓，清代的黃景仁、孫原湘、陳文述、樊增祥等。
李商隱的詠史詩有很高的成就，它們不是“發思古之幽情”的無病呻吟，也不同于前人那些托古以述懷的詩篇，而是著眼于借鑒歷史的經驗教訓來指陳政事、譏評時世加以補充發揮，使詠史成為政治詩的一種特殊形式。
后世影響
中國影響
李商隱作為中晚唐代文學成就的最高代表，在詩歌、書法、文章方面有較高的造詣，對后世文人的創作也有極大的影響，他的七律詩不僅影響了宋代詩歌，也啟迪了明末清初以錢謙益為首的虞山派詩人，甚于曾國藩；他所創造的“義山體”詩體被北宋西昆體、南宋江西詩派所繼承，在元明中衰而波及到清代姚鼐等人；他的文章是對于六朝駢文的續承發展，促成了晚唐駢文復興，在宋代出現四六興盛局面；他的經歷與詩作也對后世文人墨客影響較多。后世大量經典選本收錄李商隱的詩歌，在清代孫洙編選的《唐詩三百首》中，收入李商隱的詩作22首，數量僅次于杜甫（38首）、王維（29首）、李白（27首），居第四位。《全唐文》錄存其文十二卷，見卷七七一至七八二。李商隱將唐詩推向了又一個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兩人并稱“小李杜”；與李白、李賀并稱“唐代三李”。李商隱是詩文俱佳的詩人，其與溫庭筠、杜牧并譽為晚唐三大詩人。他現存詩590余首，有七絕、七律、七古、五絕、五律、五古等體裁、其詩作歸納分類為詠史詩、愛情詩、詠物詩、政治抒情詩、無題詩等，其中愛情詩與政治抒情詩占其總量的三分之一，開創了抒情詩新領域，并以無題詩著名。
開創“義山體”
李商隱以其獨特的詩歌風格開創了“義山體”。“義山體”詩歌的特點是語言優美、意境深遠、情感真摯，善于運用典故和象征手法，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義山體”對后世詩人在詩歌創作、詩體運用、義山體特點的延續發展等方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義山體”的語言優美、意境深遠、情感真摯的特點，為后世詩人提供了豐富的創作靈感和借鑒。其次，“義山體”的詩體運用，如比喻性意象、描述性意象、傳遞感受式用典等，為后世詩人提供了多樣化的表現手法。最后，“義山體”詩歌在情感表達的理智化、敘述性的結構、寒士與雅士的不同心理取向等方面，為后世詩人提供了獨特的創作視角和思考方向。
婉約詞
李商隱詩歌中將身世之感融入愛情后所構成的雙重感傷、在人生失落與執著的旋律中尋求寧靜的寫作態度，對唐宋婉約詞的影響更加深遠。中晚唐時期，詩歌發生重大變化，一種新的文體“詞”在以李商隱為代表的晚唐緣情一派詩人手中迅速發展壯大起來。題材內容上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把關注點轉向作者的內心世界；二是以男女之愛抒發個人情懷。一方面，李商隱的詩歌符合詞體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又有別于其他文體的獨特的婉約風格，必然會成為新興文體婉約詞的學習對象；另一方面，李商隱的詩歌因其特有的“沉博絕麗”的風格符合詞體不斷向前發展的要求，尤其是在詞體的發展超出了溫庭筠的香軟淺薄，擺脫“伶工之詞”，逐漸雅化的時候，李商隱詩歌因其自身的豐富性，逐漸成為兩宋詞體接受要學習對象，從而對婉約詞風產生重要影響。
李商隱的詩歌對婉約詞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情感表達、藝術手法、語言風格等方面。在情感表達上，李商隱的詩歌對晚唐至宋的婉約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婉約詞在情感表達上更加細膩、委婉，注重情感的抒發和表達；在藝術手法上，李商隱的詩歌善于運用象征、隱喻、對比等藝術手法，這些手法在婉約詞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婉約詞在藝術手法上更加注重意象的營造和意境的渲染；在語言風格上，李商隱的詩歌語言優美、含蓄、婉約，對晚唐至宋的婉約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婉約詞在語言風格上更加注重語言的優美和含蓄，注重語言的音韻和節奏。
駢文四六
李商隱的詩歌和四六文均取得很高成就 ，其重要標志之一是風格多樣。李商隱的四六文與詩消息相通，其總體特征是精麗和富有情韻，圍繞精麗和情韻，展現豐富多彩的面貌。李商隱以駢文為詩，把駢文的因素帶進詩歌，使詩歌的風貌迥異于盛唐，講究詩歌的詞采、對偶、用典、虛字以及表達上的含蓄委婉，給詩歌再次帶來新的變化。在表現手法上，李商隱四六文在形式上追求對仗、聲韻、詞藻、用典等方面的完美，這些手法在后世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廣泛應用，豐富了文學創作的表現手法；在文學創作上，李商隱四六文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進了文學創作的多元化發展；在審美水平上，李商隱四六文在形式和內容上都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對后世文學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提高了文學創作的審美水平。
國際影響
李商隱的詩歌被翻譯成朝鮮、日本等國家的語言，使得他的詩歌在這些國家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和欣賞，他的詩歌創作對朝鮮、日本等國家的詩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新羅詩人崔匡裕等人提供學習借鑒，并與朝鮮“詩言志”詩學觀點相通。世界各國關于李商隱及其詩歌的翻譯、研究著作眾多，例如：美國漢學家劉若愚在1969年出版的《李商隱的詩—中國九世紀的巴洛特詩人》就以西方讀者為寫作對象，介紹了中國晚唐政治與李商隱生平，其中選取了其一百首詩歌進行翻譯；而后關于李商隱的研究較為低迷，一直到2006年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出版的《晚唐—九世紀中葉的詩歌》一書打破。在此書中，宇文所安以傳統的文學架構將李商隱與晚唐詩人進行概括，并將歷代文人公眾評價納入其中，如此得到了較為滿意的結果；1981年，法國漢學家吳德明發表《李商隱詩歌中的短題詩》一文，后經翻譯于2007年收入國內相關叢書中。在日本學界，關于李商隱的研究則較早并一直保持較高水平。從二戰前到二十一世紀的今日，日本出現諸如《李商隱》《李義山與西昆體》《李義山七律釋稿等》《李商隱詩文論》一系列研究著作與論文，出現了鈴木虎雄、藪木茂、松尾良樹、川合康三等有關學者，推動了晚唐詩學的研究。
人物關系
家庭關系
社會關系
現存的資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詩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隱的社交范圍廣泛，他是一個樂于交往而且頗受歡迎的人。李商隱交往圈里的人物分為四類：仕途人物：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執方、盧弘正、鄭亞、柳仲郢、李回、杜悰、蕭浣、楊虞卿、楊嗣復、周墀、姚合、孫簡等人；酬和詩友：杜牧、溫庭筠、白居易等人；志同道合：劉蕡、永道士、崔鈺、李郢等人；禮節來往：令狐緒、韓瞻以及他在各個階段的同僚。
仕途人物
令狐楚
令狐楚，字士，自號白云孺子。李商隱的恩師，對李商隱有知遇之恩，李商隱的文章最初是模仿令狐楚所作，后寫《奠相公令狐公文》祭奠令狐楚。
崔戎
崔戎，字可大，博陵安平人，崔玄暐弟弟的后代，李商隱為其寫悼亡詩《宿駱氏亭》。
酬和詩友
杜牧
杜牧，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省西安市）人。唐朝文學家，宰相杜佑之孫。李商隱十分欣賞杜牧，與杜牧并稱“小李杜”，贈詩《贈司勛杜十三員外》于杜牧。
溫庭筠
溫庭筠，本名岐，字飛卿，又作庭云、 廷筠，唐初宰相溫彥博后裔，中國晚唐時期詩人、詞人，與李商隱并稱“溫李”。李商隱在令狐楚門下做幕僚，溫庭筠來長安游學，二人由此相知相熟，李商隱以《板橋送別》作別溫庭筠。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又號醉吟先生，唐朝現實主義詩人。與李商隱是忘年交，對李商隱的詩作追捧有加，對于李商隱給自己寫墓志銘評價“死后，得為兒足矣。”
志同道合
劉蕡
劉蕡，字去華，唐代寶歷三年進士，善作文，耿介嫉惡。太和一年參加“賢良方正”科舉考試時，秉筆直書，主張除掉宦官，考官贊善他的策論，但不敢授以官職。開成二年（837），令狐楚任山南西道節度使，劉蕡和李商隱同為令狐楚門下幕僚，兩人志趣相投。李商隱有詩作《贈劉司戶蕡》為劉蕡送別，初聞劉蕡病故的噩耗作詩《哭劉蕡》。
崔玨
崔玨，字夢之，大清河（今屬河北省）人，嘗寄家荊州市（今屬湖北），為崔氏清河小房后裔。唐朝詩人，與李商隱志趣相投。李忱大中十二年（858年），四十五歲的李商隱郁郁而終，崔玨作《哭李商隱》兩首。
禮節來往
令狐緒
字子直，京兆華原（今陜西耀縣）人，太尉令狐楚之子，唐代詩人、宰相。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隱來令狐楚門下做幕僚，與令狐緒年歲相近，二人一同進學，情同手足。后因令狐楚的離世和牛李兩黨之爭，二人漸行漸遠。兩人往來詩作眾多，如《酬別令狐補闕》《寄令狐郎中》《九日》，最終二人重歸舊好。
韓瞻
韓瞻，字畏之，男，陜西萬年縣（今樊川）人，文宗開成二年（837年）進士，是李商隱的故交和連襟。韓瞻是李商隱相交多年的朋友，李商隱在韓瞻和王茂元另一位女婿的幫助下，與妻子王氏喜結連理。《夜雨寄北》傳達出李商隱在蜀地是對韓瞻一家的牽掛，《韓冬郎即席為詩相送》則是李商隱寫給韓瞻的兒子韓偓的。
情感關系
宋華陽
宋華陽原是宮內侍候公主的宮女，因隨公主入道做了女道士。公元826年，23歲的李商隱來到河南玉陽山東峰的道觀修道與女道士宋華陽相知相戀，最終被人發現，戀情無望告終。李商隱以無題詩：“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表達內心的悲痛；在《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等詩中，李商隱提到了“宋華陽”的名字，于是宋華陽就被認為是李商隱的戀人。
柳枝
柳枝的名字出現在李商隱寫于開成元年（836）年的一組詩（《柳枝五首》）中，他還為這組詩寫了一個長長的序言。李商隱從懷州趕往長安的科考途中，在堂兄李讓山家附近，吟詠其詩《燕臺四首》之“春”：“風光冉冉東西陌，幾日嬌魂尋不得”，被鄰家姑娘柳枝聽見，柳枝為李商隱的才華所傾倒，二人做下約定，但李商隱因進京趕考耽誤時間，柳枝已嫁作他人婦。
王氏（王茂元之女）
會昌三年（公元843年），二人結婚，李商隱與王氏的感情非常好。但李商隱婚后被連年外派，王氏病逝家中，二人未見最后一面，他寫下《房中曲》等悼亡詩篇，情感真摯，語意沉痛。此后，李商隱寫下多篇詩作以詩寄哀思，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離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傷后赴東蜀辟至散關遇雪》：“劍外從軍遠，無家與寄衣。散關三尺雪，回夢舊鴛機。”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五代時期史學家劉昫在《舊唐書》中也稱贊：“李商隱的文章清新秀麗，比溫庭筠的文章更為杰出。”
后晉文學家劉昫評價：“商隱能為文言文，不喜偶對。從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為誄奠之辭。與太原市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號“三十六”。文思清麗，庭筠過之。而俱無持操，恃才詭激，為當涂者所薄。名宦不進，坎終身。”
金末文學家、史學家元好問評價：“詩家總愛西昆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一句。
唐代詩人白居易極為欣賞李商隱的文章，曾評價：“我死后，得為爾兒足矣。”
唐代詩人崔鈺《哭李商隱》：“虛負凌云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
北宋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評價李商隱詩文：“學杜甫而得藩籬”。
元代文學家辛文房評價：“商隱工詩，為文瑰邁奇古，辭難事隱。及従楚學，儷偶長短，而繁過之。每屬綴，多檢閱書冊，左鱗次，號‘祭魚’。而旨能感人，人謂其橫絕前后。...后評者謂其詩‘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瑰妍，要非適用之具’。斯言信哉。...商隱文自成一格，后學者重之，謂‘西昆體’也。”
清代文學家吳殳說：“于李、杜后，能別開生路，自成一家者，唯李義山一人。”
清代詩人賀裳《載酒園詩話》：“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清初詩論家葉燮《原詩》：“宋人七絕，大概學杜甫者什六七，學李商隱者什三四。”
現代學者、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葉嘉瑩在《美玉生煙——葉嘉瑩談李商隱》評價：“我一生遭遇的挫折,都是用李商隱的詩化解的。”
現代學者、李商隱研究會會長劉學鍇評價：“白描勝境話玉溪。”
負面評價
唐末官員李涪抨擊李商隱文學作品立意空洞，即“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唯逞章句”。
五代時期史學家、政治家劉昫在《舊唐書》亦載當時人對于李商隱“背恩”行為與“恃才詭傲”性格的貶意。
軼事典故
名號由來
根據黃世中的看法，“商隱”是“商山隱士”的意思，來自“商山四皓”的典故；而“義山”，是指隱居而能行義。“玉谿”，是今濟源市境內王屋山下的一條溪谷，據說李商隱青年時代曾在附近修習道術。“樊南”，指長安（今陜西西安）城南的樊川，景色優美，“自韋曲而南，長渠分注，土壤豐腴，菜圃稻，罫紛綺錯，田廬雞犬，恍如江南水村圖畫中。”（傅增湘《秦游日錄》）唐朝官僚士大夫喜歡在這一帶購置別墅，游憩宴樂。李商隱在長安生活期間，有可能常來樊川。
至交令狐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商隱在令狐楚門下當幕僚，因與令狐绹年歲相近，二人情同手足，一起學習。文宗開成二年（837），李商隱第三次參加科舉考試，此時令狐绹任左拾遺，他向當時的主考官高鍇極力推薦李商隱，李商隱才考上功名。但該年，李商隱應宏博試落選，雖考上功名但并無官做，恩人令狐楚也在此時去世，在料理完令狐楚的喪事后，李商隱應涇原節度使王茂元的聘請，去涇州（治今甘肅涇川縣北）作了王茂元的幕僚，對于李商隱這種改換門庭的行為，令狐绹心中對他產生芥蒂。直到大中年間（847），李黨失勢，牛黨上臺，令狐绹的官位一路上升，大中四年（850），令狐绹當上了宰相；李商隱在政治見解上卻偏向了李黨，作序對李德裕大加贊賞，稱其為“萬古之良相，一代之高士”；令狐绹則大力打壓李黨成員，撰寫《李德裕崖州司戶制》，對已經被貶崖州的李德裕大肆污蔑，對于李商隱偏向李黨的行為大為惱火。對于令狐绹的怒火，李商隱多次寫詩文向令狐绹陳情，但令狐绹根本不理睬。他據說，在大中三年（849）重陽節，李商隱去令狐绹家里拜謁，令狐绹卻故意回避不見，李商隱寫了一首詩《九日》，悼念令狐楚，尾聯“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緣得再窺”，便是直寫令狐绹對自己的無情回避。大中五年（851），李商隱回到長安，生活所迫，他又多次向令狐绹求情，終于補了個太學博士的位置。
樂天轉世
唐長慶四年（824年），白居易在洛陽市閑居，并結識了李商隱，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白居易篤信佛教的三生輪回之說，便希望自己死后投胎成為李商隱之子，可見白居易對李商隱詩歌的喜愛程度。白居易死后數年，李商隱得一子，將其命名為白老，但此子十分愚鈍。其后，李商隱得次子袞師，袞師十分聰慧，眾人笑稱袞師才是白居易轉世。
宴飲吟詩
李商隱剛剛聲名鵲起時，曾前往長安游玩。當時，長安的人們大都只是聽聞他的大名，卻不認識李商隱的面容。有一天，李商隱在客棧居住，恰逢一行文人舉行宴會，文人們看到李商隱，便隨意將他邀來宴飲。有人提議以紫玉蘭為題作詩，李商隱便吟就一篇：“洞庭湖波冷曉侵云，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舟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文人都感到驚奇，便詢問此人的姓名，才得知這便是李商隱，急忙稱罪。
生吞李詩
西昆體在宋初盛行，主要就是對李商隱的詩進行膚淺學習，只學其用典、辭藻等。宋人李頎在《古今詩話》中記曾有一位戲子為諷刺“西昆體”詩派而在扮演李商隱時故意穿著鄙陋，眾人問道其原因便并旁人講是“西昆體”代表人物楊大年等人撕破了他的衣服，如此得到時人一笑。而此事亦廣為傳播，人們就用這個故事表達自己對“西昆體”詩派的態度，即認為其對李商隱的繼承不亞于“生吞活剝”。
后世紀念
滎陽李商隱公園
李商隱公園位于鄭州滎陽市鄭上路與商隱路交叉口向南2公里，公園占地近6萬平方米，建有靈犀廣場、蠟燭廣場、晚晴苑、霜月亭、相思亭等園內景觀，共小廣場5處、亭子4座、湖體1處。園內有李商隱墓，呈東低西高，呈棺木狀。墓冢西南的基部有一窄洞，是當地百姓為躲避戰亂挖下的避難洞。李商隱墓已被列為鄭州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沁陽李商隱墓
該墓位于沁陽市以東的覃懷辦事處廟后村南，原有墓冢，因歷代耕耘，墓冢被平。墓東南原有一通石碑，其上碑文風化嚴重，僅能看出“文華”二字，后被損毀。墓東南原有“落靈棚”，用于在外之人歸葬停柩和祭奠之用，后在抗日戰爭中被日軍燒毀。1987年，沁陽李商隱墓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其后，縣政府對墓地進行了整修，在墓地四周砌筑圍墻，并修了封丘，在冢前立碑，墓冢四周也鋪設了方磚。
博愛李商隱墓及紀念館
墓葬位于河南省博愛縣江陵堡村，墓冢坐北朝南，冢前立龍頭碑一通，上書“唐李商隱之墓”。墓葬于1989年被列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其后，縣政府對李商隱墓進行了整修和綠化，并劃定了文物保護范圍，建立了保護組織。
李商隱紀念館位于博愛縣的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石佛堂內，由山門、碑廊、展廳、大殿四部分組成。館內陳列了從李商隱祖中出土的陶俑、陶馬等文物，及現代學者的研究論著等。
人物爭議
生卒年月
關于李商隱的生卒年月，官方史籍均無明文記載，主要有三種考證結論：一為清代學者馮浩的元和八年（813年）說；一為清代官員錢振倫的元和六年（811年）說；一為中華民國學者張采田的元和七年（812年）生說。其中，影響力較大的說法是李商隱生于元和七年（812年）初。通過對李商隱作品的分析，在《請盧尚書撰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志文狀》中的“會昌二年（842年），商隱授選天官，正書秘閣......距仲姐之，三十一年矣”、《驕兒詩》中提到自己年近四十，而《驕兒詩》又是在850年所作。學者們便按照諸如此類的依據推測出李商隱的生年。
關于李商隱的卒年，較有影響力的說法是大中十二年（858年），柳仲郢調任刑部尚書，鹽鐵轉運使改由他人擔任，李商隱隨即辭去職務，回到家鄉，并于同年年底因病逝世。
墓葬爭議
李商隱墓傳有三處，一是位于河南省焦作市博愛縣許良鎮江陵堡村西北地；二是位于河南省焦作市沁陽市區東1.5公里沁河南岸的覃懷辦事處廟后村南；三是位于河南省鄭州市滎陽的苜灣村南。《覃懷志》說是“今不可考”；民國二十六年《沁陽縣志》只有個模糊說法“相傳在城東”。《文集》說的比較具體，“李商隱祖塋在雍店之東原”。而清乾隆五十四年《懷慶府志》經過考證，確定李商隱祖塋“今考在清化北山下”。
李氏后裔
李商隱自稱與唐朝皇室同宗，在詩歌和文章中曾多次提及自己的皇室后裔身份。按照劉學鍇所著的《李商隱傳論》一書中所指，李商隱當為涼武昭王李暠（hào）的十五代孫。李商隱與當政的李唐皇室有非常疏遠的同宗別派關系，但這種宗親關系并未給他帶來實際利益。
后世研究
生平考證類
參考文獻：
作品整理類
參考文獻：
文學研究類
參考文獻：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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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隱的詩，藏著他的悸動、溫柔與癡情.鳳凰網文化.2024-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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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文強工」李商隱：心有靈犀一點通.百家號.2024-05-25
八桂古代清官廉吏丨劉蕡：千載長天 中唐俊偉.廣西紀檢監察網.2024-01-09
李商隱的三段情史.光明網.2023-12-31
詩詞里的河南⑥丨走進李商隱的詩詞世界.百家號.2023-10-30
李商隱公園.河南省文物局.2023-10-30
【滎陽】李商隱墓.鄭州市文物局.2023-05-26
沁陽李商隱墓.沁陽市人民政府.2023-05-26
此情可待 大地上的李商隱（一）.新華每日電訊.2023-12-31
李商隱詩選.豆瓣讀書.2023-10-30
李商隱詩歌集解(全五冊).豆瓣讀書.2023-10-30
李商隱編年校注（全五冊）.豆瓣讀書.2023-10-30
李商隱詩選.豆瓣讀書.2023-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