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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注》是范文瀾對于《文心雕龍》的注本，最初于1925年由天津新印書局以《文心雕龍講疏》之名出版。1929年更名為《文心雕龍注》，簡稱范《注》，由北平文化學社印行。此書在學界被高度重視，成為《文心雕龍》研究的重要參考書。1958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由王利器作修訂。

作者簡介

劉勰（約公元465——520），字彥和，生活于南北朝時期，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理論家。漢族，祖籍莒縣（今山東省日照市莒縣）東莞鎮大沈莊（大沈劉莊）。他曾官縣令、步兵校尉、宮中通事舍人，頗有清名。晚年在山東莒縣浮來山創辦（北）莒縣定林寺。劉雖任多種官職，但其名不以官顯，卻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龍》奠定了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創作動機

他創作《文心雕龍注》的動機主要有三個，第一是為了教學上的需要，其次是受了黃侃《札記》的啟發。范文瀾在1914年考入北大，在黃侃門下學習，1917年畢業，并在南開大學任教，其中之就包括了《文心雕龍》。按書中自序所言，他看到學生經常因為《文心雕龍》中的問題而前來請教，為了教學需要而寫成講疏。

此外，范文瀾受學于黃侃的時候，雖然受其啟發，但是也發現當中的義理并不全面，希望補足《世紀文庫：文心雕龍札記》（《札記》）不足之處。黃侃在《札記》中都指出《文心雕龍訓故》的記載并不全面，轉載而不著名出處，而范注本也同樣都指出了這個問題，可見他也受《札記》的影響。

出版

此書在1925年以“文心雕龍講疏”之名由天津市新懋印書局所梓行，及后作者對此又多次修改。在1929年他修改了講疏的內容，并以《文心雕龍》注名稱出版，由北平文化學社出版《文心雕龍注》上冊、中冊，在1931年出版《文心雕龍注》下冊。1936年，上海開明書店又再從文化學社版作修改出版。1958年經作者請人核對和責任編輯王利器又一次訂正。1960年，香港商務印書局重新校定之后又再出版。1970年，臺北明倫出版社對于范注加以修訂后出版。

1925年：天津新懋印書局版

在1923年，他創作的《文心雕龍講疏》（《講疏》）已經完稿，1925年由天津新懋印書局出版，當時尚以《文心雕龍講疏》一名發行。全書約500多頁，約有近30萬字左右，不計算《文心雕龍》原文則有20萬字。書前有約一千字的自序，以及是梁啟超的序。在自序中，他除了說明自己的創作背景之外，也說明了《文心雕龍》的一些要義?！吨v疏》中注文分插在各篇的分段之下。

1929年：北平文化學社版

1927年，范文瀾回到了北京，并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學校任教。北京作為當時的文化中心，為作者重新修訂帶來良好的條件。對比兩個版本，作者新補了條目375條，修改了條目721條，刪除了條目31條，當中只有223條的注解是沒有修改。因此，范文瀾對于《文心雕龍講疏》可以說是回爐重造。

當時，作者和孫蜀丞、趙萬里、陳準等人交流之下，得到了《文心雕龍》很多的善本和最新的?？辟Y料。作者在寫作《講疏》的時候，曾表示“以未見此本（顧千里、黃蕘圃合校本）為恨”。通過陳準，作者看到孫詒讓讓手錄的顧黃合校本，并以此校文本。此外，孫蜀丞所校的唐寫本、明抄本《太平御覽》、《太平御覽》三種版本也為他的校正帶來了方便，而孫氏對于唐寫本的研究也被錄入了書內。趙萬里當時在《清華學報》上的《唐寫本文心雕龍校記》也被摘錄進去。但是正文主要摘錄的都是孫蜀丞的校語，趙萬里的校語只是占少數。

另外，作者也試圖消解初版中的講疏體色彩。例如在《原道》之中，作奢引綠了大量劉師培《論文集記》和黃侃《札記》中的內容，而在《注》中，作者改為引用了孫蜀丞的說法、《周易音義》、《說苑·反質篇》和《呂氏春秋·慎行論·壹行》等引文。又例如是《諸子》一節，作者本來在其中說明《諸子》中的思想應該如何在現實中致用，但是在修訂之中，作者刪去了主觀言辭，改為說明當中的出典。

針對于過于倚重《世紀文庫：文心雕龍札記》和《文心雕龍輯注》的問題，范氏盡可能淡化當中的影響。在《輯注》方面，以《書記》篇為例，作者引用了《輯注》23條，在修訂后只余下一條。而且修訂當中，一些稍微變更者直接刪去“黃注引”等字句，直接引錄書籍原文以達到減化影響的作用。

1929年，北平文化學社出版了《文心雕龍注》，兩者的體例大致相同，但是字數由《講疏》的20萬字，增加至40萬字。一共分為三冊，上冊為原文，下中冊為注文。上中冊于1929年出版，下冊于1931年出版。和講疏對比，范注中例言中只字沒有提《講疏》，也沒有提及《札記》，只是在書中略為和陳漢章并列而提。而梁啟超為范文瀾所作的序都沒有錄入范注之中。王運熙表示，這種情況“似覺奇怪”。有學者認為，這個現象是范文瀾不希望《講疏》為人所知所致的。范文瀾雖然自稱自己是因為教學需要寫成《講疏》，但是范氏同門（劉、駱鴻凱）都和他同校，而他們所擬的教材以經史子書為主，沒有包括《文心雕龍》。而駱鴻凱在1922年探望過黃侃，以致黃侃可能在《文心雕龍講疏》發表前己經知道范文瀾打算出書，但是黃侃要求學生沉潛用功而不急于出書，也要求自己不在50歲前出書。再者黃侃在對于梁啟超、胡適等新派人物多有譏評，而假如《講疏》注明自己是出于師教的話，就可能使黃侃難堪。

1936年：上海開明書店版

作者將《文心雕龍注》重新修訂之后，交予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并分作七冊線裝本。相比起文化學社版，開明書店版在凡例之后增補了日本學者鈴木虎雄的《黃叔琳文心雕龍?？庇洝返睦院托？睍浚⒃谡闹袏A校大量采用了鈴木的校語。此版本中注文又重新放回正文各篇下。開明書店又于1947年12月再版此本。

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

據王利器的回憶，最初范文瀾并不同意再刊此作，認為是“少作”。他表示，“自己作為責任編輯，一定會盡力將工作做好?！痹谶^程中，他訂正補充了約五百條注文，范氏看到了之后，表示全部同意，并提議在著者上署上他的名字。王利器表示并不同意，認為這只是責任編輯應該做的。而即使在他自己所作的《文心雕龍校證》之中，他也沒有使用自己為范文瀾所訂補的注文。王利器對于范注修訂主要可以分為增補、訂正、補充、厘正等四項。

1967年：張立齋的《文心雕龍注訂》

在臺灣，張立齋有見于歷史《文心雕龍》注本的謬誤甚多，希望“以正諸本之訛失，與補其所未備”，在范注的基礎上作補正。他于是寫作《文心雕龍注訂》一書，由正中書局于1967年出版。臺灣各大學中文系大多都以版本作為講授的課本。

整篇的文字分段完全依照范注。在全書中，明指范注出錯之處有至少有112處，并指他本至少8處錯處。張立齋也可盡可能對于范注未注解的位置給予注解，例如在《原道》篇就補充了注解至少18條。在修訂過程中，有些注解直接抄錄在其《注訂》，有些就位置則打亂以引用之。

簡介

《文心雕龍注》(上下)(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這部著作，凡十卷五十篇，可以清楚地分為四大部分，一、總論；二、文體論；三、創作論；四、鑒賞論，而以自騙子性的序志一篇作為第五十篇，總結全書。在這個意義上，文心雕龍這樣的著作又是后無繼響的。今天我們批判地繼承中國古典文學理論遺產，自然應該對這部著作加以認真的研究。

評價與補正

對《講疏》的評價

在《文心雕龍講疏》出版之后，范文瀾將他的書寄到了各大圖書館，如清華大學圖書館、南開大學圖書館等都收到他的作品，魯迅也有收到了他的著作。

在出版半個月之后，《南開月刊》出版了一篇帶有廣告性質的短文，作者署名壽。他指，“雖然不敢過于恭維，認為是盡美矣，又盡善也，但是敢負責任地說，這部書實在比通行的注本好的多。”，并書后以“虔誠的請你們趕快買讀這《文心雕龍講疏》”作結，大有廣告意味。

署名章用的的《范文瀾著〈文心雕龍講疏〉提要》先肯定了范文瀾“傳習師訓，廣為講疏”后，指出了范文瀾雖然以“講疏”為名，但是卻“割裂篇章，文情不屬，以數系注，不按章句。旁引文論，鈔撮全篇，于師說，并所案語”，“注疏自有義例，當以本書為體，未可倚鈔襲為能”，指作者對于《文心雕龍》的劃分方式有誤，而且沒有以章、句作單位了解釋全文，并只是按著《札記》的方式創作，缺乏自己的創新。他又指，作者直接抄錄一些常見文章，實無必要，如《文心雕龍·辨騷》篇抄錄了屈原《離騷》，《明詩》篇抄錄了鐘嶸《詩品》等等。

署名李笠的《讀〈文心雕龍講疏〉》對于他的體例作出了一些批評。他認為主要需要增補的有八點：包括成書考證、劉勰年譜、劉勰遺文、旁證、引書出處、注釋、校勘、補輯。而且，此書的正文和注疏之間的分別，以及是注疏本身也有整理的必要。

對于文化學社本的補正

在開明書店版發表次年后，楊明照發表了《范文瀾文心雕龍注舉正》一文，舉出文化學社本中范注中有三十七條不當，而且有14條將黃叔琳的評語誤當是紀昀的評語。當中，14條錯誤中有10條已經在開明本修訂中被改正，其他至王利器修訂的時候才被修正。

對開明本的補正

楊明照在1938年又撰寫了《評開明本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一文，認為“黃注探囊揭，幾一一鶴聲”，指范氏抄襲過多。但是楊明照本人也可能認為當中的批點有所不當，因此沒有收入論文集《學不已齋雜著》中。

斯波六郎在1952年發表了《文心雕龍范注補正》，當中以開明書店版對于范注中的典故引證、文本的?？焙驼Z句解釋有所補正。當中，“補”有359條，出典補遺有285條?！罢庇?4條。王利器在修訂的時候也有參考斯波六郎的舉正。但是，他的舉正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他對于非常簡單的字詞也出典，如“吹毛取瑕”（《奏啟》）、“文史彬彬”（《才略》）等，缺乏相應的出典價值。再者有一些指正是范文瀾已經征引了的，但是斯波六郎對此再重復征引。

王更生的《文心雕龍范注駁正》

臺北華正書局在1979年出版了王更生的《文心雕龍范注駁正》。在書中，王更生按1970年臺北明倫出版社的增訂本，認為范文瀾所作的注主要有“采輯未備”“體例不當”“立說乖謬”“校勘欠精”“注解錯訛”“出處不明”等六項問題。

“采輯未備”方面，王更生認為“知人必先論世”，指除了《梁書》《南史》之外，尚有很多史料和《文心雕龍》本身可以作為考見他家庭大事、著書立說的體例，和同時代人物的關系，但是資料足夠的情況下，卻依然沒有為劉勰編著年譜。他又指，范書末所引《梁書·劉勰傳》中沒有收錄《序志》原文，認為魏徵所見的《文心雕龍》和今日所見的《文心雕龍》版本有所不同，具有收錄價值。在版本方面，范文瀾沒有在書前列出其考據所依版本，而這使讀者沒有辦法理解《文心雕龍》各版本流變。而他又指出，范沒有收錄前人的序、評點、著錄，而他們提供了《文心雕龍》內涵的不同角度。此外，他也批評沒有收錄劉勰的其他遺著，沒有起到相互發明的作用。

“體例不當”方面，他指作者收錄了日本學者鈴本虎雄的《黃叔琳本文心雕龍?？庇洝返睦院托？睍?，但是鈴本虎雄一書出版以1928年，在開明書店版的25年之后，難免讓讀者產生奇怪的感覺，收錄日本作者的書目與當時國家的思想出現了偏差的傾向，不合著書的體例。他又指范氏有時候解釋《文心雕龍》各篇篇旨，有時候又沒有解釋，沒有明確規例，使讀者沒有辦法理解當中的規例。校勘有時夾于正文，有時候于附注，有時候只校不注，有時候別目單行。稱謂方面，有時候單純以某某曰，某某云，而沒有說明具體出處，有些就算有說明引用書目，但是沒有說明卷次。

“立說乖謬”方面，他指作者的圖表組識沒有根據，指他自行創作，不依原文，已經到了“不可原諒”的地步。而且《序志》已經說明《文心雕龍·辨騷》是文原論，但是范氏分于文體論而非文原論劃分結構。他又指作者雖然有對于創作論有自己的看法，并以圖表說明了創作論的體系，但是他為了“剖情析采”的對稱性，因此圖表有所不妥。

王更生又詳細指出范注中有多處誤校、失校之處。他又指出范文瀾沒有弄明劉勰行文詞例、字例以及造語之例，引致注釋望文生義，牽強附會。某些地方出處不當，不明，或者征引不足。

李平認為王更生批評范文瀾的《文心雕龍注》是有著時代背景，他認為《文心雕龍范注駁正》是成書于1970年代，當時臺灣海峽相隔，因此假如措辭、人名、引說不慎，“極有可能被上思想偏左，與敵同路的紅帽子”，而他所指的“采輯不備、體例不當、立說乖謬”的問題只是著述特點的不同，習慣相異，觀點不同，只是強人所難，而且他的贊詞也未必合乎實情，例如他指范注“引文豐富”，但是范文瀾對自己的《文心雕龍講疏》或者是《文心雕龍注》從來也是自視不高。他在五十年代再版的時候也再三推辭，認為是“少作”，出現了不少問題，甚至認為是自己“以追蹤乾嘉老輩”......“為全部生活的惟一目標時期的舊我之舊作”。而關于沒有年表的問題，他認為劉勰的身世、本傳、史料極為簡缺的情況下，范文瀾依然在當中推算了劉勰的大約生平大事，在身世上有研究之功，而王更生也在《文心雕龍研究》中認為：“范氏注《文心雕龍》，于《序志》篇曾根據劉氏（劉毓崧）書后，賡考產和一生行事，行文雖半出于臆測，而衡情度理，亦以意逆志之作。近人雖然大力搜討，欲更新舊說，但限于材料，仍不越范注的范圍。”，李平認為王更生兩書所言“簡直天壞之別，完全判為兩人”。而且王更生自己在《文心雕龍研究》中也沒有在《梁書·劉勰傳》中收錄《序志》原文，李平認為這可見他是“具有違背學術良心的政治獻書的色彩”。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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