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品》是古代詩歌美學著作。鐘嶸著。它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后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為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斗爭中的產物。另有假托晚唐司空圖所作的《二十四詩品》。
作品簡介
《詩品》是古代第一部詩論專著，南朝梁鐘嶸撰。《隋書·經籍志》：”《詩評》三卷，鐘嶸撰。或曰《詩品》。”唐宋時期還是兩個名稱并行。明清以后，《詩品》一名流行。《詩品》的寫作時間，根據有關材料推斷，大約是在蕭衍天監元年(502)至十二年(513)間。《詩品》版本很多，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延庚申(1320)圓沙書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通行《歷代詩話》本。
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漢魏六朝是儒學衰微、文學勃興的時代，整個社會的學術思想發生了大的轉變。東漢末年，政治上大動亂，農民大起義，不但動搖和摧毀了東漢政治統治的基礎，而且在漢代處于獨尊地位的儒學思想，也受到巨大的沖擊而衰落下來。兩漢時“戶習七經”，文人學士家家都在啃儒家經典；入魏以后，卻幾乎是“家棄章句”。文學擺脫了儒學附庸的地位，開始獨立地向前發展，文學體裁也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西漢時曾經稱霸文壇的大賦，到了東漢末年，就逐漸向抒情小賦轉化。流行在民間的五言樂府，反映了下層人民的生活，自然樸實，開始受到文人們的重視、摹擬與習作。而“文繁意少”的四言詩，雖然還有人偶然為之，但畢竟為數不多。到了建安時代，五言詩已獨霸詩壇，此后一直風行了數百年之久。依據詩體的變化，五言詩的鼎盛時期又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魏晉是五言古詩興盛之時，南梁是向新體詩發展和轉化之時。到鐘嶸寫《詩品》的時候，五言詩正方興未艾。他在《詩品序》中說：“詞人作者，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才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由此可見當時五言詩創作的盛況。中國第一部詩論著作《詩品》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個人背景
嶸出身于潁川鍾氏，在他的祖先中包括了漢魏之際的書法家鐘繇、官拜侍中而顯赫一時的鐘毓、率軍滅蜀且精研《易》理的鐘會、永嘉南渡后官至侍中的鍾雅，以及擅長創作而名列《詩品》之中的鍾憲等。悠久深厚的家族文化傳統，為鐘嶸撰寫《詩品》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南齊永明初，鍾嶸入學為國懿仲生，歷仕三朝的文士江淹當時兼領國子博士，算是他的老師。由于好學深思，精通《周易》，鍾嶸受到了國子監祭酒王儉的賞識。當時詩壇的后起之秀謝朓正在王儉幕中擔任東閣祭酒，另一位年少聞名的文士王融則是王儉的從子。他們和鍾嶸年齡相近，興趣相投，有過密切的交往，并一起談論過詩文。國子監的同學中也不乏能文善詩之輩，其中有一位虞羲，曾游于竟陵王蕭子良門下。在蕭子良門下匯聚了一大批文人，其中就有一代文宗沈約，鐘嶸或曾向他請益討教過。年輕的鍾嶸身處良好的文化氛圍之中，對其提高詩歌品鑒能力助益良多。后來他撰寫《詩品》時，還將這些昔日的師友悉數列入，逐一予以論列品評。
據《中品序》稱，鍾嶸選品詩人的一項重要原則，是“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而書中所評各家，據考最晚謝世的是沈約，卒于南梁天監十二年（513），故可以判定《詩品》成書于該年之后。天監十七年（518）鍾嶸亦去世，故又可知《詩品》是其晚年撰寫的一部論著。鐘嶸晚年之所以要撰寫此書，主要原因是不滿于當時詩壇的某些風尚。據卷首《詩品序》，當時詩壇五言詩的寫作甚為風行，但“庸音雜體，人各為容”，格調不高。而一些“輕薄之徒”在看待前代詩人時，嘲笑曹植、劉楨為“古拙”，推崇鮑照為“羲皇上人”，謝朓是“古今獨步”，至學鮑、謝詩，又僅得其皮毛。另一方面，據中、下二品《序》，劉宋大明、泰始以來好用典故、“文章同書抄”的風氣，在當時也愈演愈烈。“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的聲律論，又由于當世名流沈約等的提倡而盛行一時。這些在鐘嶸看來均不利于詩歌創作，尤其是正在蓬勃發展的五言詩的健康成長，而糾正這些偏向的辦法，便是寫一部與時俗相對的詩論。恰好其時彭城文士劉繪曾向鍾嶸談及作詩品以糾時風的打算，而劉繪終未成文。鍾嶸受其啟發，便采用品第詩人的形式，撰成了這部詩論專著。
作品特色
主題思想
首先，鍾嶸認為詩歌的產生緣于“搖蕩性情”，必須具有“感蕩心靈”的效果。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原本是魏晉以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早就存在的現象，他的主張正順應著這樣的抒情傳統。人的日常情感原本是豐富多樣的，在諸多情感基調中，他尤其重視作品中所抒寫的哀怨沉痛之情。以悲為美的審美現象雖然早已出現，可到了《詩品》之中才被作為一個重要的理論主張被彰顯出來。在對詩人的具體評述中，屢屢可以看到這一特點。例如《上品》說古詩“意悲而遠”“多哀怨”，李陵“文多凄愴，怨者之流”，班婕妤“怨深文綺”，曹植“情兼雅怨”，王粲“發愀愴之詞”，左思“文典以怨”，阮籍“頗多感慨之詞”；《中品》論秦嘉、徐淑“夫妻事既可傷，文亦凄怨”，劉琨、盧諶“善為凄戾之詞”，郭泰機“孤怨宜恨”，沈約“長于清怨”；《下品》評曹操“甚有悲涼之句”，毛伯成“亦多惆悵”。這些詩人所抒發的哀怨之情均與其坎坷顛沛的人生遭際密切相關，絕不是為文造情而生硬造作的無病呻吟，這就使得情感的表達更為真摯，也更為深沉。
其次，鐘嶸強調以“風力”為主干而以“丹采”為潤飾，兩者相互結合方能形成完美的風格。所謂“風力”指的是作品爽朗鮮明、生動感人的特征。《詩品》中有時還用到“骨氣”或“氣”等術語，其內涵大體相近。如《上品》論曹植“骨氣奇高”，劉楨“仗氣愛奇”“真骨凌霜，高風跨俗”；《中品》評劉琨“自有清拔之氣”（《上品序》云：“劉越石仗清剛之氣。”意思相同），陶淵明“又協左思風力”，標舉的都是“風力”之美。所謂“丹采”則指作品文詞的華美，這方面受到了漢魏以來詩歌語言日趨精致工巧的影響，也成為他衡量詩人的重要標準。如《上品》稱古詩“文溫以麗”，曹植“詞采華茂”，陸機“舉體華美”；《中品》評張華“巧用文字，務為妍冶”，謝惠連“工為綺麗歌謠”；《下品》中說劉駿劉駿“雕文織彩”等等。某些詩人缺少華美的詞采，便會受到批評，比如受到后世推崇的曹操、陶淵明，就由于語言質樸省凈而被置于中、下品之列。明清時期的批評家往往指責鐘嶸識見低下而品第未公，其實這原本是南朝時期整體的審美傾向，鍾嶸并未超脫于時代之外，不能因此對他求全責備。
第三，鍾嶸要求詩人在創作中必須“直尋”，崇尚作品中所體現的“自然英旨”。所謂“直尋”是指詩人對外界的美有著與生俱來的敏銳感受，并能通過自然鮮活的語言將這種即目所見的美展現出來。這方面的意見原本是針對當時某些詩人喜好堆垛典故、賣弄才學而發的。在鍾嶸看來，詩歌和其它文體的不同之處就在于它本諸性情，因而不能讓事典學問窒塞了情感的自由抒發。他批評顏延之“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束”，感嘆任昉“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均見《中品》），就是因為兩人的作品堆砌典故，過于雕琢。而在《上品》中評價謝靈運“興多才博，寓目輒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則是因為謝詩能夠充分體現“直尋”的特點，符合“自然英旨”的標準。與此相關，鐘嶸對南齊永明年間逐漸興起的聲律說也持批評反對的態度。他認為詩歌確實需要聲調流美，但四聲八病之類都是人工制定的規則，有悖于自然天成的要求。從詩歌發展的歷程來看，永明體詩人對聲律問題的探討和實踐直接影響到后世近體詩格律的形成，鍾嶸的意見無疑顯得過于保守。可是聲律說本身確實存在不少瑣碎嚴苛的不合理成分，此后四聲逐漸出現二元化的傾向，最終歸并為平仄兩種聲調，而八病也逐步被簡化和揚棄，慢慢演化出黏對等規則。由此可見，鐘嶸的批評也是事出有因，不能簡單地視作固執守舊。
在對詩人進行品評的基礎上，鍾嶸也在三篇《序》中，就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詩歌理論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主要觀點有：一是在詩體方面推崇五言詩。他說：“夫四言文約義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這一看法與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所說的“四言正體”“五言流調”已頗有不同，提高了五言詩的地位。二是為傳統的賦、比、興三體作了新的詮解。其詞謂：“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并將這種新的詮解與書中所定詩歌鑒賞標準相結合，提出了“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的見解，從而為文學批評提示了不僅關注作品本身而且關注鑒賞者感受的新途徑。
藝術特點
品詩方法
在具體品評一百二十二位自漢迄齊梁的詩人詩作時，《詩品》采用了歷史批評與藝術鑒賞相結合的方法，并由此凸顯了鐘嶸個人的詩學理想。書中采用某人“其源出于某人（或某書）”的形式，建構起了一個縱橫交錯的歷代詩人系譜圖。而所有詩人詩作之源，最終又都上溯到了《詩經》的《國風》《小雅》與《楚辭集解》三類代表性的先秦詩作。以卷一《上品》為例，該卷依次品評了古詩（即《古詩十九首》）以及漢代的李陵、班婕妤，魏時的曹植、劉楨、王粲，晉代的阮籍、陸機、潘岳、張協、左思，劉宋的謝靈運等十一家詩。從溯源的角度看，被歸入《國風》一系的，首先是古詩和曹植；劉淵源于古詩，左思又源出于劉楨；曹植下傳陸機，陸機又下傳謝靈運。《小雅》一系，唯阮籍一人。《楚辭》一系，前承者為李陵；李陵之下，有班婕妤、王二家相繼；而潘岳、張協又源出于王粲。這樣一個“上品”詩人的系譜，由于傳世漢魏兩晉南梁詩人作品大都已不得窺其全璧，故頗難核檢其準確程度。但換一個角度看，它卻為今人考察南朝文人的詩史觀，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例證。
《詩品》這種強調文學淵源關系的歷史批評形式，與推崇“骨氣奇高，詞彩華茂”的藝術鑒賞原則兩相匯合，最終造就了全書的兩大傾向。即從時代上論，推崇漢魏古詩，貶斥齊梁諸家；從風格上看，以《國風》一系詩風為正宗，而對以幽怨為特征的《楚辭集解》一系詩風不予過高的評價。《詩品》三品之中，被列入上品的，以漢魏詩人居多，時代最晚的是劉宋詩人，僅一位，即謝靈運，而無一齊梁詩人。被列入下品的，雖也有漢代的班固、三國的曹操等，但主體是宋、齊、梁三朝詩人。另一方面，比較《詩品》中有關《國風》《楚辭》兩系詩人的評價，不僅《詩品序》中已稱“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幹、王粲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之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其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曹植、陸機、謝靈運三人均屬《國風》一系，居于“輔”者也有小半屬于同系（劉楨、顏延之）。而且三品的上、中二品，《國風》一系詩人與《楚辭集解》一系詩人所占的比例，也適相映照：《上品》以《國風》一系者居多，而《中品》以《楚辭》一系者為眾。由此可見鐘嶸對于兩系詩風是頗有軒的。
語言特色
《詩品》在遣辭造語方面也頗具個人特色，堪稱精巧別致的美文。鍾嶸善于運用形象鮮明的比喻和詩意盎然的詞句，來描摹不同詩人的風格特征。這種印象式的鑒賞或許不夠精準，卻能迅速引發讀者的聯想和共鳴。例如《上品》評謝靈運云：“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譬猶松柏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再如《中品》評范云、丘遲兩位云：“范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他并沒有漫不經心地隨意著筆，而是全身心地沉浸其中，反復涵泳，再三體悟，最后才將自己的審美體驗錘煉為清新雋永的評語。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已經不限于對詩藝的評判，本身就堪稱詩藝的創造了。
六朝時期原本是駢儷文學最為興盛的時代，受此影響，《詩品》中不少評語都以駢句寫成。諸多評語雖然行文聯屬整飭，卻并不艱澀生硬，毫無纖巧板滯之感，顯得典雅精煉，清麗工巧。不過《詩品》中的評語并非全是如此，有時也不拘一格，呈現出駢散結合、純任自然的面貌。比如《中品》評陶淵明云：“其源出于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靜，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嘆其質直。至如‘歡言醉春酒’‘日暮天無云’，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前半部分句式雖然較為整齊，卻并非嚴格的對句；中間穿插幾句陶詩作為例證，文勢頗具逸宕之趣；最后又用散句設為問答，顯得頓挫有致。
內容安排
《詩品》在評述詩人之際，有時還會穿插一些軼事佳話，很多地方都堪與《世說新語》等六朝小說媲美。比如《中品》謝惠連條記載：“康樂每對惠連，輒得佳語。后在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寤寐間忽遇惠連，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就事實而言，這則創作本事并不可信，卻準確地揭示出“池塘生春草”這樣的佳句本出天然，無假雕琢。又如《中品》江淹條記載了一則軼事：“初，淹罷宣城郡，遂宿冶亭，夢一美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矣，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爾后為詩不復成語，故世傳江淹才盡。”雖然并不能真正揭示江淹創作才能衰退的原因，可寥寥數筆，卻讓人讀來興味頓生。
作品影響
國內影響
《詩品》的出現，是東漢魏晉南梁時期人物品第之風在文學研究領域內的直接反映。鐘嶸在《詩品序》中，即坦言其撰著受到“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影響。但《詩品》迥異時流而對近世詩壇所作的大膽批評，又使它超越了同時期一大批形式相似的藝術品題論著，成為南朝文化史上一部充滿挑戰氣息的作品。從文學批評史的角度論，《詩品》品評歷代詩人時所采用的特殊形式，又為后人所效仿，成為“百代詩話之祖”。書中追溯詩人風格淵源的研究方法，雖然在具體實施中不無穿鑿附會處，但其立意頗具啟發性，因而深受贊許。
作為中國古代重要的詩學著作，《詩品》自隋唐以后傳播漸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刊刻鈔校的版本眾多。據學者研究，目前可見最早的《詩品》刊本為元代延祐七年（1320）圓沙書院刊宋人章如愚所編《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另有宋人陳應行輯《吟窗雜錄》本，成書時間可能更在《群書考索》本之前，但目前所見已是明嘉靖年間的覆刻本。在明、清兩代又相繼出現了數十種不同的版本。這些版本源流各異，形態多變，體式不一，文句互歧，雖然給今人梳理版本源流、確定全書體式，校勘各則文字等帶來諸多困難，但也證明《詩品》在歷代都受到很大的關注，傳播、接受的范圍非常廣泛。
其次是蹈襲模仿的情況明顯。唐宋以后出現的眾多詩歌總集、詩評論著都無法掙脫《詩品》的影響，從措辭、體例、結構、方法等不同方面對其予以仿效。如唐人殷璠編《河岳英靈集》和《丹陽集》、高仲武編《中興間氣集》等，在評語的撰作方面就有很多明顯效法《詩品》的痕跡。明人顧起綸《國雅品》云：“采音吳札，得無譏；藻品梁嶸，沒者斯撰。例當竊比于是，名之曰《國雅品》。”表明此書“沒者斯撰”的體例沿襲自《詩品》的“今所欲言，不錄存者”。近人宋育仁所撰《三唐詩品》分三卷來評述唐代詩人，各卷前均列有一序，則在整體結構上承襲了鐘嶸《詩品》。如此多樣化的模擬承襲，反映出《詩品》在后世評論家心目中的地位尊崇。
最后是研究批評的內容豐富。由于鍾嶸對漢魏至齊梁時期的詩歌史以及眾多詩人做了較為系統而細致的評價，使得后世評論家在考察這一時段的詩學發展時勢必無法回避對《詩品》的評價。其中固有稱賞不已者，也不乏肆意攻擊者。涉及到具體詩人的評價和品第，相關的爭議就更為激烈。最突出的是置陶淵明于《中品》，且謂其詩“源出于應璩”；其次是列曹操等人于《下品》。自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至清代王士禎《漁洋詩話》，對所謂“三品不公”問題屢有詰難。但也有為《詩品》作辯護者，前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指出了“公”與“不公”的歷史相對性；近者如當代學者王運熙撰有《鍾嶸〈詩品〉陶詩源出應解》，從詩歌體貌相似的角度，為鍾嶸的品第作了較為合理的解釋。各種紛歧的意見構成眾聲喧嘩的態勢，使得圍繞《詩品》的研究更趨深入細致。
國外影響
日本高僧空海于李適貞元二十年（804）渡海前來，在遍求佛法的同時，還搜集了眾多詩文評資料，最終編成《文鏡秘府論》一書。其中的《天卷·四聲論》部分收錄了隋朝劉善經的《四聲指歸》，其中就有對鐘嶸的評價，還引錄了一些《詩品》的原文。空海返回日本時攜帶了大量典籍，《詩品》或許就由此傳入日本。在日本寬平三年（891）由藤原佐世奉敕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的“小學家類”和“雜家類”中，分別著錄了“《詩品》三卷”和“注《詩品》三卷”，說明《詩品》已經在日本得到了廣泛傳播。在日本的詩話類著作中，就可以看到一些針對鍾嶸《詩品》的評價。江戶時代的詩論家冢田虎在《作詩質的》中曾指出：“論作詩體裁者，非不多也。然后則南宋嚴羽《六一詩話》、元陳繹曾《詩譜》、明王敬美《藝圃馀》，前則梁鍾嶸《詩品》，是其最精密者也，作者不可以不覽也。”同時代的另一位詩論家古賀煜在《侗庵非詩話》中曾對歷代詩話著作痛加批駁，可唯獨對鐘嶸《詩品》等另眼相看：“歷代詩話，汗牛不。其鐵中錚錚者，獨《詩品》《滄浪》《懷麓堂》《談藝錄》而已。”可見《詩品》在日本文學評論史上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
《詩品》傳入韓國的具體時間雖無法考知，但在李漼咸通九年（868）渡海入唐的新羅文人崔致遠的作品中，已經可以隱約發現《詩品》的身影。如《謝加太尉表》云：“于儒則筆慚五色，在武則劍敵一夫。”《壁州鄭凝績尚書》其二云：“躡八花磚之影，綴五色筆之詞。”“筆慚五色”“五色筆”等都源出于《詩品·中品》“梁光祿江淹”條所載歸還五色筆的故事。高麗時期的詩人李奎報在《次韻吳東閣世文呈院諸學士三百韻詩》中有云：“久欲成剿體，唯憂被設嗤。”句下有自注云：“鍾記室《詩評》曰：‘文體剿靜。’”明確指出自己的詩語來源于鐘嶸。朝鮮晚期的學者洪奭周在《洪氏讀書錄·子部說家類》中曾評論道：“《詩品》三卷，鍾嶸之所作也。詩之于文章，末也；評詩之于詩，又贅也。后世之文士，既以詩學為大務，而論詩之書自此始，亦不能不存其梗概云爾。”站在學者的立場，他認為詩歌的價值遠低于文章，因而《詩品》只是聊備一格而已，并不值得過多稱賞。雖然對評詩之作懷有偏見，但他還是肯定了《詩品》在同類著作中具有首創之功，并將此列為自己“所嘗讀而有得”（《自序》）的作品，推薦給讀者。由此可見，《詩品》也得到了韓國歷代文士的接受和稱許。
作品評價
北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梁鍾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于某人，亦以此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于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用事，多違法度，璩作此詩以刺在位，意若百分有補于一者。”淵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意，顧區區在位者，何足累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放之。此乃當時文士與世進取，竟進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嶸之陋也。
北宋黃徹《鞏溪詩話》：靖節“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云。”此處畝而樂堯舜者也。堯舜之道，即田夫野人所共樂者，惟賢者知之爾。鐘嶸但稱其“風華清美，豈真為田家語！”其樂而知之，異乎眾人共由者，嶸不識也。
南宋張戒《歲寒堂詩話》：鍾嶸《詩品》，以古詩第一，曹植次之，此論誠然。
明代謝榛《四溟詩話》：鍾嶸《詩品》，專論源流，若陶淵明出應璩，應璩出于魏文，魏文出于李陵，李陵出于屈原，何其一脈不同邪？
明代王世貞《藝苑言》：吾覽鍾記室《詩品》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謂允矣。詞亦奕奕發之。第所推源出于何者，恐未盡然。邁、凱、、約，濫居中品。至魏文不列乎上，曹操屈居乎下，尤為不公，少損連城之價。吾獨愛其評子建“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嗣宗“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靈運“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會。”越石“善為凄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明遠“得景陽之詭諔，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于謝混，驅邁疾于顏延，總四家而并美，跨兩代而孤立。”文通“詩體總雜，善于摹擬，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謝朓。”此數評者，贊許既實，措撰尤工。
明代胡應麟《詩藪》：蕭統之選，鑒別昭融。劉勰之評，議論精鑿。鍾氏體裁雖具，不出二書范圍。至品或上中倒置，詞則雅俚錯陳，非蕭、劉比也。
明代毛晉《津逮秘書》：采輯漢、魏以來詩家一百有二十人，厘為上中下三品，實詩話伐山也。大略以“曹、劉為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又云：“陳思為建安之杰，公幹、王粲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靈運為元嘉之雄，顏延之為輔。”或軒或輊，宋人詩話數十家，罕見其嚴毅如此。但六朝作者，各自專工一體，后來爭相祖述，故云某出于某也。至若陶淵明詩，自寫其胸中之妙，不屑屑于比擬，乃謂其出于應璩，不知何據。豈以靖節《述酒》諸篇，悼國傷時，仿佛《百一詩》托刺在位遺意耶？
明代閔文振《蘭莊詩話》：鐘嶸品陶潛詩：“文體省凈，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愜，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可謂知言矣，而置之中品。其上品十一人，如王粲、阮籍輩，顧右于潛耶？論者稱嶸洞悉玄理，曲臻雅致，標揚極界，以示法程，自唐而上莫及也。吾獨惑于處陶焉。
清代王士禎《帶經堂詩話》：鍾嶸《詩品》，余少時深喜之，今始知其謬不少。嶸以三品敘作者，自譬諸九品論人，《七略》裁士。乃以劉楨與陳思并稱，以為“文章之圣”。夫楨之視植，豈但斥之與鯤鵬耶？又置曹操下品，而楨與王粲反居上品。他如上品之陸機、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劉琨、郭璞、陶淵明、鮑照、謝朓、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謝莊、王融、帛道猷、湯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顛錯，黑白淆訛，千秋定論，謂之何哉？建安諸子，偉長實勝公干，而嶸譏其“以扣鐘”，乖反彌甚。至以陶潛出于應璩，郭璞出于潘岳，鮑照出于二張，尤陋矣，又不足深辯也。
清代沈德潛《說詩晬語》：陶公以名臣之后，際易代之時，欲言難言，時時寄托，不獨《詠荊軻》章也。六朝第一流人物，其詩自能曠世獨立。鍾記室謂其源出于應璩，目為中品。一言不智，難辭厥咎已。
清代紀昀《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所品古今五言詩，自漢魏以來一百有三人，論其優劣，分為上中下三品。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達文理，可與《文心雕龍雕龍》并稱。近時王士禎極論其品第之間，多所違失，然南梁迄今，邈逾千祀，遺篇舊制，什九不存，未可以掇拾殘文，定當日全集之優劣。惟其論某人源出某人，若一一親見其師承者，則不免附會耳。史稱嶸嘗求譽于沈約，約弗為獎借，故嶸怨之，列約中品。案約詩列之中品，未為排抑，惟序中深詆聲律之學，謂“蜂腰、鶴膝，仆病未能；雙聲、疊韻，里俗已具”，是則攻擊約說，顯然可見，言亦不盡無因也。又一百三人之中，惟王融稱王元長，不著其名，或疑其有所私尊。然徐陵《玉臺新詠》亦惟融書字，蓋齊梁之間，避蕭寶融之諱，故以字行，實無他故。
清代王謨《漢魏叢書》：《南史》云：“嶸嘗求譽于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制，五言最優，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云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宏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今考約詩列在中品，似未為劣。且既評品，自有軒輊，如于丘遲詩，亦以為淺于江淹，秀于任明，豈亦為有宿憾耶？但其評論諸家源流，亦有未協，如以陶詩為源出應璩，前人固有議之者。
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詩品》之于論詩，視《文心雕龍雕龍》之于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為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群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后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詩品》《文心》專門著述，自非學富才優，為之不易。故降而為詩話，沿流忘源，為詩話者，不復知著作之初意矣。
清代陸以湉《冷廬雜識》：蓋五言之學，六朝始盛，抑略于遠而詳于近，理則然也。惟同時蕭統《昭明文選注析》詩六十二家。《詩品》所述者五十一人，韋孟、束皙、應貞四言，張衡七言，既不列于品，若漢之蘇武、應玚，晉之盧諶、司馬彪、王康琚，宋之徐悱、劉鑠，皆以五言著稱，乃亦見遺，然則所取殆猶未備？又如以劉楨列上品，陶淵明列中品，徐干、阮瑀列下品，品第違失，昔人多議及之。然其鋪觀列代、撮舉同異，實能推究淵源，闡明旨趣。且百余人之詩，今不盡存，尚賴此以流傳，俾得考見得失，誠于詩教有功，可為后學之津梁也。
清代劉熙載《藝概》：風詩中賦事，往往兼寓比興之意。鐘嶸《詩品》所由竟以寓言寫物為賦也。賦兼比興，則以言內之實事，寫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際，不必有言也，以賦相示而已。不然，賦物必此物，其為用也幾何？
近代劉師培《劉申叔先生遺書》：劉姓《文心雕龍》集論文之大成，鍾氏《詩品》集論詩之大成。此二書所論，凡涉及文章得失及個人詩文得失者，均宜分類摘錄。
近代陳衍《鍾嶸詩品平議》：鍾君詩篇，自徐陵《新詠》、李昉《英華》，以逮張溥之《百三家》，未聞傳其只字，存其片羽。可知充腸菜莧，本不齒于瓊筵；遍體菅，難廁身于金屋。風雅一道，尚何足論說短長，是非丹素，議易牙之未精于味、夜來之未神于針哉！下品所列，舍徐幹、阮瑀、謝莊、范曄、湯惠休、道諸人外，大概沒世無稱，有同齊景，末由更下雌黃。乃至以魏武等諸若輩，豈非病狂！其自謂“平、上、去、入，仆病未能”，則上、去可以不分，平、仄豈能弗講？宜乎梁、陳古詩，率多律句也。
近代古直《鍾記室詩品箋》：昔者劉《略》班《志》辨章諸子學術，必云某家者流出于某官。鐘嶸品詩，蓋亦仿此。然諸子學術如生于，其源一而易知；詩人篇什如眾華釀蜜，每源雜而難判。夫十五國風，貞淫不同，美刺亦異，自非季札，誰能鑒微？則曰某詩之體源出某某者，亦其大較而已。
近代許文雨《評古直〈鍾記室詩品箋〉》：鍾嶸《詩品》裁量八代高下，觀瀾索源，獨抒孤懷，信籠圈條貫之書，足以苞舉藝苑者矣。后世詩話家流，徒以瑣屑之辭阿所私好，求其能嗣響此書者，乃曠世而未見也。夫藝文鼎盛之世，不施以密察之論，則無所準的，訛濫焉辨？郁郁八代，詩大啟。后學為之目炫，矩賴有鍾氏，得非論文之幸事歟！
爭議事件
關于《詩品》的本來面貌，還有很多問題有待考證。首先是書名就存在爭議。根據《梁書·鍾嶸傳》記載：“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南史·鍾嶸傳》也說：“嶸品古今詩為評。”似乎原來的名稱應該是“詩評”。但其后《隋書·經籍志》又著錄說：“《詩評》三卷，鐘嶸撰。或曰《詩品》。”說明到了唐初“詩評”和“詩品”這兩個名稱已經同時并存。雖然在此之后“詩品”一名逐漸被人接受，而且流傳日漸廣泛，可是根據現有文獻資料，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來論定孰是孰非。
其次是序言安排的問題。這方面的情況相當復雜，分歧更多。在現存最早的元刊《山堂先生群書考索》本中，序言分為三部分，其中第一部分被置于卷首作為總序（唐初姚思廉所撰《梁書·鍾嶸傳》也曾經引錄過這段文字，可知這部分確實相對完整獨立），其余兩部分則分別被置于中、下品之前作為該品的序言。到了明代，不少版本雖然也將序言分為三部分，卻分別冠于三品之前，作為每一品相應的序言。清人張錫瑜在為《詩品》作注時，又將第一部分作為總序，而把其余兩部分分別視為上品和中品的后序。另一位清人何文煥在其所編的《歷代詩話》中則徑直將這三部分內容合并在一起，作為一整篇文字弁于全書之首。現代學者甚至還提出將最后一部分中論列歷代“五言之警策”的內容單獨抽出，作為全書的論贊或總跋。即便排除了某些臆測妄斷的做法，仍有不少疑惑難以徹底消除。看似簡單的分合、位置問題，其實關系到對《詩品》結構安排和鐘嶸詩學觀念的準確理解。
還有一個問題則更牽涉對全書性質的判定。日本近代漢學家青木正兒根據《中品序》所云“嶸今所錄，止乎五言”以及《中品》“梁左光祿沈約”條中所述“約所著既多，今除淫雜，收其精要”，率先提出：“從這口吻來看，則鍾嶸原來別有所編之總集，《詩品》一定是那書的附錄。”（《中國文學概說》第六章《評論學》）之后中希男、興膳宏等日本學者對此也續有討論。近年來中國學者梁臨川陸續發表了不少論文，從《詩品》內部找尋到更多證據，對此有深入細致的考察，推測《詩品》原本應該是一部附有評論的詩歌總集，現存的評論部分只是其中的次要內容。盡管也有學者質疑此說，但似乎還不能用堅實的證據來予以駁斥。
出版歷史
《詩品》現存最早的版本，是元代延祐七年（1320）圓沙書院刊宋代章如愚編《山堂先生群書考索》卷二十二“文章門·評詩類”所收本。單行本現存最早者，為明代正德元年（1506）退翁書院抄本。其書明清兩代甚為流行，較常見的版本，還有《吟窗雜錄》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四庫全書》本、《歷代詩話》本等多種。整理本主要有陳延杰《詩品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1年），曹旭《詩品集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94年），周振甫《詩品譯注》（中華書局，1998年），王叔岷《鍾嶸詩品箋證稿》（中華書局，2007年），曹旭《詩品箋注》（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等。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