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398年-445年），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人，安北將軍范汪曾孫、豫章太守范寧之孫、侍中范泰之子。劉宋官員、史學家、文學家。
范曄出身士族家庭，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代晉稱帝，范曄應招出仕，任彭城王劉義康門下冠軍將軍，后遷為秘書丞。元嘉九年（432年），因得罪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為排解苦悶，就在任內整理各家關于后漢的史籍，開始從事東漢史的編工作，最終著成《后漢書》。元嘉十七年（440年），范曄投靠始興王劉浚，歷任后軍長史、南下邳太守、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因參與孔熙先、彭城王劉義康的政變陰謀，事敗被處斬，死時年四十八歲。
范曄博涉經史，善為文章，通曉音律，頗以才氣自負，編纂有《后漢書》《獄中與諸甥侄書》等。其中《獄中與諸甥侄書》總結了范曄對文學、歷史學、音樂、書法的研究心得，主張文章要“以意為主，以文傳意”；“文患其事盡于形，情急于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反對當時的形式主義文風，在中國文學批評發展史上有進步意義。《后漢書》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采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在現成體例上加以創新、變動，并且結構嚴謹，編排有序，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此外，據《舊唐志》記載，范曄還著有《百官階次》一卷，今已不存。今存者有《雙鶴詩序》一篇；《樂游應詔詩》一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范曄，字蔚宗，398年出生于仕族家庭，順陽郡順陽（今河南省淅川縣李官橋鎮）人，范曄出生后，因伯父無子，就被過繼給范弘之，因而得襲爵位，封武興縣五等侯。受家庭影響，范曄自幼酷愛讀書，幼年即博覽家中藏書，善文，能作隸書，并通曉音律。曾祖父范汪是晉朝安北將軍，撰有《尚書大事》《范東陽方》等，晉爵文水縣侯，傳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寧是東晉臨淮知府、豫章太守、經學家，著有《春秋谷梁傳集解》；父親范泰是東晉中書侍郎，后得宋武帝信任，屢被升遷，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
義熙十年（414年），州郡征召為主簿，被范曄拒絕。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劉裕代晉稱帝，范曄應招出仕，任彭城王劉義康長史，后遷為秘書丞。后來范曄因父喪離職。元嘉七年（430年），范曄服喪期滿，擔任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的司馬、兼新蔡縣太守。時北魏鮮卑軍隊圍攻青州市，檀道濟奉命出師解圍，范曄隨軍北伐，升任尚書郎中。
編纂《后漢書》
元嘉九年（432年）冬，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劉義康召集同僚舊友料理喪事，聚會于東府。時范曄的弟弟范廣淵為司徒府祭酒，范曄就和同僚王深、王廣于范廣淵處飲酒，開北窗欣賞挽歌為樂。劉義康大怒，降范曄為宣城市知府。范曄被貶職后，郁郁不得志，就在任內整理各家關于后漢的史籍，開始從事后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痛苦，終于寫出了《后漢書》。
引來殺身之禍
劉宋初年，地方官吏的任期仍承襲在晉時期六年一任的制度。大約在永嘉十五年(公元438年)，范曄離開宣城，調任為長沙王鎮軍長史，并領銜為寧朔將軍。次年，范曄的嫡母（父范泰正室）在枝城市去世。那時，其兄范暠在宜都擔任太守。父親去世后，嫡母一直隨暠在官。按照禮教的規定，范曄應該即刻啟程奔喪。但范曄以患病為由，過了好久才動身，并攜帶妓妾同往。范曄一系列的違禮行為，受到了御史中丞的彈劾。不過當時劉義隆比較欣賞范曄的才能，沒有將他治罪。
此后，從元嘉十七年(440年)起，范曄的仕途一直比較順利。他先后擔任過始興王后軍長史，并領南邳州市知府。始興王由豫州調至建康(今南京)為揚州市刺史，范曄隨行入京。不久，他升任為統領一部分禁軍的左衛將軍和職務相當于尚書令的太子詹事。范曄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除學識淵博，善于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于書法。但范曄為人傲岸不羈，不肯迎合最高統治者。他的琵琶彈得很好，并能創作新曲。劉義隆很想聽聽，屢次加以暗示，范曄假裝糊涂，始終不肯為皇帝彈奏。在一次宴會上，宋文帝直接向范曄請求說：“我想唱一首歌，你可以伴奏嗎？”范曄只得奉旨彈奏。待宋元帝一唱完，他立即停止了演奏，竟不肯多彈一曲。擔任朝廷要職的官吏庾炳之、何尚之、徐湛之、沈演之等人都嫉妒他的才能，不愿意范曄得到皇帝的寵信。范曄雖然不巴結皇帝，對同僚卻以誠相待。當時，沈演之為右衛將軍，與范曄對掌禁旅，同參機密。每次朝見皇帝時，范曄若先到，必等沈演之到來一起進去。而同僚從來對他不懷好意，想盡辦法排擠、打擊甚至陷害他。像沈演之入朝向來沒有等范曄的習慣。
不久，范曄識破了同僚們的陰賊險惡，寫了一篇《和香方》，對他們進行譏諷。根據同僚的特點，他把他們有的比作是“多忌”的麝香、“昏鈍”的“棗膏”；有的比作是“虛燥”的“靈藿”、“粘濕”的“詹唐”等等，而范曄則以“沈實易和”自喻。《和香方》一出，為同僚所不容。曹據劉義康長期執政，威權日重，受到劉義隆的猜忌。隨著時間的推移，兄弟之間的矛盾越演越烈。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誅殺、流徙劉義康的親信劉湛、劉斌等十余人，并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將他貶至豫章(今江西南昌)任江州刺史。劉義康到豫章后，不甘心失敗，遂加緊活動準備奪權。
叛變被殺
元嘉二十一年(444年)，劉義康的幾位心腹籌劃政變。范曄掌握禁軍，有盛名，又多年在劉義康的部下為官，所以在網羅黨羽時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對象。孔熙先首先結交范曄的外甥謝綜，謝綜為報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薦給了范曄。孔熙先認識范曄后，傾全力伺候范曄，并拉攏范曄賭博，故意輸錢。范曄貪心錢財，又欣賞孔熙先的才干，于是二人關系越來越好。孔熙先見時機成熟，就嘗試慫恿范曄參與謀反，被范曄拒絕。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絕聯姻一事相激，劉義康也為宣城市之貶向范曄頻致歉意，范曄終于參加進來，決心反叛朝廷。
孔熙先精通天文，就派尼姑法靜南下論道，宣揚江州將出天子(即江州刺史劉義康)。為增加謀反成功率，孔熙先又命僧人法略改名孫景玄，到臧質軍中任寧遠參軍，并聯絡許耀(法靜的妹夫，時任臺城隊長，在宮中值班），以為內應。孔熙先又勾結大將軍府史仲承祖，仲承祖便將謀反計劃告訴了丹陽尹徐湛之。徐湛之告訴范曄，臧質非常贊成他們的行動，必定會邀請蕭思話一同舉事，不用擔心兵力不夠，只需坐等良辰到來。于是他們互相設置官職：徐湛之為巡撫將軍、揚州市刺史，范曄為中軍將軍、鎮江市刺史，孔熙先為右衛將軍等，凡是他們一貫討厭或不附從劉義康的，又另抄一本，以便將這些人處死。孔熙先見事情進展順利，命其弟孔休先草擬檄文，并要求范曄起草政變宣言。于是，范曄以劉義康的名義作書給徐湛之，勉勵各部同心協力，族滅奸黨，爭為創業元勛，再創宋朝。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劉義季、右將軍南平王劉鑠外出邊鎮就任，范曄等人便約定在這天舉事，但由于沒有約好，政變未能如期舉行。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曄是政變的主謀，并呈報參與政變的名單和相關書信證據，文帝隨即詔命“馬上逮捕，依法窮詰”。當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謝綜、孔熙先，又詔朝臣會聚東閣，質問范曄為何謀反。范曄在倉促之際非常恐懼，慌忙否認。文帝告知其謝綜、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認，又擺出書信證物，范曄遂承認謀反事實，表示有負于國、罪行深重，愿被處死。第二天，范曄被送入獄，詢問徐湛之關押何處，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于是，范曄稱病請求更換獄所，得以和謝綜等人成為隔壁。范曄告訴他們告密者是徐湛之，并作詩感嘆：“在生已可知，來緣畫無識。好丑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范曄入獄后，以為自己會被即刻處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見結果，范曄以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譏諷范曄怕死，范曄感喟地說：“可惜！滿腹經綸，葬身此地。”十二月，范曄被押赴刑場就死，時年四十八歲。其子范藹、范遙、范叔委等皆被株連，唯有孫子范魯連幸免于難。
寫作特點
創作主旨
范曄曾講過他編纂《后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范曄特別重視史論。他采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后漢書》的一個特點。《后漢書》記事上起劉秀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訖劉協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托謝儼代撰。謝儼搜撰完畢，卷入統治階級內部斗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以后梁人劉昭注《后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贊過晉朝人司馬彪的《續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故今仍稱此志為《續漢志》。
范曄編纂的《后漢書》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采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在現成體例上加以創新、變動，并且結構嚴謹，編排有序。“簡而且周，疏而不漏”，不僅慣于大量使用對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現了四六相間的標準駢體形式，造句明顯傾向于整齊化、駢儷化，并致力于追求語言的聲韻美、音律美，運用音韻的規律創作和潤色，音節和諧，鏗鏘可誦。《后漢書》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并稱為“前四史”。《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
體裁創新
范曄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他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盡量地把某一歷史現象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雖然，他所找到的事物內在聯系大多是浮淺的，甚至有的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從歷史形勢發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歷史發展規律的歷史學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的變遷：戰國時期重計謀、尊說士，因而誘導很多人飾巧馳辯進行釣利；劉知遠文禮簡闊，引起人們的輕死重義，怨恚必仇；劉徹崇尚儒學，又出現了黨同伐異的紛爭；到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宦官當權，則造成清議的流行。他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表明范曄看到了某些歷史現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展，他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范曄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范曄對《后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后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在成書過程中，范曄根據東漢一代歷史的具體特點，則又有所創新，有所變動。首先，他在帝紀之后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劉肇開始，連續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后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和《列女》七個類傳。范曄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歷史學家。其中《列女傳》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貞女節婦，還包括并不符合禮教道德標準的才女蔡文姬。范曄首創《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發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立的。第三，《后漢書》突出了“論”、“贊”的地位。司馬遷、班固和陳壽在他們的著作中也都明文評史，只是具體名目不同。《史記》稱“太史公曰”，《漢書》為“贊”，《三國志》曰“評”。“論”、“贊”在《后漢書》中的重要性遠在前面三書之上，因為范曄不但利用這種形式評論史實，還對某一歷史人物或事件進行綜述，從幾個方面反復地進行分析，對本傳起到題解作用。《后漢書》的“論”一般是指紀傳后面的論，差不多每篇都有一首或一首以上。論中又有序論，也稱作序，是在《皇后紀》和雜傳的前面。論多是評論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有時也采取諷喻或感慨的形式。贊在每篇紀傳后面都有一首，一律用四字一句的韻語寫成，或概括史實，或另發新意，多可補論的不足。贊的語言凝煉，用意很深。如從《光武帝紀》到《獻帝紀》的贊，概括了東漢建立、發展和衰亡等不同階段的政治大事。把九首贊合起來看，簡直是一篇用韻語寫的東漢政治史略。在《胡廣傳》中，作者寫了一個以茍合取容又無可短長的官僚的升遷史，贊曰：“胡則庸庸，飾情恭貌。朝章雖理，據正或橈。”透露了作者對這類人物的指責和義憤。
藝術特點
《后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后進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并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后六卷為邊族列傳。除此之外，《后漢書》的嚴謹還表現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人相關的，則見于此必不見彼。全書經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確實有劉知幾所說的“簡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補注》)的長處。同時，范曄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加王充、王符和仲長統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跡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像《卓茂傳》兼收了不仕王莽的孔休、蔡勛等五人的事跡，《來歷傳》則附錄了與來歷一起反對廢黜太子的十七人的事跡。
創作思想
范曄基本上是一個無神論者。在《后漢書》里，他猛烈地抨擊了佛教的虛妄。這些觀點主要集中于《西域傳》論中。他指出，自張騫以來，西域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關于佛神的記載，所謂佛教的種種說法都是后起的。雖然佛教“好仁惡殺，蠲敝崇善”的教義有吸引人的地方，但它在方法上是奇譎不經的，尤其是神不滅論和因果報應的說法，更使通達事理的人不能接受。范曄還在《襄楷傳》和《桓帝紀》論中，對崇佛的劉志進行了辛辣的嘲弄和批評。范曄反對天命論。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姓復興，李姓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圣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這說明范曄根本不信圖讖。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張衡引述大量史實，論證了圖讖的欺偽，范曄對此記載甚詳，表明了贊同的態度。有趣的是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于《郭躬傳》后。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可是，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范曄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后漢書》中的無神論和反天命思想，無疑是有進步性的。由于時代的局限，范曄的無神論思想并不徹底。《后漢書》反映出這種思想上的矛盾。如在《竇武、何進傳》中，他把竇、何兩人的失敗與宋襄公相比，透露了“智非不足，權亦有余，蓋天敗也”的看法。《后漢書》保存了一些迷信的記載，特別是在《方術傳》中，他把費長房的縮地、王喬的鳧履、左慈的羊鳴、郭憲、欒巴的潠酒滅火寫得活靈活現，仿佛天下真有仙術。這都是范曄思想中的消極因素。
《后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長統傳》中，范曄詳細地收錄了八篇抨擊時政的論文。這些文章大多宣揚了異端思想，如把社會動亂的原因大膽地歸結為統治階級倒行逆施的結果。他們說，殘暴的君主看見大家不敢違背他的意志，總以為自己的統治非常鞏固。于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什么事情都干得出來。他把“餓狼”“饑虎”一樣的官僚派往各地，“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結果“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這些文章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說他們“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還認為，某些君臣關系是臣虜關系，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之間的關系。范曄除借古人之口表述自己的異端思想外，在《竇憲傳》論中則直接對君主濫用權力，糟蹋人力的行徑表示不滿：“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以此言之，士有懷琬琰以煨塵者，亦何支哉！”《后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融進了作者的感情。遺憾的是，他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民起義。范曄對黃巾軍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度，這是由階級立場決定的。
個人作品
范曄編纂有《后漢書》《獄中與諸甥侄書》等。此外，范曄的遺著尚有集十五卷，錄一卷，《和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俱見《隋書·經籍志》)。據《舊唐志》記載，范曄還著有《百官階次》一卷，今已不存。今存者有《雙鶴詩序》一篇，見《藝文類聚》卷90；《樂游應詔詩》一首，見《文選》卷2。
個人生活
范曄雖出身名門，但由于是妾生的庶子，地位并不高。據傳范曄為母親如廁時所生，因額頭被磚磕破，還得了個小名“磚”。嫡母所生的哥哥范晏嫉妒他的才學，罵他“進利”，認為他是終家破族的禍害。父親范泰也不喜歡范曄，早早地將他過繼給從伯范弘之，因而得襲爵位，封武興縣五等侯。
人物關系
人物評價
范曄除才華橫溢、學識淵博、善于為文外，還精通音樂，長于書法。（《名人璀璨 根在河南》評）
李芝綬（范曄字）之為《后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陳寅恪評）
范曄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對于《后漢書》的文章，他自己評價很高。確實，范書文辭優美，簡潔流暢，不僅為歷史學名著，也稱得上是文學名作。但有的地方，范曄過于重文，對于史的記載不免有所虧損。（河南黨史方志網評）
范曄后漢，誠跨眾氏。(《后漢書注補志序》評)
范曄博采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劉知己評）
范蔚宗氏后漢書拔起眾家之后，獨至今存。至于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后漢書集解·序》評）
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清代學者邵晉涵評）
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跡其行事，何利害相傾。（李延壽評）
范曄才華橫溢，史學成就突出，其《后漢書》博采眾書，體大思精，結構嚴謹，屬詞麗密。（南陽市文化廣電和旅游局評）
軼聞趣事
執著求真
范曄對《后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隋書·魏憺傳》記載，范曄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后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這表明在他看來，采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能給后人提供更多的東西。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在范曄著書之前記述東漢一代歷史的著作共有十部，八百余卷。然范書一出，諸家“后漢書”則日漸消沉，逐漸散佚。后來除晉人袁宏的《后漢紀》保存下來以外，其余都已不存。這說明范書殺青雖晚，卻后來居上。
生性聰慧
范曄生性聰明細膩，構思巧妙，遇到每一件器物，都會想出修飾整理的辦法，學什么精什么，他穿的衣裳、用過的工具全都改變原來的尺度和樣式，當時的人都效法學習他。他寫了一本《和香方》，序文中說：“麝香有很多忌諱，過量必然有害；沉實平易和緩，即使使用一斤也沒問題。零藿性虛燥熱，詹糖性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郁金、捺多、和羅這些藥物都被外國人珍視，中國人則不以為意。另外棗膏性昏鈍，甲煎性淺俗，不僅不利于增加香味，還會增加人的疾病。”這篇序言中說的藥物，都用來比擬朝中大臣。“麝本多忌”，比喻庾炳之；“零藿虛燥”，比喻何尚之；“詹唐黏濕”比喻沈演之；“棗膏昏鈍”，比喻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喻徐湛之；“甘松、蘇合”，比喻慧琳道人；“沉實易和”，比喻自己。
一心為己
抄范曄的家時，各種文物寶貝、玩具衣服，都非常珍貴華麗，他的歌伎和小老婆都穿得很好，他母親的住處是單調簡陋的小房間，只有一個廚房裝柴草。他弟弟的兒子冬天沒有被子，他叔父冬天穿著一件布衣。
史書記載
后世紀念
范曄墓位于河南省淅川縣老城鎮南35千米埠口街的東側（已被丹江口水庫淹沒）。共有9座墓冢，被稱為“范氏九冢”。
參考資料 >
漢史專家——范曄.河南黨史方志網.2025-03-19
以范為姓，規矩人生 .北京日報.2025-03-19
范曄 .南陽市文化廣電和旅游局.2025-0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