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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致遠
來源:互聯網

崔致遠(???,855年一950年),字海夫,號錢穆(又號海云),謚文昌候,統一新羅時期的文學家,一向被朝鮮韓國學術界尊奉為韓國漢文學的開山鼻祖,被譽為“東方儒學之宗”“東周儒宗”“四海第一人物”,以其撰寫檄文《檄黃巢書》而著稱,與李奎報李齊賢被稱為朝鮮文學史上的三大漢詩詩人。

崔致遠出生于新羅時期,從小就展示出了對學習的極大熱情。十二歲時,他自費乘商船來到中國,求學游學兩年。后來,他經過新羅朝廷的推薦進入國子監,成為了一名宿衛學生。經過六年的刻苦學習,他在干符元年考中進士,被尊稱為“賓貢進士”,并于在唐朝淮南幕府任職。后因戰亂和生計等原因,崔致遠決定歸國。回到新羅后,他受到國王器重并成為新羅王室倚重的棟梁之材,曾擔任多個職位,包括侍讀、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事等。他向當政的新羅國王真圣女王敬獻《時務策》,呼吁選賢任能,補偏救弊,但未能得到實施。又因此受到保守派的猜疑和排擠,仕途一波三折,最終選擇隱居。于劉承祐四年(950年)逝世。

崔致遠在中國天寶學習、做官16年,寫下著名的檄文《檄黃巢書》《桂苑筆耕集》等,并有部分作品載入《新唐書》藝文志,清代的《海山仙館叢書》及近代《四部叢刊》《叢書集成初編》等都收錄了崔致遠的《桂苑筆耕集》。崔致遠的作品既有漢族特點,又有本民族特色,不僅生動記錄了崔致遠的生活和交游經歷,同時也展現了他高超的藝術造詣和情景相融的技巧。同時表達了崔致遠關注社會現實的創作態度和對人情世態的敏銳觀察,展現了唐代社會的風貌和中朝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研究價值。

人物生平

入唐求學

855年,崔致遠出生于王京慶州(今韓國慶尚北道慶州市)的一個中小地主家庭,為蘇伐都利公第24世孫,是新羅六頭品階層的一員,家境雖然清貧,但他舉止得體、聰明好學。他接受了良好的儒學和漢文學教育,從小就立志要游學西浮滄海并入唐求學。

唐懿宗咸通七年(866年)崔致遠決定跟隨商舶跨越海洋,前往唐朝學習。在臨別之際,崔承訓嚴格要求崔致遠,如若不能考上進士便不再承認他這個兒子,足見崔致遠父親對他的期望與勉勵。

唐咸通九年(868年),崔致遠入國子監接受正規儒學教育,他牢記父親的重托,孜孜不倦,勤奮努力。他尤其崇尚孔孟儒學思想,常以儒者自稱自勉。晚唐時期,國勢日漸衰落,詩風也逐漸沉淪,濃郁的憂患意識融入詩人的筆下。崔致遠身處異國他鄉思念故土,這種傷感詩風很契合他的心境。其間,他創作了許多表露個人心跡的詩歌。崔致遠在長安國子監學習期間,十分敬重禮部侍郎裴,裴璜也很欣賞崔致遠的聰慧勤勉,他們之間有著深厚的師生情誼。

在唐入仕

李儇干符元年(874年),裴琳擔任禮部侍郎知貢舉,主持當年科舉考試,同年七月出任湖南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兼潭州(今長沙市刺史。崔致遠通過禮部侍郎裴的主持,成功參加進士考試并且及第,但只是獲得做官資格的前提。根據唐朝的規定,還需要通過吏部的選試才能被正式授予官職。因此,崔致遠及第后前往洛陽市,以教書謀生,過著漂泊的生活。

乾符三年(876年)崔致遠專程前往湖南潭州拜見裴。當年冬天,崔致遠到長安參加遴選考試。

干符四年(877年),崔致遠被任命為溧水區縣尉。在水縣尉任上期間,他在溧水縣尉任職的四年時間里,有機會接觸到中國社會的底層階級,了解到社會的現實和人民的生活,逐漸成為一位富有責任感和正義感的唐代地方官員。在擔任溧水縣尉期間,他曾著有《中山覆集》5卷,他曾撰有《中山覆簣集》5卷,但此集攜歸新羅后散佚。宋張敦頤《六朝事跡編類》卷一和卷三、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三等記述崔致遠在任溧水縣尉時,曾游縣南110里之花山,夜宿山下招賢驛館,偶遇崗前之雙女墳,遂作《雙女墳》長詩以吊挽。

崔致遠的任期結束后,原本計劃前往長安參加“宏詞”考試以圖再次調任,但由于中原地區的戰亂和書糧匱乏,他未能如愿。為了功名和生計,他先后向淮南節度使高駢寫信自薦,并以他的文才和詩藝獲得了高駢的重用。廣明元年(880年),崔致遠加入了淮南幕府,唐中和二年(882年),高授予崔致遠都統巡官一職,并多次參與淮南軍府的機密要務和軍事行動,成為高駢重視和信任的異國幕僚。他還被授予承務郎侍御史內供奉賜紫金魚袋等榮譽職銜。在任期間,崔致遠與高駢建立了良好的賓主關系和親密的詩友關系。準南幕府幕僚們提出異議,崔致遠深知在淮南幕府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便不久后上書請求辭去都統巡官一職。高接受了崔致遠的辭呈,安排他繼續擔任館驛巡官。

崔致遠留唐十六年期曾廣游今河南省、湖北、湖南省、安徽、江蘇省江西省山東省等地的自然名勝和人文古跡,與唐未各階層儒更文人如于慎微、田仁義、裴攢、裴璋顧云、張喬、楊贍、吳巒周繁、李展、羅隱杜荀鶴、裴拙、高彥休、張義府、蔣泳、李琩、宋絢等過從甚簽,彼此以詩文康歌唱和結了深厚的私人友誼及文學交往關系。

返鄉入仕

中和四年(884年)秋天,他被任命為國信使,與從弟崔棲遠乘船離開揚州市,沿運河北上至山東半島,于光啟元年(885年)三月返回了新羅。

公元886年,崔致遠將其留唐16年所作的詩文編成了《桂苑筆耕集》。文集載入的大量公文、信札以及詩作,皆是其在揚州任職期間書寫和創作的。此文集收錄了大量晚唐期具有較高研究價值的重要史料。

崔致遠歸國后,聲名鵲起,與崔仁滾、崔承并稱“一代三鶴,金榜題回”(《全唐文》卷九二二新羅沙門純白《新羅國石南山故國師碑銘后記》),受到了新羅憲康王(憲康王)的器重,被授為侍讀、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事,成為金真德室倚重的棟梁之材。光啟二年(886年)七月,因受到保守派的猜疑和排擠,外任為新羅太山郡(泰仁縣)知府和天嶺郡(咸陽市)太守。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又轉任富城郡(瑞山縣)太守,本年女主曾召崔致遠任賀正使赴唐,但因盜賊梗道而未能成行。這一時期,新羅王室混亂,各地盜賊蜂起,社會極為動蕩,干寧元年(894年)崔致遠向當政的新羅國王真圣女王敬獻《時務策》十余條,呼吁選賢任能,補偏救弊,女王采納了這些建議,拜其為阿飡。然而,他的建議卻因保守貴族的阻撓而未能得到實施。此后,崔致遠不斷遭人排擠,仕途一波三折。乾寧四年(897年)他被任命為主管軍事的防虜大監兼天嶺郡太守。不久,崔致遠就因防守不力被免去阿飡的職務。

棄政隱逸

崔致遠在一生中經歷了唐末黃巢之亂和新羅本國的動蕩時期,厭倦了官場的瑣事,決定放棄政治生涯,于光化二年(899年)辭官,攜家眷歸隱于陜川郡伽山海印寺,搭建亭臺樓閣,種植松竹,靠著閱讀史書來度過時光,同時吟誦風月作品。他曾游覽慶州南山、剛州冰山、陜川清涼寺、智異山雙溪寺、合浦月影臺等地。他與母親、兄弟一起結交了佛教僧侶浮圖玄賢和定玄師,并成為道友,過上了恬靜的生活,于劉承祐四年(950年)逝世。

主要作品

崔致遠的作品主要包括留唐期間的大量詩賦、道教齋詞,以及歸國后撰寫的佛教碑銘、高僧傳記和檄文《檄黃巢書》。共計有包括約90首與天寶相關的詩歌,包括《江南女》《雙女墳》《登潤州落和寺上房》《山陽與鄉友話別》《饒州都陽亭》等;5首今體賦;詩集《中山覆質集(5卷)》《桂苑筆耕(20卷)》等;書法作品《真鑒禪師碑》《智證大師碑》《崇福寺碑》等名碑文,以及其它石刻題名。

文書詩歌

崔致遠任中國留學和做官更期問,在繼承和發展本民族文化造產的基礎上,不斷吸取其他民族的文學精華,特別是漢族詩歌創作方法,創作出大量既有漢族特點,又有本民族特色的“漢文詩”。晚唐社會為崔致遠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文化語境,崔致遠創作的與唐朝相關的約90首詩歌,也是對唐代社會文化特色的認識解和闡釋。這些詩歌書寫了唐代社會的風俗、戰亂、名勝美景等,如《江南女》《雙女墳》《登潤州落和寺上房》《山陽與鄉友話別》《饒州都陽亭》等等。此外還有《中山覆質集》五卷,皆已散佚。

崔致遠創作今體賦5首、五言七言今體詩100首、《中山覆簣集(5卷)》《桂苑筆耕(20卷)》崔致遠漢詩數量眾多,約分五類:其一,在天寶間寫的懷念故國的抒情詩,如《秋夜雨中》。其二,不滿現實之作,如回國后因不滿新羅社會之政治腐敗而創作的《古意》諷刺了官僚的自私與狡猾。其三,描繪湖光山色的風景詩,如《臨境臺》。其四,描繪民間歌舞,如《鄉樂雜詠》中的《月顛》。其五,惜別詩,表現了他與中國文人的深情厚誼與惜別之情。如《楊擔秀才送別》。

書法與石刻

崔致遠亦是韓國新羅時代的書藝大師。他的書法承繼歐陽詢書風之余緒,于勁險奇之中不乏溫潤蘊藉的氣息。崔致遠曾以書風酷似歐陽通《道因法師碑》而受到國人的矚目。崔致遠一生中創作了大量的書法作品,其中包括《真鑒禪師碑》《智證大師碑》《崇福寺碑》等名碑文。這些作品被佛教界奉為經典教材的“四山碑銘”,但由于歷史原因,其存世數量很少。目前已知由崔致遠撰寫的名碑文有《鳳巖寺智證大師碑銘》和《圣住寺朗慧和尚白月寶光塔碑》,而由他不僅撰文并書寫的名碑有新羅定趙構二年(887年)所書的《真鑒大師和尚碑銘并序》、真圣女王四年(890年)所書的《無染和尚硬銘并序》、孝恭王八年(904年)所書《華嚴宗主賢主國師碑》以及近些年又出土的《崇福寺碑銘》斷片。其中以《真鑒大師和尚碑銘并序》的書法尤為精絕。

與此同時,流傳下來崔致遠書丹的其它石刻題名也不少。依據《三國史記》卷46《崔致遠傳》的記載,崔氏辭官之后流浪各地,研究書史;保留下來崔貴妃的親筆石刻有雙磎寺的“雙磎石門”,釜山廣域市的“海云臺”,馬山的“月影臺”,義昌的“青龍臺”,河東的“洗耳巖”,山清的“廣濟巖門”,聞慶的“夜游巖、白云臺”,(高山流水,明月清風),金剛山觀光地區“玉流洞”,觀瀾亭石刻,海印寺等。

代表作品

《桂苑筆耕集》

公元885年春,崔致遠在唐完成學業后回新羅區,編輯他在中國創作的詩文集,獻給憲康王,展現了他的文學才能和漢學造詣。作品共28卷,包括《雜詩賦》《中山覆簣集》和《桂苑筆耕集》等,《桂苑筆耕集》是他任高駢幕僚四年間的公文和詩文作品,是保存下來的唯一詩文集,在韓國歷史上第一部文言文詩集,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

這部詩文集共分為20卷,前16卷是代替高駢所寫的公文,從文體來看,這些都屬于駢文。這些公文包括表、狀、書信、檄文、舉牒、齋詞、祭文、記、疏等,總共有249篇駢文。后4卷則是崔致遠自己的應酬與抒懷之作,包括65篇駢文和60首詩歌。

《桂苑筆耕集》具有相當的史料和文學價值,從不同角度展示了唐末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具體情況,包含了我國正史失載或語焉不詳的原始史料,具有豐富的文獻價值;崔致遠運用生動的筆觸和豐富的表現手法,真實地再現了當時的歷史場景和人物形象,展示了他對中華文化的深厚功底和獨特的審美情趣,作品所蘊含的深刻哲理和人文精神,也為后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示和文化傳承;在朝鮮半島文壇上,崔致遠的《桂苑筆耕集》被視為朝鮮半島漢文集的開山之作,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部作品對朝鮮漢文學的發展和演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成為后世文學創作的重要借鑒和靈感來源;此外,《桂苑筆耕集》也反映了中韓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互動,是中韓文化交流源遠流長的見證和標志。

《四山碑銘》

在新羅回歸之后,崔致遠的作品并未得以完整保存,只有一些零散的詩文、官方文書及佛教碑銘流傳下來。《四山碑銘》是崔致遠以佛教史為題材的四篇優秀碑文,包括《崇嚴山圣住寺大朗慧和尚白月葆光塔碑銘》、《智異山雙溪寺真鑒禪師碑銘》、《初月山大崇福寺碑銘》和《曦陽山鳳嚴寺智證大師寂照塔碑銘》。這些碑文因分別位于四座山上,故以此為名。

人物思想

崔致遠是9世紀新羅末期著名的學者和文人,在中國也享有很高的聲譽。他擁有極深的儒學、佛學和道學造詣,成為新羅末期思想界的集大成者。崔致遠的思想特點體現了新羅末期整個思想界的傾向,具有代表性特征。

崔致遠不僅精通儒學,還具備極深的佛學和道學造詣,是集儒、釋、道于一身的傳奇人物。他在唐朝期間深入學習了儒學精髓,形成了儒家世界觀。同時,他對道、佛思想也有深刻的理解。崔致遠的思想中,最大的特點就是儒、釋、道思想并行不悖,相互融合。

在《桂苑筆耕集》中的《謝許弘鼎充僧正狀》中,崔致遠寫道:“元戎獲請,喜三教之并行。”這表明他不排斥佛教和道教,而是將儒、釋、道思想融合在一起。因此,在崔致遠的社會主義、哲學思想和道德觀念中,“既有儒家積極進取的一面,也有道家清凈無為和佛家悲觀出世的消極一面”,形成了所謂的“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的思想體系,在崔致遠的思想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儒家思想

崔致遠是新羅末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思想體系始終以儒學為核心。歷來被尊稱為“東國儒宗”或“東方理學之宗”。

在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實行使得儒家經典深入人心,推動了儒家社會價值觀念的普及。崔致遠在這種社會環境下逐漸形成了儒家的世界觀。他于12歲進入天寶,18歲賓貢及第,在六年的時間里系統地深入學習了儒家學術,涉獵了大量經史子集、詩詞歌賦等儒學相關知識,對儒家經典非常嫻熟,經常在著作中引用《論語》《詩經》《孝經》《尚書》《禮記》中的言論。

在歸國后,他的思想傾向開始發生變化,但仍然沒有改變儒道的基本立場。在他歸國后所寫的《智證大師碑銘》中寫道:“至乙巳歲,有國民謀儒道,嫁帝鄉,而掛名湖中,職攀柱下者,曰崔致遠。”

崔致遠的儒家思想主要體現在政治理念和忠孝觀念上。在政治理念方面,崔致遠強調了儒家思想的“德治”“仁政”和“民本”理念。他主張君主應該以仁政為基,注重人民的利益,推行德治,以禮孝教化人民,以達到國泰民安的目的。同時,他也吸收了民本主義思想,認為君主應該順應民意、以民為本,以得到人民的認可和支持。這種政治理念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愛、和諧、中庸的思想,以及對君主責任和民眾力量的重視。

在忠孝觀念方面,崔致遠強調了忠君事主的思想。他主張臣子應該忠于國家和君主,為國家和君主的利益而努力。同時,他也強調了孝道的重要性,認為孝是忠的基礎和前提。

道教思想

崔致遠在唐代留學期間,親眼目睹了道教的興盛,也曾參與過道教活動。崔致遠的朋友、上司如裴贊、高駢,對道教都十分崇信。在這種社會氣氛的熏陶之下,崔致遠不接受了道學思想,而且對道家、道教思想有深入的研究,回國后成為朝鮮道學界重要人物。

從崔致遠的所作的詩歌、齋詞中,可以體現出崔致遠對《道德經》及道家思想的核心思想“無名之道”的深刻理解。在《檄黃巢書》中引用《道德經》中的語句,闡述“無為而無不為”、“能審自然而然,必知無可不可”等思想,崇尚自然、無為、無欲的境界。崔致遠在著作中也表達了對道家術語和道教修煉的理解。道家思想崇尚自然、清凈和無為,他提倡人們關閉利益之門,避免被物欲所困,以保持內心的清凈。他運用道家術語和口訣來描述修身養性的方法,強調心神專一、自然無為等道教傳統修煉方式。他相信人們可以通過自我修煉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

佛教思想

崔致遠自幼就受佛教的熏陶,他對佛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現佛教詞匯和思想。崔致遠認為佛、法、僧是佛教的核心,他強調對三寶的信仰和尊敬,認為只有信仰三寶才能得到救贖和永生。崔致遠認為禪修和念佛是修行佛法的基本方法。他強調通過禪修來清凈內心的煩惱,擺脫執著和妄想;同時,他推崇念佛法門,認為通過念佛可以使心境得到升華和超脫。崔致遠認為因果報應和業力是佛教的核心概念之一。他強調善惡有報,即行善者得善報,行惡者得惡報。同時,他也認為人們應該勇于承擔自己的業力,不要推卸責任或怨天尤人。崔致遠認為慈悲和普度眾生是佛教的核心價值觀之一。他強調對眾生的慈悲和救助,認為修行者應該以大慈悲心腸對待一切眾生,幫助他們擺脫苦難和煩惱。

人物成就

文學成就

崔致遠是整個新羅時代文學成就最高、留存作品最多的文學家。他在留唐期間刻勵為學,對中國傳統的詩、文、賦已有很深的造詣,以俊麗的才思創作了大量成熟的文言文漢詩作品。

崔致遠的文學成就對朝鮮半島漢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該地區漢文學的蓬勃發展,改變了新羅及后世朝鮮半島漢文學的萎靡不振的狀況。因此,他被推崇為“朝鮮漢文學的奠基人”“漢詩學派師”“文詞之祖”“東方文章之祖”“東國文學之祖”“新羅大文豪”“東方文獻之首”或“文界天子”等。

詩歌

在唐朝時代,崔致遠創作了豐富多樣的詩篇,包括贈酬詩、送別詩、安德烈·紀德詩、述懷詩等,不僅生動記錄了崔致遠的生活和交游經歷,同時也展現了他高超的藝術造詣和情景相融的技巧這。崔致遠的詩歌情感豐富,意蘊深長,藝術上情景相融,技法嫻熟,基本具備了唐人詩歌的豐神情韻。《孤云先生文集》卷一輯有崔致遠《詠曉》賦,全文以整飭偶對的駢文四六句式展開排比描繪,用語典雅精工,秀句迭出,意境優美。顧云曾贊譽崔致遠的詩歌說:“十二乘船渡海來,文章感動中華國。”

崔致遠在漢詩中詳細描繪了唐代社會的拜見禮儀、請托行卷、江南風俗、社會戰亂以及名勝美景等,這些描繪不僅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也為后世了解唐代社會的諸多方面提供了生動的素材。例如,《寓興》這首詩描繪了冒險家、名利之徒輕率赴險的丑態;五言律詩《古意》則以狐屬擬人化的手法,諷刺世人的偽善面目;《蜀葵花》表達了對地位卑賤者的同情;《江南女》則描寫了富家女兒的嬌縱放蕩。這些作品展現出了崔致遠關注社會現實的創作態度和對人情世態的敏銳觀察。

在回到新羅之后,崔致遠對然沒有沒有直接反映新羅末期尖銳的社會問題,但在一些作品中已能看出他對亂世的黑暗和污濁的社會面貌的感受。例如《古意》這首詩就以狐貍擬人化的手法,諷刺世人的偽善面目。

此外,崔致遠還創作了五言律詩《蜀葵花》,對地位卑賤者表示同情,同時也影射了新羅嚴格的等級制度。《江南女》這首詩可能創作于在中國生活期間,描寫了一個富家女兒的嬌縱放蕩的生活,同時也表達了對“終日弄機杼”的貧家少女的同情。

據《三國史記·樂志》記載,崔致遠還創作了《鄉樂雜詠五首》,生動地描寫了“金丸”“月顛”“大面”“狻猊”“束毒”等五技演出的盛況,成為了研究朝鮮古代歌舞的珍貴資料。這些作品不僅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也為后世了解朝鮮古代歌舞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散文

崔致遠的散文是新羅漢文學遺產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被廣泛認為是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風格獨特,語言優美,思想深,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和歷史意義。他在中國唐朝時期留居期間所撰寫的《桂苑筆耕集》是韓國現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漢文典籍之一,也是朝鮮三國時代唯一傳世的文人別集。該集收錄的300余篇公私文章,體式上雖然是以唐末流行的四六駢儷文寫成,但都寫得語意得當,條貫理暢,兼具寫景、敘述和抒情的優長;藝術上用典繁富,古雅諧暢,整體文風顯得淵雅贍麗,如《檄黃巢書》措詞酣暢犀利,感召力強烈,備受后人稱譽。這本著作不僅對新羅漢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且對于研究中國和韓國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歷史關系也具有極高的價值。

洪周和徐有兩位朝鮮學者在校印《桂苑筆耕集》的序言中,極力贊揚了崔致遠的文學成就和影響力。他們認為,崔致遠的散文是東方文章的起源和典范,被譽為“東方文章之本始”;同時,他的作品也是東方文藝的奠基之作,被譽為“東方藝苑之本始”。

傳記齋詞

崔致遠是韓國思想史上備受推崇的儒學家,以其深厚的家國意識、忠孝觀念和民本思想而著名。他被譽為“東國儒宗”和“東方理學之宗”,凸顯了他在新羅文化領域的地位。此外,崔致遠在佛道兩教思想方面也具備高深的造詣,撰寫了眾多有關道教科儀齋詞和佛教碑銘及高僧傳記的著作。

崔致遠的作品豐富多樣,其中包括《新羅區伽山海印寺結界場記》《海印寺妙吉祥塔記》《終南山至相寺儼尊者真贊》《上宰國戚大臣等奉為獻康大王結華嚴經社愿文》《翻經證義大德圓測和尚諱日文》《海東華嚴初祖忌晨愿文》以及《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尚傳》等。這些作品充分展現了他獨特的立意、博識宏通和融合三教的思想境界。

碑銘

崔致遠所著的《四山碑銘》是新羅佛寺和高僧所立碑銘中最杰出的作品,它系統地梳理了新羅佛教宗派的源流,對新羅高僧在留唐期間和歸國后的活動與事跡做出了公允的評價。這些碑銘的文字結構和語言造詣都表現得非常純正,展現了崔致遠在佛學領域的深厚修養。

這些碑文具有重要的文學和歷史學價值。在文學上,《四山碑銘》采用四六句式的駢體文,反映了新羅末期文學體裁的發展趨勢。在史學上,由于這些碑文主要涉及佛教的相關內容,對于研究統一新羅時期的佛教史乃至哲學史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此外,這些碑文也是研究崔致遠思想的重要史料之一,反映了他對佛教思想的深刻理解,對于研究崔致遠歸國后的思想傾向具有重要的意義。

朝鮮文人高度贊賞《四山碑銘》以及相關古跡,柳夢寅、沈光世、趙緯韓、南孝溫等作品中充分體現了對碑銘的敬仰,反映崔致遠佛教文字在朝鮮文化的深遠影響。在中國,《四山碑銘》有一定影響力,陸心源唐文拾遺》補錄三篇碑銘,繆荃孫、顧湘舟等亦收藏過拓片,這些都是研究唐與新羅佛教關系的重要文獻。

書藝成就

崔致遠是韓國新羅時代書藝大師,其地位僅次于金生。他繼承了歐陽詢書風,又具備了勁險奇峭和溫潤蘊藉的特點。唐初諸家書風進入新羅,歐陽詢書法逐漸成為新羅書壇主流,崔致遠發揮了重要作用。崔氏書法影響一直延續到高麗時代,推動了歐氏書風的流行。崔致遠所撰文的《真鑒禪師碑》《朗慧和尚碑》《崇福寺碑銘》《鳳巖寺智證大師碑銘》被佛教界奉為“四山碑銘”。

人物關系

人物評價

朝鮮李朝中期的大詩人申緯把崔致遠推崇為“功高初祖始開山”。

高麗著名學者李奎報認為:“崔致遠孤云,有破天荒之大功,故東方學者皆以為宗。”

朝鮮名士洪周對其評價:“吾東方之有文章而能著書傳后者,自孤云崔公始;吾東方之士北學于中國,而以文聲天下者,亦自崔公始。”

朝鮮朝李祹李?年間的學者成稱:“我國文章始發于崔致遠。致遠人唐登第,文名大振,至今配享孔子廟。”以肯定崔致遠在建立朝鮮漢文學的努力與影響。

軼事典故

崔致遠在唐乾符二年(875年)擔任深水縣尉,第二年他騎馬游覽至縣南境(唐代深水縣轄今高淳區),下榻于“招賢驛館”。在館前,他看到一座古墳,詢問隨從后得知其來歷。隨從告訴他,這是雙女墳,埋葬著因不滿父母包辦婚姻而雙雙自盡的姐妹。崔致遠聽后產生了愛憐之情,于是賦詩一首,表達了對兩少女早逝的惋惜和對她們身世的哀憫。

在招賢館過夜的當晚,崔致遠夢見一女子翩然而至,手里提著兩只紅色的袋子。崔致遠接過紅袋,第一袋中是大小姐所作的答和詩,詩云:“幽魂離恨寄孤墳,桃臉柳眉猶帶春。鶴駕難尋三島路,風釵寶墮九泉塵。當時在世不羞客,今日含嬌未識人。深愧詩詞知妾意,一回延首一傷神。”第二袋是二小姐所作,詩云:“往來誰顧路旁墳,鸞鏡駕衾盡惹塵;一死一生天上命,花開花落世間春。每夸秦女能拋俗不學任姬愛媚人:欲存襄王云雨夢,千思萬憶損精神。”崔觀后,覺得此二女死得實在太可惜了,她們詩才橫溢,如果在世的話可算得上一代才女。可惜過早去世了。

夢醒后,崔致遠感到十分驚奇,昨夜夢中的情景歷歷在目,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回到縣衙后,便疾筆寫下了長詩《雙女墳》,詳述了自己與二女靈魂相遇的經過。不久他又為此夢撰寫了《雙女墳記》并勒石立碑,記敘了夜夢二女的全過程這才了卻了他不盡的思念。雙女詩今被韓國作為保存下來的第一首傳奇文學作品,在韓國文學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雙女墳遺址也成為中韓文化交流的歷史淵源之一。

后世紀念

2005年10月,外交部批準同意揚州市建立崔致遠紀念館。經過兩年的籌備和建設,2007年10月,崔致遠紀念館一期工程順利竣工。

崔致遠紀念館位于揚州唐城遺址博物館西南角落,占地將近18.6畝,總建筑面積達到1956平方米。該館采用唐代建筑風格,與唐城博物館及周邊環境和諧相融。崔致遠紀念館主要由毛主席紀念堂、展廳和研究中心三大部分組成。在紀念堂內,將塑造崔致遠的塑像,并展示了他的著作《桂苑筆耕集》和唐代揚州城模型等;展廳部分則主要展示崔致遠在揚州市供職、筆耕、交游等歷史資料。這些珍貴的資料將幫助人們更深入地了解崔致遠在揚州的作為和貢獻;研究中心則主要用于收集、保藏和展示各國專家學者研究崔致遠的成果、論著、史料和文物。

相關爭議

迄今為止,崔致遠生卒時間還存在一定爭議,對于具體時間,生年有855年、856年、857年三種說法;卒年有915年、928年等多種說法,且對其去世的方式也有自盡、成仙和因病歸隱三種不同觀點。

生年考辨

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以干符元年(874年)初為起點,此時崔致遠18歲,上推六年為崔氏入唐之年868年,并逆推十一年,即為崔氏生年(857年)。《孤云先生事跡·家乘》亦采用了這種推算方法,稱其:“新羅憲安王元年丁丑(857年)先生生。景文王戊子(868年)入唐,十四年甲午(874年)登第。”推測出其生年為大中十一年(857年);而學者蘇晨和謝海平則在入唐之年上多算了一年,推算其生年為大中十年(856年)。

學者嚴耕望和賈云推斷,崔致遠中和四年十月離唐出海的,并在本年的《謝探請料錢狀》中表明“別庭闈已十八年”,又在《謝許歸覲啟》中云:“伏緣某自年十二離家,今已二九載矣。”稱自12歲離家至中和四年(884年)已有十八年時間,故崔致遠離唐時的年齡為30歲,推算其生于李忱大中九年(855年)。

卒年考辨

李朝兩館提學徐居正認為在崔致遠東還之后,其遭遇和設施均未得到確切的考據。其奉詔返回唐朝,十年后(894年)向王嘉進獻時務十多條,被王嘉采納。此時,后百濟甄萱占據完山已經叛亂三年。又過了二十五年(918年),王建王建立政權。再過十年(927年),甄萱入侵新羅并殺害新羅王。而此時的崔致遠當時年方七十,并未亡故。中國學者陳尚君先生認為李嗣源天成三年(928年)?崔致遠曾代高麗太祖王建作《檄甄萱書》?并推論他當亡于本年前后。中國學者何鳴雁則認為,崔致遠晚年遁入佛門,并卒于更早的文圣王十八年(915年)。

中國學者黨銀平通過現存崔氏晚年的作品智證和尚碑銘考證,碑在慶尚北道聞慶郡加恩面院北里鳳巖寺,始建于景哀王元年(924年),六月首題“大唐新羅國故鳳巖寺教謚智證大師寂照之塔碑銘并序”,碑陰刻有建碑年款及書人刻石人名,這說明公元924年前后崔致遠仍然在世。故此可通過《三國史記》及《孤云先生事跡·家乘》記載推至公元924年崔致遠已年屆72歲,估計亡于本年后不久。

據韓國哲學會的考證,崔致遠在此后得以成仙的師承淵源——即崔承祐、金可紀和僧慈惠游唐時經終南天師申元之引薦,從鐘離將軍處學得還反秘術,崔致遠回國后又從母兄玄(賢)俊處學到尸解之法,掌握了修煉成仙的秘訣,更偏向于卒于950年。黨銀平認為該記載年代混亂,對其真實性持懷疑態度。

死因考辨

成仙一說最早見于高麗李仁老《破閑集》卷中:“文昌公崔致遠,字孤云……卜隱伽山,一旦早起出戶,莫知其所歸,遺冠屨于林間,蓋上賓(即羽化登仙)也。”李朝名宦徐有矩認為崔氏“謂公羽化者,妄也”。李朝光州市名士盧相稷亦對成仙說的質疑與否定態度。

學者金東勛認為崔致遠于真圣女主八年(894年)41歲歸隱海印寺后,很可能是由于某些政治緣故自盡,但學者黨銀平認為這一說法缺乏史料依據,亦不足憑信。

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大東文化研究院以《三國史記》卷46本傳為溯源方向,稱崔致遠晚年“屯蹇連,動輒得咎,自傷不偶,無復仕進,逍遙自放于山林之下,江海之濱”,最后攜家人在伽山海印寺幽居“以終老焉”,正式效法了中國古代隱士伯夷張良的行為,假托游仙以遠離政治和戰亂的紛擾,最終于暮年自然老死。

參考資料 >

韓國漢文學之祖——崔致遠.中國文學網.2023-09-12

???[崔致遠].?????.2023-11-02

檄黃巢書 .中華文庫.2023-09-16

韓國漢文學之祖——崔致遠.中國社會科學網.2023-10-12

崔致遠紀念館“人百己千”碑揭幕.揚州市人民政府.202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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