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又稱義和拳，是晚清時期的民間團體組織，19世紀末興起于山東、直隸（今河北省）一帶，以“保衛身家，防御盜賊”為號召，通過設拳廠、練拳術等方式組織群眾。參加者主要是鄉村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及城市失業勞動者、運輸工人等，由當地的大刀會(金鐘罩)、義和拳、神拳和梅花拳等民間秘密結社互相組合、發展而成。
義和拳改稱義和團，最早見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山東巡撫張汝梅的奏折。他認為直魯交界的義和拳就是咸豐、同治年間創立的名為義和團的鄉團。次年夏，繼任山東巡撫毓[yù]賢將義和拳改稱義和團，試圖將義和拳改造成受官府控制的團練武裝。同年九月后，清廷也開始在公文中稱其為義和團。后來，在帝國主義侵略加深、民族危機加劇的情況下，這些組織就逐漸由反清的秘密結社或單純的習武團體，轉變為具有廣泛群眾性的反帝斗爭組織。義和團成員多為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另有婦女組織紅燈照。義和團的組織稱壇，又叫壇場(廠)、拳場(廠)，多設在庵、觀、寺院或其他公共場所。壇首稱大師兄、二師兄。各壇人數不一，信仰各異，活動范圍也不確定。成員定期的集會和會所就是香堂（神堂）的香期，組織他們集會的是香堂或大師傅的傳習系統。義和團雖始終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但都以“扶清滅洋”這個口號為統一的行動綱領，共同抗擊帝國主義侵略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在八國聯軍發動八國聯軍侵華戰爭后，義和團聯合清軍奮起抗擊，先后發動了天津保衛戰、圍攻東交民巷使館等戰役。同年五月二十五日，義和團得到清廷嘉獎為“義民”。但在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后，慈禧于七月二十日下詔，剿殺義和團。義和團在外國侵略者和清朝統治者的合力鎮壓下失敗了，但其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表現了中國人民不甘屈服于外敵的反抗精神，喚醒了民眾的反帝愛國意識，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潰，促進了后來革命運動的繼續發展。
曾任《紅旗》雜志副總編輯的戚本禹評價義和團：“義和團的英勇斗爭，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是五十年后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
名稱來源
1774年王倫起義時便有義和拳組織出現，后又出現了義和門拳棒”以及1860年的名為“義和團”的團練等。義和團原名義和拳，首先興起于山東、直隸交界一帶，最初主要由大刀會、紅拳、梅花拳、義和拳、神拳等民間武術團體、結社和信奉白蓮教的群眾發展而來，他們以“保衛身家，防御盜賊”為號召，聚眾設壇，練拳習武，并沒有明確的斗爭綱領，反洋教斗爭也存在著明顯的自發性、分散性和缺乏統一組織領導等特點。英駐清公使竇納樂認為義和團的含義是：為了維護正義事業（“義”），該結社成員應團結起來（“和”），在必要時使用武力（“拳”）。
產生背景
列強侵略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中國外在環境變化巨大，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壓迫與時俱增，尤以甲午戰后為甚。光緒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德傳教士能方濟（Nies）、韓理（Henle）二人在山東巨野縣被殺。德國遂以此作為借口，命海軍于十月二十日（11月14日）由膠州登陸，實行強占膠州灣的計劃，經數月之交涉，于光緒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月6日）迫訂租借膠州灣條約，山東全省利權讓于德國。各國不但強迫租借中國港灣，并獲得筑路權、采礦權，利用各種武力手段強占中國領土。凡此種種，引起中國朝野的憤慨，光緒二十四年三月七日（1898年4月27日）直隸大名府城墻四壁已貼有宣傳殺戮外人的布告，民間掀起反對外國的聲浪。
教士欺凌
在西方各國對中國的侵略和掠奪中，西方的天主教傳入了國內。十九世紀末，僅山東、河南、直隸、山西四省，就有四千多所天主教堂，1898年，美國就已在中國建立了一百五十多個教會和八百多處分會。各國主教，遇有教案，只聽教民一面之詞，并不問開釁之由，小則勒索賠償，大則多數都是要挾。那些不法教民依仗西方主教，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無法無天，被勒索欺凌的民眾，只有向地方官員求助，但地方官畏懼西方人，辦理教案偶有不慎，就會丟官。百姓申冤無處，控訴無門，保全無術，不得已自為團練，借以保護自己和家人。
天災頻發
山東地區自1895年起天災頻仍。黃河連年決口，受災面積僅山東境內就高達50州縣。1899年，黃河流域又遇到歷史上不多見的大旱，山東省境內饑荒嚴重，饑民遍地，流民遍野，人們流離失所，社會動蕩不安。在這種情況下，領導反教會斗爭的秘密結社開始蓬勃發展，得到廣大鄉村民眾的積極響應。
組織結構
主要成員
構成義和團成分的既有貧苦農民、手工業者、城市貧民、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富紳甚至王公貴族，后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這種復雜成分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松散，不利于集中力量打擊敵人。
組織紀律
組織
義和團的基本組織單位是壇。成員定期的集會和會所就是香堂（神堂）的香期，組織他們集會的是香堂或大師傅的傳習系統。其組織關系的建立和維系主要通過信仰上神來號召，在實際行動中寄予拳棒刀槍等武術為媒介，用傳習系統作為組織系統來召開活動發展組織。且壇中每個人之間不是靠利益聯系而是師徒、師兄弟的關系維系。從組織形式看。義和團組織的最高組織形式是以“八卦”命名的團，即乾字團、坤字團、震字團、字團、坎字團、離字團、艮字團和兌字團。其蒙首圍腰之布，分紅、黃、黑、白四色。在斗爭中，始終處于各自分散作戰的狀態，各位大師兄只是率領自己的隊伍作戰。
壇口的設置一般設置在市場集落或者大村子，一般小的村子不會設壇口。村落結盟組成‘聯莊會’的情況下，結盟的各村落以核心集落為中心設立同一系統，在中間市場地設立總壇口。并且義和團在組織上存在著“官團”與“私團”的分野。“官團”以在清政府登記掛號，接受清廷頒發的《團規》，服從清朝官員的調遣為主要特征；“私團”則與之相反，“私團”多來自農民結社。“官團”部分來自農民結社，部分來自地主民團。
此外，義和團還注意發動婦女參加起義行列。其中以紅燈照最為活躍，參加者“大則十七八歲，小則十二三歲，著紅色履，手持紅扇，一手持紅帕。傳云：其練法焚香念咒，一搖扇，即高起空中數丈許。”
紀律
為了約束管理團內成員，義和團有一些記錄比較清楚的紀律：①加入者需要有擔保人，且要跪香立誓；②向神牌稽首，誓無改悔；③謹守戒條：不貪財、不好色、不違父母命；不犯朝廷法；殺洋人、殺賊官；行走時要低頭，不能左顧右盼；遇同道則合十，如果有反戒的，則會符咒不靈、神不附體，不能避免洋槍洋炮的傷害。
義和團在進入京津，成員大量加入導致魚龍混雜的情況下，仍能保持其秋毫無犯的紀律，是由于其團員都是出生農工家庭，能刻苦自勵，嚴格地遵守團中的紀律；且義和團利用宗教迷信來約束成員，對于當時普遍具有迷信思想的團員具有很大約束力。
主要首領
山東地區
朱紅燈
朱紅燈（？—1899年），原名朱逢明，山東泗水縣柘溝鎮人(今山東省濟寧市)，清末義和團創始人。1898年因避水災逃荒到長清區大李莊（今德州齊河縣大李莊）他舅舅家以行醫為業。中日甲午戰爭后，長清縣境內教堂遍設，帝國主義傳教士橫行鄉里，凌侮百姓，群眾義憤。此時，長清縣有的地方已開始設場練拳，并出現了“興清滅洋”，“拿洋教、保江山”的口號。朱紅燈便拜師習拳，在大李莊設場。1899年12月24日 毓賢于離任前下令將朱紅燈、心誠和尚、于清水等殺害。
趙三多
趙三多（1842-1902），義和團首領，又名洛珠。人稱“趙老祝”。世代務農，少年時家境貧寒，扛過活，青年時曾以販碗為生，早歲即習“梅花拳”。在與教會勢力對抗時，因門規“梅拳弟子，不得以武犯禁、滋事”，同時也為避免連累師門，改稱“義和拳”，之后稱“義和團”。在山東直隸兩省交界地區各村鎮廣設拳場，收徒先后達兩千余人。1901年，參加景廷賓起義。次年7月，起義失敗后被捕，后在南宮市獄中絕食而死。
李長水
李長水（1851-1907)，平原縣前杠子李莊人。清光緒二十五年間，李長水家只有30來畝地。他念過幾年私塾，粗通孔孟禮教，二十多歲學過木匠。
李長水農民出身，原是武術村社的拳首，練大紅拳。清光緒二十四年春，因洋教盛行，又請高唐花莊人花祿財為師練習拳棒。李長水、楊傳文、杜曰魁、李維、蘆希文、張振祿、肖長普、張洛倉等17人成為武術社團的主要成員。他們因受本村富戶教會執事并身為里長的李金榜的欺壓，于光緒二十五年夏(1899年)親赴茌平區請來了神拳首領朱紅燈及朱啟明、關東嶺、心誠和尚(高唐縣人)孫治泰(平原縣人)王青山等27名拳首來到杠子李莊。隨后便義聚四鄉拳首舉行“拳師會”共尊朱紅燈為大師兄，李長水等為二師兄。
河北地區
閻書勤
閻書勤， 又名閻書芹， 1860年出生在山東省東昌府區冠縣“十八村”梨園屯 (今屬河北威縣) 一個貧苦農民家庭。由于他家中田地微薄，人口較多，稍長之后，他就外出打工、賣手藝掙錢貼補家用，由此結識了一批窮苦朋友。隨著國家內憂外患逐漸加劇，魯西北地區的政局也陷入了動蕩不安之中。為了保家護院，他拜師習練紅拳。因其為人剛直不阿，行俠仗義，精通刀術，逐漸成為“十八村”一帶擁有極高群眾威望的紅拳首領，被大家尊稱為“大刀閻書勤”。團民李三叛變， 供出了閻書勤的藏身之處， 致閻書勤被清軍逮捕。8月19日， 閻書勤在臨清老山頭被殺害。
張德成
張德成是河北省高碑店市的一個船戶，由于職業關系，經常由大清河來往天津市一帶，為商鋪運輸貨物，維持他一家的生活。十九世紀末由于外國資本的引入，沿河一帶城市經濟受到嚴重打擊，船戶的生意受到影響，張德成也不例外的。
張德成在來往天津一帶時，就經常與沿岸的各村的水手、腳行、漁戶們取得密切的聯系和深厚的情感，他們都痛恨帝國主義對百姓的欺壓詐騙等種種惡行，他們集結起來在1900年春天發展成了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在天津與八國聯軍一戰中被殺害。
天津地區
曹福田
曹福田（？－1901年），清朝末年天津義和團首領。直隸靜海人，游勇出身，在靜海、南皮、慶云發展義和團。1900年，率領兩千人到天津市，建立總壇口。6月18日，曹福田和張德成還有清軍攻打八國聯軍占據的老龍頭火車站，擊斃俄羅斯軍500人。直隸總督喜塔臘·裕祿請他們到總督衙門，與聶士成、馬玉昆討論守衛天津。6月27日，再攻老龍頭火車站，后天津失陷，曹部被打散，曹撤離天津，次年5月被官府捕殺于靜海。
林黑兒
林黑兒是義和團時期天津紅燈照的首領，號稱“黃蓮圣母”。她帶領紅燈女兒飛檐走壁、滅洋反教、治病療傷的傳奇故事流傳廣，影響大。
林黑兒幼時隨父跑江湖賣藝，稍長，嫁與李姓船戶之子，靠捕魚運貨謀生，生活貧苦。1900年，其父因觸犯洋教，遭人毒打，傷重身死，適逢天津市城內外有練紅燈照者，林黑兒加入其中，得到坎字團首領張德成的賞識，在其支持下組織紅燈照，在靜海獨流鎮設立壇口，做大師姐，成為首領。天津淪陷，義和團潰敗后，林黑兒被侵略軍逮捕槍殺。
其他首領
義和團在天津的婦女首領還有黃道圣母，曾積極領導當地的防奸工作。此外，義和團又宣傳其婦女首領中有董二姑和劉三姑，是董福祥和劉永福的妹妹。董福祥“立誓滅洋”，所部兵士在保定市曾痛殷欺壓老百姓的不法教士；劉永福在越南抗法，在臺灣抗日，為全國人民所尊敬。當時的婦女們，尤其是年靑的幼女紛紛練習法術；這是太平天國以來，婦女再一次表現了政治斗爭的熱情。
四川地區
董順南
董順南，義和團首領，資陽市人，生平不詳。在四川遭難時，率領眾多團員猛攻縣城，但被清軍密集炮火所阻，殉難十余人，董順南頁不幸中彈犧牲，最后導致了四川資陽義和團隊伍解散。
思想主張
愛國排外
農民群眾熱烈地擁護和參加義和團，主要還不取決于義和團有色彩斑爛的神秘主義外衣，而是由于它假托天意神語提出了“扶保中華，逐去外洋”的愛國主義目標。學者程歗認為：這個目標及其派生的各種樸素的反侵略主張，反映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廣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是義和團社會主義的核心和主流。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紅燈照就宣布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并償二萬萬之款”。
義和團的揭帖和歌謠，揭示了這次運動的起因：“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闡明了農民的志愿：“中原不準有洋人”，“免被割據逞奇能”；表達了斗爭的決心：“為保國，不怕掉頭，為爭氣，不怕流血!”這些宣傳品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敢于斗爭的英雄氣概，因而在當時和在以后多少年都為民間所傳誦。
義和團的反侵略主張，超出了十九世紀下半期反教會斗爭的范圍。農民群眾由于切身感覺到中國處于時刻有被帝國主義瓜分豆剖的嚴重危機之中，因而不僅反對洋教，而且進一步反對他們所能認識到的一切外來的侵略方式。他們反對侵略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強修鐵路、搶占礦山、割取省區、販運罌粟，發出了“免被割據”“扶保中華”和“還我江山”的憤怒呼喊。這些呼聲是對侵略者長期蹂躪中華民族的強烈抗議，因而能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動員起千千萬萬的民眾，卷起了一場挽救民族危機的暴風驟雨。
扶清滅洋
義和團運動區別于其他大規模的農民運動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始終沒有形成自己的政權觀念。大多數義和團的政治口號以及思想，是人們熟知的“扶清滅洋”。“扶清滅洋”口號約形成于1898年秋。過了一年，朱紅燈所率義和拳在平原縣岡子李莊的戰斗中樹旗，“大書特書曰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朱紅燈部在義和團運動初期影響較大，從此旗幟飄揚都是興清滅洋的字樣。1900年以后，“扶清滅洋”、“興清滅洋”、“保清滅洋”、“義和神拳用，功成扶清代”一類的口號，普遍地寫在各地義和團的旗幟之上。學者何若鈞認為：義和團提出“扶清”的口號，并不意味著農民運動的階級性質已經改變，而是農民斗爭的主要鋒芒有了轉移。這個口號，是民族矛盾逐漸激化的結果，又是農民對中外反動勢力的認識還處于感性階段的產物。
義和團運動作為反教會斗爭的總匯合，它從前者那里繼承了樸素的滅洋保國的思想認識。義和團的揭帖和反教會運動的揭帖相類似，“中國”“大清”“朝廷”等觀念是互相混同的。“扶清”具有愛國和保國的含義，同時又錯誤地將清王朝當作了侵略者的對立面。“扶保中華”和“扶保清代”的不同宗旨被等同；“保護中原，驅逐洋寇”和“大清一統太平年”的不同目標被混淆。這種認識并沒有超越反教會運動的水平。
迷信思想
義和拳的組成分子，皆系無知鄉民，思想簡單。初起僅借練習拳棒，保護身家，別無他圖。光緒十三年（1887）以后，因民教互仇，變為仇教團體，專以仇教為事，輒思殺戮洋人，在神權思想數千年熏陶下的愚民心目中，神能支配一切，主宰一切。只要有神靈相助，洋鬼當可消滅，遂假神靈作為排外工具。其思想多出自神怪、武俠小說，如《封神演義》、《西游記》、《三國演義》、《三俠五義》、《施公案》之類。純系受民間娛樂如戲劇、說書、評詞一類的影響，就其平日耳聞目睹（指在戲劇上）的前朝人物，神而化之。加以山東省道教流行，拳民于崇信神靈之際，附會道家“符咒”之說，并雜以儒、佛思想，故拳民思想為多元的，而非單元的。
義和團服飾以紅巾蒙住頭部，胸前以八卦圖樣布料裹著。出巡時，路上遇到壇廟時，一食一飲都要像神叩頭，據記載人多的時候，叩頭聲轟隆隆的，震耳欲聾。義和團中又非常注重燒香，除了去廟壇中燒香外，又讓團員的自己家中也燒香，當時香店的香都被他們銷售一空。義和團中的人說他們的先祖是憂世先師，深受基督教之害，團員求助真人，真人便將法術以及拳術傳給了十個弟子。義和團做法很簡單，在“請神”時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鼻呼吸，俄而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用升黃表，焚香煙，請來各等眾神仙的形式吸引群眾。
發展沿革
發展初期
義和團的雛形期?以大刀會的興起與傳播為標志。大刀會1894年興起于魯西南的曹州府及相鄰的豫、 皖、蘇邊界地區。以習練與傳播金鐘罩術（也稱鐵布衫法）為主要特點。外國教會在魯西南等地發展教民良莠不齊，甚至為盜為匪者加入教會?教民恃教會及外國護教權的支持而無視鄉村權力結構及禮俗?這促成了大刀會的反教活動。1896年初?大刀會開始與教會發生沖突?6月即開始大規模打教，當地政府對于大刀會是持贊許的態度。直到1896年大刀會與教會沖突規模擴大?在清政府的嚴令下?山東省察使毓賢不得不鎮壓大刀會?把曹單大刀會的首領劉士端、曹德禮誘殺，把大刀會驅散。
義和團這一名稱的出現以1898年直東交界地區興起的義和拳的反教會斗爭為標志。義和拳?也叫梅花拳?是一種以強身健體、保衛身家為目的的習拳演武的組織，是白蓮教的一支。始創于明末清初?早在乾隆年間就在山東冠縣等地流傳?逐漸延及東、直、豫邊區一帶?而以東直交界地區最為集中。但義和拳本無政治色彩，只是一些民間秘密教門分子卻往往重視其武術價值而競相傳習?來為武裝起義做準備。在義和拳比較集中的直東交界地區天主教從罌粟戰爭后就開始發展了，期間義和拳并未與教民產生沖突，直到1897年春?梨園屯“十八魁”首領閻書芹邀請梅花拳首趙三多率眾到該村“亮拳”示威?義和拳才開始介入反教會斗爭。1898年6月30日?張汝梅就此事正式向清廷具奏，在奏折種第一次將義和拳稱之為“義和團”，之后義和拳也就改名為義和團。
發展成型
1899年10月爆發平原起義對義和團運動的大規模興起影響巨大，是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標志。現如今在平原鄉間還流傳一句諺語“義和團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傳”，可見當時義和團在平原地區發展之迅速。
為便于控制各種拳會組織，且當時慈禧對義和團的態度也是以安撫為主，于是山東巡撫毓賢出示宮榜，將各種拳會組織改稱義和團，從此，義和團組織在山東取得合法地位，并成為半官方組織。這為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奠定了組織基礎和創造了寬松的政治環境，義和團運動的爆發在即。平原起義是義和拳改稱義和團后，最先爆發的也是最大的武裝起義。
平原起義發生于1899年10月，是由反洋教斗爭引起的。平原蘇集鄉杠子李莊教民李金榜與團民首領李長水發生沖突。李長水組織團民清算了李金榜，并沖擊了當地教堂。李金榜到平原縣衙狀告李長水等人。剛調署到平原擔任知縣的蔣楷由于不知義和團運動即將興起的形勢和山東巡撫毓賢扶持義和團反對洋教洋人的意圖，便草率地抓捕6名團民下獄，并派縣捕役會同恩縣馬隊趕往杠子李莊彈壓。李長水一邊率眾抵抗，一面派人請茌平區一帶義和團領袖朱紅燈率團前來救援。
10月11日，朱紅燈、本明和尚率眾在平原杠子李莊擊退了蔣楷率領的清軍和捕役，義和團武裝起義成功。起義后，朱紅燈率團民乘勝攻打恩縣教堂。在距平原縣城十八里的森羅殿又成功地打敗前來鎮壓的由濟南府管帶親兵補用知府袁世敦率領的清軍。平原起義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義和團反洋教、抗洋人，助清滅洋的斗志，從而拉開了義和團運動的序幕，義和團也在逐步壯大。
但運動的發展使帝國主義大為恐慌和不滿，美、法等國聯合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建筑遺存提出照會，要求撤換毓賢和鎮壓義和團，，清政府屈服于帝國主義的壓力，不得已撤換毓賢，改派袁世凱為山東巡撫。袁世凱上任后，大力屠殺義和團成員來滿足帝國主義要求使得義和團遭受重創。
壯大隊伍
袁世凱上任的同時，直隸義和團運動則迅速蔓延到直隸中部地區。早在1899年5月17日， 趙三多、劉化龍、朱九斌等義和團首領就在隆興寺開秘密會議商議對策，把直隸中部地區作為活動的重點地區。會后， 深州市、河間、順德、正定縣、保定市、天津市、順天、易州乃至北京等地， 紛紛迎師設壇練拳， 涌現出張德成、曹福田、武修、王成德、李來中、周老昆等重要義和團首領。
1900年夏天， 東北奉屬錦州市、寧遠、新民、廣寧縣沿邊一帶， 時有拳民出沒， 勾結土著良民中曾受教民欺凌的人，一呼百應。毗連直隸的河南省彰德府之武安縣，也出現了焚燒高村教堂， 驅逐教士的事件；新鄉、獲嘉縣均有教民被掠的事件。1900年春夏之交，?毓賢就任山西巡撫后， 發現山西地方也有拳民。
淶水縣位于北京和保定市之間，在鐵路線西側。在義和團成立之前，這個地方的教會勢力比較強大。隨著山東義和團部分隊伍的到達，淶水縣也成立了義和團組織。四月底，高洛村人民邀請義和團進莊并且也開始建立了組織。這時，帝國主義向義和團公開挑釁，他們一面添置槍炮，強化教堂反動武裝，一面要淶水縣官請求省里派兵前往鎮壓義和團。義和團決定采取革命行動，于是發出通知，邀請本縣各地區以及定興縣、涿州市、易縣等地義和團前來協助。接連幾晚，各地義和團戰士，十幾個人一起，或二、三十個人一起，多數是青少年，有的拿長矛，有的提大刀，整隊而來，五月十三日清晨在高洛村會齊了。下午，義和團開始了行動，焚燒教堂。
直隸總督喜塔臘·裕祿知道了高洛村教堂被焚，特派副將楊福同帶一支軍隊前往“查辦”。楊福同一到，立即屠殺當地的群眾。義和團也迅速做出回應。在五月二十二日，楊福同前往縣城北面的石亭，準備鎮壓在那一帶活動的義和團時，遭遇義和團埋伏。此役，楊福同所帶領的騎兵和步兵被義和團消滅了七十多名。接著，在五月二十七日，義和團攻克了涿州城。頓時，涿州市城頭，義旗飄揚、城廂內外，刀矛林立。學者黎仁凱認為這是義和團組織發展從鄉村轉向城市的一個標志。
政府招安
義和團在蘆保線反“圍剿”勝利后，就開始向北京、天津發展力量。北京郊區的黃村鎮和龐各莊一帶，每天都有各地的義和團來到，那里成了各地義和團匯合的中心。義和團開展了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輿論工作，向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宣傳。在北京、天津市城里，街頭巷尾，墻邊路旁，教堂周圍，貼滿了揭帖。這些揭帖，具有鮮明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內容。
設壇練拳，組織力量，擴大隊伍，準備戰斗，這是義和團始終十分重視的工作。在北京的義和團借廟宇設壇，號召群眾入壇習拳。北京城內的勞動人民積極地參加義和團，他們常傍晚聚集于街巷、廣場一起練拳，義和團的隊伍不斷壯大。到1900年6月中旬，北京城內，義和團就設壇八百余所，景山公園后面的宮墻下，每天都有參加義和團的青少年在操練，義和團的聲勢越來越大。
在天津市也是這樣，義和團把廣大群眾組織成一支支戰斗隊，在各鄉鎮街頭，都設立了壇口。進入天津的義和團，都用刀矛等武器武裝自己。天津知縣見了這種情景，坐立不安。他懾于義和團的聲勢，不敢直接禁止義和團用刀矛武裝自己，就出告示：禁止鐵鋪打刀，企圖以此來達到他的目的。但是告示一出，便有大批義和團戰士持刀沖進縣署，責令知縣解除禁令。
團民大量進城 (特別是進入京城) 有力地促使清廷于6月21日發布“宣戰”上諭。而清廷的“宣戰”， 又極大地激勵了團民的“滅洋”斗爭。不久，在慈禧的支持下，清政府實行招團御侮政策， 令愛新覺羅·載勛、他塔拉·剛毅等統率義和團。他們一面令團民到莊王府和各地官府注冊掛號， 并酌發糧米、武器獎勵團民， 使之成為“奉旨義和團”。一面派人持令旗至京外招團民進京、津抗敵前線助戰。
遭到圍剿
1900年8月14日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后， 伴隨著慈禧太后挾光緒帝西逃，義和團運動迅速低落。9月7日，慈禧太后發布上諭，將責任推到義和團身上，說“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令直隸等地痛加剿殺，要“嚴行查辦，務凈根誅”。從此義和團遭到了帝國主義和清政府的聯合鎮壓，運動迅速低落和分化，高潮時期一哄而起設壇練拳的地主官紳和王公貴族迅速撤壇而銷聲匿跡；從農村涌向城市的團民，除一部分留在城市周圍堅持抗擊侵略聯軍的斗爭，力圖恢復被侵略軍占領的城市外，大多都散歸鄉里，原先的“扶清”已不復存在，運動迅速走向低潮。
清軍的屠殺義和團，以在滄州的梅東益最為兇殘。北京尙未陷落的時候，李鴻章在上海就曾打電報給梅東益以鼓勵他大膽屠殺。當時義和團在滄州城內外約三四千人。梅東益關閉各城門，率隊在城外堵'剿’另一隊在城內搜擊，統計此次，殺害三千人。后來慈禧的“嚴行查辦”命令下來，梅東益于九月八日夜里，又在舊州城地方屠殺拳民一千多人。
徹底消亡
1902年， 直隸廣宗縣聯莊會總團長景廷賓因反對將“小賠款”攤派民間， 與官府多次交涉未果， 反被官方通緝。景廷賓組織聯莊會與清軍發生武裝沖突。4月23日， 景廷賓與原義和團首領趙三多、郝振邦等高舉“掃清滅洋”、“官逼民反”的大旗， 在直隸巨鹿縣廈頭寺發動武裝起義。直隸、山東省、河南省三省交界地區的義和團民、聯莊會眾及流民紛紛響應參加， 隊伍發展到數萬人。他們與清軍總兵段祺瑞等展開了多次戰斗， 直至同年7月失敗。
相關評價
學者黃遵憲在《初聞京師義和團事感賦》一詩中認為：義和團是與黃巾軍起義一 樣的造反，其首領就是盜首 ：“無端鼓擾京師，猶 記昌陵鼎盛時。今日黃天傳角道，非徒赤子弄潢池。冠纓且教宮人戰，繡堀還充司隸儀。晝夜金吾曾不禁，未知盜首定何誰。”
學者艾虹、李率泰在其書《義和團運動》中評價：義和團運動雖然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剿殺下最終以慘烈的失敗而謝幕，但它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義和團團眾用生命和熱血鑄就的反帝愛國壯舉，在中國近代反侵略歷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篇章，沉重打擊了帝國主義侵華勢力，顯示了中國人民抵抗侵略、不怕犧牲的英雄氣概和不可戰勝的巨大力量。
資產階級革命家孫中山認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一場由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侵略而激成的中國人民反帝愛國的民族自衛戰爭；它一面顯示了中國人民反抗外國侵略的決心和力量，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農民階級的愚昧與排外等弱點。
學者陳獨秀在《我們對于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一文中第一次正面贊揚義和團：義和團， 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重要事件， 其重要不減于辛亥革命。
相關影響
政治層面
義和團運動促進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迅速到來。孫中山認為，義和團運動的發生，在客觀上促進了人們的思想轉化，為辛亥革命走向高潮打下了基礎。運動雖失敗了，但自此，有志之士都起了救國志向，革命風潮也就自此萌芽。
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則把義和團運動看作是用革命方式啟迪“民智”，除去“舊俗”，興起“民主”的一個階段。他認為從義和團的“扶清滅洋”，到景廷賓的“掃清滅洋”，都是以革命方式開啟“民智”的具體表現，是去專制，興民權的良藥。正是經過一次次革命斗爭，一次次血與淚的洗禮，才能“人心進化，孟晉不已”。
經濟層面
義和團運動也對中國經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據統計，義和團運動以后，鴉片的進口量明顯減少，而有利于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工業原料，如染料、顏料、油漆、凡立水、鋼鐵、機器及工具等，則有顯著增加圓。這一時期，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有了比較明顯的發展。拿19世紀最后十年與20世紀的頭十年相比，從1890--1899年，廠礦數是108家，而從1900--1909年的廠礦數，則達311家。
在義和團運動失敗后，整個清王朝面臨著覆滅的危機，從廣大群眾到各個階級階層中，到處仍埋伏著危險，為應付危機，清政府從1901--1905年采取了一些“新政”措施，這些“新政”雖然對當時作用不大，但其中的某些措施，在客觀上卻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文化層面
義和團運動利用結盟、傳教習武以及“亮拳”等行為，推動了民間習武活動的普及，維護了武術技藝的傳承，促進了傳統武術文化的交流。義和團運動之后，晚清西化政策直至五四新文化運動高峰期間，大量的武術專著得以問世，其中馬良從1901年起開始創編、傳授各科新武術，并新武術各種專書。其在1901年后任山東駐軍要職期間，出版了《中華新武術》教材，包括《率角》《拳腳》《棍術》和《劍術》四科，并在軍中大力推廣“新武術”。
還有一些原來散存民間的，靠口傳身授的武技，被整理成規范的圖解教材，并且出現了宏觀介紹武術的《國術概論》《國術育理論》等書籍。精武門也編輯出版了《精武本紀》《精武外傳》《潭腿》《功力拳》《十字戰》《合戰》《達摩劍》《五虎槍》等數十種武術書籍教材。這一切的努力都彌補了傳統武術技術傳播的不足，還可以擴大武術的影響，提升武術的文化魅力，對我國武術的理論建設和技術傳播，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同時義和團迷信落后的一面給后人提供了教訓，從義和團身上吸取教訓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把辦學校，倡科學，譯西書，作為成就自己偉業的先導，把提高下層民眾的文化水平當成一件重要的大事。他們主張從最基礎的教育開始，在城鄉各地，設立掃盲學校。
影視作品
參考資料 >
北京55日.豆瓣電影.2023-07-03
八國聯軍 .豆瓣電影.2023-07-03
神鞭.豆瓣電影.2023-07-03
黃飛鴻之四：王者之風.豆瓣電影.2023-07-03
神鞭.豆瓣電影.2023-07-03
國難1900：義和團事件始末.豆瓣電影.2023-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