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是中國古代的地理稱謂，主要有三種含義：一種是對古代中國的區(qū)域劃分，將古代中國分為九個不同的州；一種是用“九州”泛指天下，全中國。
九州，又名漢地、中土、神州、十二州，最早出現(xiàn)先秦時期典籍《尚書·禹貢》中，是中國漢族先民自古以來的民族地域概念。該典籍傳說為大禹所作，目的是用來標定九州地理物產(chǎn)；根據(jù)各地的水文、物產(chǎn)、人文特點等，將天下劃為九州，以此為九州的來源。古代對于九州的具體分布說法不一，《尚書·禹貢》記載九州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爾雅·釋地》有幽、營州而無青、梁州；《周禮·夏官·職方》有幽、并州而無徐、梁州。
“九州”作為具有中國人文地理特色的歷史概念，承載了中華民族對國家“大一統(tǒng)”觀念的文化記憶，因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疆域以及政治觀念的變化，歷來對“九州”州名與區(qū)劃聚訟紛紜。在這一過程中，“九州”從對中國地理的空間想象演化為后世行政區(qū)劃的歷史依據(jù)，不僅蘊含著華夏民族早期的地理觀與共同體意識，更成為人們表達愛國情懷、期盼國家統(tǒng)一的精神載體。
起源
所謂“州”，《說文解字》釋為“水中可居曰州”。在上古先人的世界觀里，大陸是茫茫滄海中較大的海島。傳說，“九州”并非先天存在。春秋時《左傳》記載，晉國大夫魏絳曾引用作于夏朝之前的《虞人之箴》：“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jīng)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意思是大禹劃定了九州的邊界，修筑了九州的貢道，讓生民鳥獸各得其所，將九州概念的確定歸功于治水的圣王大禹。《山海經(jīng)·海內(nèi)經(jīng)》也說：“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無獨有偶，既是中國最為古老的地理志，也是最早詳細論述九州的文獻記錄《尚書·禹貢》，傳說為大禹所作，用于標定九州地理物產(chǎn)。
“九州”是中國古代的地理稱謂，主要有三種含義：
一種是對古代中國的區(qū)域劃分，將古代中國分為九個不同的州。關(guān)于九州的說法，在流傳下來的古籍記載中有幾種說法：《尚書·禹貢》稱九州為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在成書于東周到西漢的文獻《爾雅》中，九州又變成了冀州、河南省、武威郡、荊州、揚州市、兗州、徐州、幽州、營州。與《禹貢》版本相比，少了梁、青，多了幽、營。在《容成氏》所定的九州名稱為“夾、涂、競、莒、藕、荊、陽、敘、且”。《周禮》按周制，稱九州為冀、幽、并、兗、青、揚、荊、豫、雍，分冀為冀、幽、并三州。按《尚書·堯典》的說法，虞舜在禹治水之后，又就禹指九州，分治幽、并、營三州，合為十二州。
此外，《淮南子·地形訓》將九州分為“東南神州曰農(nóng)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臺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申土”。此九州按八方與中央劃分，以陰陽運行與季節(jié)變化為依據(jù)。《后漢書·張衡傳》注引《河圖》稱：“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開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揚州曰信土。” 此注與《淮南子》九州劃分方法相同，都是按八方加中央構(gòu)成，至于州名和土 名的同與不同，有的是用字的不同，有的則可能是兩者來源有區(qū)別。這個九州系統(tǒng)的九州位 置，與《周禮》中六個州和《呂氏春秋》五個州按方位確定州的位置方法相似，《周禮》、《呂氏春秋》九州說在描述九州位置方面應(yīng)借鑒了《淮南子》描述九州位置的方法。《淮南子》九州說，也應(yīng)屬于起源較早的一種說法。
一種是用“九州”泛指天下，全中國，如《楚辭·離騷》的“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有女”。
還有一種是指大九州，將全世界分為九州，中國是其中之一州。戰(zhàn)國陰陽家鄒創(chuàng)認為中國叫赤縣神州，九個像赤縣神州那樣大的州合成一個大州，周圍有裨海環(huán)繞著；這樣的大州又有九個，周圍又有大瀛海環(huán)繞著。說:“此所謂八極。”在那里才有八個方面的終極之處。因此中國只是整個“大九州”中的八十一分之一。
劃分依據(jù)
九州分野的最可能年代是在早期龍山文化時期，即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700年期間。而劃分九州的依據(jù)主要有兩條：一是以族群的聚居分布（或文化差異）為依據(jù)，二是以重要的地理地標為依據(jù)。到了西周時，距最初劃分九州的時間已過去了將近兩千年。在這兩千年間，由于頻繁發(fā)生改朝換代和人群遷徙，分州而居的格局逐漸打破，九州最初的分界線也不再遵守甚至被人有意挪動，以至于后人只知有九州而不清楚它們的具體邊界。又過了幾百年，到了戰(zhàn)國時期，人們只知曾有九州，而九州之名、位置、邊界等已經(jīng)是眾說紛紜了，由此而出現(xiàn)了諸多的九州之說。
《周禮.夏官.職方氏》與《逸周書職方解》中所提到的九州，是以黃河為參照系，按東南、正南、河南省、正東、山西省、正西、東北、河內(nèi)、正北等方位規(guī)整地劃分為九大區(qū)域而為九州，至于九州的邊界也因為規(guī)整的劃分而省略和模糊了。而在漢以后的《淮南子.地形訓》《河圖》《河圖括地象》等文獻中，九州之名雖各有不同，但都是按“東南、正南、西南、正西、正中或中央、西北、正北、東北、正東”的規(guī)則劃分九州的，因而九州邊界也同樣是省略和避而不談的。
《呂氏春秋·有始》曰：“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wèi)也。東方為青州市，齊也。泗上為徐州市，魯也。東南為揚州市，越也。南方為荊州市，楚也。西方為武威郡，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顯然，《呂氏春秋》之九州，幾乎就是戰(zhàn)國初期九大勢力的地域，這也是近代認為九州始于戰(zhàn)國時期的靈感來源。由于各大勢力的邊界是在不斷進退之中的，故《呂氏春秋》之九州的邊界也只能因其經(jīng)常變更而難以明確。
《爾雅.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河南省曰豫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九州。”除了幽州和營州兩州的邊界不明之外，其他七州的邊界表述得還是相當明確的。
在所有現(xiàn)存的古文獻中，唯有《尚書·禹貢》之九州表述得最為詳盡和明確：“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市”，“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為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因而，歷來談起九州，多以《禹貢》九州為例。
《禹貢》九州簡介
冀州
冀州是《禹貢》九州中首先提及的，冀州之名可能來源于晉西南地區(qū)的古冀國。《國語》中，楚成王認為如果殺掉路過楚國的晉公子晉文公的話，“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表明后來晉滅冀國后，冀州也成了晉國的代名詞。《尚書·禹貢》中的冀州地跨今天的山西省、河北省，并包含了河南省的一部分。
兗州
兗州之名得自濟河，即古濟水。兗州主要包含了今日河南、河北的東部與山東省西部地區(qū)。黃河、濟水及兩河的眾多支流以及雷夏澤組成了兗州水網(wǎng)。
青州
兗州的東北方，山東半島北部的泰山和海岸之間是青州。青州之名或許來自東方所賦的青色，原本屬于東夷的一支——嵎夷故地，在九州劃定之時也已經(jīng)得到了經(jīng)略。古代青州地處海岱之間，歷代為都會之地和軍事重鎮(zhèn)，被譽為“三齊重鎮(zhèn)，海岱都會”。
徐州
徐州的地理范圍涵蓋泰山以南至淮河之間的山東南部、江蘇北部及安徽北部部分區(qū)域。徐州之名應(yīng)得自兩周時興盛于淮河流域的淮夷國家徐國。淮河、沂河以及巨野澤組成了徐州水網(wǎng)，蒙山、羽山為徐州的主要山系。這里的土壤是肥沃細密的紅色土壤，土壤肥力為第二等“上中”，貢賦第五等“中中”，出產(chǎn)的貢物主要是鳥羽、桐木、磬石等用于樂舞祭祀的物產(chǎn)，以及珍珠、干魚和絲綢。這些貢物經(jīng)過淮河、泗河即可進入黃河水道，進貢中原。
揚州
揚州北界為淮河，東界為大海，其西是荊州。《尚書·禹貢》并沒有劃出揚州的南界，可能當時的人們尚未向南繼續(xù)探索。揚州之名可能來自商周當?shù)氐耐林皳P越”人。揚州大致包含今天的江蘇省、安徽、江西省、浙江省等多省土地。
荊州
荊州區(qū)得名于荊山。荊山、衡山是荊州的北界，長江、漢江及其支流和云夢澤組成了密布荊州的水網(wǎng)。“荊”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楚木也”，也就是說，“荊”和“楚”實際上是同義字，而后來興起于荊山的楚國人也常常被稱為“荊人”。楚國初期的疆域也大約與古荊州重合，由此來看，荊州的得名除了荊山之外，也應(yīng)當有荊楚的影響在內(nèi)。荊州亦屬于劉徹劃分的“十三州”之一，地處交通要塞，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諸多膾炙人口的三國故事大都發(fā)生在此。
豫州
荊山和黃河之間的中原地區(qū)隸屬豫州。豫州，為何得名，歷史上說法很多。成書于東漢的《釋名》說：“豫州，地在九州之中，京師東都所在，常安豫也。”這一說法較為牽強。這里是天下之中，當年周公選擇這里建都就是因為這里“四方入貢道里均”，伊河、南洛河、瀍河、澗河、黃河及滎澤、菏澤市、孟諸澤構(gòu)成了豫州的水系支架。這里土地屬第四等，較為肥沃，貢賦主要是生漆、紡織物，通過黃河運送。
梁州
四川盆地之內(nèi)為梁州，沱江、潛江市、岷江、沔水、白龍江組成了水網(wǎng)。這里的土壤為肥力較低的青黑土，貢物也較下等，主要貢獻貴金屬和皮毛，貢物抵達中原要先運送到梁州之外的渭河和黃河才行。之所以得名梁州，學者認為可能和秦嶺有關(guān)。在漢代，梁州之地被劃入益州，這個古老的名字逐漸不再被使用，反而是益州的新名字被人們長期沿用下來。
雍州
雍州因雍山、雍水得名，主體是關(guān)中地區(qū)，以及甘肅省、青海省的一部分。黑河、弱水、涇水、渭河、漆水河、湋水、豐水、黃河、豬野澤組成了寶雞市水系。這里處于黃土高原地區(qū)，土地極為肥沃，是九州中的第一等。貢物則只有綠松石和織物，通過黃河便可運送到中原地區(qū)。
后世演變
古人把華夏分成九個部分的認識，是來自古人的方位觀，即以正方的“九宮格”認識地理，天下分為 東、西、南、北、中、東北、西北、東南、西南九個地域，并無從俯瞰視角對各州地理方位的標注。相較于《尚書·禹貢》 的原始版本，《周禮》《呂氏春秋》《淮南子》這幾部都多出了對各州具體方位的標注，反映了先秦人地理知識的探索和積累，以及正正方方的天下觀的形成。
戰(zhàn)國時期，對分天下為九州的想象達到頂峰，屈原在詩賦中多次提及“九州”，甚至在《天問》中發(fā)出了是誰排出了當時人看到的九州（“九州安錯”）的疑問。以鄒衍為代表的陰陽家更是創(chuàng)造了“大九州”學說，即東周人所見的山河海陸不過是全宇宙的一部分，大禹的九州是更大的九州之一，在海外還有廣闊的天地。在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大九州”理論沒有受到統(tǒng)治者的重視，認為其是蠱惑人心，尤其是將“大九州”學說代表的對《尚書·禹貢》中九州以外的地理的探索與不恰當?shù)恼我靶穆?lián)系起來，試圖證明這與秦朝滅亡有關(guān)。到了東漢，儒家學說成為漢廷取士的標準，陰陽家的思想中不利于統(tǒng)治階層穩(wěn)固地位的內(nèi)容盡數(shù)被摒棄，“大九州”語境下的九州基本無人再用，偶有提起也不是嚴肅的地理概念。直到宋代以后，航海家們前往海外，才有人意識到鄒衍之說確有可取之處，張翥在為汪大淵《島夷志略》所作之序中，開宗明義為鄒衍正名。晚清時，薛福成總結(jié)人們忽視了鄒衍“大九州”說的意義，算是為鄒衍翻了案。
雖然《尚書·禹貢》提到分天下為九州，但歷代真正實行九州制度寥寥無幾。秦朝按秦國舊制設(shè)置郡縣，漢初亦沿襲秦制，并無州制。漢武帝初期設(shè)置十三刺史，旨在推行監(jiān)察制度。這些刺史部與傳統(tǒng)州域范圍并不重合，后因約定俗成被稱為十三州刺史部，由此產(chǎn)生“十三州”的稱法。劉宏中平五年（188年）后，州逐漸變成行政區(qū)。 真正以州為行政單位劃分中國為九個州的，僅有兩漢之間的新朝和東漢末年的曹魏，其中曹操并未控制全國，僅能在自己轄區(qū)內(nèi)推行九州制，在全國范圍內(nèi)實行九州制的只有王莽。可見九州在指導實際政治運作上意義有限。曹操死后曹丕主導了漢朝禪代，再度廢除九州制，改為十二州；晉朝滅吳統(tǒng)一三國之初設(shè)十九州， 后增二州。晉室南渡，州郡越分越多；北方則因十六國割據(jù)，政區(qū)混亂。
既然作為行政區(qū)劃的州多到不可勝數(shù)，人們也不會將九州作為劃分政區(qū)的憑據(jù)，“九州”就只剩下抽象的指代中國范圍的含義。《江表傳》曾提及“九州伯”，意指是“九州” 之長，從這里可以看到，“九州”已經(jīng)有了“中國”的意謂——此處的中國，既是東漢在天下大亂之前的疆域， 也是大一統(tǒng)政權(quán)應(yīng)該統(tǒng)御和占領(lǐng)的疆域范圍。到晉代，人們把九州的領(lǐng)導者看成中國的統(tǒng)治者，比如皇甫謐《高士傳》記載“許由，堯召為九州長”。司馬彪有 《九州春秋》一書，還有僧人號曰“九州都維那”，雖然不是正式的官名，但反映了當時九州已經(jīng)變成中國的代稱。這一用法在唐代趨于固定，但是，這里“中國”“九州”并不包括前來朝貢的異邦或番邦。
意義和影響
“九州”作為具有中國人文地理特色的歷史概念，承載了中華民族對國家觀念的文化記憶，但是對其產(chǎn)生時代、地域劃分等一直存有諸多爭議，學者至今持有不同觀點。因不同歷史時期國家疆域以及政治觀念的變化，歷來對“九州”州名與區(qū)劃聚訟紛紜。在這一過程中，“九州”從對中國地理的空間想象演化為后世行政區(qū)劃的歷史依據(jù)，不僅蘊含著華夏民族早期的地理觀與共同體意識，更成為人們表達愛國情懷、期盼國家統(tǒng)一的精神載體。
經(jīng)過歷代學者的不斷闡釋，“九州”說的文化內(nèi)涵逐漸豐富，由對早期中國疆域的想象，到成為歷代行政區(qū)劃的參照，最終成了象征“天下大一統(tǒng)”的文化符號。“九州說的成立在于一統(tǒng)觀念的形成與種族觀念的消弭。”“九州”在后世經(jīng)學闡釋中一直是大一統(tǒng)的代表，“內(nèi)奰于中國”孔穎達疏為“中國是九州”（《毛詩·大雅》），“皇天既付中國民”疏為“今大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尚書·梓材》）。漢代以來更是將“九州”作為行政區(qū)劃的參照，唐代“以九州為綱，以其時之州郡為目，由唐而上逆溯之，以合于唐虞”。（《通典》）《文獻通考·輿地考》又以古冀州、古兗州等九州及《古南越》為綱，分敘各地沿革。此外，詩詞作品中的“九州”意象，“思九州之博大兮”（《離騷》）、“但悲不見九州同”（《示兒》）、“九州生氣恃風雷”（《己亥雜詩》）等，寄托了詩人們的愛國情懷。
“九州”作為中原地區(qū)古代早期的天下觀之一，其州名與區(qū)劃的爭議，核心在于地理位置認知與社會主義的差異。從“九州”的命名與疆域劃分的爭論，到其蘊含的“大一統(tǒng)”文化理念的變遷，無不彰顯著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深刻認同。自先秦時期典籍中“九州”說紛紜不一，至西漢儒家經(jīng)典地位的確立，“九州”的文化內(nèi)涵逐步明確并固化，最終演化成為“中國”的代名詞。這一過程中，“九州”不僅為后世行政區(qū)劃的設(shè)立奠定了思想基石，還深化了民眾對“大一統(tǒng)”思想的理解，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與發(fā)展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相關(guān)爭議
近代有學者對大禹劃定九州一事表示懷疑，“古史辨派”泰斗顧頡剛在《州與岳的演變》中說：“《尚書·禹貢》的九州，《堯典》的四罪，《史記》的黃帝四至乃是戰(zhàn)國時七國的疆域，而《堯典》的羲、和四宅以交阯入版圖更是秦漢的疆域……”他認為九州之說產(chǎn)生于戰(zhàn)國之后，是戰(zhàn)國人托名大禹所作，反映的實際上是戰(zhàn)國時期中國人探索大地的成果。在春秋之前的甲骨卜辭、青銅銘文之中，并沒有出現(xiàn)過“九州”或者其中具體某一州的稱謂，而在春秋時期的文獻中，“九州”雖已出現(xiàn)，卻也語焉不詳。僅以當前的證據(jù)來看，“九州”概念的出現(xiàn)至少不早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葉，也不會晚到戰(zhàn)國時期。我們不妨保留這樣一種可能性，即“九州”概念脫胎于更加原始的華夏地理觀，其中的某些元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大禹治水之時。到了春秋時期，隨著周代的崩潰，諸侯國紛紛開始建立屬于自己的地理觀，“九州”終于從那些原始元素中被提煉出來，成為天下的代名詞。又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戰(zhàn)國楚竹簡《容成氏》，經(jīng)后人考證有：“舜聽政三年，山陵不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為司工。禹既已受命……禹親執(zhí)畚耜，以陂明都之澤，決九河之阻，于是乎夾州、涂州始可處。”這段記載表明戰(zhàn)國楚人同樣認為九州的劃定是大禹治水的產(chǎn)物。
從《尚書·禹貢》《爾雅》《容成氏》三部文獻中，可以肯定，至少在戰(zhàn)國時期，“九州”中每個州的名字都還未完全確定下來。這表明此時的“九州”概念還相當稚嫩，一個以“九州”為中心的天下觀還沒有真正形成。現(xiàn)在人們看到的“九州”就是戰(zhàn)國以降不斷完善的結(jié)果，而非其初始的模樣。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說：“殷因于夏，亡所變改。周既克殷，監(jiān)于二代而損益之，定官分職，改禹徐、梁二州合之于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并。”這也表明，古人清楚地知道，九州概念也并非從來如此，而是伴隨時代發(fā)展不斷形成的。
參考資料 >
齊風魯韻 古九州簡介.文明山東.2024-09-06
15個常見的地理稱謂，你知道幾個?.微信公眾平臺.2025-07-07
作為中國代名詞的“九州”，是戰(zhàn)國時代的產(chǎn)物嗎？.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01-24
“九州”諸說評議.中國社會科學網(wǎng).2024-09-14
跨越千年的禹跡圖.人民日報·海外版.2024-10-05
獨宗變雅開新格.人民網(wǎng).2024-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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