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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英文名Silk Road）簡稱絲路，一般指陸上絲綢之路，廣義上又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是公元前2世紀到15世紀中葉的歐亞貿易路線網絡，連綿1.4萬余里。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原地區》一書中，首次使用“絲綢之路”這個名字，這一名詞也很快被學術界和大眾所接受。陸上絲綢之路起源于西漢（前202年—8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辟的以首都長安（今西安市）為起點，經甘肅省、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絲綢之路的起點是以首都為準的，隨著歷史的變遷，洛陽市、建康（今南京）、開封市都曾是絲路的起點，而終點則都在大秦（中國古代對羅馬帝國及近東地區的統稱）。海上絲路通常分為東西兩條，東向航線是指自中國東北部沿海，經渤海或黃海、或東海到達朝鮮，再渡朝鮮海峽，最終抵達日本的貿易航線。西向航線則是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經南海、印度洋至西亞、非洲的貿易航線。

絲綢之路對中國古代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軍事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絲路沿線的商賈通過接力似的貿易，將中國絲綢販運到中亞西亞，進而遠銷歐洲。同時，中國的漆器、瓷器、茶葉等日用品和四大發明中的三項：造紙術、印刷術和火藥，等科技精華也傳到西方。此外，包括佛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宗教思想以及農作物、技術工藝等也隨著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國。

2013年時任中原地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中亞和東盟國家時，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2014年6月22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絲綢之路：長安（今西安市）-天山廊道的路網”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其中包括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城鎮遺跡、商貿城市、交通遺跡、宗教遺跡和關聯遺跡等5類共33處代表性遺跡。

命名

陸上絲綢之路是中國古代經中亞通往南亞、西亞以及歐洲、北非的陸上貿易通道，海上絲路是中國古代東西方海上貿易交通路線。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把“從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中國與中亞、中國與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這條西域交通道路”命名為“絲綢之路”。1936年，李希霍芬的學生斯文赫定在瑞典出版了《絲綢之路》一書，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并先后被譯成德語、英文等文字，絲綢之路的名字從而廣泛流傳。

范圍

北方陸上絲路

北方陸上絲路指由黃河中下游通達西域的商道，包括草原森林絲路、沙漠綠洲絲路。前者存在于先秦時期，后者繁榮于漢唐。

草原森林絲路從黃河中游北上，穿蒙古高原，越西伯利亞平原南部至中亞分兩支，一支西南行達波斯轉西行，另一支西行翻拉爾山越伏爾加河抵黑海濱。兩路在西亞輻合抵地中海沿岸國家。

沙漠綠洲絲路作為絲綢之路的主干道，延續千余年。其全長約7000多里，分為東、中、西三段。其中中段指自玉門關、陽關以西至蔥嶺（今帕米爾高原）的路段，主要分布于塔里木盆地境內，具體線路因綠洲與沙漠環境變化而有所調整。東段路線自長安延伸至敦煌，途經河西走廊，主要經過涇川、固原、武威（古稱涼州）、張掖（古稱甘州）、酒泉（古稱肅州）、敦煌（古稱沙州）等地。相較于中、西段，東段路線相對穩定，但長安以西又分為三條支線。其中，北道起于涇川，途經固原、海原、中衛、靖遠，終至武威，是東段各線路中距離最短的路線，但沿途存在缺水問題。中道從涇川轉往平涼市、會寧縣、蘭州市至武威，距離和補給均屬適中。南道從鳳翔、天水市、隴西縣、臨夏回族自治州、樂都、西寧市至張掖市，但路途漫長。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并非單一道路，而是由穿越山川沙漠的無標識路徑構成的道路網絡，且絲綢僅是其中一種貿易貨物。十世紀末期，北宋為繞開占據河西走廊的西夏領土，開辟了一條從天水經青海至塔里木盆地的“青海道”，成為北宋時期陸上絲綢之路東段的一條新商路。

南方陸上絲路

南方絲綢之路又被稱為“西南絲綢之路”，是一條形成于2000多年前，總長約2000千里，從今四川成都經云南省出境，再經中南半島到達印度和中亞、西亞和歐洲的古代對外交往之路。據《水經·葉榆水注》、《新唐書·地理志》記載，南方絲綢之路出境主要有三條線路，分別是“蜀身毒道”“安南通天竺道”和滇越道。

西路“蜀身毒道”。南方絲綢之路中最早的一條應是中國古籍所稱的“蜀身毒道”，即蜀地（今成都平原）與身毒（今印度）間的一條相互交往的通道，亦即后來所說的 “川滇緬印道”，學界普遍認為其開始于先秦時期。

中路“安南通天竺道”。經昆明市、紅河至越南，或反向至印度進而溝通中亞、西亞，為水陸相間通道，即歷史上的“進桑（今河口）麋（今越南河內）道”（又稱步頭路）及“安南通天竺道”。在漢晉時期已開通的云南至交州（今越南）道的基礎上，至唐代，東南通過紅河水道通至唐安南都護府首府交州（今越南河內）及其港口，西與大理－永昌入緬道相連并最終溝通印度洋，形成以滇緬印道為陸路主干的連接太平洋和印度的陸水聯運國際大通道，此即著名 “安南通天竺道”（此名來源于《新唐書·地理志》收錄唐貞元間宰相賈耽所著的《皇華四達記》）。

東路滇越道。從云南昆明、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經越南河江、宣光省，抵達河內。同時，還包括“茶馬古道”“劍南道”“夜郎道”等西南省區通道以及中原地區西南通往老撾、泰國等國家的對外交往通道。

海上絲路

漢朝形成的南海至印度洋航線的大致路線為：從廣東徐聞或合浦縣出發，沿著海岸線駛過南海，進入泰國灣，穿過馬來半島后進入孟加拉灣，最后到達印度半島的東南端。

南朝時東方航線的大致航路為：由建康出發，順江而下，出長江口后，沿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至山東半島的成頭山附近，繼續沿岸而行，到達朝鮮半島北部。或由成山角東進，橫渡黃海，抵達朝鮮半島東南部，然后再沿岸南下，渡朝鮮海峽，抵日本。

天寶時期海上絲路大體上從廣州市出發，經大嶼山島以北入海，經海南島東部向南抵達越南占婆島、昆侖島；向南經新加坡至蘇門答臘島或爪哇島；經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西航至斯里蘭卡，再沿印度西海岸至巴基斯坦卡拉奇，向西進入波斯灣，抵今伊朗阿巴丹、奧波拉，溯幼發拉底河至巴士拉，由此陸運至阿拉伯帝國首都巴格達。

宋元時期海上絲路進一步向前延伸到阿拉伯半島西端的亞丁及東非沿岸，帶來了中國與阿拉伯半島及東非沿岸各國間貿易關系的密切。

明朝時期海上絲路分為四條，一是中國至滿剌加航線。越中國南海，經占城、真臘(今柬埔寨)，進入泰國灣,再從羅灣沿馬來半島南航至滿剌加(馬六甲)。二是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各島之間的航線。從滿剌加經龍牙門(林加列島)至室利佛逝(今蘇門答臘)，再經假里馬丁(卡里馬塔)與麻葉(勿里洞)之間，到達爪哇。再西航，過馬六甲海峽至蘇門答臘北岸和馬來半島兩岸諸國。三是孟加拉灣航線。以翠蘭嶼(今尼科巴群島)為匯合點，向北航至榜葛刺(今孟加拉)，向西抵達錫蘭島，再西航至溜山(馬爾代夫)和印度西海岸各國。四是阿拉伯海航線。從印度西海岸西北行，至波斯灣口的忽魯漠斯，再沿阿拉伯半島東南岸經祖法兒(今佐法爾)至阿丹(今亞丁)，越亞丁灣，沿非洲東岸經摩加迪沙(摩加迪沙)、卜刺哇(布臘瓦)、竹步（準博）、麻林(馬林迪)，再南航經莫桑比克海峽，過馬達加斯加島的南端而返。另從阿丹航紅海，西北行，抵達天方(今麥加)。

歷史沿革

絲路前身

考古資料證明，在先秦時期，東、西方之間就存在著經濟貿易交流。在德國南部斯圖加特及蘇聯克里米亞半島，都曾發掘到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生產的絲綢。那時，中西商路可能是經過北方草原地區，即從蒙古草原到西伯利亞草原，然后南去伊朗，西去南俄草原，或到達非洲，或到達希臘、羅馬。此外，合浦縣文昌塔70號漢墓出土的玻璃杯等文物，也為絲綢之路開辟之前的局部貿易往來提供了實物證據。

興起時期

公元前2世紀，西漢張騫奉劉徹之命出使西域，除了促進了中西方經濟貿易及文化的交流，還記錄了西域地區自然地貌、歷史文化等方面的詳細資料，為中原了解西域文化做出重大貢獻。司馬遷將張騫出使西域稱之為“張騫鑿空”，這段鑿空之旅促使了絲綢之路的真正形成，也將中原文明傳播至西域，又從西域諸國引進了阿哈捷金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種到中原，促進了東西方文明的交流。從那時起，這條以當時的首都長安（今西安市）為起點，經甘肅省、新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兩緣，進而連接中亞、南亞、西亞和地中海各國，通往歐洲和北非的路線，便一直是古代中國與西方連接的通道。張騫通使西域及其關于行程路線的報道，使絲綢之路全線開通并有了正式的記載，這也就成為了絲綢之路最終形成的標志。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漢武帝封唐蒙為郎中將，率一千漢軍，帶一萬民夫，出使南越國，沿瀘州、赤水河、習水縣進入夜郎（今貴州省西北部、云南省東北部及四川省南部地區），唐蒙途中在番禺區（今廣州市）飲枸醬（即后來的茅臺），感覺酒味絕美，后聽聞“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夜郎。”于是唐蒙將枸醬獻于漢武帝，漢武帝以“甘美之”來贊嘆。此后在唐蒙的建議下，漢武帝派10萬大軍掃平南越，取道從四川到夜郎，從西江順流而下到達廣州，然后自廣州出海到達印度，至此開辟了從廣州徐聞、合浦縣通向印度和斯里蘭卡的海上航線。

漢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出于對匈奴的不斷騷擾和絲綢之路上強盜橫行的狀況考慮，漢朝為加強對西域的控制，設立都護府。這是中央王朝在帕米爾高原以東，今巴爾喀什湖以南廣大地區正式設置行政機構的開端。漢朝在西域設立西域都護府為標志，絲綢之路這條東西方交流之路開始進入繁榮時代。西漢后期，絲綢之路因中原內患增加而時斷時續，至新朝時期（公元9-23年）絲路一度中斷。

直到東漢公元73年，班超率軍重新控制了西域，打通了隔絕58年的絲綢之路，并派甘英攜帶大量絲織品出使大秦（即羅馬）。甘英率領使團先后到達條支( 今伊拉克境內) 、安息( 今伊朗境內) 諸國及波斯灣沿岸，與沿途的50多個國家建立了友好關系，這是中國人第一次到達歐洲，溝通東西方的絲綢之路由此全線貫通。東漢后期，由于內患嚴重，漢政府放棄了對西域的控制，絲綢之路交通陷入半通半停狀態。

發展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雖然處于分裂狀態，但西域以及河西走廊、青海省地區相對平穩，而絲綢之路另一樞紐地帶的波斯地區，由于薩珊王朝(公元226年–651年)的建立，成了絲綢之路上重要的中轉站和集散地，對絲綢之路的發展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三國時期，來自中亞西域的商賈始終活躍于絲路沿線。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郡、酒泉等地成為西域胡商的集散地。當時西域商賈一部分赴洛陽市，直接與王室宮廷貿易；另一部分商賈在敦煌銷售貨物后便西返。晉朝、十六國時期西域胡商不僅活躍于北方絲綢之路沿線一帶，承擔河西至長安、洛陽甚至南方的互市業務，而且逐漸向南方擴展。南梁時期的南齊政權、蕭梁政權與西域諸國政治交往密切，貢使往來頻繁，也使得西域胡商往來于吳蜀之間。北魏與西域諸族的貿易沿襲魏晉以來的傳統，主要集中于河西走廊和隴西縣的絲路沿線商業都市，如敦煌、酒泉、張掖市、武威市、隴西等。

同時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迅速發展并成為民眾普遍的宗教信仰。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主要路線學界一般認為有南北兩條: “在北方由印度，輾轉于中亞，沿著陸上絲綢之路，經過新疆，進入中國漢地，在南方由印度，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至交州、廣州市及中國東部沿海等地。”

繁榮時期

隋唐時期，絲綢之路的發展達到頂峰，唐朝、中亞諸國、薩珊王朝及雄踞于地中海東岸的拜占庭帝國，構成了絲綢之路上的重要貿易伙伴，使絲綢之路上的交往更加頻繁。

隋唐時期對于西域地區的重視與管轄更進一步。隋煬帝大業五年（609年），隋于西域設鄯善與且末郡。隋煬帝曾親至張掖會見西域各國使節，同時將與西域互市的地點由張掖遷往伊吾郡。大業六年（610年），隋設伊吾郡，控由此制了西域南北二道的要沖。

進入唐代，隨著國家的繁榮發展，西北絲綢之路再度引起了統治者的關注，為了重新打通這條商路，唐廷借擊破突厥之機，設立安西四鎮作為控制西域的機構，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西線打通至中亞，使絲綢之路再度迎來了繁榮時期。這一時期，天寶不但控制了絲路上的西域和中亞的一些地區，并且建立了穩定而有效的統治秩序，不僅是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也開始成為絲路東段上的重要成員。往來于絲綢之路上的也不再僅僅是商人和士兵，還有各種從事宗教和文化交流的人們。長安城西外郭三城門附近的唐朝西市是當時中西貿易的中心，聚居的胡人、胡商不遠萬里于此居住、生活、貿易，往返于絲綢之路上。西市內，設有西市局(隸太府寺) 、市署(市令署) 、平準局”、常平倉、市庫等管理西市的機構。

李世民期間（公元627年）唐僧法師離開長安前往天竺游學求法，沿著絲綢之路從今天的西安市出發，經由今天的甘肅省、新疆地區，翻過帕米爾高原，穿越今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抵達印度。歷經17載的漫漫路途，行程五萬余里。公元640年，玄奘在會見印度戒日王時，向他詳細介紹了大唐的情況。戒日王在聽了玄奘的描述后，便立即派使節訪問唐朝，641年使節抵達長安，唐朝隨機派出使節團回訪，中印兩國自此有了正式交往。

安史之亂后，唐朝對外貿易因受北方戰禍的影響，由延之隋朝的水陸并行，重點開始向航海貿易轉移，此時由于唐朝的控制力減弱，西藏自治區、吐蕃趁機越過昆侖山脈北進，侵占了西域大部，陸上絲綢之路受到嚴重影響。

轉變時期

宋元時期，由于中國經濟、政治中心開始南移，特別是海上貿易有了重大發展，絲綢之路逐漸衰落。期間，雖然由于元朝的統一而再次有過一度繁榮，但已無法與漢、唐時期相比。

公元907年唐滅，中原處于五代十國分裂時期，帕米爾高原以西已無外交。契丹遼（907—1125）崛起，逐步掌握對北方草原絲路的經營與控制，并形成五代十國時期的小高潮。至1004年宋遼之間簽訂“澶淵之盟”、茶馬互市，使得宋朝融入北方草原絲路。

宋代還將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貫通，宋代外貿易除援引唐制的榷場與市舶使制度外，還設立了具備海陸兩棲性的博易場，核心樞紐在廣西壯族自治區，是兼顧管理海陸貿易的機構。其中，欽州港和廉州港逐漸取代交趾港，成為海上船舶避風良港。此外宋與大理白族自治州的關系一改唐與南詔兵戎相見，保持謹慎友好往來，故而形成以廣西為貿易中心，貴州安順和興義市以及云南廣南等為中轉站，尤其南宋時期失去西北傳統馬源地，更為倚重與大理之間“鹽馬互市”，逐漸形成“蠻馬之來，他貨亦至”的繁盛時期。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南宋遷都杭州市（今杭州），南方絲路與海上絲路成為其采購軍備物資戰馬和繁榮經濟的生命線。也促使南方絲路和海上絲路在南宋時期得到空前發展。

公元1271年孛兒只斤·忽必烈建立元朝，北方草原絲路的東段在元朝時期得到空前發展，形成以哈剌和林、元上都（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浩特市正藍旗）和元大都（今北京）為多樞紐中心的巔峰時代。海上絲路與陸上絲路并駕齊驅，青花瓷、絲綢、香料為大宗商品。

進入14世紀中期，絲綢之路西段大體分為三道。北道由中亞河中地區經花剌子模、伏爾加河、黑海沿岸至君士坦丁堡，主要受到奧斯曼帝國（1299—1923）的控制；南道則可由瓦罕或赫拉特經喀布爾、白沙瓦至印度，主要受到馬穆魯克王朝（1250—1517）的控制；中道即為帖木兒帝國主導的霍拉桑省大道。在絲綢之路西段中道上，所有商隊的貿易路線最終都在匯合于撒馬爾罕，在呼羅珊地區形成了以撒馬爾罕為中心的絲綢之路區域性貿易網絡。帖木兒上臺后，他將絲綢之路沿線貿易的收入作為政府收入的重要來源。在帖木兒的貿易政策下，各色商人開始活躍起來，他們頻繁地穿梭于歐亞各大貿易中心城市，絲綢之路沿線貿易再度進入繁榮發展的時期。

衰落時期

明清時期，海上交通貿易得到進一步發展，通過陸上絲綢之路中國與歐洲進行的貿易幾乎沒有了，但中國與中亞、西亞的貿易仍保持著一定的規模。

明朝在酒泉市（今酒泉市）布置堅固的防御工事，形成了一個以肅州為中心呈輻狀的軍事布防系統，有效地保護了綠洲絲綢之路東段的安全和暢通。自中西亞經哈密市至肅州，再由肅州經張掖市（今張掖市）至京師，是西來使臣朝貢明朝的必經之路。同時，肅州作為明朝的西北門戶，還是東西方商旅的駐留地，他們在這里的貿易往來，共同促成了綠洲絲綢之路的興盛與繁榮。明朝紙張、布帛、瓷器等物品很受歡迎，每年出口的量很大；銅鏡、生鐵窯爐、飯鍋、火鐮、剪刀等物品也越來越受到西方人的鐘愛。同時西域使臣還帶來中國不曾有的新作物冬麥、玉蜀黍屬等。

明朝海上絲綢之路則是由盛轉衰。鄭和下西洋時，達到頂峰，而后走向衰落。于隆慶年間發展起來的私人海外貿易，到萬歷末年走向衰落。海上絲綢之路最終被西方殖民者侵占、經營。朝貢貿易、海禁政策這兩種經營海上絲綢之路的方式，因其固有弊端最終造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衰落。

清代前期在西北絲綢之路地區實行的貿易政策繼續采用自朱祐樘宏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以來的一貫作法，只準許外國來華朝貢者隨同貿易。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于清政府對外國商船北上貿易進行了嚴令禁止，廣州市成為唯一的對外貿易口岸，粵海關也一躍成為清朝唯一的海關。辛亥革命后，清朝滅亡，原來對邊疆民族王公貴族的絲綢賞賜及貿易活動停止，陸路絲綢之路受到影響。海上，隨著國際市場蕭條，法國、意大利、日本等國先進絲綢制品的競爭排斥，技術落后、式樣陳舊、單調的中國傳統絲綢也隨之衰落。

復興之路

2013年9月，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題為《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重要演講，倡議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2014年8月，中國外交部組織“外交官重走絲綢之路”活動，邀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外交官和媒體記者赴陜西省、甘肅省、寧夏回族自治區三省參觀考察，重走古絲綢之路的一部分，歷時10天的活動途經西安市、天水市、定西市、固原市、同心、中寧、銀川，總行程3500多千里。包括孟加拉、巴基斯坦、蒙古、伊朗、俄羅斯等在內的17位駐華使館外交官參觀了古絲綢之路上的歷史文化古跡，拜會了地方政府。

地理環境

氣候

陸上絲路氣候

據《漢書》《東觀漢記》記載，在公元前50年至公元70年這120年之間，有關氣候異常寒冷所致災異的歷史記錄多達20余起。漢章帝建初八年(83) 至元和元年(84) 前后，又發生史稱“盛夏多寒”“當暑而寒”情形。大致在兩漢之際，可以看到明顯的由暖而寒的氣候變化。由于氣候條件由濕暖向干冷的轉變，北邊屯墾基地逐步放棄，匈奴內附，邊民南遷，中國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方向轉移。在此情勢下，大量胡商進入中原，洛陽市成為他們經濟活動的基地。絲綢之路長安—洛陽路段于是空前繁忙，洛陽因此成為國際化都市。

隋唐進入中國歷史上的隋唐暖期，而在天山和中亞等地，冰川退縮，風沙活動減弱，改善了沿途的通行條件，從而形成了絲路的繁盛期。唐中葉以來中原氣候的由暖轉寒，嚴重制約了中原地區絲織業的發展步伐，絲織業在中原大受打擊。唐代以前，中原一帶一直是中國的經濟中心所在，也是絲綢之路的重要商品輸出地。但唐中葉以來的氣候變化嚴重削弱了中原地區的農業生產力。

唐末開始，黃河下游河口段已逐漸淤高，寒冷造成的極端災害事件的頻發更使得黃河洪溢的危險系數急劇增加。唐景福二年(893年) 黃河在棣州( 今山東惠民、濱州市境) 附近發生近百里的改道，到五代十國時期，黃河決口的頻率更是明顯增加，平均不到三年就有一次泛決。至11世紀初時，黃河在今山東商河、惠民、濱州市縣境內的河道已經是“高民屋逾丈”。自北宋慶歷八年(1048年) 之后的僅30余年間，黃河即決溢達32次之多。黃河頻繁決口完全改變了黃淮平原固有的生態，破壞了蠶桑絲織業的生存土壤。

14世紀末到19世紀中葉，北半球（包括絲路沿線范圍的中國、中亞和中東）的氣候相較之前的千年處于持續變冷之中，即歷史學家定義的“小冰期”，天山和帕米爾高原也出現明顯的冰進，極度寒冷的天氣導致了氣溫和作物產量的下降，中亞和中國大部分地處溫帶，無論是前者所處的草原地帶，還是后者所處的農耕地帶，冷期均使得土地承載力下降，草場、耕地退化，植物生長季縮短、產量減少，間接對依賴牧草存活的牲畜造成影響，進而使人類生存日益艱難。這一時期，由于奧斯曼帝國的崛起阻礙了歐亞大陸東西方的交往，且伴隨著西歐國家開辟新航路、對外殖民擴張以及全球貿易的轉移，以及小冰期氣候變冷及其引發的其他氣候效應致使陸上絲路走向衰落。

此外，從河西走廊到里海的區段，是絲綢之路上環境最艱險的部分，連綿不絕的沙漠、戈壁、高山是主要的地理障礙，因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環境特征，這個區段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絲綢之路上的“流量控制段”，也是絲綢之路的核心關鍵段。河西走廊東起烏鞘嶺，西至玉門關，成西北—東南向沿祁連山脈伸展約1000千米。河西走廊位于季風邊緣區，年降水量基本都在300毫米以下，降水主要發生在夏季，氣候干旱，戈壁和沙漠廣泛分布。該區段在公元1400-1850年期間，天山和帕米爾區域出現明顯的冰進。而受季風影響的柴達木盆地東部地區，公元100-500年和1400-1850年比較干旱，其他時段比較濕潤。這一時期人類活動成為影響環境變化的重要因素，加上風沙活動的強弱、沙漠的擴張與收縮以及高山冰川的前進或者后退，最終導致交通路線的變化，如樓蘭廢棄對絲綢之路路線的影響。

新疆和中亞深處內陸，受中緯度西風的影響更大，這個區域遠離海洋，除了部分高大山地以外，年降水量都在200毫米以下。卡拉庫姆沙漠和塔克拉瑪干沙漠等地年降水量都在100毫米甚至50毫米以下。由于受到不同大氣環流的控制，該區域中降水的季節分布也呈現出空間差異。里海沿岸的年降水可達150-230毫米。自里海東岸向東延伸的科佩特山為山麓地帶的綠洲提供了穩定的水源。這個山麓地帶類似河西走廊，長而狹窄，因環境適宜，成為該區定居農業聚落的興起之地。

從哈薩克斯坦到印度北部，大致是北緯45°到28°的范圍，這一區域的氣候帶也從溫帶過渡為亞熱帶。此范圍內的大部分地區太陽輻射較強，溫度高，蒸發劇烈。另外晝夜溫差變化較大，例如帕米爾高原的日溫差為40°Ｃ。盛夏7月，除山區外，平均氣溫一般在26°Ｃ－32Ｃ之間，寒冬1月，平均氣溫則逐漸由北端的－20°Ｃ過渡到南端的2°Ｃ。

海上絲路氣候

海上絲綢之路區域劃分成8個單元，包括菲律賓群島、印度尼西亞群島、東南亞近岸海島、南亞-西亞近岸海島、紅海海域海島、地中海海域海島、非洲東海岸海域海島以及馬爾代夫。菲律賓群島氣候屬季風性熱帶雨林氣候，高溫多雨，濕度大，受臺風、熱帶氣旋影響顯著，年均氣溫約為27°C，年降水量2000-3000毫米。

印度尼西亞群島大部分地區屬于熱帶雨林氣候，地中海海域海島屬于地中海氣候，夏季受副熱帶高氣壓帶控制，高溫少雨，冬季受西風帶控制，氣候溫和，降水充沛，全年降水量300-1000毫米。東南亞近岸海域海島屬熱帶季風氣候，受季風影響顯著，降水季節差異明顯。南亞-西亞近岸海域海島，南亞大部分屬于熱帶季風氣候，全年高溫，年均降水量有明顯的空間差異和季節差異，分布有廣闊的熱帶雨林和熱帶季風林，印度西北部和巴基斯坦南部為熱帶沙漠氣候，降水稀少。

紅海海域海島，紅海受北回歸線高壓帶控制、同時受非洲北部和阿拉伯半島的熱帶沙漠氣候影響，氣候常年高溫干燥，降水稀少。非洲東海岸海域海島以熱帶草原氣候為主，索馬里北部為熱帶沙漠氣候，熱帶草原氣候受赤道低壓帶和信風帶交替控制，全年氣溫較高，分明顯的干濕兩季，當赤道低壓帶控制時，降水充沛，當信風帶控制時，大陸氣團盛行，干旱少雨。馬爾代夫候屬熱帶海洋性氣候，常年濕熱。

地形地貌

陸上絲綢之路所處的亞歐大陸總體地形地勢特征呈現明顯的中間高、四周低，形成顯著的地形地勢差異。中國西北地區、中亞地區、部分南亞及部分西亞地區所處的亞歐大陸中部區域地處亞歐“山結”地帶，是一系列東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脈的匯集地帶。亞歐大陸中部區域一系列東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脈為形成一條條東西向延伸的地形雨帶、徑流帶、冰川帶、連片相對平坦地帶、綠洲帶、交通走廊帶、農牧及礦產資源富集帶、山區畜牧業-金屬采掘業山前種植業-油氣煤炭采掘業組成的復合產業帶、人口集聚區帶提供了地形地勢潛在條件，奠定了地形地勢自然地理基礎，進而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形成和發育提供了地形地勢潛在條件，奠定了地形地勢自然地理基礎。

亞歐大陸中部區域一系列高大山脈山體北南兩側形成連片相對平坦地帶，為開辟東西向陸路交通走廊帶提供了重要的地形條件、空間依托條件。如在祁連山脈北側，由于形成了東起河西走廊東端古浪峽口、西至疏勒河下游古河道甘肅新疆交界處、綿延約1099千米的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因此在河西走廊形成了連綿約1000千米、延續數千年的東西向古代陸路商道和近現代陸路交通走廊。

在阿爾金山脈北側，由于形成了綿延數百千米的近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同時又分別與祁連山脈北側、昆侖山脈（中西段）北側各1000千米以上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東西相連，因此即在塔里木盆地東南緣形成了連綿數百千米、延續數千年的近東西向古代陸路商道和近現代陸路交通走廊。在昆侖山脈中西段北側，由于形成了綿延約1119千米的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同時又與阿爾金山脈北側約800千米的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相連，因此即在塔里木盆地東緣、南緣形成了連綿近2000千米、延續數千年的東西向古代陸路商道和近現代陸路交通走廊。

在天山山脈北側，由于形成了綿延3718千米的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且平均海拔相對較低，同時東端又與祁連山脈北側1080千米的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相連，在西端大致與科佩特山脈北側數百千米的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相連，且向南翻越厄爾布爾士山脈東段余脈后與厄爾布爾士山脈南側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相連。因此，在準噶爾盆地南緣、圖蘭平原東南緣形成了連綿約3700千米、延續數千年的巨大東西向古代陸路商道和近現代陸路交通走廊。

在天山山脈南側，也由于形成了綿延千米千米的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且向西翻越天山南脈鐵列克套山經費爾干納盆地即可與天山南脈西北側連片相對平坦地帶相連，因此，在塔里木盆地北緣、西緣形成了連綿近2000千米、延續數千年的巨大東西向古代陸路商道和近現代陸路交通走廊，該走廊幾乎全線均為連續東西向條帶狀連片相對平坦地帶。

水文

陸上絲路水文

絲綢之路所處的亞歐大陸中部區域絕大部分東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脈南側地帶（主分水嶺南側地帶）雖處于背風坡，但由于海拔高峻、山脈寬厚、降水冰川積雪區域廣大、主山脊線及主分水嶺不規整甚至主山脊線及分水嶺不一致等因素，仍能在該地帶形成一定數量的降水和地表徑流，并為在山脈南麓或南側平坦地帶形成一系列東西向連續或不連續展布的徑流帶、綠洲帶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條件。

祁連山脈南側形成阿讓郭勒河等內陸河和青海湖、哈拉湖兩個獨立內陸水系，為德令哈市盆地綠洲、大柴旦湖綠洲等祁連山脈南麓諸綠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條件；阿爾金山脈南側形成阿拉爾河等河流，為斯庫勒湖綠洲等阿爾金山脈南麓諸較小綠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條件；天山南側形成開都河孔雀河、庫車河、渭干河等河流，為焉耆-博湖綠洲、庫爾勒-尉犁綠洲、庫車河-渭干河綠洲等天山山脈南麓諸綠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條件；興都庫什山脈南側形成喀布爾河、赫爾曼德河等河流，為喀布爾綠洲、錫斯坦綠洲等興都庫什山脈南麓諸綠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條件；科佩特山脈南側形成阿特拉克河多條支流，為阿特拉克-松巴爾綠洲等科佩特山脈南麓諸綠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條件；厄爾布爾士山脈南側形成卡拉季河、贊詹河等河流，為德黑蘭綠洲、贊詹綠洲等厄爾布爾士山脈南麓諸綠洲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水源條件。

此外羅布泊作為曾經西域最大的湖泊，是漢王朝經營西域的橋頭堡與絲綢之路的交通樞紐，當羅布泊處于豐水期，其水域達到廣袤三百里時，其湖泊東岸與玉門道、陽關道匯合點的距離僅為三百余里。至東漢中期羅布泊依然是一片巨澤，湖岸生長著非常茂盛的水生植物，這一時期的羅布泊總體依然維持著較大的水域面積，不過湖泊已經開始退縮變淺。大約在公元4世紀中期之后，羅布泊的東湖區基本干涸，南面湖水大幅退縮，樓蘭地區也淪為一片沙漠，同一時期塔里木盆地南緣的精絕古城、克里雅河下游圓沙古城等古代綠洲均遭到廢棄。

海上絲路水文

海上絲路始于中國沿海地區，經今東南亞、斯里蘭卡、印度等地，抵達紅海、地中海以及非洲東海岸等地。

南海海區南側地形錯綜復雜，分布有西里伯斯海、爪哇海、班達海，海域周圍分布有眾多群島，海區四通八達，水域縱橫交錯，流場分布在這種地形的影響下也是多變的。這一區域每年冬季在加里曼丹島東西兩側有南向的海流流向爪哇海，西側流系沿著小巽他群島向東流動，至爪哇海南端，約東經115°的位置分開，一支流出爪哇海；一支繼續向西流動，東側一支在加里曼丹島南側處與西側流系交匯。春季時，西側流系由于南海海區流場的減弱而消失，東側流系維持，同時在蘇拉威西島西側形成一支流向爪哇海的流系，兩支流系在蘇拉威西島南側匯合，同時在爪哇海南端、約東經115°的位置流出。在夏季，蘇拉威西島兩側流系繼續加強，使得這一流出的流系達到鼎盛，到了秋季，由于加里曼丹島西側流系的建立和蘇拉威西島東側流系的消失，由爪哇海流向印度洋的流系減弱，該流系流速分布在1米/秒左右，分布時間在夏季附近。

馬六甲海峽區域，其表層流場的流向在各個季節的代表月中始終沿著海峽流向印度洋，這一流動在秋冬季節流速較大，而在春夏時節由于印度洋北緯5°—北緯10°間在印度半島西側存在東向流場，在海峽出口處與出流交匯。

印度洋區域，9月印度洋赤道流系開始出現，10-11月流速增大，12月受季風影響赤道流系減弱、北側有一流系加強生成、流向與赤道流系相反，次年1月赤道流系北側中斷、南側維持東向弱流速，至4月赤道流系繼續形成維持。

莫桑比克海峽區域，其西側主要以南向流為主，受地形影響，南向流系的東側流向偏北；海峽東側流場較為雜亂，海峽北部活動有一個逆時針方向和兩個順時針方向的流渦，海峽南部有一順時針方向的流渦。

重要城市

西安

西安古稱長安區，位于中國內陸腹地黃河流域中部關中地區，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之一，現總面積10108平方千米。

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首都史，自公元前11世紀奴隸制臻于鼎盛的西周，到封建社會達到巔峰狀態的唐王朝，中國歷史上先后有周、秦、漢、唐等12個王朝在這里建都，歷時達1100余年之久。公元前1046年，姬發滅商，建立西周，豐鎬二京遂成為西周王朝的國都，這是西安地區出現的第一座全國性都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全國，定都渭河北岸的咸陽市。至劉邦建立漢朝后，于公元前202年在渭水以南秦舊宮的基礎上興建長安，劉盈、劉徹時又進行了大規模增修。西漢時期，武帝為溝通西域派遣張騫出使，在兩次出使后終于打通了絲綢之路。公元581年，楊堅建立隋朝，初以漢長安城為都，第二年開始營建新的首都——唐長安城。唐朝建立后，改名為“長安城”。唐末戰亂，長安城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在原皇城基礎上縮建的“新城”，沿用到明代初年。宋、金時稱京兆府，元代稱奉元路，自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稱西安市府后，“西安”作為行政區劃的名稱沿用至今。1981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將西安列入“世界歷史名城”。

洛陽

洛陽位于中國河南西部、橫跨黃河中下游南北兩岸，是中國國務院首批公布的歷史文化名城，現總面積1.52萬平方千米。

洛陽有4000多年城市史、1500多年建都史，先后有13個王朝在此建都。洛陽是夏朝（約公元前2070年-約公元前1600年）立國和活動的中心地域，太康、仲康、帝桀皆以斟鄩（今偃師二里頭）為都。公元前1046年，西周代殷后，為控制東方地區，開始在洛陽營建國都，姬宜臼元年（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是為東周。漢光武建武元年（25年），劉秀定都洛陽市，改洛陽為雒[luò]陽。東漢時期，班超率隊從都城洛陽出發，經西域抵達波斯灣，促進了絲綢之路的延續，洛陽由此成為東漢時期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北魏時期，隨著政治中心東移，洛陽進一步發展為陸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唐代自高宗始仍以洛陽為都，稱東都，至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始，改東都為神都武則天稱帝后，改國號為周，定都洛陽。2014年，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將絲綢之路漢魏洛陽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泉州

泉州古稱刺桐城，位于中國福建省省東南部，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節點、中國國務院首批公布的24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現土地總面積11015平方千米（含金門縣），海域面積11360平方千米。

泉州在夏、商兩代，地理區劃屬揚州市。西周，為七閩地。春秋末期至戰國初期，屬越國地。至隋開皇九年(589年)，改豐州為泉州(治所在今福州),南安、建安兩郡為縣，歸其管轄。于是，福建歷史上首次出現“泉州”之名。在唐朝，泉州是中國對外貿易的四大口岸之一。宋元時期，“泉州港”被稱為“東方第一大港”，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通商貿易，呈現出“市井十洲人”“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泉州作為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擁有海絲國際藝術節永久舉辦權，佛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等世界多種宗教在泉州廣泛傳播，留下大量遺跡，使泉州成為多元文化融洽交匯的載體。

2021年7月，中國“泉州：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項目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撒馬爾罕

撒馬爾罕（英文名samarkand），現位于烏茲別克斯坦的東南部，地處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曾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樞紐城市，現城市占地面積16800平方千里，截止2018年末人口為371.9萬人。

撒馬爾罕約于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7世紀建城，公元前329年被亞歷山大大帝征服，公元3世紀到6世紀，撒馬爾罕逐漸走向繁榮，并逐漸成為中亞地區的政治中心。后為波斯和突厥統治者統治，到公元1220年又被成吉思汗的蒙古政權征服，至14世紀下半葉成為帖木兒帝國的首都，現為烏茲別克斯坦第二大城市。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撒馬爾罕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伊斯坦布爾

伊斯坦布爾（英文名Istanbul），地處巴爾干半島東端、伊斯坦布爾海峽南口西岸，總面積5343平方千里，是土耳其經濟、文化、交通中心。

伊斯坦布爾始建于公元前658年金角灣與馬爾馬拉海之間的地上，稱拜占庭，曾是古代絲綢之路通向歐洲的黃金口岸，公元324年羅馬帝國的君士坦丁一世從羅馬遷都于此，更名為君士坦丁堡，公元395年，羅馬帝國分為東、西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堡成為拜占庭帝國首都。至1453年成為奧斯曼帝國首都，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初建時，伊斯坦布爾成為國際正式名稱。198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伊斯坦布爾歷史區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人口

民族

東北亞絲路方面，諸如烏桓、鮮卑、契丹至蒙古族和土族等蒙古語民族以及杜爾伯特蒙古族與女真族等多民族人士，通過絲綢之路的往來使得文化傳播愈發便捷和頻繁。

草原絲綢之路上，西域諸國各民族有波斯、粟特、嚈噠等地商人、使者不斷在這條通道上往來，將金銀器、玻璃器、琥珀器、絲織物等帶入北方草原地區，同時也把中國的陶瓷器、絲織品等傳入中西亞及歐洲地區。

西南絲綢之路方面，在云南省境內的多個區段里，分布著不同族群的人口及文化。在接近邊界的南傳佛教傳播區域，分布著屬于苗瑤、藏緬語族及南亞語系孟高棉語族的不同族群。這種族群及文化分布的態勢，一直延伸到鄰近的東南亞諸國境內。

語言

通過絲綢之路的人員往來，促進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相互融合，和語言、社會習俗的交流與傳播。漢文、盧文、婆羅米文、粟特文、回鶻文等先后在絲綢之路上被使用，記錄了絲綢之路的興盛。

古代新疆及中亞的龜茲、喀什，位于烏茲別克斯坦境內的撒馬爾罕、布哈拉等曾經都是古代絲綢之路上舉世聞名的城鎮。唐朝時期，先前操突厥語的各個部族開始大量在中亞定居，屬突厥語族的主要有維吾爾語、哈薩克語、柯爾克孜語（吉爾吉斯語）、烏茲別克語（烏茲別克語）、土耳其語、等近30種，是中亞地區絕大多數民族使用的語言。

人口遷移

亞歐大陸中部區域一系列東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脈，為山區形成草原植被進而發展畜牧業創造了有利條件，由此使得大陸中部區域一系列東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脈首先成為游牧部族居住繁衍的重要地區。歷史上，一系列東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脈成為游牧部族東西向遷徙的主要途徑和依托，如大月氏、烏孫的西遷即是循祁連山脈、天山山脈而完成。

如漢朝時期北方草原地區的匈奴、丁零、烏孫、烏桓、鮮卑等民族并不完全受漢朝的約束，但是隨著漢朝對北方民族實行政治聯姻、委派官員管理等政策，加強了北方各民族與漢朝之間的聯系，北方各民族的活動范圍進一步擴大，并且在“大一統”的背景下，通過草原絲路通道與中原、西域之間的經濟交往、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更加顯現。至匈奴西遷后引發亞歐民族的大遷移，也使草原絲綢之路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民族交融得以加深。

同時，亞歐大陸中部區域一系列東西向延伸的高大山脈，在山間形成河谷綠洲、在山麓形成山麓綠洲、在山前地帶形成平原綠洲，進而發展種植業創造了有利條件，由此使得這一系列東西向延伸高大山脈的山前地帶成為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民族居住繁衍的重要地區。如早在張騫鑿空西域之前，即有所謂“山北行國，山南城郭之國”之說。張騫鑿空西域之后，河西走廊、天山山脈北側逐步成為以農耕為主要生產方式的漢族人口西移的重要通道和新的集聚地，并先后在西漢、唐、清前期興起三次屯墾高潮和綠洲擴張，河西走廊、天山北坡的主要生產方式也逐步由畜牧業轉變為種植業，河西走廊、天山北坡逐步由游牧人口為主的區域轉變為以農耕人口為主的區域。

物產

農業

歷史上秦漢、唐宋與明清是中國三次從域外引種農作物的高峰時期。唐宋之前，域外農作物大多經陸上絲綢之路進入中國，美洲農作物則多經由海上絲路傳入中國。10世紀前由絲綢之路引種中國的經濟作物數量眾多，涉及水果、蔬菜、牧草與香料等多種作物，其中以歐亞種葡萄、紫苜蓿、石榴、芝麻與黃瓜五種作物為代表。

明清時期是中國本土作物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向世界尤其是傳入歐美地區的關鍵時期。這一時期原產于中國的水稻、大豆、茶葉等農作物或農產品由絲綢之路傳向世界各地，尤其是傳入歐美地區，并逐漸融入當地農業生產體系中。此外，原產于南美洲的花生，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后將其傳播其他大洲，并于15世紀末傳入南洋群島，又經南洋傳入中國東南沿海（當時傳人中國的花生分大、小兩種），并以此為中心繼續向北方傳播。16世紀后期，西班牙人在東南亞的菲律賓建立起了殖民地，一些美洲作物（玉米、甘薯、等）由此開始傳人菲律賓，再由菲律賓傳至南洋各地，并進一步傳到中國。

手工產物

公元8世紀左右印度棉花的種植開始隨絲綢之路從新疆傳入中國，宋元時期亞洲棉也從西域傳入中國，并分別成為當時中國重要的經濟作物。同時中國手工棉外銷也是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宋元時期棉紡織手工業發展迅猛，為出口奠定了基礎。《島夷志略》中記載中國當時輸送到海外的棉織品達三十多種，馬可·波羅在《馬可·波羅游記》曾提到當時中國輸送到印度的商品以絲綢和棉布為主要的大宗。

明清時期，“海上絲綢之路”中的手工藝傳播，尤其以京杭大運河為連接的海上線路中，主要為材料、產品和工藝的輸入輸出包括絲綢、瓷器和其他工藝產品、材料及制作工藝。明清絲織品織造中心蘇州市，產出蠶絲原料遠遠不能滿足當時絲織品生產需要，因此所需大量蠶絲原材料都是經京杭運河從其它地區輸送到蘇州。北方的絲綢原料大量銷售到蘇州。京杭運河中材料、產品和工藝輸送不僅對內陸手工藝傳播、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同時對由它連接的海洋貿易興盛也起著至關重要作用。運河興盛時期的揚州市、淮安市、寧波市、杭州市、蘇州、乍浦鎮及江南地區，不僅是著名對外手工藝產品貿易港口，同時也是手工藝產品生產集散地。大量手工制品、材料、技藝通過運河連接的海上港口傳播到日本、西亞、南亞、東南亞、東非、北非等地區。

文化

習俗

信仰習俗

“送王船”亦稱“王船祭”“王醮”“做好事”等，是以“王爺信仰”為核心內涵的民間習俗，至遲始于明末，自明清以來盛行于閩南地區，隨著海上絲綢之路傳播到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并在傳播過程中不斷發展和本土改造。

“送王船”習俗的傳播，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移民攜香、分香；二是“游地河”——王船漂流。第一種形式較為普遍，在傳播過程中對習俗的保留最為完整。閩南地區，尤其以泉州市、福州市、漳州市為代表的港口城市在海上絲綢之路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海上貿易的繁榮讓與海為伴的閩南人一波又一波的加入移民遷徙的熱浪之中。除了貿易的商品，有著傳統信仰的閩南人亦是將自己的文化習俗也帶到了海陸兩岸、異國他鄉，在海上絲綢之路上形成一種獨特的民俗現象。2020年12月，中國與馬來西亞聯合申報的“送王船——有關人與海洋可持續聯系的儀式及相關實踐”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墓葬習俗

死者口中含幣習俗大約起源于中原地區新石器時代，大約在西周時代已傳播到今甘肅省地區，該習俗是將金銀幣放在死者的眼上，有的是含在死者的口中或握在手，還有的是同其它隨葬品放在一起。經絲綢之路沿線發掘發現該習俗通過絲綢之路先從中原內地傳到甘肅、新疆，然后再不斷地向西傳到了中亞和西亞。

藝術

綜述

絲綢之路對中國藝術形態、技巧、觀念、精神和美學風格的嬗變產生了多方面的、重要而深遠的影響。從絲綢之路全域來看，西段的埃及、西亞和希臘羅馬環地中海藝術及波斯藝術、南亞印度藝術，中段中亞藝術，東段的中國藝術及東亞藝術，區域特色鮮明，都先后產生聯系又和而不同。

石刻

漢代畫像磚石，融合繪畫、雕刻和建筑三種藝術形式，構圖嚴謹，主題鮮明，技法稚拙簡練，是這個時代最重要的綜合藝術。中國石刻大爆發，突出表現，凡五事，第一是崖墓，第二是石闕，第三是神道石刻，第四是畫像石，第五是碑刻（后來還有墓志）。這些全都出現在漢代，其來源與絲綢之路的交流密切相關。漢代石刻受外來影響，不光是印度，也包括伊朗、阿富汗和中亞。

音樂

絲綢之路是東西方文明碰撞、交匯之地，這里的少數民族音樂三大樂系并存。東漢時期，因絲綢之路開通的影響，洛陽市上層社會普遍向慕來自西北的外族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方式，“胡空侯、胡笛、胡舞”等藝術形式也通過絲綢之路由西向東傳播。

建筑

在絲綢之路中西段，從環地中海到中東中亞和南亞，建筑受希臘羅馬風格影響很大，其源頭可追溯到絲綢之路史前時代的埃及、西亞、希臘時期。希臘化促進了建筑藝術在絲綢之路的嬗變。而絲綢之路東段，中國建筑自成系統而又不斷變化，形成獨特的建筑體系并影響東亞。

器物

受絲綢之路影響，器物造型藝術在中國形成鮮明特色，如羅馬和波斯金銀幣、中亞金銀器、東西方銅鏡等各種藝術造型、圖案、浮雕及其多種藝術元素的組合，構成多元藝術風格交流交融的景象。

陶瓷

絲綢之路對非洲陶瓷技術的發展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古埃及最大的制陶業中心，位于開羅南郊的福斯塔遺址出土的六、七十萬塊陶瓷碎片中，其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是中國陶瓷的仿制品。而隨著中國唐三彩和白瓷傳入之后，福斯塔陶工相繼模仿唐三彩和白瓷燒出多彩紋陶器、多彩線紋陶器和白釉陶器。

藥學

唐朝時期，中國中原地區在不斷收集外來藥物的同時，還向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歐洲等地輸出，通往絲綢之路另一端的國家民族都程度不同地接受過中國醫學和藥物的輸出，從而使中國的醫藥學成就造福于當時的許多國家和地區。

飲食

東方飲食文化的“西進”，主要依賴絲綢之路，即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的西段。就陸上絲綢之路而言，從東到西分布著四大飲食文化帶：中國飲食文化帶、草原飲食文化帶、穆斯林飲食文化帶及東南歐飲食文化帶。從廣義上講，東方飲食文化帶包括中國、朝鮮半島、日本、南洋群島、中南半島以及與中南半島相鄰的印度地區。

明朝以前，中亞北亞的游牧民族將烤餅、奶制品、葡萄酒的制作工藝傳入中原，而將中國各種作物傳播到中亞各國。然后再由西亞的商隊將其中一部分帶到海灣地區甚至歐洲。中國和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族的互動也間接導致中國飲食的西傳，以及西亞和地中海地區的飲食進入中國。面條的全球傳播就源于中國商隊、日本僧侶及西方旅行家等不同身份的人的共同推動。

海上絲綢之路東非支線的開辟及后來的地理大發現，促進了世界食品作物的大交流。番薯、番茄、辣椒、馬鈴薯、玉蜀黍屬等可食用植物走出美洲，并通過殖民者的商船登上了亞洲人的餐桌。同時，歐洲人的殖民擴張也將咖啡帶到南洋、中南半島等地，而閩粵人下南洋也使得中國茶在歐洲人的殖民地附近有所引種。

風景名勝

大雁塔

大雁塔又稱大慈恩寺塔，位于中國陜西省西安市雁塔區，是唐代長安三大譯經場之一。

大雁塔始建于唐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唐僧為保存由天竺經絲綢之路帶回長安的經卷佛像主持修建了大雁塔，經歷代維修，現存塔為明代修復。大雁塔是建于方形磚砌塔基之上的七層四方形磚塔，通高64.1米，塔下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記”碑文記述和佐證了大雁塔與絲綢之路佛教傳播的歷史。

1961年3月，中國國務院公布大雁塔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6月，大雁塔以“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名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莫高窟

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中國敦煌市東南二十五千里處的鳴沙山東麓斷巖上，與山西云岡石窟、河南龍門石窟并稱為中國“三大石窟藝術寶庫”。

莫高窟最初開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其間經過連續近千年的不斷開鑿，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基本結束。莫高窟分南北兩區，全長1680米，分布于高15-30多米高的斷崖上，上下分布1-4層不等。存有塑像、壁畫的洞窟多集中在南區，現存洞窟492個，塑像2000余尊，壁畫4.5萬平方米以及木構建筑5座；北區則是僧侶修行、居住、埋的場所，有洞窟遺址243個。

1987年12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莫高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玉門關

玉門關遺址位于中國甘肅省敦煌市西北，距市區直線距離70千里，是漢代絲綢之路通往西域的重要關隘，因古代西域玉石經此輸入而得名。

玉門關是絲綢之路東段的終點、中段的起點。從劉徹“列四郡、據兩關”“開玉門，通西域”至今已經有2100多年歷史，現遺存主要包括小方盤城遺址、大方盤城遺址、漢長城邊墻及烽燧遺址(包括20座烽燧、18段長城邊墻遺址)。出土文物包括2400余枚簡文書和絲織品、兵器、積薪、大苣、屯田工具、糧食、陶器、漆器等。

1988年玉門關遺址被中國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6月，玉門關遺址以“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名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高昌故城

高昌故城坐落于火焰山腳下，距離中國新疆吐魯番市市區四十余千里，是古時西域交通樞紐，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和咽喉門戶。

高昌始建于公元前一世紀，公元450年成為吐魯番盆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公元630年，唐代高僧玄奘西行求法曾路過高昌，受到高昌王的隆重接待，至9世紀后成為高昌回鶻的首府。從西漢始建至元末明初城址廢棄，高昌故城前后歷經了1400余年。

1961年，高昌故城被中國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4年6月，高昌故城以“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名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碎葉城（阿克·貝希姆遺址）

碎葉城（阿克·貝希姆遺址）遺址位于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市城附近，這里最早形成于公元6世紀一7世紀，是公元7至10世紀楚河谷地的重要中心城鎮，這一地區曾是西突厥、突騎施汗國和葛邏祿汗國的政治中心，在中亞政治歷史中曾經發揮了重要作用，也曾是唐朝的主要邊境要塞“安西四鎮”之一。

從公元6世紀起，粟特商人在碎葉城建立了絲綢之路的貿易中心，并不斷發展壯大成為城鎮。公元10世紀這里大多數人大量遷移到接近山區的地方，成立了新的定居點，即現在的布拉納城，位于布拉納河的上游。這兩個城市彼此共存了接近兩個世紀，他們的城墻毗鄰。阿克·貝希姆(碎葉城)遺址北面有五個小定居區遺跡簇集在一起。

199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阿克·貝希姆(Ak一Beshim)遺址確定為碎葉城遺址。2014年6月，碎葉城（阿克·貝希姆遺址）以“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名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塔爾加爾遺址

塔爾加爾遺址位于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始建于公元8世紀，是古絲綢之路中國中原地區與中東地區及中亞各城市之間的重要貿易城市之一。在塔爾加爾城發掘的文物見證了中世紀各國在這里相關貿易的往來，出土的陶瓷、石材和金屬工藝品上，發現了古突厥語、鄂爾渾回鵲語字符，以及用漢語、契丹語和阿拉伯語記錄的銘文。

2014年6月，塔爾加爾遺址以“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名義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影響

中國古代技術西傳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印刷品：唐代的《金剛經》就發現于敦煌市。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紙制品開始在西域以及更遠的地方出現。人們已在樓蘭遺跡的考古發現了2世紀的古紙。唐朝與新興的阿拔斯王朝在中亞的勢力摩擦不斷。在對中亞政治格局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怛羅斯之戰中，阿拉伯人將中國戰俘沿著絲綢之路帶回撒馬爾罕，而這些戰俘中就有長于造紙術的中國工匠。最終造紙術就這樣傳播到世界各地。

唐朝（7世紀）時在中原地區北方發現的西方傳教士像東漢初期，佛教自于聞沿塔克拉瑪干沙漠南北側之“絲綢之路”子孔道，全面傳到西域各國。關于佛教傳入西域地區，目前尚有許多說法。但是國內外“學術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紀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紀末已傳入西域了”。據此，佛教公元前87年傳入西域金玉國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向西或北方向傳播到葉城縣、莎車縣、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喀什、阿克蘇市、庫車市、焉首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北路各地和向東北方向傳播到且末、若羌、米蘭、樓蘭等西域之“絲綢之路”南北路諸地是理所當然之事。除了佛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隨著絲綢之路來到中國，成為了很多人的信仰。

自漢代海上絲路開通以來，在官方主導、民間參與下，中外產品、技術、文化等通過海上絲路，不斷融入到中外雙方的社會經濟文化之中，給中外各國、各地區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中國絲綢、瓷器的輸出，美化了人們的生活，改變了一些地區落后的生活習俗；中國手工業、農業生產技術的輸出，促進了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中國古代科技，尤其是四大發明的外傳，對于歐洲沖破黑暗的中世紀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中國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促進了歐洲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發生，進而加速了歐洲社會的變革、資本主義文明的誕生與發展。

唐宋以來，隨著海路貿易的勃興，中國從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半島及非洲等地進口了大量的香料、手工藝品、奇禽異獸及各種奢侈品。16世紀以后，隨著歐洲人的東來，中歐貿易的開展，使美洲的物種、西方的自然科學通過多種渠道傳入中國，對中國的社會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沿著海上絲路，一些域外植物品種傳入中國。特別是16世紀以后，美洲的一些植物品種被歐洲人帶到東南亞，又由此傳入中國，由此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