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紙術是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為人類文化的發展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上古時期人們用過甲骨金石、簡札版等作為書寫材料，但各有弊病，隨著社會發展，大約在西漢，出現了早期古紙。東漢時期，劉秀重視興建學堂，提倡讀書、存書、寫書的風氣。這導致對書籍的需求大幅增加，但竹簡容易脫落，帛又昂貴，這與社會需求產生了矛盾。同時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勞動人民和一些知識分子在工業生產技術方面取得了不少發明和創造，記錄和傳播手工業生產技術的著作需要在民間流傳，存在一定困難，人們迫切需要一種比竹簡更方便的書寫材料。
公元2世紀，東漢時期的宦官蔡倫對造紙術進行了革新。他在原料上采用了樹皮、麻頭破布和舊漁網等材料，同時采用生石灰進行堿性烹煮工藝，從而改善了紙的質量。這種被稱為“蔡侯紙”的新產品因其質地優良、成本低廉。公元3世紀，紙張已經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書寫材料，完全取代了簡牘的地位。從公元6世紀開始，中國的造紙術相繼傳入朝鮮、越南、印度和日本。8世紀傳入阿拉伯地區，許多中國工匠也前往該地區親自操作并傳授造紙技藝。到了大約12世紀，造紙術又經由阿拉伯傳入歐洲，西班牙、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相繼設立了造紙廠。16世紀，中國的造紙術傳遍歐亞大陸并傳入美洲，取代了當地傳統的羊皮紙。
到了近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造紙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中國長期受封建社會的阻礙，作為造紙術發源地的中國，卻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
造紙術的發明和改進是一項突出的技術成就。以廢舊的植物纖維制造紙張，取代了昂貴和笨重的帛簡，滿足了社會對廉價易得的書寫紀事材料的需求。造紙術的發明和改進，對人類文化作出了貢獻。造紙術的發明促進了科學技術和文化事業的發展，成為傳播人類文化的工具，在中國，它促進了文學藝術和圖書業的繁榮，幫助塑造了重文重史的民族心理；在世界范圍內，造紙術的應用對歐洲文化產生了重大影響。它促進了宗教改革和文藝復興，有助于歐洲許多民族文字和文學的建立，甚至鼓勵了新興國家的民族主義建立。造紙術的普及也提高了教育水平，增加了閱讀能力，擴大了社會流動的機會。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上，作為四大發明之一的古法造紙技藝，被收入展示中國文房四寶的短片。
紙的史前史
中國
在紙之前，中國出現過甲金、簡牘、帛等紀事材料，隨著時間推移，它們暴露出各種弊病，這也是造紙術誕生的一個原因。
甲骨金石
商代，人們將文字刻在烏龜的腹甲和動物骨頭上，形成了甲骨文。隨著手工業的發展，人們將文字鑄在青銅器上，形成了青銅銘文或金文。此后，青銅器成為常用的記事材料。上古時期還使用石頭和玉石等材料刻寫文字，理論上可以永久保存。
簡札版牘
甲骨和金石是重型硬質材料，不方便隨身攜帶，體積也較大，不易保管，無法保留字跡，不能用作書寫材料。后來古人使用竹木制成簡牘作為書寫和記錄事件的材料。經過整理的長方形平滑竹片稱為竹簡，簡稱為簡；木片稱為木牘，簡稱為牘。簡牘用漆汁或墨汁書寫文字，然后用皮條或線繩逐片編織在一起，形成冊或策。
簡牘寫作、修改、閱讀和攜帶更為方便，而且材料廉價，在很長時間內都是主要的書寫材料。簡牘也有其弱點，它占用空間大，重量也較重，不便于攜帶和閱讀。
編柳裁蒲
古代貧苦百姓每當讀書寫字時，由于用不起木片，就用楊柳樹的枝條，剝去枝條的皮，交織編成方塊，再用木錘在石頭上敲平，用來寫字。這要比削竹木片寫字方便一些了。如古楚國的孫敬，就用編柳的辦法解決無錢讀書的困難，漢代的路溫舒則裁編蒲草抄書，終于成了有才能的人。
縑帛
根據《墨子》記載，春秋時期，人們就開始將縑帛用作書寫材料，縑帛是一種高質量的書寫材料，應用廣泛，記錄能力更強，可隨意裁剪和成卷，但價格昂貴。
西漢，絲織品種類增多，人們開始使用本色單根的生絲織成輕薄而價格較廉的絹素，專門用于書寫。為了與穿著用的帛相區別，人們將專供書寫的帛稱為“紙”。因此，在古書中，帛就等同于絹，絹就等同于紙。它們可以相互通用或合并使用，如縑紙、縑素、紙素等。漢代一匹縑帛相當于六石（720斤）米的價格，只有少數皇家貴族才能享用。因此有“貧不及素”的說法，意思是貧窮的人買不起帛素作為書寫材料。
國際
陶磚蠟版
西方人早期使用陶片文，后來巴比倫人用尖筆把文字刻在厚厚的粘土塊上，編上號碼，再用火燒成陶磚。這樣幾十塊陶磚才能組成一部有限的“陶磚書”。古代羅馬人想出比較輕便的辦法，先把木材鋸成長方形木板，中間挖出淺槽后澆上黑色的蠟，成為蠟版，然后用尖頭鋼筆刻上字，再把很多蠟版連起來，成為一本“蠟版書”，但是蠟在炎熱的季節易熔化，有時文字就認不清了。
埃及紙草片
埃及的紙草片也被稱為"紙草紙"或"蘆紙"，實際上是用草條編排粘合壓制而成的，而非真正的紙。
古埃及人制作紙草片的過程是，使用尼羅河畔野生的紙草（一種長莖稈、葉子稀少的草）作為原料。他們將紙草剖成細長的薄片，然后在平滑的石頭上按照順序橫鋪一層，再在上面縱排一層，如此縱橫交錯形成一大片。接下來，用木錘反復敲打，以將草片中的粘汁打出來，使它們互相粘結成一片。之后，經過壓平、曬干和磨光，紙草片被剪成整齊的薄片，可以用筆蘸墨水在上面書寫或繪畫。它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將多張粘合成長卷，稱為"紙莎草卷"。在沒有紙的時代，紙草片在西方發揮了重要作用。
歐洲羊皮紙
歐洲的羊皮紙起源于古代中亞地區的游牧民族。他們使用小牛皮和羊皮來寫字，這種寫字方式被稱為"羊皮紙"。據說羊皮紙最早在白加孟地區流行起來，因此它在外文中也被稱為"白加孟"。《圣經》最初就是寫在羊皮紙上的。
制作羊皮紙的方法是先將羊皮刮去毛和肉，然后使用革方法將其處理成軟薄的羊皮紙。羊皮紙需要繃緊在木架上風干，然后用石塊磨光，才能用來書寫。書寫完成后的羊皮可以釘成厚厚的書本，也可以粘連成羊皮紙長卷。
印度樹皮、棉布
在古代印度，除了使用貝葉之外，人們還習慣使用白樺來寫字。《大方廣佛花嚴經修慈分》中提到了"大日如來剝皮為紙"的說法。制作樺樹皮紙的過程是先將樹皮刮去黑色表皮，然后用錘子科技將內層的白皮打薄，再涂上油并磨光，使其變得厚而滑。然后將其剪成長方形，用來書寫。多個樺樹皮片連接在一起，底面裝上木板，就形成了精美的書本，被稱為"樺皮寫本"。
古代印度人還將棉布的表面打磨平滑，涂上漿糊，也可以用來書寫，這被稱為"棉布寫卷"。
南美木絲布
在古代南美和中美洲地區，美洲原住民在沒有紙的時代使用了一種特制的"木絲布"來書寫。他們使用一種榕屬植物的枝條，經過用木錘敲打后，取出其中的嫩皮和枝條，編織成深色的木絲布。這種木絲布的形狀與中國古代的”皮布"相似，但質地更粗糙。起初，他們用線在上面縫繡各種象形文字和圖案，后來也開始用筆在這種木絲布上進行書寫。
在南美的阿茲特克帝國帝國時期，大量的公文檔案都是寫在這種木絲布上的，甚至一直延續到15世紀。根據美國紙史專家大德·享特博士的調查，現代太平洋小島上的人仍然生產和使用類似的木絲布來進行書寫。
造紙術發明的背景
農業發展
兩漢時，農具得到了較大的改進，農業耕作和管理技術也有了進步。西漢武帝時期，根據董仲舒的建議，推行北麥南稻的耕作模式，水利事業得到發展，耕作技術的進步提高了糧食產量和農作物種類。農業的繁榮積累了大量財富，為造紙術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耕作技術的進步推動了糧食產量的提高和農作物種類的增加，為造紙提供了充足且多樣的原料。農業技術的不斷改進使得農民能夠種植更多的作物，豐富了纖維植物的供應。這些纖維植物，如大麻、苧麻等，成為制作紙張的優質原料。因此，農業的發展為紙張的制造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基礎。
手工業進步
東漢前期，以男耕女織和家庭手工業為主的小農經濟仍然是主導，但已經存在多個手工業行業，如冶鑄、煮鹽、釀酒、調藥、筑倉、造船、蠶織、農具、兵器等。許多行業都有記錄生產方法與經驗的著作，并在民間廣泛傳抄。古代記事材料最早用于記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在造紙術出現之前，記錄和傳播手工業生產技術的著作需要在民間流傳，存在一定困難。造紙術的發明為記錄和傳播手工業生產技術提供了更便捷和經濟的方式。造紙術的發明與絲織品的發明有密切關系。中國最早發明絲織技術，絲綢沿絲綢之路出口到中亞、西亞各國和羅馬。在制作絲織品的過程中，漂絮制綿過程提供了將纖維原料用堿性溶液煮沸和用水浸泡的經驗，同時也提供了將纖維束濕潤脹大并打散的經驗。這兩個操作都是造紙過程中必不可少的環節。此外，漂絮過程中使用的竹席為造紙術的發明提供了靈感和基礎。
文化高度繁榮
造紙術的發明與中國古代社會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在春秋戰國時期，學者們已開始用簡牘著書立說，各類著作的總結與記錄深受朝野所珍視。兩漢時期，朝廷向民間征召文人為官，讀書成為晉升之途，激發了社會上辦學講經之風。大量的書籍的增加導致存書庫的膨脹，簡片因繩斷脫落簡重帛貴的矛盾日益嚴重。許多大型著作問世，如《漢書》《論衡》等，增加了對書寫材料的需求。東漢前期社會上辦學發達，經學成為主流，對書寫材料的需求急劇增長。此外，東漢時期朝野撰史之風盛行，全國各地編寫史志，也對書寫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治穩定
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統一的封建制國家，統一了文字。隨后，西漢繼承了秦朝的制度，社會進入了治平時期，社會全面繁榮。在劉恒和劉啟時期，社會持續繁榮，而劉徹時期也保持了這種勢頭。為了滿足國家統一、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和科學技術發展的需求，人們迫切需要一種廉價易得、可以替代絲綢和竹簡的新型材料。紙的發明正好滿足了這一需求。同時，漢字從秦代小篆演變到隸書，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開始出現，公私辦學和講學的風氣盛行，形成了大批的士人和知識分子隊伍。統治者還推崇儒學，對古代經典的注釋、整理和研究達到了高潮。這些因素促進了新型書寫材料的面世，并使平民通過讀書提升才能，最終成為將相和百官成為可能。
造紙術的發明和改進
紙的起源說
中國造紙術起源于何時，有兩種不同意見長期爭論著。一種意見認為東漢蔡倫于公元105年所發明，主要依據文獻記載，另一種意見主張蔡倫前的西漢已有紙，蔡倫是造紙術革新者，主要依據考古發現。
西漢發明
在中國歷史上對蔡倫發明造紙術，也有少數人提出質疑，認為在蔡倫之前就已經有人發明了造紙。如唐朝張懷璀認為“漢興，有紙代簡。至和帝時，蔡倫工為之。”如果說這段話在理解上還有疑義的話，南宋史繩祖明確地說“紙、筆不始于蔡倫、蒙恬，蒙、蔡所造精于前世則有之。謂紙、筆始此二人，則不可也。”及至宋代，又有陳槱曰：“蓋紙舊已有之，特蔡倫善造爾，非創也。”中國近代和當代，一些學者根據考古發掘資料研究得出結論，也認為在西漢時期就已經發明了造紙術。如黃文弼博士于1933年在新疆羅布淖爾遺址首次發現一片“紙”，他在《羅布爾考古記》中認定該紙為麻紙，該紙年代為前73—前49間所制作。1942年秋，考古學家勞干博士和石璋如在甘肅額濟納河沿岸漢代居延地區清理瑞典人貝格曼（Fouke Bergeman）發掘過的遺址時，在查科爾帖的烽燧下又發掘出了一張“漢代紙”，經檢測認定該紙的年代為前89一公元77年之間。
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先后在陜西省、新疆、內蒙古自治區等地8次發現“古紙”，推測所產生的年代均比蔡倫所創紙早。根據潘吉星先生的研究，他提出了一系列觀點來支持西漢就有紙的說法，并質疑了蔡倫發明造紙術的觀點。他的觀點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他通過實物證據反駁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一些學者對蔡倫發明紙的說法，證明了公元前2世紀的西漢初就已經有了紙。其次，他支持了唐宋時期的一些學者提出的西漢有紙的說法，將造紙術的起源時間提前了284年，說明這項發明的歷史源遠流長。第三，他證實了蔡倫之前的紙不是帛紙或絲質絮紙，而是真正的植物纖維紙。他認為不能將紙分為“古紙”和“今紙”，蔡倫之前和之后的麻紙在本質上沒有區別，只是精細程度不同。第四，他對《史記》和《漢書》中關于造紙術的記載進行了補充，澄清了《后漢書》中對造紙術記載的混亂。他認為古紙還有助于正確理解《說文解字》中對紙的定義。第五，他指出中國不僅是造紙術的起源地，而且擁有世界上最早的古紙標本，其他國家無法比擬。最后，他認為古紙為研究早期造紙原料和制造技術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潘吉星長期從事中國造紙史和印刷史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因此他被認為是“西漢就有紙，蔡倫不是造紙術的發明者，而是技術革新家”的代表性人物。
蔡倫發明
以曹魏時張揖和劉宋人范曄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紙是東漢時的宦官蔡倫于元興元年（公元105年）所發明。他們把作為古典書寫材料的縑帛當成“古紙”，而認為以破麻布造紙自蔡倫始為“今紙”。這種說法后來一度受到中外一些作者的支持。
早期古紙
羅布淖爾紙
1933年，中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在新疆羅布淖爾西漢亭燧遺址中發現了一片西漢古紙，人們稱之為“羅布淖爾紙”。這片古紙的原料是麻質的纖維，呈白色，是方塊狀的薄片。四周并不完整，大約尺寸為4*10厘米。紙質非常粗糙，不均勻，紙面上仍可見麻筋。從古紙的材料分析，西漢紙質地粗糙一些，原料分布不均勻，紙面上還看得見麻筋，沒有蔡倫紙那樣精細，推測這片古紙是漢宣帝時代的遺物，年代應為西漢中后期，即公元73年到公元前49年。但這片西漢麻紙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毀于日本軍國主義的戰火，而未能進行科學分析。
查科爾帖紙
1942年秋，考古學家勞榦和石璋如在甘肅省額濟納河沿岸漢代居延地區清理瑞典人貝格曼發掘過的遺址時，在查科爾帖的烽燧下未掘過的土里挖出了一張已經揉成紙團的漢代紙，并指出紙埋入地下的年代要早于永元十年（公元98年），蔡倫改進造紙術是在公元105年。勞榦將其稱為居延紙，考慮到后來在居延又出土紙為免互相混淆，將其改稱為查科爾帖紙。因原紙已揉成團，埋在地下保存情況不好，展平后有些字已模糊不清、筆畫錯位，或只殘有字的一角，難以讀出全文。殘存部分有文字共八行，總共五十個字，平均每行七字。根據殘余部分上的文字推測，此紙是一封公事書信，談到兵器轉運問題。
灞橋紙
1957年，西安市東郊橋出土了古紙，經過科學分析鑒定為西漢麻紙，年代不晚于公元前118年。陳列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陜西省博物館中。在歷史博物館還陳列著與灞橋紙同時出土的銅鏡。我們從陳列物中看到，貼近銅鏡的紙與麻布表面都呈現有附著的綠色銅銹老斑，紙上還有明顯的由麻布印出的布紋。紙色呈米黃，較大的一片長寬差不多為10厘米，紙多半裂成一些碎片。
金關紙
1974年，甘肅居延金關漢代亭燧故址出土了兩塊麻紙，人稱“金關紙”。一號紙是在居住區房內發現的，展平后尺寸為21x19公分，二號紙則是在居住區東側發現的，尺寸為11.5x9公分。經科學分析，此紙屬西漢晚期，不晚于公元前52年。該紙呈暗黃色，質地較粗糙，內尚存麻筋及線頭、麻布的殘留物。
中顏村紙
1978年，陜西扶風中顏村西漢窖藏出土三張麻紙，人稱“中顏村紙”。這三件古紙當產于西漢中期漢宣帝時期（公元前73—前49年），紙內含有較多的麻類纖維束及未打散的麻繩頭。
馬圈灣紙
1979年，甘肅敦煌馬圈灣漢代亭燧出土古紙五件八片，稱“馬圈灣紙”，屬西漢中后期，紙面麻類纖維分布不勻。
放馬灘紙
1986年，甘肅天水放馬灘西漢早期墓出土古紙，稱“放馬灘紙”。據科學分析，此紙當產于西劉恒時期（公元前179—前141年），造紙原料亦為麻類。該紙殘片紙面平整，光滑柔軟，紙上有用細墨線勾畫的山川道路，線條和圖形依然清晰可辨，是目前所發現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張紙地圖。從紙的質量來看，表明了當時的造紙技術已基本成熟，已可生產可供寫繪之用的紙張。1990年6月該地圖紙作為“中國文物精華展”展品于北京故宮文華殿展出。
懸泉紙
1990年10月至1992年12月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敦煌甜水井附近的漢代懸泉置遺址進行了全面清理發掘時發現數量較多、保存較好、殘存面積較大的西漢麻紙。根據同時出土的紀年簡判斷，其中早期的麻紙當產生于漢宣帝時期，比東漢的蔡侯紙要早170年。
蔡倫改進造紙術
蔡倫，字敬仲，出生于東漢永平四年（公元61年），原籍耒陽市（古稱來陽）。永平九年（公元97年），章德竇皇后去世，劉肇親政，娶鄧綏為皇后。鄧后喜好文學藝術，任命蔡倫為尚方令，負責管理宮廷的工藝作坊，負責制作宮廷所需的器物。
蔡倫擔任尚方令期間，特別重視紙張制作工藝。他經常去民間考察漚麻、煮葛、紡織等生產經驗，并潛心研究，加深和積累了對植物原料與纖維性能的認識。在此期間，他總結西漢以來的造紙經驗，改造造紙工藝，利用樹皮、骨碎補屬、麻頭、破漁網等原料制做出性能優良的紙張。
蔡倫改進的造紙術，形成了一套較為定型的造紙工藝流程，其過程大致可歸納為4個步驟：
①分離：用漚浸或蒸煮的方法讓原料在堿液中脫膠，并分散成纖維狀；
②打漿：用切割和捶搗的方法切斷纖維，并使纖維帚化，而成為紙漿；
③抄造：把紙漿滲水制成漿液，然后用撈紙器（篾席）撈漿，使紙漿在撈紙器上交織成薄片狀的濕紙；
④干燥：把濕紙曬干或晾干，揭下就成為紙張。
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報朝廷，受到劉肇稱贊，造紙術也由此得到推廣。
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除了傳統的麻紙外，紙張的原料也逐漸豐富多樣化，包括藤、竹等。此外，還出現了以原料命名的不同紙種，如白麻紙、浙江絡麻紙、皮紙、桑根紙和草紙等。醫學家和煉丹術家葛洪（公元284至364年）創制了一種用黃蘗浸染麻紙的方法，以防蟲害。在這個時期，山東省東萊縣（今掖縣）左伯，他改進了造紙技術，生產出了左伯紙”，促進了山東地區的造紙業發展。與此同時，紙和藻飾書通過河西走廊的絲綢之路傳向了北方各少數民族地區。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紙的加工技術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其中，施膠技術是一項重要的加工技術。在秦白雀元年（公元384年），發現了最早的施膠紙。施膠紙是在紙的表面均勻地涂上一層淀粉糊劑，然后用細石研光，以增加紙的強度和抗水性能。另外一種加工紙的方法叫做涂布紙。涂布紙是將白色礦物細粉用膠粘劑或淀粉糊劑涂抹在紙面上，然后研光。這樣做既可以增加紙的白度和平滑度，又可以減少透光度，使紙面緊密，吸墨性好。在新疆出土的前涼染色也是紙張加工的一項技藝，通過染色可以增添紙張的外觀美觀和改善其性能。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染潢技術繼承了漢代的染潢技術，并經過發展和傳承。施膠技術、涂布技術和染色技術的發展，為紙張的質量和用途提供了更多的選擇，推動了紙張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應用。
隨著造紙技術的進步和推廣，南北各地建立了官私紙坊，北方以洛陽市、長安、山西省、河北省、山東省等地為中心，主要生產麻紙、皮紙、桑皮紙。而在兩晉時期（公元265—420年），造紙技術得到了更快速的傳播，流傳區域擴展到長江中下游平原，浙江會稽、安徽南部、南京、揚州市、廣州市等地成為南方的造紙中心，也開始生產麻紙、桑皮紙和皮紙。北宋時期，揚州附近的六合紙成為主要紙種。此時，浙江峽縣刻溪沿岸也成為藤紙中心。
隋唐五代
隋唐時期是中國造紙術發展的繁榮時期。唐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繁榮促進了對紙張的需求。唐代采用了染色與涂粉、加蠟、研光、印花、漆工和絹工等加工技術。在處理造紙原料方面，唐代加強了漚泡措施，并使用堿水蒸煮來清除膠質。紙張的原料也更加精細，纖維分散度更高，紙張質量得到了顯著提高。唐代的紙張種類繁多，包括硬黃紙、硬白紙、云藍紙、金花紙、銀花紙、研花紙等。其中，硬黃紙的紙張上均勻涂蠟并經過研光，使紙張具有光澤、瑩潤的特點。另外還有硬白紙、云藍紙、粉蠟紙和研花紙等各種紙張，它們的色彩和花紋非常考究。薛濤箋是唐代花箋之一，由蜀妓薛濤制作，備受當時文人的推崇和喜愛。隋唐時期，由于技術的進步，紙張的品質大幅提高，還廣泛應用于包裝、裝飾、燈籠、傘、紡織品代替品等領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飛錢，它是一種可以兌換銀兩的憑證，代替了不便攜帶的金屬貨幣，為商人的經商活動提供了便利。
唐代紙張生產大多集中在洛陽市一帶，而到了隋唐時期，造紙術在各地傳播開來，紙張產地大大增多。除江浙、蜀、韶、揚等地外，北方各地也開始出現了造紙。唐代各地的貢紙有常州、杭州、越州、黎州、衢州市、宣州、敘州、池州市、江州、信州、衡州府等。其中宣州府涇縣的宣紙非常有名，是中國的“文房四寶”之一。造紙區域的擴大也促進了新原料的采用和新品種的誕生，如瑞香皮、棧香皮、褚皮、桑皮、藤皮、木芙蓉皮等。
五代時期，盡管戰亂不斷，但南方地區的造紙業相對穩定。李煜對造紙非常重視，徽州成為造紙中心，澄心堂紙成為受到士林的歡迎，被公認為最好的紙。此紙質地滑潤、細密、堅韌，成為紙中神品。另外，會府紙和鄱陽白紙也是當時的新產品。雕版印刷術的發明進一步推動了造紙的發展，節省了大量人力和時間。五代后周時，印刷術正式成為官府文化的工具。
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是中國造紙業的繁榮時期。在這個時期，社會經濟和科學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生產相當發達，宋元時期的造紙原料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麻紙的使用和產量不再占主導地位，而竹紙成為新崛起的紙種，與傳統的皮紙占據了優勢地位。南宋時期，中國南方盛產竹紙。這一時期的造紙技術繼承了唐代和五代十國的傳統，又有了相當的突破。
宋代，人們采用日曬夜收的方法漂白麻纖維，制作出光滑潔白、耐用的紙張。紙質輕軟薄韌，紙質輕軟薄韌，上等紙主要來自江南地區，也被稱為江東紙。此外，宋代還開始了紙的再利用，利用廢紙與新料混合制作紙漿，生產出省料、省時、見效快的混合紙漿紙張。紙藥的應用也是宋代造紙術的重要發明，紙藥能使紙漿中的纖維分散，并防止纖維互相粘結，使紙張易于分張或揭分。
紙的再利用在南宋時期開始出現，使用廢紙作為原料，將舊紙與新料混合，制造混合紙漿造紙。這種紙被稱為還魂紙或熟還魂紙，具有省料、省時、見效快的特點。此外，宋代還出現了不同規格的紙張，如寸紙、匹紙和片紙，以適應不同的需求。由于紙工藝改進，紙張的用途進一步擴大，成為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紙藥的應用是造紙術此時期中一項重要的發明。造紙的過程中往往要向紙漿中加入某些植物粘液，古代紙工稱之為紙藥。紙藥的作用是作為懸浮劑。造紙業最發達的區域是西南和東南地區，四川省的蜀紙和東南地區的歉紙、蘇紙、徽紙、池紙等在當時占有重要的地位。造紙術的發展和擴散對紙張品種和原料的多樣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明清時期
明代是紙張種類極為時期，幾乎可以仿造名紙。明朝造紙術有五個主要的步驟。造紙方法為中國古代廣泛流傳采用的抄紙法，抄紙法制造速度較快。分為以下幾個步驟：斬竹漂塘、煮足火、蕩料入簾、覆簾壓紙、透火焙干。
明代的紙張品種超過100種，其中只有部分用于印刷。在這些紙種中，衢州市各縣的書籍紙、建陽的書籍紙、永豐縣的棉紙、常山縣的東派、歷日紙和寶鈔紙等被認為是印書的上等紙。明朝政府對造紙業也非常重視，成祖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下令在江西南昌府新建區西山翠巖寺舊址建造大型官辦造紙工場，并派遣宦官監制高級褚皮紙供內府使用。同年，大學士解縉主編的《永樂大典》就是用這種紙抄寫的。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名紙，如秦本紙、榜紙、小箋紙、大箋紙以及大內所用的彩色粉箋、大簾紙、印金花五色箋、白箋、磁青紙、高麗繭紙、皮紙、松江潭紙、新安箋等等。明代的竹紙產量居全國第一，還有一些紙種經過處理后用于不同的需求。其中，“宣德貢箋”，上注“宜德五年素馨印”，與宜德爐、宜德瓷齊名。
清前期，紙張的制造工藝有了進一步的改進，紙張的質量也得到了提高。人們引入了施膠、加磯、染色、涂蠟、研光、灑金、印花等工藝，使紙張更加精美。各種箋紙再次流行起來，以白紙地和淡雅的色紙地為主。康熙和乾隆時期出現了許多粉蠟箋，如描金銀圖案的粉蠟箋、描金云龍考蠟箋、五彩描繪研光蠟箋、印花圖繪染色花箋等。此外，人們還采用短版和拱花的印刷方法制作出各式工藝精美的箋紙。清代對紙箋的仿制和創制非常重視，凡是前代的紙都會被仿制，許多紙中名品也涌現出來，達到了程度。在制造紙張的過程中，人們開始出現了分工現象，將原料的生產、制紙料的制作和紙張的加工等環節分離開來。明清時期的造紙業在紙張的種類和質量方面取得了進步，推動了紙張在社會生活中的廣泛應用。到了清代末年，機器造紙技術引入中國，使得造紙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海外的傳播與改進
東亞、東南亞
朝鮮
造紙術最早傳入朝鮮。東漢末年至曹魏時期（公元3世紀）朝鮮正值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均與中國有來往，朝鮮百濟人到中國學習，將紙帶回朝鮮和日本，使紙張傳入朝鮮半島。此后，在晉朝、南北朝時期，中國僧人摩羅難陀將造紙技術帶入朝鮮。在唐宋時期，朝鮮的造紙業迅速發展，高麗紙的質量甚至超過中國，成為中國人喜愛的紙張之一。明清時期，朝鮮的造紙業進一步發展，紙張的原料主要是褚桑皮，還有各種彩箋和發箋。在清朝乾隆時期，中國還開始仿制高麗紙。
日本
漢末魏晉（公元3世紀），朝鮮百濟人將中國紙本書卷帶到日本，中國紙傳入日本。魏晉南北朝（公元6世紀），高麗高僧縣征渡海到日本，向日本攝政王圣德太子獻上了造紙術，被稱為紙神。日本人開始將造紙術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并在奈良市興建了造紙作坊。隋唐宋時期，日本派遣唐使和留學僧到中國，中國亦有人東渡日本，中國紙和造紙術直接傳入日本。中國的紙制品，如經卷書畫和印本，大量傳入日本。與此同時，日本的紙品也傳入中國，如五色箋和松皮紙。日本人稱中國紙為唐紙，而中國人稱日本紙為和紙。日本的造紙原料多為麻、褚皮或雁皮，以皮紙為主。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開始加工紙品，并設立了專門的造紙機構。平安時代宮內設有圖書察，負責管理圖書和紙張。平安京還成立了官辦的紙屋院，專門從事造紙和銷售紙張的工作。到明清時期，中國的造紙術論著傳入日本，日本刊行了許多造紙術的論著，如《紙漉重寶記》《紙漉必用》《紙譜》等。
日本的和紙是一種手制紙，經過漫長的發展已成為最能代表日本紙的文化精神。和紙質地厚重潔白，纖維細勻，制作精良，風格獨特。在日本的文化中，紙被廣泛應用，特別是在日式的住宅中，如榻榻米的地板和木造房屋外觀，都使用了紙作為重要的材料。造紙工人們還會在供奉造紙神明的神社獻上供品，祈求來年的順利和平安。紙在日本文化中占據了獨特而重要的地位。
越南
東漢末年，大批中國人到越南避難，帶去中原文化和生產技術，包括造紙術。三國時代越南已開始生產褚皮紙、吉瑞香科皮紙。宋元時期，從中原地區引進印刷術，開始以紙印書，發行紙幣。越版書均以漢字寫成，多用竹紙，版式、字體與中國大同小異。越南曾贈送越南紙扇給朱元璋。
此外，中國紙還相繼傳入東南亞的泰國、柬埔寨、緬、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等國家。這些國家造紙均晚于朝鮮、日本和越南等漢字文化圈的國家。
中亞、歐洲
阿拉伯
隋唐時期，阿拉伯帝國的伊斯蘭帝國崛起于西方。最早的紙張進入阿拉伯可以追溯到7世紀前后。隨著阿拉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貿易和接觸增加，他們開始了解和使用紙張。最早的紙張在阿拉伯世界主要用于書寫重要文件。到了8世紀中葉，阿拉伯人開始自己制造紙張。
公元751年，唐朝將領高仙芝被阿拉伯帝國大食國俘虜，許多中原地區的造紙工匠也被帶到了阿拉伯。這些工匠傳授了造紙技術，并在撒馬爾罕建立了造紙作坊。撒馬爾罕盛產大麻和亞麻，為紙張制造提供了自然資源。紙業在撒馬爾罕迅速發展，并成為重要的貿易商品，不僅滿足了當地需求，還輸出到歐洲。
隨后，造紙技術傳到了巴格達，公元794年，中國工匠在巴格達建立了一座造紙廠。巴格達是當時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也是伊斯蘭教的中心。從這個時候開始，紙取代了羊皮成為主要的書寫材料，阿拉伯國家向歐洲市場提供紙張，持續到15世紀。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和般比因也成為重要的造紙中心，提供紙張給歐洲。阿拉伯人還在埃及建立了造紙工廠。到了10世紀，紙在阿拉伯世界取代了莎草片，傳播到了整個地區。
中國的造紙術通過貿易和文化交流傳入了阿拉伯世界，成為了經濟和文化產業。阿拉伯人將紙張制造技術發揚光大，并在整個地區推廣使用紙張。這對阿拉伯世界的發展產生了影響。
歐洲
造紙術傳入歐洲是通過阿拉伯人的傳播。在公元7世紀，歐洲人開始對從阿拉伯地區引入的中國紙感興趣，并向阿拉伯商人購買紙張。為了建立自己的造紙業，歐洲人希望掌握造紙技術。
西班牙是最早開始造紙的歐洲國家之一。在1150年左右（一說為950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的薩狄瓦建立了歐洲第一個造紙廠。此后，法國在12世紀在埃羅城開設了一座紙廠，成為歐洲的造紙基地。法國還在1348年在巴黎東南的特魯瓦等地建立了更多的造紙廠，不僅滿足了國內需求，還大量向德國、荷蘭、比利時和英國等國出口紙張。
意大利于1276年從埃及引進了造紙術，建立了該國第一家紙廠。14世紀，意大利的造紙迅速發展，并成為歐洲主要的紙張供應地，產量超過了大馬士革和西班牙。
德國在13世紀曾下令禁用紙張，規定一律用羊皮書寫，但未能完全生效。德國通過從意大利和法國進口紙張來滿足需求。然而，14世紀，德國在紐倫堡建立了造紙廠，并吸收了意大利的造紙經驗，使得德國的造紙業得以迅速發展。隨后，歐洲各國相繼建立了自己的造紙業。
英國因為與歐洲大陸隔海相望，造紙技術傳入較晚，直到15世紀才開始有自己的造紙廠。瑞典在1573年建立了最早的造紙廠，丹麥在1635年開始造紙，奧斯陸的造紙廠建于1690年，是瑞典最早的紙廠。到了17世紀，歐洲各主要國家都擁有了自己的造紙。
美洲
在17世紀之前，美洲的紙張主要依賴于從歐洲的進口，而其本土只有使用傳統的羊皮和樹皮等材料。然而，隨著西班牙人的移民潮涌入墨西哥，造紙術也隨之傳入了美洲。1575年，西班牙人在墨西哥建立了美洲的首家造紙廠。
在美國獨立前的1690年，造紙術由荷蘭人帶入美國費城，并在那里建立了美國的第一家造紙廠。隨后，這項技術在1803年又由美國傳播到加拿大，后在圣安德魯斯出現了該國最早的造紙工廠。這一系列的傳播和建立，標志著造紙術在美洲的廣泛傳播和應用。
澳洲
澳洲是在19世紀后期才在墨爾本擁有自己的造紙。19世紀末葉，中原地區的造紙術已傳遍五洲各國，最終完成了它在世界上傳播文明的歷程。
造紙術的影響
中國
圖書興盛
造紙術與印刷術的結合為紙質書籍的出現提供了契機，這一進展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中國的圖書事業是全球較早且較為發達的。據統計，僅西漢到清代的中國古籍就有18萬種，236.7萬卷。
學術繁榮
紙張的發明和造紙術的出現，直接促進了中國圖書事業的蓬勃發展，并進一步推動了相關學科的建立、發展和成熟。中國的目錄學、版本校勘學、輯佚學等學科，古稱為“治書之學”，是在紙張和書籍的基礎上形成的豐富成果。這些學科都是圍繞圖書出版和印刷活動展開的，起源于造紙術發明的漢代，興盛于印刷術普及的宋代，達到鼎盛時期的清代。這些學科不僅涌現了一批學者，還總結了經驗，形成了理論和方法，為后人留下了成果，豐富了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寶庫。
書畫發展
在紙張發明之前，書寫和繪畫都受到了材料的限制，無法充分展現藝術家的技巧和創作意圖。然而，紙張的出現改變了這一局面。紙張的寬闊幅面使得藝術家可以自由運用筆墨，布局和安排作品的結構。紙張的潔白色彩也使得墨法得以充分展現，而紙張的柔韌質地則有利于吸收顏料，實現藝術效果。此外，紙張的保存性能也使得書畫作品能夠更長久地傳世。因此，造紙術的發明為中國傳統的書畫藝術創作提供了理想的物質載體，使其在紙張的發明與造紙技術的進步的環境下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和創新空間。
此外，造紙術的發明對書畫裝裱藝術產生了影響。在古代，書畫的鑒賞、圖籍的收藏以及紙張的廣泛應用是促進裝裱技藝產生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在紙張成為主要的書畫載體之后，書畫裝裱技藝開始出現。紙張的特性為書畫裝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民族心理塑造
紙張的發明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僅促進了科學技術與文化事業的發展，而且對中國人的追求和諧意識、文獻意識、推崇傳統、藝術情操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世界
知識載體
紙張是最理想的書寫材料和文字載體，它的出現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書寫和傳播知識的方式。在紙張出現之前，人類使用過其他的知識載體，如甲骨、簡牘、帛書、莎草紙和羊皮書卷等。然而，這些材料在書寫便利性和傳承文明方面存在一些不足。紙張的出現解決了這些問題，它柔韌輕薄，便于書寫、裝訂和傳播。紙張的廣泛取材使得大規模生產成為可能，人類可以利用紙張來記錄信息、保存文獻，實現文化的縱向傳承和橫向傳播。紙張的出現使得人類文明進步的經驗教訓得以記錄和傳承，文化的精神財富得到了更好的保存。同時，紙張也促進了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借鑒，為全球化時代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紙張的發明和印刷術的結合推動了知識信息的傳播，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影響，成為推動宗教繁榮、思想解放、科學普及和文化發展的強大動力。
宗教革命
紙張和造紙術最初從阿拉伯、希臘和西班牙傳入歐洲，但紙的質量很低。直到13世紀末，意大利和德國才真正發展起造紙術。隨著大量便宜且優質的紙張出現，印刷業開始興起。在15世紀中期，歐洲的印刷術已比較成熟，印刷術和造紙術的結合導致書籍的批量生產，使知識得到快速傳播。印刷術的傳入也促進了宗教改革的傳播，馬丁·路德稱印刷術為福音傳播的雅威的恩賜。印刷術的廣泛應用使宗教改革的條件日益成熟，福音真理不再是少數人的專有，宗教信仰因國家而有所變化。
思想解放
紙本書籍的批量生產為文藝復興奠定了基礎，使知識得以迅速發展。文藝復興是西方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以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高漲為特征。然而，在中世紀的歐洲，禁欲主義和宗教主義統治一切，文化信息傳播困難，人民處于蒙昧之中。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引入改變了這種局面，使便宜的書籍普及，促進了文化、知識和教育的普及，推動了文藝復興的發展。
民族文化
首先，印刷術使書籍的生產大量化，減少了手寫本的消失風險。其次，印刷術的傳播和讀者數量的增加挑戰了教會對學術的壟斷，使人文主義學者的作品取代了宗教著作的優先地位。此外，印刷術的發展還促進了新學問的發展，削弱了對傳統說法的信心。印刷術的出現也使書籍的形式更加統一，減少了手抄本可能存在的錯誤。印刷術的廣泛應用還推動了語言和文字的標準化，為民族國家的興起奠定了文化基礎。造紙術的發展和印刷技術的進步使民族語言書籍的出版日益普遍，促進了各民族文字和文化的發展，最終導致了明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的產生。
信息媒介
造紙術是一種與信息傳播緊密相關的科技發明。紙張作為信息傳播媒介具有獨特的屬性，對人類社會特別是進入信息時代的社會進步起著巨大作用。隨著傳播學的發展，媒介研究成為重要的研究領域之一，為我們深入理解造紙術的重要性提供了新的工具。文字的發明使信息得以超越時空限制存在，紙張的出現進一步拓寬了文字傳播的范圍，為大眾化傳播提供了物質基礎。紙張作為信息傳播媒介，還對政治文化層面產生影響，尤其對輿論和新聞輿論場的形成與政治運作有著重要影響。
造紙術的發明標志著信息媒介的變革，為知識的積累和傳播提供了便利。它加快了信息、知識和思想的傳播速度，使人們能夠通過書籍進行大規模的信息傳遞。隨著印刷術的發明，信息的傳播更加方便和廣泛，通過報紙和雜志等大眾傳媒，人們能夠更迅速地獲取和分享信息，開啟了民智，對執政方式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也意味著執政者不再能夠完全控制信息的流動，他們需要調整執政方式和重點，以適應新的信息傳播秩序。因此，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對社會和政治產生了影響，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變革。
造紙術的傳承與保護
安徽宣城的宣紙
宣紙因有“千年壽紙”之稱，長期保存不受腐蝕和蟲蛀，被廣泛應用于書畫創作和典籍印刷。最早提到“宣紙”一詞的是唐代學者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家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摹寫。古時好搨畫，十得七八，不失神采筆蹤。”根據《舊唐書》的記載，唐天寶二年（公元743年），各郡的貢品中包括“宣城郡船載……紙、筆、黃連等物”。一般來說，文獻記載往往晚于實際發生的時間，這說明宣紙的歷史至遲可以追溯到唐代，并且在唐代已經作為貢品存在。
宣紙根據配料、規格、厚度和紋理等特點進行分類，共有100多個品種，具有百折不損、吸水潤墨、不腐不蛀等特點。它暈染效果滿足了中國書法和繪畫的需求，是中國書畫藝術的最佳載體。同時，由于宣紙能夠保存數百甚至上千年而不受腐蝕和破損，因此贏得了“千年壽紙”和“紙中之王”的美譽，并廣泛應用于典籍的珍藏。
制作宣紙選用涇縣及周邊地區的沙田稻草和青檀皮作為原料，這是兩種纖維的混合物。制作宣紙需要使用當地獨有的山泉水，且水質要求相當嚴格。原料經過反復的浸泡、清洗、蒸煮和攤曬，采用日曬雨淋的方式進行自然漂白。然后將原料分別制作成皮料漿和草料漿，根據紙張的要求按不同比例進行配漿，再經過撈紙、曬紙和剪紙等100多道手工工序，將青草變成白紙。整個制作過程歷時3年。
2006年，宣紙制作技藝被列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而在2009年，宣紙制作技藝還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宣紙的傳承人眾多，有毛勝利、邢春榮、曹光華、朱建勝、孫雙林、汪息發、鄭志香、羅鳴等人，其中毛勝利，宣城市中國宣紙集團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曬紙工，宣紙非遺傳承人。他從事宣紙制作35年，是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獲第四批“大國工匠”、敬業奉獻類“中國好人”等榮譽稱號。
陜西鳳翔縣白麻紙
陜西鳳翔縣是秦故都雍城遺址所在地，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開始在這里造白麻紙。在唐代之前，白麻紙占據主導地位，用于雕刻佛經、書寫契約和裱糊墻壁。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皮紙和竹紙逐漸取代了白麻紙的地位，并在宋代之后成為主要的紙張類型。到了明清時期，白麻紙的生產逐漸減少，幾乎停止。這是因為白麻紙的原料供應受到限制，無法與競爭對手的皮紙和竹紙相媲美。盡管如此，白麻紙因其純凈的原料、高拉力和耐久性而備受人們喜愛。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近代機制紙的出現，白麻紙的地位被取代了。
盡管機制紙取代了手工紙的大部分應用，但在書畫家們的眼中，宣紙仍然是他們的首選。然而，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對宣紙的需求急劇增加，但宣紙的生產無法滿足需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1980年，陜西省輕工研究所與鳳翔縣紙坊生產隊合作，通過對傳統白麻紙工藝的研究，成功試制出鳳翔書畫紙。這種紙易于發墨，不會顯得呆板，具有水渾和筆痕，適合書寫和繪畫，也適用于拓印和裱糊。與其他宣紙相比，鳳翔書畫紙的質量略低于微宣等宣紙，但優于其他宣紙。這種紙的出現為書畫愛好者提供了方便，使他們能夠隨時進行書寫和繪畫。
陜西長安區楮皮紙
陜西長安區楮皮紙是中國手工紙中除麻紙外歷史最悠久的一種，早在東漢時期就已經發明。明代王宗沐《江西省大志·精書》和宋應星《天工開物·殺青》卷中，都記載了造楮皮紙的技術，但過于簡略，不能充分反映實況。2008年，楮皮紙制作技藝被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楮皮紙制作技藝的傳承人張逢學精通手工造紙的十四個步驟，包括采集原料、剝皮、沒泡、燕皮、碾壓、漂洗、踏礁、切翻、搗漿、抄紙、除水、曬紙、揭紙等。張逢學曾多次參加國內外的手工造紙技藝展演，他還專注于研究和提高純楮皮的采集、加工和成紙的技術特性，他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進行了長達八十多天的造紙技術展示。張逢學被西安市群眾藝術館聘為“民間藝術家”，現為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性傳承人。
四川夾江縣竹紙
四川省樂山市夾江縣素有“蜀紙之鄉”的美稱，其造紙業擁有悠久的歷史，可追溯到三、四百年前。最初創立于明末時期，在清代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到了清代中期，夾江已能生產出質量較好的書寫用紙，到了光緒年間更是能夠制造出優良的紙張。然而，在解放前，由于受到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壓榨和洋紙的競爭，夾江造紙業未能充分發展。解放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夾江縣的造紙業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并得到了人民政府的支持。在這種支持下，夾江造紙業取得了迅速的發展，設備不斷更新，技術不斷改革，紙張的質量也逐步提高。從科學技術史的角度來看，夾江縣造紙業保留了傳統古法的造紙技術。
夾江竹紙以古法手工舀紙術制作，從選料到成紙共有15個環節、72道工序。以嫩竹為主料生產的夾江手工書畫紙具有潔白柔軟、浸潤保墨、纖維細膩、綿韌平整等特點。2006年，以夾江竹紙制作技藝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至2023年，夾江縣還有百余家手工制紙坊，為市場提供書畫用紙。
夾江竹紙制作技藝的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是楊占堯。他家的房子成為當地的焦點，擁有“狀元書畫紙廠”“竹紙制作技藝展示基地”“古法造紙培訓基地”等牌匾。他的家是一幢川西南傳統建筑，與傳統造紙工藝一起，見證了造紙悠久的歷史。楊占堯是一名手工造紙能手，以能抄出一丈二尺的大國畫紙而聞名，被縣里評為“紙狀元”。他家的造紙工藝源自300多年前的移民浪潮，先祖從湖北遷徙至夾江縣，并通過學習手工造紙技藝逐漸建立了家族事業。楊家將手工造紙技藝作為傳家之寶，已經傳承了12代。
西雙版納傣紙
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傣族造紙技藝在傣語中被稱為“嘎拉紗”，其原料是產自西雙版納傣族地區的一種構樹，傣語中稱為“郭紗”。西雙版納傣族采用原始的澆紙法進行手工造紙，所制成的傣紙具有潔白細膩、防腐防蛀的特點。自古以來，傣紙一直是西雙版納地區佛教經書和傣文經典著作的重要載體，尤其適用于紙扎和普洱茶的包裝。傣紙的制作方法是采用固定式簾模，每一張紙都是通過澆水的方式制作而成。如今，傣族人仍然使用芒團手工紙來抄寫南傳佛教經文和傣文經典，并且還制作宗教儀式所需的紙張。2006年，傣紙被納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
巖坎是傣族傳統造紙技藝的傳承人，他在曼召村黨支部的帶領下注冊成立了曼召傳統手工造紙專業合作社。他通過組織集中培訓，將自己的技術經驗傳授給村民，提高了傣族傳統造紙的銷量和村民的收益。合作社統一購買原材料，并將成品紙進行統一回收和銷售，實現了產業鏈的延伸。如今，曼召村的紙張年產量超過一千萬張，村民的收入也顯著提高。為了滿足市場需求，曼召村還引進了專業設計師創新開發新產品。巖坎的努力使傣族傳統造紙成為村民穩定的經濟來源，并為傳統手工藝的傳承做出了貢獻。
（傣紙）
西藏藏紙
藏紙是藏族民間手工紙品，藏語稱拍畜。流行于青海省、西藏自治區等地區。分厚、薄兩種。其制作方法是將“瑞香”（灌木）的根、莖、皮，浸泡于水中，數日后用狼牙棒攪攔成漿。然后將紙漿均勻地攤在長方形框架繃起的粗布上，待曬干后從布上揭下，稍加修剪即成。內含微毒，昆蟲不咬，且堅韌耐久。常以抄印經卷、印制藏鈔、書寫函件等。
次仁多杰是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藏族造紙技藝代表性傳承人。他的家族世代從事藏紙制作，爺爺、父親和叔叔都是手工藝人。盡管雪拉藏紙業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受到了新型紙張的沖擊而衰落，次仁多杰卻堅持制作藏紙，并將作坊搬到尼木縣的扶貧開發手工藝園，以解決制作藏紙的困難。然而，藏紙制作仍然面臨著原材料匱乏、工藝復雜和銷路不暢等問題。目前，次仁多杰的大兒子被評為拉薩市市級非遺傳承人，小兒子為縣級非遺傳承人。
納西族東巴紙
納西族麗巴紙，也稱為白地紙，是一種獨特的紙張制作技藝，保存于中國云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三壩納西族鄉的白地村。白地是納西族東巴文化的發源地，而東巴紙則是東巴文化中用于寫經的紙張，在滇西北地區比較盛行。東巴紙的原材料采自當地獨有的植物阿當達，經過鑒定為瑞香科麗江堯花。制作過程包括采集原料、曬干、浸泡燕煮、洗滌、春料、再春料、澆紙、貼紙、曬紙等工序，使用的主要工具有紙簾、木框、曬紙木板和木白等。東巴紙的活動紙簾相當獨特，曬紙過程明顯受到澆紙法的影響，同時也帶有抄紙法的痕跡，展現了中國造紙術與印度和巴基斯坦次大陸的造紙法的融合。白地東巴紙色白且質厚，不易受蟲蛀，可長期保存，其中20世紀40年代的調查，用白地東巴紙書寫的東巴經典有五千多卷。白地東巴紙對于弘揚東巴文化做出了貢獻，同時也是研究中國手工造紙的實例之一。納西族手工造紙技藝”于2006年5月入選為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
納西族的和袁是納西族手工造紙技藝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他熟練掌握手工造紙的工藝流程和基本技術要領，包括采集原料、剝皮、沸煮、清洗、搗、過濾和日曬等造紙程序。和袁為納西族手工造紙技藝的傳承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現代造紙工藝
現代造紙方法的核心是機械化生產，主要包括制漿、調制、抄造和加工等四個步驟。首先是制漿，可以使用機械制漿法、化學制漿法和半化學制漿法將原材料轉化為紙漿。其次是調制過程，這一步驟直接影響紙張的韌性、色彩和印刷性能，以及保存期限。調制過程包括散漿、打漿和加膠與填充。最后是抄造過程，將稀的紙漿進行交織脫水，并經過一系列的處理和裁剪包裝，具體包括紙料篩選、網布、壓榨、壓光、卷紙和包裝等步驟。通過這些現代造紙方法，可以生產出質量優良的紙張，滿足各種需求和用途。
造紙名家與文獻
名家
費著
費著（生卒年待考），成都市雙流人，元代史學家。進士出身，授國子助教，曾任漢中市廉訪使，后調重慶府任總管。著有《民族譜》《器物譜》《褚幣譜》《歲華紀麗譜》《成都志》等。一生對造紙技術頗有研究。費著在《蜀箋譜》中記述了當時四川省造紙業的淵源、特點與名產:“今天下皆以木膚為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箋紙有玉版，有貢余，有經屑，有表光。”他的《褚幣譜》專門考察了紙幣的產生及發展，至今仍為研究者所借重。
徐青
明朝萬歷年間人，在浙江天目溪旁分縣九管地方，從事造紙業。當時，常山皮紙很有名。徐青也就以本地盛產的系皮為原料仿造常山紙。后來他根據自己的經驗和市場的需娶，研制出一種工藝技巧難度大的長纖維薄型桑皮紙，由于這種紙質優良，用途廣，鄰近各縣紛紛學習仿造，被譽為“徐青紙”。徐青也是銀皮紙、桃花紙和現代打字蠟紙原紙的最早的首創者。
宋應星
宋應星（1587~1652年），明代科學家，江西奉新縣人。他經十多年的調查研究，編著了一部馳名中外的百科全書《天工開物》，于公元1637年編著完成，由友人資助出版。全書18卷，包括各種工藝技術。
《天工開物》的中卷第十三篇“殺青”篇，專門詳細敘述了手工造紙工藝的全過程。在古代，各種原料造成的紙多有代稱。如稱皮紙為“先生”“竹紙”為“殺青”。在《天工開物》“殺青”篇中，分成序言、紙料、造竹紙、造皮紙等四段。其中包括各種紙從原料準備、蒸煮、打漿漂洗、紙藥（植物滑汁），以及竹制法、抄紙、壓榨、烘干、成品的加工染色等。對全部造紙工藝，都作了詳細闡釋。在竹紙部分，并附了斬竹漂擴，煮惶足火（蒸煮），蕩料入簾（抄紙），覆簾壓紙，透火培干等五幅珍貴的木版圖刻。因他曾任福建省產紙地區長汀古城的推官，這些圖也代表福建竹紙生產的全過程，受到國內各地及世界各國的珍視，紛紛進行翻印和轉載。
文獻
有關蔡倫造紙
《后漢書》明確記載造紙術的產生:“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帛者謂之紙。貴而簡重，并不便于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漁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東漢觀記》卷二上記載：“蔡倫，有才學，盡忠重慎，每次休沐，閉門以絕太子賓客，曝體田野。典作尚方，造意用樹皮及敞布、漁網作紙。元興元年奏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自然志》中說:“倫煮樹皮以造紙”“蔡倫始搗故漁網造紙。”《后漢書集解》稱“蔡倫挫搗故布網抄作紙”。
有關造紙技術
古代也有一些比較片斷的記載造紙的文獻。如皮紙方面，宋代有《新安志》《徽州府志》；元代的《常山縣志》；明代的《閩部疏》；清代的《廣信府志》，《雪橋詩話續集》載“黃興三造紙說”。所述造紙法與《天工開物》中所述略同。清代，嚴如煜所著的《三省邊防備覽，山貨篇》頗有歷史價值。據傳，嚴如煜入陜、蜀、鄂三省交界的大巴山脈地區視查防務時，還親自考察了漢中市地區洋縣等地竹紙制造法，各工序都有詳細記載。書中還介紹了巴山竹紙在蒸煮中加用豆漿米汁的情況。嚴如煜在該書中還寫有一首長詩《紙廠詠》，描述了造紙的全部工序。
明王宗沐（1521—1591年）所輯《江西省大志》，其中有該省生產楮紙工藝的記載，把造堵紙的原料、工具、操作程序、注意事項都作了具體說明。
清黃興三（生卒年不詳）所撰的《造紙說》，該書記錄了清代的造紙法。作者將造紙法歸結為十二道工序：一“折梢”備料），二“練絲”（灰腌），三“蒸云”（蒸煮），四“浣水”（洗滌），五“灰”（加藥），六“曝日”（漂白），七“雪”（打漿），八“囊”（除渣），九“樣槽”（調成），十“織簾”（撈紙），十一“水”（壓），十二“炙槽”（烘干）。使人們對清代造紙工藝有了更深的了解。
雍正《常山縣志》卷一記載，浙江常山縣生產堵皮紙，“其料（格皮）不產于常山，惟球川人善為之”。乾隆《雛南縣志》卷四載，當時陜西雛南縣輸出商品中，專有“褚皮”一項。同治《靖安縣志》卷一記載，江西靖安縣產竹，奉新縣所產竹紙即“恒取材于靖”。
民國《杭州府志》卷八十一引《本草綱目拾遺》（此書成書于乾嘉年間）記載：“烏金紙惟杭州有之，其造紙非城東淳佑橋之水不成。其法，先造烏金水刷紙，俟黑如漆，再薰過，以槌石研光，性最堅韌，凡打金以包金片，打之金成箔而紙不損。”用紙包金片以石槌打，金片成為金箔而紙仍完好，可見紙質之堅韌。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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