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公元前37年－公元668年），是漢唐時期活躍于東北亞地區的重要民族政權，國祚七世紀有余，地跨今中國東北地區與朝鮮半島北部。又被稱為高句驪、句麗或高麗，屬于穢貊[mò]（huì mò）系統。
劉奭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扶余人朱蒙建立政權，國號“卒本夫余”，后改名為高句麗，建立于西漢玄菟郡高句麗縣境內。公元前34年秋天，朱蒙開始修筑王都紇升骨城的城郭，建造宮室，使之成為高句麗政權的政治中心。根據《好太王碑》文上的傳說，公元前1世紀末，朱蒙率領部眾自夫余地區南下，在沸流水一帶降服了沸流國并建立了高句麗政權，依附于漢玄菟（tú）郡。高句麗政權自公元前37年創始，至公元668年滅于唐，共經700余年，傳28代王。
高句麗政權建立之初，其勢力范圍主要限于渾江流域。王莽時期，由于高句麗不聽命令，被更名為“下句麗”，以示侮辱。2世紀末，漢朝政局混亂，公孫氏在遼東割據自立，趁高麗統治者爭奪王位之際，于建安九年(204年)攻破高句麗的都城，迫使新王伊夷模東遷至丸都城(今吉林集安)。此后高句麗經歷了一段國力衰退的時期。東漢時期，高句麗發展迅猛，但也相繼被漢和帝（105年）和漢靈帝（169年）擊敗而兩度歸屬東漢。根據《后漢書·高句驪傳》的記載，高句麗的領土范圍涵蓋桓仁、集安、通化等地區，向南與朝鮮、潑貊接壤，向東與沃沮相鄰，向北與夫余接壤。三國時期，由于公孫氏和魏將毌丘儉的征伐，高句麗向西擴張受到挫折。4世紀初，高句麗占領了樂浪、帶方等地，其勢力向南發展到了大同江、載寧江流域，并于公元427年遷都平壤（今朝鮮首都）。4世紀中葉，慕容皝曾率軍遠征高句麗，焚毀其宮室，毀丸都而歸。后由于中原戰亂不斷，高句麗西鄰的慕容鮮卑勢力日趨衰落。
5世紀初，遼東之地終被高句麗占有。高句麗向北發展。公元410年高句麗勢力達到夫余故地，與后來從松花江下游南下的勿吉族接壤。之后高句麗又把南面作為主要發展方向，公元475年長壽王率軍攻破百濟都城漢城，迫使百濟遷都熊津(今公州市)，高句麗的勢力范圍擴大到了漢江流域。至此高句麗政權的區域范圍達到了極限，東部瀕臨日本海；南部控制了漢江流域；西北跨過遼水；北部到輝發河、第二松花江流域。在此期間，高句麗的長壽王還于公元427年將首都遷至平壤。在南北朝時期，高句麗與北朝的各個王朝保持著通使往來，進貢方物并接受冊封。在北魏時期，凡高句麗的王嗣位，一般都被封為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領護東夷中郎將、遼東郡開國公、高句麗王，也有可能被授予使持節的職位。北齊廢帝乾明元年(560年)，封高句麗的王為高麗王，并從此開始稱呼高句麗為高麗。隋朝建立之后，與高麗發生了多次戰爭。開皇十八年(598)，隋文帝楊堅命令漢王楊諒進攻高麗；大業七年(611年)、九年（613年）和十年（614年），隋煬帝楊廣三次親征高麗，但都沒有取得成功。唐朝貞觀十九年(645年)李世民李世民親自征討高麗，雙方互有勝負。到了李治總章元年(668年)，唐將李勣率領大軍攻占平壤，高句麗滅亡。其遺民主要融入漢族及朝鮮半島民族。唐朝滅亡高句麗后，曾對高句麗境內的人口進行了一次統計，共計有176座城池，總人口約為348.5萬人。
高句麗占領平壤和遼東地區對其政權和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地區長期以來都是中原政權在東北地區地區的統治中心，被高句麗占領后，其勢力范圍不斷擴大，政權得以鞏固。其次在吸收中原文化的過程中，高句麗不斷創新和發展，為其文化的多元性和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國名
名稱解釋
高句麗之名最早見于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寫作“高句驪”，為漢朝玄菟郡所轄的一個縣。在《三國志》中最早出現“高句麗”之寫法。在古漢語中，“驪”、“麗”相通，故“高句驪”“句驪”均可寫作“高句麗”、“句麗”。驪在古代是指純黑色的馬。
高句麗這一國名推測來自音譯，高句麗人稱城池為“溝樓”，“句麗”便可推測為城池的音譯。而“句（gou）麗”“高麗”讀音相近，二者混讀則為“高句麗”。由于高句麗人在建國前后居住于長白山區，有大量修筑山城的習俗，因此“高句麗”最終成為了中原地區對他們的稱呼。約公元6世紀，應高句麗國王所請，北齊冊封其為“高麗王”，此后高麗作為高句麗的簡稱開始出現，與高句麗全稱交替出現于史籍百多年，至隋唐時期完全取代了全稱。
名稱來源
高句麗名稱的來源眾說紛紜，下面將介紹幾種主要的說法：
學者李俊永在《關于高句麗國家的起源》中提到，“高句麗”一詞源自于王充所著《論衡·青驗篇》中提及的秦高國。據此觀點，“高句麗”一詞的稱呼演變自“秦離國”。在魏晉時期，人們將“高句麗”與古代的高夷相聯系，后漢書也稱之為“高句驪”。
學者李內燾在《榨國古代史》上中提到高句麗語中的“句麗”發音為“golo”，通過漢字音譯為“忽”。這里的“高”意為“首位”，而“忽”指的是“城”，因此高句麗的本義可以解釋為“首邑”或“上京”。
學者申采浩在《韓國上古史》上提到，高句麗的原音為“Kauli”，用吏文寫成“高句麗”，其含義為“中京”或“中國”。據此說法，“Kauli”“中國”“高句麗”可以被視為同義詞的不同寫法。
學者孫進已在《東北民族史》指出，高句麗的“句麗”與桂婁、溝婁存在相似之處。《魏志·高句麗傳》中提及“溝淡者，句麗名城也”，高句麗語將“城”稱為“溝溇”。因此，“高句麗”的意思可以解釋為“高城”。
學者李址麟在《古朝鮮研究》將高句麗與朝鮮語中的“銅”、蒙古語中的“黃銅“發音相近聯系在一起。據此觀點，“高句麗”可能指代“銅”或“黃銅”，而高句麗國則可譯為“黃銅之國”。
學者傅朗云在《東北民族史略》將“高句麗”中的“句“發音理解為“勾”，同時也將其作為“高麗”、“高驪”、“高句驪”等稱呼的來源。古代黑馬被稱為“驪”，因此高句麗可能意指“高大的黑馬”，可能源自于夫余的馬圖騰氏族。
學者李肯在《燃室記述》中提到，“高句麗”亦稱“高麗”，意指“山高水麗”，強調其所在地水源優美，堪稱天下之勝。
總的來說，高句麗名稱的起源存在多種不同的解釋，由于歷史記載的有限性以及語言演變的影響，無法確定哪種說法是絕對正確的。
歷史
建國時期
高句麗的開國之君高朱蒙又名鄒牟，是扶余國（又作夫余）國的王子。公元前37年（西漢元帝建昭二年），為躲避扶余王加害，率領扶余人的一支自松嫩流域的扶余國向南逃亡至卒本川（今桓仁滿族自治縣五女山），筑紇升骨城為都，通過聯姻等方式同當地的濊貊（即高句麗人）聯合起來建立高句麗國，國號“卒本扶余”。
朱蒙集團南下后，在征服了原本的“句驪胡”部族中的“沸流部”時，選擇以古代的“高句麗”為名，實質上是將卒本夫余的根基轉移到了這片土地上，標志著高句麗族群共同體的形成。這一新的高句麗族群以高朱蒙為始祖，隨著高句麗政權的逐漸壯大，改國號“高句麗”。
高句麗國建立后，吸納了大量的扶余人、漢人及周邊其它民族，并模仿玄菟郡及高句麗縣的方式來管理和鞏固政權。此后高句麗國逐漸向四周擴張，征服部分周邊方國，并于公元前28年滅北沃沮。
公元前19年，朱蒙長子類利（又名儒留）與母親從扶余國逃到筑紇升骨城，被立為太子。同年，朱蒙病逝，儒留繼位，是為儒留王（高類利）。儒留王繼位后繼續執行朱蒙的治國政策，對內以德治國，鞏固國力，對外繼續擴張，于公元前8年降服附近的鮮卑部族。公元前6年，扶余王帶素要高句麗以太子都切為人質，都切恐懼不去，帶素率5萬軍隊攻打高句麗，結果因為天降大雪導致士兵大量凍死，被迫撤軍。
公元3年，高句麗將首都遷都至國內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境內）。高句麗原有桂婁部（高句麗王族本部）和涓奴部，遷都后，儒留王又在新都附近組建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三部，至此形成高句麗五部。
公元12年，由于新朝王莽強令高句麗出兵討伐匈奴，高句麗與新朝關系惡化，王莽將高句麗貶為下句麗，將高句麗王貶為侯。14年，儒留王征伐居住在今太子河流域的梁貊，進而襲取了新朝玄菟郡的高句麗縣。
鞏固時期
公元18年，儒留王病逝，其子朱留繼位，即大武神王。大武神王時期（18年—44年），高句麗繼續武力擴張，于公元22年出兵征討扶余國，在戰斗中殺死扶余王帶素，次年扶余歸降，成為高句麗控制下的附庸國。公元37年，大武神王攻克鴨綠江以南的樂浪郡（當時樂浪郡由新朝時期的割據叛將占據，為樂浪國），后又滅蓋馬、句茶等國。高句麗的迅速擴張激起了東漢的猜忌，公元44年（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年），東漢劉秀派兵進攻高句麗，攻占樂浪，并重新建立了樂浪郡，高句麗的擴張勢頭遭到遏制。
公元44年十月，大武神王病死，此后繼位的閔中王早逝，慕本王暴戾，在國政上均無建樹。公元53年十一月，慕本王被不堪其暴戾的國人刺殺，其三弟高宮繼位，即太祖王。太祖大王的卒年和在位時間在歷史上存在爭議，耿鐵華所著《中國高句麗史》認為《后漢書·高句麗傳》中太祖大王于121年（東漢劉祜建光元年）逝世的可信度最高。
太祖王在位時期，高句麗再度恢復了擴張勢頭，于公元56年吞并東沃沮，后又吞并了東濊的一部分。高句麗在這一時期對東漢也采取了亦戰亦和的戰略，一方面維持了對漢朝的遣使朝貢，另一方面多次對漢朝的邊郡發起進攻。同時，從大朱留王到太祖大王百余年間，高句麗較好地處理了 與遼東、玄菟的關系，解決了北方夫余的軍事威脅，使周圍的部落小國之王成為高句麗的古鄒加、沛者、于臺等官員，以其地為高可麗的郡縣或部。使高句麗政權日益鞏固，社會逐步穩定。118年，高句麗聯合濊貊攻打玄菟郡華麗城。121年，高句麗又進攻東漢的玄菟、遼東二郡，焚燒了被攻下的城池，殺死、俘虜兩千余人。同年夏，高句麗聯合鮮卑派兵八千人進攻遼東，漢軍慘敗，知府蔡諷以下百余人戰死。同年冬，高句麗又進攻玄菟郡，但被漢軍擊敗。
太祖王死后，其子高遂成繼位，即次大王，但因為人酷烈，于126年被人刺殺。次大王死后，其子高伯固（又稱伯句）繼位，即新大王。146年，高句麗軍襲擾樂浪郡，殺死了帶方縣的縣令，還擄走了樂浪太守的家人。
公元179年，故國川王高男武繼位，恰逢中原地區進入東漢末年，由于政治腐敗，國力開始衰退，對遼東的控制力開始下降。公元184年，東漢遼東太守公孫度率軍從樂浪郡進攻高句麗，結果被高句麗擊退。公元190年，高句麗國的外戚發動叛亂，被故國川王鎮壓。鎮壓叛亂后，故國川王于191年對高句麗的政治體制進行改革，任用賢才，提拔了出身農民的晏留、乙巴素等有能力的大臣，高句麗因此呈現了治世景象。公元197年，因中原大亂，原本居住在遼東、玄菟、樂浪等郡縣的大量漢人難民涌入高句麗躲避戰禍，高句麗收留了這些難民，進一步充實了國力。
發展時期
公元197年（東漢劉協建安二年）五月，故國川王病逝，死后無子，有兩個弟弟，其中撥奇較年長，延優（又名伊夷模）較年幼，但最終是延優被立為王，即山上王。延優被立為王后，撥奇怨恨自己身為兄長卻不得王位，于是投奔割據遼東的遼東知府公孫度，又引公孫度軍進攻高句麗。山上王派軍迎戰，大敗公孫度軍。迫于公孫度軍的軍事壓力，山上王在國都國內城附近修筑丸都城。209年，丸都重慶市完工，山上王將都城由國內城遷至丸都山城。
山上王于公元227年病逝，其子憂位居繼位，即東川王。東川王剛繼位時，與中原的曹魏保持著友好的外交關系，236年吳大帝孫權派遣使者渡海前來與高句麗建交，高句麗斬殺使者并傳首曹魏，以避免曹魏的懷疑。公元238年，曹魏出兵討伐公孫淵，由于高句麗與遼東的公孫家積怨已久，于是派遣軍隊和曹魏合作攻滅了公孫淵。
公孫淵滅亡后，曹魏與高句麗直接接壤，矛盾日益加劇。公元242年，高句麗偷襲遼東郡西安平縣（今遼寧丹東市附近），雙方關系破裂。公元246年，曹魏派遣幽州刺史毌丘儉率軍一萬，從玄菟郡出發，進攻高句麗。高句麗先是利用地形和兵力優勢擊敗魏軍，但隨后被魏軍大敗。毋丘儉乘勝追擊，攻占丸都山城，隨后下令屠城，殺死高句麗官員等數千人，將丸都山城和國內城焚毀。毋丘儉在攻占丸都山城后繼續追擊東川王，東川王一路南逃至朝鮮半島。之后高句麗以詐降之計刺殺魏軍主將，方才迫使魏軍撤軍。
公元247年，由于國內城和丸都城均遭到魏軍毀壞，東川王修建平壤城，將國都暫時遷移至此以躲避魏軍鋒芒。公元248年東川王病死，其子然弗繼位，是為中川王。中川王繼位后，組織修復丸都山城和國內城，努力恢復國力。公元259年，曹魏再次進攻高句麗，結果被高句麗擊退。公元267年，丸都山城和國內城重建完成，中川王此后開始不斷進攻遼東、樂浪和玄菟。
公元270年，中川王病死，其子藥盧（又稱若友）繼位，即西襄王。西川王在位期間，高句麗國力已從先前的毋丘儉入侵中恢復了過來。公元280年，北方民族肅慎與高句麗爆發沖突，高句麗擊敗肅慎，將600余戶肅慎人遷至境內。
此時慕容鮮卑已經在東北地區地區崛起，并開始與高句麗爭奪對遼東的控制權。公元292年，西川王病死，其子相夫繼位，即烽上王。烽上王為人殘暴而多猜忌，殘殺大臣，引起朝野不滿，慕容鮮卑乘機于293年八月進攻高句麗，烽上王恐懼退避，但高句麗軍隊成功擊敗了慕容鮮卑的進攻。公元296年八月慕容鮮卑再度進攻高句麗，但也沒得到什么戰果。烽上王為抵御慕容鮮卑進攻，大興土木建設防御工事，結果造成百姓困苦，國力大受損害。
公元300年，高句麗群臣廢黜烽上王，烽上王憂懼自刎而死，其弟古鄒加咄固之子乙弗（又稱憂弗）繼位，即美川王。美川王即位后，任用賢良，推行改革，恢復國力。恰逢中原地區陷入晉朝后期的動蕩，無暇北顧，美川王于是于公元302年九月親率大軍入侵玄菟郡，又于公元311年八月派遣軍隊襲擊遼東郡西安平縣。同時，美川王還對朝鮮半島的樂浪郡和帶方發動進攻。公元315年，高句麗軍又攻破玄菟郡郡治，擄獲大量人員財物。
西晉遼東刺史崔毖因為所轄士民大量歸附慕容鮮卑，對慕容鮮卑十分惱怒，于是暗地里聯系高句麗、段氏等聯合進攻慕容鮮卑。結果高句麗和段氏中了慕容鮮卑首領慕容廆的反間計，沒有派兵援助，致使崔毖大敗，幾乎只身逃入高句麗。慕容廆在控制遼東后與高句麗形成對峙狀態，雙方互有攻防。
公元331年，美川王病逝，其子斯由（又稱云釗）繼位，即故國原王。故國原王繼位后，增筑平壤城，又再一次修丸都山城和國內城，并于公元342年秋八月將首都遷回丸都山城。同年十一月，慕容鮮卑的首領慕容皝率軍兵分南北兩路，大舉入侵高句麗。鮮卑軍南路的主力大敗高句麗軍，攻下丸都山城，擄獲人口五萬，焚毀了丸都山城。但由于高句麗軍擊敗了鮮卑軍的北路軍，慕容認為自己難以長久據守高句麗，于是退兵。公元355年十二月，高句麗派遣使者朝覲前燕（慕容鮮卑建立的政權），納質修貢。
公元371年冬，百濟王率軍進攻平壤，故國原王率軍出戰，死于流矢，其子丘夫繼位，即小獸林王。小獸林王統治時期，實行改革、恢復、發展的策略，致力于內政，努力發展國力，使高句麗國家富足，軍事力量增強。公元384年小獸林王病逝，死后無子，其弟故國壤王（又稱於只支）繼位，即故國壤王。故國壤王繼位后，于公元385年出兵4萬襲擊遼東，擊敗后燕（前燕滅亡后慕容鮮卑宗室慕容垂復國建立的新政權），一度攻破遼東、玄菟二郡。
鼎盛時期
公元391年，故國壤王病逝，其子談德繼位，即廣開土王（簡稱好太王）。好太王繼位后，勵精圖治，整肅軍隊，使高句麗的國力迅速強大起來，此時后燕的國力相比前燕已大為衰退，面對高句麗處于劣勢。392年，好太王親率大軍進攻百濟，又在393年和394年兩次擊敗百濟的進攻。395年，好太王兵臨百濟首都慰禮城（今韓國首爾特別市），次年從海上和漢江進攻慰禮城，成功破城，百濟王阿莘王被迫請降，高句麗至此從百濟手上奪得朝鮮半島的控制權。同時，好太王還進攻契丹部落碑麗，穩定了高句麗的東北邊疆。
好太王繼位初期，與后燕暫時保持和平狀態，后因好太王不再以謙卑的朝貢國姿態面對后燕，與后燕矛盾迅速激化。399年，后燕以好太王“事燕禮慢”為借口發起進攻，結果被高句麗擊敗。400年，后燕再次進攻高句麗，結果遭到好太王的反擊。402年，好太王主動進攻后燕，大獲全勝，至404年徹底控制了整個遼東半島。405年后燕皇帝慕容熙渡過遼河攻打高句麗，結果又被高句麗擊敗。406年，高句麗再次擊敗后燕，后燕于407年徹底滅亡，至此遼東地區徹底被納入了高句麗的統治范圍。410年，高句麗又進攻東扶余，并迫使其投降高句麗。
高句麗在中國東北地區不斷擴張的同時，在朝鮮半島也在不間斷地擴張自己的勢力。400年，朝鮮半島上的國家新羅遭到百濟、倭和伽（朝鮮半島南部的一個國家聯盟）的進攻，被迫向高句麗求助。高句麗打敗了倭國和伽倻的進攻，新羅和伽倻至此成為了高句麗的臣屬。404年，高句麗再次擊敗了倭國的進攻。
412年冬，好太王病逝，其子巨連（又稱璉）繼位，即長壽王。長壽王繼位后，首先鞏固和穩定了好太王擴張后的國家，發展生產，使得高句麗連續取得農業豐收，國力進一步強盛。長壽王還為其父好太王修建了宏大的墳墓，鑒于此前高句麗不立墓碑導致陵墓管理問題，長壽王還下令立起了4米高的好太王碑，并在碑上記錄其功績。在好太王的葬禮結束后，長壽王又為自己選擇了墓地并開始修筑王陵。
長壽王在位的前期，與中原各王朝均保持良好關系，分別向北魏和晉朝派遣了使臣朝貢，獲得了雙方對其控制遼東四郡（即遼東、玄菟、帶方、樂浪郡）的合法認可。427年，鑒于遼東局勢穩定，高句麗的下一步開拓方向應是朝鮮半島，加之國內城一帶地勢狹小，滿足不了首都日益增長的人口需要，此前又曾遭戰爭破壞，故長壽王決意遷都平壤。遷都平壤后，長壽王在平壤大修工事山城，并遷移大量移民至平壤一帶居住。
436年，北魏滅亡北燕，北燕王室逃亡至高句麗。高句麗本欲吸納北燕王室壯大自己力量，但北燕末代君主馮弘不愿接受高句麗統治，意圖投奔南朝宋，于是被長壽王派人殺死。北燕滅亡后，北魏致力于向南方的發展，放任高句麗在東北地區的勢力擴張，高句麗為穩定北方局勢，亦多與北魏交好，但也對北魏多有提防。
因高句麗遷都平壤，將軍事重心南移，引起新羅、百濟的不安，雙方邊境摩擦加劇。450年，新羅軍隊襲殺高句麗邊將。454年，高句麗派兵入侵新羅北部邊境。468年二月，長壽王派1萬軍隊進攻新羅區，攻克新羅北部的悉直州城，迫使新羅求和。469年八月，百濟蓋鹵王派兵襲擾高句麗南部邊境，并向北魏派遣使臣請求出兵干預。長壽王鑒于百濟對高句麗進攻早有防備，于是利用間諜誆騙蓋鹵王大興土木，消耗百濟國力。475年九月，在百濟因蓋鹵王大興土木而國力大衰之際，長壽王率兵三萬進攻百濟，用火攻的方法攻克百濟首都漢城，殺死蓋鹵王，至此，高句麗控制了漢江平原，國力進一步強盛。
長壽王于491年十二月病逝，在位79年，終年98歲。長壽王死后，其孫羅云（又稱云）于492年正月繼位，即文咨王。494年，扶余國王因受黑水靺鞨進攻，率眾投靠高句麗，扶余國徹底滅亡。此后高句麗多次進攻新羅、百濟，互有勝負。
衰落時期
文咨明王在位時期，面對新羅和百濟的聯盟，高句麗屢攻不克，國力已有衰落之相。文咨明王于519年去世，其子興安繼位，即安藏王。安臧王在位時期，在北魏和南梁多次派使者前往南梁朝貢以維持外交平衡，并于523年、529年派兵進攻百濟，取得了一定戰果。531年，安臧王，死后無子，其弟安原王繼位。安原王繼位后，繼續維持在北魏（后分裂出東魏）和南梁之間的外交平衡政策，同時向雙方朝貢，維持北方邊境的和平局面。535年夏，高句麗境內爆發嚴重洪水，十月又出現地震，之后又連續遭遇疫病、旱災、蝗災，導致持續兩年的饑荒。540年，百濟趁高句麗連遭天災襲擊、國力大衰之機對高句麗發起進攻，結果被高句麗軍隊擊退。542年，高句麗境內又遭遇大風和冰雹襲擊，連年天災致使高句麗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百姓流離。與此同時，高句麗國內圍繞最高官職“大對盧”的爭端愈演愈烈，政爭不止。
545年，安原王病逝，其子平成繼位，即陽原王。陽原王繼位后，努力穩定高句麗國內局勢，但國力繼續衰落。551年，百濟和新羅聯合進攻高句麗，攻陷漢城，高句麗至此失去漢江流域。554年，高句麗攻打百濟的熊川城，未果。557年，丸都山城的貴族干朱理聚集部眾起兵叛亂，被陽原王鎮壓。559年三月，陽原王去世，其子平原王繼位。平原王繼位后，改革官制，提拔有能力的平民為官。同時，面對頻繁的天災，平原王多次對受災百姓進行撫恤，并努力鼓勵農業生產。此外，平原王還改革軍制，建立了一支戰力強悍的近衛軍；又大量建設山城，強化了軍事防御體系。583年，由于連年災荒襲擊，平原王下令減輕國家支出用度，并告誡各地方官繼續鼓勵農業生產。589年，隋朝滅亡南陳，統一全國，要求高句麗臣服，兩國關系惡化。590年，平原王下令軍隊進行戰備，防備隋朝的進攻。
590年十月，平原王病逝，其子元（又稱大元）繼位，即高元。597年（楊堅開皇十七年），高句麗先發制人突襲隋朝遼西地區的營州（今朝陽市），結果被隋軍擊退。隋文帝因此大怒，于598年（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派兵三十萬分水陸兩路進攻高句麗，結果路遇大雨，糧草不繼，水軍又遭遇風暴，無果而終。此后，嬰陽王上書稱臣，兩國維持了表面的和平。
607年（隋煬帝大業三年），高句麗暗派使臣聯絡突厥啟民可汗，引起隋煬帝憤怒。隋煬帝召嬰陽王入朝覲見，嬰陽王拒不來朝。610年（大業六年），隋煬帝再度詔令高元入隋覲見，結果依舊沒有得到回應。611年（大業七年），隋煬帝下詔征討高句麗，并于612年（大業八年）正月發兵113萬，號稱200萬，從陸路進攻高句麗；又命令來護兒率領水師4萬，從海路直接進攻高句麗首都平壤。來護兒在距離平壤60里處和高句麗軍開戰，連勝幾局后直接進攻平壤城。副總管周法尚勸阻他不要貿然進攻以免中埋伏，但是來護兒不聽率軍四萬繼續進攻。高句麗軍用詐降計誘騙他進城，殺得隋兵毫無招架之力，后又在大臣乙支文德的詐降計幫助下于薩水（今朝鮮清川江)大敗隋軍，殲滅隋軍三十萬，迫使隋煬帝撤軍。
613年（大業九年）正月，隋煬帝再次下詔聚集天下兵馬于涿郡，籌備第二次對高句麗的進攻。三月，隋煬帝再度親征高句麗，于四月末再度圍攻遼東城，結果依舊久攻不克，傷亡慘重。隋煬帝下令壘土攻城，結果就在工事即將就緒之時收到了楊玄感叛亂的消息，被迫撤軍。高句麗軍隊趁勝追擊，乘著隋軍渡過遼河時，斬殺了被隋軍落在隊伍后方的數千羸弱。大業十年（614年），隋煬帝第三次征發天下兵馬以攻打高句麗，三月，隋煬帝到達涿郡，一路上士卒多有逃亡，征發的士卒也大多未能到達。同年七月，嬰陽王派遣使者向隋朝請降，獻上隋朝叛將斛斯政，并許諾入朝覲見，隋煬帝于是班師回朝。結果嬰陽王再度反悔不至，隋煬帝還想再次組織征討高句麗，最終沒能成行。
高句麗與隋朝的戰爭使得隋朝消耗了大量國力，社會矛盾迅速激化，直接導致了隋朝的滅亡。但高句麗也在戰爭中損失慘重，大量青壯人口戰死，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
618年九月，高元去世，其異母弟建武繼位，即高建武。榮留王繼位后，對天寶和百濟采取和解政策，同時與突厥結盟，努力防御唐朝的進攻。631年，高句麗開始在遼東修建千里長城以防止唐朝進攻。
高句麗后期，王室權力開始衰微，權臣和地方勢力日益專擅朝政。榮留王晚年，權臣淵蓋蘇文日益把控朝政，扶植黨羽，侵奪軍權，引起榮留王和部分大臣不滿，計劃除掉淵蓋蘇文，結果計劃被淵蓋蘇文得知。642年十月，淵蓋蘇文借著閱兵之機發動政變，殺死榮留王和數百名朝臣，另立榮留王的侄子寶藏為王，史稱寶藏王。
最終滅亡
寶藏王時期，淵蓋蘇文自封莫離支，完全把控朝政，唐朝借此機會出兵收復遼東舊地。644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淵蓋蘇文不顧唐朝使臣阻止，出兵進攻新羅區，新羅于是向唐求助。收到新羅求助后，唐太宗于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親率水陸大軍十余萬進攻高句麗。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李勣派遣少量部隊佯攻懷遠鎮，自己親率主力部隊北上攻下玄菟城。后來李世和李道宗合兵一處攻打玄菟城東面的蓋牟城，由于出兵突然對方來不及反應，蓋牟城迅速攻下。在蓋牟城攻下之后，高句麗軍開始積極布防，防止唐軍攻擊。此時營州都督張儉率軍東行開始圍攻處于營州東南方向的建安城，成功殲敵數千人，將建安城用重兵包圍起來。在營州西南方向的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張亮親率水軍渡江作戰，包圍了卑沙城。卑沙城是處于遼東地區的重要軍事重鎮，水軍想要登陸必須從卑沙城上岸，張亮趁著深夜高句麗守軍放松警惕時派遣士兵深夜爬上城墻，和守城的士兵展開深夜遭遇戰成功的奪下卑沙城。唐軍幾路接連告捷，鎮守在遼東地區的高句麗守軍開始了加強了城池的防守，并且從遠方不斷派遣軍隊前來支援。同年四月，唐軍渡過遼河，對高句麗發起進攻，先后攻破包括遼東在內的十余城。高句麗派兵十五萬前來救援，結果被唐軍大敗，舉國震動，后黃城、銀城的高句麗人也紛紛棄城逃走，數百里內無人煙。九月，唐軍開始圍攻安市城（今遼寧海城市附近）。后因安市城守軍殊死抵抗，唐軍久攻不克，時近深秋，因當地變冷早、草枯水凍、士馬難以久留，而且糧食將盡，于是從容班師回國。
李世民雖為進攻高句麗未能達到目的而后悔，但高句麗在這場戰爭中損失慘重，所丟失的土地也被唐朝所占據，國力進一步衰弱。此后唐朝改變戰略，對高句麗進行反復的襲擾戰爭，比如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太宗就命牛進達、李勣、李海岸率軍從水陸兩路進擾高句麗，讓高句麗疲于應對。
李治永徽五年（654年），高句麗派兵進攻臣屬于天寶的契丹，結果被唐朝擊敗。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唐高宗因解救新羅派兵征伐高句麗。在這次戰爭中，唐軍渡過遼水，進攻高句麗的新城。高句麗軍隊見唐軍人數少便開城迎擊唐軍。雙方展開激戰，最終唐軍大敗高句麗軍隊。顯慶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再次派遣軍隊征伐高句麗，并在遼東地區展開了戰爭。十一月，唐軍與高句麗的大將溫沙門在橫山（今遼寧省遼陽市東華表山）展開了激烈的戰斗。最終，唐軍大獲全勝，攻破了橫山。
顯慶五年（公元660年），李治和新羅國王合力對百濟進行圍攻。唐將蘇定方率領水軍與百濟軍展開激戰，并最終擊潰百濟軍隊防線。唐軍乘勝而進，攻占百濟都城外郭，導致百濟國王傾全國之兵前來迎戰，但最終被唐軍擊潰。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亡，其次子泰最終投降，此次戰爭之后百濟滅亡，高句麗陷入孤立狀態。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淵蓋蘇文死后，三個兒子發生內訌，其長顏回蓋男生歸降唐朝，并引唐軍進攻高句麗。乾封二年（667年），唐軍在遼河大敗高句麗軍主力，連續攻克高句麗多座城池。李治總章元年（668年）夏，唐軍渡過鴨綠江，一路攻至平壤城下。同年九月十二日，高句麗僧信誠打開城門，唐軍趁機沖進城中，攻克高句麗國都平壤，俘獲寶藏王及淵蓋男建，淵凈土投降新羅，高句麗滅亡。
唐高宗總章元年(668)二月，唐朝成功攻占了高句麗西北軍事重鎮扶余府（今農安縣）。面對唐軍的強大攻勢，高句麗在消息傳來后備感膽怯，向唐軍獻上四十座城池，唐軍聲威大振。隨后，高句麗率領五萬人前來扶余國支援，與唐軍在薛賀水進行了激戰，然而高句麗軍隊遭到重創，損失了3萬余人。唐軍接著占領了大行城（今遼寧丹東市），至此鴨綠江以北的土地均被唐軍收復。九月，各路唐軍齊聚鴨綠江邊，高句麗發兵抵抗最終被唐軍擊敗。唐軍追擊兩百里，攻占了辱夷城（今朝鮮永柔境），高句麗各城逃散或者自動投降。隨后各路唐軍發動總攻，圍攻平壤城一個月后，城內難以為繼，高句麗開城出降，高句麗政權宣告滅亡。
高句麗被滅國后，唐在高句麗舊地設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并于平壤設安東都護府，同時任命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檢校安東都護，領兵二萬鎮守此地。新羅對唐朝的安排心懷不滿，于是暗中支持高句麗的遺族開展復國運動，迫使唐朝撤至大同江以北。683年，寶藏王后裔安舜建立的報德國被新羅吞并，新羅至此控制了朝鮮半島的大部分地區。713年，原本臣屬于高句麗的渤海國在首領大祚榮領導下在東北地區建立震國，即后來的渤海國。 后來大榮建立振國，繼承高句麗，并和唐朝建立了藩屬關系。
疆域
早期
公元1世紀初，高句麗剛剛完成統一建國時，其西部邊境大約在今遼寧本溪市桓仁縣一帶，東部邊境大約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滿浦、江界附近，北部邊境大約在今遼寧通化市一帶，南部邊境大約在遼寧寬甸與衛滿朝鮮楚山郡附近的鴨綠江地區。
公元3世紀初（即中國東漢后期），隨著高句麗幾代國王的兼并擴張，高句麗國的疆域大幅擴大。這一時期高句麗的西部邊境達到梁水（今遼寧太子河）上游，東部邊境已擴張到朝鮮的兩江道、咸鏡北道一帶，南部與東漢以薩水（今朝鮮清川江）為界，北部與扶余隔遼源至撫松一線為界。
鼎盛時期
好太王時期（391年—412年），對遼東地區和朝鮮半島多次用兵，使得高句麗的領土進一步拓展，其西部邊境抵達遼河一線，南部邊境到達漢江流域，東部邊境抵達吉林延吉、琿春至日本海一帶，北部邊境觸及松花江中游一帶。至6世紀初，高句麗疆域達到極盛，其西部勢力越過遼河抵達大凌河地區，北部徹底吞并扶余國，到達今吉林吉林市至農安縣一帶的松花江流域；南部邊界越過漢江平原，抵達今韓國的忠州市一帶，東部邊界依舊維持好太王時期的狀態。
衰落時期
6世紀中后期，高句麗國力逐漸衰落，并在百濟和新羅聯軍的進攻下失去了漢江流域，又被新羅占領咸興平原地區，其南部的領土范圍大為縮小。
人口
668年唐朝滅亡高句麗后，曾對高句麗境內的人口進行了一次統計，共計有176座城池，戶籍數為69萬7千，以每戶5口計，則高句麗的總人口約為348.5萬人。
政治
王位繼承
繼承方式
高句麗國王的權力較為集中，是軍事和宗教活動的最高領導者，也掌握一切國內外事務的最高決策權。
高句麗王位的繼承方式可以基本分為父死子繼、兄終弟及和叔(伯)侄相繼三種形式。這三種繼承方式反映了不同時期高句麗政治發展的走向和變化態勢。
在高句麗共有27位王位繼承者中，以父死子繼的方式繼位的共有17位。這種形式占據了絕大多數的王位繼承數量。父死子繼是高句麗王位交替最為普遍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下，后任者通常是太子或世子，在前任王的時期就已經確定了繼承者的身份，因此相對和平，幾乎沒有政治陰謀和謀殺前任王的事件發生。
另一種繼承方式是兄終弟及，共有7位王采用了這種方式。兄終弟及的方式呈現出兩種趨勢。一種是通過政治謀害兄長來獲取王位，這樣繼位的有四位王。另一種情況是前任王兄長沒有子嗣或基于正常的政治需要，被擁立為君，這樣繼位的有三位王。
第三種繼承方式是叔(伯)侄相繼，共有3位王采用了這種方式。幾乎所有以叔(伯)侄相繼的方式繼位的王都是通過政治角斗手段獲取的。這種方式的繼位通常與宮廷政治事件和謀殺前任王相關。
王儲制度
高句麗是中國古代的一個王朝，在其王位繼承制度中有儲君制度。自第二代王高類利開始，高句麗形成了長子繼承制的傳統。另外，由于高句麗王室血統的多樣性和復雜性，這造成高句麗王儲的血統不僅限于高句麗族，還有可能包含其他民族的成員。這源于高句麗早期的民族形成過程是以建國前的"句驪蠻夷"為前身和起點的，到高句麗建國前中期的漫長民族發展期，一直到中后期的民族成熟期，都是其逐漸成形的過程。早期高句麗所融合的成員主要是貊人，而后來逐漸征伐和吸納的扶余國人、沃沮人、古朝鮮人、漢人、肅慎人、契丹人、新羅人、百濟人等。根據《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中的記載，有些高句麗王子的母親是高句麗人，有些是夫余人，還有一位是漢人。在這些王子中，有些最終成為了高句麗的國王，而有些則未能繼承王位。太子或世子一般是指已確定繼承帝位或王位的君王的兒子，也可以是貴族家族的正式繼承人。
但是由于復雜的宮廷斗爭和權力爭奪，儲君制度在高句麗并未一直得到很好地執行。從《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的記載來看，共有24位太子（或世子），其中有17位成功繼位，未能繼位的主要原因包括早逝、政治謀殺或被廢黜等。尤其是在高句麗后期，由于王權旁落和貴族政治的干涉，長子繼承制度再次被廢止，王位的繼承完全被權臣所把持。
總體來說，高句麗的王儲制度在中期相對較為貫徹，但在后期受到多種因素的干擾和破壞，最終無法持續有效地執行下去。
中央官制
高句麗建國初期，政權較為原始，官僚體制不甚完善，隨著時代發展，高句麗逐漸建立起了國家官制。
早期官制（公元三世紀以前）
公元三世紀以前（對應中國兩漢時期），高句麗的國家官吏分為八個等級，從尊到卑依次為：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加、主簿、優臺丞、使者、皂衣先人。其中相加來源于漢地的“相”，后改名為國相，是高句麗的百官之長，其職權類似漢朝的丞相。對盧、沛者是掌管軍事的官職，其職權相同，只是對盧次序略高，有對盧則不設沛者，有沛者則不設對盧；沛者有時也會作為一種爵位進行封賞。古雛加又稱古鄒加、古鄒大加，類似后來北齊設立的鴻臚寺，是負責禮儀的官職。主簿借用的是漢朝官名，負責文書類工作，高句麗的主簿還參與軍政事務，也可作為爵位。優臺丞又稱優臺，也可作為一種爵位。使者也出自漢朝官名，是到地方代表高句麗王行使權力的官員。皂衣先人是高句麗中央官職中的最低一等，其職權與使者類似。除了這八級官員外，高句麗還設有中畏大夫，這一官職也是受漢朝的官僚設置影響，是較為尊貴的官職，往往由高句麗國王的近臣擔任。
高句麗的早期官制一方面受漢朝官制影響，一方面也保留了高句麗民族特點，官制與爵位經常混淆，職權不甚分明。
中期官制（三世紀至六世紀）
公元三世紀，隨著東漢王朝的滅亡，中原地區陷入分裂局面，高句麗趁機大舉擴張，國力得到增強的同時，也進行了一系列政治經濟改革，進一步完善了高句麗的官僚體系。在這一時期的高句麗官僚體系中，原有的八級官員體制依然保留，在此基礎上出現了一些新的官職。這些新官職分別為主簿大加、九使者、大使者、大兄、小兄、駙馬都尉等。其中主簿大加指擔任主簿的高句麗貴族，可以領兵出征，行使武官職權。九使者在史料中所見不多，應指使者中地位最尊貴者，位在大使者之上；大使者類似使者職，地位比使者高。大兄、小兄也是一種軍事官職，其中大兄也可作為爵位使用。駙馬都尉官名來自漢官，其職權也類似，掌管高麗王的副車，由國王之女的夫婿擔任。
四世紀以后，高句麗國力進一步發展，趨近極盛，與中原地區的交往也更加頻繁，官僚制度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在這一時期，之前的八級官制逐漸發展為十二級官制，從尊到卑分別為大對盧、太大兄、大兄、小兄、意俟奢（又作意侯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屬、仙人。其中大對盧由先前的對盧演變而來，取代相加成為等同于丞相職位的官職。太大兄、大兄、小兄為先前大兄、小兄演變而來。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則為原本的使者演變而來。皂衣先人演變為先人，其職能地位依舊不變。其余幾種官職則因為史料缺失，職權范圍不詳。
此外，隨著高句麗與中原地區往來的增多，中原地區的官僚制度對高句麗的影響也得到了加深。除了主簿、使者、駙馬都尉外，也出現了長史、司馬、參軍等官職。
后期官制（六世紀至七世紀）
六世紀后，高句麗的官僚制度基本趨于定型，十二級官制基本穩定。不同史料對這一時期高句麗的官制設置記載存在一定區別，其中《隋書》記載為：太大兄、大兄、小兄、對盧、意候奢、烏拙、太大使者、大使者、小使者、褥奢、翳屬、仙人；而《新唐書》記載為：大對盧/吐捽、郁折、太大使者、皂衣頭大兄、大使者、大兄、上位使者、諸兄、小使者、過節、先人、古鄒大加。此外，還有大莫離支和莫離支等官職。其中莫離支是高句麗后期掌管內外軍國大事的最高官職，大莫離支為莫離支的加銜。而根據史料分析，曾經地位最為崇高的大對盧，至這一時期級別已低于莫離支和大莫離支。莫離支及大莫離支并未見于史料對高句麗十二級官制的記載，學者華陽在《關于莫離支的觀點及我見》推測其為權臣淵蓋蘇文所自設的官職。
地方行政
高句麗地方官吏分為兩類，一類是在原高句麗五部基礎上形成的地方官僚制度，另一類則是在高句麗后來擴張的領土上設置的地方官吏。在原高麗五部地區，地方長官基本由五部首領演化而來，其主要官職有大加、部長等，其中高句麗五部的首領被稱為大加，是地方上的最高長官，其中中部（王族本部）、西部（涓奴）、北部（絕奴）的大加均可稱古雛加，同時兼任中央職官；部長則指高句麗五部以外的部落的首領，也是地方上的最高長官，只是因為所部較小，管轄范圍較大加為小。至四世紀，大加、部長均改稱褥薩。
在高句麗五部之外的新征服地區，高句麗早期將征服的部落方國首領直接改任為當地的地方首長以方便管理，后高句麗先后占據遼東、樂浪郡等原漢朝屬地，于是在這些地方模仿漢朝制度設立郡縣。其中較大的城市設置褥薩，相當于都督，是地方上的最高官職；較小的城設道使，相當于刺史。褥薩、刺史之下都設置有僚佐，各司其職。此外，在一些地方，高句麗還沿用漢朝制度在郡設置太守；縣一級也有沿用漢朝制度設宰的情況存在。
除了地方長官外，根據一些考古資料的記載，高句麗在地方上還設有邑長、仟長、佰長、小兄、上位使等等職官，中央的八級（后為十二級）官級制也在地方政治機構中沿用。
法律制度
建國初期，高句麗法律較為原始，沒有成文的法律，所有罪行不分等級、不分種類，經諸加評議后處死，其妻子被罰沒為奴婢。公元4世紀以后，隨著高句麗政權建設的完善，其法律體系也得到了發展。公元373年，高句麗的小獸林王開始頒布成文的法律。
高句麗的法律目前沒有流傳下具體條文，根據史料記載匯總，高句麗的法律主要有以下幾類：
1.針對謀反及叛亂：高句麗法律將謀反及叛亂視為最重的罪行，犯罪者將以火刑處死并斬首示眾，同時籍沒其家產。
2.針對盜竊：高句麗法律針對盜竊公私財物者，分情節予以處罰，盜竊者須以贓物十倍至十二倍的價格進行賠償，如果無力支付賠償，則其子女將被罰沒為奴婢，本人則會受到鞭笞的懲罰。
3.針對傷害牲畜或人：高句麗法律規定對殺人者的懲罰與戰場投降、逃跑的懲罰一樣，一概斬首處死。傷害生產用的牲畜者，則會被罰為奴婢。如果傷害的牲畜是祭祀所用，則處以死刑。
除了針對犯罪行為的刑罰外，高句麗法律中還有繼統法、租稅法、婚姻法、徭役法等法律條文。此外，高句麗王本人或王國政府所發布的指令、規定、條文等，也具有法律性質，如果違背將受到處罰。
高句麗沒有專門的司法機構，高句麗國王為最高司法長官，對罪犯有處罰和赦免的權力。各級官員除了行政外，也要負責司法事務。高句麗王國除了首都外，地方州縣也設有監獄部門。在一些特定的時間，如新王即位、立太子、祭祀始祖廟、獲祥瑞等吉慶之日，高句麗王往往會實行大赦。
經濟
農業
農業是高句麗最重要的經濟部門。高句麗早期國土主要在長白山山地，地形崎嶇，農業發展受到一定限制；中期國土大為拓展，控制了遼河平原、江漢平原等適合農業發展的平原區，使得高句麗的農業迅速發展。同時，鐵制農具在高句麗得到推廣，更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生產的進步。為保護農業生產，高句麗政府還規定破壞生產用牲畜者須罰沒為奴。
高句麗的主要農產品有谷子、高粱、大豆等，此外還種植蔥、蒜等蔬菜。從公元4世紀起，牛車被廣泛推廣。高句麗主要實行土地國有制，土地可以被國王作為賞賜賜予貴族。租稅方面，高句麗規定擁有固定土地的居民每人每年須繳納布五匹，谷五石；沒有固定土地的“游人”則每三年繳納一次稅，每次繳稅由十人共同繳納細布一匹；地租則按照土地的好壞分為三等，上等土地每戶每年繳納地租一石，次等土地每戶每年繳納地租七斗，下等土地每戶每年繳納地租五斗。
高句麗后期，由于統治者熱衷大興土木，大肆征派勞役，導致農業生產遭到破壞。后來由于高烈度的戰爭迫使大量青壯參軍，軍費開支更導致賦稅高漲，使得高句麗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并最終導致了高句麗的滅亡。
漁獵與畜牧
高句麗人早期以漁獵為主要的生產方式，在高句麗建國后，其主要經濟模式轉變為定居農業，但漁獵依舊在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高句麗瀕臨大海，多山多河，漁業資源及野生動物資源豐富，在高句麗時代及更早的遺址中，漁具及狩獵用具多有出土。高句麗人擅長捕魚，常乘船出海以漁網進行捕魚作業；狩獵活動在高句麗社會中也十分頻繁，高句麗人常在春、秋兩季進行狩獵，其捕獵對象有虎、熊、野豬、鹿、黃羊、貂等，狩獵所獲的動物皮毛是高句麗重要的物產之一。
高句麗境內有遼闊草場，畜牧業發達，有馬、豬、牛、羊等牲畜。高句麗人擅長養馬，其著名的馬種“果下馬”身材矮小，動作靈活，可在山林間迅速穿行；除了果下馬這種矮馬外，高句麗也有較為高大的馬種。
手工業
高句麗的手工業有制陶、冶煉、金屬制造、紡織、造船等。高句麗的制陶業獨具特色，其陶器有濃郁的民族風格，并部分結合了中原地區傳入的制陶技巧。高句麗的陶器大多為綠釉、黃綠或黃釉，以生活用具為主，制作精良，質地堅硬。高句麗時代燒制的磚瓦有不少具有花紋或銘文，其中瓦當裝飾格外突出，紋理復雜精致，頗具藝術價值。
高句麗的冶銅歷史悠久，銅器的數量、種類均較為豐富，有銅鏡、銅斧、銅鼎等。在韓國慶尚南道曾發現鎏金銅佛像，高約16厘米，制作精美，惟妙惟肖。高句麗冶鐵業發展較晚，早期依賴中原地區輸入，至中期開始展現出獨特的民族特色。高句麗人善作金器、銀器，常用鎏金技術，并有大量的金銀首飾器物出土。出土首飾技藝精湛，花紋細膩，可以考證高句麗工匠已熟練掌握切割、拉絲、鑲嵌等金器工藝。高句麗漆器出土較少，但已出土的漆器均展現出了較高的工藝水平，紋飾精美考究。
高句麗境內多山，桑樹、苧麻種植廣泛。高句麗人早在建國初期便已流行養蠶業，能夠織出花紋精美的絲綢，其精湛的縫紉技術得到了《三國志》等史料的夸贊。
高句麗靠近大海，境內多河流，造船業的發展有悠久歷史。鴨綠江是高句麗境內重要的水路交通路線，有大量大船穿梭于江面上。除了河運外，高句麗的海上交通也很發達，擁有大量可用于航海的大船。到高句麗中期，高句麗與中原王朝間的交往主要通過海路進行。除了用于交通的船只外，高句麗也擁有戰斗用的戰船。
商業與貨幣
根據史料記載與考古發現，高句麗的農業、手工業、商品生產及文化精神生活發達，社會分工細化，社會生產和消費活躍，具有商品經濟發展的土壤。農業經濟的發展，使得高句麗的手工業得以從漁獵與農業生產中脫離出來，促進了城鎮的興起和發展。高句麗城市發達，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發現的高句麗古城就有數十座之多。
高句麗政權存在初期，部落之間便已存在物品交換。此后商品交換范圍隨著高句麗疆域的擴張而擴增，出現了與中原、契丹之間的商品貿易。在吉林集安市出土的晉朝青瓷壺佐證了高句麗與中原之間的商貿往來，而在朝鮮半島南部原新羅地區出土的高句麗銅蓋碗也說明了高句麗與新羅之間的貿易。此外，根據《隋書》記載，缺鐵的契丹也依賴與高句麗之間的貿易獲取鐵器。
高句麗沒有自己的鑄錢，國內通行中原地區的銅錢，在高句麗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中原銅錢實物。高句麗國內盛產白銀，白銀和黃金均作為貨幣通行。此外，高句麗也通行實物貨幣，布帛、糧食等均具有貨幣職能。
軍事
兵力狀況
在高句麗建國以前，高句麗諸部處于部落狀態，其軍隊呈現非職業化的部落兵狀態，部落首領也有可能擁有一支規模不大的親兵。高句麗建國以后，逐漸建立起了一支以高句麗人為主的職業化軍隊，其兵源主要來自高句麗五部的青壯年，數量大概在兩萬人以上。
此后隨著高句麗控制范圍的增加及軍隊規模的擴大，高句麗軍隊的民族構成開始多元化，軍隊兵力逐漸增加。至公元400年，高句麗派軍支援新羅抗擊倭國入侵時，已可以一次性出動五萬人的軍隊。根據推測，在好太王時期（391年-412年），高句麗的常備軍隊數量大約為七萬人左右，其中步兵約四萬，騎兵約兩萬，水軍約一萬；加上后備兵力在內的總兵力大約已有十二萬。高句麗的社會基層的村社組織軍政合一，村民平時參與生產工作，戰時則應征從軍，補充常備部隊。高句麗重視軍事訓練，經常以田獵活動作為訓練軍隊的手段。
至公元七世紀初，由于高句麗多次面臨隋朝、唐朝的進攻，又在朝鮮半島面臨百濟、新羅的壓力，其軍隊規模大幅擴增，兵力最多時達到六十萬之眾。這一時期高句麗軍隊的構成更加多元化，高句麗族在軍隊所占的比重下降至不足三分之一。
武器裝備
高句麗的武器裝備水平較為先進，絕大多數武器裝備都由本國生產，以鐵制武器為主。高句麗人常用木柄的鐵制長矛以及鐵制的環首刀，其武器形制深受中原影響。高句麗人善于騎射，弓箭的使用十分廣泛。
高句麗的甲胄受漢朝影響較大，有全甲、半甲兩種，其中全甲覆蓋全身，半甲則只有胸甲及頭盔。甲胄的甲片大多呈長方形，經皮條、金屬絲連綴成甲。頭盔大多為金屬制，呈半球形，由彎曲甲片連接而成，內襯有棉織物，底邊用皮革或綢布包裹；身份較高的貴族還可能穿戴鎏金甲。除甲胄外，盾牌也是高句麗軍隊常用的防御裝備。
高句麗非常重視騎兵的使用，騎兵所用戰馬多為高句麗產，擅長跋山涉水，體能耐力較佳。高句麗的重騎兵人馬俱甲，馬甲與人甲類似，以長方形鐵片連綴而成，覆蓋馬匹全身，只露馬蹄，馬首以只露出馬眼的面罩覆蓋。除了精銳的具裝騎兵外，高句麗騎兵也有不穿戴馬甲的較為輕裝的騎兵，輕裝騎兵不穿戴馬甲，但依舊有面罩保護馬首。一些貴族還會使用鎏金馬具、馬飾以彰顯尊貴身份。楊秀祖在《高句麗戰爭史研究》中提到高句麗軍隊的武器裝備先進且制作精良，其工藝水平與同時期中原相比毫不遜色。
民族
民族源流
作為古代東北亞地區一個多民族國家，高句麗聲名遠揚，四方的民族都來歸附。隨著歷史的演變，一些周邊民族也在與高句麗的接觸中逐漸融入其中，最終成為了高句麗重要的民族成分。
其中，主要民族包括了貊和高句麗，前者為主體民族，后者為王族，都在高句麗的統治和文化影響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此外，還有穢、夫余、沸流、沃沮、、故朝鮮、漢、百濟、新羅、契丹、突厥、肅慎（勿吉、鞠禍）、倭等眾多民族，共同構成了高句麗這個多元文化的國家。
民族構成
高句麗是多個民族組成的國家，也是東北地區及朝鮮半島北部民族聚集的中心。這些歸附高句麗的人中，有的被同化為高句麗人，比如匈奴、鮮卑等，而有些則一直保留了自己的族名，比如契丹等。隨著國家的滅亡，他們與高句麗一起經歷了新的同化和融合。
夫余人
起源于穢族。高句麗的始祖高朱蒙原本來自扶余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夫余人逐漸成為高句麗的主導民族，共同構建了高句麗的統治格局。《三國志·魏書·夫余傳》中記載著“其印文言文'藏王之印'，國有故城名藏城，蓋本藏貊之地“。此外，《三國史記·高句麗紀一》也提到朱蒙與鳥伊、摩離、陜父等三人結交，南下征戰于卒本川，烏伊和摩離后來成為朱蒙的得力大將，而陜父則官至大輔。然而，后因朱蒙拒絕其忠言，陜父被迫離開，前往南韓。
沸流國人
沸流國是朱蒙征服的第一個國家，位于卒木川。據《三國史記·高句麗紀一》記載，高朱蒙在卒木川發現了沸流水（今富兒江）中有飄蕩的菜葉，推測上游有人居住，于是以打獵為名，順流而上，果然發現了沸流國。在激烈的戰斗中，沸流國被朱蒙所征服，其國王松讓在朱蒙二年（前36年）選擇率國人前來歸降，朱蒙封松讓為多勿都主。
沃沮人
沃沮人，漢朝與高句麗的關系十分密切，無論是在語言、居住形式還是服飾方面，都與高句麗人相似。公元前28年，朱蒙下令扶尉率軍北征沃沮，將其征服并將其土地劃分為城邑。后來受到其他民族的侵襲，沃沮人被迫遷徙至高句驪的西北，而沃沮光也成為了樂浪東部都尉的領地。公元56年，大祖大王發動東征，占領了東部的沃沮地區，拓展疆域至東海，南至薩水一帶。這其中包括了北沃沮和東沃沮的所有地域。至于南沃沮，雖然史書沒有明確記載何時納入高句麗領土，但后來它成為了高句麗的一部分，而溟州（今荊州）也是其所轄的一部分。
商人
商人，商人箕子，原名胥余，是商朝末期的“三賢”之一，也是帝辛的叔父。在商朝滅亡后，箕子東走至朝鮮地區，創建了“八條之教”來管理這一地區。姬發接納了這一現實，承認了箕子的地位。箕子在東走的過程中帶走了一部分商民。在古代朝鮮地區，發現了大量屬于中國龍山文化的特征，如石斧、石刀、石器等。此外，商族的特色，如以鳥圖騰為主的部族、支石墓、拔齒等習俗，在朝鮮半島青銅時代也普遍存在。后來隨著高句麗統治古朝鮮地區，這些商人的后裔成為了高句麗的一部分。
漢人
漢人也早早成為了高句麗的民族之一。在秦朝末期，陳勝等人發動起義，導致全國范圍內爆發了反對秦朝統治的起義浪潮。在這個時期，燕、齊、趙等地的民眾紛紛逃往朝鮮，人數達到數萬。高句麗第二代王琉璃王的妃子雉姬，據說是“漢家之女”。衛活滿到達朝鮮后，逐漸成為了真番、朝鮮蠻夷以及故燕、齊的附庸，甚至于陷落遼東的時候，“房男女一萬口而歸”。同年，大量幽、冀流民也前來投奔。在隋朝與高句麗的戰爭中，許多隋人落入了高句麗的手中。到了唐朝時，李淵頒布詔令，允許高句麗將國內的漢人放還，并且盡力撫養他們，以共同弘揚仁恕之道。高句麗的高建武奉命“悉搜括華人以送之，數至萬人”，這表明在高句麗國內存在著大量的漢人。
百濟人
百濟人中的許多人是在饑荒或戰敗后逃亡、被俘的。在高句麗大武神王二年（公元前19年）正月，“百濟民一千余戶來投”。廣開土王六十三年（公元475年）九月，“王帥兵三萬侵百濟，陷王所都漢城，殺其王扶余慶，虜男女八千而歸”。文咨王八年（公元499年），“百濟民饑，二千人來投”。這在《三國史記·百濟紀四》中也有記載，特指百濟的“漢山人”。公元512年，“侵百濟，陷加弗、圓山二城，虜男女一千余口”。高元十八年（公元607年）五月，一支軍隊被派往攻打百濟的松山城，然而未能攻克該城，于是轉而進攻石頭城。最終，他們在戰斗中俘虜了三千名男女，并將其帶回去。
契丹人
因為歷史上契丹與高句麗之間有著藩屬關系，因此兩者之間的人口遷徙是不可避免的。公元392年九月，高句麗的廣開土王北伐契丹，俘獲了五百名契丹人，并招募了一萬名原籍契丹的人口，將其帶回高句麗。此外在高句麗莫離支泉蓋蘇文去世后，他的子孫們內部發生了紛爭，其中一部分人投契丹，另一部分則與契丹、靺鞨一起歸附于高句麗。這表明，在高句麗國內存在大量契丹人口。
其他族群
其他還有通過戰爭或者民族融合方式進入高句麗的其他族群，分別為荇人、鮮卑、烏桓、匈奴人、梁貊人、海頭人和曷思人、蓋馬人、句茶人、樂浪人、澡那人、朱那人、穢人、新羅人、肅慎族、突厥族、倭人、其他不知名民族等。
外交
高句麗與中原王朝
兩漢與曹魏
高句麗在兩漢時期的外交政策主要表現為接受漢王朝和東漢政權的統治與管理，并多次自愿請求歸屬于玄菟郡并接受其管轄。在建國之初，高句麗政權就直接受中原政權設立的地方郡縣的管理。雖然在新朝政權時期，高句麗也接受了新王室的印綬，但王莽的高壓政策引起了高句麗人的反感，并加速了新莽政權的滅亡。隨后，東漢政權采取了固邊安民政策，使得高句麗與中原的關系得到了一時的緩解。大武神王執政時期，高句麗通過積極擴張國土等舉措，國力大增。但在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高句麗出兵漢樂浪郡之后，漢朝派兵收復了樂浪郡，高句麗的勢力范圍在薩水以北。最終，高句麗在東漢政權存在的180余年中，多次自愿請求歸屬于玄菟郡并接受其管轄，并協助東漢政權討伐割據勢力，加強了同東漢的友好關系。
高句麗和曹魏政權的外交政策在一段時間內呈現出合作共存的態勢。公元237年，高句麗東川王派使者向曹魏表示祝賀改元，表達了與曹魏修好的意愿。曹魏政權也派遣使者與高句麗結親，擴大兩國之間的關系。在公元238年的討伐公孫淵戰爭中，高句麗支援了曹魏軍隊，協助曹魏政權完成了鏟除公孫氏割據勢力的任務。而在毌丘儉率軍征討高句麗時，高句麗的軍隊則協助魏軍攻打敵方。但在公元242年，高句麗為了繼續擴張勢力，試圖占領遼東的一部分地區，進而被曹魏政權視為威脅，于是展開了對高句麗的征討。雖然曹魏政權最終取得勝利，但雙方關系也因此緊張起來，兩國之間的外交政策變得更加復雜。高句麗在這次戰爭中受到沉重打擊，元氣大傷。對遼東地區的擴張勢頭也被遏制。曹魏政權在東北地區的統治地位得到鞏固。
南北朝時期
兩晉時期，在高句麗和慕容姓政權爭奪遼東地區的過程中，除了軍事沖突外，雙方也采取了一系列外交政策來保護自身利益。
起初，高句麗采取了招撫政策，與中原王朝保持相對穩定的關系。他們修好晉朝等國家，尋求外部援助和保護。通過這種外交政策，高句麗展示了忠誠和友好的意愿，并希望借助外部支持來對抗慕容氏勢力的崛起。后來隨著慕容氏的實力逐漸增強，高句麗逐漸處于被動地位。面對慕容氏的軍事壓力，高句麗不得不采取乞降和退讓的策略。這種外交手段旨在通過主動示弱，爭取時間來加強防御，并尋求更有利的外部援助。
此外，高句麗還與鮮卑宇文姓、段氏等民族建立了聯盟關系，以增強自身實力，并對抗慕容氏的進攻。慕容政權在晉朝承認其在遼東地區的霸主地位后，繼續采取武力手段對抗高句麗。慕容燕王自稱燕王，并劃分其統治地區為平州和遼東郡。慕容姓政權通過軍事行動和武力壓制，試圖徹底削弱高句麗的實力，并迫使其屈服。
南北朝時期，高句麗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采取了積極的外交策略。他們與南北兩方的政權保持良好關系，接受封賞并得到支持。這一策略使他們能夠在政治上穩定發展，并在與新羅、百濟等鄰國的斗爭中取得一定優勢。南北朝在遼西地區，高句麗與北魏建立了友好關系，并通過征召吏民和技術人員來增強自己的實力。長壽王時期，高句麗與北魏保持了穩定的關系，互相派遣使者并進行友好交流。雙方在敏感問題上存在一些戒心，但整體上保持著友好的態度。北魏對高句麗贈予許多慷慨的禮物，為遷入北魏的高句麗人提供田宅以安居樂業。高句麗與南梁政權的關系也很密切。他們向宋、齊、梁、陳等政權進貢，并與之結盟修好。南朝政權為了擴大勢力范圍和聲望，承認高句麗的藩臣地位。
隋唐時期
在高句麗和隋朝的外交政策中，兩國經歷了友好、敵對和復雜的階段。盡管戰爭對雙方都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兩國也有過一些外交活動和嘗試，以維護自身利益和穩定邊境地區。
起初高句麗與隋朝保持過一段時間的友好鄰邦關系。在公元七世紀初期，隋朝的開國皇帝楊堅曾派使者到高句麗，與其建立了外交關系，并得到了高句麗王的友好回應。這種友好的外交關系為兩國之間的貿易、文化交流以及軍事合作等方面奠定了基礎。在高句麗與隋朝進行多次戰爭后，兩國的關系逐漸惡化。隋朝對高句麗進行數次征討都以失敗告終，導致兩國之間敵對情緒加深。使得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變得緊張。
在外交政策方面，高句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保護自身利益和獨立地位。他們與其他周邊國家，如百濟、新羅等，建立了同盟關系，以抵御隋朝的入侵。隋朝則一直試圖通過戰爭來征服高句麗，實現統一遼東地區的目標。他們在對高句麗的軍事行動中使用了大軍力，并制定了一系列戰略和政策來加強對遼東地區的控制。由于多次戰敗和內部問題的困擾，隋朝未能最終實現對高句麗的征服。
唐朝對高句麗的征討和收復遼東的過程可以分為幾個階段。在李淵建立唐朝后，他采取了招撫和征討相結合的策略來處理邊疆各族。高建武立即派使者前往唐朝進貢，并按照唐朝的要求送還被俘的隋軍將士。之后，李淵冊封榮留王為上柱國、遼東郡公、高麗王，明確了雙方的隸屬關系。然而榮留王對唐朝的管理措施不滿意，導致與天寶關系緊張。新羅和百濟也向唐朝告發榮留王的行為，希望借助唐朝的力量打擊高句麗以壯大自己，并積極修好。盡管唐朝派遣使者前往制止，但由于唐朝剛剛建國，無力遠征，矛盾沒有進一步激化。
李世民繼位后，他注重減輕人民負擔，積極發展社會經濟，使唐朝國力逐漸強盛起來。公元628年，唐朝征服了突厥領袖利可汗，對高建武形勢造成威脅。為緩和與唐朝的緊張關系，榮留王派使者朝賀，并請求帶回唐朝學習。太宗賞賜豐厚，雙方繼續保持和平。
公元641年，為了進一步觀察高句麗的形勢，唐太宗派陳大德前往高句麗。陳大德暗中觀察高句麗的地理、軍事防御力量等情況。此后，淵蓋蘇文發動政變，殺死榮留王和大臣，并自立為莫離支，掌握高句麗內外大權。這導致高句麗政權分崩離析，給了李世民出兵的借口。
唐太宗采取欲擒故縱的策略對待泉蓋蘇文，等待他的惡行徹底暴露。唐朝封寶臧王為上柱國、遼東都公、高麗王。公元644年，唐太宗派遣水軍攻打高句麗，最終攻克遼東城，并收復了一些城池。然而，唐軍未能完全達到收復遼東的目標。
李治繼位后，高句麗繼續對唐朝造成威脅，于公元654年出兵攻打契丹部落。公元655年，高句麗占領了新羅的36座城池，請求唐朝援助。唐高宗派兵攻打高句麗，最終平定了高句麗城池，唐朝收復了遼東。淵蓋蘇文為戰勝政敵依附于唐朝，被封為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使。公元667年，唐朝派李勣等人征討高句麗，最終平定了高句麗，結束了高句麗政權的統治。
高句麗與其他民族
高句麗對肅慎、靺鞨
肅慎族是古代東北地區的一個重要民族，與中原地區建立了朝貢關系，并在不同歷史階段被稱為肅慎、抱婁、勿吉和渤海國揭等。肅慎族先民勇力過人，善于射擊，擅長乘船作寇盜，使鄰國畏懼。高句麗與肅慎接壤，在高句麗建國初期，對于肅慎的侵害非常警惕，采取了攘斥的措施，使得肅慎畏服不敢侵犯。然而，這種畏服并非真正的臣服，而是雙方保持著相對友好的狀態。
后來，肅慎侵襲了高句麗，并被高句麗打敗，成為高句麗的附屬部落。這表明高句麗成功征服了肅慎，但征服是在強力壓制下實現的。隨著時間的推移，肅慎的勢力可能會再次崛起，對高句麗構成威脅。
在南北朝時期，高句麗派遣一萬靺鞨兵攻占了新羅的悉直州城。這個時期，靺鞨部落被稱為勿吉，其中與高句麗接壤的有粟末部和白山部。而長壽王率領的靺鞨軍隊可能屬于白山部，因為白山部相對較弱小，容易被高句麗利用。其他靺鞨部落與高句麗關系較遠，很少直接參與高句麗的侵略行動。
根據《魏書·勿吉傳》的記載，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勿吉部落的乙力支前來朝見北魏朝廷，并請求北魏支持他們與高句麗和百濟的合作。
高句麗對沃沮
高句麗通過軍事征服和外交手段來控制沃沮，實現了對這片肥沃土地的統治和利用。
高句麗對沃沮的外交政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在征服沃沮之前，高句麗采取的外交政策是壓迫和掠奪，并試圖在沃沮地區建立自己的影響力。高句麗通過對沃沮地區的軍事侵略和征服來實現這一目標，將沃沮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第二階段是在占領沃沮之后，高句麗開始建立統治制度，向沃沮征收賦稅和勞役，并設立官吏和使者管理沃沮人。同時高句麗也采取了溫和的外交政策，加強與沃沮的聯系和互動，以保持自己的統治。高句麗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包括發送使者和貢品，與沃沮人進行聯姻，以及與沃沮進行文化和貿易的交流。這些外交手段有助于改善高句麗與沃沮之間的關系，加強兩國之間的聯系，并促進兩國之間的經濟和文化交流。
高句麗對鮮卑
高句麗建國之初，鮮卑拓跋氏興起，在遼西建立了強大的北魏政權。高句麗建國初期，因與鮮卑相鄰，兩者多有沖突。到了長壽王即位后，吸取了先輩們與鮮卑慕容氏斗爭的教訓。一方面，遷都平壤，遠離潛在威脅；另一方面，頻繁向北魏朝貢，示意效忠。雙方建立了和諧的臣屬關系，一直保持和平共處，百姓沒有遭受戰亂之苦。
高句麗與新羅
新羅是公元前1世紀中期建立的古國，位于朝鮮半島東南隅。在建國后的300多年間，盡管高句麗的勢力一直盤踞在半島北部地區，但與新羅并無直接沖突，幾乎沒有往來。然而在新羅建國后的300多年后，高句麗開始向南擴張，與新羅發生了邊境上的沖突。雖然這場沖突對雙方影響不大，但宣示了高句麗的勢力正在南下，新羅開始做好防御準備。公元248-公元424年，高句麗采取了合作、友好的姿態，與新羅保持著互派使者、交換人質等外交往來。這種外交合作有助于緩解兩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同時也為雙方提供了共同抵御百濟等共同敵人的機會。
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高句麗逐漸采取了更具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楊堅時期，高句麗開始積極攻擊新羅，并試圖將其置于自己的統治之下。這導致了新羅與高句麗之間的戰爭和沖突的不斷升級。盡管在某些時候高句麗也曾向新羅提出和平請求，但其實際行動仍然顯示出對新羅的敵對姿態。
唐朝建立后，高句麗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切斷了新羅區與唐朝的聯系，使得新羅得到了唐朝的支持。這進一步加劇了高句麗與新羅之間的緊張關系。面對新羅的請求和唐朝的軍事干預，高句麗使臣沒有給予明確回應，甚至拒絕了與唐朝進行有效的外交溝通。
高句麗對百濟
百濟和高句麗之間的斗爭始于他們的建立。在雙方的長期歷史中，他們通過氏族關系、戰爭和政治手段來控制領土和影響力。兩國之間存在著復雜而緊張的關系，一直持續到高句麗滅亡，其余的歷史階段也有相應的變化。在整個時期內，雙方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戰術，包括軍事行動、外交手段和文化交流等。兩國之間的戰爭和談判常常交替進行，但沒有一個解決方案能夠徹底改變他們之間的關系。
好太王統治期間，高句麗與百濟的戰斗中，高句麗逐漸展現出強大的軍事實力。他們在各個戰場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而百濟則頻頻戰敗，失去了城市和土地。在23年的時間里，高句麗和百濟進行了七次交戰，每次都以百濟失敗告終。這次戰爭奠定了高句麗在朝鮮半島上的霸主地位。長壽王十五年高句麗遷都平壤后，與新羅修好，暫停與百濟的戰斗。百濟經過與好太王時期的戰爭后，需要休養生息，尋求外援以增強實力。在長壽王統治后期，高句麗重新具備擴張實力，準備再次與百濟交戰。長壽王利用反間計策欺騙蓋鹵王，成功進攻百濟。高句麗大軍圍困漢城，并最終攻破城門。蓋鹵王逃亡時被俘，最終在阿旦城處決。漢城之役后，高句麗士氣大振，而百濟則遭受重創，引起了新羅的警惕。當長壽王圍攻漢城時，蓋鹵王曾向新羅區的慈悲王請求援助，親自率軍一萬前來支援。然而，援軍未能及時到達，百濟已經失敗，只能撤退。隨后慈悲王遷居明活城，被迫南遷至熊津，并對高句麗充滿仇恨。
楊堅開皇九年（公元589年）滅南陳后，中國重新實現統一。隨后的一年，高句麗國王聽到陳朝被滅開始積極備戰并儲備糧食以應對可能的進攻。隋文帝賜予他璽綬，并通過威脅廢黜其王位，使其成為隋朝的臣屬。百濟與高句麗對待隋朝統一中國的態度相反。在陳朝被滅時，百濟向經過他們領土的隋朝戰船提供援助，百濟王還派使者祝賀隋朝平定陳朝。
隋文帝高元九年（公元598年），高句麗加強了西部防線，并冒然進攻遼西地區，這讓隋文帝感到憤怒，下令出兵討伐他們。百濟趁機挑撥離間，派使者請求成為軍事盟友。嬰陽王得知后率軍進攻百濟，以報復之前的行動。楊堅在大舉討伐高句麗之前的十八年（公元607年），嬰陽王率軍攻打百濟的松山城，但未能攻下。高句麗向百濟發出警告，不得支援隋朝的討伐行動。
隋文帝二十三年（公元612年）隋文帝大舉討伐高句麗，百濟武王左右為難，采取了雙重策略。隋朝識破了他們的手法，而高句麗對百濟的干擾仍然存在。榮留王九年（公元626年），百濟和新羅聯合行動，共同抵抗高句麗，并請求唐朝的援助。不久之后，百濟與新羅反目成仇，相互攻擊；百濟又與高句麗結盟，共同對付新羅。
百濟義慈王三年（公元643年），王與高句麗結親，并派兵攻擊新羅的黨項城以阻止其與唐朝的接觸。寶藏王四年（公元645年），李世民親自征討高句麗，新羅派出三萬大軍支援，而百濟趁機襲擊新羅西部的七座城市，這對高句麗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削弱了來自新羅的壓力。十五年（公元655年），高句麗聯合百濟侵犯新羅，奪取了新羅的三十三座城市，規模之大前所未有。顯慶五年（公元660年），百濟恃高句麗的援助多次侵略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向唐朝求救，在此情況下，唐高宗派兵兩路，分別對付高句麗和百濟，一舉滅亡了百濟。
六年后，唐朝與新羅再次合作，滅亡了高句麗，朝鮮半島三國鼎立的歷史結束。新羅區將百濟和高句麗的領土劃分為三個州，并吸收了這些地區的人口。流亡在新羅的百濟和高句麗的遺民成為新羅的居民。隨后新羅和唐朝軍隊共同發動了對平壤的攻擊，最終使平壤王投降，高句麗也宣告滅亡。
高句麗對日本
高句麗對日本的外交政策經歷了多次變化。早期，高句麗希望通過向日本派遣使節和貢品，以達到與日本建立友好關系的目的。但隨著高句麗與百濟、新羅等鄰國的戰爭不斷升級，高句麗開始對日本采取敵對態度，試圖利用日本來制約周圍的敵人。
公元516年，高句麗通過百濟引導，正式和日本展開非官方民間交往。雙方交流頻繁，高句麗向日本獻上大量黃金和工匠，但由于高句麗的軍事衰退和與百濟、新羅的爭斗，日本最終選擇與隋唐修好，并不愿支持高句麗。
盡管如此，高句麗在推古天皇時期仍然與日本保持緊密的交流，包括向日本貢獻黃金和傳播佛法等活動。齊明天皇也注重與高句麗的交往，并出兵援助高句麗削弱新羅。然而，隨著唐朝與新羅聯軍的進攻，高句麗最終滅亡，這也是高句麗對日本外交政策偏向敵對的后果之一。
總體來說，高句麗對日本的外交政策表現出了先友好后敵對的特點，其間受到了多個因素的影響。雖然雙方在早期有過友好交往，但隨著周圍局勢的變化，高句麗開始采取對日本的敵對態度，導致兩國之間的關系產生了持久的矛盾和沖突。
科技
天文歷法
高句麗對天上的日月星辰有著詳細的觀察和認識。他們記錄了二月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月方位和形象。在高句壁畫中，角艇墓、舞踴墓、五盔墳四、五號墓等地，太陽被繪在東方，月亮被繪在西方，二者之間的關系清晰可見。太陽內部繪有金烏，月亮內部繪有黑眶蟾蜍。在五盔墳四、五號墓的藻井和伏羲、女媧手中捧著的太陽和月亮也呈現了相同的形象。
長川一號墓后室的藻井頂部繪有太陽、月亮，太陽內有三足烏，月亮內則有玉兔和蟾蜍，旁邊還繪有北斗七星。高句麗的墓中的藻井都被視為描繪天上的日月星辰。星象的配置也在圖紙上有所體現，角艇墓和舞踴墓中都有七組星，其中以長川一號墓中的“北斗七星”最為有名。
高句麗人對于天文現象的認識還表現在他們觀察和記錄日食、月全食以及彗星等天體現象方面。據《三國史記》整理的資料顯示，高句麗記錄了11次日食，19次觀測彗星、流星和行星的記錄。
公元前7年的儒留王十三年春正月的記錄是高句麗對火星最早的觀察記錄。而公元46年冬十一月的“星李于南，二十日而滅” 則是高句麗人對彗星的首次觀察記錄。公元114年、116年和124年的太祖王六十二年、六十四年、七十年中連續三次記錄了“日有食之”的情況。在對天象和天體運行規律的認識基礎上，高句麗人進一步了解了春夏秋冬的變化以及年、月的長度。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他們開始使用干支紀年、紀日和紀時。
高句麗的歷法是在對天文現象和天體運行規律的認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他們通過觀察和記錄日食、月全食、彗星等現象，了解了春夏秋冬的變化以及年、月的時限。高句麗人開始使用天干地支紀年、紀日和紀時。在好太王碑文中有記載，例如“倭以辛卯年來渡”、“永樂五年，歲在乙未”，并且連時辰也使用干支。
在集安市出土的高句麗卷云紋文字瓦當上也發現了紀年文字，如“戊戌”“己丑”“丁巳”“乙卯”等。
平壤城墻石刻上也刻有干支紀年的記錄，如“己丑年五月八日”“己酉年三月廿一日”。
而在1979年發現的韓國中原高句麗碑文中也使用了干支紀年紀時，如“十二月廿三日甲寅”。
從高句麗建國初期開始，他們已經推算出一年約為365.25天，比較精確地計算了一年的長度。后來，他們進一步提高了準確度，將一年計算為365.246天，每月計算為29.53天。
高句麗的歷法與漢朝的《三統歷》和南梁的《大明歷》有一定差距，這表明高句麗人是根據自己的觀察、認識和計算得出這些數字的。
對自然災害的認識
高句麗地區原本處于溫帶氣候帶，受冷暖氣團的影響顯著，導致氣溫在不同季節會出現明顯的變化。從公元41年起，該地區開始頻繁出現異常氣候，寒冷現象明顯增多，導致了多次自然災害，如隕霜、風暴、霜雨、冰雹、旱災、糧荒、黃霧、滿天飛沙走石等。這些自然災害對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極大影響，歷史上共發生了74次自然災害，平均每10年就會發生1.28次自然災害。
雖然文獻對高句麗自然災害的記載難免有疏失和偏頗之處，但這些記錄對高句麗自然災害的總體把握并沒有多大的失誤。說明高句麗國家機構及相關部門對于自然災害的認識是相當深刻的，因為自然災害對高句麗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都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高句麗對自然災害的認識還只限于其危害所造成的后果，還是被動的記錄，在當時社會環境和條件下，確實難以主動地預防自然災害的侵襲、掌握自然災害發生的規律。
在古代，人們對自然界的認識能力有限，他們認為認為自然界的變化與社會變化緊密相連，可以通過自然變化預示社會吉兇。因此自然災害會影響到國家領導層的決策。如國王大興土木時如果遇上地震、降雨和嚴重饑荒，發生食人事件時，導致民眾更加缺乏食物，被迫流亡四方。這時會有人向國王進言稱天災是對民眾的懲罰，勸誡國王為社稷和民生著想。
另外高句麗的疆域擴張與自然災害也存在某種聯系。在自然災害相對較少的時期，高句麗的經濟繁榮、社會穩定，使其疆域面積不斷擴大；而在自然災害頻繁的時期，高句麗的疆域可能會縮小，還可能面臨敵國的侵犯。
醫學
高句麗的醫學在古代東北亞地區具有重要地位。高句麗人善于利用本地豐富的中草藥治療各種常見疾病。據《集安縣志》記載，集安地區盛產數百種中草藥，如人參、細辛、黨參、冬青、蒼術、百合、靈仙、野艾蒿、覆盆子、木通、黃芪、車前、桔梗、防風、半夏、元胡、東北南星、北柴胡、地丁草、蘇葉、蒲公英、益母草、五味子、天麻、芍藥、龍膽、貝母等。
《千金要方》中也記載了高句麗治療痞滿、胃痛的處方，其中包含大黃、天雄、苦香樹、細辛、狼牙、龍膽、芍藥、附子等十多味中藥，并且藥物的用法和用量也都比較講究。
此外，高句麗人還擅長針灸技術，能夠以針穿貫一寸左右的頭發，顯示出他們精通針灸術的技巧。
總而言之，高句麗的醫學注重利用本地的中草藥進行治療，并且在針灸術方面也有一定造詣。他們對于草藥的采集和加工處理，以及針灸術的運用都十分熟練，體現出他們在醫藥領域的知識和實踐經驗。這些醫學知識的傳承和發展對于高句麗人民的健康和疾病防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在中國南梁陶弘景的《名醫別錄》中，提到了高句麗煉制的金不煉（應該是指金屬藥材）可以服用，而中國人則不能。這表明高句麗在藥物的制備方面有所突破。此外，在唐代名醫張文仲的《外臺秘要·腳氣斗》中，他引用了高麗老師的方子來治療腳氣沖心癥。據說那個方子和中原地區北齊時徐之才的處方相似，可能是從中國的方劑中演化出來的。這說明中國和高句麗的醫學早期就存在交流。
自然科學
高句麗人在建筑、冶金和日常生活實踐中，運用了多方面的數學和物理學知識，特別是在城墻和王陵的設計上展示了他們的創造力和技術水平。通過合理地利用地理學、地質學和建筑學等知識，高句麗人設計出穩固的城墻和宏偉的王陵，充分利用了人力、物力和資源的最大潛能。這種優選法在數學上也被稱為尋找某個函數極值的方法，是一種非常精確的計算方法。
高句麗人在建筑實踐中的運用可以說是早期應用了數學和物理學原理。他們在將軍墳建造過程中，嚴格按照圖紙進行開采和加工超過1100塊修鑿工整的長方形大石條。這些石條的大小和幾何形狀都經過精確計算，以確保它們可以穩固地壘砌在一起。墓室的構筑和四面護墳石的設置也利用了工程力學原理。此外，在采礦、冶煉和工具制造方面，高句麗人展示了高超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創造力，尤其是在鎏金工藝方面。這些科學技術的應用不僅使高句麗在東北亞地區成為經濟和文化上的領先者，同時也證明了他們對自然科學知識和技術的綜合運用能力。總體而言，高句麗人在古代的建筑實踐中展現了他們對自然科學的深入理解和高度運用的能力。
文化
教育
高句麗的教育在古代東北地區地區具有重要意義。在高句麗社會中，教育被視為培養優秀人才和維護統治秩序的重要途徑。主要的教育機構包括宮廷學校、私塾和家庭教育。
宮廷學校是高句麗貴族子弟接受教育的主要場所。這些學校教授儒家經典，以及禮儀、音樂、書法等傳統文化。學生們通過研讀經典、講解、討論和應試等方式學習儒家思想和價值觀，以培養忠誠、孝順和有道德修養的君子。
私塾是供平民子弟接受教育的地方。這些私塾由知識精通的士人或僧侶開設，向學生傳授基礎知識和技能。私塾的教學內容相對簡單，主要包括基礎的文字、算術、歷史和地理知識等。通過私塾的教育，人們能夠獲取一定的知識和技能，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此外家庭教育在高句麗社會也扮演重要角色。家長通過口傳和身教的方式向子女灌輸儒家思想和道德規范。他們注重培養子女的家庭觀念、尊長孝道、禮節規范等基本品質。
同時高句麗人注重體育教育，著重培養族人健壯的體魄和戰斗力。他們重視軍事訓練和武技的傳承。各級官員和士兵都需要參加體育鍛煉和軍事演習，以提高身體素質和戰斗能力。此外，高句麗人還喜愛射箭、馬術、摔跤等傳統體育項目，這些活動既是娛樂形式，又有助于培養身體和意志的堅強。
宗教祭祀
高句麗的宗教信仰體系多樣，包括自然宗教、祖先崇拜以及后來傳入的外來宗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這些宗教信仰在高句麗社會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反映了該地區歷史和文化的復雜性。
自然宗教
高句麗最早的宗教信仰是自然宗教，源于對自然界的崇拜。由于高句麗古代的生產技術相對落后，人們對自然和對戰勝自然的能力有限，因此產生了對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他們崇拜太陽、天神以及其他自然元素，認為這些神靈是主宰天地和萬物的力量。這種自然宗教信仰在高句麗社會中長期存在，反映了古代人對自然力量的依賴和敬仰。
祖先崇拜
高句麗人也崇拜自己的祖先，將祖先靈魂視為家族和氏族的保護者。他們通過祭祀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后代子孫，這不僅是一種宗教儀式，也是社會對人的道德要求。這種祖先崇拜在高句麗社會中具有深厚的傳統，強調了家族和社會的凝聚力。
佛教和道教
根據《三國史記·小獸林王條》的記載，佛教于公元372年至375年之間傳入高句麗。在高句麗初期，佛教呈現出雜的特點，主要在上層統治階級傳播，下層百姓并沒有完全理解佛教的核心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佛教逐漸扎根于高句麗，并與高句麗的原始宗教和德教思想相互融合。公元392年，高句麗好太王頒布政令，命令全國百姓崇信佛法求福，從此佛教在高句麗進入了興盛期。
在佛教的發展過程中，高句麗逐漸興建了許多佛教寺廟，如肖門寺、伊弗蘭寺等。這些寺廟成為佛教信仰的中心，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和僧侶。高句麗的王室和貴族也積極支持佛教的發展。佛教教義中的慈悲、忍辱、無私等思想與高句麗的德教思想相契合，有助于塑造人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同時也促進了高句麗與其他國家的交流與合作，為外交關系帶來積極影響。
高句麗道教的發展可以追溯到唐朝時期。在李淵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淵派遣前刑部尚書沈叔安為高句麗送天尊像及道士，為高句麗王及其他人等共數千人講解《老子》，次年高句麗派人到唐學習道法，促使道教在高句麗的傳播。高句麗王國對道教的接納也起到了推動作用。寶藏王二年（公元643年），權臣淵蓋蘇文向高句麗王建議學習道教以訓練國人。寶藏王深以為然，請求唐朝派遣道士前來傳授道術。李世民派遣了道士叔達等八人攜帶《道德經·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到高句麗，得到了寶藏王的熱情接待。
語言
高句麗語是高句麗族使用的語言，是一種古代語言。高句麗語在詞匯和語法上展現了雙重性。既包含本民族的語言詞匯，也使用相當多的漢語詞匯，并且使用漢字進行書寫。高句麗語可能采用了漢字作為標記本民族語音的方式，并與蒙古語族、突厥語族的語言有一定的相似度。對于語言的歷史關系和演變，學者們存在不同的觀點和理論。其中亞歷山大·沃文等學者認為日語在朝鮮半島上的姊妹語言是半島日語，而現代朝鮮語是由高句麗語發展而來。
文學
在朝鮮三國時期，高句麗的文學作品主要以史書、歌謠、鄉曲、詩歌和散文等形式存在。然而，由于歷史的變遷和戰爭的影響，現存的高句麗文學作品非常有限。
《留記》是高句麗在公元1世紀編的一部大型記事史書，共計100卷。公元600年，高句麗太學博士李文真在《留記》的基礎上修撰了《新集》，共五卷。不過，這些文獻大多在戰后遭到焚毀，現存的可供參考的留世典籍很少。
高句麗的歌謠方面，《篌引》是一首被翻譯成漢語并保留下來的高句麗歌謠，記載于東漢蔡邕的《琴操·九引》和晉朝崔豹的《古今注·音樂》中。此外，朝鮮古籍中還留有少數高句麗鄉曲的名稱，如《玄鶴》《來遠城》《延陽》《溟州》等，但并沒有留下歌詞。這些鄉曲在朝鮮文學史上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在詩歌方面，琉璃明王創作的四言詩《黃鳥歌》是朝鮮半島現存最早的漢詩。另外高句麗僧人定法師在高句麗平原王在位期間創作了五言寫景律詩《詠孤石》也廣為流傳。而《遣于仲文詩》則是高句麗大將乙支文德在高句麗與隋的戰爭期間，寫給隋將于仲文的五言詩，被歷代稱頌。
至于散文方面，現存的高句麗散文包括碑志和銘文。例如《好太王陵碑文》是高句麗長壽王為其父好太王而立的碑文，記載了高句麗建國神話、廣開土大王的南征北伐以及守墓的情況和相關制令。此外，還有一些高句麗、新羅和百濟的碑志，如《牟頭婁墓志文》、《新羅真興王巡狩四碑》和《武寧王墓志》等。
儒家思想
高句麗的思想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高句麗王公貴族深知治國需仁政，強調臣子忠君的儒家治國修身之道，不斷向國王進言，以維護王權。他們重視禮儀和道德準則，注重維護社會秩序和人倫關系。
在高句麗王族中，儒家思想最早得到傳播。高句麗的統治者通過學習儒家經典和實施儒家教育來培養貴族后裔的品德和治理能力。他們倡導君臣之道、父子之道、夫婦之道，強調各個層級對應的職責和義務，以維護社會的秩序和穩定。
高句麗貴族大臣也深知儒家思想的重要性，他們通過勸諫國王并提出治國建議，強調以仁政來恤民并保護百姓的利益。這體現了儒家思想中強調統治者應該以仁愛的態度對待人民，并主張君主的道德責任。
藝術
音樂舞蹈
高句麗樂舞在舞蹈形式上呈現出多樣性。從集安壁畫中可以看到，高句麗樂舞主要分為獨舞、雙人舞和群舞三種形式。獨舞和雙人舞常見于墓葬壁畫中，而群舞則常見于舞踴墓和巴踏葬。這些形式的樂舞充分展示了高句麗人民的舞蹈才華和藝術表現力。
高句麗樂舞的服飾和道具基本反映了當時民族的生活裝飾。根據《北史》和《隋書》的記載，高句麗人的服裝包括折風（一種類似弁冠的頭飾），紫羅帽，鳥羽飾品，大袖衫，大口褲，素皮帶和黃革履等。壁畫中的舞者們也穿著類似的服飾，例如紫羅帽、鳥羽、大袖衣裙和束腰帶。另外，壁畫中也出現了一些道具的使用，如手持蓮花的舞者和抱琴的女子。這些服飾和道具的運用增添了樂舞的藝術氛圍。
高句麗樂舞的舞姿注重展示長袖的優美效果。壁畫和文獻中都有提到高句麗人的衣袖都比較長，“極長其袖”，舞者們通過手臂的延伸和袖子的飄舞，展現出流暢綿長、優美生動的舞姿。整個身體在靜態中形成一種玲瓏的曲線美，給觀眾帶來視覺上的享受。
在伴奏方面，集安市的壁畫中描繪了多用一面琴或一把阮咸作為樂舞的伴奏。獨舞常以琴聲伴奏，而群舞則多以阮咸伴奏。可以推測琴聲伴奏更趨寧靜優雅，而阮咸伴奏則更活潑熱烈。
高句麗的樂器可分為管樂器、弦樂器和擊樂器三類。其中管樂器有笛、簫、笙、葫蘆笙等；弦樂器有玄琴、阮咸、箏等；擊樂器有貝鼓、腰鼓、龜頭鼓等。這些樂器大多數都在高句麗的文獻和集安地區的壁畫中出現過，其中笛和琴可能隨著劉徹時期的“賜鼓吹伎人”傳入高句麗。在樂器的演奏方面，據集安市地區的壁畫顯示，樂器常常成對出現，聯合演奏，多用于貴族的宴會和祭祀活動。高句麗的樂器文化充分展示了當時民族的藝術才華和創造力，同時也反映了當時的文化風貌。
碑碣石刻
高句麗碑碣石刻是一種古代高句麗文化遺存，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這些石刻通常用于標記高句麗遺址或墓地，記錄了高句麗王族的名字、墓地信息以及相關禮儀制度等內容。
高句麗碑碣石刻的形狀和材質各不相同，但大多數都由花崗石制成。石刻的形狀多為方柱形、八棱柱形或四棱錐形，頂部呈鈍八棱錐形或圓收的四棱錐形。石刻上通常沒有文字，而是通過形狀和位置來傳達王族的身份和尊貴，同時也規定了墓地的使用規則，如煙戶的來源和數量等。
其中集安市JYM3319旁的人像石刻是一座單線陰刻半身人像，胸前鑿成花環。這種形式的人像石刻往往用于祭祀活動，可能是為了紀念或者祭奠特定的人物。還有位于集安市東郊4公里處的大碑街的好太王碑，它由一整塊角礫凝灰巖稍加修鑿而成，是一座方柱狀的巨大石碑。碑文共有44行，采用隸書記錄高句麗開國神話及前三王治理國家的傳承和好太王在位期間的政績和軍事活動，具有極其珍貴的歷史價值。
由于高句麗碑碣石刻的年代久遠，許多石刻已經損壞或破碎，使得對其內容的解讀變得困難。然而通過對已有的石刻進行研究和比較，學者們已經對高句麗遺址和墓地的布局、規模以及相關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
其遺址主要分布在現今中國東北集安地區。在集安市境內，迄今為止已經發現了32處古代遺址、8處古代城址關隘、7處碑碣石刻、75處古墓群和10000余座古墓葬，另外還有100余處出土遺物的地點。其中，有2處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處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0處為縣(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壁畫
高句麗的壁畫是指高句麗王墓中出土的壁畫藝術作品。高句麗文化受到了中國、朝鮮和東北亞其他地區的影響。高句麗的壁畫以繪制在墓室內部墻壁上的彩色壁畫最為著名。
高句麗的壁畫內容豐富多樣，主題涵蓋了宮廷生活、神話傳說、祭祀活動、狩獵場景等。壁畫繪制精美，色彩鮮艷，具有濃厚的東北亞特色。壁畫中常繪制高句麗王族成員、士兵、舞蹈者、樂師等人物形象，以及各種動物、建筑和自然風景等。
高句麗的壁畫對于研究高句麗歷史、文化和藝術具有重要價值。通過壁畫可以了解高句麗王室的權力結構、社會等級、宗教信仰和宮廷生活等方面的情況。壁畫還反映了高句麗與鄰近地區的文化交流和影響。
目前中國和朝鮮境內已發現了101座高句麗壁畫古墓，其中中國境內有33座，朝鮮境內有68座。主要分布在恒仁、集安、平壤等地，這些地區曾是高句麗的都城和重要居住地。
社會
服飾
發展階段
高句麗的服飾反映了其獨特的文化和歷史，服飾的發展經歷了防寒御暑的初期階段、適應生產需要的發展階段、社會角色和等級標志的階段以及反應社會觀念和政治觀念的階段。不同的階段，同時也受到了社會角色、地域和社會觀念的影響。
在最早的時期，高句麗的服飾主要是為了遮擋身體，以應對嚴寒和酷暑。性別、年齡和地區之間的服飾差異相對較小，更多地取決于自然環境。由于高句麗的居住地多是大山深谷，自然條件相對艱苦，因此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更注重防寒和保護身體。隨著生產條件的不同，高句麗的服飾開始顯現出明顯的差異。不同的生產活動需要不同類型的服裝，因此隨著職業和地域的不同，服飾逐漸多樣化。這一階段反映了高句麗人對服飾的實用性要求。后面隨著社會分工的日益復雜和社會等級的加強，服飾開始成為社會角色和地位的標志和象征。貴族、士族、平民等社會階層的人們在服飾上展現了明顯的差異，這反映了高句麗社會的等級制度。發展到最后高句麗的服飾也反映了某些社會觀念和政治觀念的變化。服飾可以傳達身份、忠誠和文化價值觀，因此在一些特殊場合和儀式中，人們可能會選擇特定的服裝來表達其信仰和歸屬感。
男子服飾
在高句麗社會中，男子通常穿著袍和襖這兩件主要的服裝。袍是一種長袍，其下擺可以拖地，而襖則是袍的上衣部分，相對較短，通常下襟到膝蓋。這樣的設計有助于應對高句麗嚴寒的氣候條件，同時也提供了足夠的靈活性。
在服飾的顏色方面，社會地位高的貴族和王公通常穿著五彩斑斕的袍子，這些袍子經常配以金銀紋飾，以顯示其富有和高貴的地位。他們的服裝不僅在色彩上豐富多彩，還可能飾有各種各樣的裝飾品，如金屬制的帶飾和其他裝飾物。
而普通民眾則穿著色彩相對單一、質地粗糙的衣物，通常是灰褐色的。這種衣著的簡樸反映了他們的社會地位較低和經濟條件相對較差。他們的服裝風格更加樸素，不常見于豪華的裝飾品。
女子服飾
高句麗女性的服飾呈現出明顯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差異。基本上她們的服裝由山短糯、褲和裙三部分組成。在服裝的選擇上，普通女性傾向于樸素和簡單，而社會地位較高、身份尊貴的女性則追求華麗和精美的服飾。
舉例來說安岳3號墓中的女主人展示了高句麗貴族女性的服飾。她身穿深紫色的華麗服飾，上面繪制了豎向的紅色波浪紋，并以復雜的白色曲線紋、點紋等圖案精美裝飾。這種服裝鮮艷奪目，彰顯了她的社會地位和財富。
與此相反，奴婢等低社會地位的雜役女性則只能穿著單色而樸素的衣物，這反映出社會地位的不同。
高句麗女性的服裝還包括橘色裙子，這些裙子在袖子的長度、寬窄等方面存在差異。裙子可以分為長裙和短裙兩種，具有鮮明的高句麗文化特色，與其他民族的裙子有明顯不同之處。盡管社會地位有高低，但裙子作為高句麗女性的常見服飾，貴賤不分，差異主要表現在面料和裝飾圖案上。
節食
高句麗的節食習俗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是一種適應糧食短缺的生存策略。由于高句麗的生存環境多山多河，糧食產量有限，主要依靠農業和漁獵來滿足食物需求。然而，即使努力改進農業生產技術和擴大耕地面積，糧食仍然不足以滿足整個高句麗社會的需要。
在這種情況下，高句麗人采取了一種名為節食的習俗。這種節食習俗意味著人們必須限制食物的攝入，以確保糧食供應可以維持更長的時間。高句麗的普通民眾在特定時期或環境下會采取這種措施，以延緩糧食的消耗速度。這種做法有助于確保社會中更多的人能夠在糧食短缺時期繼續生存下去。
這種節食習俗在《三國志·高句麗傳》中有所記載，描述高句麗人隨著自然環境的變化，選擇居住在山谷中，依賴山谷中的潤水繼續生活。而這種節食習俗可能成為高句麗社會中的一種共同現象，幫助人們在困難時期度過糧食短缺的時刻。
盡管高句麗人的飲食受到了資源有限的制約，但他們采用了節食習俗來適應環境，并在困難的情況下維持生存。這種習俗反映了他們在艱難條件下的生存智慧和適應能力。
飲酒
高句麗人的飲酒文化在古代東北亞歷史中獨具特色。這個北方民族以其豪放兇急的性格而聞名，而酒成為了他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代高句麗人的飲酒習慣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當時由于社會生產力較低，土地有限，糧食產量不足，高句麗人采取了節儉的飲食方式。但是他們并沒有放棄飲酒，只是酒成為一種珍貴的飲料。在糧食短缺的情況下，他們善于藏匿釀酒的技藝，甚至有專門的酒坊和酒桶村來生產和保存酒。這表明高句麗人對酒的珍視和傳統的釀酒技術。
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鐵制工具和耕作方法的引入，以及糧食產量的增加，高句麗的經濟和國力逐漸增強。這為他們的飲酒文化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條件。在高句麗大武神王時代，文獻中多次記載了他與臣下舉辦宴會，使用自己生產的高品質酒品待客，這反映了高句麗的釀酒工藝已經非常成熟。
釀酒和飲酒的活動逐漸擴大，不論是王公貴族還是普通百姓，都熱衷于飲酒。高句麗的壁畫和出土文物中都留下了這一歷史的痕跡。在高句麗壁畫和出土文物中，可以看到夫妻宴飲的畫面，特別是貴族家庭。這些畫面展現了貴族與妻妾一起享受酒宴的場景，酒器和食物擺放得整齊有序，顯示了他們對飲酒文化的重視。
婚姻
高句麗的婚俗最初表現出相對自由的戀愛與婚姻模式。《北史·高句列傳》中記載：“風俗尚淫，不以為愧，俗多游女，夫無常人。夜則男女群聚而戲，無有貴賤之節。有婚嫁，取男女相悅即為之。” 這意味著在初始階段，高句麗人的婚姻相對開放，沒有固定的伴侶關系，人們常在夜晚聚集一起游玩，沒有明顯的社會等級差別。
后期隨著時代的變遷，高句麗的婚姻制度逐漸演變。根據《三國志·魏書·東夷傳》的記載，婚姻首先需要雙方經過口頭協議，然后女方家庭會為婿在大屋后建立一個小屋，稱之為“婿屋”。婿在傍晚時到達女方家門口，自行跪拜，并請求留宿在女方的婿屋中，如果反復幾次都得到女方家庭的同意，女方父母會讓女子留宿在婿屋中，并會附上一些財物作為聘禮。這個過程類似于中原地區婚禮習俗中的“納吉”。
高句麗還存在一種特殊的婚姻形式，稱為“蒸報婚”。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是在父親或兄長去世后，兒子或弟弟娶已故親屬的妻子為妻，以延續家族血脈。這種婚姻形式也反映了高句麗社會中的家族觀念。
喪葬
高句麗的殯葬風俗深受中原文化的熏陶，包括了喪禮和葬禮兩個重要方面。在喪禮方面，高句麗人秉承著以兇禮哀憂邦國，以喪禮哀悼逝者的傳統，將喪禮視作一種哀悼與紀念的儀式。他們遵循著中原儒家的傳統，對于父母或夫妻的喪失，服喪三年，以表達對養育之恩的回報，而兄弟的喪失則通常服喪三個月。這種喪禮習俗也承載著深切的哀痛與思念之情，體現了對逝者的最高敬意。
在葬禮方面，高句麗人不僅深信厚葬的思想，更受到儒家與鬼神觀念的影響。他們倡導厚葬，將大量的財富用于葬禮儀式，甚至將珍寶、車馬等物品陪葬，以保證死者在陰間也能享受豐裕與榮華。此外，高句麗人將葬禮視作一種尊崇與紀念的儀式，特別強調葬禮的隆重。在墓葬形式上，初期高句麗以積石石墓為主，后來逐漸向封土墓的形式轉變，這也顯示出他們對中原文化的逐漸吸收與融合。
高句麗的墓內布置也很有中原文化的特色。例如壁畫等裝飾元素，顯示了內地文化對于高句麗殯葬風俗的影響和融合。這些墓內裝飾物反映了高句麗人對于死者的尊敬和對來世的信仰，也反映了古代社會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
娛樂活動
高句麗作為古代東北地區的文明之一，其娛樂活動豐富多彩，反映了當時社會文化的繁榮和多樣性。其中，百戲是一項重要的娛樂活動，該詞產生于漢代，包括了各種形式的表演藝術，如拉戲鼎、尋橦、吞刀、吐火等雜技古彩戲法，以及樂舞和裝扮人物、動物的表演。這些百戲豐富了高句麗人的日常娛樂生活，為他們提供了歡樂和娛樂。
在高句麗，百戲可能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和宗教意義，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和信仰。這些娛樂活動在高句麗的墓壁畫中留下了珍貴的記錄，為后人提供了了解古代高句麗文化和娛樂習慣的重要線索。百戲的流行和發展也反映了高句麗社會的繁榮和文化交流，使人們更好地理解這個古代東北亞地區的文明。
百戲中，角艇是古代高句麗社會中非常流行的競技活動。這項活動也被稱為“角戲”，起源于中國古代，劉徹時期就有關于角艇的記載。角艇是一種競技性質的運動，類似于摔跤和相撲，旨在訓練戰斗技巧。
從高句麗古墓壁畫中可以看出，角艇運動在高句麗社會中占有一席之地。壁畫中描繪了角艇的場景，通常畫面較小，只占整個壁畫的一小部分。在這些畫面中，可以看到兩名力士赤膊上身，穿著短褲，他們用四肢進行協調的動作，尋找對方身上的弱點，并試圖將對方摔倒。這些壁畫反映了高句麗人在娛樂活動中既追求力量又追求美感的特點。角艇不僅是一種娛樂，還反映了高句麗人尚武的習俗和對戰斗技巧的訓練。這些畫面為我們提供了了解古代高句麗文化和娛樂習慣的重要線索。
相關爭議
民族歸屬爭議
在高句麗的族源問題上，中國學界目前存在多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高句麗源于貊人，主要依據是史書中記載的關于高句麗的起源與貊人相關的內容。另一種觀點認為高句麗源于扶余國，依據是史書中提到高句麗出自夫余的記載，認為高句麗人與肅慎、女真等族群有關。還有一種觀點認為高句麗源于高夷，即高句麗是高夷的延伸，是最早的高句麗。還有觀點認為高句麗源于炎帝，認為高句麗一稱實際上是介萊的轉寫，介萊即姜姓的炎帝后裔。還有觀點認為高句麗源于商人，認為高句麗文化與殷商文化有密切聯系，高句麗族應該出自商人。
韓國學界則普遍采取“濊貊系統論“的觀點，認為朝鮮族的主體最初起源于東夷族群的藏貊系列，其中高句麗屬于滋貊系列中的一部分。他們認為高句麗、百濟、新羅等民族的形成是在長期的相互融合和兼并過程中形成的。
在高句麗滅亡后的民族流向問題上，中國學者一般認為高句麗人有四個流向：入中原、入突厥、入渤海國（入渤海）、入新羅。其中，流入新羅的高句麗人較多，大部分融入了新羅族，成為朝鮮族的一部分。而韓國學者則主張以“文化傳承論”來判斷高句麗人的歸屬，認為留在朝鮮半島的高句麗人繼續存在，并保持共同的歷史和文化意識，因此他們認為自己是高句麗的后裔。
疆域歸屬爭議
疆域歸屬爭議，即以高句麗是否在中國歷史疆域內來判定高句麗的歷史歸 屬所引發的爭議。自新中國建立后，對于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歸屬問題，先后產生過多種學術觀點，并直接反映在古代高句麗歷史歸屬問題的處理上。
1951年白壽彝在其發表于《光明日報》上的文章中指出，采用皇朝疆域的觀點來處理歷史上的國土問題是錯誤的做法，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土范圍來處理歷史國土問題更為準確。在此觀點下，歷史上中國領土范圍內的古代政權應被視為中國境內，而位于中國境外的則應被視為外國史。在當時的歷史著作或教材中，高句麗歷史通常被視為外國史。例如范文瀾在他的《中國通史》中，將隋唐王朝定為侵略一方，這也體現了該觀點的一部分內容。
譚其驤在他發表于上世紀90年代的文章《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歷代疆域》中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我們應該以清朝完成統一之后、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之前、即從18世紀50年代到19世紀40年代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的中國版圖作為歷史時期中國的范圍。在這個范圍內活動的民族，無論是幾百年還是幾千年，我們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民族；在這個范圍內建立的政權，我們也都認為是中國史上的政權。這個觀點的核心在于將歷史時期的中國界定為清朝統治下的疆域范圍，以此為基礎來界定中國的歷史和領土。
他認為，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的中朝國界是歷史自然形成發展的結果，沒有什么帝國主義插手。在高句麗始建于西漢末年到東漢時強盛起來之前，我們把它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就像匈奴、突厥、南詔、大理、渤海一樣看待。而當高句麗在公元427年移都平壤后，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政權，而必須將其視為鄰國。
因此譚其驤將高句麗歷史分成兩個階段，以公元427年高句麗移都平壤為界線，之前的高句麗史歸屬于中國史，之后的高句麗史歸屬于朝鮮史。這種觀點認為，歷史是有階段性的，不同的歷史階段有不同的歸屬。
歸屬爭議事件
事件梗概
2002年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聯合啟動了為期5年的“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該研究工程的主要內容包括古代中國疆域理論研究、東北地方史研究、東北民族史研究、古朝鮮、高句麗、渤海史研究、中朝關系史研究、中國東北邊疆與俄國俄羅斯遠東地區政治、經濟關系史研究、東北邊疆社會穩定戰略研究以及朝鮮半島形勢變化及其對東北邊疆穩定的影響研究。
該研究工程的成立背景是隨著東北亞政治和經濟地位的不斷提升，東北亞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地區，而中原地區的東北邊疆地區位于東北亞的中心位置，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國家的研究機構和學者以及少數政客出于政治目的，在歷史研究中歪曲史實，制造混亂，給東北地區邊疆歷史與現狀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戰，也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課題。
2003年6月24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試論高句麗歷史研究的幾個問題”的文章，作者署名“邊眾”。該文章指出高句麗是中國東北地區出現的一個有重要影響的邊疆民族，其主要活動范圍都在中國中原王朝管轄地區，并與中原王朝保持隸屬關系，高句麗政權可以被視為受中原王朝制約和地方政權管轄的古代邊疆民族政權。這一觀點引起了韓國歷史學界的爭議和不滿。
由于《光明日報》文章的作者“邊眾“是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三位學者的聯合筆名，而該研究中心是“東北地區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的領導機構，因此韓國方面將對中國的“東北工程”展開攻擊。這導致問題進一步嚴重化。
2003年，韓國學界以高句麗研究會為中心，各相關學會和團體相繼召開了以批駁中國學界觀點為重點的會議，并展開了一系列相關活動。同時針對中國和朝鮮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高句麗世界文化遺產的情況，在國內外制造輿論聲援朝鮮。
2004年8月24日，中韓兩國為防止歷史爭議影響兩國友好合作關系，達成共識：
1、高句麗史問題成為兩國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中方對此予以重視。
2、為了防止因歷史問題影響韓中兩國的友好合作關系，雙方將做出努力，并根據1992年8月份的《中韓建交聯合聲明》及1993年7月份兩國首腦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為發展全面的合作、伙伴關系而努力。
3、雙方達成共識，將在韓中合作關系的框架下，尋求公正解決高句麗史問題的方案，采取必要的舉措，為防止高句麗史演變成政治問題做出努力。
4、中方就韓方從中央和地方政府角度關注高句麗史相關記述表示理解，并采取必要的舉措，防止問題復雜化。
5、雙方將為盡快舉行學術交流而努力，并使之有助于增進兩國間的學術交流和兩國國民的理解。
至此，中韓兩國因高句麗問題引發的外交爭議在雙方商定的“五項口頭諒解事項協議”下暫時告一段落。然而高句麗歷史爭議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
原因分析
李悅在《中韓高句麗歷史爭議及其解決途徑》一文中提到從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兩個方面來看，可以解釋中韓在高句麗歷史爭議問題上的矛盾激化。從歷史原因上看，日本在1910年通過《日韓合并條約》吞并朝鮮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歪曲朝鮮歷史以符合其自身目的。日本不僅查禁并燒毀了朝鮮的史書，還雇傭歷史學家來歪曲朝鮮歷史。這些舉措割斷了朝鮮歷史與亞洲大陸的關聯。朝鮮史學家們為爭取獨立而批判日本撰寫的朝鮮史，并被稱為民族主義史學家。這種民族主義史觀在韓國得以繼承下來，并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對朝鮮歷史的歪曲都會被視為與日本的行徑相似，具有政治企圖，從而導致學術問題的政治化。
從現實原因來看，韓國學界誤解了中國的“東北工程”，認為其具有政治目的和針對性。他們認為政府官員參與和大量財政撥款用于該項目的學術研究經費，是有針對韓國歷史的。然而實際上，“東北工程”只是多個課題中的一個，而非特別針對韓國歷史。但是，“東北工程”在介紹中提到了加強政治意識和處理好政治與學術關系的要求，這些表述導致了誤解和矛盾。此外一些中國學者的學術文章過于具有政治傾向性，可能使矛盾進一步激化。
中韓在高句麗歷史爭議問題上的矛盾激化是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歷史上的日本歪曲朝鮮歷史，到現實中對“東北工程”的誤解，再到相關學者的政治傾向性表述，都導致了中韓之間的緊張局勢。
國王年表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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