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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于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束于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由于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面（即明代所謂“西洋”），故名“鄭和下西洋”。在七次航行的28年間，鄭和鄭和率領船隊從南京出發，在太倉市的劉家港集結，至福建福州長樂太平港駐泊伺風開洋，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爪哇、蘇門答臘島、蘇祿蘇丹國、彭亨、真臘、古里、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摩加迪沙等地，已知最遠到達東非、紅海。經歷了古里建碑、捉拿海盜、布施錫蘭佛寺、建立官倉等重要事件，不僅帶回了奇珍異寶、香料藥品、異國動物，還發展了各國間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

鄭和下西洋維護了中國與鄰國的友好關系，是中華民族對外關系史中的重要篇章，標志著明朝在中國，甚至是全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時，鄭和下西洋是當時世界上船只和海員最多、持續時間最長、隊伍規模最龐大、航行范圍最廣的海上活動，也是地理大發現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遠航，開辟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等大洋的直達航線，開創了世界航海的新紀元。

事件背景

個人背景

鄭和早年經歷不詳，據《明史·鄭和傳》等史料記載，1399年（建文元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發動靖難之役，鄭和在靖難之役中立有功勛。1402年（建文四年），靖難之役以朱棣的勝利告終。同年12月18日（建文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鄭和以太監身份受命祭祀朱棣的乳母馮氏。由此不難推測，彼時鄭和不僅具備一定的軍事才能，且受到明成祖朱棣的信任。而在正式確定下西洋人選之前，朱棣也曾詢問過著名相士袁忠徹，由鄭和擔任下西洋的正使太監是否適合，并得到了對方的認可。

政治背景

自秦漢時期以來，中國歷代王朝統治者一直把自己的統治區域視為世界的中心，將自己的政權視為最高政權，自稱為“天朝”，而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和所有外國政權統統視為附庸，稱為“蠻夷之國”，認為“蠻夷之國”的統治者都得向自己朝拜納貢，以示臣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遵循了這一思想，派遣使者前往各個國家或地區，暗示它們的統治者來朝納貢。朱元璋第四子朱棣通過發動“靖難之役”登上皇位后也繼承了這一思想，有意扶持宦官勢力，并推動與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往來，造就“遠方萬國無不臣服”的統治盛況，其基本手段就是四處派遣使者招攬。《明實錄》中就有記載多次派遣不同宦官出使各國的記錄，永樂時期“宦官外交”盛行。通過對宦官勢力的大力扶持，明成祖朱棣掌握了對西洋貿易的領導權，牢牢把控了海洋貿易這一重要的財政來源。

經濟背景

元朝末期發生的農民大起義不僅推動了元明兩朝的更替，也推動了明初社會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在農業方面，明初統治者為了恢復元末被破壞的農村經濟，并安定新王朝農民的生活，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實行了一系列寬容政策鼓勵農民復業。加上明初對于水利工程的興修十分重視，很快農業生產便得以恢復，并出現了增長的跡象，手工業和商業也隨之得到發展，不止在大城市，就連一些小地方都出現了“商賈往來”的繁榮景象。由此，社會財富得以積累，明初統治者的國庫也很快充盈，為鄭和下西洋奠定了經濟基礎。

自明朝建國以來，明太祖就非常重視海外貿易，在太倉州黃渡鎮設置了市舶司，專管國內外的貿易往來。后由于部分走私商販經常威脅到朝貢貿易的地位，且他們大多攜帶武器，導致明朝政府相關部門屢禁不止。此外，明初時期，部分元朝殘余勢力仍然存在威脅，沿海一帶反抗的元朝豪強地主大多逃亡海外，不時在沿海地區引發騷亂，被稱為“倭寇之患”。于是，為了防止內外反明者勾結，同時為了朝廷獨占對外貿易之利，明太祖決定實行“海禁”政策，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貿易，與對外往來。而朱棣登基后，對外要防備倭寇，征討蒙古、安南國等地，對內要遷移首都，建造宮殿，耗費了大量的財富，于是決定對“海禁”政策適當讓步，發展海外貿易，出使西洋以滿足國內的財政需求。例如，1403年9月（即永樂元年十月），泥國（今文萊一帶）派遣使者前來朝貢，攜帶胡椒等貨物與明朝百姓互市；1404年（即永樂二年），琉球王國（今日本沖繩縣）的朝貢使者在非明廷指定地點開市；1404年4月（即永樂二年五月），明朝廷派遣軍隊駐守日本、泰國前往中國的海道，以保障朝貢船只的安全等。

技術條件

中國的造船技術水平高超，自先秦時代起就出現了造船業，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就已經能夠建造承重兩萬斛[hú]的大船。到隋唐時期，中國在平底船的基礎上，研發出了受阻更小的沙船和更利于破浪前行的福船，相關技術傳入日本。除此之外，中國造船技術在漢唐時代的若干項重大發明創新都在世界上具有領先地位。例如密封船底艙的水密艙結構、用于拼接船身不同木料的榫釘接合與油灰捻縫技術、在船邊釘上被稱為“大臘”的粗木等，都能使船體更牢固穩定，航行更安全。到了宋元時期，又發展出鉛錘測海、指南針導航、航海針圖等先進航海技術，其中指南針在航海領域的應用對世界的貢獻最為突出，是航海史上劃時代的進步。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由于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云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于通訊聯系。

事件過程

第一次

1405年7月11日-1407年10月2日（即明朝永樂三年六月十五至永樂五年九月初二），鄭和率隊從福建省長樂區五虎門出發，第一次出使西洋，船隊共計27800人。此次航行涉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舊港、泰國(今泰國)、南渤里(今蘇門答臘島上)、蘇門答臘、滿刺加(今馬來西亞馬六甲)、卡利卡特(今印度科澤科德)、錫蘭山(今斯里蘭卡)等國家及地區。途中在蘇門答臘東南部的舊港附近，船隊遭遇了海盜陳祖義的襲擊，鄭和被迫反擊，燒毀陳祖義的十艘船只，捕殺了數千海盜，并將陳祖義本人活捉了回去，隨后按令當著各國使節的面斬首，并在舊港設立宣慰使司。據《明史》記載：“祖義，亦廣東人，雖朝貢，而為盜海上，貢使往來者苦之。”鄭和這一舉措消除了東南亞海上的動亂因素，重建了明王朝在東南亞的宗主地位。

第二次

1407年-1409年夏（即明朝永樂五年至永樂七年），鄭和再次出使西洋，船隊共計27000人，途徑泰國、占城、爪哇、古里、滿刺加、科欽(今印度柯欽)、渤泥(今文萊)、斯里蘭卡和加異(今印度半島南端)、柬埔寨等國家及地區，進一步與其發展貿易往來，帶回大量奇珍異寶和外來動物。此次航行，明朝使節們正式冊封了古里王，并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紀念這一盛事。回國途徑錫蘭，鄭和船隊向當地佛寺布施了金、銀、絲絹、小磨香油等物品。1409年2月15日（即永樂七年二月初一），鄭和、王景弘《布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現存斯里蘭卡科倫坡國立博物館。

第三次

1409年10月-1411年7月6日（即明朝永樂七年十二月至永樂九年六月十六），鄭和第三次出使西洋，經過阿撥巴丹(今印度甘巴里東北)、占城、加異勒、爪哇、滿刺加、錫蘭山、卡利卡特、阿魯、奎隆(今印度奎隆)、柯枝、蘇門答臘島、喃渤里、甘巴里(今印度科摩林)等國家及地區。

此次航行，鄭和調解了中國周邊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矛盾。一方面，鄭和奉明成祖朱棣之命，親自給滿剌加酋長授予雙臺銀印，冠帶袍服，建立滿剌加國，保護其不再遭受羅國騷擾，并帶回了當地特產沉香、黃熟香等。滿剌加國王心中掛念明王朝的幫助，后于1415年（即永樂十三年）親赴明帝國朝覲。

另一方面，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曾于1407年向鄭和勒索珍貴貨物，還時常欺辱鄰國。根據記載，他曾率領5萬士兵偷襲鄭和船隊，但被鄭和擊敗，但亞烈苦奈兒被當作俘虜帶到明朝廷后，明成祖并未將其誅殺，只是罷黜了他的王位，讓另一位有德行的當地首領接替。后來，被罷黜的亞烈苦奈兒得到釋放并被遣送回國。

第四次

1413年11月-1415年8月12日（即明朝永樂十一年十一月至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鄭和率27670人第四次下西洋，首次到達東非麻林迪國。同年11月，麻林迪國派遣使者向明王朝進獻“麒麟”（實為長頸鹿），被視作明帝政治清明的吉兆。1415年（即永樂十三年）鄭和船隊抵達蘇門答臘島國（今蘇門答臘島西北端），那時蘇門答臘國的老國王剛被上一任王的兒子謀殺篡位，而老國王的弟弟蘇干剌逃到山中，占地為王，連年侵擾。因為鄭和前來時的賞賜沒有給到蘇干剌，統領數萬人攔截攻擊鄭和的船隊，最終被鄭和打敗并作為俘虜帶回明朝廷，明朝廷誅殺了蘇干剌，并賞賜立功將士。

第五次

1417年6月-1419年8月8日（即明朝永樂十五年五月至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抵達卜喇哇、占城、麻林、爪哇、木骨都束、東非等國家及地區，此次出使目的是為了尋找更多的商機和外交聯盟。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并立碑銘文。此外還帶回了多樣異域動物，如忽魯謨斯進貢的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實為長頸鹿）；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摩加迪沙進貢花福鹿、獅子；卜剌哇進貢千里駱駝、鴕雞；爪哇、古里進貢麾里羔獸等。

第六次

1421年3月3日-1422年9月3日（即明朝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至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鄭和第六次完成出海使命，到達國家及地區有占城、泰國、忽魯謨斯、祖法兒、刺撒、竹步（今索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里、蘇門答剌、阿魯、滿刺加、幔八薩（今肯尼亞的蒙巴薩）等。暹羅、蘇門答剌和阿丹等國均派遣使節跟隨鄭和船隊前往明王朝朝見。

第七次

第七次下西洋出發前，鄭和船隊曾在福建省停留半年，期間在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還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旁白修建了長樂天妃宮，于十一月建成，并樹立了《天妃靈應之記》碑。1431年1月（即明朝宣德五年閏十二月初六），鄭和從龍江關出發，率領27550人第七次帶隊出海。1433年（即明朝宣德八年），積勞成疾的鄭和在回國途中于印度西海岸古里病故。1433年7月22日（即明朝宣德八年七月初六），明朝航海家王景弘帶領船隊返回南京。

事件影響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行動比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達·伽馬到達印度、麥哲倫環球航行更早，是當時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隊伍規模最龐大、航行范圍最廣的海上活動，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開辟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等大洋的直達航線，開創了世界航海的新紀元。

經濟影響

從正面影響上來說，對外，鄭和為沿海各國人民開辟了經濟往來的貿易航線，同時因地制宜，為不同國家及地區制定了切合當地條件的經濟發展方針，大大提高了與當地人民的合作水平，為亞非多個國家及地區帶來巨大的財富，受到各國人民的歡迎，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也更進一步。對內，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民間海外貿易，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朝貢貿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為大宗，甚至有觀點認為尋找海外香料、滿足國內需求，是促成鄭和下西洋的一個根本原因。除此之外，鄭和出海前在福建省的休憩，為當地航海業、造船業和社會經濟提供了發展條件。

從負面影響上來說，鄭和下西洋導致的諸個番國以前來朝貢為名，實行貿易之實的活動在明朝統治者的眼中只是這些番國表示臣服的一種方式，而回賜也只是一種“懷柔”的外交手段。因此，在這種“朝賜”關系中明朝廷幾乎不考慮經濟利益，不僅給朝貢使臣的賞賜豐厚，他們帶來的私貨也能減免官稅，再加上鄭和下西洋本身經濟消耗巨大，久而久之造成了明朝廷經濟上的沉重負擔，只能對來朝納貢的使者施以人數和貨物限制，同時減少下西洋的頻率，最后由于缺乏持續的經濟動力，下西洋的活動也在轟轟烈烈一時后悄然終止。

文化影響

對內，鄭和在第六次下西洋后，繪制了著名的《鄭和航海圖》，其本名為《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圖中記錄了鄭和航行過程中歷經的約五百個地名，以及遠航途中共計一百余線針路（即以指南針標明方向的航線），充分表明鄭和的船隊在遠航中已經能夠靈活地采用多種針路以適應和利用季風洋流，體現了明朝高超的航海技術和較高的海洋氣象科學水平。該圖集不僅是研究鄭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圖籍，也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在世界地圖學史、地理學史、航海史上也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

對外，鄭和的船隊中王景洪、馬歡、費信、郭崇禮、鞏珍等重要使團成員都是伊斯蘭教信徒，而鄭和本人除了信奉伊斯蘭教，對儒、佛、道文化也多有感悟。在鄭和下西洋出使的各個國家或地區中，大多崇奉佛教和伊斯蘭教，鄭和船隊中不僅配備了許多穆斯林船員和為他們服務的教職人員，而且還請了精通伊斯蘭教又通曉阿拉伯語文化的著名經師隨行，與各個國家或地區建立了宗教互信，促進了佛教、伊斯蘭教在各個國家或地區的傳播，利于彼此間溝通思想、增進友誼、消除隔膜。此外，鄭和的遠航還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不僅為沿途國家及地區帶去了中國先進的冠服、歷法、度量衡、科舉制度、圖書等科技，還對外傳播了雕刻藝術、建筑繪畫、風俗習慣等中華文化，推動了沿線多個國家及地區的文化文明交流發展。

政治影響

鄭和率領船隊恩威并施，友好相待，緩解其他各國間的矛盾，為明朝朝廷獲取了良好的國際名聲，推動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即把自身樹立為“天朝上國”或“宗主國”的地位，把來往的其他國家，作為“附屬國”的地位來處理的外交體系）的建立，鞏固了朱棣的統治。且此次出洋活動涉及了多個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國家及地區，發展了中國和東南亞、非洲東海岸等地區的友好外交關系，增進中國人民與多國人民的交流與往來。

對此，中國學者持有正反兩種不同的看法。中國明清史、史學理論研究學者趙軼峰認為，鄭和下西洋展現了明朝統治者視野向外的開放理念，雖然從國內經濟角度持續性不高，但從外交關系角度看卻是存在積極意義的。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楊永康等認為，鄭和下西洋等外交活動威懾了部分其他國家或地區，加速和推進了西洋朝貢體系的建立。然而，也有學者對鄭和下西洋評價不高，認為它不僅耗費了國力，還打擊了私人海上活動。廈門大學教授莊國土認為，鄭和下西洋雖然體現了明朝的朝貢制度和海外政策，但由于入不敷出而中斷了中國的海外拓殖事業，從而導致失去多個向海洋發展的機會。山東大學教授陳尚勝則認為，雖然鄭和下西洋成功在東南亞地區建立了明朝廷的朝貢體系，但這種秩序沒有長期有效執行。

事件評價

當時之人

正面評價

明朝方志史學家何喬遠評價：“太監鄭和與王景弘、侯劉顯等人統領下西洋已經有一年了，其他部族的首領都帶著禮物來明朝廷朝貢，絡繹不絕。明帝宴請他們的時候，他們都跪在地上行禮，這樣的盛況從未有過。翻譯的官員也充滿彷徨，場景相當壯觀。”

清朝政治家張廷玉等在《明史》中充分肯定了鄭和下西洋帶來的盛世情景：“鄭和下西洋得到的寶物不計其數。自明朝宣德年間以來，遠方各國不時也有來中原覲見的，但終究也不能與永樂時期相比，而鄭和也已經病逝。自鄭和死后，凡是奉命出使海外的官員，大都極力稱贊鄭和，并向其他國家及地區夸耀，世人也都把三保太監下西洋傳為明朝初年的盛事。”

負面評價

明代官員茅元儀對鄭和下西洋并不贊同，認為鄭和下西洋這樣的活動勞民傷財，而目標卻遙遠不可及，將之與先王功績相比后作出評價道：“先代帝王沒有窮盡兵力，也加重百姓的壓力，卻把國家治理得很好，禮樂文明受到異域推崇，天下沒有哪個地方不受到中國的道德教化的，這難道不是先王與天地同量的功德嗎？朱元璋派出的航海使者就必須要出海航行到不知前方數十萬里的地方嗎？”，認為開通海域是可取的，但需要適度，不可以過于勉強。

后世之人

《光明日報》從人類交往史的角度贊道：“鄭和七下西洋的經歷為人類交往打破相對分散和隔絕狀態，邁出了從陸上向海上轉折的重要一步，是人類交往史上從陸向海轉折的標志性事件，更是推動了人類文明互動中心從亞歐大陸轉移到海上，由此整合形成了繁榮了一個世紀之久的亞洲國際貿易網，為十五世紀末東西方文明在海上匯合、世界變成一個整體奠定了基礎，從而揭開了全球化的序幕。”

學術爭議

航行目的

根據《明史》記載，鄭和出海的目的是尋找下落不明的朱允炆，并展示明朝的軍事實力，此后，查繼佐《罪惟錄》、傅維鱗《明書》以及清代官修《明史》之《鄭和傳》與《胡濙傳》均收錄這種說法，近現代學者如許立群、范文瀾也曾加采用。此種說法受到不少批評。明人朱國禎認為，建文帝為人“仁弱”，即使未死而竄入異域，也不再對朱棣的皇位構成威脅。曾擔任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現任復旦大學教授的葛劍雄則認為這樣的推測基本沒有切實的依據，更推崇宣揚國威，發展對外貿易的說法。對此葛劍雄給出的理由是，當時的明朝作為東方大國，耗費些人力、物力發展與西洋國家及地區的和平外交關系是一件利國利民、符合實際的好事，且船隊中軍人占比不多，在海外也并沒有建立軍事基地、殖民統治等行為。后來發現的鄭和親自篆刻的天妃靈應之記碑碑文上也記載著出使西洋的目的是為了促進明朝與各國的經貿往來，發展和平外交關系，更具有可信度。

船只大小

根據《瀛涯勝覽》史料記載，鄭和出使西洋所用的寶船最大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今138米長，56米寬），曾親隨鄭和出海的明代幕僚鞏珍所著的《西洋番國志》中也注明這些船只體型巨大，要兩三百人才能操作，而此后包括《明史》在內的文獻資料大多引用了這些數據。但由于船只被毀，已出土的舵桿、絞關木等零件無法準確推算出船只尺寸，導致缺少實證，這些數據在當今學術界中仍然存疑，部分學者認為這個船只規模過大，不可能在明朝出現。

航行范圍

對于鄭和航行的范圍，《明史·鄭和傳》和《瀛涯勝覽》中均記載最遠抵達了非洲東海岸木骨都束、竹步、麻林，也就是今天肯尼亞和坦桑尼亞一帶，而這些地區也發現了一百多處中國十四、十五世紀的古瓷的遺址，根據這些線索，中國學術界大多認同鄭和最遠只到達非洲東海岸的觀點，但其他國家學術界對此持有疑議。英國地圖學家弗拉·毛羅曾在1459年版世界地圖中，根據一支中國式帆船在迪布角的航行方向和時間推測鄭和曾帶隊越過好望角，后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也認可了這一觀點。澳大利亞學者菲茨拉德則根據在澳大利亞達爾文出土的中國壽星石像，認為鄭和船隊具有到達澳洲的可能。在此基礎上，馬來西亞學者祖菲加推測鄭和甚至可能到達過南極大陸。2002年，英國退伍海軍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現世界》一書中作出鄭和最遠抵達過美洲，比哥倫布更早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推論，并列舉出了更充足的理由，例如一張依照經緯度所繪制的中國古代地圖、加拿大島嶼遺址中出現的漢字和黃種人基因等。針對這些觀點，中國學術界均給予了否認。

暫停原因

1433年，鄭和航行結束回國后，明朝的出洋活動漸漸停罷，中國航海事業漸漸衰落，針對其原因，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觀點以歷史學家王賡武為代表，認為出洋原因是為了鎮壓其他國家對明朝統治的威脅，鎮壓成功后就沒有了繼續出海的必要；第二種觀點以中國航海史研究會為代表，認為下西洋的終止是出于經濟考慮，鄭和的船隊規模巨大，耗財耗力，導致國庫空虛。除此之外，也有觀點認為是明朝的土地觀念和封建思想戰勝了支持出海一派，或也有以鄭和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失權于文官集團、朱高熾和朱瞻基無心拓展、鄭和去世導致缺少領導人等影響因素的可能。

檔案去向

根據《殊域周咨錄》所述，朱見深成化年間，記載有鄭和下西洋具體細節的檔案已經丟失，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藏，且劉大夏對該檔案并不認可，認為應當銷毀。但對于檔案被劉大夏銷毀的觀點，存在以下三點疑問：第一，依照明朝律法，私自銷毀官文書應當受罰，但劉大夏反而平步青云；第二，這件事在劉大夏墓志銘中并未記載；第三，在劉大夏中記載有他私藏征安南檔案之事，銷毀鄭和檔案的說法可能因此移花接木、無中生有。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員鄭一鈞也不認可劉大夏私毀檔案的觀點，他認為檔案可能在明末李自成攻打北京或清兵攻占北京城時亡失于戰火。

文獻記載

由于記錄了鄭和下西洋細節的相關公大量遺失，由當時跟隨鄭和一起出使西洋的人員歸國后書寫記錄見聞的史籍就成了研究這個事件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其中有書目可考的書籍有《瀛涯勝覽》《星槎勝覽》以及《西洋番國志》，這三部書是集中、系統記載鄭和下西洋事跡的最初史料。

《瀛涯勝覽》

《瀛涯勝覽》由明朝馬歡于1451年（即明朝景泰二年）撰寫完成，馬歡曾與鄭和的出洋隊伍一同出海航行，回國后將途中歷經的爪哇國、錫蘭山（今斯里蘭卡）等二十余個國家及地區的狀況編撰成書。《瀛涯勝覽》是第四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之一，被公認為鄭和下西洋事件最重要的原始研究資料之一。

《星槎勝覽》

《星槎勝覽》由明朝費信于1436年（即明朝正統元年）撰寫完成，費信曾跟隨鄭和的船隊親身參與過兩次航行任務，在書中記錄了鄭和率領隊伍第三次和第七次出使西洋時經過四十多個其他國家及地區的過程，并介紹了這些國家及地區各自的位置、地貌、經濟資產、風土人情和宗教信仰等狀況，與《瀛涯勝覽》和《西洋番國志》共稱為鄭和下西洋的最早見證，擁有十分重要的歷史研究價值。

《西洋番國志》

《西洋番國志》由明朝鞏珍于1434年（即明朝宣德九年）撰寫完成，主要記錄了鄭和第七次出使西洋，途中經過爪哇國、暹羅國、蘇門答臘島國、阿丹、古里國、馬六甲王朝等二十個國家及地區的詳細過程，研究鄭和下西洋的重要原始資料。

遺跡遺址

天妃宮

天妃宮是鄭和為感謝海神天妃保佑他第三次出海平安歸國而奏請明成祖朱棣賜建的，其主建筑建于明永樂五年（即公元1407年），規模宏大，是當時影響極大的宗教翊坤宮。然而1925年，天妃宮塌毀，僅保留下一塊天妃宮碑，其舊址位于南京建寧路天妃宮小學一帶。天妃宮碑是國內現存與鄭和下西洋有關的最大一塊石碑，也是南京僅存的兩塊明代巨碑之一。1997年，為了更利于天妃宮碑的保護與管理，相關部門將其移至與天妃宮相鄰而建的靜海寺中。

靜海寺

為了肯定鄭和出使西洋的成果，明成祖朱棣于永樂年間在南京儀鳳門外為其建造寺廟，懷著四海平靜、天下太平的希冀，取名靜海寺。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后，靜海寺屢遭戰火破壞，1986年，南京市人民政府仿照寺廟原風格在靜海寺舊址的基礎上重新修，現為中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鄭和下西洋以及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歷史遺址之一。

寶船遺址公園

鄭和寶船遺址公園是依傍在南京龍江寶船廠遺址的基礎上而建造的一座大型遺址性公園，用于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園內分為東、西、中三個區域，陳列了復原后的鄭和寶船、鄭和銅像和鄭和下西洋主題浮雕等景物，公開了當年龍江寶船廠為鄭和準備出使西洋的船只時運用的捻縫技術、獨特的硬帆船只結構等。

紀念活動

2005年7月11日，被確定為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紀念日，中國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相關紀念活動，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等出席。活動中時任中國交通部部長張春賢肯定了鄭和精神所代表的中華民族傳統外交文化思想，提出了共同為人類進步事業作出更大貢獻的理想。中國政府也決定把每年的7月11日定為中國航海日，同時作為世界海事日在中國的實施日期。航海日當天，各地會舉辦多種慶祝活動，相關船舶都要統一鳴笛一分鐘。

除了中國，其他國家也舉行了許多有關鄭和下西洋的紀念活動。例如2006年，津巴布韋在國家美術館舉辦了“來自中國的和平使者——紀念鄭和下西洋600周年”展覽，津巴布韋國家美術館館長西班達表示，此次活動規模大、出席人員規格高、持續時間長，是近年來在該館舉行的最重要的一次展覽。2019年1月15日，“鄭和下西洋”圖片展在法國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總部開幕，時任中國駐歐盟使團團長張明在開幕式上介紹了鄭和下西洋的歷史，表示了中國愿意奉行和平外交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