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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女性主義（feminism）最初由1880年代創立第一個婦女參政權會社的法國女子奧克雷提出。對于“女性主義”的定義，不同的學者有不同形式的表達，但其主要宗旨就是要努力消除性別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保障女性同男性一樣獲得權力和自由，即男女平等。

就詞源而言，féminisme一詞最早于1837年由法國烏托邦社會學家及利奧六世夏爾.傅立葉首創。英文feminist最早出現在1852年，而feminism最早在1895年才開始使用。在韋氏《新世界字典》中，女性主義被定義為婦女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應與男性享有平等權利的原則。

從理論層面來看，女性主義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嶄新的對世界、社會和人類自身進行探索和認識的視角，這種視角的研究對女性的價值觀念、方法論原則或學說等持肯定態度，并強調兩性之間的平等地位。女性主義理論具有多元性、多層面的特征，其宏觀理論包括一些對世界和歷史加以闡釋的宏大敘事，微觀理論則包括交換理論、網絡理論、角色理論、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理論等。女性主義流派多元并立，相互辯駁論證而又互相吸收影響。

女性主義理論包含著眾多派別。比較有影響力的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和后現代女性主義。從18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女性主義理論中自由主義思潮占據主導地位，關注女性的個人權利和政治、宗教自由，女性的選擇權與自我決定權；活躍于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關注資本主義階級社會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關注女性的有酬勞動、無酬勞動和國家問題；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則更關注針對女性的暴力、性、生育等問題，以及男性對女性的整體壓迫。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對被男性話語建構起來的女性形象和身份提出質疑。

女性主義的發展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自由女性主義時期，以爭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權利為主要訴求，包括選舉權、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機會和權利等；第二階段是20世紀60～80年代的激進女性主義時期，旨在消除各種形式的性別歧視，追求社會生活的平等，具體訴求包括消除職場、家庭、性別、生育等方面的不平等；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至今的后現代女性主義時期，它的目標是解構以往有關兩性關系的理論，主張話語即權力。它強調女性問題涉及種族、宗教信仰、民族習俗、多元文化等問題，呼吁消除社會性別角色和偏見，并倡導積極建構女性內涵，反對家暴、強奸和性騷擾，主張墮胎權和改造性別歧視文化；第四階段始于2012年，以女性通過投票參政和反對歧視性社會規范為主旨，以信息化為特征，“MeToo”運動是這一階段的重心。

中國婦女解放運動始于清朝，其抗爭史有三座里程碑。第一座里程碑是辛亥革命時期，中國以婦女為主體、有組織、有綱領、有解放婦女的具體目標、有一定規模和影響的社會運動是在辛亥革命時期誕生的；第二座里程碑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在國共兩黨聯合的旗幟下興起的國民革命運動；第三座里程碑發生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婦女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領域的參與度日益上升，社會對婦女的保障機制也日益完善。

女性主義思潮與運動不僅影響了女性本身的權利和地位，還影響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它促進了性別平等，揭示了性別歧視和性暴力問題，提高了女性地位和權利，推動了社會進步和公平正義，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保障了人權和尊嚴。具體體現在女性公民權、語言、宗教、性別角色、女性就業率、姓氏權、文學、電影、音樂等多個方面。婦女擁有了選舉權、更多的受教育機會、與男性更公平的薪酬、提起離婚訴訟的權利、生育權以及財產權。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政治經濟環境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對女性的日常生活與公共參與的影響作用不斷加強。

女性主義在不斷發展的同時也不斷引發批評、爭議和反撲。世界不同國家和地區存在的階級、種姓、宗教、民族偏見、信仰和風俗習慣各不相同，造成了對女性主義理論和實踐的分歧和爭議。此外女性運動兩極分化，極端女權主義招致廣泛批判。自19世紀中期以來美國歷史上爆發的多次婦女運動，由于其諸多主張與美國傳統價值觀互相沖突，遭到美國社會主張維護傳統社會秩序的保守勢力的不同程度的反擊。

詞源及含義

女性主義是一場有關社會意識形態方面的、以實現提升女性地位為目的的政治斗爭。這一理念的最終目的在于消除性別的不平等以及其他諸多對女性持歧視態度的不平等現象，并在人際間、性別間倡導平等、和諧和合作的理念。女性主義是一場力爭實現婦女解放的社會運動。

關于“女性主義”詞源的考證，學界普遍認為，它是一個難以界定的術語。女性主義運動絕不是一個概念單一、宗旨集中和極具共識的政治運動，相應的，“女性主義”是一個連續發展并不斷豐富其含義的社會性術語。就像任何具有影響力的學術思潮一樣，女性主義思潮充斥著來源于不同價值體系的觀點和意見，以及各種理念的對峙和意識形態的沖突。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文化、不同流派、不同學者之間所指稱的含義是各不相同的。甚至可以這樣說，無論是眾多的女性主義者，還是女性主義的研究者之間，都從未達成關于女性主義的一致的、普遍可接受的定義。

女性主義，又可翻譯為“女子主義”“女權主義”。從詞源學角度來講，“女性主義”一詞是對英文“feminism”的意譯。就詞源而言，féminisme一詞最早于1837年由法國烏托邦社會學家及利奧六世夏爾.傅立葉首創。此后的1872年，féminisme和féministe兩詞分別出現在法國和荷蘭。據《牛津英語詞典》（OED）收錄的詞條，英文feminist最早出現在1852年，而feminism最早在1895年才開始使用。《女權主義百科全書》認為“feminism”出現于19世紀90年代，在1895年4月27日的書評雜志The Athenaeum上出現，用以概括性別平等理論和婦女平等權利運動，取代了womanism。直到19世紀90年代，它們才出現在英國。

1906年，“feminism”這個詞被介紹進入美國，首先出現在一篇介紹歐洲婦女運動的另一個關鍵人物佩爾蒂埃（Madeleine Pelletier）的文章中，1910年開始在美國被使用并普及開來，其含義是婦女角色“徹底的社會革命”。該詞于20世紀60、70年代取代了另一個詞“婦女解放”（women’s liberation）而逐漸被廣為接受。無論是用來指涉人或是做形容詞用的feminist，還是作為社會文化思潮、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存在的feminism，它們都與婦女權利，婦女在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平等要求相關。

在韋氏《新世界字典》中，女性主義被定義為婦女在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上應與男性享有平等權利的原則。1991年版的《美國學術百科全書》認為女性主義主張婦女具有所有的公民權利，這包括與男性一樣的政治上的、經濟上的以及社會中的平等。1994年版的《牛津哲學詞典》認為女性主義是對社會生活、哲學以及倫理學的探討，它致力于糾正導致壓迫婦女以及輕蔑婦女特有體驗的偏見?！?a href="/hebeideji/3023679879043689139.html">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2卷認為女性主義是一個追求婦女平等權利的社會運動，要求給婦女以同男人一樣的社會地位，以及自由選擇自己的事業和生活方式的權利。

經歷兩百多年的變化，Feminism一詞也早已不是批評界曾接受的大寫的Feminism，而是可加上如馬克思主義、激進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物質主義、生態主義等種種前綴的復數形式的小寫feminisms。該詞約在二十世紀初傳入中國，五四運動時間開始為學者和運動者們使用。初傳入中國時，如當時中國諸多新名詞一樣，feminism從日語中“拿”來了“女權主義”的譯法，當時還有音譯“飛米尼斯主義”，意譯“女子主義”“婦女主義”“男女平權主義”“女權主義”及“女性主義”等。但最終只保留了現時使用的“女權主義”與“女性主義”兩種。

在1995年的《中國婦女大百科全書》中，“女權主義”解釋為“男女平權主義”，“是資產階級婦女運動的理論基礎”，主張的是資產階級自由與平等思想，賦予男女兩性平等權利；“女性主義”則解釋為“西方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流行的婦女運動理論和基本婦女觀”。相比較而言，兩種譯文的差異性凸顯了“女權主義”帶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色彩，而“女性主義”的譯法則淡化了“女權主義”中的斗爭性與沖突性。

歷史

世界史

女性主義思潮是當代西方社會主要的政治文化思潮之一，從興起至今已有200多年的歷史。西方女性主義與女權運動相伴而行，女性主義思潮既引發了女權運動的興起，又在女權運動中得到發展。從18世紀啟蒙運動算起，女性主義已產生了200多年?？v觀女性主義興起發展的歷史，可以把女性主義運動分為四個歷史階段，分別掀起四次女性主義浪潮。

起始

女性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其源頭可以追溯至文藝復興時代。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達斐爾特創辦了一所無論貧民還是貴族，男性或是女性都可入學的學校。這種辦學方式的傳播為其后婦女教育的普及開了先河。15世紀之后，接受過教育的婦女人數逐漸增多，其聲音也逐漸能夠傳達給世人。啟蒙運動時期，法國婦女首先開展了了爭取婦女人權，反抗社會壓迫的運動。

女性主義發展的第一個階段是18世紀末至20世紀初期。在歐洲大陸，女權運動的源頭來自于啟蒙運動和自由平等思潮的影響。同男子一起積極參加法國大革命的婦女發現，革命勝利后驗收成果時，女性還是處于無權的“不在場”地位，那些被國民議會所承諾并通過所謂的自由、平等、民主等“天賦人權”所保障的公民權利，僅及于男人，并不屬于婦女。

1789年10月，以梅力葛（Thersigne de Mer-icourt）為首的一群婦女向國民議會提出建議，要求男女應該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這被視為歷史上婦女解放運動的起點。1799年的拉希德（）婦女大會(Rasheed（）Women’s Conference）為女性運動的起點。彼時，一群埃及婦女采取激進方式抗議1798年法國入侵亞歷山大港。她們在大會上討論了婦女的就業狀況及家庭問題；1792年塞拉利昂的女性原住民屋主獲得了投票權——該項權利在1808年塞拉利昂成為英國殖民地時被取消。1893年，的原住民婦女與移民婦女贏得了投票權，遠早于歐美女性。

這一時期最具代表性的理論著作是法國女權活動家的奧林柏·德·古杰（Olympe de Gouges，也譯作奧倫比·德·古日）以1789年法國《人權宣言》為藍本，于1791年提出的世界上第一個女權宣言——《婦女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and of the Citizen，也稱《女權宣言》）和英國女權運動領導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92年發表的《為女權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女權宣言》同當時法國的人權宣言相抗衡，要求廢除一切男性特權，倡導婦女生來就是自由人的自由觀，主張自由平等的公平權利不能僅限于男性?！稙榕畽噢q護》反思了女性的屈從地位，呼吁女性應享有與男性同等的權益，開啟了近代女性主義理論的先河。

第一次浪潮

女性主義運動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840年到1925年間，目標是爭取和男性相同的政治權利，包括選舉權、受教育的權利、工作的機會和權利、財產權、性交易權、附胎權、法律人格權、分居與離婚權、陪審權等。

從19世紀中期開始，在西方主要國家陸續興起了為女性爭取投票券的選舉權運動，并波及西方以外的其他國家。1893年，成為第一個爭取到女性選舉權的國家。其后，和于1914年，英國于1918至1928年間，各州于1868至1920年間，也各自為女性爭取到了選舉權。期間，各種女性團體和組織相繼成立，如1865年的全德婦女聯合會、1867年的英國婦女選舉協會、1882年的法國女權同盟、1888年的國際婦女理事會、1890年的美國爭取婦女選舉協會、1904年的爭取婦女選舉權國際聯盟等組織共同把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推向了高潮。

在女性運動的第一次浪潮中，越來越多國家的女性獲得了參政權利，女性教育廣泛展開，女性就業人數不斷增加。涉及女性一些基本權利的相關法律獲得通過，在一定程度上為女性取得的平等權利提供了制度上的確認。如1848年在召開的首屆女權大會上通過的有關婦女的《權利和意見宣言》，提出了男女在工作、財產、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和給予婦女選舉權的要求；英國1857年的《離婚改革法》為女性提出離婚提供了法定保障，1919年的《（消除）性別歧視法》至少在理論上為女性從事各種專門職業和擔任公務員敞開開了大門。雖然傳統的性別角色并沒有獲得根本性改變，但這一波女性運動浪潮為女性從形式上的平等向實質上的平等轉換奠定了基礎。

這一時期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穆勒（John Stuart Mil）的《婦女的屈從地位》（The Subjugation of Women）（1869年）和的《》（1929年）。前者描述了婦女在社會各個領域所受到的歧視和不公正待遇，并認為婦女沒有理由被排斥在領導職位之外，也應該有發揮自己才能的社會空間；后者則指出女性創造力的發揮有賴于一定的經濟支持和必須具備一定的自由空間。

第二次浪潮

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60～70年代。法國作家、（Simone de Beauovir）在被稱為“女性主義圣經”的《》（The Second Sex）中振聾發聵地指出：“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她拒絕按照按的依據解釋的生物決定論、按歷史唯物主義解釋的歷史決定論和精神分析對女性第二性地位作合理性解釋，而是從的立場出發，認為女人的身體和心理都是被建構出來的，是被建構成“他者”的，而女人所生存其中的文化和社會也是被建構出來的?！兜诙浴窞榈诙闻畽噙\動的高潮奠定了理論基礎。

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發生在20世紀60、70年代。這次運動認為當時女性雖然有了選舉權、受教育的權利和工作的權利，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掩蓋了實際上的不平等，因此必須繼續批判性別主義、性別歧視和男性中心主義，反省傳統文化定義的“女性氣質”對女性的束縛，認為所謂“男性特質”和“女性特質”不是自然本質特征，而是后天文化教養的結果。另外，此次運動還要求各種都應該打破門禁，向女性敞開。男女應進一步縮小兩性差別。如果說第一波浪潮的女性主義者力爭的是在選舉、就業、受教育等方面與男性等同的權利，那么第二波浪潮的女性主義者開始不滿足于表面上的平等，轉而抗爭事實上的不平等。對女性受壓迫和不平等根源的父權制進行探討是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重要議題，社會性別作為一個重要的分析理論普遍為女性主義運動者用來批判當時社會盛行的“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性別劃分。

第二次女性主義運動浪潮始于美國。女性意識到了形式上的男女平等并無實際意義，她們不再滿足于既得的平等權利，希望在更深層次上探討女性受壓迫的根源。旨在挑戰現存秩序的一系列社會運動也推波助瀾。這次運動浪潮涉及各主要發達國家，其間女性組織大量涌現，女性研究風起云涌，性、生育機制、性別規范等問題都得到充分討論。

1970年英國舉辦了第一屆女性解放大會，有六百多名女性會聚牛津活動中心，她們提出了一系列平等和自由的要求；1968年，法國的很多女性積極參加“”等民權運動，后來成立了“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一行動”組織，其他女性組織也紛紛跟進：1971年，智利的上層女性們在“空壺運動”中大規模地聚集起來參加抗議薩爾瓦多·阿連德政權的活動；1979年，伊朗10萬女性舉行游行支持當年的，這一革命許諾為女性提供一個有保障的、公正的、傳統的、的生活環境。發起的婦女組織“NOW”（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an）后來達到兩百多萬人，其中包括約十分之一的男性成員，成為西方最大的婦女團體。

的《》（1949年）雖然發表較早，但是對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次浪潮影響深遠。她在此書中用了大量材料證明，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因而女性的從屬地位也不是被自然賦予、不可變更的，而是能夠被修正乃至取消的。她以人類從母系氏族社會到父系氏族社會的歷史，印證女性成為“他者”，被完全異化的狀態可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轉變的主張。的《》（1963年）描述了20世紀50、60年代女性回歸家庭后的失落和空虛，認為婦女應該有丈夫、孩子和家庭之外的更多的追求。通過對“生理就是命運”的父權制婦女理論的激烈批判，引發了人們對傳統賢妻良母女性角色的重新思考，重新喚起了婦女的自我意識。這部著作成為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的綱領性文獻。的《》（1970年），對父權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識進行了精辟的剖析，并揭示出了父權制社會中利用性別差異建構不平等的性別關系的權力機制的運行軌跡。

當西方民主國家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中關注著性自由、生育自由、社會地位、教育以及政治參與的時候，非傳統民主國家的活動家們卻更注重于要求日常生活的，改善勞動條件，參加工會組織以及反抗政府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迫。西方民主國家中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可以通過改變法律和國家政策來幫助女性提高地位，并需要爭取政治權利，但是這在長期生活在壓迫女性的非傳統民主國家的女性看來，法律獲得通過和讓法律生效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她們并不把直接的政治運動看作爭取男女平等的最好方式。

第三次浪潮

第三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后期至今。80年代后期及90年代以后，特別是在美蘇冷戰結束后，西方國家進入后工業社會，也進入了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現代科技在高科技領域的飛速發展給經濟、文化乃至整個世界帶來深刻的變化，相對寬松的政治環境使西方勢力開始再度活躍起來，女權運動也再度復興。但這一階段的女性主義運動也由運動和斗爭開始轉向理論思考，變得更加溫和、務實和成熟。女性主義者開始逐漸擺脫濃重的政治氛圍，投入學術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爭取實際的權利。

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的美國，其影響力延續至今。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建立在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黑人女性主義、第三世界女性主義、殖民主義女性主義、同性戀女性主義等挑戰傳統政治理論的女性主義。它經常被冠以“新女性主義”“后女性主義”“DIY女性主義”“文代女性主義”等不同的名稱。

受后現代理論思潮的影響，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反對西方傳統的一切宏大敘事和統一理論。它一方面顛覆西方中的范疇，崇尚多元視角，尊重差異性；另一方面則主張弘揚和贊美女性的新視角，而不是力求擺脫“他者”的地位。她們認為，前兩波女性主義浪潮都沒有使女性獲得她們應有的權利，也沒有推動改革融入人們具體的日常生活中去。第一波和第二波共有的一個缺點是，它們的議題所體現的主要是白人的、西方的、中產階級的價值觀，女性傾向于得到與她們的種族和階級相對應的男性已經得到的機會。

第三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并不只是簡單地延續前兩波女性主義浪潮的目標、原則以及價值，而是具有明確的目標和實現方式。概括起來看，主要體現以下四個方面的特征：一是包容差異，它既將女性作為一個群體來分析，又認識到了女性之間的個體性差異；二是結盟，它致力于與男性以及其他各種反抗壓迫的群體結成聯盟；三是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它反對宏大理論的虛幻追求；四是政治的即為個人的，它將第二波浪潮提出的“個人的即政治的”顛倒過來，主張女性主義的政治主張必須根植于對壓迫性意識形態進行個人的和實體的反抗。

在女性主義運動進入第三波浪潮的時候，一股反女性主義潮流也在興起。反女性主義又稱后女性主義，大概在20世紀70年代末初見端倪，到80年代中期開始與各種保守勢力、新女性組織、新者相互交纏影響。后女性主義者強調傳統父權制中家庭的重要價值，抨擊墮胎合法化以及女性對公民權利的主張。不少女性主義者被裹挾其中，逐漸放棄了原有的女性主義信念，一些鐵桿級的女性主義者甚至修改了原本的女性主義信念。比如貝蒂·弗里丹，她一改在《》（1963）中所體現的“過激”思想，轉而弘揚家庭的價值，視家庭為“舒適的集中營”和“捍衛幸福的最后一座堡壘”。她在《第二階段》（1981）中提出了不談性別政治只談家庭的主張。以蘇珊·法昌迪、、南希·弗雷澤等為代表的女性主義者則對反女性主義潮流保持了清醒的認識，對女性主義的這種倒退行為進行了批判。

第四次浪潮

2006年社交網絡開始流行后，出現了在社交網絡上呼吁女性權益的活動（hashtag feminism)?！癕eToo”運動創始人和活動人士塔拉納·伯克（Tarana Burke）使用了“Me too”（Metoo）一詞，來提高人們對女性所受暴力和虐待的認識。女性主義運動于2012年出現第四波浪潮。2013年出現明顯的女性主義示威浪潮。上任和好萊塢金牌制片人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丑聞演化為第四波浪潮的兩條線索。第一條線索表現為女性通過投票參加政治。2017年1月21日特朗普就任儀式當天，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和爆發大規模女性有型，上百萬女性走上街頭，呼吁特朗普尊重女性。2018年開年大的女性大游行強調女性投票，11月中期選舉迎來美國女性從政的勝利。其他西方發達國家也紛紛發起游行。

第二條線索是反對性騷擾。2017年10月5日，《》公開了對好萊塢金牌制片人哈維·韋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指控。10月15日美國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發推文呼吁女性說出她們的性騷擾和性侵經歷。米蘭諾是站出來指控好萊塢韋恩斯坦性侵和性騷擾的第一批女性之一。在她10月15日發推文的第一天，“MeToo”（我也是）這個短語在社交媒體上被使用了超過20萬次，到次日有超過50萬條推文。而Facebook上，最初的24小時內就有470萬人在1200萬條狀態中提到了該標簽。

“MeToo”運動大爆發，到2018年席卷全球，在被稱為“WatashiMo”，在法國名稱為“BalanceTonPorc”?！癕eToo”運動以社交媒體為傳播方式，從各國乃至全球，個體大膽發聲，挑戰歧視性的社會規范，反對職場性騷擾，成為第四波女性主義浪潮的重心。運動通過曝光一系列丑聞引發廣泛關注，如體操隊醫納薩爾性侵丑聞、總裁俱樂部事件、丑聞等，涉及娛樂業、金融、教育、體育、教會、政治等各個領域，約85個國家紛紛卷入，出現“每天性侵報告”“是的全部女性”等著名活動或組織。第四波的核心是女性的正義，特別是反性騷擾和家暴，但議題擴及所有弱勢群體的平等權。

#MeToo在全球有各種不同語言的版本：

中國史

清朝

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封建禮教制度下，三從四德、男尊女卑、貞孝節烈成為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婦女深受父權制、族權、夫權、神權束縛。程朱理學強調存天理、滅人欲，女子要從一而終。明代開始大規模地興建貞節牌坊。到了清朝，婦女的地位并沒有提高，《大清會典》更規定，婦女貞烈觀表現突出的可以予以族表，使婦女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

戊戌變法時期

西方進入中國后，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逐漸解體，女子走向社會成為歷史的必然，婦女解放的呼聲隨之興起。現代社會的興起，也讓婦女解放成為現實。同時，西方關于婦女解放的思想進入中國，一批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考慮如何解放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真正以西方先進思想開始婦女解放運動的是維新派。最早在建立不纏足會，號召女性放足，同時提出一系列男女平等的思想，對打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和摧殘，促進女性個人的覺醒和婦女解放運動的興起，具有啟蒙作用。受康有為影響，不但繼續推廣不纏足運動，而且大力提倡女學，認為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婦女未受教育，并主張女性就業，以保證經濟獨立。1898年5月，中國第一所女學堂在上海創辦，雖然僅存一年多，卻是的碩果。

同盟會時期

進入二十世紀，在革命派的推動下，婦女解放運動走上一個新臺階。作為把西方女權理論直接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馬君武翻譯了斯賓塞的《女權篇》，摘譯了穆勒所著《女人壓制論》一書的要旨，還轉寫了第三國際關于男女享有平等權利的宣言和主張，引起晚清思想界的震動。1902年，馬君武出版《斯賓塞女權篇達爾文物競篇合刻》。1903年，興中會成員出版《女界鐘》，主張從女性個人到社會風俗推行全面改革。革命派興起尤其是同盟會建立后，革命浪潮蓬勃興起，婦女解放運動進入新階段。革命派大力宣傳女權主義，專門探討女性問題刊物也在海外相繼創辦。1903年，在《》發表《獨立篇》，對男性所倡導的女權運動提出質疑和不滿，主張女子自立自強，為自己爭取權利。

孫中山作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的斗爭實踐中，始終重視婦女問題。他認為婦女掌握文化科技知識是改善其經濟和政治地位，保證其獨立人格的基礎。興中會和同盟會都注重吸收女會員。而何香凝、、等留日知識分子都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鋒。何香凝在發表《警告我同胞姊妹》，號召女子應該和男子一樣，在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盡保衛國家的義務，同時鼓勵中國婦女沖破閨閣，走向社會。同盟會成立，她成為同盟會的元老之一。秋瑾把在日本的女留學生集合起來，重組并改造原來的共愛會，確立聯絡同情、互換智識、固結團體、振興女學、恢復女權為宗旨。秋瑾創辦《白話》《》等刊物，同時撰寫《敬告姊妹們》《精衛石》《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等文章，積極開展婦女解放運動。

晚清時期，革命派宣傳婦女解放運動，基本上以西方的天賦人權為思想武器，完全拋棄了儒家學說，論證女子天生就有和男子一樣的權利，女權與男權一樣，屬于民權的一部分。女性要有參政議政權、婚姻自主權、財產繼承權，同時也要承擔所有國民都要承擔的義務。這個時期的女權主義帶有濃厚的民主特征，很大程度上來自女性本身的自主意識，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

民國時期

北洋政府時期

辛亥革命成功后，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把婦女解放提上日程。孫中山以臨時大總統的名義，下令禁止買賣人口，廢除已有的買賣契約，以保護婦女的人身權利。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內政部通知各省勸禁婦女纏足，并給違背禁令的家屬處以懲罰。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鼓勵了婦女參政，在婦女解放運動方面做出貢獻。

以女子參政為目的的女權運動在民國初年展開。在、、、沈配貞等人的領導下，女子參政同志會、女子同盟會、女國民會、女子后援會、女子尚武會等婦女參政團體相繼出現，并聯合起來組成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參政同盟會，以強硬姿態要求中華民國領導人予以女子參政全，并在法律中明確規定女子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神舟女界共和協進會則是另一支較為溫和的女子團體，主張通過先培養婦女的參政知識和能力，為以后的參政做準備。這兩支婦女團體與中國民國政府當局的溫和派（孫中山）和保守派形成了一個力量相互較量的運動圈子。

上臺后，掀起尊孔復辟的反動逆流，阻礙了婦女解放運動的進程。1913年9月，袁世凱發布《注重德育整飾學風令》，稱民國以來，學校管理松弛，茂視學規，傲慢師長，都是因為宣傳自由平等之說。第二年，袁世凱頒布《治安警察條例》，規定女子與未成年人、剝奪公權的人一樣，不得加入政治組織，不得參加政治集會。與此同時，袁世凱還堅持男女分開讀書，規定小學校施行雙軌制，女子需要按照另一上學軌道逐級完成學業，這就否定了民國以來為廣大民眾設置的學制，剝奪了男女的教育平等權。1914年，《襄揚條例》規定貞節烈女可以獲得大總統授予的匾額題字和金質、銀質獎章，地方政府要極力宣傳。

1915年的新文化運動是“婦女解放”運動的先聲，以“自由、民主、科學”為理論基礎，對封建禮教進行了大力批判。與等一批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對過去束縛女性的封建禮教進行了猛烈抨擊。當時的男女知識分子圍繞男女同校、婚姻自由、社交公開等問題，與中國國民黨當局展開激烈爭論，最終實現了大多數目標，使社會風氣為之一新。更多的女性走出家門，進入公共領域。

女子學校也不斷涌現，女子接受教育的人數不斷增多。1916年，女學生總數達172724人，其中受中等教育的女子有8005人，受初等教育的女子有164719人。此外，還有不少女性得到出國留學的機會。中國民國成立后，在法律上規定小學可以男女同校。1919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公開聲明，贊成高校男女同校，北京大學成為第一個實行男女同校的高等院校。女子在教育上與男子的平等權正在逐步實現。

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劃時代的思想啟蒙運動，是中原地區社會經濟轉變在文化領域的呈現。五四運動時期，婦女解放作為社會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成為社會輿論的討論重點。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認為，要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必須深入宣傳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建立現代意義上的新道德、新文化、新思想、新文明、新倫理。就關注婦女解放運動的報刊來看，最早出名的是《》?！?a href="/hebeideji/2643534588560981671.html">》是專門為女性創辦的刊物，在五四運動高潮時期相當保守。即使是《新青年》創刊后的兩三年，也沒有超越的女權啟蒙話語體系，直到1918年才正式提出女性的主體性問題，即明確提出我是我自己的主張。

1921年，《婦女雜志》主編換為后，堅持五四精神，立場和觀念發生重大轉變，成為婦女解放的一面旗幟。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深入，當時絕大多數報紙都刊載談論文章，很多報刊還進行專門性的討論。比如，《》關于貞操問題和主義的討論，《》關于婚姻自由是什么和新型道德的討論，《》副刊《婦女評論》關于自由離婚的討論，《》副刊關于愛情定則的討論，《星期日》有婦女問題的專門討論。參與討論的人員眾多，陣容龐大，涵蓋多個階層，既有資產階級革命派，也有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包括、、蔡元培、邵力子等人，更有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陳獨秀、李達、李漢俊、陳望道等人。

國民政府時期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由各階級婦女共同參與的一場廣泛的革命運動。它與新民主主義革命和革命相結合，以號召婦女反抗“四大繩索”為口號，以推翻“舊社會”、實現社會主義和社會為目標，引導婦女投入到革命運動中，最終實現婦女的“翻身解放”。

1927年，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政權、神權、族權、夫權是套在中國婦女頭上的四大繩索”，這是毛澤東對中國婦女問題的基本定位，由此確立了他對待婦女問題的基本態度和立場，那就是爭取婦女解放。1925年，中共四大《對于婦女運動之決議案》明確表示：“本黨婦女運動應以工農婦女為骨干，在婦女運動中代表工農婦女的利益，并在宣傳上提高工農婦女的地位，使工農婦女漸漸成為婦女運動中的主要成分。”這一婦女解放主體的轉變是婦女運動的重要轉折，以工農婦女為主體的婦女解放運動與當時共產黨所領導的工農革命、土地革命一道，使近代以來形成的由知識精英參與的變革運動開始轉變為以底層群眾為主體的革命運動。

共產黨領導的婦女解放運動徹底打破了儒家性別制度造就的男性理想中的婦女形象，而代之以“男女都一樣”的去性別化策略。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它將婦女看做無產階級的一部分，將婦女解放運動看做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組成部分，將女性的性別身份轉化為階級身份。在三四十年代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根據地，女性與男性一樣勞動、工作，穿著一樣的軍裝。中國共產黨吸收了大量女性參與到革命隊伍中來，鄧穎超、蔡暢、向警予等便是其中的代表。她們與中國工農紅軍一道翻雪山、紅軍過草地，最終迎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1949年4月3日，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成立，它是中國各族各界婦女為爭取進一步解放與發展而聯合起來的群團組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團體，是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

新中國成立后

改革開放前

1949年，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廢除束縛婦女的封建制度。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社會的生活各方面，均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實行男女婚姻自由。”第四十八條進一步規定：“提倡國民體育。推廣衛生醫藥事業，并注意保護母親、嬰兒和兒童的健康。”這些規定宣告了男女法律地位的平等，開創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新時代。1950年5月1日，新中國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公布施行。婚姻法規定：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婚姻制度。

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使廣大農村婦女與男子一樣分得了土地，成為土地的主人，從根本上改變了男女在經濟上不平等的狀態。1954年9月20日頒布的《憲法》正式確立了婦女與男子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憲法第八十六條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有精神病的人和依照法律被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人除外。婦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第九十六條又進一步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女性在“時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樣”的口號下參加到國家建設中，司機、醫生、飛行員、科學家隊伍中開始有了女性成員，在采石、開礦、鋪鐵路等艱苦的行業中也有女性參與。中國共產黨從底層推動的婦女解放運動徹底改變了兩千年來中國婦女的面貌，她們不只是家庭中的賢妻良母，還是擁有工作權利、參政權利、婚姻自由權利的女性，“婦女能頂半邊天”也逐步從口號走向了現實。但這并不意味著對女性的歧視已徹底根除，在五六十年代的生產隊勞動中，并未實現同工同酬，女性的酬勞低于男性，甚至只有男勞動力的一半。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大部分女性完全不知道馬君武翻譯的《婦女的屈從地位》等書籍，更不知道西方有批判父權制男權思想的《》等著作。她們熟知“婦女能頂半邊天”口號，完全沒有社會性別觀念與視角（改革開放前女性政治參與度并不高），也沒有接觸過全面批判父權制男權思想的女權主義理論。

改革開放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與此相適應，中國的婦女立法也出現了嶄新的局面。在改革開放初期頒布的《憲法》(1982年)、《選舉法》(1979年)、《刑法》(1979年)、《》(1979年)、《婚姻法》(1980年)、《》(1985年)、《民法通則》(1986年)、《義務教育法》(1986年)、《》(1991年)和《關于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1991年)等重要法律中，都在相關領域賦予了婦女享有與男子平等的權利，并給予了婦女相應的特殊保護。1992年，中國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通過對婦女的政治權利、文化教育權益、勞動權益、財產權益、人身權利、婚姻家庭權益等各項權益的全面確認和通過規定一些協調性、補充性、程序性、制裁性的條款，使之成為一部綜合性的、系統性的全面保障婦女權益的基本法。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有關保障婦女權益、促進男女平等的法律體系也不斷得到完善，之后修訂和制定了一系列與婦女權益密切相關的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4年)、《母嬰保健法》(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1996年)、《》(1996年修改)、《刑法》(1997年修改)、《婚姻法》(2001年修改)、《人口和計劃生育法》(2001年)、《》(2002年)、《婦女權益保障法》(2005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2005年)、《義務教育法》(2006年修改)、《物權法》(2007年)、《》(2007年)、《就業促進法》(2007年)、《》(2007年修改)、《》(2008年修改)等。

在思想和學術領域，幾位赴美留學的女學生，在做中西文學和中西文化的比較研究中，將西方女權主義的術語與詞匯介紹到中國。后來一些到學習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的留學生，開始把美國的女權主義運動歷史與理論介紹到中國來。改革開放后，許多女權主義書籍被介紹到中國來，而許多大學也成立了“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女權主義思想通過高校教育傳播開來。1990年代后，女性學專業教材逐漸增多，至此女權主義的各個學科得以建立，或者說各個學科開始用女權主義的思想與方法進行分析。

1995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在這一背景下，創辦了“北京大學法律研究與服務中心”，馮媛等女記者在北京女記者協會的基礎上創辦了“婦女檢測傳媒網絡”?！?a href="/hebeideji/8829670507414253992.html">》等有性別意識的報紙開始刊登有社會性別意識的文章以及各種女性話題討論。女權主義在媒體與社會上開始傳播，女權主義從校園走向社會。供女權主義自我成長與學術討論的各種學習小組、沙龍、培訓也開始形成。女權主義雜志《》《女性主義》等也開始創辦。各個高校的“婦女與性別研究中心”以及婦女研究所等則開展了婦女問題的各種研究，1990年代到21世紀初的近二十年間，婦女問題的深入研究涉及到各個學科、各個方面、各個階層、各個領域。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和新媒體的發展，女權主義的傳播更加廣泛，也引發了更深入的討論和思考。

理論

綜述

女性主義的基本理論以女性的生存與發展為其特定研究對象，在女權主義運動及其研究中形成發展。特別是從第二次浪潮開始，女性學專業不僅成為世界上多個國家高等教育中的一個學科，也開始在國際學術界居有了一席之地。女性學理論是以實現性別平等、改善女性狀況、促進女性解放為目標的學說。雖然在其發展演進中形成了多個不同流派，但秉持一個共同看法，即：在世界范圍內，女性是一個受壓迫、受歧視的等級，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中女性都處在“次一等”的位置上，她們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必須改變、清除。

女性主義理論既是“女性學”的學理、學科基礎，同時又是女性主義社會實際運動的延伸。因此，女性主義理論有別于其他各種“主義”，即其不是由幾條定義和一系列概念組成的固定不變的學說，更不是排除異己、謀求思想領域中霸權地位的“真理”，而是開放的、動態的、包容的，同時也是一個涵蓋面極廣、各種思想交流、交鋒的場所。這一理論十分注重與實踐結合，強調理論的應用，即必須將理論付諸行動。從這一角度說，女性主義是一種行動理論，并始終是與改變女性受壓迫地位的實際運動緊密聯系的，也必定始終把批判矛頭指向對女性的種種偏見及不平等的社會制度，保持向傳統習見挑戰的姿態。

分類

宏觀理論

女性主義宏觀理論包括一些對世界和歷史加以闡釋的宏大敘事，如世界體系理論。這一理論由原本用以分析世界不同地域之間的權力關系的理論發展而來，經女性主義者改造后融入理論要點而成為女性主義理論的一大類別。它摒棄了男權制的家庭觀和利益觀，分析了女性獨立的經濟貢獻，以及女性在全球經濟中的獨特角色，發展出諸如自由主義、激進主義、社會主義等多種分支流派。

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學者拓展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世界體系理論及依附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價值觀通過核心國家向邊緣國家的經濟滲透降低著婦女的地位，并使發展中國家的問題更加惡化。世界體系理論的假設本身的問題，是忽略了婦女在全球經濟中的直接作用和她們對處于非正式勞動市場中的家庭經濟所做的貢獻。女性主義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思路進行改造，提出了下列論點：男權制是先于資本主義制度就存在的，因此推翻資本主義只是結束男性對女性壓迫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條件。 ????

微觀理論

內容

女權主義哲學概括起來，對各類共同關注的理論問題和對各種成功理論的應用，主要表現為如下十大方面：

流派

綜述

女性主義理論包含著眾多派別。比較有影響力的是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和后現代女性主義。從18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女性主義理論中自由主義思潮占據主導地位，關注女性的個人權利和政治、宗教自由，女性的選擇權與自我決定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和激進主義女性主義都活躍于20世紀60年代，社會主義女性主義關注資本主義階級社會所造成的男女不平等，關注女性的有酬勞動、無酬勞動和國家問題，激進主義女性主義則更關注針對女性的暴力、性、生育等問題，以及男性對女性的整體壓迫。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對被男性話語建構起來的女性形象和身份提出質疑。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女性主義理論流派雖然各有特色，但是彼此之間并不存在一個明晰的分界線，而是在論爭中不斷地分化、組合，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多元化的局面。但是無論怎樣分化組合，女性主義理論都有著一個基本的前提：女性在全球的范圍內都是一個受壓迫的等級；和一個共同的目標：在世界范圍內實現男女平等。

女性主義流派多元并立，相互辯駁論證而又互相吸收影響，成為女性主義不斷發展的內在動力。女性主義從早期的純粹以女性抗爭為宗旨的理論探索，進展到以兩性權力關系互動、改變不合理的性別文化為目標的性別研究，進而發展到結合心理分析、政治理論、哲學、生態環境研究、種族研究、解構主義、后現代主義等多學科、跨學科的范疇，并且已經滲透到社會人文科學以至自然科學的各個領域，成為當代西方社會文化領域最具批判力的跨學科的思想體系。

女性主義的各個派別并非涇渭分明，而是呈現時空重疊的態勢。比如，具有悠久歷史的至今仍有廣闊的市場，黑人女性主義不只是到八九十年代才活躍起來，而是早在60年代女權運動高潮時期就不乏中堅分子。創造出社會性別制度（sex/gender system）概念的蓋爾.魯賓，既采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和政治經濟學原理，又運用精神分析和結構主義的分析方法。

女性主義起源于婦女運動，理論的提出和檢驗都是根植于運動和現實的需要，通過自我反思和不斷推陳出新來保持理論與時共進。如同后現代主義對女性主義最初的個體主義和提出挑戰一樣，女性主義者也在反思自己的哲學基礎和白人中產婦女經驗的普遍性。特別是近年來西方女性主義受到黑人和第三世界女性主義的嚴厲批評，而開始反思西方女性主義的殖民主義色彩。當代女性主義在多元文化主義的啟發下，大量引入種族、族裔、年齡、性向、文化等元素，并視之為與性別密切相關的互動變化的整體。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是早期的女性主義思潮之一，為18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女性運動的主導傾向，貫穿于整個女性主義發展的過程之中。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提倡理性、公正、機會均等和選擇的自由，提出每個人都應該被視為獨立個體，女性與男性具有同樣的理性，每個女性都擁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權利，享有與男性相同的自由和機會。國家應以個人的能力為準，按照公正的原則分配個人履行特殊社會職能，應該幫助解除正式的法律、制度以及非正式的習俗上的對女性的限制。傳統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尤為關注女性在教育、就業、參政等法律制度方面與男性機會不均等，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浪潮基本上就是這一主張的政治實踐。

隨著20世紀50至60年代歐美普遍開展的福利國家運動的興起，從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內部進一步分化出了福利國家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與經典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不同，它提出并積極支持國家和政府對經濟和社會事務實行較為廣泛的干預，這主要包括制定保護和優待女性的法律和政策，如對養育子女的單身媽媽（包括已經離婚的女性）給予一定的政府津貼、提倡并支持企業優先雇傭女性求職者等，以彌補自由的市場競爭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極端后果，推動實現西方資本主義價值觀及其制度能夠接受或者起碼能夠容忍的社會公正。

激進女性主義

激進女性主義于20世紀60年代出現。它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并非男權制的唯一源頭，因為在所有的經濟制度下，女性地位都是低下的。男權制在所有的社會中運行，其力量遠超正規的權力制度，跨越階級和種族的界限。男權制觀念在人們童年時就開始灌輸，通過教育、文學和宗教手段加以強化，根植于女性心靈深處，禁了女性的思想和能力的發揮。激進女性主義從性別壓迫的角度來解釋男性壓迫女性以及女性處在附屬地位的普遍現象，認定男權制的存在是女性遭受壓迫的根本原因，在男權制結構內部提高女性地位只會延續統治制度和不公平，只有消滅男權制才能達到女性運動的目標。

激進女性主義的理論重心在于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以及男性對女性在性和生育領域的控制，這一理論的極端形式是攻擊異性戀、性暴力和淫穢色情品的制造與銷售。根據激進女性主義者的觀點，社會上存在著兩種文化，一種是顯性的、民族的男性文化，另一種是隱性的、普遍的女性文化。她們對男性價值觀提出挑戰，力圖在女性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新的價值觀來代替男性文化的價值觀。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是19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女性運動中的一大流派，它主張女性的徹底解放需要一種社會生產的全新組織模式和女性柔弱特質的最終消滅，并將消滅階級和消滅性別一起作為前進的目標。它認為女性問題在工人運動、社會民主運動和馬克思主義運動中將得到根本的解決。它以物質生活塑造人的意識，經濟制度決定上層建筑的歷史唯物論為理論基礎，關注男女不平等的經濟原因和資本主義問題，提出通過改變整個社會結構來實現真正的性別平等。

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并未為推翻父權社會和消滅資本主義制度制定具體可行的奮斗路線。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提出的改造社會的幾條建議都直接指向性與生育模式的轉變，其“生殖自由”概念對傳統生育行為上的性別間勞動分工構成了挑戰，旨在讓男性與女性共同承擔對孩子的撫養義務。它關注女性參加社會勞動的問題，家庭勞動不被當作工作的問題，女性的勞動報酬低于男性的問題，認為只有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這些問題才能得到解決。

后現代女性主義

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是女性主義和后現代思潮的結合，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以后，她們受后結構主義（福柯、雅克·德里達和雅各·拉岡等）的影響，持反本質主義的社會建構論，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論體系，認為并不存在一個固定的本質性的女性特質，女性的形象和身份都是被男性話語所建構而成，她們的批判思想即是對這種被建構起來的女性形象和身份提出質疑，并特別關注身體、性別和述行性等。

反對本質主義的后現代女性主義不贊成性動力理論，也不贊成所有人最初都是雙性戀的理論，因為這些理論都是在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動力是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普遍存在的基礎上設定的。后現代女性主義反對人們總是強調女性的生育能力對其女性特質的影響，提醒人們關注男女兩種性別內部各自所擁有的差別。它不認為女性就必須具有撫養性，就應當受到保護。它重視性別之外的種族、階級、國家、民族及性傾向的區別。學界認為，后現代女性主義已經放棄了“唯物主義的”政治而退卻到一種“話語”政治和文化批判。

文化女性主義

文化女性主義于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女性主義中出現，其主要目標是創造一種獨立的女性文化，贊美女性氣質，限定男性統治社會的價值。它主張重估與女性有關的價值，開創女性的精神空間，弘揚女性的精神。文化女性主義認同被壓抑的女性與男性不同的質量、經驗和價值，并歸之于女性地位低下的原因。它不強調推翻男權制，而致力于認同、復興、培育女性配置，使之超越男權制，弘揚那些被貶低的女性價值，致力于建立女性中心的文化和亞文化環境。因此，文化女性主義又被稱為“價值重估派”。

文化女性主義認定女性價值高于男性價值，如果將社會建立在女性價值之上，將使社會變得更加“富有生產力、和平和正義”。它還認為，由于女性所擁有的母性本能，女性在生理上優于男性，而女性的性格特征是人類行為最可貴的形式。文化女性主義認為，由于自然（生理）和養育（社會化）過程，或由于二者的結合，男女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女性注重建立和保持深入的親密的關愛關系，男性則更愿意表達其個人性和對她們所屬物及他人命運的控制。文化女性主義拒絕男性氣質對政治權力、經濟地位和醫學專業的追求，希望改變競爭的制度關系，將個人利益導向合作的制度關系，以達到共同目標。

生態女性主義

1974年，法國女性主義者奧波妮（Francoise d’Eaubonne）在《女性主義與毀滅》中呼吁女性參與拯救地球的工作時，最先提出了生態女性主義這一術語，強調女性在解決全球生態危機中的潛力，號召婦女起來領導一場拯救地球的生態革命，并在人與自然、男性與女性之間建立一種新型的關系。在1978年出版的《生態女性主義：革命或者轉變》中，奧波妮進行生態女性主義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一個所謂的更美好和更公平的社會，而是生存，讓歷史得以繼續，而唯有把女性主義和生態學相結合才能使地球重獲生機。生態女性主義認為，女性更接近于自然，而男性倫理的基調是對自然的仇視；地球上的生命相互聯系，并無上下高低的等級之分；健康的平衡的生態體系應該保持多樣化狀態。

20世紀80年代，世界上出現的一系列生態災難，促使生態女性主義在歐美世界受到廣泛的關注與研究，1980年4月，對美國“三哩島事件”的抗議導致數百名婦女參加了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召開的主題為”婦女與地球上的生命”的會議，就諸如女性主義、軍事與生態之間的關系等主題進行了研討。1980年11月和1981年11月，生態女性主義學者在美國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發動兩次規模盛大的示威活動——“婦女五角大樓抗議活動”（The Women’s 五邊形 Actions），強烈譴責軍備競賽和”出于私利無節制剝奪自然資源、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隨后，生態女性主義蓬勃發展，各種主流雜志開始發表討論生態女性主義的論文，各種相關專著和論文集相繼出版，各種組織也陸續成立。

影響

女權運動影響了西方社會的變革，其中包括婦女的選舉權、更多的受教育機會、與男性更公平的薪酬、提起離婚訴訟的權利、婦女有權就懷孕做出個人決定，以及擁有財產的權利。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政治經濟環境與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對女性的日常生活與公共參與的影響作用不斷加強，而由國家主導的家庭政策在縮小性別差距、保障女性就業機會與社會權利等方面一直扮演積極的角色。

同早期女性普遍在家庭內部從事沒有報酬的家務勞動的情形不同，在21世紀全球化時代，女性在勞動力市場中就業比例不斷提高，同時女性在職業場所與公民社會領域保持活躍表現，女性群體進而對性別平等與體面工作的訴求日益增強。由于既有的男性養家模式已經衰退，勞動力市場的變化和女性就業比例已經發生顯著變化，性別平等已不再被簡單看作是女性自身發展的問題，而是被看作是國家經濟轉型與全球化再適應中的一種應對機制。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和運動的推進也影響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包括語言、宗教、性別角色、姓氏權、文學、音樂、電影等方方面面，給社會帶來深刻的變化。

對社會的影響

公民權

選舉權

女性參政權，通常也被稱為投票權、選舉權，是指實行選舉制的國家女性享有跟男性同等的參與選舉投票和作為候選人的權利。爭取男女同等參政權是18世紀晚期法國大革命之后，歐洲民主理念和女權主義興起大潮的一部分。獲得選舉權標志著法律上男女平等的政治進步，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在這個過程中，還爭取到了教育權利、財產權利。

1893年，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的女性獲得選舉權。1902年，澳大利亞女性獲得聯邦選舉投票券。1907年，當時屬于俄羅斯帝國的芬蘭大公國給予女性投票權，之后的歐洲國家是挪威（1913年）和俄國十月革命后成立的蘇聯（1918年）。1915-1920年間，歐洲的丹麥、冰島、荷蘭、奧地利、捷克、格魯吉亞、波蘭、瑞典、德國、盧森堡等國也先后立法賦予女性投票權。1918年2月6日，英國新法律獲王室御準，當年英國有800萬婦女投票選舉國會議員，她們是30歲以上、有財產的婦女。同年加拿大獲得投票權?？鐨W亞大陸的亞塞拜然民主共和國1918年獨立，成為第一個世俗化，也是第一個賦予女性投票權的穆斯林國家。1919年，美國白人女性獲得參加全國選舉的權利。美國女性經過長達72年的不懈斗爭，關于女性選舉權的第19條憲法修正案最終在1920年得到國會批準。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則是1924年賦予女性投票權。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1930年代，巴西（1932年）、土耳其（1934年）和印度（1935年）先后立法賦予女性投票權。歐洲則有西班牙和葡萄牙（1931）。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的半個世紀里，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許多國家陸續擺脫殖民統治，進入獨立的新時代，不加性別限制的參政和選舉投票權寫入新的法律。大部分亞洲和非洲國家的女性在1950-80年代獲得平等投票權。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包括男女權利平等的條文。

生育權

在歐洲，就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而言，并未有任何條款規定生殖健康或生殖權利，包括墮胎權；公約甚至都沒有規定健康權。與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通過時的情況類似，在公約起草時歐洲國家基本上禁止流產。1966年成立的美國全國婦女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推動了廣泛的婦女平等權利運動，在1967年該組織投票通過了包含墮胎權利的婦女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在當時，不論是女性主義者還是自由主義人士，都意識到限制墮胎的法律對女性的個人生活與社會地位的惡劣影響，大聲呼吁墮胎的合法化。尼克松總統于1970年創立人口增長和美國未來委員會（Commission on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委員會在最終提交的報告里，建議政府放寬墮胎法律的限制。

1969年，意外懷上第三胎的諾爾瑪·麥科維（Norma McCorvey）希望尋求墮胎。然而，在她生活的得克薩斯州，法律規定只有在孕婦的生命受到威脅時才允許墮胎。在薩拉·韋丁頓（Sarah Weddington）和琳達·科菲（Linda Coffee）律師的幫助下，諾爾瑪以羅（Roe）為化名，向美國聯邦法院起訴地方檢察官亨利·韋德指控得克薩斯州的墮胎法違憲。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以7比2表決通過判決，指出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Due Process Clause）為女性提供了基本的“隱私權”，故女性的墮胎權受憲法保護。這就是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此案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并且首次確認了墮胎權在美國是由聯邦憲法承認的基本權利。

墮胎是個全球性的議題。中國大陸自70年代末期開始實行“一胎化”的計劃生育，臺灣在1984年通過了“優生保健法”，使墮胎合法化。與此同時，在亞洲、非洲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墮胎常因人口政策而得以合法化；但在西方國家，由于宗教及深遠的自由主義傳統,墮胎有著完全不同的含義。在美國，它被認為是“爭議最大、最情緒化的議題”。在很多美國人看來，墮胎已不僅僅是一種醫療行為，而是一個關系到國家興衰的深刻的政治、經濟及倫理道德的問題。而墮胎與反墮胎間的論戰，雖然1973年最高法院對“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的裁決宣告墮胎支持者的勝利，但以此為起點，美國朝野反墮胎合法化的力量日趨強大。

包括美國在內的179個國家簽署的1994年《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行動綱領》認識到不安全墮胎的致命性，并敦促所有國家提供墮胎后護理以拯救生命，無論墮胎的法律地位如何。它還強調，所有人都應該能夠獲得關于其生殖健康和避孕藥具的高質量信息。?聯合國人口基金表示，作為聯合國性健康和生殖健康的專門機構和《國際人口與發展會議行動綱領》的監護者，人口基金倡導所有夫婦和個人有權自由和負責任地決定其子女的數量、生育間隔和生育時間，并擁有這樣做的信息和手段。?

而聯合國機構則明顯傾向于在更為基本的意義上承認墮胎權。1966年依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所設立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HRC）”在2019年就該公約第6條生命權所發表的評論試圖對孕婦的生命和健康權與胎兒的權利進行協調：“盡管成員國可以對自愿終止妊娠進行規制，這些措施不得侵犯懷孕的婦女或女孩的生命權，或她們依據公約所享有的其他權利。因此，限制婦女或女孩獲得流產的能力尤其不能惡化他們的生活，使她們遭受身體或精神上的痛苦或者公約第7條的不人道待遇，對她們進行歧視或任意干預她們的隱私。若懷孕的婦女或女孩的生命或健康遭遇風險，或者完整的懷孕對她們將會造成實質性的痛苦，特別是懷孕系由強奸、亂倫導致或胎兒未來難以存活的情況下，締約國必須提供安全、合法和有效的流產服務?！?/p>

就中國而言，法律亦未明文規定墮胎權；但墮胎權在法律上并非完全沒有依據?！秼D女權益保障法》第51條規定：“婦女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生育子女的權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睂@一條文運用法律解釋技術，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生育是女性的權利而非義務，女性可以生育，也可以選擇不生育；“不生育的自由”在解釋上包含拒絕懷孕以及懷孕后拒絕生育的自由，而后者即為墮胎權。因此，本條文被認為是最接近肯定“婦女墮胎權”的法律條文。

語言

20世紀60年代，美國誕生了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社會語言學，從社會的角度研究語言。1966年，美國成立了“全國婦女組織”，她們要求男女平等，其中包括語言平等，勞工部把3000多個職業的名稱改成沒有性別區分的中性詞，自此之后，爭取語言中的性別平等問題一直沒有停下腳步。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女性社會地位的不斷提升，女性倡導社會改變對女性的常規看法。這些努力，也在一步步地滲透到語言當中去。越來越多的女性，要求去除語言中強烈的性別傾向。

英語中有很多中性詞的詞根都是以“man“結尾的，而在漢語中，很多“女”字旁的字都含有貶義，比如奸、嫖、娼等字。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體現出語言中男女的不平等。最近伯克利出臺了一項新法案，致力于打破這種語言中的性別歧視。近年來，美國的一些城市，已經通過了改變語言中有關性別歧視的法律。各州市紛紛將性別歧視詞匯移除。

除了英語和法語中存在的性別歧視問題，中文的漢字和法語也有自古形成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在漢字中，“女”在古代甲骨文中被寫作象形文字。這個象形字，好像一個人跪著面向左側雙手在胸前交叉。從這個字，我們可以分析出，女性原本就被設定為謹慎小心、卑躬屈膝的形象化身。通過對漢語詞匯中排序的研究可以發現，在所有男女并稱的詞語中，幾乎都是男性排在前面，女性排在后邊。例如：夫婦、兄嫂、父母等，這體現了歷史上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的狀況，反映出“男性優于女性”的社會偏見。在法語中，大量的名詞陰陽性成對出現，許多陰性的形式是在陽性基礎上加后綴而來的，由此可見女性在法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這種構詞法，充分折射出在法國社會中對女性存在較大的偏見和輕視，表明了女性在地位上的從屬性。

宗教

女權主義引發了圍繞雅威、基督論、人類學和末世論概念的討論，特別是語言與神學和倫理學的關系。在基督教社區內，女權主義迫使人們重新評估禮拜儀式中的語言以及社會和教會內的權力模式。女權主義神學源于19世紀的基督教婦女運動，20世紀60年代，關于基督教神學存在無可救藥的性別歧視，基督教是否可以適當重視女性的方式重現建構和表述的問題被提出。生態女性主義神學以女性視角對基督教神學進行重新詮釋，剔除其中反自然和歧視女性的因素，構建新的人、雅威、自然的關系，為婦女和自然的解放運動尋找神學理論上的支持。

女權主義者把壓迫和解放的雙重經驗看作宗教知識的首要源泉。女權主義的一項成就是擴展了宗教哲學中運用的方法。比利時裔法國女權主義者露絲.愛麗加利（Luce Irigaray）聲稱，學者們的性別角色破壞了宗教及其他領域的哲學學術性。女權主義者有的肯定存在著性別中立的“客觀性”，有的聲稱把握客觀真理出自帶有性別傾向的立場。一些女權主義者主張，存在著一種根本的女性特質，這種特質賦予婦女一種特殊的、優越的或至少獨立的道德、社會和宗教洞見。格里斯.詹森批（Grace Jauzen）判了在男性取向的宗教哲學中可悲的欠缺，同時也建設性地擴大了這個領域的屬地，從而包括了關于想象、渴望和生育的新的哲學任務。在《女權主義宗教哲學》中，帕米拉.蘇.安德森（Pamela Sue Anderson）提出了一種擴展了的方法論，以嚴肅對待性別、種族劃分和階級，致力于顛覆父權制神話。女權主義者尋求從女權主義角度審視宗教儀式。

女權主義者對宗教哲學的貢獻有很多可取之處，取得的成就也多種多樣。女權主義宗教哲學中間的一個傾向是挑戰那種似乎反映了“男性”占有控制和權利的雅威概念。詹森對于處于大部分宗教哲學核心的古典有神論進行了批判，認為上帝這個概念通常被用于壓迫婦女的手段，使經濟和種族的非正義永久化，并危害整個人類。一些女權主義宗教哲學家在基督教的有神論傳統內部進行研究，試圖修正性別虐待；另一些女權主義宗教哲學家則試圖發展一種關于上帝與宇宙更為接近的觀點（泛神論或世界在上帝之種），或者否定神圣者完全獨立于人類、女性意識和渴望。

有關佛教婦女的研究，不論中英文都有數量增多的趨勢，而且和女性主義婦女史的討論越來越多。佛教與婦女的研究在歐美學術界越來越受重視，得利于社會重視宗教中的兩性平等?；蛘吒苯拥卣f，是回應女性主義觀點婦女研究的沖擊。中國佛教與婦女的研究也成長迅速，并且與國際的區域性比丘尼研究互向應對。

猶太女權主義旨在推動猶太宗教法、歷史、實踐和公共機構朝著充分包容婦女的方向發展。因此，女權主義神學反思常常嵌入在儀式和禮儀、小說和歷史研究、文本解釋和米德拉什中。猶太女權主義神學關注猶太教的核心范疇、主題和表達方式：上帝的本質和上帝語言的地位、托拉的性質和范圍、哈拉卡的地位和哈拉卡變化的動態、等級制度的中心性猶太宗教思想、猶太傳統和婦女經驗的權威。現代女權主義神學家對這些類別的細微差別提出問題并進行理論化。

穆斯林女性的權利與地位問題，是伊斯蘭教研究中備受爭議的熱點話題。以新思潮面貌出現的伊斯蘭女權主義堅持伊斯蘭教倡導的公平正義精神，試圖在反思伊斯蘭傳統尤其是父權制觀念的同時，通過重新詮釋宗教經典、組織社會活動，為解決穆斯林女性的現實問題提供可行性建議。當代伊斯蘭女權主義知識分子在詮釋宗教經典和挑戰傳統模式的過程中，尋找調適傳統宗教與現代社會的新路徑，展現出穆斯林女性處理宗教遺產的能動性。

性別角色

傳統社會文化里，女性被認為是感性、軟弱、依賴、被動的，而相對于“女性特質”，“男性特質”則多指理性、強壯、獨立、主動。隨著女性主義研究與婦女運動興起，社會漸漸發現，過去習以為常的性別規范其實需要被松動。

刻板印象在父權制體制社會中產生：首先，父權體制的規則是將“陽剛”與“陰柔”兩種特質對立，認為陽剛比陰柔優越，并以此為中心，發展出男尊女卑、以男性代表人類經驗的文化設定，社會建制中也多由男性優先擔任領袖、掌握權力與資源。而在父權社會下，“男子氣概”（masculinity）就成為男性尋求生存時阻力最小的途徑，當男性的表現愈靠近陽剛，就愈靠近社會認可的理想男性，反之則是不夠格的男人。 “娘娘腔”就是體現父權邏輯的典型用語：具陰柔特質的男性因為太靠近女性特質，而被認為如女性一般“次等”。

而女權主義不斷發展，使男性氣質趨于多元。關于多元的男性氣質，牛津經濟學家Hugh Whittaker在其著作中說中國的發展是“壓縮的現代性”，在一個國土里面能看到現代性的各個階段。現在一些男性也會質疑和反思從前主流的傳統男性氣質，同時在職場和生活中尋求更多元的性別表達，比如男性在居家養育層面中的位置等，形成一種圍繞居家、參與養育、反思特權等在內的“新型男性氣質”，以現代性的優越瓦解傳統的軍事化的男性氣概。而具有女性特質的男性網紅、藝人等很受市場歡迎，也是男性氣質多元化的體現。

女性就業率

根據國際銀行（World Bank）2012年的報告，過去四分之一世紀里女孩和婦女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F在識字的女孩和婦女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多，而且在三分之一的發展中國家，學校里的女生人數多于男生。女性入學率的升高促進了女性的就業率。婦女現在占全球勞動力的40%。實際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實現變化的速度快于發達國家實現同等變化的速度：比如，美國花了40年在女童入學率方面取得的進展，摩洛哥只用了10年。

女性在勞動世界和社會性別平等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據學者統計，從1950年到1970 年，參加工作的白人己婚女性增長了兩倍。20世紀70年代，白人婦女的大學入學率增長了57%，黑人婦女的大學入學率增長了112%。到了1970年，美國已有43.3%的適齡婦女加入了勞動大軍。據國際勞工組織2018年的統計數據，受過教育和參與勞動力市場的女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性別平等對于減少貧困和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2030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采納以及世界領導人對到2030年“所有男女，包括青年和殘疾人實現充分和生產性就業，有體面工作，并做到同工同酬”（可持續發展目標8，目標8.5）和 “實現性別平等，增強所有婦女和女童的權能”（可持續發展目標5）的決心就是這種意識的證明。

2018年全球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8.5%，比男性低26.5%。而失業率則為6%，較男性高出約0.8%。綜合這兩項數據，男性中每有十人成功就業的同時，女性只有六人能夠走上工作崗位。據麥肯錫2018年報告，中國職場的性別平等已經取得兩大重要成就。首先，女性積極投身職場，撐起“半邊天”：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職場女性，約占全球女性就業總人數的26% ；女性就業率也位居世界前列，達44.8%，持續高于韓國（42.7%）、新加坡（41.2%）等亞太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39.3%），與美國（46.2%）、瑞典（47.4%）等歐美發達國家大致持平。其次，中國新興行業中女性創業者眾多，尤其在科創行業，41%的中國科創企業擁有女性創始人，比美國高14個百分點，位居全球第一。女性創業者積極突破傳統行業的性別范式束縛，使職場發展環境氣象一新。

姓氏權

上個世紀70年代，美國各州法律仍要求已婚婦女在各種法律場合必須使用夫姓，比如投票選舉、辦理銀行業務或辦理護照。但那十年，女權主義在美國風起云涌，17%的女性婚后拒絕隨夫姓。到了轉向保守的八十年代，比例降到14%。九十年代又回升到18%。1990年，婚后拒絕改姓的女性為16.2%；2000年為26%；2015年為29.5%。

盡管沒有法律規定女性婚后要隨夫姓，但這是大多數英語國家的傳統。西歐大部分地區都效仿，只有西班牙和冰島的女性會保留娘家姓，希臘1983年曾制定法律，規定已婚女性終身保留自己的娘家姓。在美國，約有70%的女性結婚后會隨夫姓。根據2016年的數據，英國這一數字上升到90%，其中85%的女性年齡在18至30歲之間。在英國，2016年的一項針對1500人的調查顯示，59%的女性仍然希望結婚后隨夫姓，61%的男性希望伴侶隨夫姓。盡管數字很高，但跟隨傳統的英國人比例要低約30%。另一項調查顯示，英國18至34歲年齡段的人群中，有11%的人在婚后使用雙姓。同時，一些夫妻混合了姓氏或起了新名字一起使用，也有男性使用妻子的姓氏，但這兩種做法都比較少見。

挪威和美國的一項聯合研究顯示，更年長、受過良好教育及經濟獨立的女性更可能保留自己的娘家姓，而在年輕、收入較低、不太受歡迎的女性中這種做法比較少，在非裔美國人群體中也比較少。中國婚姻法第二十二條規定子女可以隨父姓，也可以隨母姓。也就是說，法律賦予人們為子女冠父姓或母姓的選擇權，而不是讓子女冠自己姓氏的排他權利。女權主義者認為，女權主義是賦予女性選擇自由，這意味著只要仍是由她們自己選擇姓氏，那最終結果是否支持父權制并不重要。如今的美國女性拒絕改姓，與7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她們拒絕改姓的原因往往不是女權主義，更多是實用性。社會學家認為，這是因為美國女性地位已今非昔比，她們不再需要特別通過“拒絕改名”這件事來標榜獨立。當女性的基本權利已經有所保障，“拒絕隨夫姓”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有革命性的標志意義。

對文化的影響

文學

歐美女權運動的興起與女性文學的繁榮同步。1848年的第一次美國婦女大會使得女性出現在公共視線之中，而與女性爭取平等權利的斗爭幾乎同步的是女性文學的迅猛發展，打破了之前一直為男性所壟斷的局面?，敻覃愄亍じ焕?(Margaret Fuller) 在1845年寫出了美國第一部婦女問題專著《十九世紀婦女》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845)，提倡開發女性智力，論述兩性平等對于社會和諧發展的益處。1850年，蘇姍·沃納 (Susan Warner) 的《寬寬的大世界》（The Wide, Wide World）描繪了一個年輕女孩子的成長過程，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女性艱難的生存環境。在19世紀的美國文壇上活躍著一大批女作家。哈里葉特· 比徹·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 的《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 1852）是19世紀除了《圣經》之外銷售量最高的作品。它喚醒北方白人良知、宣傳基督教民主博愛思想、揭露奴隸制的罪惡，也描繪了女性在社會領域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是女性文學在美學上高度發展的時期。這一時期的女作家已經登上文壇，在形式上不斷追求自由與創新，甚至在內容上也大膽地挑戰了關于女性性關系的清教信仰，為女性的故事創造了新的敘事形式和情節。凱特·肖班（Kate Chopin）發表于19世紀末的小說《覺醒》(The Awakening, 1899) ，其中的女主人公在反省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意義之后，走上了一條反叛的道路。肖班在這部描繪了女性意識覺醒的小說出版后遭受聲討，但這部作品后被視為美國女權主義文學的先鋒之作。

進入20世紀之后，女性在社會各個領域有了更加廣泛的參與，女性作品的主題也由此進一步擴展，不再局限于被稱之為她們特有領域的家庭，而輻射到社會的各個層面。伍爾夫是一位女權主義者，是現代主義文學潮流的先鋒，其突出成就是意識流小說，著有《達洛維夫人》（Mrs. Dalloway）、《海浪》（The Waves）、《航行》（The Voyage Out）、《一間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等書，被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之一。伊迪斯·沃頓（Edith Wharton）對于美國上層社會的腐朽保守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畫，描繪了女性人物角色在日益商品化的社會里作為犧牲品的生存境遇。維拉·凱瑟（Willa Cather)）以描寫19世紀后半葉美國中西部的移民生活而馳名文壇。美國第一位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女作家賽珍珠（Pearl Buck）曾旅居中國多年，以畢生精力跨越不同文化之間的鴻溝，試圖把中華民族的真實面目展示給西方世界。旅居巴黎的格特魯德· 斯泰因（Gertrude Stein）的文藝沙龍吸引了包括歐內斯特·海明威和舍伍德·安德森在內的眾多作家和藝術家。佐拉·赫斯頓（Zora Nealle Hurston）是20世紀前半葉的美國黑人女作家，其代表作《他們眼望上蒼》（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1937）被譽為哈萊姆文藝復興時期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法國女權主義者西蒙· 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發表于1949年的作品《第二性》（The Second Sex）被奉為女權主義的寶典，而貝蒂· 弗里丹（Betty Friedan）發表于1963年的《女性的奧秘》（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則被視為20世紀美國婦女解放運動的開山之作。

女權運動的第二次浪潮促成了美國女性文學在20世紀后半葉的成就。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英國小說創作的一個突出現象是女作家的崛起，她們的創作從女性視角去表現當代婦女在父權制社會所受的壓迫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的作品帶有現實主義傾向和時代特色，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以獨特的方式表達對現代罪人的關切，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的作品以各種方式探討自由、責任、愛的意義。自1970年代以來，女權運動、女性寫作和女權批評攜手共進，成為歐美文化與社會領域中不可忽視的力量，也為其帶來巨大的變化。

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批婦女作品的面世，構成了美國婦女文學的又一次文藝復興。無論是以政治標準還是以審美標準來衡量，女性文學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它為美國文學增添了活力，也使美國文學的范圍進一步擴大。評論家肖瓦爾特在1999年出版的《她們自己的文學》增補版中指出，女性文學作為一種分離的“她們自己的文學”的狀態即將結束。肖瓦爾特認為，隨著女性作家對于婦女運動的參與和女權主義的發展，女性小說已廣為人知；原來由于背景的偏狹和風格的相同所表現出的亞文學的統一性已經發生變化，當代女作家的寫作背景具有多樣性和多種族的特征；女性小說已經進入主流文學。

20世紀后半葉美國文壇上女性文學的最響亮聲音來自非裔女作家，她們在文壇上的崛起對于這一時期女性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之后，長期處于無言狀態的其他族裔女性，如亞裔婦女、南美裔婦女、印第安婦女，甚至包括各族裔的女同性戀者，也開始搶占文學陣地。多樣性成為80年代和90年代女性創作的主題，強烈的女性意識成為女性作品在新時代的特征。

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翻譯介紹到中國。此時中國女性的性別意識正從“男女都一樣”的政治話語遮蔽下蘇醒，女性主義文學理論提供的批判父權制秩序及文化的立場和方法，正與這種蘇醒相契和，因而對中國的女性文學產生了極大影響，包括對批評的影響和對創作的影響。在批評影響中，由于女性主義文學理論自身的開放性，以及八十年代中國的思潮流派熱、方法論熱，體現出豐富性和多樣性。女性主義文學理論對創作的影響體現在由于女性視點的介入，使作品的主題、人物、敘事等層面所產生的變化。女性主體意識的生長與壯大使女性寫作經歷了從“少女時代”到“成年時代”再到反叛男權文化的階段，而商品經濟的發展則使女性主體意識萎縮，從而出現了向男權傳統回歸的跡象。女性形象則由傳統的仰視男性向平視、俯瞰、超越男性的轉變。女性視點的敘事則使女性的生命體驗得到了應有的言說，使男性作家的創作也有了女性視點的傾向。

電影

歐美電影

女性主義電影史涉及通過性別及性差異的視角和女性的視角對過去進行不斷的改寫，而女性的作品在電影史的主流敘事中經常被抹去或邊緣化。女性主義電影史通常被視為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一個學術子領域，伴隨著普遍的“歷史轉向”，電影學者開始強調檔案研究和歷史語境化，而不是高深的理論和符號學分析。

馬卓莉·洛森的《爆谷女神》歸納了美國從20世紀初期產業化之前的年代到70年代之間好萊塢電影在男性視野下塑造被男性意識形態歪曲了的女性形象，多為以瑪麗·璧克馥塑造的形象為代表的“妖女型”和以塞塔·巴拉塑造的形象為代表的“天使型”。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進行的第二次婦女解放運動期間，產生了大量如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等與女性主義相關的學術理論，“女性主義電影”正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之一，倡導并堅持以表達女性真實的自我、建構女性的話語權和主體性作為其美學追求的核心。影片拍攝視角也由20世紀20年代男性導演呈現的“被述”逐漸轉變為如維拉·希蒂洛娃的《雛菊》(1966）、香特爾·阿特曼的《讓娜·迪爾曼》(1975）等女性的“自述”。

20世紀60-70年代的第二波女權主義者將商業電影、雜志和廣告文化視為父權制的歪曲和壓迫的來源。英國出現了新的非營利電影組織，另辟途徑來制作女性主義和少數族裔電影制作，包括倫敦婦女電影集團、謝菲爾德電影合作社、利茲動畫工作室、桑科法等。倫敦女性電影集團通過獨立電影制作人協會的影響，允許受資助的團體在工會限制之外制作電影。這使得謝菲爾德電影合作社和?？品軌蛑谱鳌朵撹F之女》（Women of Steel）(1984) 和《讓我們的孩子長高》（Let our Children Grow Tall） (1986) 《記憶的激情》（Passion of Remembrance）(1986)。至關重要的是，支持女性電影發行的女權主義發行商“Cinema of Women and Circles”成立。

在美國，“Women Make Movies”（1972 年至今）是從一家從電影制作團體發展而來的女性電影發行公司，特別關注有色人種題材的女性電影。1983年，6名導演協會成員對好萊塢電影公司提起訴訟，指控其對女性導演存在歧視。雖然她們輸了官司，但在接下來的十年里，由女性導演的電影和電視節目比例從3%上升到9%。1976年，澳大利亞電影委員會女性電影基金成立，制作多部女權電影，包括《為了愛情或金錢：澳大利亞婦女和工作的歷史》。

20 世紀 70 年代，北美和歐洲女性電影節興起，鼓勵女性主義電影制作以及對女性電影史的認可。好萊塢電影與婦女運動記錄片一起放映。這些電影以不同的方式挑戰了好萊塢對女性的描繪及其線性敘事形式。20世紀80年代以后，女性電影融入了更多其他領域內容進行講述，如阿涅斯·瓦爾達的《天涯淪落女》(1985）以虛構的采訪和回溯重構現實展現民眾是如何被“文明”馴化的，克萊兒·德尼的《巧克力之戀》(1988）隱晦描繪了殖民主義破滅，簡·坎皮恩的《鋼琴課》(1993)則融入了性隱喻、政治象征等。

中國電影

在中國，20世紀50-60年代，第三代導演營造的新中國電影政治象征化的經典敘事中，女性被塑造成翻身、獲救的女性和由苦難女性思想覺悟之后成長起來的女戰士、女英雄。水華、王濱導演的《白毛女》以及凌子風導演的《中華女兒》，成就了中國經典女性類型銀幕形象，并成為中國到七十年代之前的電影中關于女性敘事的基本敘事類型。在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和崔嵬導演的《青春之歌》這種革命經典敘事模式演變下，女性角色性別模糊，逐漸成為政治與社會象征。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第四代導演的轉型時代的“文明與愚昧”的主題中，女性成了愚昧的犧牲、文明的獻祭、歷史的演進與拯救者，如黃建中的《如意》、藤文驥的《蘇醒》、楊延晉的《小街》、丁蔭楠的《逆光》。但張暖忻、黃蜀芹等女導演則試圖解構以父權制為中心的傳統文化觀念體系，探索女性自我意識，尋找屬于女性的生命視野。她們電影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于男性導演作品中的那些基于男權需要、理想化的傳統東方女性，也迥異于第三代導演作品中被謳歌傳頌的女性，她們的作品中，女性是多少帶有現實煩惱的知識女性，徘徊在事業與家庭沖突之間難以取舍的女強人形象，令人同情，深陷矛盾與困惑之中，帶有自身弱點，需要反思的女性角色。80年代初期，張暖忻、胡玫導演了處女作《沙鷗》（1981年）和《女兒樓》（1984年），不僅女性形象成為其作品中的主人公，而且一種清新、哀婉的電影敘事語調成了影片重要的風格元素與特征。黃蜀芹的《人·鬼·情》被稱為中國女性電影的奠基之作。她借助一個京劇女演員扮演鐘馗舞臺上下的生活，揭示與呈現了一個現代女性的生存與文化困境。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在第五代導演的部分電影中，女性成為好萊塢經典敘事中“男人欲望的客體”，男人之于女人的欲望視域首先呈現在張藝謀的處女作《紅高粱》（1987年）之中。另外還有周曉文的商業作者電影《瘋狂的代價》（1988年），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等。新生代電影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仍然是第五代影像的延續，如王小帥的《十七歲的單車》，姜文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婁燁的《蘇州河》。而女性導演胡玫的《女兒樓》則回溯政治運動中女性本我的喪失，影片的鏡語設置和對兩性關系的把握都顯出女性特有的感覺方式。寧瀛于2006年推出的《無窮動》，其女性意識明顯受到西方早期激進女性主義理論的影響，有意識地改變了通常影片中對滿足視覺愉悅的女性形象的塑造。

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錦華對當代中國的女性電影做了大致的總結，她認為當代中國女導演在早期創作中追逐著主流電影或藝術電影，成功地扮演著男性角色；而到80年代中后期出現了一些對“女性意識”的自覺追求，但在性別視點上立場含糊、混亂。只有80年代嶄露頭角的張暖忻和黃蜀芹這兩位女導演在影片中對女性問題的切實思考，才鋪就了中國女性電影走向成熟的必經之路。

音樂

男性幾乎主導了主流古典音樂領域的各個層面，包括經濟、政治、社會，然而女性在藝術領域卻承擔了重要且多樣的角色。女性作為男性作曲家的靈感繆斯和合作伙伴在音樂創作中發揮作用。到了19世紀，女性表演者開始崛起，從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社會底層階級（舞女、女戲子、高級藝妓）一躍成為歌劇天后、明星器樂演奏家及教師，出現了為女性而寫，或者以女性為題材的作品，如羅伯特·舒曼的《女人的愛情與生命》、喬治·比才的《卡門》、普朗克（Poulenc,1899—1963）的《加爾默羅會修女的對話》等等。

音樂里的性別與性向模式，本身就是一個牽涉眾多、復雜之至的問題。最典型的也是最常見的是以浪漫主義為核心的音樂會曲目及歌劇作品，女性角色的呈現從頭到尾貫穿始終，為整個表演過程注入活力。而女性器樂演奏家在演奏時也帶有女性主義風格，比較有代表性的女性音樂作品有歌劇貝里尼《清教徒》（I Puritani）、聲樂套曲馬勒的《亡兒悼歌》等。

而在流行音樂領域，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許多音樂學家致力于探討流行音樂中與性別相關的課題，如莎麗.普拉克辛所著的《爵士樂中的美國女性：1900至今》、夏洛特.格里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愛我？五十年代以來的女子樂團》、吉莉安.戈爾的《她是一名反叛者：女性搖滾樂史》、萊斯利.格羅斯的《女士爵士：當代女性樂器演奏家》、瑪麗.布弗瓦克及羅伯特.奧爾曼的《她的聲音：鄉村音樂中的女性，1800-2000》、海倫.雷丁頓的《搖滾中失落的女性：龐克時代的女音樂家》等。

在女性主義者看來，相較于古典音樂，流行音樂中的性別表演更為直接而明顯。女性情感成為20世紀40年代音樂劇及女性電影表達的中心。在希瑟.萊茵的《性別化的配樂：20世紀40年代音樂劇及女性電影中的音樂》一書中，作者論及不同的作曲風格和創作傳統，從文化和歷史的觀點看電影音樂如何塑造女性形象以及觀眾、作曲家、電影制作人將女性角色消費化的原因。而音樂藝人嘗試挑戰“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傳統形象，用公開的性別表演展現性別、種族、階級和性傾向的差異。在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同性戀運動中，流行音樂扮演者一個重要的推動角色，愛德華.伊巴爾的《同性戀搖滾》、羅伯特.瓦爾澤的《與魔鬼賽跑：重金屬搖滾中的權力、社會性別與瘋狂》等就是對相關問題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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