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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釗（1889年10月29日-1927年4月28日），字守常、亦字壽昌，曾用名李耆年、李釗、李龜年，在蘇聯期間化名琴華，筆名明明、常、孤松、獵夫等，河北省樂亭縣人，是中國著名社會活動家、歷歷史學家，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共與中國國民黨北方黨的領袖。

少年時期，李大釗就有了以政治拯救國家的思想。先后就讀于北洋政府法政大學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留日期間，他發表愛國救亡文章，反對袁世凱復辟，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結識陳獨秀。1916年回國后，出任《晨鐘報》編輯主任，并于同年9月發表《青春》一文，號召人們與舊思想決裂。1917年1月，擔任《甲寅》日刊主筆。1918年1月，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同年6月30日，李大釗等人發起創立少年中國學會。俄國十月革命后，李大釗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五四運動爆發，李大釗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并在《晨報》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吸引廣大青年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同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并與李大釗商量建黨事宜，10月，李大釗建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1921年提出建黨主張，推動當年7月的中共一大召開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李大釗代表黨中央指導北方地區黨的工作，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黨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并先后當選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四大中央執行委員。1922年-1924年，李大釗同共產國際和孫中山多次溝通，研究中國國民黨改組和國共合作事宜。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李大釗等共產黨人參與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并當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年6月-7月，李大釗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會后留在蘇聯，在國際舞臺上宣傳中國革命，當年11月回國。1925年10月至1927年4月，李大釗任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國民運動委員會主任，領導開展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統治的斗爭。期間被北京臨時政府通緝。1927年4月6日，被奉系軍閥抓捕。同年4月28日，李大釗遇害，時年不足38周歲。

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他的學術思想內容豐富，在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等領域都有建樹，《李大釗全集》收錄其著述615篇。其史學思想、平民主義思想、經濟學思想在理論體系方面具有開拓性的貢獻，影響著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為了緬懷李大釗，在北京香山東南萬安公墓修建了李大釗雷州烈士陵園。2009年10月28日，習近平出席紀念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時，強調“李大釗同志永遠是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和榜樣”。《鐵肩擔道義》《建黨偉業》等影視劇都展現了其光輝偉岸的形象。陳獨秀評價李大釗：從實質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稱他為馬克思主義先驅，革命家的楷模，是一點也不過譽的。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釗出生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6歲時取名李耆年，乳名“憨頭”。他是遺腹子，父親李任榮早在他未降生前病逝，母親周氏在他1周歲多時亡故，由爺爺李如珍撫養。李如珍考取過秀才，曾任職“從九品”的官職，智慧和見識皆是不凡，對李大釗的學習和教育非常重視。從李大釗4歲起，李如珍就教他識字背詩；6周歲時，去村中私塾接受啟蒙教育；10歲時，被送到鄰村小黑坨張家專館學習四書五經；10歲多時，與年長自己6歲的同村姑娘趙紉蘭結婚；14歲時，初次參加童試，或因墨跡污染卷面而未能考中，后被送到樂亭縣城北的井家坨的宋家學館深造，拜名師黃寶琳為師，成該學館最優異的學生。

1905年，清政府廢除了科舉制度。同年，16歲的李大釗進入永平府中學堂，開始接觸英文、數學、外國地理、歷史、格致學、外國淺顯政治學等近現代教育學科。在永平府中學就讀期間，李大釗讀到了康有為、梁啟超的一些文章，研究了“維新”派的思想。

津門求學

在永平府中學就讀2年后，李大釗感受到了國家衰敗、民族危亡，產生了以政治拯救國家的思想，遂在1907年夏與幾個同學赴天津，在未完成初中學業的情況下考入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求學期間，李大釗學習了日語、英語、政治學、經濟學、比較憲法、地方自治論、選舉制論、社會學、統計學等30余門必修課程。為了勉勵自己不懈努力，李大釗改名為“釗”，改字壽昌諧音為守常。他為自己的學齋起名“筑聲劍影樓”，表達其把慷慨悲歌之士荊軻和高漸離等人視為自己想要效仿的英雄豪杰。在學習之余，李大釗陸續寫下了“筑聲劍影樓紀叢”“筑聲劍影樓剩稿”和“筑聲劍影樓詩”等一系列詩文。1912年秋，北洋法政專門學校師生創建了北洋法政學會，李大釗擔任編輯部長，和郁嶷主編北洋法政學會的機關刊物《言冶》月刊。期間，他主持了編譯了《〈支那分割之運命〉駁議》一書，對日本人中島端污蔑中國和中國人的書籍《支那分割之運命》進行編譯和駁斥，該書出版后很受讀者歡迎。1913年4月起，李大釗以李釗之名在《言冶》發表了《大哀篇》《隱憂篇》《論民權之旁落》等多篇著作，發布自己的政治見解。同年6月，李大釗從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畢業。

日本留學

1913年6月，畢業的李大釗前往北京市，任《法言報》編輯。他取揚雄《方言·第七》中“釗，遠也”“燕之北郊曰釗”之意，正式改名為“李大釗”，以表示自己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同時表明他的籍貫樂亭縣地處古代燕國北部，以示不忘家鄉父老。同年9月起，以李大釗之名在《言冶》先后發表了著述《論官僚主義》《一院制與二院制》《政客之趣味》《是非篇》《論憲法公布權當屬憲法會議》《憲法頒行程序與元首》《歐洲各國選舉制度考》《自然律與平衡律》跋等多篇著述，以法理闡釋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制度的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他在該刊上共發表詩文33篇(首)。同年冬，李大釗去日本留學。在為進入早稻田大學求學做準備的同時，他完成了《我的自傳》。

1914年9月8日，李大釗進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本科學習，師從日本著名社會主義者安部磯雄等人，學習過政治學原理、大日本帝國憲法、經濟學原理、近代政治史等十幾門課程。他不僅從在安部磯雄身上接觸到了卡爾·馬克思主義，還研讀了日本學者河上肇翻譯的馬克思著作《哲學的貧困》《〈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以及《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等著作，初步建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基礎。讀書期間，李大釗擔任留日學生總會的文牘干事、編輯主任，編輯國恥紀念錄，撰寫了《警告全國父老書》《國民之薪膽》等文。其中《國民之薪膽》一文揭露了“二十一條”的侵略實質，號召中國人民要以“臥薪嘗膽”之精神，百折不撓之志氣，奮起自救。此外，他還參與發起了愛國組織神州學會，加入了在留學生中成立的中國經濟財政學會。在日本期間，他認識了章士釗和陳獨秀。1915年2月，護國戰爭爆發。次年1月，李大釗為討伐袁世凱的事情回到上海市兩周。同年2月2日，早稻田大學以長期缺席為由，將李大釗開除學籍。

思想先驅

回到東京后，李大釗海搬到東京近郊的高田村月印精舍居住。擔任留日學生總會文事委員會的編輯主任，主要從事反袁宣傳，負責編輯《民彝》雜志。他在該刊第1期上發表了《民彝與政治》一文，聲討袁世凱復辟帝制的罪行，闡釋了自己的民主社會主義。1916年5月中旬，李大釗從日本回到中國。受進步黨人湯化龍之邀，出任《晨鐘報》編輯主任，參與刊物創辦并負責具體編輯出版工作。刊名寓意為“振此晨鐘”，以喚起“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覺”，擔當起“青春中華之創造”的使命。9月，李大釗發表了《青春》一文，他提出了“青春”的人生觀和“青春中華之創造”的歷史使命，號召人們起來沖破歷史的網羅，與舊的傳統思想決裂。他先后在《晨鐘報》上發表了10多篇文章，主題多是激勵青年奮發有為。后因湯化龍與中國國民黨人孫洪伊以及各自黨派出現政治分歧而相互攻訐，二者都有恩于李大釗，讓他夾在中間難以自處。李大釗遂于9月4日發表政治小說《別淚》，說明離開的因由，并于次日發布聲明，離開《晨鐘報》。

1916年10月，李大釗與秦廣禮等人創建《憲法公言》刊物。該刊宗旨是：闡明憲法之精微，助長法律之思潮，以蕩滌專制之邪穢，而涌現一盡善盡美之民國憲法。李大釗在該刊發表了文章《省制與憲法》，討論地方自治和中央集權，并以美國的聯邦制為例闡明省制有利于國家統一。由于經費困難，《憲法公言》于1917年1月10日停刊。

1917年1月，章士釗在北京創辦了《甲寅》日刊，邀請李大釗擔任該刊的主筆。1918年1月，李大釗在章士釗的舉薦之下，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同年6月30，李大釗等人發起創立了少年中國學會，該學會會員包括毛澤東、張聞天、惲代英、田漢等人，李大釗還出任了該學會機關刊物《少年中國》的編輯主任。同年夏，李大釗發表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較觀》，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影響未來世紀文明的變動，以布爾什維主義為代表的“世界的新潮流”正在開啟。10月，李大釗擔任《國民》雜志社導師。12月，李大釗和陳獨秀等創辦的《每周評論》的出版，該刊抨擊軍閥統治的黑暗現實，廣泛報道世界革命的動態，直接號召和推動人民起來進行愛國政治斗爭。同年底，他發表了《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篇文章，闡述了他對十月革命的看法，還闡發了群眾運動，申明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二十世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呼喚中國人民應當順應世界潮流，走俄國人的路。李大釗在揭露了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實質的同時，還向中國人民介紹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為中國人民指出了新的道路和方向，他也成為了中國最早的卡爾·馬克思主義者。

1919年1月，李大釗發表文章《新紀元》，他在該文中宣稱，當前的時代是世界革命的新紀元，是人類覺醒的新紀元。同年2—3月間，李大釗發表著作《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提出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相結合。5月，五四運動爆發之際，李大釗在《每周評論》發表《秘密外交與強盜世界》一文，文章提出“改造強盜世界；不認秘密外交；實行民族自決”等三大信誓。學者朱文通等人認為，該文對五四運動堅持不妥協地反對帝國主義的方向有著深刻影響。5月5日，李大釗在《晨報》開辟《馬克思研究》專欄，該專欄曾連續刊載了馬克思的《勞動與資本》等文章。另外，李大釗還把由他負責編輯的《新青年》6卷5號，編成《馬克思主義專號》，發表了一組介紹“馬克思研究”“馬克思生平”和“馬克思學說”的文章，其中還刊有介紹《共產黨宣言》的基本思想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在李大釗等人的推動下，五四運動之后，新文化運動在增添了馬克思主義的內容，這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礎，還為中國社會產生了導致劃時代轉變的最初契機。

同年7月，胡適發表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聲稱宣傳主義不但“沒有用處”，而且“是很危險的”，他主張去研究一個一個具體問題，進行點滴改良，反對進行社會革命。8月，李大釗發表了《再論問題與主義》的公開信，他駁斥了胡適的改良主義主張，強調要改造中國“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這個“根本解決”就是要推翻反動階級的國家政權，而用主義去教育和組織群眾，正是為這種根本解決創造必要的條件。12月8日，任北京大學總務處委員。

中共一大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京大學發起組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指導學會設立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圖書館，取名“亢慕義齋”。同時，他還在北京大學開設講座和課程，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4—5月間，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等人在北京與李大釗會面，討論建立中國共產黨和工人運動的問題。會談之后，維經斯基一行去上海市和陳獨秀會見，李大釗留在北京市展開建黨的準備工作。期間，他被北京大學正式任命為教授，在各系開設如《歷史學思想史》《唯物史觀》《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社會主義》等課程，并在北平各高校兼職授課。1920年8月，陳獨秀在上海成立共產主義小組，并與李大釗書信聯系，商量建黨事宜。1920年10月，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召開建黨會議并成立北京共產黨小組，后改為中共北京支部，他一直是領導人。北京共產黨小組成立后，主要開展了宣傳馬克思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青年團，開展工人運動等活動；舉辦勞動補習學校，為勞動者和勞動者子女提供教育，李大釗也時常到學校指導工作。勞動補習學校培養了一批工人積極分子，并把工人團結起來，成立了京漢鐵路長辛店鎮鐵路工人會，后改名為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從此掀起了鐵路工人運動，為北方工人運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21年3月，李大釗提出建黨的主張，并公開號召為迅速組織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政黨而斗爭。他發表了《團體的訓練和革新的事業》一文，表示中國共產黨是由共產主義者組成的，以中國的徹底大改革為其奮斗目標，有嚴格組織性紀律性的政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之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李大釗的建黨思想，為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明確建黨任務、加快建立全國性政黨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1921年6月初，共產國際代表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代表尼克爾斯基先后抵達上海市，與共產黨組織成員李達、李漢俊建立了聯系。他們認為應盡快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李達、李漢俊同當時在廣州市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通過書信商議，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舉行。大會的最后一天在南湖上舉行。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黨綱決定，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

組織工人運動

早在1920年底，在李大釗的倡導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游天洋到河南省洛陽隴海鐵路局任職，他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在河南成立了多個工人組織，后來將工人組織命名為“隴海路工聯合會”。他還通過《勞動周刊》《工人周刊》介紹各地工人運動的消息，喚醒了工人們的階級意識。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中共北京支部先后改名為中共北京地委、中共北京區委和中共北方區委，李大釗始終都是主要領導人。他很重視在青年知識分子、工人、農民和軍人中發展黨員，還多次派人到晉、冀、魯、豫、陜，內蒙和東北地區宣傳馬克思主義，開展工人運動，建立黨的各級地方組織。1921年11月20日，隴海路工聯合會發動了隴海鐵路總罷工。李大釗在北京市召開會議支援此次罷工，派遣羅章龍與游天洋共同指導工人的罷工活動，同年11月26日，該次罷工取得最終勝利。在李大釗的指導下，先后創建了京漢、京奉、正太、津浦鐵路，以及開灤五礦、唐山等處工會，組織開展了大規模的罷工運動。

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通過了《關于“民主的聯合陣線”的議決案》，明確指出：共產黨應該出來聯合全國革新黨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8月下旬，中共中央召開西湖特別會議，專門討論這個問題。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李大釗、張太雷和共產國際代表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出席了會議。馬林提出應該把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人中國國民黨，作為國共兩黨進行合作的方式。陳獨秀等人反對馬林的提議，主張實行黨外合作。李大釗支持馬林的意見，并強調兩點：第一，國民黨內一直有無政府主義者在活動，因此共產黨員可以從內部逐步改變國民黨；第二，在孫中山拒絕接受黨外合作形式的前提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則是切實可行的辦法。同時，他提出：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要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并應繼續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組織，開展活動。在李大釗的耐心說服下，大家基本接受了共產國際的主張，最后通過了陳獨秀提出的中國國民黨取消打手模這一入黨手續后，中共少數負責同志可以根據黨的指示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不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經張繼介紹，孫中山親自主盟，正式加入了國民黨。1922年8月后，李大釗同孫中山多次會談，商討國共合作的一系列具體問題，積極幫助國民黨改組。10月19日，孫中山致電國民黨上海事務所，說明已經委任廖仲愷、汪精衛、張繼、戴季陶、李大釗為國民黨改組委員，請孫伯蘭(孫洪伊)密電李大釗立即來滬商討國民黨改組事宜。10月25日，又任命李大釗等5人為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12月，辭去圖書館主任職，兼任北京大學校長室秘書。

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通過了《關于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系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提出，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共產國際先后派代表吳廷康、亨德利庫斯·約瑟夫斯·弗朗西烏斯·瑪麗·斯內夫利特等來華，同孫中山等進行會談，探討包括國共兩黨合作在內的一系列問題。李大釗在共產國際和孫中山的聯絡溝通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同月，著作《平民主義》付梓印刷。2月7日，參與組織工人發動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遭反動軍閥吳佩孚鎮壓，發生“二七”慘案。

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的決定。在這次會議上，李大釗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1923年11月24日一25日，他參加了中共三屆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會上匯報了北京市地區國民運動及國共合作的進展情況。1924年1月20日，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李大釗等23名共產黨人參會。李大釗當選為大會主席團五名成員之一，并兼任大會宣言審查委員會委員等職務，還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月28日，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時，廣州市代表方瑞麟提出：“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應有明文規定”。其目的是想排斥共產黨員于中國國民黨之外，實質上是反對國共兩黨的合作。針對中國國民黨右派的挑戰，李大釗發言表示，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的目的是為了形成統一的國民革命力量，以清除列強和軍閥。經過爭論，大會確定了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

駐蘇期間

1924年6月17日至7月8日，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李大釗率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參加。會上，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對國共兩黨發動運動形成的斗爭形勢等情況作出報告，并希望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特別關注中國問題。會后，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留在蘇聯。9月12日，李大釗在中共旅莫斯科支部大會上作了《中國最近之政變》的報告，該報告分析了帝國主義者、中國軍閥、以及他們之間的勾結、利益關系，還闡發了中國軍閥的勢力情況以及當前時期黨的主要工作。

1924年9月22日，李大釗參加了“不許干涉中國”協會并發表演說，提出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促進作用，還希望共產國際對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幫助。駐蘇期間，李大釗到各地進行參觀、訪問和考察，并通過各種機會發表講話和文章，在國際舞臺上宣傳中國革命。同年11月，李大釗回中國。他在北京參與領導了迎接孫中山北上和國民會議促成全運動。

革命斗士

1925年1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月，孫中山指派在北京市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組成中國國民黨政治會議，增補李大釗等人為政治委員，以協助孫中山在治病期間處理各項事務。孫中山逝世后，他參與了治喪工作，并團結中國國民黨左派，與右派分子的分裂活動進行了斗爭。2月7日，李大釗爭取了國民二軍，釋放了"二七”慘案中被捕的工人領袖。2月28日，出席北京婦女國民會議促成會等二十多個團體發起的國際婦女節紀念大會，并在會上發表演說。5月30日，上海市發生“五卅慘案”。為反抗帝國主義的暴行，6月10日，李大釗和北方區委領導和組織了20萬北京市民眾舉行游行示威活動。10月起，李大釗任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書記、國民運動委員會主任。

壯烈犧牲

1926年3月18日，李大釗參與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等機構組織的請愿及游行示威活動。該活動遭到臨時政府的鎮壓，史稱“三·一八慘案”慘案。李大釗被臨時執政通緝。1926年秋，北伐軍占領武漢市，中共中央致信李大釗，請他離開北京市，前往武漢。李大釗考慮到為從各方面策應北伐，以及還有許多重要工作要做，他選擇留在北京蘇聯大使館西院的一個舊兵營里堅持工作。1927年4月6日，奉系軍閥控制下的北京市政府出動300余軍警，包圍了蘇聯使館并抓捕了李大釗與妻子、兩個女兒，以及滯留北京地區的國共兩黨工作人員及蘇方人員。

被羈押期間，李大釗堅貞不屈，始終保守黨的機密，力爭保護一同被捕的革命青年。期間，他寫下了自己最后一篇文章《獄中自述》，文中，他對自己的一生作了概述：“釗自束發受書，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惟望當局對于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李大釗被捕后，北京市大學等國立和私立學校校長兩次討論營救李大釗的辦法，并派代表謁見張學良，請求依法審訊李大釗。同時，北洋政府也派代表往見張作霖，請求將李大釗一案移交法庭公正審理。張作霖就如何處置李大釗電詢張宗昌、孫傳芳、閻錫山、吳佩孚等七位軍閥以征求意見。其中五位軍閥要求嚴辦李大釗，張作霖遂下定決心。1927年4月28日，由張作霖操控的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李大釗等20位革命者絞刑。當日即執行了絞刑。李大釗第一個登上絞刑臺。臨刑前，監刑官問李大釗，對家屬有什么話要說，可繕函代為轉交。李大釗回答道：“我是崇信共產主義者，知有主義不知有家，為主義而死兮也，何函為？”臨刑時，李大釗英勇就義。

李大釗遇難后，停靈于下斜街長椿寺，后移靈至不遠的浙寺。6年后，趙紉蘭聯攜子女來北平市。在北平地下黨領導下，由河北省反帝同盟、中國文化總同盟北方同盟等團體發起，通過李大釗生前友好、北京大學師生組織募捐，舉行公葬。捐款的有北大校長蔣夢麟、魯迅、李四光、周作人、錢玄同、胡適、戴季陶等百余人。由北京大學教授聯名刊出文告，在《晨報》登出訃告。1933年4月22日，在妙光閣毗盧殿舉行公祭。

人物思想

李大釗的學術思想內容豐富，在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美學、教育學、圖書館學、新聞學等社會科學領域頗有建樹。他的史學思想、平民主義思想、經濟學思想等，在理論體系方面具有開拓性的貢獻。

政治思想

民彝思想

“彝” 即指常法、常道，是形而上的倫理綱常之道。此外，“彝”還有“聶氏宗祠之常器”的意思。為了批判袁世凱的復辟帝制行徑，李大釗提出“民彝”觀念。他的民彝觀具有三層含義；一是訓器，有宗彝與民彝之分，宗彝象征著王權意志，民彝代表著群眾意志，民彝既是人民精神意志的總和，又是在這種意志指導下的具體行動。朝代更替時，宗彝是可以更改變化的，而民彝是不可盜取和變更的。二是訓常，治國理政應從人民的生活及本性出發，使政策、治理舉措等貼近民眾的意愿，反對統治者對人民意志的強制性干預。三是訓法，李大釗在傳統民彝的基礎上，結合西方民主社會主義，賦予其新的內涵。他指出“民彝者，民憲之基礎也”，將民彝看作民主政治的基礎，認為彰顯民彝的現實路徑是政治上的民主。李大釗總結傳統民彝“常”“器”之說，運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中“自由”“憲治”等視角對“民彝”進行重新詮釋，指出民彝是人民群眾意志，是民主憲政的基礎，將人民的意志放在首位，同時要賦予人民一定的權力。民彝觀亦是李大釗早期民主政治思想的體現。

平民主義思想

平民主義，即民主之意。李大釗認為“平民主義’的政治和社會的目的，乃在廢除屬隸與統治的關系。他立足于所處的時代，將平民主義看作是世界的潮流、時代的精神，平民主義是社會政治前進的巨大動力，將來的世界是平民主義的世界；平民主義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而且是一種人生哲學，它不只具有政治意義，而且有人類生活規范的意義；平民主義的精神是“自由政治”，自由政治的內涵是指：不是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在問題發生時，人人都充分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態度，最后得以實現公允的結果；工人政治是“真實的平民政治、純正的平民政治”，即只有無產階級的平民政治才是純化的平民政治，真實的平民政治。“純正的平民政治”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人民屬于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

自蘇俄成立后，“工人政治”一詞出現，意思就是“工人的政治”，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李大釗認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工人階級的統治代替資產階級的統治。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能夠將階級消滅，那時，工人政治將“以事務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統治”，這就實現了的“純正的平民主義”。李大釗所說的“工人政治”，包括無產階級專政和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所達到的“真正的工人政治”，即“純正的平民主義”。

史學思想

在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科建設上，李大釗提出了許多根本性的問題，如史學性質、史學對象、史學功能，史學在人文科學概論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史學家的任務等，他對這些問題進行了闡釋。

研究對象

李大釗認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產生以前，中外古今的歷史觀，大都是宗奉神靈和天命，遵照神靈規定的法則而行。除了天命，別的沒有歷史法則。在卡爾·馬克思提出“以物質的生產關系為社會構造的基礎，決定一切社會構造的上層”這一準則之后，歷史學成為了歷史科學，它有自己的理論和方法，在記述過去和現在的基礎上，還可以鏡鑒未來。

史學家的任務

李大釗把歷史學家的任務歸納為兩條：整理事實，尋找它的真確的證據；理解事實，尋出它的進步的真理。“整理事實”和“理解事實”是相互聯系，缺一不可。既不能只整理事實，不理解事實；又不能單純理解事實，卻不整理事實，只能在整理事實的基礎上理解事實。即歷史理論與記述歷史一樣重要，歷史學家的任務包括記述歷史的整理，還包括歷史理論的研究，歷史理論與記述歷史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時代進步，史觀與知識不斷地進步，人們對歷史事件的釋讀也會有變化。如同一歷史事實，古人的解釋和今人的解釋會出現不同。另外，李大釗認為，一些歷史記載存在錯誤和疏漏，在有新的史料發現后，可以對錯誤地方進行修正。同時，因為歷史觀的變更，必須隨著時代進步對歷史作出符合新時代的解喻。

史學與社會、人生的關系

李大釗認為，讀史讀到古人當危急存亡之秋，能夠激昂慷慨，激發人們“拯民救國”的感情。因此，可以用歷史學培養人們的愛國情懷，進行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此外，研究歷史可以訓練學者的判斷力，并令其得著憑以為判斷的事實，從而“陶煉”人們的科學態度。另外，史學的研究可以擴大人們對于過去的同情和對將來的向往。歷史是永遠前進的，絕不停滯和逆返。人們不應該悲觀和崇古，而應該歡喜地向未來邁進。因此，歷史學能夠給人們一種“進步的世界觀”和“樂天努進的人生觀”。

經濟學思想

真正平均的分配

李大釗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并參照蘇聯的社會主義實踐，對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進行了研究，分析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特征。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有本質的區別，是“一種新的制度”，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進行改革基礎上，建立而成的經濟秩序及組織，表現為：協作的生產，真正平均的分配。所謂“真正平均的分配”指除去無勞動能力者，其余的都是做事的工人，各盡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營生。

生產資料公有制

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主要特征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經濟組織的重要特征是“生產交換機關的社會化”，主要表現在：凡大資本的企業：鐵路、礦山、輪船公司、承辦運輸事業、大規模的制造工業、大商店，收歸國有；自國家銀行以下所有的銀行，均收歸公有；小工商業及運輸機關，亦漸次收歸國有；除去有土農夫所有的土地以外，土地亦收歸國有。

競爭

李大釗提出，為了提高經濟效益，社會主義應該鼓勵允許并競爭。社會會因競爭而進步，良好的競爭，是愉快而有益的。而資本主義的競爭，使人類陷于悲慘的境地，是不足取的。

社會主義道路

李大釗研究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革，認為中國近代社會的落后主要是由于經濟的原因。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向世界各地尋找原料和市場，開拓殖民地。中國沿海重要的通商口岸被迫租借給西方列強，中國的鐵路、關稅等權利也讓外國人掌握。中國產出的原料品，以低稅賦輸出國外，而在國外制成的精制品，又以低稅賦輸入中國。結果就是中國的農業經濟學擋不住國外的工業經濟的壓迫。在研究的基礎上，李大釗提出用社會主義的方式來發展實業，由純粹生產者組織政府，以鏟除中國的掠奪階級，抵抗此世界的資本主義。

農民問題

李大釗對中國農民的經濟政治狀況進行了分析，對農村發展的出路提出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農民約占中國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而且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當考慮革命的基礎力量時，必須要重視農民的力量。李大釗提出，在政治上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農民協會的形式來團結農民，維護農民的利益，也只有農民自己組織的農民協會才能保障其階級的利益。另外，在國民革命政府成立后，按照耕地農有的方針，建立一種新土地政策，使耕地盡歸農民。

人物影響

在李大釗誕辰100周年紀念大會上，江澤民代表黨中央發言：李大釗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

對青年人才的影響

在李大釗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工作或學習在北京鴨首鋼籃球俱樂部大學的一批師生員工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興趣，并轉變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提供了骨干力量。在李大釗的影響下，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時常閱讀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書刊，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站到人民大眾的立場上來。1919年7月，毛澤東在湖南長沙創辦《湘江評論》，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指出：“什么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接著，他在《湘江評論》上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指出：“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我們想要有一種大聯合，以與立在我們對面的強權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們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種種做他基礎的小聯合。”中共一大代表王盡美讀過《庶民的勝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后，積極投入到領導山東省五四運動中。五四運動后，王盡美結識了李大釗，并加入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作為通訊員，王盡美回到山東省后組建了山東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另一位一大代表陳潭秋也是在閱讀了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深受影響，投身革命。

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

在初創之時，中國共產黨吸納了李大釗等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因子，形成了自己的綱領。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明確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使命。例如，《綱領》中規定：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必須支援工人階級，直到社會階級區分消除的時候；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直到階級斗爭結束，即直到消滅社會的階級區分；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聯合第三國際。中國共產黨承認蘇維埃管理制度，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組織起來，并承認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在《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規定了黨的工作任務和工作策略。例如中國共產黨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凡有一個以上產業部門的地方，均應組織工會；在沒有大工業而只有一兩個工廠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較適于當地條件的工廠工會。

影響著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

李大釗的思想影響著中國共產黨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毛澤東等領導人對李大釗的思想與革命實踐相結合，進而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指導著中國革命向前發展。如毛澤東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闡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路線和總政策”，即“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條“總路線和總政策”與李大釗的思想相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向全黨提出：“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人物評價

陳獨秀評價李大釗：從實質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稱他為馬克思主義先驅，革命家的楷模，是一點也不過譽的。

章士釗評價李大釗：守常（李大釗之字）一入北京大學，比于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后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無不唯守常之馬首是瞻。

魯迅評價李大釗的著作：李大釗的遺文卻將永住，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以過去和現在的鐵鑄一般的事實來測將來，洞若觀火。

陳毅評價李大釗：先驅好肝膽，松柏耐歲寒。

法學家郁嶷評價給李大釗：同人之文，多拘攣法理糟粕之學，而君則振翰犖犖，發為感慨悲歌之篇，其造意樹義，一以民生為念，闡揚先哲貽德為急，覽者感發興起，頌聲交至。

何香凝評價李大釗：無論是他的親屬，他的師生，他的朋友，乃至他的敵人，或是愛他（大多數），或是恨他（極少數），但對他沒有不佩服的。他的政敵，可以奪去他的生命，但不能攻擊他的人格。他的論敵，可以攻擊他的信仰，攻擊他的言論、文章，但從不敢攻擊他的私道，甚至還不得不虛與委蛇，和他保持一定的個人聯系。

個人作品

李大釗全集

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的《李大釗全集》。該書收錄了李大釗著述615篇，約150余萬字。

個人手跡

詩歌

歡迎獨秀出獄（一）

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

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

什么監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

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

進攻

喊一聲兮，進攻，進攻，壯哉我軍容。

群眾勞工，群眾兵農，一行戰線中。

白日光天，花花世界，殘暴賊銷聲。

白日光天，花花世界，國民革命軍勃興。

君不見，資產階級途窮悲落日。

又不見，第三國際赤旗迎春風。

為我同胞，努力殺賊，攜手入大同市。

為我同胞，努力殺賊，攜手入大同。

人物關系

后世紀念

紀念活動

1989年10月28日，江澤民出席紀念李大釗誕辰100周年誕辰紀念大會并發表講話。

1999年10月30日，胡錦濤出席《李大釗文集》出版暨紀念李大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

2009年10月28日，習近平出席紀念李大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延續了中央對李大釗作出的評價，同時強調“李大釗同志永遠是共產黨人學習的楷模和榜樣”。

2019年10月27日，王滬寧出席紀念李大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他表示，李大釗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傳播者，領導建立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推動建立全中國范圍的共產黨組織，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面工作，開展工人運動和反帝反軍閥斗爭，為黨和人民作出重大貢獻。

烈士陵園

李大釗雷州烈士陵園位于北京香山東南萬安公墓內，占地2200平方米，落成于1983年10月29日。園中保存有1933年李大釗烈士公葬地址原貌及當時一同埋入墓穴的李大釗烈士梁啟超墓。該陵園是紀念和緬懷李大釗烈士、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紀念館和故居

1997年8月16日，李大釗紀念館落成開館。紀念館占地面積130畝，建筑面積8656平方米。內設李大釗生平事跡陳列展覽、李大釗廉潔風范展覽、李大釗紀念碑林等。李大釗紀念館被確定為全中國首批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之一，全中國百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之一、全中國廉政教育基地、國家國防教育示范基地、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

李大釗故居位于河北省樂亭縣大黑坨村。始建于1881年，故居坐北朝南，呈長方形，分為前院、中院、后院，三院一體，周圍有磚墻環繞，占地面積1010.1平方米。是典型的冀東農家莊戶格局。1988年1月13日，經國務院批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7年后，李大釗故居紀念館歸屬李大釗故居紀念館管理。李大釗紀念館和故居入選《全國紅色旅游經典景區名錄》。

紀念郵票

1989年10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發行一套《李大釗同志誕生一百周年》紀念郵票，全套2枚。《李大釗像》的畫面上，李大釗留著八字胡，戴一副圓形眼鏡，身穿中式上衣。背景襯以中國國民黨“一大”閉幕后，與會者步出會場的歷史照片。《大義凜然》，圖案以李大釗的《獄中自述》手書為背景，畫面上是臨刑之前的李大釗，他昂首挺胸，穿著常穿的那件灰色棉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