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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勒（1860年7月7日-1911年5月18日），本名為古斯塔夫·馬勒（外文名：Gustav Mahler），奧地利作曲家及指揮家，是浪漫主義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奧“傳統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為一名作曲家，他充當了19世紀奧德傳統與20世紀初現代主義之間的橋梁。馬勒出生于波希米亞的卡里什特，浪漫主義晚期音樂的杰出代表。畢業于維也納音樂學院，主要的創作領域是交響曲和藝術歌曲。

馬勒是在德奧音樂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作曲家，是處于古典音樂激烈變革時代的音樂巨匠，他的交響曲是古典音樂愛好者的“必修課”。1878年從維也納音樂學院畢業后，他擔任了歌劇中重要的指揮職務。1897年，他被任命為維也納宮廷歌劇院( Hofoper )的總監。馬勒一生創作了10部交響曲（第十交響曲未完成，其中有6部加入了人聲）和56首藝術歌曲，他的藝術歌曲達到了繼弗朗茨·舒伯特、羅伯特·舒曼和約翰內斯·勃拉姆斯之后的又一高峰。馬勒的成功開始于1885年在萊比錫指揮門德爾松清唱劇《圣·保羅》，后被聘為布拉格歌劇院指揮，還曾在萊比錫、布達佩斯、維也納等地歌劇院任指揮。他的代表作品有《巨人》《復活》和《大地之歌》等。

馬勒在世時被公認為卓越的指揮家，在指揮藝術史上享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馬勒曾用七首唐詩的德文版為歌詞創作了《大地之歌》，這是馬勒用交響曲形式為中國唐詩譜曲的典范代表，是東西方藝術的一次融合，這也拉近了馬勒與中國觀眾的距離，也是西洋音樂史上絕無僅有的絕唱。

人物生平

學生時代

馬勒，1860年7月7日出生于奧地利帝國波西米亞的卡里什特一個說德語的猶太人家庭，這個地方在今天捷克境內。馬勒具有極佳的音樂天賦，4歲時便能在手風琴上奏出熟悉的曲子，10歲時便在劇院舉行了鋼琴演奏公演，1875年4月13日，他的弟弟海因里希·恩斯特（生于1862年3月18日）因長期患病而去世，這給他帶來了痛苦的個人損失。馬勒試圖用音樂來表達他的感受：在朋友約瑟夫·施泰納的幫助下，他開始創作一部歌劇《赫爾佐格·恩斯特·馮·施瓦本》（《斯瓦比亞的歐內斯特公爵》），以紀念他失去的兄弟。這部作品的音樂和歌詞均已幸存。

1875年馬勒進入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鋼琴、和聲、作曲、指揮，同時攻讀歷史、哲學和音樂史。1878年馬勒離開音樂學院，獲得了文憑，但沒有因杰出成就而獲得銀質獎章。然后，他就讀于維也納大學。1879年離開大學后，馬勒當鋼琴老師賺了一些錢，繼續作曲，并于1880經人推薦開始擔任奧地利豪城（現名巴特豪爾 /Bad Hall）歌劇院指揮，兼任樂譜管理員和其他工作。期間完成了一部戲劇康塔塔，Das klagende Lied ("哀歌")。這是他的第一部實質性作品，顯示了瓦格納和安東·布魯克納影響的痕跡，但也包含了許多被音樂學家德里克·庫克描述為"純粹的馬勒"的音樂元素。隨后的4年時間內，馬勒先后擔任過萊巴荷（Laibach，現為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 Ljubljana）、奧爾姆茨（Olmütz，今奧洛穆茨 Olomouc）、卡索（Cassel，現為 Kassel）、布拉格（Prague）四家地方性歌劇院的指揮。在萊巴荷，馬勒用不到7個月的時間里成功地指揮了84 場完整歌劇作品的演出，被同事們贊譽“是一位極其有才華的歌劇指揮”。1886年馬勒簽約萊比錫市新國家歌劇院，成為大指揮家阿瑟·尼基什（Arthur Nikisch）的助理。1887-1888音樂季，馬勒在萊比錫共指揮54部作品、214場演出。

早年經歷

1880年6月至8月，馬勒在林茨南部溫泉小鎮巴德霍爾的一個小木制劇院里開始了他的第一份專業指揮工作。1881年，馬勒指揮了他的第一部大型歌劇《威爾第的游吟詩人》，這是他在萊巴赫期間演出的10部歌劇和多部輕歌劇之一。完成這次活動后，馬勒回到維也納并在維也納卡爾劇院兼職擔任合唱團指揮。1883年1月起，馬勒成為摩拉維亞奧爾穆茨（現奧洛穆茨）皇家市政劇院的指揮。盡管由于與樂團的關系不佳，馬勒將九部歌劇帶到了劇院，其中包括喬治·比才的《卡門》，并贏得了最初對他持懷疑態度的媒體的支持。1883年8月起，他執導了他最喜歡的歌劇《韋伯的 Der Freischuitz 》和其他25部歌劇。1884年6月23日，他為約瑟夫·維克多·馮·舍費經著名大提琴家、布達佩斯音樂學院教授大衛·波普爾（David Popper）推薦，年僅28歲的馬勒正式擔任布達佩斯匈牙利皇家歌劇院音樂總監，在馬勒的努力下，不到兩年的時間，皇家歌劇院就扭虧為盈。

在布拉格，捷克民族復興運動的出現提高了新捷克國家劇院的知名度和重要性，但也導致了新德意志劇院的命運下滑。馬勒的任務是通過提供高質量的德國歌劇作品來幫助遏制這種衰退。他在演奏沃爾夫岡·莫扎特和瓦格納的作品時獲得了早期的成功，他在余下的職業生涯中與這兩位作曲家有著特別的聯系，但他的個人主義和日益專制的指揮風格導致了摩擦，并與他的父親鬧翻。在布拉格的12個月里，他指揮了14部歌劇68場演出（其中12部是他的新劇目），他還生平第一次演奏了路德維希·范·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1886年7月，演出季結束時，馬勒離開了布拉格在萊比錫市的新城市劇院上任，從1887年2月到4月，馬勒掌控了整個周期（除《諸神黃昏》外），并取得了巨大的公眾成功。

1891年，馬勒開始執掌德國漢堡市國家歌劇院，任首席指揮，當年3月29日指揮瓦格納的《唐豪瑟》在漢堡首次亮相及獲得巨大成功，同樣是在漢堡歌劇院，馬勒還成功指揮了彼得·柴可夫斯基的歌劇《葉夫根尼·奧涅金》，馬勒在漢堡一共度過了6年時光，首演和新排演了70多部歌劇，每個音樂季的演出超過270場，并且是第一次以交響樂指揮者的身份出現在舞臺中央。期間，為了繼續開展自己的創作，馬勒于1893年在奧地利北部買了一座湖邊小房子，并命名為“作曲小屋”。1894年3月29日下午，馬勒在德國漢堡參加了19世紀指揮家馮·彪羅的葬禮，葬禮上一句“復活，是的，你將復活”的歌詞讓馬勒深受感染，回家后便寫下了第二交響曲《復活》。

指揮經歷

馬勒于1897年7月下旬返回維也納，為維也納第一部未剪輯版本的《指環》做準備。這場演出于8月24日至27日舉行，贏得了評論界的好評和公眾的熱情。10月8日，馬勒被正式任命接替揚，擔任霍夫歌劇院的董事。他在新辦公室的第一部作品是貝德里赫·斯美塔那的捷克民族主義歌劇《達利博爾》，其改編的結局讓英雄達利博爾活著。這個作品引起了更多人的憤怒極端的維也納德國民族主義者，指責馬勒"與反王朝的低等捷克民族交好"。1897年，馬勒得到了奧地利國王佛朗茨·約瑟夫一世的任命，正式擔任維也納宮廷歌劇院指揮，之后的十年中，馬勒一共排演了33部新歌劇，50多部經過大幅修改的歌劇，總共指揮了648場演出。

1901年至1904年間，他創作了十首弗里德里希·呂克特的詩集，其中五首被收錄為《呂克特之歌》。其他五首歌曲組成了歌曲套曲《 Kindertotenlieder 》(" Songs on the 兒童之死")。管弦樂交響曲三部曲，第五交響曲，第六交響曲和第七交響曲于1901年至1905年間在邁爾尼格創作，第八交響曲于1906年在那里寫成，經過了八周的激烈活動。

在同一時期，馬勒的作品開始越來越頻繁地被演奏。1899年4月，他指揮了他的《第二交響曲》在維也納的首演；1901年2月17日，他的早期作品《 Das klagende Lied 》以修訂后的兩部分形式首次公開演出。之后同年11月，馬勒在慕尼黑指揮了他的第四交響曲的首演，并于1902年6月9日在克雷費爾德舉行的德意志音樂協會音樂節上登上講臺，首次完整演出第三交響曲。他分別于1904年和1906年在科隆和埃森指揮了第五交響曲和第六交響曲的首演。其中四首《呂克特之歌》和《兒童之歌》于1905年1月29日在維也納推出。

1903年，羅勒的首演是新制作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馬勒與羅勒創作了20多部著名歌劇，其中包括路德維希·范·貝多芬的《費德里奧》、格魯克的《奧利德的伊菲格涅》和沃爾夫岡·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在《費加羅FIGARO》的制作中，馬勒在第三幕中添加并創作了一個簡短的宣敘調場景，這冒犯了一些純粹主義者。

這一時段被人們稱為維也納歌劇院的“黃金時代”和評判其他歌劇院總體質量時的參考標準。馬勒還于同時期擔任了愛樂樂團的指揮，三年中一共演出了80多部作品，馬勒本人風靡一時，名聲“僅次于奧地利國王”。期間，1902年3月9日，馬勒與愛爾瑪·辛德勒于1901年結婚，育有兩個女兒。

晚年經歷

1907年，馬勒開始擔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席指揮。在任大都會歌劇院首席指揮期間，馬勒得到了朋友送給他的一本德語版中國古代詩詞《中國之笛》，其中的人生、大自然、友情等內容讓正處于身心俱疲的馬勒產生了深深的共鳴，馬勒隨機選取了其中的李白、錢起、孟浩然、王維等共7首詩，創作了交響樂套曲《大地之歌》。

1908年1月1日，馬勒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首次亮相，指揮了奧托·瓦格納的《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1908年9月19日，《第七交響》在布拉格首演，馬勒認為這是次批評性的成功，而不是普遍的成功。1909年夏天，馬勒回到歐洲，創作了他的《第九交響曲》，并在荷蘭進行了指揮巡演。1909-10紐約愛樂樂團樂團的演奏季漫長而繁重。馬勒排練并指揮了46場音樂會，但他的節目對于大眾來說往往要求過高口味。他自己的《馬勒第一交響曲》于1909年12月16日在美國首演，是批評家和公眾都認為失敗的作品之一，該演出季以嚴重的經濟損失而結束。

1911年2月21日，高燒40度的馬勒依舊堅持指揮了預先承諾的紐約卡內基音樂廳音樂會，這次音樂會也成為馬勒指揮生涯的最后一次指揮，回到維也納不久，馬勒就因心力衰竭而逝世，終年不滿51歲。

以上表格資料參考：

指揮風格

在庫克看來，馬勒音樂中歌曲與交響樂形式的結合是有機的。"他的歌曲自然地變成了交響樂章，在演員陣容中已經是交響樂了。" 馬勒向西貝柳斯表達了這樣的信念："交響曲必須像世界一樣。它必須包容一切。" 忠實于這一信念，馬勒從許多來源中汲取素材，融入他的歌曲和交響樂作品中：鳥叫和牛鈴聲喚起自然和鄉村，號角、街頭旋律和鄉村舞蹈喚起他童年失去的世界。人生的掙扎體現在對比鮮明的情緒：通過高亢的旋律和半音階和諧來實現對滿足的渴望，通過不和諧、扭曲和怪誕來實現痛苦和絕望。第五交響曲中，一段瑣碎的流行曲調突然切入了莊嚴的葬禮進行曲。這首陳腐的旋律很快就改變了它的性格，并在適當的時候重新出現，成為雄偉的安東·布魯克納合唱曲之一，馬勒用它來表示希望和沖突的解決。

馬勒是在指揮家的功能從單純“劃拍子的人”向“音樂詮釋者”歷史性轉變過程中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最早的“獨裁指揮家”之一，開創了“全能型指揮”之先河。馬勒一改往日指揮家只能聽命于劇院有權勢的管理層的現狀，不僅對樂隊、合唱團、聲樂演員和歌劇院的曲目把關，還把劇目制作、舞臺設計、戲裝等部門以及劇院場所等都歸到自己的管轄范圍，可以說是開創了指揮家鮮明的個性化時代。馬勒以指揮為中心，把演員、合唱、樂隊、舞臺設置等有機融合在一起，保證了演出的統一性和高水準。馬勒曾說過：“沒有不好的樂團，只有不好的指揮。”

馬勒的指揮風格經歷了兩個階段，主要以他藝術生涯的最后四年為分界線。一開始，馬勒的指揮以離經叛道、不諳世事為特點，動作古怪，節拍不清晰，習慣把指揮棒放在左手，并用右手捂臉，這一古怪的動作常常導致演員們無法辨認他的拍子，有人形容馬勒的指揮棒會像蛇的舌頭一樣突然向前刺出，而右手則像拉抽屜一樣把音樂拽出來，也有人說馬勒指揮的時候就像是一只精力充沛的青蛙，各種漫畫也常常會把馬勒的古怪形象畫出來并用報紙刊登出來。然而，在1907年之后，一切都發生了徹底的改變。馬勒的指揮動作幅度明顯變小，節奏也變得冷靜而節制。這個變化是由于馬勒的心臟出了問題，他開始意識到身體的脆弱，于是改變了自己的風格。盡管他的身體有限，但他的音樂才華和決心卻沒有任何削弱。他在指揮時依然將演員、合唱、樂隊和舞臺設計緊密融合在一起，保持了演出的統一性和高水準。馬勒的音樂之路雖然艱辛，但他用他獨特的指揮風格和個性化的演繹方式奠定了自己在音樂史上的重要地位。

作品特點

馬勒的作品多采用動機發展手法，承襲了奧托·瓦格納的傳統。有人評價馬勒的音樂是通向20世紀無調性音樂的橋梁，是浪漫主義音樂風格的延續，馬勒在創作音樂的過程中，往往會把哲理與通俗、個性與民族性、浪漫與現代音樂等元素合在一起。包含天才思維和無盡的激情、編制龐大、演奏難度高，以及結構宏達、層次細膩、內涵深刻、色彩絢麗是馬勒交響曲的主要突出特點。

德爾松等傳統的和聲風格在其中得到了發展和推廣。然而，這種結構并不是完全統一的，而是呈現出多樣性和多層次的特點。整個交響曲分為四個樂章，每個樂章都具有不同的音樂特點和表現方式。第一樂章是一個莊嚴而強大的開場，通過大量的重復和變奏，展示了主題的宏大和壯麗。第二樂章是一個安靜而優雅的間奏，呈現了對比鮮明的音樂情感。第三樂章是一個充滿動感和活力的舞蹈樂章，展示了作曲家對節奏的精確掌控和豐富多樣的音樂形式。最后一樂章是一個雄心勃勃的終結，通過強大的聲部交錯和合奏，展示了作曲家對音樂結構和表現力的深入理解和運用。整個交響曲的音樂既有莊嚴和壯麗的氣勢，又有柔美和優雅的情感，展現了作曲家豐富的創作才華和對音樂表達的深刻理解。

滿足人的心理

滿足人們的心理是馬勒交響曲爆紅的另一大原因。聆聽馬勒的交響曲，能讓人有一種“痛并快樂”心理感受。

馬勒是一個特別敏感的藝術家。馬勒的作品具有非常的超前性，體裁的突破性、內容的大膽性，強烈的突出了分裂的心理特征，這正是交響曲表現力的本質體現。

來自固守傳統的批評家的譴責

馬勒是主觀主義學派的一位重要人物，一生追隨瓦格納，對路德維希·范·貝多芬的多部交響樂進行了“修改”和“增色”，常常受到音樂界的談論，他在貝多芬《第九交響曲》中增加了2支圓號、2支小號、2個定音鼓，同時，馬勒還把整個木管聲部加倍；重寫了小號部分，并改寫作品聲部走向，把自己的作品片段補充到經典曲目中，馬勒認為：“不使用最新式的樂器來獲得貝多芬作品的最佳效果無異于犯褻瀆罪”，觀眾和輿論往往并不認可馬勒對經典作品偏離傳統性的處理方式，因此馬勒的這些做法遭到了固守傳統的批判家們的譴責，把馬勒比喻為“反常和野蠻的可悲典型”。

思想的沖突與開放

19世紀與20世紀交際時的世界正在經歷巨大的變革。各種不合傳統規范的思想、科研成果、哲學理論等不斷涌現出來。正是在這動蕩的時期，馬勒運用音樂的瞬時性和包容性，將嚴肅與歡笑融為一體，將痛苦和狂喜交織在一起，使人們能夠暫時拋開生活的壓力，傾聽內心的跳動。

馬勒一生共創作了十部交響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早期的三首交響曲，其中包含人聲演唱和引用馬勒自己歌曲旋律的元素，展示了年輕時馬勒強烈的愿望和志向。第四交響曲是最短的一部，主要體現了天真純樸和田園般的氛圍。第五至第七交響曲是純音樂作品，主要探討了個人與社會、現實以及面對死亡的思考。1910年9月12日，馬勒的第八交響曲首演，這標志著馬勒時代的正式開啟。這部交響曲規模宏大，樂隊、獨唱、合唱、童聲合唱等各種音樂元素交織在一起，主要表達了歡樂與榮耀。第九和第十交響曲是馬勒晚期創作的作品，他在紐約擔任大都會歌劇院和紐約愛樂樂團的指揮期間創作了這兩部交響曲。恰逢此時，馬勒被醫生診斷出患有絕癥，這使他對自己堅信的宗教信仰感到極度的失望。在這種情況下，他所創作的晚期三部交響曲包含了“靈魂深處的黑暗”和“對死亡與升華的平靜接受”等深刻的元素。

正是因為馬勒的交響曲時而欣喜若狂，時而郁郁沉思，因此，人生不同的階段，對馬勒交響曲的接受度也會有所不同。而考察一個人對人生的態度，往往也可以從他對馬勒交響曲的接受方向看出端倪，這也正是馬勒交響曲的偉大之處。馬勒用音樂闡釋了一個共識：人在世上的一切作為沒有絕對的不幸，也沒有絕對的幸福。

代表作品

第一交響曲

馬勒的C大調第一交響曲《巨人》，又被稱為《D大調第一交響曲》，是一首具有強烈標題性的交響詩，于1888年完成。全曲分為四個樂章，其中主題旋律源自聲樂套曲《流浪少年之歌》，而整體結構采用了“第一樂章-第四樂章-第一樂章”的核心骨架。馬勒通過音符模仿了花朵、溪流、狂風暴雨和巨人之死等元素。與第一交響曲密切相關的是聲樂套曲《漂泊藝徒之歌》，其中包括四首歌曲。這部套曲描繪了一個被愛人拋棄的年輕人外出流浪，并尋求安慰的故事。

第二交響曲

《復活》是馬勒的第二交響曲，也被稱為《C小調第二交響曲》，時長長達1時20分。這首交響曲從童謠、情歌、諷刺到饑餓、戰爭、死亡逐步展開，涵蓋了各種不同的音樂元素。它深入地表達了生死觀的主題思想，并首次提出了一些哲學性的問題，如“為何而生？為何而苦惱？”為了考慮觀眾的耐力和樂手的體力，馬勒甚至在原譜第一樂章的結尾標注了“需要休息五分鐘”的提醒。

第三交響曲

第三交響曲總譜于1895年和1896年的夏季假期完成。這部作品的演出時間超過一個半小時，并展現了內心的童真。在這首交響曲中，馬勒首次巧妙地運用了詩歌的結構來編寫音樂，使其成為馬勒作品中最長的一部作品，因此也被稱為“史上時間最長的交響曲”。

第四交響曲

第四交響曲采用了歌曲終樂章的結構，以G大調為中心調性。前半部分與后半部分的調性不同，前半部分在G大調上進行，而后半部分轉向E大調，以深入揭示音樂的內涵。這首交響曲一共分為四個樂章，主要體現了情緒上的樂觀和充滿愛意的元素。它也是馬勒交響曲中編制最小、結構最簡單的作品之一，具有維也納樂派的古典風格，屬于純粹的古典主義形式。在這部交響曲中，馬勒通過兒童天真無邪的想象來看待死亡，試圖用音樂回歸到生命的本質和純潔天真的世界。

第五交響曲

第五交響曲是馬勒于1901年和1902年夏天在德國麥爾尼格的沃爾特湖邊創作完成的。它主要描述了馬勒對愛情的“音樂描繪”，也是馬勒作品中最著名的樂章之一，經常被樂手單獨演奏在各種音樂會中。電影《魂斷威尼斯》的主人公原型是馬勒本人，并且該電影對第五交響曲的運用成為了經典作品中的經典之一。

第六交響曲

第六交響曲《a小調第六交響曲》以“悲劇”為特點。該作品中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因為馬勒的出生地原屬于捷克，但在歷史上曾被奧匈帝國侵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才被歸還。因此，人們也稱馬勒為“半個捷克作曲家”。

第七交響曲

第七交響曲《夜之歌》完成于“馬勒小屋”，于1905年8月15日脫稿，承載了捷克音樂的傳統與精神，于1908年9月19日由馬勒親自指揮捷克愛樂樂團進行首演。節奏旋律豐富多變，配器精湛是第七交響曲的主要特點，這一部交響曲也被公認為是演繹難度極高的一部作品，指揮大師祖賓·梅塔曾說：“馬勒‘第七’，可能是我指揮的曲子當中，最難指揮的一首。”

第八交響曲

馬勒第八交響曲《大地之歌》是一部由降E大調創作的交響曲，它是一種結合了聲樂和器樂的作品。之所以被稱為“千人交響”，是因為它需要近千人共同演奏，而在首演時，馬勒指揮了1004名演奏家。正因為交響曲的規模和場地選擇之巨大，所以這部作品經常成為一個轟動的事件。馬勒自稱他的第八交響曲是宇宙開始發聲、回響的存在，是太陽的律動之聲。這部交響曲與馬勒其他作品中的憂傷和悲傷情感不同，充滿了輝煌和壯麗，是作者內心最直接的表達，由男高音和女低音（或男中音）獨唱以及管弦樂隊演奏而成。《大地之歌》是根據七首唐詩創作的交響樂，這些唐詩主要來自于李白、錢起、孟浩然和王維等人，因此《大地之歌》蘊含著輝煌的中國文化，這在西方音樂史上是獨一無二的。馬勒特意在《大地之歌》的樂譜標題上注明：“為男高音、男中音而作的交響樂。”

第九交響曲

第九交響曲《D大調第九交響曲》是在1909年至1910年創作的，它的主題是“死亡”和“告別”。

第十交響曲

第十交響曲《升f小調第十交響曲》在1910年至1911年完成，因為馬勒在創作過程中去世，所以這部作品被稱為“未完成的交響曲”。這部交響曲自1924年開始傳播，并于七十年代在倫敦進行了正式演出。

人物關系

主要影響

人物影響

去世之前，馬勒一共指揮首演了自己已完成的十部交響曲中的八部，幾乎可以說，馬勒就是作曲家和演奏家（指揮家）的合體，在這八部交響曲中，《第八交響曲》反響最好，獲得了觀眾長達半小時的歡呼，而《第一交響曲》《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第五交響曲》《第七交響曲》反響很差，尤其是《第三交響曲》，甚至被批評者形容為“寫出這種東西的人應該蹲幾年牢”，《第一交響曲》被觀眾說成是當時“最無趣的交響曲”，其他幾部交響曲反響平平。但是，截止1911年，馬勒的交響曲被歐洲、俄羅斯和美國的各大音樂會共計演出260多場，其中《第四交響曲》演出最頻繁，共計61場。

馬勒去世后二三十年，荷蘭的門蓋爾伯格、美國的斯托科夫斯基、英國的鮑爾特等大指揮家才終于找到了勒交響曲中現場效果與情感體驗的高度結合點。

雖然經過馬勒的信徒、學生布魯諾·瓦爾特，助理奧托·克倫佩勒和門蓋爾伯格的不懈努力，馬勒的交響曲在1934年至1938年于奧地利短暫復興，甚至奧地利政府企圖將馬勒塑造成一個民族偶像，但二戰時期，馬勒的交響曲還是被納粹德國無情的全面禁止了。拯救馬勒的運動開始于1960年，40多歲的志會巨星倫納德·伯恩斯坦憑借一己之力開啟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拯救馬勒行動，利用紐約愛樂創建了馬勒音樂節。直至1976年，伯恩斯坦在歐洲推出第二套馬勒交響曲拳擊影片，標志著馬勒的徹底復興。20世紀90年代起以克勞迪奧·阿巴多為代表的指揮家群體，把馬勒送上了古典音樂神壇，演出后的靜默，幾乎已經成了馬勒樂迷們聆聽后的守則。

馬勒的交響曲已經成為衡量指揮家、交響樂團表演藝術水平的試金石以及音樂上座率的有力保證。為了確保演出效果，馬勒制定了沿用至今的兩個規則：第一個是遲到觀眾必須等到合適的間隙才能入座，第二個是觀眾在交響樂的樂章之間不能鼓掌，這些規則至今仍然被人們沿用。

作品影響

早期（1889-1911）

在馬勒的一生中，他的作品和表演引起了廣泛的興趣，但很少得到無條件的認可；自1889年首演以來，評論家和公眾多年來一直難以理解《第一交響曲》，一位評論家在1898年德累斯頓演出后將其描述為"世界上最乏味的（交響曲）作品"。新紀元已經誕生。" 第二交響曲受到了更積極的評價，一位評論家稱其為"自費利克斯·巴托爾迪以來同類作品中最精湛的作品。馬勒在城里的敵人很多利用反猶太主義和保守派媒體來詆毀馬勒作品的幾乎所有表演，因此，1902年在克雷菲爾德獲得成功的《第三交響曲》在維也納受到了批評性的蔑視："任何犯下這種行為的人都應該入獄幾年。"

在他的第四和第五交響曲未能獲得公眾的認可后，馬勒確信他的第六交響曲最終會成功。然而，它的反響主要是對馬勒非常規打擊樂效果的諷刺評論—木槌、樺木棒和巨大的方形低音鼓的使用。

相對忽視階段（1911-1950）

馬勒去世后，他的作品的演出變得越來越少。在荷蘭，威廉·門格爾貝格的宣傳確保了馬勒在那里繼續受歡迎，而門格爾貝格在1922年至1928年間與紐約愛樂樂團的合作使馬勒經常出現在美國觀眾面前。然而，很多盡管年輕作曲家亞倫·科普蘭( Aaron Copland ）積極努力將馬勒描繪成一個進步的人，比他的時代領先30年，并且比理查德·施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 ）更具創造力，但20年代美國的評論界反應還是負面的。早些時候，1916年，利奧波德·斯托科夫斯基曾在美國首映費城第八交響曲和大地之歌。

馬勒作品在英國的早期支持者是阿德里安·博爾特，他作為指揮家伯明翰管弦樂團于1926年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第四交響曲》，并于1930年演奏了《大地之歌》。哈雷管弦樂團于1931年將《大地之歌》和《第九交響曲》帶到了曼徹斯特；亨利·伍德( Henry Wood ）爵士樂于1930年在倫敦上演了《第八屆》，并于1938年再次上演當時年輕的本杰明·布里頓( Benjamin Britten )發現表演"令人厭惡"，但仍然對音樂印象深刻。 Dyneley Hussey 在1934年寫道，認為"兒童歌曲"令人愉悅，但交響樂應該被放棄。作曲家兼指揮朱利葉斯·哈里森形容馬勒的交響曲"有時很有趣，但組合起來很費力"，并且缺乏創意火花。蕭伯納以音樂評論家的身份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音樂觀眾會發現馬勒（以及安東·布魯克納）"昂貴的二流"。

在馬勒的音樂在納粹時代因"墮落"而被禁止之前，交響樂和歌曲在德國和奧地利的音樂廳演奏，通常由布魯諾·沃爾特或馬勒的年輕助手奧托·克倫佩勒以及威廉·門格爾貝格指揮。在奧地利，馬勒作品在1934年至1938年間經歷了短暫的復興，這一時期今天被稱為"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當時獨裁政權在與新總理庫爾特·馮·許士尼格關系友好的阿爾瑪·馬勒和布魯諾·沃爾特的幫助下，試圖讓馬勒變成一個國家偶像（其地位可與德國的瓦格納相媲美）。馬勒的音樂在納粹時代的1941年初的柏林和德國占領荷蘭期間的阿姆斯特丹由猶太管弦樂團演奏，并且只為猶太觀眾演奏。

現代復興

盡管伯恩斯坦進一步推動了馬勒的復興，但在斯托科夫斯基、迪米特里·米特羅普洛斯和約翰．巴比羅利等指揮家以及馬勒的長期擁護者亞倫．科普蘭的支持下，馬勒的復興在1960年之前就已經開始了。馬勒本人曾經預言過他在歷史上的地位評論道："如果我能在死后50年后第一次演奏我的交響樂就好了！"

德里克．庫克認為，當戰后新一代音樂愛好者崛起時，馬勒的受歡迎程度不斷上升，他們沒有受到"反浪漫主義的過時爭論"的影響，這種爭論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影響了馬勒的聲譽。在這個更加自由的時代，對馬勒的熱情甚至擴展到了西班牙、法國、意大利。羅伯特·卡爾對20世紀50年代馬勒復興的簡單解釋是，是1950年代初長期播放的唱片，而不是時代精神，才使得全面的突破成為可能。馬勒的作品在20世紀50年代變得易于理解和可重復。在1960年馬勒百歲誕辰之后的幾年里，馬勒迅速成為所有作曲家中表演次數最多、唱片最多的作曲家之一，并且基本上一直如此。卡爾指出，在英國和其他地方，馬勒的表演范圍和錄音取代了相對的饑荒供過于求，帶來了過度熟悉的問題。哈羅德·勛伯格（ Harold Schonberg ）評論道，"很難想象有哪位作曲家能引起同樣的忠誠"，并補充道，"任何對馬勒交響曲缺乏狂熱的回應都會給批評家帶來長篇猛烈的譴責信。"

社會影響

唐納德．米切爾寫道，馬勒對后世作曲家的影響"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主題"。馬勒的第一批弟子包括阿諾德．勛伯格和他的學生阿爾班．貝爾格和安東·馮·韋伯恩，他們共同創立了第二維也納樂派。馬勒的音樂影響了三重奏從漸進的調性到無調性（無調的音樂）；盡管馬勒拒絕無調性，但他成為阿諾爾德·勛伯格作品大膽原創性的堅定捍衛者。據報道，在1907年2月后者的《第一弦樂四重奏》的首演中，馬勒沒有對質問者進行人身攻擊。勛伯格的小夜曲、伯格的《管弦樂三首曲》和韋伯恩的《六首曲》都帶有馬勒第七交響曲的回聲。

在其他受馬勒影響的作曲家中，米切爾列出了美國的亞倫·科普蘭、德國歌曲和舞臺作曲家庫爾特·威爾、意大利的盧恰諾·貝里奧、俄羅斯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維奇和英國的本杰明·布里頓。美國作曲家伯恩斯坦和塞繆爾·巴伯也受到影響馬勒的作品。在1989年的一次采訪中，鋼琴家兼指揮弗拉基米爾·阿什肯納齊( Vladimir Ashkenazy ）表示，馬勒和肖斯塔科維奇之間的聯系"非常牢固和明顯"；他們的音樂代表了"個人與世界的罪惡"。米切爾強調布里頓"極其敏銳、閑暇和獨立"1963年大提琴交響曲的第一樂章顯然屬于馬勒為建立的令人眼花繚亂的透明度和樂器解放而做出的管樂創作。"米切爾總結道："即使是他的自己的音樂無法生存，馬勒在這些擁抱他的藝術并吸收他的技術的杰出繼承者的音樂中，他仍然會享有實質上的不朽。"

后世紀念

在意大利南蒂羅爾托布拉赫附近的阿爾特施魯德巴赫，前作曲家馬勒的小屋里還保留著一座小博物館和紀念館。它坐落在古斯塔夫·馬勒·斯圖博（ Gustav Mahler Stube ）旁邊的動物公園內。Stube一樓里的一個博物館。在那里，馬勒和他的妻子阿爾瑪（ Alma ）于1907年至1910年間居住。

在伊赫拉瓦，在馬勒長大的經過修復的房子里，有一座古斯塔夫．馬勒博物館，專門紀念他的青年時代和他一生中的小鎮。馬勒使用過的另一位作曲家的兩間小屋仍然存在。兩者都配備了小型博物館。在上奧地利州的阿特湖有一間作曲小屋，在克恩頓州的沃爾特湖也有一間。

人物評價

馬勒的一生充滿沖突與矛盾。因為猶太人的身份，青年時期在維也納求學的馬勒不得不在各種排猶情緒和仇視情緒之下選擇低調而謹慎的生活方式，而在音樂領域追求“精確”卻又使馬勒不惜與一切人為敵，矛盾的是，馬勒卻又對排猶主義者瓦格納崇拜至極，甚至在安東·布魯克納當面輕視馬勒猶太人身份的情況下，馬勒依舊堅持追隨大師布魯克納。馬勒被排猶者攻擊一生，但是他迎娶阿爾瑪時舉行的卻是基督教婚禮。在任布達佩斯劇院音樂總監期間，馬勒因上演自己創作的“交響詩”過于離經叛道而把觀眾嚇得不知所措，期間，他對樂手和明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不肯巴結維也納樂評界人士，甚至一度威脅與他作對的媒體，這一切都為馬勒的人生特點刻上了標簽。

因為受家庭變故因素的影響，同時馬勒自己也被檢查出風濕性心臟病，因此馬勒的音樂中總是籠罩這死亡與疾病的陰影，每一首都有葬禮的元素，年輕人聽馬勒的音樂會有大悲大喜的熱鬧，中年人聽馬勒的音樂就有了交心的感覺，這種感覺就是體驗那種送別的瑣碎，以及隨著年齡增長，身體逐漸下行的不堪與面對家庭危機時的無奈。

馬勒的交響曲中糅雜了太多數不過來的感情元素，甚至有人玩笑說：“馬勒就是個筐，哪里需要哪里裝。”這些感情因素涵蓋了比如死亡與疾病的陰影，比如愛情的甜蜜與家庭的歡樂，比如幻想的復活與天堂的美好，再比如勝利的激情與憧憬的狂熱等等，這一切的感情元素，既有驚喜交加，又有愛痛分明，但都指向一個理想的終點，那是一個沒有痛苦與眼淚的理想世界，正如那句話說的一樣：“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

受人好評的馬勒的演繹一定是充滿感情的演繹，而愛上馬勒交響曲的人也一定是充滿感情的人。馬勒的交響曲“走心”地演繹并照應著痛并快樂這一心理因素，聽明白馬勒交響曲的人，才能夠真正的把痛埋藏咋心底，放下糾結，跟著自己的心真正的走一回。

以詮釋馬勒作品而聞名的指揮家克勞斯·滕斯泰特曾經這樣理解他：“馬勒乃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大屠殺的預言者。”

馬勒的學生、指揮家約瑟普·鐵托：馬勒在處理作品時“并非有意識地依賴某種特定的方法，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