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學又稱為伊洛之學、河洛之學、中州正學，宋代理學“濂洛關閩”四個主要學派之一，由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創立。因二程是洛陽人，又在洛陽講學，故學派被稱為洛學。洛學是在儒學的基礎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或“天理”為核心范疇，主要思想有天理論、泛神論、格物致知論、人性論、理欲觀、圣人觀等，代表人物有二程、楊時、謝良佐、游酢、呂大臨等，代表著作有《二程集》《伊洛淵源錄》《洛學編》等。
北宋建立后，因為中央集權制度，不抑土地兼并等政策，導致階級矛盾及社會矛盾日益尖銳，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尋求一套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來鞏固穩定政權。而此時的儒家，因為佛教道教的勢力沖擊，已經逐漸沒落，一大批儒家士大夫為了改變儒學疏于哲理的缺點，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學派，洛學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洛學創立后，因為反對王安石變法及卷入“洛蜀黨爭”，一度被禁。南宋時期，二程弟子在中國各地傳播洛學，洛學演變出了吉米·道南學派、涪陵區學派、湖湘學派、永嘉學派、吳學派、閩學派等，這些學派由于受程顥和程頤思想學說異同的影響，而逐漸形成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事功之學三大學派。元、明時期，洛學稍有發展，及至清代時期洛學有所復興，在發展的同時，還涌現了大量的學術著作。清末民初，洛學受到了“西學”“新學”的沖擊，一些學者將洛學與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結合起來，產生了新的哲學體系。
洛學認證了封建倫理道德和等級秩序的合理性，強調了三綱五常的道德規范，為維護君主政治提供了精致而又高明的理論依據，被后世統治者所推崇，對中國古代社會影響巨大。不僅如此，洛學還走出國門，對日本、朝鮮等周邊國家的民族文化也產生了深遠影響。學者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認為，程顥和程頤開創的“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從一個歷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形態。
誕生背景
經濟背景
北宋建立以后，因為生產技術的提高，農業、手工業都得到了發展，商品經濟走向繁榮，經濟的繁榮為思想文化的繁榮提供了物質基礎。由于均田制的破壞，北宋時期的土地私有制得到了發展，階級及階層都發生了變化，同時，北宋統治者對官僚地主實行“不抑兼并”“不立田制”“免征賦稅”等等優容的政策，既鼓勵了官僚地主大肆地兼并土地，又加重了老百姓的財政負擔，同時，朝廷稅賦收入減少，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封建統治階級迫切需要加強思想的統治，洛學就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誕生的。
政治背景
北宋建立后，統治者為了防范地方割據勢力的出現，收回了地方上的兵權、財權及司法權，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度，采取“重文輕武”的政策，為思想學術的繁榮打造了一個寬松的環境。然而，這些措施雖然鞏固和穩定了北宋王朝的統治地位，但因為政權機構臃腫，出現了冗兵冗官冗費等弊病，統治者過于防范武將，嚴重削弱了軍事力量，范仲淹、王安石等官僚士大夫想要革除這些弊病，采取了“慶歷新政”“熙寧新政”等改革行動，統治者迫切需要尋求一套以儒家學說為中心的思想體系，來鞏固穩定政權，洛學就是這樣的政治背景下發展而成的。
思想背景
自漢唐以來，儒家注重章句注疏之學，嚴重束縛了儒學的發展。魏晉南北朝之后，佛教、道教由于得到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扶持，形成了強大的宗教勢力。而因為社會動亂，文人士大夫認為儒家學說無益于天下，導致玄學盛行，儒家經學逐漸沒落。天寶時期，以柳宗元、韓愈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發起了“古文運動”，主張“文以載道”“文以明道”，強調文學應當承載并闡明儒家之道。
宋朝時期，思想界掀起了一股疑經風潮，對儒家經典進行懷疑、否定和批判。懷疑經傳引起了思想界重新研究儒家經典的興趣，并逐漸形成了“擺脫章句訓的束縛，著重發揮義理”的解經方法，“義理之學”應運而生。歐陽修、范仲淹以及“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等人成為“義理之學”的先驅，開創了北宋的學術何家槐。為了改變儒學疏于哲理的缺點，以周敦頤、二程等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在哲學思想方面，吸收了佛教的心性之學和思辨哲學，吸收了道教的宇宙生成論，使之豐富和發展儒家學說的宇宙本體論哲學，洛學就是在這樣的思想背景下產生的。
定義
“洛學”又稱“伊洛之學”“河洛之學”“中州正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學派之一，由北宋程顥、程頤兄弟創立，因為二程是洛陽市人，又在洛陽講學，后世便把他們創立的學派稱為“洛學”。洛學是在儒學的基礎上，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以“理”或“天理”為核心范疇，主要思想有天理論、泛神論、格物致知論、人性論、理欲觀、圣人觀等。程的心學思想啟發了陸九淵、王守仁，形成了“陸王心學”，程頤的理學思想后來被朱熹繼承和發展，形成了“程朱理學”。洛學發源于唐朝，創立于北宋，發展于南宋，元、明、清時期，由洛學演變的“程朱理學”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統治的官方哲學。
歷史沿革
北宋
洛學創立
北宋中期，因為歐陽修、范仲淹、胡瑗、孫復、石介等人的影響，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家，先后產生了周敦頤的濂學、邵雍的象數學、王安石的新學、張載的關西學院大學、程氏兄弟的洛學、蘇軾蘇轍兄弟的蜀學等等。周敦頤，被宋明理學家公認是理學思想體系的奠基人，他在《易傳》的基礎上吸收了道教關于“有形出自無形”的思想，提出了以“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四時”為公式的宇宙生成論哲學體系；邵雍繼承了五代十國末年至北宋初年道士陳摶的象數學，開創了一個以太極為中心的先天象數學哲學體系。張載吸收了《周易》的思想，建立了以“氣”為核心范疇的哲學理論體系。
二程師從周敦頤，與張載、邵雍的關系匪淺，在他們三人的影響下，二程吸收了佛教、道教的思想，用儒家學說構建理論骨架，通過體貼天理，提出了“以理為本、理氣不離”的本體論和宇宙論。二程認為，天地間一切事物皆有其理，理是事物運行的必然法則以及所以然之故，是任何人或外在力量所不可改變的永恒道理，建立了以“理”或“天理”為核心范疇的哲學體系。
黨爭被禁
二程反對王安石變法，對新學也采取批判的態度，認為新學是學術思想界的“大患”，王安石則認為程顥的思想學說是一種不切實際及難以實行的空洞理論，并將其貶。趙煦年間，程顥已死，以程頤為首的洛黨和以蘇軾為首的蜀黨，展開了斗爭，史稱“洛蜀黨爭”。程頤因為蜀黨的攻擊，多次被貶，并且被迫遣散門徒，洛學也門庭凋落，一直不被官方所用，宋徽宗時期更是被朝廷所禁。直到趙桓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宋欽宗才解除洛學的禁令，任命楊時、尹焞等程頤的弟子為官，企圖利用洛學拉攏儒家士大夫，齊心抵御外侮。
南宋
禁洛解洛
宋室南渡后，二程的弟子如楊時、尹焞、范沖、朱震等被起用，楊時開始編輯《二程語錄》，校正《伊川易傳》，還利用自己身兼學者與學官的便利條件，輾轉東南，興教立學，積極傳播二程洛學。然而，趙構只是想利用洛學學者的威望，穩固政權，就在洛學被解禁十年之后，南宋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請禁洛學，洛學再次被束之高閣。直到秦檜死后的第二年（公元1156年），洛學才再次解禁，洛學傳人得到了從事政治以及發展學術的機會，洛學得到了更大的傳播和發展。
洛學發展
二程的弟子在不同地區傳播洛學，使得洛學在各個地區生根發芽，他們在洛學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和發展，演變出了不同的學派。如楊時、游酢、羅從彥、李侗等人在福建省傳授洛學，形成了道南學派；譙定、謝湜、馬涓在四川省傳播洛學，形成了涪陵區學派；胡安國、胡宏、張栻等人在湖南省傳授洛學，形成了湖湘學派；周行已、許景衡等人在浙江省傳授洛學，形成了永嘉學派；王蘋在江蘇省傳授洛學，形成了吳學派；朱熹師從道南學派，并且兼采眾說，成為集大成者，創立了閩學派，后世將程頤和朱熹為代表的理學體系稱為“程朱理學”；陸九淵繼承了程顥、謝良佐、張九成的心學思想，開創了“心學”一派。南宋后期，統治階級認識到理學對于維護封建統治的重要作用，南趙擴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宋寧宗追謚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二十一年后，趙昀貶黜新學，全面支持兩宋理學，洛學的地位不斷上升。
金元
在金朝統治的北方，洛學不屬于顯學，一些后繼者以家學的形式流傳。元朝統一中國后，北方流傳的洛學與南宋北傳的程朱理學相互融合，使得洛學與程朱理學同步發展。經過洛學傳人趙復、郝經、許衡等人的努力，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點，開始創立具有自己鮮明特色的獨立學派。趙復初步建立起學問師承體系，為北方理學學派的建立奠定了基礎；郝經則繼承了原有的洛學，同時又吸收了趙復所傳授的程朱理學思想，形成了以范疇論為核心的理學思想體系；許衡鑒于戰亂時期社會道德的衰敗，積極推動蒙古統治者采用漢法治理國家，并且強調道德修養的重要性，創立了一個以賤履之學為核心的實用主義理學思想體系。孛兒只斤·圖帖睦爾至順二年（公元1331年），朝廷詔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二程等理學家也成為了封建士大夫的崇拜偶象。
明清
明朝建立后，程朱理學在思想界處于統治地位。洛學傳人曹端、薛瑄繼承了程頤的理學思想，何塘、崔銑、尤時熙、孟化鯉、呂維祺繼承了程顥心學學說，洛學顯現出繁榮景象。然而，明末清初戰亂時期，中國再次經歷了以“夷”代“夏”的朝代更迭，這對漢族儒家士大夫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他們開始深入反思明朝滅亡的歷史原因，并從中汲取教訓，并且認識到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過于空泛，缺乏實際的弊端。以孫奇逢、耿介、冉覲祖為代表的“中州八先生”，立志重振洛學，并且重新闡述儒學經世致用的學術宗旨，他們重建書院，講授洛學，使洛學有了良好的發展趨勢；清朝中晚期，雖然仍然有李棠階和烏齊格里·倭仁為代表的儒家士大夫傳播洛學，但洛學總體發展較為平緩。
清代時期，涌現了大量的洛學學術著作，主要分為文集匯編類和學案體兩類，文集匯編類有《理學要旨》《中州名賢文表》《國朝中州名賢集》等，學案體有《理學宗傳》《洛學編》《中州道學編》《道統錄》等。這些著作的出現，不僅豐富了洛學的學術內涵，也為后世研究洛學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民國
清末民初，因為“西學”和“新學”的興起，洛學受到了極大的沖擊。以李時燦、王錫彤為代表的、思想較為開明的學者，也嘗試對洛學進行改革，以適應新的時代；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洛學和許多傳統學術失去了延續的制度性保障，為了挽救民族危機，以嵇文甫、馮友蘭、趙紀彬為代表的學者，開始將洛學及其分支流派與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結合起來，建立了“新唯識論”“新理學”“新心學”“新王學”等哲學體系。這些哲學體系在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哲學主張
天理論
天理觀念
二程把“理”或“天理”提升為宇宙本體，作為洛學的最高范疇，具有自然的、普遍的、客觀的、永恒的特點。首先，“天理”超然地獨立于自然和人類社會之上。二程認為，理是事物的準則（規律），任何事物都會按照自身的規律運動變化，理就是事物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天理是客觀的，不是人為主觀能改變的，也不會因為任何人的意志行為而有所存亡加減。其次，“天理”是宇宙萬物的本原，是宇宙的自然而然的道理。二程認為，萬物都有各自的理，而萬物又有一個共同的理，萬物遵循各自的準則，不脫離各自的軌道，便形成了自然界的總秩序，二程即看到了矛盾的對立，也看到了矛盾的統一，把事物內部各種矛盾看成陰陽二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交感，矛盾的雙方在一定的條件下是會互相轉化的。第三，“天理”還是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總和。二程認為，天理不僅是自然界的本體，還是封建社會的倫理道德，封建社會的綱常倫理是至高無上的天理的表現，是不可以擺脫的，等級秩序也是自然界的規律，父子君臣的關系，是天下不變的道理。
氣化說
在洛學中，氣指的是物質。二程認為，道是形而上的精神，氣則是形而下的物質，氣普遍地存在于天地之間，物未有形體時，稱為氣化，成形之后，便為形化，宇宙中的任何事物都是氣化產生的，萬物的形成和演化，都經歷了由氣化至形化的發展過程，氣化產生各種動、植物物種后，各種物種都以種而生。氣的聚散構成事物的生死，整個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現象都是氣化過程。由于氣是物質性的，所以，它有生滅的特性，氣是隨著事物的消散而消滅的，氣有生滅，但理無生滅。有生有滅的氣是由不生不滅的理產生的，氣具有物質性，也具有道德屬性，有善、惡、偏、正之分。
理氣觀
對于理氣關系，二程主張理不離氣、理為氣本、理先氣后的觀點。首先，二程認為，理不離氣；理是決定性的，氣是依附性的，道（理）充塞宇宙，與物不相離，與人也不相離。神氣本是合一的，二者不能分離。神與氣在無限的宇宙空間，各自達到極點，相互包容，合而為一。性與物合一，二者不相分離。其次，二程認為，理為氣本；理是獨立存在的實體，唯一的本原。誠是一種精神狀態，體現著理或者天理，具備了誠就能見物，不誠則不能見物。第三，二程認為，理先氣后；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理是無形的，象是有形的，無形的理，通過有形的象顯現出來，無形的理是至微的，有形的象是至著的，理是體，象是用，象以理為本原，理與象，不可分離，彼此結合在一起，緊密無間。理高于氣，氣散了而理還存在著。
泛神論
在洛學中，理或者天理是二程哲學體系的中心范疇，而天、神、帝等范疇則是從屬性的。二程認為，天即是理，明確地把自然界具有的運動變化趨勢叫做理，天只不過是自然之理，天地動靜完全是自因，并非雅威有目的安排的結果，否定了上帝作為“第一推動力”的有神論觀點。神是事物運動變化的所以然之理，神本身無方所，它所造成的運動變化也無實體，但又不離物的存在，而是存在于事物之中，神與氣合一，天地萬物是自己在運動，而不需要上求于鬼神。帝者，氣之主也，帝只是就主宰作用而言，并不意味著存在一個超自然的實體，他們把帝看作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一種自然必然性，而這種自然必然性就是所謂理，上帝的主宰作用由理取而代之。鬼神是造化之跡，鬼神體現著理，普遍存在于萬物變化過程中。二程提出“天者理也”，重新詮釋了天、神、帝的含義，批判佛教以鬼神為說，走向了泛神論。
格物致知論
格物說
格物致知論，是洛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二程主張通過格物致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二程認為，知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指知覺，一是指知識，致知在格物，格物就是窮理，就是要認識事物之理，格物還可以探索人倫之理，研究人類社會中的道德規范和倫理原則，通過深入研究人倫之理，人們就可以明白何為善。格物致知的過程，實質上就是探索萬物之理的過程。格物的目的，并不在于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和法則，而是要在人們的內心里恢復天理，通過不斷格物窮理，最后達到豁然貫通，實現人心對天理的自我體認，這個過程不僅僅是追求知識的過程，更是通向道的必經之路。
知行觀
在洛學中，格物致知所獲得的知識，還必須轉化為實際行動。首先，二程認為，“識在所行之先”，人的行為必須受理性知識的指導，先知而后行，先得知道理，才能照此踐行，首先對道德知識有了解，才能有踐行道德規范的自覺。其次，二程認為，行難知亦難，知難在自得，難在由不知到已知的轉化。第三，二程認為，知亦有淺知和深知的差別，淺知即“知而不能行”之知，停留在道的表面認識上；深知即真知實見，通過親身體驗，有得于心，從而去了解道的本質。
人性論
洛學的人性論是以孟子的性善論為基礎的，同時又吸收了歷來各家關于人性的學說。首先，二程主張二重人性論，從物性和人性的異同方面來看，性有“五行之性”和“五常之性”之分，就物性而言，萬物都具備五行之性，人和其他生物具有共同的自然本性；就人性而言，人人又具備五常之性，即仁義禮智信。從本原和氣稟方面來看，性有“天命之謂性”和“生之謂性”的區別，“天命之謂性”中的性，是人天生具有的本原之性，是宇宙根源的天理在人心中的體現，是絕對的善；“生之謂性”中的性，是人出生之后才有的氣稟之性，氣有清有濁，使人的思想感情有善有惡。其次，在人性論上，二程繼承了孟子“盡性知天”的公式，主張以性制氣，希望人們通過養心及養氣，使人性中惡的成分為本然的善所克服，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都能與封建等級名分以及禮教相合，不越雷池半步。
理欲觀
洛學將理欲觀與天理論聯系起來，成為倫理道德哲學的核心環節。在道德論范圍內，二程認為，“天理”又稱“天德”，是指人心具有的先天的道德稟賦。封建的倫理道德規范，不是從外面強加于人身的，而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人內在的自然本性。人與禽獸的區別就在于人“有天理”，能夠遵守社會道德規范，懂得禮義廉恥，如果人喪失了“天理”，人就不能成為人，而與禽獸沒有分別了。“逐物是欲”，人有物質欲望是常情，“人欲即私欲”，過分的欲望會誘使人陷于惡，人欲是造成天理不明的根本原因，天理與人欲的關系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此消彼長。二程提出“明天理，滅人欲”的主張，希望人們加強道德修養，用思考、持敬、克已復禮等方面，克去人欲，復盡天理，以達到“仁”的最高境界。
圣人觀
在洛學中，圣人具有最完美的人格，達到了天地般的至高境界。二程認為，圣人是天理的化身，是天地間至清之氣生成的，是權衡事物的標準。圣人是人倫的最高象征，能夠完全遵循和實踐人倫道德，圣人具有博大的胸懷，能讓百姓和萬物各得其所，圣人最大公無私，能夠廣泛地施予恩惠，惠及天下蒼生。圣人即是天理，所以不會產生過失，圣人也有情感，但圣人是基于事物本身的好惡來判斷好惡，圣人雖然不能改變自然的規律，但他們在維護社會秩序和教化百姓方面有著重要的作用。圣人的內心平靜如水，但圣人心中時時刻刻都在想著天下的百姓。圣人善于靈活變通，能夠應對各種情況而不違背事物的本質。盡管圣人與天地合一，但他們仍然是凡人，無法像天地那樣生化萬物。
代表人物
程氏兄弟
程顥
程顥（1032年－1085年），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北宋哲學家、教育家、理學的創始人之一。祖籍安徽徽縣，父親程珦遷至洛陽。程顥出生于湖北黃陂，少年時師從周敦頤，在周敦頤的影響下，立志求道。趙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程顥考中進士，先在地方上擔任官職，視民如傷，政績顯著，后調任到中央，因為反對王安石的新法，而遭到貶謫。之后，程顥將主要經歷放到聚徒講學中，與其弟程頤共同創立洛學，趙頊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病卒。著有《遺書》《明道文集》《經說》《粹言》等，均收錄于《二程全書》中。程顥提出了以“理”或“天理”為核心的思想，認為“理”的主要內容，是封建等級制度和封建綱常，他把“仁”視為封建道德的總和和最高的道德境界，溶“理”于“心”。
程頤
程頤（1033年－1107年），字正叔，號伊川先生，洛陽市人，北宋哲學家、教育家、理學的創始人之一。程頤出生于湖北黃陂，十四歲時，師從周敦頤，傾心于孔孟之道。趙禎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程頤進入太學讀書，受胡瑗賞識，得封為太學學職“處士”，曾經在《上仁宗皇帝書》列舉了北宋王朝之弊，未得宋仁宗賞識，后與兄長程顥一起在洛陽開館授徒，創立洛學。趙煦時期，曾任崇政殿說書，洛蜀黨爭時期，被迫遣散門徒，北宋宋徽宗崇寧六年（公元1107年）病卒。著有《遺書》《伊川文集》《伊川經說》《伊川易傳》等，均收錄于《二程全書》中。程頤提出“萬物皆是一個理”，認為“理”或“天理”是產生天地萬物的總根源，是自然界的普遍法則和社會永恒的最高準則，萬物都有各自具體的特殊規律，以此認證封建綱常的絕對性和永恒性。他主張格物窮理，增強自身的封建道德修養，認為性善才不善，宣揚“存天理，滅人欲”。
楊時
楊時（1053年－1135年），字行可，改字中立，南劍將樂（今屬福建省）人，號龜山先生，“程門四先生”之一。趙頊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考中進士，但沒有出仕。五年后，楊時拜入二程門下，先在地方上任職，歷任徐州市司法、無為軍判官、荊州市府學教授等，頗有政績，威望日益增高；后調入中央，擔任著作郎，靖康之變時期，他上疏提出“選出有氣節的人震懾奸人之心，“嚴加守備戰略要地”，“聚攏人心”；看到地方軍隊都來保衛京城，建議任命一個擅戰之人為統帥，嚴明紀律，并且認為應該治童貫臨戰脫逃之罪。楊時反對割地求和，為李綱、陳東等人辯護，攻擊蔡京禍國殃民，攻擊王安石變亂祖宗法度，歷任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國子祭酒、工部侍郎等官職，他的著作多佚失，今存有《楊龜山先生集》。
楊時繼承和發展了程頤“性即理”“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思想，作為洛學的正宗傳人，為了擴大洛學的影響力，他編輯《二程語錄》，校正《伊川易傳》，激烈批判王安石的新學，并且利用自己身兼學者與學官的便利條件，輾轉東南，興教立學，積極傳播洛學，對于洛學在南宋的傳播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后世理學家稱為“南渡大師”“閩學鼻祖”。
謝良佐
謝良佐（1050年－1103年），字顯道，河南省上蔡縣（今河南省汝南縣）人，“程門四先生”之一。趙頊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考中進士，先后擔任澠池縣以及湖北省應城縣的知縣，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公元1101年），宋徽宗召見謝良佐，因逆宋徽宗的旨意，被貶為監督西京竹木場，后因言獲罪，廢官為民。謝良佐是二程的大弟子，著有《論語說》，其弟子曾恬、胡安國將他的言語收錄為《上蔡先生語錄》。謝良佐繼承和發揚了程顥程頤的天理論、心論、窮理論、融佛論等哲學思想，對于洛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側重于發展程顥關于“心是理”“萬物一體之仁”的心學思想，開陸九淵心學的先河，在程顥與陸九淵之間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
游酢
游酢（1053年－1123年），字定夫，建州建陽（今福建省建陽縣）人，號山先生，“程門四先生”之一。趙頊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考中進士，歷任蕭山區尉、太學錄、府學教授、監察御史、尋知和州等官職，政績平平，著有《中庸義》《易說》《詩二南義》《論語孟子雜解》《文集》。他重視“治氣養心行己接物”的心性修養問題，認為人的道德修養是可以通過“為學”來實現的；其“本其躬行心得之言以說經”，意思是“依據自己親身體會的道理來闡述經義”，對于元、明、清時期疑經思潮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呂大臨
呂大臨（1046年－1092年），字與叔，陜西藍田人，號蕓閣，“程門四先生”之一。呂大臨少年時師從張載，張載去世后，拜入二程門下，有《易章句》《大易圖象易傳》《論語解》《孟子講義》《老子注》《西銘集解》等著作。呂大臨受關西學院大學影響，注重經世致用之學，認為“學貴有用”“務為實踐”；又受洛學影響，領悟了“默識心契”“惟務養興情”的理學旨趣，逐步向“涵泳義理”的方向發展；他曾經與程頤展開過一場關于“中和”問題的論辯，爭論中涉及到“性與天道”這一理學的中心問題，雙方各執一端，互不相讓，其中的“已發未發”心性哲學問題，影響深遠，為之后楊時、羅從彥、李侗等洛學傳人探討“理學的修養方法”提供了理論基礎。
關聯學派
濂學
濂學，以北宋周敦頤為代表的學派，也稱“濂溪學派”，是宋代理學“濂洛關閩”四個主要學派之一。因周敦頤原居道州營道（今道縣）濂溪，故稱為濂溪學派。周敦頤揉合儒、釋、道之學，利用道家的哲學觀念和儒家的哲學觀念，對宇宙萬物的生成作了理論闡釋，提出了宇宙生成論和“誠”本說的思想。除周敦頤外，代表人物還包括周文敏、傅耆等，代表作品有《太極圖說》《通書》。程顥、程頤曾將其與象數學派相提并論，學者張岱年認為此學派在北宋影響不大。自南宋張栻、朱熹等人的提倡后，始被尊為理學的開山。
關學
關學，以北宋張載為代表的學派，宋代理學的四個主要學派之一。因張曾長期居住、講學于渭河平原（古代稱函谷關以西為關中），弟子多關中人，故學派被稱為關學。又因張在關中居住與講學的地址為鳳翔眉縣橫渠鎮（今山西眉縣橫渠鎮），學者尊稱他為橫渠先生，故亦稱橫渠學派。官學沒宗傳，張載無師承。關學的理論是張載自己經過探索而求得的。張載提出“太虛即氣”的氣一元論的唯物主義學說，宣揚仁孝的兼愛思想，主張把人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提出“變化氣質”的道德修養論。關學的基本特點事具有“學貴于用”的學風，表現在關學學者重視對封建、宗法、軍事、井田、自然 科學等實際問題的研究、另一個特點事株守儒學，躬行禮教，以反對佛、道為己任。在北宋時。關學曾一度興盛，與“洛學”、“新學”鼎足而三。關學的主要弟子有呂大鈞、呂大臨三兄弟，蘇、潘拯等主要弟子依傍二程，歸依洛學，成了二程的得意門生。雖然李復、游師雄等仍繼續其傳，但伺候官學再沒有出現較有影響的思想家，加之政治上缺乏靠山，便逐漸衰落消亡了。到了南宋，關學作為一個學派已經不復存在，但其思想影響依舊存在。它的性二元論和仁孝等倫理思想受到朱熹的推崇；它的“宇宙者，心之實”的觀點成為陸九淵“心學”的一個思想來源；它的思想的精髓——氣一元論的樸素唯物主義被明清時代的王廷相、王夫之、戴震所繼承和發揮。
閩學
閩學，指以南宋朱熹為代表的學派，又稱朱子學、考亭之學、紫陽學派。因朱熹長期在福建省崇安（今武夷山市）、建陽區講學，福建別稱“閩”，故學者稱其學派為“閩學”，為宋代理學濂、洛、關、閩四大學派之一。
趙擴慶元元年（1195），因朱熹反對貶黜趙汝愚，遭韓侂胄黨徒誣陷迫害，朱熹理學被指為“偽學”，朱熹被指為“偽學之魁”。后朝廷又指“道學”為“逆黨”，使該學派遭受嚴重打擊。趙昀以后，朱熹理學思想重新取得思想統治地位，成為官方正統學說，遂使該學派成為理學史上有影響的學派。該學派的主要人物有蔡元定、蔡沈父子等。宋元之際，朱熹理學由趙復、許衡等人傳播到北方，在元明清三代成為官方的主要思想流派。
道南學派
北宋末年，福建人楊時、游酢師從于二程，楊時學成南歸時，程顥以“吾道南矣”一語相送。南宋初年，楊時、游酢在東南講學授徒，傳播洛學，人們就將他們創立的學派稱為“道南學派”。楊時、游酢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理氣觀、氣化說、理一分殊、性即理、格物致知等哲學思想，以倡導儒家道統為己任，在傳播洛學的基礎上有所發揮改造，形成了一定的學派理論特色。其門人弟子眾多，代表人物有羅從彥、李侗、朱熹等。其中，朱熹是集大成者，他在洛學、道南學派的基礎上，創立了閩學，與洛學合稱程朱理學。道南學派延續了兩宋期間傳統文化的發展，促進了不同文化間的融合與交流，奠定了程朱理學走向世界的基礎。
湖湘學派
南宋初期，福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胡安國隱居在南岳衡山，一邊著書立說，一邊建立書院，積極傳播洛學，建立了湖湘學派。湖湘學派代表人物眾多，有胡安國及胡安國之子胡寅、胡寧、胡宏，胡安國之侄胡憲，胡宏的弟子張栻等，胡安國繼承了程頤主敬與致知的思想，并且引歷史學入理學，通過歷史的批判來貫徹理學的價值觀；胡安國的兒子胡宏，在濂學、洛學、關學的基礎上，創立了以“性本論”為核心的哲學體系，形成了湖湘學派最重要的理論特色。
程朱理學
程朱理學指的是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的理學體系。二程弟子楊時將洛學傳到福建省，經羅從彥、李侗等人加以傳承、發揮，繼承了程頤“性即理”“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已發未發”的思想，南宋時期，朱熹兼采眾說，在程頤洛學的基礎上，對周敦頤的“太極圖”宇宙生成論、邵雍的象數論以及張載氣的學說進行了吸收和改造，從理論的深層面上完成了“理”或“天理”學說的系統化哲學化論證，豐富了洛學的天理論、格物致知論、人性論，建立起了一個“以理為本體”的哲學體系。程朱理學代表著洛學發展的最高成就。
陸王心學
陸王心學指的是以南宋陸九淵與明朝王守仁為代表的心學派。謝良佐、張九成、陸九淵等洛學傳人，繼承了程顥的“心是理”“萬物一體之仁”“窮理盡性”的心學思想，陸九淵還融合了儒家思孟學派和佛教禪學的思想，以“心”作為宇宙本體，形成了一個以“心即理”為核心的哲學體系，后人稱為“陸學”或“心學”。明朝思想僵化、學術衰退，王守仁認為是程朱理學的罪過，他主張辯明學術之是非，以新的理論來取代程朱理學，以挽救明朝封建統治的危機。經過“龍場悟道”，王守仁在陸九淵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陸九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學思想，認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心外無物”，主張“致良知”，建立了一套系統、完備的心學哲學體系。王守仁也成為了中國哲學史上心學的集大成者。
主要影響
政治影響
二程建立的洛學，因為其本身思想的力量、傳人的推廣和統治者的推崇，影響力逐漸擴大。洛學認證了封建倫理道德和等級秩序的合理性，強調了三綱五常的道德規范，為維護君主政治提供了精致而又高明的理論依據，適應了封建統治者的需要。洛學其中的“天理論”“理一分殊”“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等學說，被朱熹所繼承，并發展成了“程朱理學”。元、明、清時期，程朱理學被確立為官方哲學，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后期的政治指導思想，統治中國思想界達七百年之久。
文化影響
洛學的建立，標志著宋明理學的初步形成。二程長期收徒授學，培養了一大批弟子，南宋時期，在二程傳人的努力下，洛學在中國各地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并且演變成了福建省吉米·道南學派及閩學派、四川涪陵學派、湖南省湖湘學派、永嘉縣學派、江蘇省吳學派等等學派，中原洛學的南傳奠定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文化昌盛的基礎，而以程頤、朱熹為代表理學體系程朱理學，成為洛學發展的最高成就。洛學形成于中原，興盛于南方，回傳到北方，成就了七百年的理學輝煌，洛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對中國的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社會影響
洛學剛建立時，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們的思想，符合時代潮流進步的意識形態，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了積極的貢獻。然而，洛學中“三綱五常”“存天理，滅人欲”等學說思想，為加強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等級秩序提供了理論上的認證，嚴重地束縛了廣大人民群眾對物質利益的合理要求，將廣大人民群眾封鎖進封建倫理道德的牢籠，扼殺了他們的欲望、獨立意識、自由思維以及自主精神，不僅違背了洛學的初衷，也阻礙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封建統治者扭曲了二程“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等言論，摧殘和吞噬了封建社會婦女的心身，對中國古代后期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國際影響
二程創立的洛學不僅在國內廣泛傳播，還走出國門，對周邊國家的民族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日本、朝鮮受到的影響最大最深遠。首先，對日本的影響。日本臨濟僧人圓爾辯圓曾赴中國宋朝留學，深受洛學的熏陶，并將其帶回日本，為洛學在日本的傳播奠定了基礎。此后，南宋僧人道隆、禪僧兀庵普寧、元朝僧人禪僧一寧等人，相繼赴日。他們雖以弘揚禪學為初衷，但在傳播過程中，洛學思想亦隨之在佛寺禪僧中流傳開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洛學在日本天皇、公卿及儒學博士等上層階級中廣泛傳播，導致日本朝野上下的學風改變。之后，洛學逐漸從禪學中獨立出來，不僅得到了普及，更與程朱理學、陸王心學融合，逐漸實現了本土化，形成了分為“日本朱子學”“日本陽明學”“日本古學”三個派別的“日本宋學”。
其次，在高麗時代末期，朝鮮使臣安珦出使中國元朝，得以接觸到當時中國的著名儒臣，回國后，他在朝鮮太學講授洛學，使儒學教育得以復興；禹研究程頤易學，教授生徒；權溥首先翻刻洛學著作；擔任成均館大司成的李檣，積極傳授洛學；在安、禹倬、權溥、李檣等人的影響下，洛學得以在朝鮮廣泛傳播，并且順應歷史潮流，開始發揮了思想武器的作用，促進了朝鮮洛學的發展，并且逐漸本土化，形成了分為“李滉學派”和“李珥學派”的“朝鮮朱子學”。
相關著作
《二程集》
《二程集》是一部收錄了程顥和程頤著作的文集，由二程的傳人編完成，包括《遺書》《外書》《文集》《易傳》《經說》《粹言》六個部分。《遺書》有25卷，是二程的弟子所記錄的二程講學語錄，由朱熹整理編纂而成；《外書》有12卷，是《遺書》的補編和續編；《文集》有12卷，是二程寫的詩文雜著；《易傳》有4卷，是程頤對《周易》的解讀；《經說》有8卷，是二程對部分儒家經典的解讀；《粹言》有2卷，是二程弟子楊時把二程語錄加工成文言文改寫的，后來由張栻重新編寫，流傳于世。《二程集》是研究二程思想的重要資料，其中，程顥的識仁、定性，程頤的性即理、主敬、體用一源等重要哲學概念和命題，均為哲學史上的創新概念，在中國哲學史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伊洛淵源錄》
《伊洛淵源錄》是一部由南宋理學家朱熹所著的梳理理學歷史及源流的思想史專著，成書于趙昚乾道九年（公元1173年），全書一共十四卷，記述了北宋時期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及門人后學一共四十六位理學家的言行事跡，并且在經過辨明和考證的情況下，按照他們的師承傳授關系排列了譜系。朱熹在編撰這部著作時，廣泛搜集人物的事狀、行狀、年譜、奏狀、逸士狀、墓志銘、祭文、墓表、贊、詩、哀詞、門人友朋書札、敘述等歷史資料，原文直錄，不加篡改，使得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獻資料得以保存，具有極高的歷史研究價值。《伊洛淵源錄》還是我國第一部采用“學案體”形式編寫的專著，在理學發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洛學編》
《洛學編》是清代政治家、理學家湯斌所著的一部學術史著作，一共有四卷，成書于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分為前編、正編兩部分。前編一共收錄了6人，分別是漢朝的杜子春、鐘興、鄭眾、服虔，唐朝的韓愈，宋朝的穆修，都是在儒學傳承中起到關鍵性作用的人物；正編一共收錄了48人，分別是宋朝的程顥、程頤、邵雍、謝良佐，元朝的許衡、姚樞，明朝的薛瑄、曹端、何塘等。《洛學編》通過傳記的形式，以中州人物為中心，清晰的地記錄了洛學在中州的發展軌跡，還梳理和討論了洛學的歷史和學術源流，在中國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相關評價
學者徐遠和在所著《洛學源流》中評價：“洛學是奠定宋明理學理論基礎的重要學派。它從創始到在思想界確立統治，經歷了一個相當曲折的過程，前后的命運迥然不同。”
學者侯外廬、邱漢生、張豈之在所著《宋明理學史》中評價：“程顥和程頤開創的“洛學”奠定了理學的基礎，從一個歷史時代的主要思潮的特征來看，‘洛學’才是理學的典型形態。”
學者潘富恩及徐余慶在所著《程顥程頤理學思想研究》中評價：“二程哲學思想具有濃重的思辯色彩而為傳統儒學所不及，二程哲學思想雖然販運了不少佛、道學說，但是他們又以傳統儒學的倫理道德觀，對佛、道所倡導的封建迷信、遁世理論以及消極無為的政治觀和人生觀展開了批判。故而和佛、道兩家學說相比，其封建倫理色彩斑斕，具有積極進取和入世的傾向。”
相關研究
研究成果
洛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改革開放以來，研究成果豐富。現代學者對洛學的研究涉及多個方面，首先，洛學的理論體系、源流歷史等；其次，洛學的創立者二程的生平、著作、哲學思想、影響、地位等等。
學術機構
洛學工作坊
2022年1月3日，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依托河南大學哲學、倫理學、宗教學等相關專業，匯聚了孫良陶、馮鵬、張楓林、趙清文等學者，成立了洛學研究機構“洛學工作坊”，4個月后，洛學工作坊與河南大學聯合舉辦了“首屆洛學與宋學傳承創新學術研討會”，為學術界提供了一個交流和探討洛學相關議題的平臺。9月，洛學工作坊申請的“洛學與宋學研究中心”入選河南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洛學工作坊還計劃出版一系列關于洛學研究的專著，并且準備點校一些洛學古籍，以期推動洛學領域的深入研究。
學術活動
洛學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
1988年4月23日至27日，河南省社會科學院、河南省社聯、河南省哲學學會以及中國哲學史學會在洛陽市聯合舉辦了“洛學與傳統文化學術討論會”，參加會議的專家學者有70余位，圍繞“洛學的基本特征、洛學基本思想的研討、洛學與其他學派的關系、洛學在傳統文化中的作用與地位、洛學的研究方法”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地探討，提交文化文40多篇，學術專著3部，這次會議為推動洛學研究、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揮了積極作用，也為今后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洛學與實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2年7月1日至3日，洛陽大學、中華孔子學會、中國實學研究會、香港孔教學院、中共嵩縣縣委及縣政府在洛陽聯合舉辦了“二程洛學與實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參加會議專家學者有50余位，他們分別來自中國大陸及香港電臺地區、韓國、澳大利亞等地，圍繞“‘洛學’與明清實學關系、洛學中的實學思想、洛學在海外的傳播與影響、洛學與實學的現代價值關系”等問題展開了討論，提交論文50多篇，約30萬字，這次會議拓寬了中國學術研究的領域，加強了海內外學者的交流，推動了洛學與實學的研究。
洛學、宋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學術研討會
2023年10月27日至29日，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河南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院、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洛學與宋學研究中心、河南大學哲學互鑒與中國話語建構研究中心在河南大學聯合舉辦了“洛學、宋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學術研討會暨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2023年年會”，來自全國各地高校及研究機構的80余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圍繞“洛學、宋學及其現代傳承創新”“中國現代哲學范式轉型與話語建構”等主題展開了討論，此次會議進一步推動了洛學與宋學的研究。
參考資料 >
“洛學與宋學研究中心”獲批河南省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2024-03-13
我院舉行“洛學工作坊”成立儀式.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2024-03-13
洛學、宋學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創新學術研討會暨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2023年年會在我校召開.河南大學新聞網.2024-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