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 （約公元1105年一1161年），字仁仲，號五峰，世稱五峰先生，宋建寧府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 人，南宋著名理學家，湖湘學派湖湘學派奠基者之一。
胡宏生于士大夫家庭，父胡安國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讀，呂振羽二程門人謝良佐、楊時、游酢交往，以求理學學統。胡宏從幼接受良好教育，十五歲編《程氏雅言》《論語說》。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胡宏隨父至東京汴梁（今開封市），進入太學學習，師從程門高弟楊時。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月，胡宏隨父親輾轉前往荊門市（今湖北荊門），在此師從另一位程門高弟侯仲良。四年后，因戰亂頻繁，胡宏又隨父親移居湖南碧泉，在這里建立書堂，講學授徒。宋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其父逝世，趙構下詔命于胡宏蔭補右承務郎官職，其辭謝不仕，一邊務農維持生計，一邊致力于學術研究與教育工作。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胡宏上書宋高宗，批評時政，敦促恢復中原。之后，胡宏還致書給秦檜，拒絕其招攬，并請求修復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自薦為山長。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張浚等人紛紛向朝廷舉薦胡宏，但其托病推辭。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胡宏病逝于衡山，后被追贈為正郎，謚號明。
胡宏的時代，道學仍處于受壓禁的狀況，而胡宏并不受時論影響，以振興道學為已任，體現了獨立的思想品格，其曾言：“道學衰微，風教大顏，吾徒當以死自擔。”其思想較具特色，提出了“性無善惡”“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性為體心為用”“先察識后涵養”等思想觀點。其主要著作有《知言》《皇王大紀》《敘古蒙求》《五峰集》等，現有中華書局出版的《胡宏集》。胡宏通過治學講學活動，培養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儒家學者，并在湖南省形成了湖湘學派。理學史上，胡宏是理學從北宋到南宋發展歷程的一個重要環節，他在本體論、心性論、動靜關系等理學理論上影響了朱熹。此外，胡宏的思想也影響了當代新儒家，新儒家學派視其為真正繼承孔孟道統的嫡系。南宋理學家朱熹評價曰：胡宏學識豐富，節操高潔，在當代沒有人能比得上他。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胡宏出生于一個有著良好教育的士大夫家庭，其父胡安國，字康侯，官至中書舍人兼侍讀，著《春秋傳》三十卷，推崇理學。胡宏從幼年開始，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因其父的教育，他崇奉二程（即程顥和程頤）洛學。胡宏十五歲時就自行編成《程氏雅言》，并自己寫序；同一年又撰《論語說》。其父胡安國擔憂他不考慮全面就妄動，向他傳授自己所修的《通鑒舉要補遺》，讓他進一步接受歷史教育。
輾轉遷移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胡宏隨父胡安國到東京汴梁（今開封市），進入太學，師從程門高弟楊時。在太學期間，胡宏與同學張九成交往密切。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月，胡安國受門下侍郎耿南仲和中書侍郎何卓等人排擠，被外放南通市（今江蘇南通市），胡宏隨父親前往，不久又因躲避戰亂，與父兄一起前往荊門市（今湖北荊門）。胡宏在荊門師從同在此地避難的另一位程門高弟侯仲良。趙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外患內憂，戰火不絕，侯仲良估計戰亂將波及荊門，勸胡姓父子趕緊離去，胡宏于是隨父親再次遷移，輾轉至湖南碧泉（今唐伯寅）定居。此后八年，胡氏父子在這里建立書堂，講學授徒，傳播理學。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四月，胡安國病逝，胡宏開始獨立治學。
寓居衡山
在胡安國去世后，由于胡宏不入仕，家境困難，于是他一邊親自耕作勞動維持生活，一邊從事學術研究和教育活動。同時，胡宏關心國家形勢變化，關注民族命運與前途。紹興九年（公元1139年），胡宏上書趙構，陳述自己的政治見解，批判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指責他安于江左之樂，忘卻靖康之變，說他對金朝的妥協，無異于以肉投虎，希望他消除社會的弊端，恢復中原。胡宏在年輕時曾以蔭補右承務郎。紹興十二年（公元1142年），秦檜致書給胡宏的長兄胡寅，希望他重新出仕，并提出惠及他的兩個弟弟，胡寅拒絕。之后，胡宏也致書給秦檜，表示寧愿忍饑受寒，也不接受不義的富貴，拒絕秦檜的招用。他還在信中請求修復北宋四大書院之一的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自薦為山長，以在此治學講學。未獲得準許，于是胡宏擴建了父親創辦的書堂，建成了碧泉書院。書院建成后，許多青年來此求學。胡宏教育培養了一批理學家和傳播理學的志士，如張栻、彪居正、吳翌、胡廣仲等人，均成為當時名儒。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秦檜去世，趙構下詔起用胡宏，胡宏此時已身染重病，因病推辭了召用。六年后（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胡宏病逝于衡山。他被追贈為正郎，謚號明。
主要思想
理學思想
心為已發
胡宏區分了《易傳》中的“寂然不動”與《中庸》中的“未發”，認為前者是指圣人之心，而后者是指人的性，即人性皆善，因此作為性的“未發”對于庸人和圣人都是相同的。他將性與心的關系理解為體用的關系，即性是心之體，心是性之用，性之不動即未發，性之動即已發，即心。而心無論動時靜時都屬于“已發”，而不是“未發”，即心是意識活動的表現，而性則是這一意識活動的本質。胡宏的這一觀點與程頤早先的“凡言心者皆指已發”的觀點一致，他反對程頤后來將未發理解為寂然不動的觀點。
性立天下之大本
胡宏認為性不僅是人性的意義，也是宇宙哲學本體的范疇。他以氣的運動變化來闡述宇宙的演變，將氣的運動稱為“流行”，并指出氣之運動的根據是“性”。在他看來，性是宇宙的根據，對氣的存在與運動起主導作用，這就是“性立天下之有”和“氣之流行性為之主”。胡宏強調性的形而上本質，不能以感性方式理解，同時將性體現為人性與物性。他提出了“物有定性，性無定體”的理論，認為各種具體事物的性是宇宙本性的不同表現，而這些性又源自共同的宇宙本性。對于人性與宇宙本性的關系，胡宏認為雖然人性是特殊的，但也具備了宇宙本性的大體，因此不是特殊與普遍的關系。他的“性本論”強調了從宇宙普遍本性的高度來理解性的重要性，認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認識到人性的意義。
性善不與惡對
胡宏認為人性的本質超越了簡單的善惡對立。他認為孟子的性善說雖然高于茍子的性惡說和揚雄的性善惡混說，但仍然不足以充分描述人性。在他看來，“善”和“惡”只是人類社會倫理關系中的概念，而人性更深層次的意義超越了這種對立。他指出，“性”作為宇宙本體的概念，其普遍性、終極性、重要性、決定性、根本性遠遠超出了“善”的范疇。胡宏認為，“善”不足以描述宇宙本性，因此也不足以完全描述人性。盡管人性可以被描述為“善”，但這仍然不能充分展現其崇高的意義，因為人性包含著豐富的內涵，而“善”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胡宏的性論不能簡單地歸結為“性無善惡”，而是認為人性需要一個更為豐富、更為崇高的詞匯來表達其本質。
天理人欲同體異用
胡宏認為“道”是宇宙間普遍的法則，既包括自然界的普遍規律，也涉及人類生命活動的規范和準則。在他看來，夫婦之間的性關系并非丑事，將合理的性關系視為“淫欲”只是一種庸人的看法。然而，他也堅持認為兩性關系需要遵循一定的準則和規范，這適用于人生的各個方面。因此，他將天理與人欲描述為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的關系。在這一理念中，人欲符合遵循當然之則的正當展開就是天理，不合準則的放蕩就是“人欲”。因而天理、人欲的分別并不意味著要排斥或禁絕人的正常的自然欲望，而是如何按照社會通行的準則合理地加以展開。
心主乎性，心以成性
胡宏討論了心與性在修養實踐中的關聯方式，提出“氣主乎性，性主乎心”，即性作為氣之運動的根源，心則主宰著性的表現。在這里，“性”不是指人性或宇宙本性，而是指人的一種心境或意識狀態，而“心”則特指意識結構中的理性、意志。
在胡宏的思想中，性是未發、形而上的存在，作為氣之運動的根據，自身并不運動。性可以發為心，但性本身并不變化。因此，“性之流行，心為之主”意味著心能夠主導性的表現，使其動靜皆定，從而實現性的穩定與氣的正常運行。在實踐中，“心”的作用至關重要，決定著能否完全實現性。心不僅可以促進心境的穩定，還能使人性得到充分實現，使性得以完成。因此，古圣先賢強調心而不強調性，是因為心在道德實踐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心能夠認識自然、主導實踐，并完成人的本性，因此對于人的精神發展必須強調心。
察識涵養，居敬窮理
胡宏認為，人生來本有道義之心，此心即是良心，亦即赤子之心。但隨著年齡增長和外部環境的影響，欲望和情感會漸漸控制心靈，導致良心的喪失，這種狀態被稱為“放心”。若任由欲望和情緒放縱不加控制，就會陷入惡的境地。因此，精神修養的關鍵在于在情緒未發作、欲望未流溺之時，敏銳地覺察并加以涵養。胡宏強調，察識不僅是要察覺消極情氣的涌動，更要在意識活動中察見積極的良心，并努力加以保存和擴充。這種修養方法被稱為“先察識后涵養”，強調了覺知意識活動中的良心是涵養的起點。胡宏提出在情欲情緒正常發揮時去覺察，使察識成為一種已發的功夫。他認為，如果不從察覺意識活動中的善惡入手，而是盲目地涵養未發，就無法真正領悟到道義的本質，只會淪為呆坐與禪學無異。
此外，胡宏還提及了“居敬致知”的重要性。他認為，學為君子者首先要致知，即明理，然后才能進行實踐。敬與致知并列，彰顯了對于敬的重視，將之視為終身的修養。他將敬解釋為誠敬，即真誠敬畏。這種態度與明理并重，體現了對于道德與理性的同等重視。
經世政治思想
胡宏認為土地兼并導致了社會動蕩，主張通過恢復封建制度中的井田制來解決土地問題，并以此實現社會穩定與繁榮。他提出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統治可以防止專制君主的腐化與暴虐，提倡分封制度來限制君主權力，確保只有“有德有功者”才能擔任統治職責。此外，他批評科舉制度，主張薦舉制，認為科舉制無法選拔德才兼備的人才，而薦舉制可以通過層層選拔來確保選出合格的官員。胡宏還提倡重振三綱，從正君心開始，要求君心向仁，朝臣跟從，百姓隨之，上行下效，以重建國家秩序和道德風尚。同時，強化法律，減省刑罰，以確保三綱不被動搖，從而使人主之權威得以順利實施。
教育思想
胡宏認為，兩漢之后的教育機構已經偏離了孔孟之道，過于注重書本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品德和經世濟民之學的培養。他致力于創建書院教育，以恢復先秦孔孟之道的傳統，傳承經世濟民之學。他提出教育目的是培養封建社會需要的有體有用之人材。他強調學生應當具備封建倫理道德的品質，同時要注重實用性的教育，通過講習、窮理等活動，弘揚經世之學，使學生成為具有經世才能的人才。胡宏看重讀書，并提倡學生通過反復閱讀經典，領會其中的封建義理和經世方略。他認為，讀書應當有見處，不僅要廣泛涉獵，還要有重點，能夠掌握并運用有用的知識。此外，胡宏也強調通過師友間的討論和辯論，解決學習上的疑難，促進思辨能力的培養。教育的最終目的在于行。胡宏強調學生不僅要理解理論，更要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將學到的道德和知識應用于行為中，才能真正體現出學問的價值和意義。
人物著作
胡宏的主要著作有，《知言》一卷，《皇王大紀》八十卷，《敘古蒙求》一卷，《五峰集》五卷，。中華書局1987年出版了《胡宏集》，是將其《知言》，詩歌、雜文、皇王大紀論、論語指南等文章匯編成的合集，由吳仁華點校。
《知言》
《知言》是胡宏的代表著作，其中包含了胡宏的哲學思想、社會主義、倫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個方面，是一部綜合性哲學著作。
《知言》是胡宏在衡山一帶治學、講學時的隨筆、札記、語錄論學等的匯編。他在書中批判了背離儒家精神的各種學說，在此基礎上以確立孔孟之學的道統心傳，并達到察知人事、經世致用的目的。胡宏在講學時一邊將其連綴成篇，一邊修改訂正，直至晚年病重之時，猶時常有所更定，但還沒有來得及完全訂正脫稿便與世長辭了。最后由其高弟張栻將其編輯成書，并為之作序。
流傳后世的《知言》版本主要是明朝程敏中重新刊校、編次的版本，與宋本不同。宋本不分卷，程叔本《知言》分為六卷，且給每一章重新取了篇名，并以《知言疑義》（朱熹和張等人討論辨析，對《知言》中一些主要觀點的不同意見）等附錄于后，正文中則刪減了這部分有異議的內容。
《皇王大紀》
《皇王大紀》是胡宏于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完成的一部編年體史書。在體例上以事件為中心，標立題目，按時間秩序加以敘述，從而克服了以往編年體完全以年為經、使史事的完整性被制裂的弊病。全書所述，上起盤古，下迄周郝王。《皇王大紀》在宋紹定（約公元1228—1233年）年間即已刊刻出版。另外有明萬歷年間有重刻本、紹興間刻本及歷代抄本。
《敘古蒙求》
《敘古蒙求》是一部關于上古歷史方面的啟蒙教材，敘述自伏羲神農至五代十國周代的歷史，共三十三章，已佚失。
《五峰集》
《五峰集》是胡宏的詩文集，內容包括詩、書信、文經時論等。在胡宏病逝后，由其季札胡大時在胡宏病逝后搜集、整理編為 五卷，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由張栻（張栻當時為胡大時的老師）為之作序。該書是研究胡宏學術思想的重要參考資料。此外，它對于研究胡宏的生平、政治態度等方面均有重要參考價值。《五峰集》還有明朝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刊行的六卷版曾行于世。
主要影響
創立湖湘學派
胡宏終身未仕，致力于學術，創建了和主持了湘潭碧泉書院、南岳文定書堂、寧鄉道山書院（又名靈峰書院）等。通過書院辯學，培養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儒家學者，如張栻、彪居正、吳翌、胡廣仲等人。 通過這一授學活動，胡宏和其父胡安國，以及其弟子張栻等人，在湖南省形成了時間最早、規模最大的理學學派湖湘學派。湖湘學派弟子千人，建立了以書院為中心的學術、教育基地，除了胡宏父子創建的碧泉書院、文定書堂等，還有其弟子們創建、主持的湘鄉市的漣濱書院、湘潭市的主一書院、衡山的南岳書院等。南宋時期，這一龐大的書院群成為湖南理學的學術中心和教育中心，并在全國產生較大影響，以至出現“人材輩出，有非它郡國所可及”的鼎盛局面。
湖湘學派是產生于湖南的第一個儒學學派，也是湖南思想文化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個儒學學派，也是一種區域文化的成果和標志。它扎根于湖南省，在區域文化中居于重要地位，代表了古代湖南的主要文化思想傳統，為湖湘文化的形成及特質奠定了基礎。對宋元明清時期湖南地區的學術思想、文化教育、人材群體等產生深遠的歷史影響。
湖湘學派在湖南地區建立了以書院為中心的學術教育基地，通過書院的延續辦學，促進了理學型湖湘文化的建構和發展。至南宋末年湖湘學派不復存在之后，湖湘學者所創立的書院作為湖湘學統的象征，延續辦學七、八百年之久。不僅著名的湖南大學岳麓書院在宋元明清一直興學不輟，成為湖湘文化的搖籃，其它如文定書堂、碧泉書院、城南書院、漣濱書院等，也往往是延續辦學，特別是在清朝辦學更盛。明清以來，湖南省涌現出一大批著名的學者、政治家，在中國歷史上產生了較大的影響，而這一批士人則大多受過湖南書院的教育，接受了湖湘學風的熏陶，因而和南宋湖湘學派的學者們保留著許多相同的特征。
思想影響
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繼承了胡宏的學術思想。從師承關系上看，胡宏是二程的第三代弟子，是朱熹的師輩，朱熹曾直接將胡宏之學作為其思想淵源之一。在本體論上，朱熹贊成胡宏“性立天下之有”的性本論觀點，胡宏認為性是無形體的永恒存在，朱熹吸收這一觀點，將周敦頤的“無極而太極”解釋成“無形而有理”。在心性論上，胡宏主張“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熹以批判繼承的方式將這一思想納入到自己的心性論中，認為“心妙性情之德”時，既指已發，還包括未發。在動靜關系上，胡宏肯定宇宙自然是一個無休止的運動變化過程，朱熹則認為動靜二字，相為對待。
胡宏的思想影響了當代新儒家，比如五十年代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他認為胡宏是真正繼承孔孟道統、繼承了周敦頤、張載、程顥“學術真傳”的嫡系，在他的《心體與性體》一書中可以看到胡宏對其學術的影響。牟宗三將胡宏《知言》的主要內容概括為本體論和工夫論。胡宏提出了“性為大體”的性本論哲學，這影響了牟宗三關于“心體”和“性體”的觀念。胡宏強調“道充乎身，塞乎天地”“存乎飲食男女之事”，牟宗三稱之為“人本人文之立場”。胡宏提出性為“天下之大本”，由性可以通達天道，這與新儒家學者所要建立的“道德的形上學”一致。
人物評價
南宋理學家朱熹評價：胡宏學識豐富，節操高潔，在當代沒有人能比得上他。
其弟子張栻評價：胡宏是堅持儒家傳統學說的核心人物，是德高望重之人。
清朝史學家全祖望評價：南宋紹興時期的眾位儒家學者的學術造詣，沒有比胡宏更高的。
現當代國學大師錢穆評價：南渡以來，湖湘之學稱盛，而以胡宏巋然為之宗師。
現當代哲學家陳來評價：胡宏的時代，道學仍處于受壓禁的狀況，而胡宏并不受時論影響以振興道學為已任，體現了獨立的思想品格。
現當代宋明理學專家王立新評價：胡宏和董仲舒的命運似乎剛好是兩極，董太后似在未被真正理解的前提下遭到了強烈批判，而胡宏則在被完全誤解的情況下得到了褒揚。
現當代學者朱漢民、陳谷嘉評價：胡宏在“守其家傳”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性與天道”的理學主題，在理學范疇體系上奠定了湖湘學派的理論基礎，可稱之為湖湘學派的奠基者。
人物關系
學術相關人物
胡安國
胡安國（公元1074—1138年），兩宋之際建州隆安（今福建武夷山市）人，字康侯，學者稱武夷先生。趙煦紹圣四年（公元1097年），中進士第三名，除荊南府教授。歷任太學博士、提舉湖南省學事等職。胡安國呂振羽二程門人謝良佐、楊時、游酢交往，以求理學學統，自言“三先生(指謝、楊、游)義兼師友，然吾之自得于遺書者(二程)為多”。
從楊時、游、謝良佐游。靖康元年(1126)，累為中書舍人，尋遭宰相何卓排擠，除集英殿修撰、知通州。紹興元年(1131)，召為中舍人兼侍講，獻《時政論》二十一篇，授給事中兼侍讀，專講《春秋》。次年，因反對起用朱勝非代秦檜為右相，被左相呂頤浩貶逐，落職，提舉仙都觀。官終左朝散郎、徽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八年（公元1138年）四月，胡安國逝世，享年六十五歲。卒謐文定。著有《胡氏春秋傳》、《上蔡語錄》等。
張栻
張栻（公元1133年—公元1180年），字敬夫（也有寫作敬甫），又字欽夫（因避諱而改）、樂齋，號南軒，世稱南軒先生，漢州綿竹（今屬四川省） 人。湖湘學派重要代表人物，與朱熹、呂祖謙并稱“東南三賢”。
張栻的父親是南宋中興名相張浚，張家幾代仕宦，政聲廣播。張栻八歲便離開故里四川，隨父親張浚到長沙市。紹興市十六年（公元1146年），張浚落職連州市，對十三歲的張栻進行系統的儒家經典與圣人之道的教育。張栻十五歲已在學林中嶄露頭角，常與湖南帥司參議官宋翔等詩詞來往。二十三歲時，張栻寫作《齋銘》，提出“實為貴”的經世思想和“實不在外，當愨于己”的察識涵養的為學之方。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張栻拜胡宏為師，請教河南二程之學，此后奔走講學，廣收生徒，傳授湖湘之學，拓展湖湘學派的規模。淳熙七年（公元 1180 年），張栻遷集英殿修撰，提舉武夷山沖佑觀，于同年八月病逝，享年四十八歲。趙擴嘉定八年（公元1215），張栻獲賜謚號“宣”，后人尊稱張宣公。趙昀景定二年（公元1261年），追封華陽伯，孛兒只斤·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從祀孔子廟。
親屬
主要弟子
人物爭議
關于胡宏的生卒年，目前存在爭議，主要有四種說法。根據上海辭書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版《辭海》記載，胡宏生于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卒于高宗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根據臺灣鼎文書局版《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記載，胡宏生于宋徽宗崇寧五年（公元1106年），卒于紹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根據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記載，胡宏生于宋徽宗崇寧元年（公元1102年），卒于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
根據國學學者王立新，在所著《胡宏》中考證，胡宏生于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卒于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其依據是胡寅在所著《斐然集》卷二十七《祭弟媳唐氏》中說胡宏妻唐氏卒于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而胡宏《與秦檜之書》中稱“而今年又喪婦”，可知胡宏寫這封信的時間為紹興十七年。他又在信中說“四十三矣”，可知胡宏當時四十三歲，上推四十三年，胡宏的出生日期為宋徽宗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而朱熹在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為胡宏詩作跋中說，“明年胡子卒”，故胡宏卒于紹興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