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公元1389年一1464年），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市南薛里（今屬山西省運城市）人。明代前期思想家、理學家，河東學派的開創者，故而又被稱為薛河東。
薛瑄出生在一個儒學世家，其父薛貞曾中舉人，時任北平元氏縣（今河北省省石家莊市元氏縣）教諭。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薛瑄中進士，但七年后才正式踏入仕途，初授監察御史、出監湖廣銀場，后來又歷任云南省道監察御史、山東省提學事、大理寺卿。因不阿附當權宦官王振，薛瑄遭到王振嫉恨。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薛瑄上奏為死囚辯冤，王振指示都御史王文誣告其判案不合理，同時又指示言官彈劾薛瑄貪污受賄罪，朝廷將薛瑄以死罪下獄。之后，因兵部侍郎王偉為其上奏申訴，薛瑄被免官后放歸田里。土木堡之變后，薛瑄被起任南京大理寺卿。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奪門之變，朱祁鎮朱祁鎮復位，薛瑄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于內閣參與機務。同年六月，薛瑄辭官致仕，回鄉研學著書，開館授徒。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十五日，薛瑄病逝，臨終留詩說“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其死后被追贈為禮部尚書、資善大夫，謚文清，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從祀孔子廟。
薛瑄有《定次孝經今古文》《從政錄》《讀書錄》《讀書續錄》《敬軒集》等著作。其學問上從程朱提倡的“主敬”入手，注重存心、收放心的功夫，倡導實學思想，強調學習應貼近實踐，批評滋生空談的科舉詞章之學。薛瑄開創山西省學派，對朱學體系進行了重要的修正和推動，同時開啟了實學思潮，在明代理學史上起到了承前啟后的作用。其學派門徒遍及山西、河南省、關隴一帶，蔚為大宗。其學傳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呂大鈞兄弟為主的“渭河平原之學”，其勢“幾與陽明中分其感”。清人視薛學為朱學傳宗，稱之為“明初理學之冠”“開明代道學之基”。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將薛瑄和趙南星、魏廣微三人并稱君子，說他們以清正剛直，啟迪了正統的學問，是開啟新時代的先兆。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八月初十日，薛瑄出生在北平元氏（今元氏縣）一個儒學世家，其父薛貞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起任北平真定府元氏縣儒學教諭。薛瑄從小接受良好的儒家傳統教育。永樂七年（1409年），其父薛貞改任河北玉田縣（今河北唐山市玉田縣）學教諭，薛瑄隨行，他在此師從魏希文、王素亨、李太亨、范汝舟、徐懷玉等耆儒碩老，學習倫理學，奉程朱理學為道學正脈。
高中進士
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薛貞改任河南鄙陵縣教諭，薛瑄又隨父居鄙陵。薛瑄在鄙陵縣學補弟子員。次年，薛瑄舉河南省鄉試第一。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薛瑄中進士，時年三十三歲，官至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中進士后歸家省侍，之后因祖父母相繼去世，其父薛貞丁憂，家居五年，他陪侍左右。永樂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薛貞丁憂期滿，起復為河內（今沁陽市）教諭，薛瑄隨父遷居。同年八月，朱高熾登基，薛瑄隨其父前往北京朝賀。洪熙元年（公元1425），薛貞病故，薛瑄居父喪。
為官生涯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十二月，薛瑄奉朝命赴北京。次年，授監察御史，出監湖廣（今湖南省和湖北省）銀場，不久又改為監阮州銀場（阮州屬于湖廣道辰州府，下轄的一個州，位于今湖南省懷化市），他由此開始踏上仕途，前往湖北任所。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薛瑄的繼母許姓去世，他返回滎陽市（位于今河南省鄭州市）丁憂。兩年后，丁憂滿，薛瑄赴北京，不久被任命為云南省道監察御史。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薛瑄被吏部尚書郭珊薦舉為山東省提學僉事，薛瑄欣然就任。此后的六年時間里，薛瑄在山東潛心教育，弘揚理學，誨人不倦。
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薛瑄被授予大理寺右少卿，不久轉任左少卿，薛瑄作《大理箴》以自警。薛瑄因為不阿附太監王振，被王振嫉恨。兩年后，他因為死囚辯冤，被王振指示都御史王文誣告判案不合理。王振同時指示言官彈劾薛瑄貪污受賄罪，導致薛瑄以死罪下獄。刑部三次覆奏重審薛瑄案，兵部侍郎王偉也為薛瑄申訴冤屈，薛瑄得以獲釋，免官后放歸田里。之后，薛瑄隱居山西省故里，潛心修習。
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發生“土木堡之變”，朱祁鎮被瓦剌俘虜，英宗弟郕[chéng]王朱祁鈺監國，于謙升任兵部尚書，薛瑄被召回京城（今北京）。朱祁鈺登基即位后，任命薛瑄為大理寺右寺丞。次年，薛瑄赴四川省、貴州省督運軍餉，回京后他升任南京大理寺卿。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正月，副總兵石亨、太監曹吉祥等人發動奪門之變，明英宗朱祁鎮復辟。薛瑄升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于內閣參與機務，同年會試，他是考官之一。
辭官病逝
明英宗復辟后，于謙被處死，曹吉祥、石亨把持朝政；朱祁鎮又從西番購獅子，薛瑄認為這是玩物喪志。于是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六月初十，薛瑄以年老多病為由上奏乞致仕，不允，三請致仕。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六月十五日，薛瑄病逝，享年七十二歲。彌留之際，他寫下《臨終口號》：“土床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薛瑄去世后，被追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時期，給事中張九功奏請薛瑄從祀孔子廟，朱祐樘朱樘下詔準許薛瑄家鄉的文廟從祀。之后，給事中楊廉奏請將薛瑄所著《讀書錄》印發給國學學習，并請明孝宗為其正名，明孝宗下詔稱之為“正學”。隆慶五年（公元1571年），經廷臣奏請，朱載坖朱載下詔準薛瑄從祀孔廟。
主要思想
宇宙論
理氣觀
理氣觀討論“理”與“氣”的關系問題。理氣關系問題本來是客觀事物的規律性與事物本身的關系問題，亦即事物的共性與個性的關系問題，但在宋明理學中卻被當作或最終歸結為精神與物質或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薛瑄用理與氣來解釋宇宙萬物之所以生成的。薛瑄在理與氣的關系問題上，基本觀點是認為理與氣密不可分，即理氣“無縫隙”“無間斷”“無先后”。薛瑄認為氣是宇宙永恒過程自身的一部分，存在于宇宙的各個階段，并且總體上看是永恒的，但個體存在生滅。而理是氣之中的一種實體。從宇宙生成始至萬物變化過程中，理與氣始終緊密結合，不存在先后之分。他反對朱熹的“理在氣先”說法，認為在天地形成之前已存在氣，其中包含理，因此理并不一定先于氣。他也反對朱熹關于“太極不自會動靜”的說法，認為太極具有動靜之能，與明初理學家曹端一樣主張太極有活力，不是枯寂無用之物。
同時，薛瑄用“日光載鳥”等比喻，來說明氣有聚散而理無聚散的特點，提出理是無形的、絕對的存在，不受聚散影響；而氣則是暫時的，相對的。這一觀點是他理學理氣論的矛盾之處，根據這一說法，理與氣依然是性質不同的“二物”，理氣之間依然有“縫隙”。
氣化說
薛瑄宇宙觀理論的又一最基本方面，是在堅持“氣本論”的基礎上，繼承發揚《易傳》關于陰陽矛盾變化的觀點和張載所謂“宇宙即氣”的思想，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宇宙萬物發生發展的“氣化”學說。薛瑄從氣本論出發，提出了“太虛之氣”為宇宙萬物的本源的觀點。他認為“太虛之氣”就是象“天地間游塵紛攏”那樣的一種至精至微、至清至虛的氣體。而一切有形的物體，皆是由太虛之氣凝聚的產物。氣因有動靜而有陰陽之分，陰陽二氣的矛盾運動，氣化而形成天地，進而形成有形體的萬事萬物。宇宙被氣所充塞，空間上無窮無盡，時間上無始無終，無限發展。
薛瑄認為氣機是宇宙之氣的內在機制，是事物發生的根本動因。氣機之運是無比精妙密微的，也被稱為“密移之機”。它是天地萬物發生的根本動因，其運行狀態連綿不斷，就像“游云”、“游塵”、“普氏野馬”一般。氣機之運的持續不斷主要源自其自身的內在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并非受主觀意志或外部神秘力量所控制，而是太虛之氣的內在屬性，往復循環推動著事物的發展。薛瑄強調人們應當善于把握“氣機之運”按照事物運動的內在規律，預測事物發展的未來，這樣才可能達到成功，避免失敗。
認識論
“以心映理”的反映論
薛認識論的最基本方面，是在堅持以氣為本，理氣合一的宇宙觀基礎上，批判地吸取 朱熹“即物窮理”說的合理內核，提出了“以心映理”的樸素反映論。薛瑄主張人心具有認識客觀事物的特殊功能，認為心能夠反映萬物的理。在他看來，心與理之間是主體和客體的關系。他使用了“心鏡”之喻來形象地表達認識主體反映客體的思想，強調心理能夠清晰地反映客觀事物的規律。薛瑄提出心在認識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他認為心具有聯想、推理的功能，能夠指導認識過程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而在認識的過程中，需要格物致知，即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深入研究，探究其實質，以實現對知識的獲取。薛瑄提出認識運動是由感性上升為理性的深化過程。他強調感性認識是理性認識的基礎，但理性認識具有融會貫通感性認識的主導作用。認識過程是漸進的，需要持之以恒地不斷積累和探求。
“知行兼盡”“以行為本”的知行觀
薛瑄明確提出了“知行兼盡”，“知行兩得”而“不可偏廢”的思想。他認為“知”，是指對于客觀事物之理的認識或知識，“行”，則是在認識指導下按照客觀事物之理去實行。在這個意義上，知與行雖然在表象上有所區別，但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缺一不可。沒有明確的認識，實踐就失去了方向；沒有實踐，認識也就失去了意義。因此，他強調知行不可偏廢，認為二者互相存，相互促進。
薛瑄指出知對行的指導作用，認為離開了知的指導就會導致盲目行動。同時，他也強調行對知的基礎作用，認為只有通過實踐，知識才能得以驗證和完善。而行動比知識更為困難，因為人們往往可以理解道理，但卻難以將其付諸實踐。他重視行對知的基礎作用，認為真正的知識應當是經過實踐驗證的。只有通過實踐的檢驗，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本質，確保知識的真實有效。
心性論
心本體論
薛瑄強調心學的重要性，認為正人心、正君心是振興國運的根本，王道的實行在于正心修身。他提出了“立心為本”的命題，將心比作水之源，認為心正則事正，強調心的純凈與正直對行為的影響。薛瑄倡導“從事于心學”，強調學問不應滯留于言辭之間，而應注重身心修省和實踐。他受朱熹心本論的影響，認為天下之理具于吾心，將心視為萬物的本原，將其稱作“心體”，認為心體無窮無外，無物不包。他提出“萬物備于我”的命題，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各種道德原則與心體相聯系，認為心體是宇宙萬物的精神實體，主宰著一切。
泛性論
薛瑄的性論，是宋代理學家心性天人說的繼承發展，以“天人合一”為出發點和歸宿。薛瑄認為，性是人與萬物的普遍本性，是通人物而言的。性無所不包，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到人之身心，乃至儒學道統，皆由性一字括盡。在薛瑄的理論中，性具有本體、本源的意義，與天道合一。他將性視為天地間的至高至貴者，認為性直接來自天地或者天。
薛瑄將性與社會倫理綱常聯系起來，認為仁義禮知等道德規范都是性的體現。他主張性即道，是宇宙萬物的至高本源，而三綱五常乃是性的分支和體現。他將性視為儒家傳統的核心，批評不承認天命之性的荀子和揚雄，認為只有識性才能真正領悟儒學之要，堅持儒家道統。
復性說
薛瑄提出“復性則可以入堯舜之道”的復性說。復性就是改變氣質之性，回復本然之性。氣質之性因氣有清濁故有善有惡，而本然之性則至善無惡。因此，復性即意味著改變惡濁的氣質，回復至善的本性。薛瑄將人的氣質之性劃分為圣人、賢人、中人、下民等四個不同的品級。圣人具有最清最秀之氣，而下民則具有昏暗之氣。自賢人及以下，皆需要復性。復性的目標是使人能夠達到圣人的境界，進而成為圣人。賢人通過復性可以逐漸向圣人境界靠攏，因此復性被視為通向圣人之道的一種途徑。復性的實踐方法主要包括“遏欲存理”和“下學上達”。通過遏制私欲、存天理，改變惡濁氣質，回復本性善良。同時，注重從日常生活中的人倫事務開始，以此為基礎逐步修養自身，達到復性的目標。
治學思想
薛瑄倡導和確立了求實理，務實用的“實學”思想和學風。他認為學習應該貼近實踐，強調“言不及行，可恥之甚”，提倡“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薛瑄認為，空談理論而不付諸實踐是可恥的，學習應該貫徹實踐，不斷積累經驗。他對科舉詞章之學持批評態度，認為滋生了一批只講說，不實行的“章句之徒”，以及一批為科目而著書、教學的“俗儒”，這些人不辨是非真偽，最終導致偽學亂真，影響后學。因此，薛瑄主張讀書、寫書應該是為了“防檢此心”，強調真正的學習目的在于培養人的內在品德和實踐能力，而不是為了名利或炫耀新奇的著述。
人物著作
薛瑄一生著述頗豐，主要著作有《定次孝經今古文》一卷，《從政錄》一卷，《讀書錄》十卷，《讀書續錄》十卷，《敬軒集》四十卷，詩八卷。其中詩八卷，由其孫刑部主事薛整理為《河汾詩集》，一千一百三十首。
當代出版書籍有《薛瑄全集》，收錄其《讀書錄》《讀書續錄》、詩、奏章、墓表、祭文、理學粹言、從政名言等著作文章，并有后人所著薛瑄實錄、年譜，以及薛氏族譜等內容。《薛瑄全集》共三冊，由三晉出版社出版。
主要影響
開創河東學派
薛瑄籍屬古河東地區，他晚年曾兩度“講學河汾”，第一次是在正統十四年至天順元年（公元1449年—1457年）期間，第二次是在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前后。這兩次講學活動在當時吸引了秦、楚、吳、越間來學者以百數，由此創立了山西省學派，其弟子遍及山西、陜西省、河南省、湖北等地。影響及于關隴和北方諸省，蔚為大宗，稱做“北方的朱學”。河東學派的特點是融合了程朱之學，注重實學思想，強調篤實近理，不事言語文字，而是注重躬行實踐。河東學派傳至明代中期，又形成以呂博（呂柟）為主的“渭河平原之學”。河東學派與王守仁的姚江之學，是構成明代理學思潮的兩大主要流派。
變革朱學體系
薛瑄對朱熹理學進行了批判和修正，特別是對朱學的“理在氣先”和“理氣決是二物”的觀點提出了異議，他提出“理只在氣中”的命體觀，為朱學體系帶來了重大變革，促進了朱學的分化，為后來的“氣學”思潮奠定了基礎。薛瑄強調實踐，反對空談，提倡“求實理，務實用”的實學思想和學風，開啟了明代實學思潮的歷史先河。他的學說被稱為“篤實踐履之學”，在理論和實踐上促進了學界對于經世致用的重視。在“心性天人”等理學根本問題上，薛瑄提出了一系列有別于朱熹的獨到見解，特別是強調“正君心”的重要性，認為通過“從事于心學”可以振興國運，對明代中葉“心學”思潮的泛起起到了一定的誘發或啟迪作用。綜上所述，薛瑄在明代理學史上承前啟后，對朱學體系進行了重要的修正和推動，同時開啟了實學思潮的興起。
文學成就
薛瑄的五言、七言古詩歌都很出色，詩風近乎唐人，五言古詩風格近似王維、韋應物；七言古詩雄奇，頗似李、杜。五律、五絕不多，但寫得很清新。七絕寫的很有神韻。薛瑄的散文中也不乏上乘作品，比如有名的《游龍門記》，是明代散文之冠。《游草堂記》《貓說》《捕虎答》等也都是上乘之作。他的文章思想性很強，有的直抒胸意，有的寓意深刻，表達了他的“忠國愛民”之心。他的書信、序文中有好些表達了他剛毅嚴肅的性格。《四庫全書總目錄提要》肯定薛瑄在文學方面的造詣，說他的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絕不以俚語破格，有德有言。
人物評價
薛瑄臨終自我評價：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釋惟覺性天通。
明朝禮部侍郎葉盛評價：文臣中，儀智、薛瑄等人具有莊重嚴峻風骨氣節。
明朝學士劉定之評價：薛瑄仰慕古人，以直道立身，談說義理，善良美好，進不攀附權貴，退不留戀權力，是一代名臣
明朝理學家羅欽順評價：薛瑄學識純正，實踐篤實，舉動以義為主，其言論雖間有可疑，然而考察其行動，未有能比得上他的，可稱得上君子儒士。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評價：薛瑄、趙南星、魏廣微這三位君子，以他們的清正剛直，啟迪了正統的學問，這是開啟新時代的先兆。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評價：山西省之學沒有見性之識，薛瑄說“此心始覺性天通”。倒不是欺騙人的話，只是無必要的夸大其詞了。
清朝史學家查繼佐在《罪惟錄》中評價：薛瑄為大理寺卿，有能力去監察王振，如果能和三楊（指楊士奇、楊榮、楊溥，三人均歷仕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四朝，先后位至臺閣重臣）一樣有把握的穩步行動，王振就不能擅主大權。如果不行，就潔身而退。但他風格太露，差點不能幸免殺身之禍。
當代哲學史家陳來在所著《宋明理學》中評價：薛瑄是一個“實踐之儒”，立身行事。嚴辨公私，不惜上忤[wǔ]權貴，決不枉公詢私。
浙江工業大學教授錢國蓮在所著《薛瑄年譜》中評價：薛瑄是明代第一位從祀孔子廟的大儒，其為官頗有政聲，清正廉明、剛正不阿、勤政為民。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漢學教授富路特在所著《明代名人傳》中評價：薛瑄是程頤和朱熹的忠實追隨者，他專注于自己的修養，并追求道，潛心研究四書和宋代理學。
人物關系
人物軼事
不阿附權貴
明正統年間（約公元1440年前后），太監王振權傾一時，邀請薛瑄拜入他門下。薛瑄拒絕，說哪有朝廷官員私下拜入太監門下的。在路上遇到王振，其他人對王振行跪禮，只有薛瑄不肯下跪，于是王振惱怒薛瑄。景泰初年（約公元1450年），薛瑄為南京大理寺卿，朝中大太監金英奉使路過南京，南京公卿都為其餞行，只有薛瑄不去。
為官剛直
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某位指揮去世后，其小妾有美色，王振的侄子王山想納這名小妾，指揮之妻不肯。于是小妾誣告指揮之妻毒殺了指揮，指揮之妻被關入都察院審訊，屈打成招。薛瑄認為這是冤案，不肯執行死刑。都御史王文按照王振的授意，誣告薛瑄，以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人判案不合理，同時受王振指示的言官彈劾薛瑄受賄，于是三人一起下獄，薛瑄被判死刑。在獄中等待處決時，薛瑄仍照常讀《易》，他的三個兒子，請求一人代父親死，兩人充軍，不準。到快行刑時，王振府上的廚師大哭，王振問他為何哭，廚師說，他聽說今天薛先生要被處死了。王振大受震動。此時，刑部第三次覆奏重審薛瑄案，兵部侍郎王偉也為其申冤，于是薛瑄被免除死罪。
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薛瑄在任職南京大理寺期間，有富豪殘虐人命，卻遲遲無法定罪，薛瑄按法度將其處決。之后，薛瑄奉詔回北京，任北京大理寺卿。蘇州市出現饑荒，有貧民搶了富豪的糧食，燒毀富豪的府邸。都御史王文判決為叛亂，共二百余人按罪都要被處死。薛瑄極力為這些貧民辯護，說罪不及此，于是得以減免刑罰。
后世紀念
薛瑄紀念館
在薛瑄故鄉山西運城市里望鄉平原村，有薛瑄紀念館。該紀念館是薛瑄廉政文化園的核心部分，整個文化園由薛瑄紀念館、薛瑄故居、薛瑄家廟、廉政戲臺、清風巷道、聚秀廣場六個部分組成。薛瑄紀念館包含心之初、廉之途、儒之宗、文之風、法之范、家之道六個篇章。
薛瑄誕辰紀念
1990年9月13日到16日，為紀念薛瑄誕辰600周年，在山西省運城市舉行了學術思想討論會。討論會是由山西省哲學學會、山西省社科院哲學研究所、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編輯室、三晉文化研究會運城分會、運城市教育學會、運城地區史志學會、中共萬榮縣委、萬榮縣人民政府、河東文化研究中心、運城高等專科學校職合發起組織的。出席會議的有來自北京、山東省、河北、內蒙、廣西壯族自治區、甘肅省、陜西省、青海省、山西的專家、學者、教授以及薛氏后裔的代表共60人。大會收到專著和論文36篇（本）。
參考資料 >
河津市農村經濟事務中心廉政教育走進薛瑄故里.黃河新聞網.2024-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