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書》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周敦頤的代表著作之一，本名《易通》，共四十章。宋代祁寬認為“通書”一名是就周敦頤著作的特點而命名的，如其言：“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形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今傳本由南宋朱熹整理過，并有《通書解》。此書除編入《周子全書》外， 1936年中華書局收入《四部備要》時，題為《周子通書》。
其內容主要是通過對《易傳》中辭句的解釋，發揮其觀點。其中也解釋了《中庸》《論語》等書中的辭句，并同《易傳》合在一起。其核心觀念是“誠”，“誠”包括天道和人性兩重意義， 為人生最高原則。它既是“寂然不動”的宇宙中心，又是“純粹至善”的道德本體。要達到“誠”的道德境界，必須通過“靜虛”“無欲”的道德修養的途徑。
從易學史上看，其對《周易》經傳的理解，既不同于漢易，也不同于道教易學，而是把它看成是講政治教化和道德修養的典籍，表現了理學家解易的特色。從哲學史上看，此書也是為其成圣人的理論，立一形上學的依據，對程朱學派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通書》開啟了宋明理學家對于“孔顏樂處”這一重大問題的探索，為宋明理學家提供了新的學術范式。南宋理學家、湖湘學派奠基者之一的胡宏評價曰：“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回之學，然后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門事業無窮也。”
作者簡介
周敦頤（1017年5月5日-1073年7月14日），為北宋道州營道縣（今湖南省道縣）人，初名敦實，避趙曙諱改名為敦頤，又名元皓，字茂叔，號濂溪，世稱濂溪先生，謚號元，也被稱為周元公。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被推為“北宋五子”之一。
北宋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周敦頤出生在一個書香仕宦之家，良好的家庭環境讓他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養。其舅鄭向作為龍圖閣大學士，對他影響頗多，讓他得到了蔭補入仕的機會。周敦頤在為母服喪期滿后，開始了他的地方仕宦生涯，從北宋慶歷六年（公元1046年）到北宋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整整22個年頭， 周敦頤一直在州縣兩級地方官的職位上徘徊，歷任蘇仙區縣令、 合州判官、永州通判、邵州知州等職，縣令、通判等官，周敦頤任職期間恪盡職守，清正廉潔，造福百姓。憑借自己的才能受到賞識和舉薦，最后升職為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周敦頤繼承了漢代以來的官教合一的傳統，在理政之余，還講學。作為文人，在理政講學之余還作文，有多部著作傳世。周敦頤晚年歸隱九江，公元1073年（北宋熙寧六年），周敦頤病逝于廬山濂溪書堂，終年57歲。
周敦頤的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著作《通書》《太極圖說》中，主要有宇宙生成論、“誠”本說，但是后人又從周敦頤的字句中窺到他的生死觀、道德價值觀、文學思想、社會主義和教育思想。周敦頤作為宋明道學家解易之先驅，依據《易傳》《中庸》和唐韓愈《文心雕龍·原道第一》，接受道教、佛教的某些思想，提出了太極、理、氣、性、命等一系列哲學范疇，成為宋明理學的基本范疇，為宋明理學哲學體系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著作有《通書》《太極圖說》等，后人編有《周元公集》，存詩28首，賦1篇，文4篇，代表作為《愛蓮說》。
書名釋義
《通書》本名《易通》，后根據祁寬的《通書后跋》更名為《通書》。1936年，中華書局收入《四部備要》時，將《通書》題為《周子通書》。祁寬對《通書》的名稱做了一番解釋，他認為“通書”一名是就周敦頤著作的特點而命名的，言“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字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以通，其示人至矣，學者宜盡心焉。”
成書過程
《通書》是周敦頤的代表作之一，其在周敦頤去世后才由人整理、命名和刊刻。關于周敦頤的著作，最早的記載見于潘興嗣的《濂溪先生墓志銘》中：“（周敦頤）尤善談名理，深于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今藏于家。”對此，朱熹認為潘興嗣《墓志銘》中提到的周敦頤著作是三種，即《太極圖》《易說》《易通》。朱熹還進一步指出，在周敦頤的這三種著作中，所謂的《易通》就是后世所流傳的《通書》。
朱熹曾對周敦頤的著作進行過三次整理和編定。他第一次編定的“長沙本”因沒有留下“序”“記”之類，今已無法得知其確切內容。朱熹后來又編定了“建安本”和“南康區本”。《通書》因文字過簡，涉及的問題很多，因而難于把握。朱熹在《通書后記》中談到研讀《通書》的三個階段：“朱熹早歲時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李侗之門，然后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初有所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為之愈深，而不我欺也。”朱熹研讀、考訂《通書》前后達三十年之久，然而對于其“宏綱大用”，朱熹不敢自認為完全清楚，體現《通書》之深奧難讀。
內容主旨
《通書》其內容主要是通過對《易傳》中辭句的解釋，發揮其觀點，如根據祁寬的《通書后跋》，《易通》更名為《通書》。其中也解釋了《中庸》、《論語》等書中的辭句，并同《易傳》糅合在一起。從易學史上看，其對《周易》經傳的理解，既不同于漢易，也不同于道教易學，而是把它看成是講政治教化和道德修養的典籍，表現了新儒家解易的特色。從哲學史上看，此書也是為其成圣人的理論，立一形上學的依據，同樣對道學家的哲學發展起重要的影響。
道德修養思想
周敦頤在《通書》前三章節中主要闡明了怎樣成為圣人，即他把圣人作為道德修養完善的最高目標。第一，他認為“誠”是做圣人之本，把“誠”作為其道德哲學的基本觀念。周敦頤還認為，“誠”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就是說，人的仁、義、禮、智、信所謂“五常百行”，都是“誠”的體現，都離不開“誠”，否則，就會走入邪路。第二，“仁義中正”是做圣人的基本內容。周敦頤認為，當人活著的時候，頭等重大的事情，是學做圣人。第三，“無欲”是做圣人的要旨。周敦頤繼承古代儒家“中庸”、道家“清靜”、佛教“寂靜”的思想，提出了“主靜”的學說，來作為封建道德的修養方法。周敦頤認為，人只要做到了“無欲”、“靜虛”、“動直”，便進入《通書·富貴第三十三》中“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的思想境界。
誠本說
《通書》中最為重要的是論述并發揮了“誠”的思想，“誠”包括天道和人性兩重意義， 為人生最高原則。它既是“寂然不動”的宇宙中心，又是“純粹至善”的道德本體。周敦頤力圖將儒家倫理的根據與宇宙演化的本源統一起來，使儒家的倫理原則升華為宇宙萬物的本體。在《通書》中，周敦頤融會易、庸之學，從本源或說本體的角度規定、論釋儒家“誠”的范疇。周敦頤注重從天道的角度論釋“誠”，肯定“誠者，圣人之本”，目的在于肯定“天之誠”乃“人之所得以為圣者”的條件或根據，他把“誠之源”歸于“乾元”，肯定“誠之立”有待于“乾道變化”，將“誠”與天道置于同一個層次，此時，“誠”已經成為一個具有本源、本體意涵的范疇。
“無欲”思想
對于“無欲”的修養論，周敦頤在《通書》中將孟子的“寡欲”推演至“無欲”。周敦頤在《通書·圣學第二十》中，以問答的形式指出無欲是學做圣人的唯一要義。周敦頤告訴提問者，圣人是可以學而至之的，學做圣人的要點是“一”，這里的“一”就是“無欲”，只有無欲才能夠做到靜虛動直，從而達到明通公溥；達到了明通公溥，圣人的修養就差不多完成了。要想學做圣人，心中就必須全太極之實理；太極是純粹至善禪師的，所以，全此實理的人心也就必須是無欲的。周敦頤將理論基礎上推到了天理層面，講“一者無欲也”，這里的“一”就是太極、是天理，“無欲”是它純粹至善的狀態。天理是純粹至善的，沒有纖毫私欲，其動靜皆是從天理流出；而無欲又貫通天理之動靜，使其從始至終、從表至里都是純粹至善的狀態。
文論與樂論
《通書》涉及的內容廣泛，除了品格修養、行政思想外，還論及文藝方面的問題。在當時社會，文藝并非處在重要地位，只是雕蟲小技，是不能與大道相提并論的“藝”。《通書》中，其文藝思想主要包括文論和樂論兩個方面。周敦頤認識到了文辭的作用，文辭美則讀者喜愛，讀者喜愛則有利于思想的傳播，反過來則是《通書·文辭第二十八》中，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能行文修辭，也是一門藝術。但同時，其又流露出重道德而輕文藝的思想，“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周敦頤從大量的事實中，看到文與道實際存在矛盾統一的關系。所謂文以載道只是文與道關系的一個方面，或者是某個特定階段的關系。
此外，《通書》還提出了一系列有關音樂與自然、音樂與人情、音樂與政治，以及古樂與今樂、曲與詞之間的關系。周敦頤認為，音樂之和不過是來源于自然之和，而音樂藝術的和諧又反過來影響大自然的和諧。周敦頤把音樂放到天地宇宙大化中，找到音樂與自然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影響。而人只不過是天地自然的一個組成部分，音樂感染的對象主要還是人。周敦頤在《通書》第十三章中提出禮先樂后，實質涉及音樂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指出禮、樂都是政治工具。周敦頤提倡古樂，《通書·樂上》中的觀點與他的主靜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通書·樂下》章還論及歌詞問題，周敦頤說：“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也亦然。”就如同他在文論中強調“文以載道”一樣，音樂的曲調用以歌詠樂辭，樂辭是曲調的核心，美德又是樂辭的核心，這樣樂論文論又殊途同歸，直指心性道德這個核心。
生成論
在《通書·理性命第二十二》中，周敦頤對宇宙萬物的生成過程作了更具體的論述：“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即是說，天地萬物乃是陰陽二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化生而成，五行與陰陽二氣各有其不同的質，但二氣的本源是“一”，一生二氣，二氣又化生出萬物。也就是說，萬物皆源于式相一致。
治國論
周敦頤在治國理論上亦融合了道家的思想主張。例如，他在《通書·順化第十一》中說：“圣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天道行而萬物順，圣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眾，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其中，“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是儒家的政治理想，而“大順大化，不見其跡，莫知其然之謂神”的藍圖則凸顯出濃厚的道家政治主張的神韻。對于“公”的追求亦是周敦頤的道德理想和政治訴求。他認為，“圣人之道”就是要踐行“至公”的美德。周敦頤“至公”的道德理想和政治訴求既是對前賢思想資源的繼承，又不僅限于思想理論層面的闡發，亦不再停留于效法天地這一致思方式，而是進一步從具體的修養之道入手，探尋培養和踐行“公”的途徑，以求能夠臻于“至公”的“圣人之道”。
相關著作
《通書解》
《通書解》是朱熹對《通書》的疏解，在文字章句上較為平實，但對此書的思想觀點的把握，未必符合周敦頤的原意。朱熹實際通過注釋，闡發了自己的世界觀。如朱熹在解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時說：“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于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將“理”與“乾元”掛起鉤來，把它當作世界的本體。又如《通書》第二十二章“理性命”，朱熹在第一節下注曰：“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敦能明之。”后人沿襲范仲淹，以為“此篇言理為心之太極”。其實，各章的標題本來就是朱熹編訂時所加，周敦頤在此章并沒有提到“理”字，而且周敦頤并沒有提出“理”的范疇。《通書》其他地方談到“理”，均作條理解。
《通書解》有清康熙刻《朱子三書》本、清乾隆元年李清植刻愛新覺羅·颙琰六年補印《李文貞公全集》本、光緒年間《重刊道藏輯要》本等。后人所編《周濂溪集》、《周子全書》等，均在《通書》后附以朱熹的注解。
《太極圖說》
《太極圖說》，本名《太極圖易說》，是北宋理學家周敦頤對《太極圖》所做的文字解說，詮釋太極概念，闡說萬物化生之理。該書全文共249字，現流傳較廣的版本由南宋朱熹整理，收錄于其《近思錄》中。
《太極圖說》是周敦頤依據《周易》的《系辭傳》中的八卦生成理論建立的學說，對天地萬物的根源、宇宙生成圖式進行了解釋和說明。《太極圖說》分為《太極圖》和《說》兩部分，《太極圖》以圖精演“太極—陰陽—五行—萬物”的宇宙生成論，而《說》則是對圖的闡釋，《圖》與《說》可謂相輔相成，兩者共同闡發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說》只有二百四十九個字，前一百三十個是對《圖》的闡釋，其后的一百一十九個字不僅闡釋以“人極”為中心的人道觀，又重點說明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觀。
《太極圖說》的宇宙論思想奠定了宋明理學的理論基礎，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通過對古代儒學經典《周易》中《系辭》的深入理解，將其中的形而上思想進行了系統化的提煉，開啟了宋明理學這一全新的儒家思想理路。該書作為兩宋理學的奠基之作，在儒家倫理哲學的發展進程中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是儒家倫理問題與道教形而上學思想、佛教“空”的哲學思想的結合。
傳世版本
影響
對宋明理學
《通書》在理學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其建立了一個以“誠”為核心的心性論，而心性論是宋明理學的核心。該書完整地討論了心性論的問題，并在解答人的心性與宇宙本源的關系，回答人的本質、人的道德基礎等重要問題和作為道德修養、道德教育、禮法制度的基礎幾個方面均有系統的闡述，為宋明理學心性論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
《通書》作為最早使用理學最高范疇的概念“理”的著作，其闡述太極為“理”，“性”與“命”都是依附于“理”的存在。該書也對《周易》哲學進行了全面繼承和發展，為程朱理學的創立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除此之外，《通書》還有其他對宋明理學的重要影響：其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回之所學”等提法，為一般士人提供了一種依據和體現儒家思想特色并頗具操作性的人格理想與人才范式，也開啟了宋明理學家對于“孔顏樂處”這一重大問題的探索；其二，通過會通儒家四書五經來闡發義理的方式，為宋明理學家提供了新的學術范式，使他們在儒家經典之間發現了一個可互相貫通、互相應和的思想體系，據此便可超越具體言辭，系統發揮新思想。
對湖湘哲學
構成系統的經世致用的學術理論體系是湖湘學派。周敦頤在《通書》中系統地闡述了“誠”的思想，把“誠”視為人極，作為人之本體，從而為經世致用的思想提供了哲學基礎，使經世致用的思想真正成為湖南省的學術思想。這一思想，被后來的理學家、思想家所繼承并發揚光大，遂成為湖南的學術傳統。《通書》對此后湖湘哲學的深遠影響，既包括了對“誠”概念的激活，也包括了對“心”的注重，對“幾”與“勢”的重視，對“實”“全”“公”“通”的追求，以及對作為王道的制度建設的形上探索等。南宋初年，湖湘學派的開創者胡宏對《通書》涵蓋的思想意蘊的推崇，可以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頌揚了周敦頤接續早已斷絕的孔孟之道、傳學二程的偉大功績，指出周敦頤混論簡潔的著述中包含道的真諦，也使《通書》的價值為后人所重視。
評價
南宋朱熹《通書序》說：“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并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為說，實相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祁寬《通書后跋》說：“夫老氏著道德五千言，世稱微妙。此書不滿三千，道德性命、禮樂刑政，悉舉其要。而又名之通，其示人至矣。”
湖湘學派宗師胡宏：“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回之學，然后知《通書》之言包括至大，而圣門事業無窮也。”
名言章句
誠者，圣人之本，百行之源也。——《通書·誠下第二》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通書·誠上第一》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通書·務實第十四》
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通書·志第十》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通書·順化第十一》
圣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通書·道第六》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通書·思第九》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通書·幸第八》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