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書解》有清康熙刻《朱子三書》本、清乾隆元年李清植刻愛新覺羅·颙琰六年補印《李文貞公全集》本、光緒年間《重刊道藏輯要》本等。
基本內(nèi)容
南宋學(xué)者朱熹撰。《通書》本是周敦頤的主要著作，通論《易》經(jīng)大旨，而不系于經(jīng)，其言極簡，全書四十章，二千八百三十二字。所以，初學(xué)者閱讀很難把握其要旨。朱熹早年讀此書時，“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游延平先生之門，然后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通書后記》）。有鑒于此，朱熹經(jīng)過考訂編定了《通書》，并為之作注。
朱熹對《通書》的疏解，在文字章句上較為平實，但對此書的思想觀點的把握，未必符合周敦頤的原意。朱熹實際通過注釋，闡發(fā)了自己的世界觀。如朱熹在解釋“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時說：“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于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將“理”與“乾元”掛起鉤來，把它當(dāng)作世界的本體。又如《通書》第二十二章“理性命”，朱熹在第一節(jié)下注曰：“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敦能明之”。后人沿襲范仲淹，以為“此篇言理為心之太極”。其實，各章的標(biāo)題本來就是朱熹編訂時所加，周敦頤在此章并沒有提到“理”字。而且周敦頤并沒有提出“理”的范疇。《通書》其它地方談到“理”，均作條理解。二程曾明確地表示，“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的，顯然也不是從周敦頤那兒得來的。朱熹硬給周敦頤的思想貼上“理”的標(biāo)簽，不過是要為其理學(xué)觀點制造理論根據(jù)、套上一個神圣的光環(huán)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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