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學派，是由明代哲學家王艮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派。因以王艮家鄉(xiāng)泰州（今屬江蘇省） 為講學活動基地，故名為“泰州學派”，是陽明學派的重要分支，在明中晚期具有較大影響。除王艮外，該學派代表人物還有徐樾、王襞、王棟、顏鈞、何心隱、李贄等。該學派以“百姓日用即道”為思想主旨，主要倡導“良知良能說”“淮南格物論”“萬物一體”等。
明代中后期，由于中國封建社會進入晚期階段，生產力結構、階級結構以至社會風氣隨之變化.，一些善于思索的思想家開始思考、探索并提出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曾師從陽明心學的王艮，受陽明學啟蒙，后自立門戶創(chuàng)立了泰州學派。16世紀40~70年代，泰州學派掀起早期啟蒙思潮，是泰州學派發(fā)展的興盛時期，以顏鈞、何心隱、王襞、王棟和羅汝芳等代表。16世紀80年代至17世紀30年代，以李贄為代表，主要追求平等、自由和個性解放，進入到頂峰時期。明萬歷三十年前，學派中發(fā)生顏鈞被充軍，羅汝芳被罷官，何心隱被殺，李贄被迫在獄中自盡等一系列事件，泰州學派活動逐漸減少。明萬歷三十二年前后，東林學派興起，泰州學派逐漸衰微。
泰州學派將儒家思想化為民眾生活，使儒家之學與百姓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讓百姓懂得“即事是學，即事是道”的道理，并主張有教無類。其門下多為鹽丁、農民、陶匠、樵夫等社會底層民眾，少有官吏、士大夫等社會上層人物。其發(fā)展了平民教育，突破了程朱理學和王學的條框和束縛，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代表著作主要有《王心齋先生全集》《王東崖遺集》《韓樂吾集》《焚書》《藏書》《山農集》《耕樵問答》《桐集》《孝經宗旨》《近溪子文集》等。
誕生背景
歷史背景
明代中后期（朱祁鎮(zhèn)正統(tǒng)元年至朱翊鈞萬歷十年，即公元1436~1582年），中國封建社會開始走向衰落，資本主義開始萌芽。即在其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逐漸出現手工業(yè)、城市商業(yè)和對外貿易，以及私人對土地的經營。隨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階級關系出現了新興的市民階層。同時，由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昏庸腐敗，對人民群眾壓迫剝削的加重，市民的斗爭，手工業(yè)工人的斗爭，以及農民要求土地的斗爭也逐漸展開。在其階級矛盾日益激化中，民族矛盾也十分突出，中國封建社會在經濟、政治上都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隨著這種變化，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到一個新的轉型時代，在時代變革的過程中，泰州學派應運而生了。
哲學背景
明代中期以前，朱熹理學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占據絕對統(tǒng)治地位，統(tǒng)治者企圖通過這一精神支柱，從思想文化方面對人民進行控制。這時的理學已經成為人們追逐名利的空洞教條，讓人們的思想變得麻木僵化。于是一種力圖拋卻朱熹理學的思想逐漸興起，以陳獻章、王守仁等人為代表，形成了一股崇尚心學的社會思潮。陽明心學沖破朱學的思想禁，客觀上為一些進步的思想家反對封建禮教束縛和變革創(chuàng)造的“異端”思想提供了思想資料。其心學一經提出就迅速傳播，很快產生社會影響，在思想上逐漸代替了朱熹理學。王艮曾師從王守仁，陽明心學也為泰州學派的創(chuàng)立提供了養(yǎng)料。
名義考辯
泰州市學派由明代哲學家王艮創(chuàng)立，由于王艮為泰州人，故學派被稱為“泰州學派‘’。王艮逝世后約30年（約1571年），與王襞同時代的王世貞所撰《弇州史料后集》首次把王艮之學用他所處的地域“泰州”命名。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泰州學派在袁宏道的《袁宏道集箋校》卷五十四《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中“謂之淮南派”，將徐波石、趙大洲作為泰州學派的主脈人物。錢謙益曾在《朝列大夫管公行狀》中以“泰州之學”稱名。學術界對泰州學派的命名始于黃宗羲《明儒學案》中的《泰州學案》。其中，卷三十二至三十六中，對該派有具體表述：“王守仁之學，有泰州市、王畿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龍溪而漸失其傳。”后歷歷史學界家侯外廬首稱“泰州學派”，此后，中國學術界一直沿用以泰州（王艮）命名的泰州學派。
歷史沿革
泰州學派的形成、發(fā)展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王艮開門授徒，逐漸形成泰州學派；第二階段，經過王艮弟子和再傳弟子王棟、王襞等的闡述、繼承和傳播、發(fā)展；第三階段，經過四傳、五傳，以李贄為代表的思想、文藝領域，掀起早期啟蒙思潮。
學派初創(chuàng)
王艮拜王守仁為師，為泰州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王艮師事王守仁之前，已形成他的“淮南格物”說和“百姓日用日道”說，并且已經在家鄉(xiāng)開門授徒，進行講學活動。
嘉靖三年（1524年），王艮在浙江省協助老師王守仁建造書院，接待四方學者。期間，王艮根據自己體悟，闡述“百姓日用以發(fā)明良知”思想。其師王陽明見其學業(yè)有成，讓他獨自教育諸生，自此，王艮相繼在紹興書院、廣德的“復初書院”、泰州市的“安定書院”和南京的“新泉書院”講學。這一階段，王艮結合講學撰寫了《復初說》《明哲保身論》《樂學歌》《天理良知說》等著作，講學范圍也從東臺市鄉(xiāng)間，擴大到整個南方。嘉靖七年（1528年），王守仁卒，王艮回到家鄉(xiāng)開門授徒，四方來學者日益增多，同時他還不斷外出到南京等地講學，威望日益提高，從而自立門戶創(chuàng)立了泰州學派。嘉靖十年（1531年），由于王艮老師王守仁的逝世和王艮的名聲鵲起，投奔其門的弟子越來越多。
興盛時期
王艮辭世后，王承父志，開門授徒。徐樾是王守仁弟子，王守仁逝世后，他又轉拜王艮為師，徐以后，傳諸顏鈞、趙貞吉；何心隱從學于顏鈞；而顏鈞又傳羅汝芳，羅汝芳再傳揚復昕、焦竑、周海門。海門之學，又傳諸陶石。得徐樾傳學后，趙貞吉又傳諸鄧豁渠，鄧豁渠再傳耿定理，耿定理同時也師事何心隱。顏鈞得大成之學后，以創(chuàng)立萃和會始，繼而在南昌市招千余弟子宣講大成仁學，又偕羅汝芳講學揚州，后因講學張皇過甚，被捕入獄。顏鈞以后，何心隱先創(chuàng)聚合堂講學，后南下福建省、北至京師、東指長江下游、西達重慶市，四方講學。
16世紀40~70年代，泰州學派以顏鈞、何心隱、王襞、王棟和羅汝芳等代表。顏鈞、何心隱在王艮思想理論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發(fā)展，進入到對社會結構、政治關系和政治制度的論述和批判，從對統(tǒng)治階級隱晦曲折的批判進入到在言論和行動上進行針鋒相對的批判斗爭。顏鈞提出“制欲非體仁”“御天造命”“易天下為功業(yè)”的觀點，揭露封建制度是“近代專制、黎庶補饒”的觀點，提出救人民于水火的“急救溺世方”的政治、經濟主張。何心隱從政治關系上提出體現平等思想的“凡有血氣之莫不親莫不尊”“農工商賈超而為士”“士超而為圣賢”“天下統(tǒng)于友朋”的觀點，以及針對“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學思想提出“聲、色、臭、味、安逸之欲”是人之本性的觀點等。顏鈞、何心隱繼承了王艮的王道社會思想，提出建立“老安少懷”理想社會的主張。王襞提出擺脫一切束縛，追求人性自由的“自然之謂道”和"率性之謂道”，反對封建禮教和封建專制的思想主張。
這一時期，顏鈞、何心隱、王襞、王棟、羅汝芳等在全中國各地到處講學，宣傳泰州學派思想。同時，他們還廣收學生。其中，顏鈞在江西省南昌初次講學，聽講的應試舉子多達一千多人，后來又到蘇北南通、揚州市、泰州市、北京、滄州市、山東省平等地講學，聽眾也都多達數千人。何心隱在以術去嚴嵩后，南下至福建省，后又遍訪吳越、巴蜀、寧國市、孝感市、道州等地講學；羅汝芳解職歸里后，南游江、浙、閩、廣等地講學，所到之處，其聽眾都滿座；王棟、王襞在王艮去世后，都曾先后開門授徒，并到處講學，宣傳泰州學派思想。隨著泰州學派思想的廣為傳播，其泰州學派日益壯大，從而使泰州學派的思想影響遍及全國。
頂峰時期
隆慶五年（1571年），李贄在南京任刑部員外外郎期間結識焦竑、羅汝芳，并拜王襞為師。萬歷八年（1580年）李贄辭職歸里后，集中精力從事著述和講學活動。16世紀80年代至17世紀30年代，泰州學派以李贄為代表，泰州學派的發(fā)展進入到頂峰時期。
這一時期，李贄在社會平等方面提出“天下無一人不生知”“人外無道，道外無人”“圣人不曾高，眾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等觀點。在人性自由方面提出“人必有私”“天下之民各遂其生，各獲其所”“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等觀點。在個性解放方面，他提出儒家經典不是“萬世之至論”的觀點、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觀點，以及“發(fā)于情性，由乎自然”的文藝自由創(chuàng)作觀點，同時還贊揚寡婦望江亭改嫁的自由戀愛觀點等。這些帶有啟蒙性質的思想，挑戰(zhàn)了中國封建禮教和封建等級制度，把泰州學派的啟蒙思想發(fā)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明代晚期，李贄的《童心說》成了反復古主義文學的宣言，這一階段，中國的文學思想解放運動以泰州學派為中心。文學家袁宏道三兄弟、湯顯祖、馮夢龍、徐渭、王驥德等都把李贄視為文學解放運動的旗手。在李贄的倡導下，他們積極配合并大力宣傳帶有啟蒙性質的文學思想。與此同時，泰州學派的傳人王襞、羅汝芳的弟子、李贄的好友焦竑的學生徐光啟，團結和帶領李之藻、王徽等一批自然科學工作者，提出了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以求富國強兵的主張。在徐光啟的影響和帶動下，一批反映時代要求的先進知識分子，掀起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的熱潮。這股科學啟蒙思潮與李贄帶領的文藝啟蒙思潮結合一起，將泰州學派帶入到一個新的飛躍發(fā)展的時期。
衰微
泰州市學派的學說突破了官方的規(guī)范，有悖于官方認可的理學，其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學術思想，富有鮮明的戰(zhàn)斗性。萬歷三十年前，學派中發(fā)生顏鈞被充軍，羅汝芳被罷官，何心隱被殺，李贄被迫在獄中自盡等一系列事件，泰州學派活動逐漸減少。
明朝中后期，長江三角洲一帶，尤其江蘇無錫一帶，商品經濟發(fā)展迅速，一批市鎮(zhèn)拔地而起，市民階層成為社會的重要力量。在市民階層發(fā)展中，他們受當朝統(tǒng)治者的壓迫，經濟利益受到掠奪，仕途受到圍堵。于是，他們開始反抗，并逐步走上聯合之路，造就了把斗爭矛頭直指朝廷腐敗勢力的東林學派。明萬歷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前后，東林學派興起，一時間，東林學派成為當朝政治、學術關注的中心。隨著泰州學派弟子們的逝世和東林學派的興起，泰州學派逐漸衰微。
哲學主張
百姓日用即道
“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學派思想的主旨。王艮從《周易?系辭上》中的"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思想中領悟。
王艮從實用、實行主義觀點出發(fā)，把學習與即事融為一體，肯定學是有用的，學習是為了實用。他認為“百姓日用即道”是“道”的中心內容，“圣人之道”就是“百姓日用即道”。只有合乎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思想理論，才是真正的圣人之道，否則便是“異端”之學。傳統(tǒng)的封建正宗思想，是把“圣人”與“百姓”區(qū)分為高低兩個階層，王艮則把“百姓日用”的生活實踐，視為“圣人之道”，并且強調只有“百姓日用之道”“百姓日用之學”，才是圣人的學問，而圣人的學問，就只是家常事而已。這種思想不僅提高了百姓的地位，而且表現了人民性，打破了“君子之道”的傳統(tǒng)觀念。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在教育上體現為有教無類，其門下有官吏、傭工、樵夫、陶匠、田夫等各類人。但更多的還是出身于社會底層平民，如傭工代表為林春；樵夫代表為朱恕；陶匠代表是韓樂吾；田夫以夏廷美為代表。
“良知良能”說
“良知良能”說是王艮繼承其老師王守仁的“良知良能”說，他認為良知作為本體是自然、不用人力安排的，也為先天之知。他在“良知良能”說的進一步解釋中，又將“明哲保身”視為“良知良能”。其“良知良能”不完全是先天之知、不學而能之能，而是包括后天學習、修身、保身、保家、保國、保天下的內容。在入政治民方面，他主張先學而仕，“學而優(yōu)則仕”，而且主張先要實驗，取得經驗，然后再入政做官，否則于人民社稷處試，恐不及救。
在“良知”的思考中，王艮認為良知是真實、確實、求問之知。知是從學習、求問中得來的，否則便為不知。即使是天生的“圣人”，也需要通過學習、體認、研磨，才能由知之少、知之淺到知之多、知之至。同時，他也認為“良知”雖然真實，也有其弊處，所以需要經過學習，多識前言往行，而致知、明理。王艮論學不論天分，而強調后天努力鉆研的見解，幾乎推翻了其師王守仁的的良知說。因此，他將朱熹的“多識窮理”說和陸九淵的“易簡功夫”之學進行調和，既主張良知，又主張重學，使二者并行而不相悖。在其重學上，他又主張“樂學”，認為人心本體是自然的，自然就是快樂；求知是消除物欲之弊，恢復良知本體，人便快樂無窮，所以學習是快樂之事。
“淮南格物”論
“淮南格物說”中“格物”以王艮老師王守仁的“良知”說為理論基礎，其主要特色在于它不講認識論，而側重于人生哲學和倫理學。“格物”是王艮從“身是本，天下國家是末”這一基本思想出發(fā)，提出身正，才能使天下國家正的思想。他認為“格”如格式之格，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為方，矩正則方正，方正則成格。即從自身主觀上找原因，而不是去強調客觀原因。同時，王艮還認為欲“正己”必須“反己”，通過“反己”，即經常地反省自己，檢查自身是不是符合“身為天下國家之本”的要求，“正己”才能正人、正物。此外，王艮還從以身為本的思想出發(fā)，提出了“尊身立本”“安身立本”“修身立本”和“明哲保身”等一系列思想。
“尊身立本“說
“尊身立本”說，王艮從“天地萬物一體”的觀點出發(fā)，他認為“身”是天地萬物之本，也是“天下國家之本”。其“身”和天地間流行的“道”都是“至尊者”。而“身”與“道”原是一件，“元始天尊則身尊，身尊則道尊。”王艮將人提高到與“道”一樣的地位，離開人的階級性去尊重人的人格，重視人的價值，維護人的尊嚴。繼而提出人應該保持自己獨立的思想、意志和人格。
“安身立本”說
“安身立本”說的思想是依據《大學》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而提出來的，修身為了立本，而要立本，又必須安身。“安身”首先要吃飽穿暖，能夠生活下去，否則，就是失本，就不可能做到安身。王艮提出的“安身”說，不僅僅為了追究個人生活條件上的安，而是從“安國”“安天下”的目的出發(fā)，安身的目的是為了安國安天下。
“明哲保身”說
“明哲保身”說是王艮目睹極端殘酷的封建專制統(tǒng)治，做官也難以保身的情況下，而提出的。它與“安身”說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是從不同角度闡述“愛身如寶”的思想。在“明哲保身”論中，王艮告誡身在宦途的人要愛身保身，不要為封建統(tǒng)治者賣命，為封建統(tǒng)治者盡愚忠是不值得的。其含義實際上是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一種消極抵抗，是一種具有維護人的尊嚴，重視人的價值的進步思想，也是王艮思想中最具特色的異端思想。同時，王艮還將“保身”與“愛人”統(tǒng)一起來，既主張保身，又主張愛人。只有既知保身，又知愛人，才能做到“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成己成物而后己。”既體現了人與人互敬互愛的關系，又體現出一種平等思想。
“修身立本”說
“修身立本”說是王艮以“身”是天地萬物之本的思想為依據的，他認為要發(fā)揮人身這個主體作用，除了“尊身”“安身”“保身”之外，還須“修身”。通過“修身”，使人身這個主體經過自身的道德修養(yǎng)和主觀努力，成就至善的理想人格，就可以在治國平天下中發(fā)揮大作用，達到“本治而末治，正己而物正”的目的，進而可以成己成人，成人成物，治國平天下。
萬物一體
王艮的“萬物一體”說，發(fā)展了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把“天”與“人”統(tǒng)一。其“天”是指自然，是自然的天，物質的天。他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都是自然，天地萬物只是一體，人與天地萬物同體。由于天人同體，所以“天人一理，無大小焉”，繼而把人與自然統(tǒng)一起來，把主觀與客觀統(tǒng)一起來，并賦予它以物質的內容。在思想中，王艮的“萬物一體”說，以人為中心，肯定了人的主體性和主觀能動性，強調了主客觀的融合和主觀、客觀的統(tǒng)一。即身與天地萬物、天下國家都是一物，但有本末之分。人身是本，天地萬物和天下國家是末，身與天地萬物、天下國家的關系是本末關系。
大成之學
大成之學形成于王艮的晚年時期，是王艮長期實踐和思考的結果，主要包含尊元始天尊身和立師道的內涵。大成之學是服務社會的，與“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論”“良知良能”說是相互影響和制約的。立師道做老師，除了傳道之外，也是達到身尊道尊的重要途徑。所謂“身尊道尊”，是指道與身不可分離。即身出道必行，道屈則身必退。王艮認為道在己身，主動權就應掌握在己身，若有希望建功立業(yè)為王者，必來請教，并言聽計從，如此便（身尊道尊）傳道。反之，則不可。若以道順從當權者，則為妾婦之道。其“道”并非單指道德，也可以包括一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才識、能力等。
王艮立師道非教人識字讀書，而是教人自識心中本具的良知良能，以安身立命。他認為學應有學為長、學為師、學為君的志向。在社會，若不講學啟發(fā)民眾，只能獨善其身，于社會無益，是忽略社會。所以，為師者應該把身與社會、修身與治平統(tǒng)一起來，才有利治理社會，改良風俗。
代表人物
泰州學派從16世紀初，王艮講學授徒開始，經過顏鈞、何心隱再到以李贄為代表的傳承，一直延續(xù)到17世紀30年代。共有五傳，其弟子有姓名可查的達487人。一傳有林春、王棟、朱恕、徐越、董燧、聶靜、王襞等；二傳有顏鈞、趙貞吉、韓貞、耿定向等；三傳有羅汝芳、何心隱、張后覺、趙維新等；四傳有楊起元、周汝登、焦竑、程學顏等；五傳有陶望齡、劉、夏廷美、李贄等。
王艮
王艮（1483年7月20日-1541年1月4日），原名銀，后王守仁為其改名為艮，字汝止，號心齋，王守仁高弟，泰州安豐場（今東臺市安豐鎮(zhèn)）人，明代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陽明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其開創(chuàng)泰州學派，與浙中王學創(chuàng)始人王畿并稱“二王”，又與王棟、王襞并稱“淮南三王”。
王艮出身灶戶，家境貧苦，七歲入鄉(xiāng)塾讀書，十一歲時因家貧輟學。十九歲隨父經商至山東省，謁孔子廟后，筑斗室閉關靜思立志向學。后因善經營，家道漸裕。至23歲，王艮實現了由灶丁、商賈到布衣儒者的人生“三變”。二十九歲時，王艮在“天墜壓身”之夢后正式提出“萬物一體，宇宙在我之念”的心學思想，步入學術正途，自學苦讀十年。三十八歲時遠赴江西省師從王守仁，經常與師爭論，“時時不滿其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王陽明病逝后，王艮“迎喪桐廬縣”，料理其后事，并照料其后人。后定居泰州安豐，開始自立門戶，創(chuàng)立泰州學派，門徒雖以工農匠人居多，但也亦不乏著名學者如徐樾、顏鈞、王棟、羅汝芳、何心隱等。嘉靖十九年，王艮病逝于安豐“東淘精舍”，享年58歲。
王艮立足人的自然性來改造陽明學說，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萬物一體”等思想，著作有《明哲保身論》《樂學歌》《格物要旨》《勉仁方》等，被后人編為《心齋王先生全集》，后又編有《王心齋先生遺集》。其所創(chuàng)立的泰州學派，將儒學思想與百姓日常生活結合，有力地推動了儒學義理平民化與世俗化，喚起平民的主體意識，開啟中國啟蒙思潮之先河。《明史·儒林傳·王艮》中說：“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氣勢。（王）艮以布衣抗其間，聲名反出諸弟子上。”
王襞與王棟
王襞（公元1511~1587年），字宗順，號東崖，是王艮次子。他繼承父業(yè)，從事講學授徒，終身未參加科舉考試。王襞之學強調心境自然，人心要空，不要有障，以樂學作為為學的終極目標。在其哲學思想上主要宣揚王艮的良知說。他的著作遺留甚少，后有門人輯錄的語錄等，編為《明儒王東先生遺集》二卷，附入《淮南王氏三賢全書》。王棟為王艮的族弟，字隆吉，號一庵，曾任南城訓導、南豐教諭、山東省深州學正等職。他在講學中，主要宣揚王艮的格物說。他認為格物之本是安身正己，恢復自己原初的良知；格物之末是用自己的良知來度量天下國家，格物是致知功夫，兩者不能拆分。其著作有《會學十規(guī)》《一庵會語》《會語續(xù)集》《王一庵集》等。
顏鈞
顏鈞（公元1504~1596年），字子和，號山農，又號耕樵，因避朱翊鈞朱鈞諱更名鐸，江西吉安永新縣人。早年師從陽明弟子劉邦采，無所得，改投到徐樾門下，又經徐越引薦而拜于王艮門下，成為泰州市學派的正式弟子，學到王艮的樂學大成思想。最后以講學終身，其高第弟子有羅汝芳、何心隱、程學顏等，著有《山農集》《耕樵問答》。顏鈞的哲學思想遵循了泰州學派和傳統(tǒng)儒家的基本思路，他認為人性本無污染，人們可以率性行事純任自然。提出“制欲非體仁”的思想，認為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永遠不會泯滅，如果人們時刻保有它，發(fā)揚它，就無須從“制欲”著手，公開反對理學的“存天理，制人欲”的思想。
羅汝芳
羅汝芳（公元1515~1588年），字惟德，號近溪，江西建昌南城縣人，與陽明后學中的王畿并稱“二溪”。他早年信從程朱理學，自修而積勞成疾，其父令讀王守仁的《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后病愈，病愈后他從程朱理學轉向陽明心學，后又在會城遇顏鈞講學，拜顏鈞為師，成為泰州學派的三傳弟子。師從顏鈞期間，他堅持泰州學派的“樂學”傳統(tǒng)，主張良知現成，一切放下，繼承了顏鈞“制欲非體仁”的思想，并把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用下層人民易懂的語言說透。在人心論方面，他還提出了“赤子之心”，把“赤子之心”看成是自然具備著“知”和“能”的“渾然天理”，具有著反對傳統(tǒng)封建倫理思想的進步含義。其著有《孝經宗旨》一卷、《明通寶義》一卷、《一貫編》四卷、《近溪子明道錄》八卷、《近溪子文集》五卷等。
何心隱
何心隱（公元1517~1579年），本名梁汝元，字柱乾，號夫山，江西省吉安永豐人。因參加反對嚴嵩的斗爭，得罪當道，而改名何心隱。早年他曾得省試第一名，因隨顏鈞學“心齋立本之旨”而放棄科舉，著有《爨桐集》。何心隱從王艮的“天地萬物一體”出發(fā)，認為天下人人人平等，士農工商也無貴賤等級之分。然后發(fā)展了王艮的思想，由同情百姓提倡人人平等而傳道講學，并身體力行，捐出錢財在家鄉(xiāng)創(chuàng)聚合堂，以實踐社會理想。晚年公開反對封建專制，最終身遭殘殺。他針對理學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提出“寡欲”，他認為人們滿足味、色、聲、安逸等欲望，是合乎人性的，他主張“育欲”，反對“絕欲”，并主張“與百姓同欲”。
李贄
李贄（公元1527~1602年），原姓林，名載贄，后改姓名。他是明代思想家、文學家，號卓吾，又號宏甫，別號溫陵居士，泉州晉江（今屬福建省）人。曾任國子監(jiān)博士、南京刑部員外郎、云南姚安知府。54歲辭官，不久出家，于湖北黃安、麻城市等地講學和著書。晚年被“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之罪入獄，自刎于獄中。李贄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期間，他師從泰州學派的王襞，接受泰州學派思想。受其影響，他崇尚儒學，但反對程朱理學作為評價是非的唯一標準，還提倡個人自由、官民、男女平等。他以主觀唯心主義為中心，認為“童心”“真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萬物的本源。著有《焚書》《續(xù)焚書》《藏書》《續(xù)藏書》等。
關聯學派
陽明學（王學）
陽明學，又稱陽明心學、王學，由明代哲學家王守仁創(chuàng)立。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早年讀書于紹興會稽山陽明洞，世稱之“陽明先生”。他主張心是天地萬物之主，認為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又倡導知行合一，以致良知為宗旨。王學講心與理、心與性、心與物的統(tǒng)一，其良知之學，只是本著心來指點心，或以心教心。他認為是非的標準在于人心的好惡，人心本身具有分辨善惡之知，因此人心的良知即是天理。其良知說中的“現成良知”，構成了王學派分化發(fā)展的重要因素。在其后學中按地域被分為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泰州七個學派。
浙中學派
浙中學派以錢德洪、王畿為代表，主張本體即工夫，近于“頓悟”，把王守仁的“良知”說進一步引向禪學。該學派的王與泰州學派的王艮作為王門弟子，都崇尚良知。但泰州學派的王艮重視生命的問題，與道教、道家接近；浙中學派的王畿重視精神的價值和意義，與莊禪相通。
浙江省是王守仁家鄉(xiāng)，其學派受到王守仁的直接影響。王守仁最早的及門弟子是徐曰仁，因去世早，未能得聞“致良知”。王畿師從王守仁時間較長，后又在吳、楚、閩、越、江、浙一帶講學四十余年，他為學主張大徹大悟，以無念為宗，將儒學宗旨歸為虛寂，具有融合儒釋道的思想傾向。錢德洪主要是闡釋王學的一些基本精神，學以收斂為主，注重在事物上的實心磨煉，主張在誠意之中求正心之功。
江右學派
江右學派是王守仁在長期做官講學的江右（江西省）地區(qū)形成的派別。古人地理方位上以東為左，以西為右，江西在江東的右邊，故稱為江右學派。
該派以鄒守益、歐陽德、聶豹、羅洪先等為代表，篤守王學傳統(tǒng)，主張由工夫達本體，倡導漸修，以“慎獨”“戒懼”“主靜”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鄒守益先宗程朱，后師守仁，其學以主敬為根本特色，以戒懼謹獨為致良知的主要修養(yǎng)方法；聶豹在王守仁死后始稱守仁弟子，其學以主“歸寂”為根本特色；歐陽德在青年時師從王守仁，以良知為世界的本原，由良知產生萬事萬物。江右學派與泰州學派之別是主靜與主敬之差別。
南中學派
南中學派是廣布于中國江蘇、安徽地區(qū)的心學門人，該派認為“心”即“良知”是世界的本體，認為循“天理”，去“習氣所蔽”即“致良知”。其代表人物有黃省曾、徐階、朱得之等，泰州學派創(chuàng)立人王艮曾為南中學派弟子。朱得之，拜江右學派歐陽德為師，嘉靖年間進士，為借王器以正學術，遂填王能為察典，一時間許多學者以為逢迎時相夏貴溪市之意，不許其稱為王門弟子，其弟子顧憲成開創(chuàng)東林學派。
楚中學派
楚中學派是陽明”心學”在中國湖南、湖北區(qū)域的王門學派，以朱廷立、蔣信、冀元亨等人為代表。該派既受王守仁影響，也受泰州學派耿定向的影響。主張“心”是世界的本體，心產生“氣”，即“太和”，“氣一分殊”產生世界萬物，認為“人除卻氣血，只有這一片精靈喚作心”。朱廷立是王陽明親授弟子，他主張實修實踐，反對虛談本體，主張堅持不懈去除私欲以恢復良知本體，與泰州市學派門下林春認為的“良知現成”，自然無為行之即為誠意慎獨，本體即工夫，圣學之要在于自然無我，以人治人，因物付物的思想主張相悖。
北方學派
北方學派是明代中后期在北方地區(qū)（山東、河北、河南省與陜西省）研究和傳播陽明心學的學派，代表人物有穆孔輝、張后覺、孟秋、趙維新等。學派中的張后覺曾拜泰州學派弟子徐越為師，他吸收泰州學派王艮、徐越一系天然本然之善思想，關注良知的本然性、先驗性和自然性，以“體良”說轉手陽明“致良知”學，使其良知學帶有求真求善的頓悟色彩。其嫡傳弟子趙維新的心學思想以本心即義理，抬升心的虛靈明覺對天理的把握能力，發(fā)展陽明良知學的感悟層面，提出頓悟明心的思想主張。該派學者在學宗陽明的基礎上多有發(fā)明，為陽明心學北移做出巨大貢獻，一時蔚為北方大宗。它是陽明心學在北方傳播過程中的重要學派。
粵閩學派
粵閩學派是分布于中國福建、廣東省一帶的王學門人，代表人物有方獻夫、薛侃等人。該學派認為“心”是世界的本體，所謂“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又提出認識人應從“可見可聞”入手。薛侃師王守仁于贛，認為“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個良知，亦是障。”強調“王道即是天德，即是跟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提出“不外彝倫日用即圣學”。薛侃弟子周垣則反對長期靜坐修養(yǎng)，認為“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槁，非圣人之學也”。
太古學派
在中國揚州市地域的泰州學派，代表了市民階層追求個性自由和追求經濟利益的價值取向，作為市民哲學的余緒，泰州學派衰微后，揚州地域的“新泰州學派”誕生了。這種新學派稱為太古學派，以儒家思想為主，雜佛、道二教一些觀點，它產生于清代嘉道之際，延至民國年間，創(chuàng)始人是周太谷。
周太谷于愛新覺羅·旻寧初年到揚州，以行醫(yī)為生，經常出入茶館市肆，散播太古學派思想，被揚州書生汪全泰率先求道，并稱為其門下首徒。不久，頗有文名的許鶴汀也拜周太谷為師，之后，周太谷名聲大振。道光十一年（1831年），周太谷門下先后有張積中、李光炘，以及李光炘的弟子蔣文田、黃葆年等。由于太古學派第二代傳人李光炘在泰州市講學多年，黃葆年、蔣文田均為泰州人，太古學派也被稱為“新泰州學派”。黃葆年去世后，太古學派逐漸衰微。
相關著作
歷史影響
喚起平民意識
泰州學派主要以庶民為論學對象，以更加曉易的方法，即百姓日用以明道，以至于灶丁、樵夫等庶民也能深受感染。其論學方式與傳統(tǒng)的通過統(tǒng)治者與士人對百姓的教化形成鮮明對比，王艮的倡學喚起平民的主體意識，將儒學思想與百姓日常生活結合，讓百姓直接從儒家經典中得到道德滋養(yǎng)和得其要領。王艮的良知自然現成思想，給明末興起的市民階層帶來了人性解放趨勢合流，逐步演成一股自然人性論的強大思潮。泰州市學派實現了儒家經學向平民化轉化，在儒家經歷史學的演進過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放大了個體在儒學體系中的作用意義，它以社會與政治的分離為標志，以個體行動者的存在為基礎，以個體的共同興趣為組織動力，充分反映出16世紀中原地區(qū)社會萌芽的個體化社會特征，彰顯了中國社會發(fā)展轉型的特點。
啟蒙新思想
泰州學派所處的歷史時代是明代中后期，正是中原地區(qū)漫長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其主要思想“百姓日用之道”在形式上沿襲儒學傳統(tǒng)命題，但內容上則背離正宗儒學。否認了正統(tǒng)儒學中“道”的目的是強調圣人與百姓間的差異，在于維護封建統(tǒng)治者的特權，認為“道”位于“百姓日用”中，強調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與道學“存天理，滅人欲”的主張根本對立。其勇敢突破封建禮教、程朱理學的束縛，突破陸王心學的巢臼，高舉反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禮教旗幟，把人們的思想從封建禮教、程朱理學的梏下解放出來。從而開啟了中國啟蒙思潮之先河，開啟了中國封建社會從傳統(tǒng)思想向近代思想轉型大門。
興起中晚明文學美術思潮
泰州學派的哲學提出“天理便是人欲”，強調人欲、無視天理，解放了思想，從而導致了文化的自由。在繪畫創(chuàng)造中，其抒寫心靈、突出個性的追求日益強烈，強調主觀的文人畫和圖變求新的新風格也得到很大發(fā)展。在明代中期，有力推動了美術事業(yè)的發(fā)展。同時，泰州學派以“百姓日用”為美，其樸素、實用和平民化的美學理論，以及所體現的出的強調平等、張揚主體、重視實踐的主導思想，在明清時期戲曲、小說、園林建筑等美學上打破了宋明理學“天理”所形成的外在束縛。其美學從人們的生存需要、物質需求和情感渴望入手，賦予了處于社會下層普通民眾在戲曲等通俗文藝形態(tài)審美活動中的主體地位。
社會與文化
文化作品
《石榴記》
清代海陵家族文人黃振，吸收晚明泰州學派思想中的平民哲學觀，創(chuàng)作了戲劇《石榴記》。其劇圍繞“性靈說”和“至情”的思想主題，以反對封建禮教，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的題材為主體，高揚了泰州學派“百姓日用即道”的自由民主思想，勇敢打破了封建社會的“父母之命，媒之言”的禮教枷鎖。
《牡丹亭》
湯顯祖受“泰州學派”思想影響，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中倡導個性、張揚人情，注重人作為個體存在的價值。他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作品《牡丹亭》是他作為“泰州學派”后學其“至情論”的形象闡釋，在《牡丹亭》中，他以杜麗娘為載體，有意識地強調女人的價值與意義，即“被愛”，也是其個性解放思潮下價值觀念中女性價值與意義的新的觀照。
文化遺存
墓祠遺存
王艮及王氏墓群
王艮及王氏墓群位于中國東臺市安豐鎮(zhèn)九橋村，共有八座墓，按東西順序排列，中間是王艮父親王守庵的墓，右邊為王艮的墓，其余為王艮兄弟的墓。墓前立有兩塊墓碑，其中一塊是王氏家族墓碑，另一塊是王襞的墓碑。“文革”時期，該墓群被摧毀，兩塊墓碑被生產隊挖去做了水溝上的踏腳板得以幸存，今收藏于安豐鎮(zhèn)文化館。
崇儒祠
崇儒祠是專門為祭祀王艮而建的聶氏宗祠，于明萬歷四年（1576年），由耿定向在泰州當督學時，倡議并奏請朝廷而興建。該祠堂在萬歷年后曾多次修和擴建，解放后一度改作民居和廠房，1986年原縣級泰州市將崇儒祠建成王艮即泰州學派紀念館，2001年又新增回廊、假山、水池、碑刻等景點，以及王艮全身立姿銅像一座。為紀念王艮誕辰530周年，政府又在崇儒祠中新增了當代史學名家為紀念王艮所題寫的匾額。
舊跡遺存
泰州安定學院
該學院位于江蘇泰州市陵園路，是為紀念北宋理學教育家胡瑗而建。泰州學派的王艮，王襞、王棟三賢曾在該學院講學。王艮逝世23年后，泰州督學耿定向在書院西立王艮祠，并立“安定心齋二先生祠偶記舊作”詩碑。
評價
明末清初哲學家、史學家黃宗羲：王守仁之學，有泰州、王畿而風行天下，亦因泰州、王畿而漸失其傳。泰州、龍溪時時不滿師說，益啟瞿曇之秘而歸之師，蓋陽明而為禪矣。然龍溪之后，力量無過于龍溪者，又得江右為之救正，故不至十分決裂。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搏龍蛇，傳至顏鈞、何心隱一派，遂復非名教之所能羈絡矣。
中國歷史學家翦伯贊：以王艮、顏鈞、梁汝元、李贄等為代表的王學左派，不僅對程朱理學更加反對，而且對君主專制政體和封建理教也給予尖銳的抨擊。王艮等比較能接近人民，同情人民，他們的學說已經多少改變了原來鞏固封建統(tǒng)治的性質，甚至被統(tǒng)治者視為“異端之尤”。
中國思想史家侯外廬：從泰州學派的思想內容來考察，其平等思想與消滅階級差別的思想，其對土地問題的平均分配思想，其對封建傳統(tǒng)教條的“叛逆”思想等等，也都證明了它的異教徒思想的性格；李贄的觀點貫穿著平等、自由和尊重個性的精神；李贄的這些杰出的思想，體現了和人道主義相吻合的唯物主義。
中國歷史學家白壽彝：泰州學派的叛逆精神一直影響道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和后來的五四運動。
中國哲學、史學家任繼愈：泰州學派把王守仁的學說更向右發(fā)展了，它的社會作用也是消極的，為統(tǒng)治階級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
中國哲學家勞思光：泰州學派日后有顏鈞、何心隱之流，隨利欲之念而橫行無忌，皆心齋混亂不明之說所啟也。黃宗羲但謂諸‘非名教所能羈絡’，尚屬寬恕之詞。實則顏、何諸人荒誕邪僻，但憑意氣橫行，全失儒學規(guī)矩；自以為能‘立本’又能‘安天下’，而不過自墮為狂妄詭詐一派，卒之身亦不能保，可笑亦可嘆也。
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黃宣民：泰州學派是中國思想史最早的一個啟蒙學派，他們的思想不僅在16、17世紀的中國社會產生過很大影響，甚至到20世紀五四前夕的新文化運動時期，還能看到它對進步人物的思想影響。
日本近現代學者島田虔次：以陽明、近溪，還有這個程后臺為中心人物，儒學史上發(fā)生了如此生動的、純真的、熱情的事。可以說幾乎超過勃興期的宋學好幾倍。我認為，在中國的精神史上，明代所具有的特殊的意義正在于這一點上。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副校長、中國思想史專家迪白瑞：泰州學派是16世紀中國土生土長的走向近代的力量的一個真正的希望。
相關爭議
泰州學派之名，是黃宗羲主要以地域又兼顧思想特征為標準劃分出的陽明后學的一派。它與江右王門、浙中王門等具有鮮明思想特征的陽明后學支脈不同，泰州學派的思想特征至今仍無定論，而導致泰州學派缺乏一個“學派”的統(tǒng)一義理特征，由此存在諸多爭論。
中國學者吳震在《泰州學派研究》中認為，從哲學義理上來說，趙大州、耿定向乃至于李贄都不應歸屬于泰州學派。中國學者彭國翔在《周海門的學派歸屬與〈明儒學案〉相關問題之檢討》《近世儒學史的辨正與鉤沉》指出，“在純粹義理解析，而不涉及學術思想史時”，周汝登與王畿之間反而更具思想上的連續(xù)性。日本學者山下龍二在《王學左派論批判的批判》《中國近代思維的挫折》中批評島田虔次將李贄放到泰州學派的脈絡里，認為其是犯了一個前提性錯誤。他認為：如果通過一種“經書觀”來分析王陽明思想的展開的話，李贄“不應該在陽明—心齋的線中，而應該在陽明—龍溪的線中”。受山下龍二討論的啟發(fā)，學界以王艮、王棟對《大學》的詮釋為線索，以“止至善”與“明德”的區(qū)別訓釋為標準，看作判別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的一個標準，將泰州學派與浙中王門從思想特征上區(qū)分開，從而看作泰州學派自身的義理演進。
參考資料 >
王艮.中國大百科全書.2024-06-04
王艮年譜.中國孔子網.2024-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