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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互聯網

勞思光（1927年—2012年10月21日），本名勞榮瑋，字仲瓊，號韋齋，筆名思光。祖籍為湖南長沙，出生于陜西西安。中國哲學家、哲學史家，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勞思光出身于翰林世家。1946年，勞思光入讀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后轉赴臺灣大學哲學院學習并于1952年畢業。1950年，勞思光用筆名“思光”發表《從文化史上看國家價值》一文，自此以“思光”之名聞世。1955年，勞思光因辦報論政與政府戒嚴的要求不符，于是他離臺去到香港特別行政區，并受聘于香港珠海學院。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并為香港中文大學后，勞思光也于次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先后擔任哲學系講師、高級講師及教授等職務，并于1966年出任中文大學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1969年至1976年間，勞思光曾三度赴美去到哈佛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進行訪學研究。1985年，勞思光從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退休。其后的20年，勞思光繼續治學于香港中文大學，并先后擔任中國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榮譽高級研究員、逸夫書院高級導師、哲學系訪問教授等職。1989年至2012年期間，勞思光相繼出任臺灣省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多所知名高校的哲學系客座教授。2012年10月21日，勞思光在臺北市逝世，享年85歲。

勞思光學貫中西，一生著述頗豐，在文、史、哲學、金石考證等方面皆有論述，有30余部作品出版，其中《新編中國哲學史》是其一生中最重要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出版后被港臺兩地大專院校采用為指定教材。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國英教授尊稱勞思光是當代中國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義的哲學家。

人物生平

勞思光原名勞榮瑋，出身于翰林世家，其高祖和祖父都曾是清代的高級官員，其父曾入同盟會并參加了辛亥革命。

1946年，勞榮瑋就讀于北京大學哲學系讀書。三年后，勞榮瑋從北京大學畢業，轉赴臺灣大學哲學院繼續學習，并于1952年畢業。在臺大讀書的第二年（1950年），勞榮瑋用筆名“思光”發表了《從文化史上看國家價值》一文，自此以后，勞榮瑋正式更名為“勞思光”。

1955年，因辦報論政，不容于臺灣政府的戒嚴要求，勞思光遂離臺赴港，并受聘于香港珠海學院講師一職。1963年，香港崇基學院、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合并為香港中文大學，勞思光參與了其中的課程重組工作，并于次年負責崇基學院宗哲系工作，包括課程設計、課程改革、教材編寫等，先后任哲學系講師、高級講師及教授等職務。1966年，香港特別行政區中文大學成立香港首所研究院，勞思光擔任研究院哲學學部主任一職。期間，勞思光曾三次赴美，去到哈佛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進行訪學研究活動。1982年，工勞思光與友人籌組香港前景研究社，并任主席一職，積極參與關于香港九七回歸中國的討論。1985年，勞思光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之后20年的時間里，勞思光離休不離職，繼續治學，并同時擔任高級研究員、香港電臺重要高校的高級導師和客座教授等職。

20世紀80年代末，臺灣省解除“戒嚴令”之后，勞思光決定重返臺灣，最終于2001年回到臺灣定居。2012年10月21日，勞思光在臺北市逝世，享年85歲。

主要思想

哲學生涯

勞思光將他個人的哲學思想的發展過程劃分為早、中、晚三個時期。

早期（1958年以前）的勞思光關心中國現實的政治情勢與歷史文化發展，探究中西哲學思想潮流，勤于著述立說并撰寫時文政論。這一時期他的哲學思想有濃厚的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ず诟駹?/a>色彩，主張采取“主體性”的思想架構，作為詮釋儒學的心性之學與道德修養論以及評論中西文體問題的理論模型，以尋求中國哲學中如儒學內容與西方哲學的對接，以此來闡釋中國文化的發生發展與可能的方向。但黑格爾的“絕對思想”概念和“辯證法”的方法論與本體論體系，并不為勞思光所青睞。

中期（1955年—1980年）勞思光的思想主軸在于“中國傳統哲學的系統闡釋”與“西方現代及當代哲學思想的清理”。他開始認識到黑格爾的“主體性”與“外在化”的文化哲學理論模型只能解釋單一的文化現象，不能在時代變革中引導中國文化找到出路，因此在之后治學中轉向開放性與包容性的雙重指導思維，開始引進了帕森斯模型來彌補黑格爾模式的不足。

晚期（1980年以后）的勞思光總結整理自己在文化哲學方面的思考理論，努力用文化哲學給中國哲學、西方哲學、世界哲學指引一個文化出路，這一時期時期他的思想主軸在于直接面對哲學與文化危機，致力于文化哲學的理論建構，提出了“結構與歷程”、“創生與模擬”兩對理論區分，并以“批判意識”與“建設意識”兩種文化意識來重新審視中國文化轉型的發展過程。

文化哲學思想

1840年以后，在尖銳沖突的西方文化的沖擊下，中國傳統思想與文化面臨衰微的危機，中國文化被迫轉型，必須通過文化的改造來重塑形象，這個過程被勞思光稱為“文化變形”。中國文化的變形過程，可以歸納為兩種思考模式：拾取式和代換式。前者是在保存自己文化的基礎上，吸收別人的長處，是一種低層次的文化變形，所能發揮的效用也非常有限；后者是用西方思想完全替代中國的新舊文化。但新文化運動實踐證明，這兩種模式在中國是不可行的，中國的思想和學術反而陷入一個所謂的‘雙重邊緣化’困境。因此，為了清理文化變型的問題，勞思光提出了兩對理論區分的概念：第一對是“結構與歷程”，第二對是“創生與模擬”。

在“結構與歷程”中，結構分析對應于已經存在的、穩定的文化系統；歷程分析則強調文化流變的動能過程。從結構分析的角度，勞思光剖析了正當清末中西方相遇時，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思想層面上有轉化的意識與克服的要求，而社會運作及結構層面則表現為君主制度、小農經濟與家族賓體。相較之下，西方現代文化的理念特性則是服工具理性與效率觀念、重視規則德性甚于品質德性、肯定個體觀念與自由觀念、強調文明與福利社會；其制度方面的特性則是消積的政府功能、自由經濟與社會組織的多元化?；\統地說，當西方文化的沖擊來臨時，中國正處于國力衰弱的時候，思想方面陷入了封閉的困境，而在社會運作與結構上則有定型與僵化的問題。

針對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即是勞思光的第二對理論概念：創生與模擬。創生著重于結構，模擬著重于歷程。勞思光認為，中國現代化的文化變型，不需要重復西方文化的創生過程，也不需要從價值觀念作根本性的改造。中國需要的是不同層面、不同程度的模擬，模擬得越深，文化內部自然會發生相應的調整，這才是文化變型的可行之路。

此外，勞思光對中國文化的未來路向，提出了三點建議：中國的前途必須在一世界的配景底下加以衡定；應該清楚掌握學習與創發的分際，即吸引外來文化后，從內部調整結構，有所創發；必須承認經驗世界的自然限制。

哲學史觀

勞思光的哲學史觀強調“史”和“哲學”的統一，不僅要敘述事實，而且要解釋理論。勞思光認為，一部哲學史，雖是“史”，但也必然涉及“哲學’。當一位學人寫哲學史的時候，不僅要敘述事實而且要解釋理論。敘述事實是歷史學的工作，解釋理論則必須有確定的理論基礎與解析方法。而這種基礎與方法就是寫哲學史的必要條件，不能滿足這些條件則寫出來的可能是“史”，但不能算“哲學”。

勞思光認為哲學史的主要任務原在于展示以往的哲學思想。作為闡述對象的思想，是已存在過的，闡述這些思想的哲學史，自然是要敘述事實。但哲學史也有其基本特點：哲學史不但要敘述各個利奧六世的言論及思想，而且要看各家言論思想的關系，這就涉及到哲學思想的發展問題；正因為哲學史要敘述哲學家的思想，就必然需要對各家理論進行解剖，才能得到對哲學問題本身的深切解悟，才能對哲學理論有明確掌握。總結出來，哲學史不僅要把握歷史上哲學思想的發展，還要解剖歷史上的哲學理論，更要對哲學問題和哲學理論本身有深切的體悟以及明確的把握。

勞思光還分析了哲學史的功能，以及提出了對書寫哲學史的條件。他認為哲學史的功能，在于描述人類智能的發展，包括內在的心靈境界和外在的文化成果。所以在書寫哲學史時，首先要事實記述的真實性，必須盡量密合原著而不失真。其次是強調理論闡述的系統性，對前人的思想理論，必須將理論的建構脈絡明確地表現出來。再次是哲學史要統觀人類心靈的發展、智能的成長，必須要有一貫的判斷原則、一定的理論設準，以使所做的判斷表現一定的識見、一定的尺度。

除哲學史的功能、要義及標準外，勞思光還強調理論設準對哲學史研究的意義。勞思光認為，理論設準“表示一種整理問題之方法”，“作為整理陳述之原則”，其意義在于“澄清問題，使陳述對象明晰顯出其特性”。勞思光所設立的主體性理論設準括“人”“自我”“價值”等問題。

基源問題研究法

“基源問題研究法”是勞思光在整理哲學史時、所提出的并且頗具特色的哲學史研究方法。在勞思光看來，書寫哲學史需要一個統一的理論設準，一貫的判斷原則，因此，在對比了系統研究法、發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基源問題研究法后，勞思光認為基源問題研究法可以更好地滿足哲學史事實記述的真實性、理論闡述的系統性、判斷原則的一貫性的特征。

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以歷史學考證工作為助力，以統攝個別哲學活動于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運用基源問題研究法時，要以理論還原、史學考證、設準為首要前提，之后才有哲學史的還原與重建以及最后的整體的論斷。

基源問題研究法在使用時大致分為三步：

首先，確定基源問題。勞思光認為一切個人或學派的總脈絡，在根本上都是對某一個問題的回答，有問題才有與其對應的理論出現，而這個問題就是基源問題，找到基源問題，就可以掌握一部分的理論總脈絡?；磫栴}是通過在材料中反復反溯得到的，這一過程就是理論還原。

第二步，展示相關理論。展示的過程其實是對基源問題所衍生的問題不斷進行探索的過程，每一個回答都將形成最終理論的一部分，最后一層層的理論構建出一個系統的整體。

最后，建立一套可以進行全面判斷的設準，以保證判斷原則的一貫性。勞思光的設準包括價值根源之設準、自我境界之劃分的設準、價值自覺之二形的設準和世界意義之設準。價值根源的設準就是對價值根源的可能歸宿的列舉，或歸于絕對主體、或歸于形上意義的自然，或歸于經驗意義的形軀我；自我境界之劃分的設準是以自我的三種狀態（認知我、德性我、情意我）為標準；價值自覺之二形的設準是以兩種形態的價值自覺（超越內在之主宰、超越外在之主宰）為標準；世界意義之設準是指對世界的態度，或肯定或否定。

學術著作

影響

勞思光清理了中國哲學史的脈絡，指出中國文化精神的特性在儒學的重德精神，進一步指認了儒學理論的重要性和研究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勞思光哲學思想通過對文化外在困境和內在危機的批判研究拓寬了全方位對社會學和哲學的研究領域，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現當代學術界的思想家與利奧六世。

在文化哲學方面，勞思光不僅對文化理念的范疇進行系統詮釋，拓寬了文化哲學研究視域，而且提出了雙重結構文化觀的理論模式，對現代文化危機提出了具有積極意義的主張。他通過對文化哲學視域中的中國哲學進行全方位考察，促成了中國哲學在現代的再發展和在世界哲學與文化中彰顯出應有的價值與地位。

勞思光的“基源問題研究法”對哲學史的史學方法理論提供了一種新的視域，內涵了哲學研究的其他方法，優勢整合，為中國哲學史的詮釋理論開辟了新的道路、貢獻了新角度，體現了各詮釋體系綜合發展的趨勢，是符合現代學術研究的開放性要求的。此外，勞思光在《新編中國哲學史》中肯定了宗教信仰在原始社會的巨大影響力，也體現了勞思光改變了從哲學的角度來解釋宗教學的態度，并為哲學及宗教學之間建立了溝通的橋梁。但基源法做為哲學創新的方法，在自身及運用上仍存在一定的弊端。從基源法自身來看，引入的標準是相對的，并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強的主觀標準；缺乏邏輯互補。從勞思光運用基源問題研究法來看，他是以儒家心性論為主線，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學者陳世峰認為，勞思光以儒家為主線，運用的合理性也有值得商之處。

學術榮譽

人物關系

人物評價

國際知名漢學大師安樂哲（RogerT.Ames）評價勞思光拒絕做一個某特定領域的利奧六世，拒絕接納“新儒家”或“中國哲學家”或某個特定哲學先驅的研究專家等名號，因為他要做的就是單純的哲學家。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劉國英教授尊稱勞思光是當代中國批判思想家和世界意義的哲學家。

西北政法大學教授錢錦宇評價勞思光是學兼中西的哲學家，他立足于哲學的、西方的立場，因而才會對法家學說作出總體性的否定。

臺灣省哲學研究專家林正弘評價勞思光的逝世象征著一世代的結束。此后，很難再找到自小深受中國文化熏陶，能即席賦詩，對中國古籍如數家珍，而又精通西方哲學的哲人。

臺灣學者張善穎評價勞思光是個早慧的人，博聞強識之于他，是一種天賦，而他也自然而然在很年輕的時候就養成了深思的習慣。

香港中文大學認為勞思光是當代漢語學術界影響力最巨及最受敬重的哲學家之一。

當代學者李翔海、盧興認為勞思光所著的《新編中國哲學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20世紀港臺地區的中國哲學研究達到的理論高度”。

當代學者趙苑評價勞思光對中國哲學特性有其獨到的認識，在中國哲學研究領域獨樹一幟。

當代學者姜華評價勞思光的文化哲學思想對于豐富和拓展文化研究的視域和文化哲學研究范式有其一定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其理論對于認識和處理當代人類社會出現的一些文化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一個新的態度和理論向度。

當代學者、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楊國榮認為勞思光的哲學史見解，既從一個方面展現了其個性品格，也由此凸顯了其獨特的理論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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