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貞吉（1508年—1576年4月13日），字孟靜，號大洲，四川內江桐梓壩（今四川省省內江市）人。明朝中期大臣、學者，南宋右丞相趙雄之后。
趙貞吉幼年因早慧而聞名四里，尤其愛好鉆研王學。嘉靖七年（1528年）趙貞吉中舉。嘉靖十四年（1535年），趙貞吉考中進士后又參加翰林院考試，選為庶吉士，3年學習期滿，由于考試成績優異留翰林院任編修。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趙貞吉出教司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官。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軍隊威逼北京，勒令明王朝開辟通貢貿易。趙貞吉堅決反對，此舉得到了嘉靖帝的贊賞，因此升任為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并委派他去犒勞軍隊。但卻因此得罪了內閣首輔嚴嵩，受其陷害，趙貞吉被貶為荔波典史，后微升為徽州通判、南京吏部主事。嘉靖四十（1561年），趙貞吉任戶部右侍郎，都給事中張益受嚴嵩指使，挑撥趙貞吉瀆職而被免職。
隆慶初年，趙貞吉得以起復，任禮部左侍郎，掌管詹事府諸事務。因善講學得隆慶帝器重，升任南京禮部尚書。隆慶三年（1569年）八月，趙貞吉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協管詹事府事。在參劾總督陳其學瞞報軍情一事上，得隆慶帝偏袒，加官為太子太保。高拱二進內閣后，二人多次因政見不同發生沖突，并形成勢不兩立的局面。隆慶四年（1570年），隆慶帝詔令整肅言官，二人再度相互攻訐，高拱率先唆使門生吏科都給事中韓楫[jí]上疏，劾斥趙貞吉徇私舞弊，趙貞吉上疏辯解并第三次提及致仕，隆慶帝恩準。同年，趙貞吉致仕，徹底排擠出了朝堂。致仕后的趙貞吉立力于著書講學。萬歷四年（1576年），趙貞吉逝世，享年69歲。朱翊鈞聽聞其逝世的消息后，為之輟朝一日，并追贈他為少保，謚號“文肅”。
趙貞吉能在紛亂時局里冷靜審視國情時勢，務實地作出利國利民的精準決斷。隆慶四年（1570年），俺答汗孫把漢那吉部率眾降明，趙貞吉力議接受歸降，促成“隆慶和議”，避免了明王朝議和后可能導致的“歲遣重使，輸以歲幣”局面，換來了明朝與蒙古邊境數十年的和平互市。除政治上的作為外，趙貞吉在詩文與心學研究上也有頗有成績，詩文集被整理為《文肅集》，與楊慎、任瀚、熊過三人合稱為“譙蜀四大文學家”，今人輯有《趙貞吉詩文集注》。明朝政治改革家楊廷和評價他是關系國家安危的重臣。明朝思想家李贄認為趙貞吉是真正的圣人。明末清初詩人錢謙益則認為趙貞吉剛忠英偉，稱其氣貌，有孔融和蘇軾的風格，身肩天下大任而百折不回。
人物生平
嶄露頭角
趙貞吉于朱厚照正德三年（1508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16日）出生于四川省內江桐梓壩，祖父趙文杰曾是成化年間的舉人，初任武功（今武功縣）訓導，后任云夢縣（今湖北云夢縣）知縣；父親趙勣[jì]在萬歷五年（1577年）被追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趙貞吉自幼聰慧，年少時便因知識廣博、融通而揚名四野，尤其喜歡王守仁的學說。趙貞吉喜歡四處游訪，所去之處以廟宇居多，借尋游探索孔孟微言，參究三教宗旨，還因此自號為洞巾道人。
嘉靖七年（1528年），21歲的趙貞吉參加鄉試，中了舉人，之后他拜訪了前大學士楊廷和，楊廷和對其寄予重望，甚至說自己的兒子（楊慎）不如他。嘉靖十四年（1535年），趙貞吉中進士，乙未科登科錄為二甲第二名。朱厚熜親自任命其為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一職。
當時，嘉靖帝喜歡“修仙”，并任用方術之士擔任朝廷官員，于是趙貞吉上書《乞求真儒疏》，批評嘉靖荒于政務，沉迷方士，勸皇帝多任用賢達之士。因此惹惱了嘉靖帝，趙貞吉不得不請假回鄉“休養”避禍。
仕途波折
嘉靖二十年（1541年），時年34歲的趙貞吉重新回到朝堂，年底，趙貞吉奉使去往蘭州市。趙貞吉在為官的同時，也潛心治學，著有《大洲雜錄》《克己銘》等文章，還在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與人同修《會典》，后出任會試同考官。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俺答汗率兵南下，進逼北京，要求明朝開辟通貢貿易，嘉靖帝召集群臣討論應對之策，在場的官員無人敢應聲，除了趙貞吉。他當著皇帝的面，義正辭嚴地堅決反對和蒙古締結和約，認為這是一種恥辱，而且會讓蒙古得寸進尺。在談到應對之策時，趙貞吉建議嘉靖皇帝即刻頒發罪己詔，激勵將帥、廣開言路，重賞有功之臣，減輕對戰敗將領的懲罰。趙貞吉的直言不諱得到嘉靖皇帝的贊許，因此升任為左諭德兼御史，帶著五萬兩白銀去軍營褒獎有功將士，傳達皇帝的旨意，并在前線督戰。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四月，趙貞吉升任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盡管趙貞吉得到嘉靖帝的表揚，但他的口利直言卻引起了內閣首輔嚴嵩的不滿。趙貞吉前往嚴嵩處征詢意見時被拒之門外，趙貞吉怒斥守門人，又被恰好前來拜訪嚴嵩的趙文華斥責了一頓。趙文華是嚴嵩的干兒子，嚴嵩得知情況后暗中命人不給趙貞吉監督作戰的權力，又不派給他一兵一卒。無奈之下，趙貞吉只能單騎出城犒勞將士。回城復命時，嚴嵩又壓下趙貞吉寫的應敵方案和增加督戰權力的請求，嘉靖帝看了趙貞吉的奏疏后，認為他好大喜功，只講述自己完成任務的情況，而絲毫不匯報前線軍情和應敵措施，因此嘉靖帝令人逮捕了趙貞吉，打入詔獄，廷杖四十后，貶為荔波（今貴州荔波縣）典史。
再遭彈劾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被貶三年趙貞吉重返仕途，任徽州通判。之后幾年，趙貞吉官運亨通，年年晉升，從南京吏部文選司事主事、清吏司主事、著郎中，到光祿寺少卿、南右通政。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趙貞吉任南京光祿寺卿，但因父親去世，他離開京城回鄉丁憂。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升任南京戶部右侍郎，因已聞訃歸（丁憂期間），遂未到職。
服喪期滿，趙貞吉被召回京，就任戶部右侍郎。上任月余，朝廷要派遣大臣前往薊州督辦軍餉、操練軍隊，時任大學士的嚴嵩打算派趙貞吉去。趙貞吉不同意，認為既然督辦京運和督辦民運都有專人負責，增設官職只是增加朝廷的負擔；其次，戶部侍郎也無法負責軍隊練兵的事宜。趙貞吉的直接拒絕令嚴嵩很不滿意。之后，吏部在未經嚴嵩同意之下，又任用了倉場侍郎林應亮，這讓嚴嵩怒上加怒，私下讓都給事中張益彈劾林應亮。張益在上書中提到，督辦糧餉是戶部的專門職責，既然沒人同意右侍郎趙貞吉和左侍郎劉大賓督辦糧餉，說明他們的工作不稱職，應該予以免職。于是，僅做了一個月的戶部右侍郎，趙貞吉即被免職。
被免職的趙貞吉帶著妻子和妾室四處尋親訪友，還曾在桂湖講學，聽他講學的人很多。講學之余，趙貞吉與高公韶、劉養直等友人飲酒作詩，并寫下《正學書社記》《贈侍御王安峰序》等詩文著作。
受帝恩寵
隆慶元年（1567年），王莽即位后，趙貞吉再度起復，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管詹事府事務，后又兼任國子監祭酒一職。
此時，趙貞吉還在太學為太學生們講授《尚書》中的《大禹謨》，他結合王陽明心學義理，闡發有旨，音暢儀端，讓朱載坖很滿意，遂任命他為自己的日講官。一年后，趙貞吉升任南京禮部尚書，本已動身，但穆宗懷念他的講學，又將他召回京城繼續給自己講課。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因御史李惟觀、南科給事中岑應中（一作金用中）都稱趙貞吉“啟沃有功，不宜置遠地（指南京）”，朱載坖遂將趙貞吉留下，當經筵直講。正逢文武邊臣議，欲招南兵十萬于張家灣。趙貞吉執意認為不可，當事者悟。復點會試總裁，奉命教吉士，仍充講讀編修，代祭孔子，為皇太子朱翊鈞（后來的明神宗）講《李世民喻太子章》。
隆慶三年（1569年），趙貞吉升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進入內閣，參與機要事務，協管詹事府事。貞吉上朝謝恩，奏明自己甘愿為國捐軀的政治報負。不久，蒙古國武裝部隊突襲大同市，大同總兵官趙岢[kě]失職，總督陳其學為掩蓋部下過錯，反而向朝廷報捷，被御史燕如宦揭發。趙貞吉認為謊報軍情應重罰，兵部尚書霍冀則只主張將陳其學貶官。二人爭執不下，趙貞吉于是上書，請求辭職。朱載坖沒有同意，反而更加欣賞他的公正不阿、嚴肅法紀的精神，將其加封為太子太保。
后來，給事中楊镕[戎姓]彈劾霍冀貪婪、無能，奏請削去霍冀官職，隆慶帝沒有采納。霍冀得知后，認為給事中楊镕是趙貞吉的同鄉，認定是趙貞吉在背后攛掇此事，于是上疏彈劾趙貞吉，歷數趙貞吉的“罪狀”。趙貞吉非常氣憤，再次請求辭職，隆慶帝為挽留他，免去了霍冀的官職。
再度致仕
隆慶三年（1569年）十二月，高拱二次入閣，兼管吏部。為平衡權力，隆慶帝任命趙貞吉兼管都察院。入閣不久，在應如何擬票處理有關《嘉靖遺詔》的遺留問題上，趙貞吉和高拱在閣內幾起當面沖突，趙貞吉挺身保護與之關系匪淺的徐階，為二人的矛盾爆發埋下了起點。不久，趙貞吉與高拱又為應如何判處已故后軍左都督、掌錦衣衛事陸炳的罪行的問題發生分歧，此事更是激化了二人之間的深仇，出現了勢不兩立的局面。隨后，趙貞吉在一篇名為《三幾九弊三勢疏》中，對內閣票擬是否能完整準確反映皇帝意旨、是否有徇私作弊之處，提出質疑，促使二人矛盾進一步激化。
隆慶四年（1570年），御史葉夢雄上疏惹惱了朱載坖，隆慶帝決心借考察名義以整肅給事中、御史。最初，趙貞吉反對對敢言直諫之士進行強制的壓抑和打擊，但高拱卻傾向于行考察，隆慶帝同樣堅持自己的意見。于是，高拱利用這個機會，肆意打壓趙貞吉提拔重用的言官；趙貞吉以牙還牙，把高拱提拔的官員也列入降職的名單中。高拱又唆使門生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率先上疏，劾斥趙貞吉有私心，徇私舞弊，趙貞吉為此上疏自辯，疏中反擊高拱做事橫行霸道，破壞選拔制度，并且第三次提出辭職。這一次，朱載坖同意了他的致仕要求，趙貞吉被高拱徹底排擠出了朝堂。
致仕著書
致仕后的趙貞吉回到老家，晚年的幾年時間里，致力于講學、結交文友、游歷和著書立說上。
他先后創辦獅山山房和玉屏書院兩所學校，鉆研心學、釋學，游歷了內江市境內的主要寺廟，留下許多詩文題刻。在回家途中，途經留壩縣時，寫下了《懷山詞》；楊廷和逝世四十五年時，他又撰寫了《楊文忠公墓祠碑記》；萬歷三年（1575年），趙貞吉“摭秦漢而下并三教遺言”，開始撰寫《經世通》和《出世通》兩本著作，前者反映儒學，后者闡述佛教和道教學說，試圖將兩派教義合為一體。但直至去世，這部著作仍未完成。
萬歷四年（1576年4月13日），趙貞吉端坐而逝，享年69歲。趙貞吉逝世的消息傳到北京，朱翊鈞為之輟朝一日，諭祭褒揚，追贈少保，謚號“文肅”。
主要成就
學術成就
軍政建樹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右派蒙古首領俺答汗率兵南下，兵臨北京城下，謾書求貢，嚴重危及明王朝，史稱“庚戌之變”。廷議中，趙貞吉力主積極抗戰，以為“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既許貢則必入城，倘要索無已，奈何？”不惜冒犯完顏雍、嚴嵩等，提出了四條切實可行能立竿見影的對策，即“請至尊速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文功以勵邊帥，出沈束于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賞功之格；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戰，退敵易易耳。”世宗聞言，“立擢[zhuó]左諭德兼監察御史，奉敕宣諭諸軍。給白金五萬兩，聽隨宜勞賞”。但嚴嵩“不令督戰，以輕其權，且不與一卒護行”。趙氏與弟孤身“馳入諸將營，散金犒士，宣諭德意”。回朝后，因嚴嵩中傷，帝大怒，“下之詔獄，杖于廷，謫[zhé]荔波典史”，由此開始了十一年的京外漂泊生涯。趙氏慷慨赴國難，卻被廷杖貶謫，時論仍贊他“主張國是，大義凜然，令邊釁不開，國勢日尊”、“立朝正色，侃侃然排大議攘大患”，楊慎贊以“廟堂終用平戒策”。嘉靖四十年（1561年），趙被召回，任戶部右侍郎；又因反對嚴嵩遣臣督餉練兵被罷官。
隆慶初，起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穆宗幸太學時，趙講《大禹謨》稱旨，命充日講官。隆慶三年（1569年），命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后加太子太保。當時內閣閣員依次是：大學士李春芳與陳以勤、趙貞吉、張居正、高拱五人。趙氏仕途臻于巔峰。
隆慶四年（1570年），因與權臣高拱矛盾日深，退休回鄉。萬歷四年（1576年）卒，享年六十九，謚文肅。《明史》本傳評其“好剛使氣，動與物迕[wǔ]”，此論不甚公允。
政治上，趙貞吉一生心系社稷、蒼生，濟世利物，勇于擔當，不畏權貴，有凜凜正氣；生活上也“衣疏茹淡，簞瓢陋巷，不聲色，絕賄貪”。
經世思想
趙貞吉經世思想主要包括：為君之法、為臣之道、治民之術、守邊之兵和教育之方等方面。
在為君之法上，趙貞吉提出君主想要保宏業于萬世，要緊處在于對運勢—握機—建志—赴時的掌控，這是保萬世基業的關鍵；具體的做法則是要效法先祖恭敬儉約，把天命與民心等同、應修仁義之德以奉“天”，同時也要教化百姓應以仁義為主，刑法為輔。而一個朝代要綿延永續，關鍵在于繼之者能保持，所以，要重視對繼位者的教育。除此之外，任用賢人，分散重臣權力，相互制衡，以免結黨營私禍亂朝政。
在對朝臣的管理上，趙貞吉提出用聘征的方法，選拔國家真正需要的、博聞、有謀略、善治國的人才。趙貞吉還以知行為標準，對大臣進行了分類，把他們分為任事之臣與論事之臣；以是否懷有惕勵之心和寡過之念作為標準，又分為具臣、肆臣。任事之官指一般的處理政務官，議論之臣即言者，專事議論的官員。“具臣”是奉行法規忠于職守，但是不能夠進賢、退不肖，“肆臣”則是朝堂上濫竽充數的臣。無論具臣還是肆臣，君主對其都要有警惕之心。
在治民之術上，趙貞吉提出了重農安民的思想與養民的政策。主張在革弊由漸、行法以嚴的政策指導下歸田于民，同時要以六府、三事、九敘、九歌之法養民，應將人君愛民之心滲透到科條禁令之中，使愛民的心施之于政并且能夠澤及于民，對百姓有所裨益。
在兵事上，趙貞吉提出將之有威勝過愛，提倡分營統兵之法，強調與國家軍事密切相關的馬政，希望能以強兵之策而守邊勝敵，使百姓安居樂業。
在教育上，趙貞吉認為要改變“人心郁而不彰，人欲橫流而不可禁止”的社會亂象，在教育上要勇于探索，不要被舊說、淺見所束縛，并勉勵學生要專心致志，謹慎、警惕自身的習慣。
儒學思想
作為儒學思想核心的“仁”，趙貞吉有其獨到的見解。他認為要做到“仁”，不能僅看其博施濟眾的功效，關鍵是要先具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心，既是強調要有至公無私的仁者之心。趙貞吉同樣繼承了儒家“克己復禮為仁”的思想，認為要克己就必須做到無己，無己之后才能看到“真己”，這才能真正達到“仁”的境界。
儒學思想同樣強調“中”，趙貞吉認為的“中”一是以命訓中，一是以性訓中。將“中”落實到行動中，則是要執中以立性命，然后與自然界合而為一，參與其中的發展和調節，不可逆勢而為。為臣而言，“中”不是一味的逢迎上位者，為了一己私利而明哲保身的處世哲學，而是要“不失臣度、不屈臣節、不廢臣職”。
禪學及三教思想
首先，與世人避諱佛教的態度相反，趙貞吉對佛學“能言之、敢言之、又訟言之、昌言之而不少避忌”，他還認為參禪的最終目的不是出世，而是經世，參禪是為了充分了解世間規律，掌握世間經濟大業。而要真正做到禪修的最高境，趙貞吉提出兩點，一是超越各種分別和對立，才能客觀公正地用心去感應外物，體悟萬物一體；二是要隨順覺性，即是將體會到的運用于實踐。
關于三教思想，趙貞吉認為儒釋道三教在理論上是相通的。他還將對三教的展望整理成了七幅圖：混元圖、出庚圖、浴魄圖、伊字三點圖、卍字輪相圖、太極圖、河圖，其中，出庚圖和欲魄圖主要表現的是道家的思想，伊字三點圖和卍字輪相圖主要表現的是佛教的思想；太極圖和河圖乃是“儒家之秘典也”。趙貞吉形容七圖關系說，“一以攝六而無余，六以顯一而無盡。泯一之六者，未始有物之先也。了六之一者，萬行圖備之后也。儒者見之曰儒，仙者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
心性思想
在心性思想上，趙貞吉將二者等同起來，與前人的理論有了天壤之別；在心性關系上，趙貞吉也否定了前人關于性即理、窮理盡性的論斷，認為窮理與盡性是一體的，人們不需要窮盡萬物之理，盡萬物之性，而只要回復到原本之性就可以了。
趙貞吉之前，前人崇尚天理觀，認為理是萬物的根本，具有道德屬性，不可抗，也不可違逆，遵守社會政治規矩便是合乎“天理”，而性只是理在人行為上的表現。趙貞吉否定了這種觀點，他認為天理觀是存天理滅人欲，完全否定了自我的主觀能動性。趙貞吉將性分為天命之性和人為之性，認為天命之性即是指良知，它是不假人為的，是自然的。趙貞吉所提倡的良知不可滅、不可息、不可損、不可加，更不會受習識、習氣所束縛，始終處于一種“明”和“貞”的狀態，并以先天的形式存在于個體之中，是每個人所共同擁有的，具有本源性。趙貞吉還認為天命本然的良知是至善無惡的，而人之所以性惡，是受后天環境的影響，所以他主張“其習于善而日進乎高明，習于惡而日流乎汙下者”。
在對心的劃分上，真心、習心的劃分是趙貞吉心性思想的另一個基本理論框架。趙貞吉認為遮蔽本體（即真心）的是習心，習心的對立面是真心，具有至善的品性，人性惡的來源在于習心。這與性的理論闡述是統一的。趙貞吉還指出因為習氣而生出的諸多弊端，為學五蔽最為明顯：其一，為學不應該只以圣人和賢者的只言片語作為自己為人處事的準則，而沒有經過真心的考量；其二，產生“虛恍意見”的原因也在于不能辨識真心，而有后天經驗的阻礙；其三，為學不應該只著眼于外在的典籍；其四，為學不應該好動或只好靜，只好靜會流于沒有真心的指導，只好動會流于“逐物”；其五，為學不應該追求外在名聲，而不以追求真心的昭露為目的。
在趙貞吉的為學五蔽論中談及真心的時候，還涉及到“欲望”。他對明確指出欲望（也可理解為習心）是對真心的遮蔽，應該通過去蔽的方法讓良知得以呈露。
文學成就
趙貞吉以其詩文與任翰、楊慎、熊過一起并列為“蜀四大家”。其詩文題材廣泛，既有為國為民的詩文，又有反映自身經歷的詩文，還有贈別詩、游歷詩、應和詩等。
趙貞吉的詩文文辭氣勢雄偉，聯想豐富，又兼有精神領域的影子。如《王喬洞》《宿蘇長公洗墨池亭作》中，“柯爛人歸古木寒，巖靈壑野云團。騎來黃鶴丹砂頂，飛去青天白玉棺。流水調中春欲半，洞簫聲里夜將闌。思輕塵骨超千劫，愿遇金童捧一丸”。又如《臨洮院后半壁古城歌》，“君不見秦城萬里如游龍，首接洮河尾遼海。三堵龍頭勢隱轔，至今不共山河改”，整詩氣勢不凡，有豪情萬丈之感。
趙貞吉的詩歌中，常用古代的實例來闡明道理，發人深省。他曾以漢文翁治蜀的故事，提醒重視對地方人才的培養和督導；也曾在給朱載坖的講章中多次以三代和唐宋的用人治國之事，說明考核臣下、及時賞罰的必要性；也曾以唐太宗用李勣守邊說明知人還要久任之；又以趙匡胤答永寧公主之問勸解為國者要為天下人守財。
趙貞吉的詩歌，尤其是七言詩，押韻自然，朗朗上口。如《送張少渠給舍赴萊守任》一詩，“一麾何事海東行，萬里三山蜃氣平。宦處聚仙應肯度，水中成市不須驚。向來憂國青衫淚，此去全身皂帽情。安得同心常不別，夕陽空立石頭城”。全詩以“痕”押韻，表達凄涼時又彰顯和諧自然，讀起來流暢通達，毫無雕琢的痕跡。
趙貞吉的詩營造的意境大都高遠奇特，令人遐想不盡，意境也極富獨特性。如《眉山歌》的開篇：“白帝昔察鴻檬匠，鑄錯江山排周象。赤髓溶成巴字流，青棱幻出蛾眉狀……”開篇以神話傳說將人帶進詩文的場景之中，自然地引人于高遠的意境之中，鮮明地突出了眉山雄偉的氣勢。
趙貞吉在文辭上還善于運用層層推導的方法。如《與谷近滄中丞書》《資縣新修正學書社記》等政論詩文中，就經常運用這種方法，由大及小、由遠及近，達到了較好的說理效果。
主要作品
趙貞吉的文學作品大都見錄于現存的《趙文肅公文集》內。當代學者官長馳根據清光緒十七年（1891年）內江四祠刻本為底本，并以多種地方志為參校本，對《趙文肅公文集》作了重新的整理和箋注，于1999年出版了《趙貞吉詩文集注》，共計二十三卷，收錄趙貞吉文章266篇，其中章奏19篇、講章79篇、送序19篇、書序9篇、壽序11篇、記傳14篇、哀祭16篇、碑志14篇、書啟81篇、箴銘3篇、賦1篇，涉及內容包括學術研究、政治思想、道德境界等方面。
除此之外，后世補輯的還有《趙太史詩鈔》六卷、《文鈔》十卷、《經義進講錄》一卷、《述疑作》二通等。《趙太史詩鈔》按內容分為《館中稿》一卷、《行役稿》三卷、《留都稿》一卷及《家居稿》一卷。《經義進講錄》是趙貞吉任日講官所進講的內容，部分收錄于《趙文肅公文集》中。《經世通》和《出世通》分別為二門八部和二門四部，共計1200余卷，但因趙貞吉離世而僅有內外篇的序文。
學派之爭
明朝思想家李贄對趙貞吉的思想成就有很高的評價，并將他視為心學的一代真儒；明朝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將他歸入泰州學派，并認為其師承泰州學派王艮的弟子徐樾；明代文人袁宏道、王錟在論述王學的傳承時，都將趙貞吉劃分入了王艮所傳承的泰州市一脈系譜下。但這一論斷近年來不斷受到質疑。日本的中國思想史學者荒木見悟在《趙貞吉的思想》一文中指出，趙貞吉在與徐的通信中，稱謂語氣像是對待同輩友人，而非師長；當代哲學專家吳震也主張二人是同輩關系而非師生關系，也既是趙貞吉不屬于泰州學派。當代學者劉琳娜同樣認為，趙貞吉只是與泰州學派思想交流頻繁，在某些學術觀點上有一致性，但趙貞吉的心性研究有明顯的佛教牲，這是泰州學派所欠缺的，這是明顯的分歧，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師承和地域來判定趙貞吉是否屬于泰州學派。趙貞吉墓位于市中區四合鄉三山村12組碑亭灣，于2008年8月中旬被發現。
重要爭議
在《明史·趙貞吉傳》中記載趙貞吉卒于萬歷十年，陳支平的《趙貞吉卒年考——明史正誤一則》，已對此記載提出質疑，陳支平認為趙貞吉卒于萬歷四年三月十五日。其論據一：一貫治學嚴謹的黃宗襲在《明儒學案》中記載趙貞吉“萬歷四年三月十五日卒，年六十九，贈少保，謚文肅。”論據二：對趙貞吉非常推崇的李贄在《續藏書》卷十二《內閣輔臣傳》記載：“少保趙文肅公，丙子（萬歷四年）三月，春秋六十九。”論據三：傅維鱗的《明書》卷一百十五記載：“趙貞吉……萬歷四年丙子三月卒，年六十九。”以上三書的成書年代都早于《明史》，其記載應更為準確。論據四：從趙貞吉的著作《趙文肅公文集》卷五有一詩“春日病起遣興貽馬宜泉”中注云：“丙子二月作，絕筆也。”另《趙文肅公文集》卷八《文鈔》載趙貞吉隆慶四年“乞假疏”云：“臣年六十有三，余生無幾。”隆慶四年趙貞吉既為六十三歲，而據《續藏書》《罪惟錄》和《明儒學案》諸書的記載趙貞吉有年六十九，那么趙貞吉六十九歲這一年也恰好是萬歷四年。陳先生還認為《明神宗實錄》和《國榷》之所以把趙貞吉去世時間記載為萬歷四年十二月而不是三月，是因為這兩部書所記載的是趙貞吉死訊傳到京都后皇帝賜與謚號的時間，因此這兩書的記載與《續藏書》明儒學案》的記載并不矛盾。
人物評價
明朝中期政治改革家楊廷和評價趙貞吉是關系國家安危的重臣。
明朝學者胡直評價趙貞吉剛忠英偉，入仕為官即身憂天下，盡管遭受了許多挫折也毫不動搖。趙貞吉的學問博大精深，可與天地精神往來。
明朝文人何良俊認為趙貞吉秉心持正，剛直有口，敢于直言，不能藏垢。
明朝思想家李贄認為趙貞吉是真圣人。
清朝政治家張廷玉認為趙貞吉負氣自高，但在傾軋的權勢之下，即使虛以委蛇，也很難保全自己。
明代思想家孫應鰲評價趙貞吉在人品和學問方面可作學習的榜樣，是真正的大儒。
明末清初詩人錢謙益則評價趙貞吉剛忠英偉，稱其氣貌。談論學問時，有孔融和蘇軾的風格，身肩天下大任，百折不回。
清朝詩人陳田評價趙貞吉的詩歌豪曲快字，不能以門派將其定義。
近代四川學者劉咸炘評價趙貞吉是明朝最奇怪的人。
當代學者官長馳指出趙貞吉是明代四川的文化名人，在當時即享有盛名，與楊慎、任翰、熊敦樸（熊過）合稱“蜀中四大家”。
當代學者陳若愚《趙貞吉文章評述》則將趙貞吉定位為“明代中期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學者、文學家”。
人物關系
紀念場館
墓葬紀念
趙貞吉墓位于市中區四合鄉三山村12組碑亭灣，于2008年8月中旬被發現。經發掘勘測，墓葬為典型明代形制風格石室墓。
歷史遺跡
趙貞吉入仕后曾三次回鄉，在內江市留下諸多遺跡，如獅山學房、玉屏書院（又稱玉溪山莊）、大洲壩等地。此外內江市中區翔龍山、三堆山、圣水寺，東興區般若寺、報恩寺、諸古寺、高峰山以及重龍山等地，有趙貞吉摩崖題刻若干。其中以市中區翔龍山張大千補書、趙貞吉題詩碑最為珍貴，圣水寺山門的“大國名藍”亦為趙貞吉題、趙樸初書為圣水寺鎮寺之寶。在法門寺有大洲詩刻，為趙貞吉所作。
研究書目
《名山藏·卷八十》
《明儒學案·卷三十三·泰州學案二》
《明史·卷一百九十三·列傳第八十一》
藝術形象
文學形象
影視形象
參考資料 >
蘇東坡式的趙貞吉.內江黨史方志網.2026-02-17
趙貞吉.知網閱讀.2025-05-20
劉德元 ‖ 趙貞吉:紫柏山前車馬道 英雄著地皆平沉(下).四川省情網.2024-04-08
翔龍山摩崖石刻“大千詩碑”里的趙貞吉 .百家號.2024-04-07
文淵閣老——趙貞吉.內江黨史方志網.2024-04-24
【方志四川?人物】劉德元 ‖ 趙貞吉:紫柏山前車馬道 英雄著地皆平沉(下).澎湃新聞.2024-01-14
【方志四川?人物】劉德元 ‖ 趙貞吉:紫柏山前車馬道 英雄著地皆平沉(下).澎湃.2024-04-15
揭開法門寺 “大洲詩刻”秘聞.三秦都市報.202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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