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1889年12月—1958年7月15日)，字叔雅，原名文聰，筆名劉天民，祖籍懷寧縣，出生于安徽合肥。
劉文典自幼熟讀經書，學習外語。1906年，劉文典進入安徽公學，師從陳獨秀、劉師培，接受了西方哲學對照中國古籍的研究方法，并受到反清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兩年后東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求學，并積極從事反清革命活動。隨后拜入章太炎門下，研習中國古典文學；同時學習外國語言文學。1912年回國，擔任《民立報》編輯和英文翻譯，用“劉天民”、“天民”等筆名發表文章。1914年，劉文典因二次革命失敗，再次前往日本，擔任中華革命黨秘書處秘書，并開始接觸政治類文章，文筆由此開始變得犀利。1916年回國，開始在《新青年》發表文章，成為新青年群體中首批重要作者之一。1917年，劉文典任職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立志從事學術研究，潛心教育及創作。1927年，劉文典代行安徽大學校長職權，為保護學生，與蔣介石據理力爭，遭到關押，經各方人士保被釋放。1929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隨后兼任清華大學教授，并擔任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1938年4月，因戰爭離開北平市，輾轉抵達昆明市，于同年5月受聘為西南聯合大學教授。為了補貼家用，于1943年4月1日，前往普洱市的磨黑中學任教，因此被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解聘。同年8月，應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邀請，前往云南大學任教。新中國成立后，1956年，劉文典被評為一級教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1957年，被打為“中右”派，白天挨批斗，晚上寫交代材料，無暇創作。1958年7月，劉文典因病在云南昆明逝世。
劉文典終生從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學研究和教學，是校勘學大師和研究莊子的專家，擅長版本目錄學、唐代文化史，對研讀《莊子》《文選》等有特殊貢獻，為中國文獻學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先后講授過“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大唐西域記研究”、“莊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龍”、“史通”、“文賦”、“今文言文研究”、“玄奘傳校注”、“溫庭筠李商隱”、“陶淵明”、“中國化的外國語”等課程。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他的學生遍及全國，在研究和傳播中國古代文化遺產，培育人才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著有《淮南鴻烈集解》《三余札記》《莊子補正》《說苑斠補》《進化論講話》《進化與人生》等。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劉文典，生于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原名文聰，字叔雅，安徽合肥人。父親劉南，以經商為業。劉南共育有六子二女，劉文典是劉南的填房妻子所生，家中排行第三。劉文典自幼在私塾讀書，學習經書、文言文，十二三歲時，跟隨當地美國醫院的院士學習英文，之后又逐漸習得德、日、意等外語。
1906年，劉文典十六歲，考中蕪湖安徽公學，因聰明好學，積極上進，為該校教師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接觸到了更為豐富的近代科學知識以及中國古典文學，這年他還加入了同盟會，接收了當時的民主革命思想，多次參與愛國演說活動。
獻力革命
1909年，劉文典進入日本早稻田大學就讀，他在日本也積極參與各種中國的愛國組織。還在此結識了章太炎，于次年拜在其門下，學習并研究《莊子》《說文解字》等文言文。1912年，劉文典回到中國，擔任《民立報》的編輯和翻譯，以筆名在《民立報》發表了一些宣傳民主、倡言共和、反對袁世凱的文章，為民主革命事業獻力。
1913年，袁世凱派人暗殺中國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劉文典被錯認，同時在家中遇刺，手臂中彈受傷，所幸傷勢不重，靜養后痊愈。他隨即加入到孫中山所領導的“二次革命”中，討伐袁世凱的不義行徑，并在革命中擔任“運傷員”出力。之后，袁世凱被任命為國民黨第一任大總統，“二次革命”宣告失敗。作為革命者的劉文典遭到袁世凱的通緝，他只能帶家人躲進英租界，之后東渡日本。同年9月10日，劉文典抵達日本，他化名“劉平子”、“劉天民”開始四處流亡。次年，劉文典加入孫中山在日本組建的中華革命黨，成了該黨秘書處秘書，開始接觸政治類文章，他的文筆也由此開始變得犀利。
棄政從文
1916年，劉文典跟隨孫中山回到上海市，重新投入民主革命的斗爭，但面對當時中國軍閥混戰、百業凋零的現實，劉文典決議離開政治活動，立志從事學術研究。同年11月，劉文典開始在陳獨秀所創辦的《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旨在介紹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和進步潮流，成為新青年群體中首批重要作者之一。
1917年，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經其引薦，劉文典在北京大學擔任預科教授，并兼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教員，劉文典在北大開設有十門課程，他治學勤奮刻苦，講授認真。兩年后，“五四運動”爆發，劉文典雖已遠離政界，但陳獨秀被捕時，他仍為其積極奔走，終使其出獄。初進北大，他深感學術根基不夠深厚，決議著書立說，自成名家。1922年3月21日，北大成立《國學季刊》，由胡適擔任主編，劉文典亦參與到編輯工作中。其發刊宣言中關于“整理國故”的思考，讓劉文典將“古籍校勘”定為自己的治學方向。他將重點放在諸子著作中，并集中精力，先從《淮南子》入手，他將全文背誦得爛熟，同時廣泛收集資料，夜以繼日的研究。校勘古書，首先就碰到音韻、文字、訓話以及版本、目錄等等困難，劉文典都以自身的毅力和才能，攻克了一個個難關，掌握了各種知識和學問。經過數年辛勞和胡適的幫助，劉文典第一部研究專著《淮南鴻烈集解》于1923年出版，胡適本是文言文倡導者，但也為此書特作文言文版序。此書吸取眾家之所長，旁征博引，受到學術界的重視，劉文典的學術聲譽也隨之大振。此外，他還積極從事外國學術名著的翻譯，先后翻譯出版了日本丘淺次郎的《進化與人生》《進化論講話》和德國赫克爾的《生命之不可思議》，同時擔任《新青年》編輯部的英文編輯和翻譯。
1926年，安徽準備籌建安徽大學，劉文典受到邀請前往主持安徽大學的建校事宜，并為籌措教育經費四方奔走。安徽大學成立后，劉文典被推舉為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籌備主任，并代行校長之職，意圖將其設置為綜合性大學。1928年，安徽大學與隔壁女校產生矛盾，爆發學潮，劉文典為保護學生，與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據理力爭，惹其不快，遭到關押。此事在教育界引起極大震動，學生們舉行游行示威，高喊“保障人權”、“釋放劉文典”的口號，各地進步人士也來電來函以示聲援。最終，經過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教育部長蔣夢麟等人的聯名援救，劉文典終于在被關七天后得到釋放。此事發生后，省內外人士皆敬佩劉文典不畏豪強、疾惡如仇的氣概。劉文典雖被釋放，卻被蔣介石勒令離開安徽，他便回到北京大學任教。次年，清華大學聘請劉文典為國文系教授，劉文典遂身兼兩校。這期間，他除卻主持教務、從事教學外，繼續進行古籍校勘工作，陸續撰寫了《莊子補正》《三余札記》等著作，并陸續在之后出版。劉文典還把教學和研究工作緊密結合起來，他校《淮南子》，開的課程便是《淮南子研究》；他教《文選學》，其《三余札記》中的《讀文選雜記》，既是他的研究成果，也是教學內容。他常說，教書不能只講別人研究的成果，要有自己的心得體會。他還開過《校學》《先秦諸子研究》《莊子研究》等等課，都是他已有研究的學問。
西南聯大任教
1937年，北平市淪陷，劉文典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師生撤離南下，滯留北平，日本侵略者通過周作人等人，勸說他去偽北京大學任教，均被他拒絕。日軍便有意為難，兩次前去搜查劉文典住宅，將劉文典精心收藏的書籍翻落一地。但劉文典仍一語不發，不說日語與其爭辯。他表示值此國難之際，他以“發夷聲為恥”。劉文典告誡自己：“國家民族是大節，馬虎不得，讀書人要愛惜自己的羽毛。”他十分痛恨出任偽職的人，他本與其四弟劉管廷共居一處，在劉管廷出任日本偽政府后，便將其趕出家門，從此不再來往。
之后，清華大學的師生到達昆明市，劉文典舍不下教學事業，便于1938年春，在好友葉企孫的幫助離開北平市，經天津市、香港特別行政區、安南，最終在1938年5月22日到達云南蒙自。隨后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主講《莊子》《文選》等課程。劉文典離開北平不久后，他的妻子張秋華攜子劉平章，以及劉文典的四大箱藏書也離開北平，因考慮到藏書攜帶不便，便留在了香港，結果在日軍侵港時全部丟失，成為劉文典的遺憾。但他心態樂觀，常對學生說：“我的書籍都丟了，資料也沒有了，只好把腦子里的東西教給你們了。”
劉文典到昆明市后，由于居住的地方屢遭轟炸，接連更換過幾次住址，最終在一處遠離轟炸的官渡區租房定居。劉文典在西南聯大除教學任務、學術研究外，他還為《云南日報》《中央日報》，撰寫了一二十篇剖析日本民族性和政治野心的文章，如《天地間最可怕的東西——不知道》《日本統一世界思想之由來》等文，深刻地剖析了日本人的民族性行為，以此呼吁民眾意識到日本在思想方面的威脅；他將日本皇道派的領袖荒木貞夫所著《告全日本國民書》翻譯為中文，希望中國民眾通過了解日本，洞悉日本的意向和野心，從而不被其迷惑。
劉文典教學雖總能說出真知灼見，但其上課較為散漫，心情愉悅時則大講特講；若是心情不佳，便取消下節課。一次上課時，劉文典講解不到半小時，便提前收拾教具，表示課程改在過兩天的晚上七點鐘。到了那天夜晚，皓月當空，原來劉文典要講的是月賦，他的學生稱其為一個討人喜歡的異類。1940年到1942年間，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時興“紅學”，劉文典與另一位國學教授吳宓齊名為“公認的紅學專家”。劉文典講解紅學，采取寓言似的講解模式，受到眾多學生喜愛，因慕名而來的人太多，經常換到小廣場中才能容下眾多聽眾。
解聘風波
抗日戰爭期間，物資匱乏，教員薪資不能按時發放，劉文典一家生活清苦，靠變賣妻子首飾和家中財物才能勉強度日。由于云南省盛產煙土，家家戶戶都會抽上幾口，而劉文典因眼見民國動蕩，心情苦悶，染上了吸食罌粟的習慣，他常拿著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邊抽邊上課；又因喜食云南的火腿肉片，被戲稱“二云居士”。后來，劉文典的煙癮越來越大，家中經濟逐漸無法支撐。1942年底，普洱市鹽商張希孟請劉文典為其母撰寫墓志銘，承諾免費供給劉文典鴉片數年，劉文典遂前往磨黑。抵達后，劉文典偶爾給磨黑中學的學生講學，有時同張希孟及當地其他鹽商交流學問；兩三個月后又前往普洱，在當地進行演講。但此舉引起清華中文系主任聞一多的不滿，聞一多行事認真，對劉文典平素放浪形骸的作風本就不滿。劉文典擅自離校，給本就師資不足的中文系也增添了麻煩，聞一多便力主解聘劉文典。
1943年5月，聯大在未與聞一多溝通的情況下發出劉文典的聘書，聞一多得知后立即寫信給劉文典，表示即使聘書已經發出，也要收回。劉文典收到信件后未放在心上，他認為自己是因為道路艱險，才沒能及時返校。后來在朋友來信中得知解聘事宜有更進一步的趨勢，便于7月向清華大學校長、聯大常委會主席梅貽琦寫了長信，訴說事情經過。他表示這次撰寫墓志銘得到了豐厚的報酬，以后便能安心教學，為學術盡力；待雨季一過，便趕回上課，還表示下半年愿意多教兩小時。但梅貽琦對劉文典此行也頗為不滿，回信表示劉文典的離開給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課業增添了困難，而磨黑往來不易，便調整了下學期計劃，方便劉文典行事。就這樣，劉文典最終被清華解聘。
投身研學
但不久后，云南大學校長熊慶來以高薪聘請劉文典任職文史系教授，1943年11月29日，劉文典正式到達云南大學，教有《杜詩研究》《溫李詩》《文選學》《文賦研究》等課程。他每次上課都要先走幾公里路再輾轉兩趟火車，再步行一段路程，才能到達上課地點。除上課外，劉文典多與好友胡道文、吳宓、孫樂齋交流學問。之后，熊慶來專門為劉文典在云南大學的枇杷園建造了三間房子，還任命其為文史研究室主任導師。劉文典在云南大學講課時，課堂都擠滿了來聽課的學生，其中還有理工科，以及外校的學生。而諸多日后舉國聞名的學者大師，如任繼愈、季羨林、張恒壽和張文勛等人，都出自劉文典的培養，被譽為“標志著中國古典美學的總體特征走向了一個新的臺階”的張文勛教授，也是劉文典一手栽培。
1944年，抗戰勝利前夕，劉文典頗具前瞻性地寫下《日本敗后我們該怎樣對他》一文，文章主張一不向日本索要賠款，二不要求日本割地，但一定要將臺灣、琉球島嶼歸還中國。但沒有得到國民黨的重視。抗戰勝利后，大多教授都回到北京，劉文典成為留在云南省的兩位古典文學專家之一。劉文典除了教書，偶爾也為別人寫墓志銘、壽序，1947年，熊慶來受托請劉文典為蔣介石六十大壽作壽序，劉文典應下。此外，劉文典還沉迷滇戲，常與錢穆、羅庸一起欣賞滇戲。1949年7月11日，劉文典在云南大學澤清堂展開名為《關于魯迅》的演講，在兩個多小時的演講中，劉文典列舉魯迅的“十八大罪狀”，引起了軒然大波。他的言論引來了社會輿論的一邊倒，反對其不當言行的文章多達27篇，眾多媒體和學生盡數支持魯迅，而批評劉文典為狂徒。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與劉文典一向交好的胡適計劃將劉文典送往美國，并為他聯系好具體去所，還為他們一家三口辦好了美國入境手續，但劉文典謝絕了，他表示：“我是中國人，為什么要離開祖國？ ”昆明解放后，劉文典被評為一級教授。他毅然戒斷了十多年的罌粟煙癮，精神煥發地投身到教學、科研與各項社會活動中，劉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決心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云南大學校長李廣田為了提供教學科研的條件，專為他開辟了杜甫研究室，配備了助手，并請他專給中青年教師講課，培養師資。之后，校領導為了讓他集中精力從事學術研究，沒有給他排課。他表示，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直到校領導同意他一邊教學，一邊進行學術研究才作罷。他在云南大學先后講授“杜詩研究”、“溫李詩”、“文選學”、“文賦研究”、“歷代韻文選”以及顧炎武、夏完淳評價等課程，并著手撰寫《杜甫年譜》《王子安集校注》以及規模較大的《群書校補》，前兩種已經完成，手稿卻已丟失；唯有《杜甫年譜序》原稿尚存。
晚年逝世
1956年，根據劉文典的表現，他被吸收為九三學社成員，晉升為云南省文科中唯一一位全國一級教授，并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他先后兩次到北京出席全國政協會議，還受到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他在向毛主席敬酒時表態，要在中國文學上超過英國。在全國政協第二屆第三次全體會議上作了熱情洋溢的發言，表達了自己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并為之貢獻余生的真情實感。回到云南后，他將此愿景向全系做了傳達，還表示要對《文心雕龍》進行研究。
1957年，云南大學展開“反右運動”，因劉文典給蔣介石寫壽序、與胡適交好等事宜，他被校黨委內定為了“中右”。此后，校黨委多次聯合展開批判會，對劉文典展開猛烈批判，他白天挨批斗，晚上還要寫交代材料，身體被折磨的越來越虛弱。在1958年5月2日的批判大會，劉文典進行了深刻反省，承認自己生活作風敗壞、教學觀點庸俗、不熱愛社會主義教育等問題，校黨委這才停止了對他的批斗。
1958年7月15日下午2點，因屢遭批斗，突發急癥，劉文典病逝于昆明市，享年69歲。次年，家人根據其生前遺愿，將其骨灰歸葬祖籍地安徽省懷寧縣總鋪高家山。
主要作品
《淮南鴻烈集解》
劉文典初入北京大學時，將秦漢諸子作為校勘研究的主攻方向，其中又以《淮南子》為起始研究的對象。《淮南子》是西漢劉安召集眾多門客所著的一本文集，表面求仙問道，實則諷刺時政。但此書因年代久遠，流失甚多，劉文典認為《淮南子》集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遂下定決心，采集歷代考注，編出《淮南鴻烈集解》一書。此書以莊逵吉校本為底本，全面而系統地吸收了王念孫、孫治鑲、俞樾等二十多家的觀點，并引用了《太平御覽》《初學記》《藝文類聚》《說文解字》等書作為佐證，體例上基本效仿王先謙集解荀子之法，對《淮南子》各篇疑難字詞、典章名物、思想奧義等加以闡發注釋。此書出版后，當時的學術界掀起了研究《淮南子》的風潮，涌現眾多相關研究的優秀作品，使學術界對《淮南子》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莊子補正》
《莊子補正》是劉文典從1923年動意，花費十五年，直到1938年才編纂完成的作品。1962年，張德光教授為此書再版作《莊子補正跋》，書中稱“正傳寫之舛訛，糾舊疏之違失乃校勘訓詁專著，其兼綜群言，發微補闕，實為精心刻意之作，足資治莊學者之借鏡”。此書是一部對《莊子》進行考釋的著作，劉文典在前人考證的基礎上，利用文章學、校勘學、版本學諸方面知識，辨析《莊子》收錄文章之真偽。《莊子補正》，共十卷，全書收列《莊子》內、外、雜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莊子音義》，校以歷代之莊子重要版本，并廣泛征引著名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盧文弨、奚侗、俞樾、郭慶藩、章太炎、劉師培、馬敘倫等人的校勘成果，將其補正之文分系于各篇相關內容之下。書中除了比較各種不同版本的《莊子》以及字詞疏證外，還大量引用《列子》《說文解字》《呂氏春秋》《太平御覽》《太平廣記》等書中與《莊子》相關的內容，來為自己的考訂加以論證。
《說苑斠補》
《說苑》是西漢劉向所撰，用以發揮儒家學說的一部典籍。劉文典所著《說苑補》，是以清盧文弨著《群書拾補》中關于《說苑》的見解為主，兼采眾家，折衷己意而成。斠補之稱，意在補正前任校勘之得失，劉文典在書中對前人的校語反復推驗求證；又搜羅《說苑》的多種不同版本來校勘；他在此書中廣博征引，來考定正誤，光他所引用的典籍便有七十余種；其精妙處便在于不僅從用韻、句式等行文方法，及文義等多方面來斟酌字句，還擅長用訓的方法推理對錯。
出版圖書
劉文典生平著作現收錄于《劉文典全集》中，其第一冊為《淮南鴻烈集解》；第二冊為《莊子補正》；第三冊為《說苑斠補》、《〈大唐西域記〉簡端記》《三馀札記》《群書校補》《宣南雜志》《學稼軒隨筆》；第四冊是他的四部譯作，有《進化與人生》《生命之不可思議》《進化論講話》《告全日本國民書》；第五冊則是他的詩文、書信、譯文輯存，以及附錄。每類基本按寫作時間先后編排，寫作時間不明確的則排列于后。
此外，劉文典還撰寫了《宣南雜志》及一些單篇文章和譯作，先后致力于《論衡》《文選》《庾子山集》《史通》《慈恩法師傳》等書的校勘和研究，但多已不存。
人物思想
學術思想
劉文典的學術思想繼承了皖派樸學的考據理論，即主張考據，注重資料的整理和證據的收集。他認為在學術上一定要重視實證研究，盡可能地收集資料，在大量資料地基礎上，再運用科學的方法作為指導，他時常強調讀書一定要“不求甚解”，否則就會“一字之微，征及萬卷”。他重視版本，在校書時，必會比較各種版本的異同，再定對錯。他注意從書的意旨、內容寫法的分析，從文意、文法、字詞的比較中去判定是非優劣。他還表示使用記憶引用資料是大忌，一定要求證原文，同時要廣泛吸收前人和今人的校勘考證成果。此外，在校勘時，他還會引用外國版本資料和學術觀點。
劉文典受到章太炎等浙東學派的影響，還側重經世致用，即從研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入手，針對國家的需求，從中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其突出特點就是從考據古代典籍著手，從中闡發自己的觀點用于社會改革。劉文典主張中西學術互相溝通，需要具有綜觀世界各系文明的眼光，理解近代科學的方法、性質、價值，尋求不同文化之間的合作。他為此開設了許多新課程，并翻譯了不少外國著作，以求中西兼容。他還認為學術上的“百家爭鳴”可以推動本領域學科的發展，他經常鼓勵學生研究前人的成果，要敢于質疑前人的結論，同時培養學生的自信心。
教育思想
劉文典進入北京大學教書后，決心以教育救國。他重視文學教育，認為一個人只有深刻了解自己國家的文化，才能產生愛國心理；而不能產生偉大文學的國家，也不能立足于世界。他鼓勵學生多學習外國文學，正確認識中國文學在世界的地位，從而創作出中國人需要的文學作品；他反對過分偏重舊文學的研究和做無用的舊式文章。他主張研究國學，只有熟悉東西方文字才能夠在國學研究上有所突破。
劉文典還突破了常規的教學方式，他講課往往沒有固定的地方和固定的模式，力求在新的模式下帶學生進入當時的意境中去。他還主張“融通文理”，即文理協調發展，文理相互溝通。建設安徽大學時，他的構想便是將其建設為安徽省乃至全國真正意義上的的綜合性大學。劉文典在具體教學中，注重給學生傳授治學方法，啟發學生思考問題，并且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獨到的見解充實教學內容，使學生從多方面受到教益。
人物影響
劉文典成就最巨、影響最大的是古籍校勘學，在學術實踐中，他既繼承了皖派樸學的考據理論；又受到浙東學派的影響，側重經世致用；在研究老莊思想的過程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學術特色。他以經世致用為原則，立足于實事求是，而尋求方法上的創新，他對古典文獻學版本的認識，對古典文獻學考證的理解都有獨特的見解，為中國文獻學的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對翻譯學作用的認識也有深刻的理解。他的學術思想對我國現代學術研究仍然有啟迪作用，對當今學術界浮躁化、庸俗化趨勢具有勸誡的意義。
劉文典一生都在教書育人，其研究的領域涉及到教育、翻譯、文學、史學和哲學等各方面。作為教育家，他秉承經世致用，以教書育人為己任。他在中國學術史上的成就，最直接的表現為培養人才，即他的文獻教育方法對學生的啟發作用。他多次強調文獻校勘容不得馬虎，版本對校勘學的作用；并告誡學生，學術研究的目的是為現實服務的，經世致用的學術對社會才有意義。這些聆聽過劉文典課程的清華大學學生，大多成為知名大家，其中包括清華學派的王力、劉節等人，以及云南省地方學派如任繼愈、季羨林、張恒壽和張文勛等人，這些文獻大家在語文學領域的貢獻，進一步奠定劉文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人物關系
回憶及評價
回憶
近代作家周作人著《北大感舊錄·劉叔雅》中回憶劉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京大學遷移昆明市，人稱之謂‘二云居士’，蓋言云腿與云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
近代國學大師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回憶：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雪茄，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
近代哲學家、散文家張中行著《負暄瑣話》形容劉文典：他偏于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
劉文典的學生文中子著《劉文典：“半個教授”》回憶：他的旗袍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
清華大學門生著《教授印象記·劉文典》：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七號教室里，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后，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發，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尤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了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類寒猿……”
劉文典的學生傅來蘇曾回憶劉文典的上課情形，道：開宗明義，講清課題后，即不再翻閱書本，也沒有講稿或教案之類，即興抒發，或作文字的訓話，或作意境的描繪。有時作哲理上的探討，有時作情感上的抒發，引經據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決堤，忽如神龍見首不見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壺呷上兩口，潤潤嗓子，講累了，點燃一支煙，猛吸幾口，靠在椅背上閉目養神。興濃時，會擊節而歌，無所顧忌。興之所至，說文論詩，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揮灑自如，又是幾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評價
劉文典獲釋后，去看望老師章太炎，章氏對他不畏強暴、疾惡如仇的氣節，表示贊賞和敬佩，特作了一幅對聯親筆書寫贈送于他：養生未羨嵇康，疾惡真推禰正平。
劉文典的次子劉平章在《我的父親劉文典》一文中表示：我的父親是一位深愛自己國家的人，很有民族氣節。
中國香港著名學者陳萬雄，在其著作中曾對民國知識分子的革命追求有一段評述：作為辛亥革命運動的革命黨人的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指導者，個別人物如蔡元培、陳獨秀、劉叔雅(即劉文典)、潘贊化等在辛亥革命中，在革命力量的組織、革命行動的推動上有較大的貢獻。但總的來說，這批人都是傾向學問鉆研、學有專精的知識分子。在革命工作上又是較長于思想言論的鼓吹，教育文化的推廣方面。
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胡適在《淮南鴻烈集解》的序中寫道：叔雅治此書，最精嚴有法。叔雅《集解》之作，豈非今日治國學之先務哉？后來，胡適在其著作《中國思想史長編》中再度贊揚了這本書的學術地位：近年劉文典的《準南鴻烈集解》收羅清代學者的校著最完備，為最方便實用的本子。
中國近現代歷史學家陳寅恪為《莊子補正》作序時，嘆道：“先生之作，可謂天下之至慎矣！”“將一匡當世之學風”，之后他又多次肯定劉文典在莊子研究方面的成就。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錢理群評價：劉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謂“狂”無非是把自己這門學科看成“天下第一”，把自己在學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這門學科就沒了！便有人評價他是：真名士自狂。
云南大學教授張文勛評價劉文典：學貫中西，識鑒古今，詩文兼擅校補群書，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如先生者，誠學界之翹楚也。··.···先生之學不于以隅，哲學文化，文學藝術，音韻文字，俱廣泛涉獵，并力主中西溝通，古今融匯。于國學則博通經史，于西學則諳熟唯物唯心之論，精通生物進化之學，文史哲兼解融通。先生治學之道，當為后世所師法。
現代學者韓笑著《劉文典評傳》評價：劉文典的一生，跌宕起伏，萬分精彩，他批過魯迅、罵過沈從文、斗過蔣中正······他不是古板的老學究，他是鮮活的，靈動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性的逍遙墨客。
人物軼事
頂撞蔣介石
1928年，劉文典擔任安徽大學校長時，學校發生學生風潮，蔣介石讓他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并嚴懲罷課學生。劉文典為了護住學生，當面頂撞蔣介石，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
兩人說到激烈處，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并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關進了監獄。
對沈不滿
沈從文第一次站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課堂時，便因學生較多，在課堂怔了近十分鐘，本該一個小時的課程，也只進行了十分鐘。且他的學歷僅有小學。后來，西南聯大打算將沈從文轉為正教授，月薪360元。劉文典對此不滿，稱：“在西南聯大，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400塊錢，我該拿40塊錢，沈從文該拿4塊錢。可我不會給他4毛錢!如果沈從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
在昆明市時，西南聯大的師生經常遭遇日軍轟炸，就在眾人逃跑時。劉文典看見人群中逃跑的沈從文，不禁怒從心生，對其厲聲喝道：“陳先生（寅恪）跑是為了保護國粹，我跑是為了保護《莊子》，學生跑是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該死的，你什么用都沒有，跑什么跑啊！”沈從文了解他的性子，不愿與其相爭，便掉頭離開了。
高見甚是
國學大師吳宓常找劉文典潤色修飾文章，兩人志同道合，相交甚篤。吳宓還常去聽劉文典的課，在一群青春少年中唯有吳宓須發皆白，十分矚目。劉文典講到得意之處，便將閉上的雙眼改為微睜，掃向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的吳宓，問道：“雨僧兄以為如何？”每到這時，吳宓必照例起身，頭不住地點著，非常恭敬地答道：“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此番情景，每每惹得全場學生暗笑不已。
觀世音菩薩
一次劉文典上課時，學生請教如何將文章寫得精妙絕倫，劉文典僅說了五個字：“觀世音菩薩”。這個答案讓學生們迷惑不解，甚至哭笑不得，難道教授信佛？劉文典不疾不徐答道：“觀，乃觀察生活；世，為明白世故人情；音，意為寫文章要講究音韻；菩薩，則是救苦救難、關愛眾生的菩薩心腸。”此解釋詼諧中帶有真意，學生們既滿意又佩服。
半個教授
劉文典雖狂傲，卻對陳寅恪敬重有加。曾公開承認他的學問不及陳寅恪之萬一，多次對學生表示，他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的敬佩。還對人宣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只有三個教授：陳寅恪、馮友蘭，他和唐蘭算半個。
解讀紅樓夢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一次，劉文典開講《紅樓夢》，由于聽講者眾多，教室無法容納，只能改在小廣場中開講。劉文典先是一板一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聽客們都在等著他隨后的講解，他旋即寫下四個字一一“蘿汀花滁”，表示今天只講這四字便足夠。
然后開始了他帶有幾分“索隱派”風格的講述，說：“早在賈元春省親大觀園時，書中就寫她看到了一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為鼠繪像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向他借了一本《唐三藏法師傳》，李埏翻閱時，在書頁中看到了一張看上去憨態可掬，用毛筆畫成的家鼠畫像。李埏不解其意，向劉文典求解。
劉文典聽后忍俊不禁，他表示，自己以前住在鄉下，晚上看書時需要點小磨香油燈，香油會滴落在燈盤上。一天夜里，他正在看書，突然有只老鼠明目張膽的爬到燈盤上偷吃香油。劉文典本想取東西將其打死。轉念一想：老鼠是在為了生計奔走，我讀書也是為了生計，也算是同類了，何必自相殘殺呢?隨后拿起毛筆描出了一張老鼠畫像，夾于書中。
李埏聽罷，不禁深深感慨道：“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吹牛本錢
劉文典的得意門生、聯大青年教師陶光，因教務繁忙，許久沒能前去看望劉文典。一日，陶光騰出時間，特去拜見。甫一見面，陶光便被劉文典連聲痛罵：“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心想，他一向尊重老師，他是學生，又不是奴隸，怎能被如此痛罵。正欲反擊，卻見劉文典一拍桌子，高聲喊道：“我就靠你成為名家，好作為吹牛的本錢。你怎么不理解我的苦心呢？你忍心叫我絕望嗎！”話到后面，他憤怒的臉忽然變成可憐的臉。
陶光聽此很受感動，老師竟將他視作“吹牛的本錢”，遂轉怒為笑，即扶老師坐下,，為他倒上一杯茶，承認是他太粗心，也說明備新課任務重，以致許久沒能前來問候等語。師生情誼從此更深，后來，劉文典還特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簽。
一個半
劉文典曾揚言：“世界上誰了解莊子？了解莊子的人只有一個半，一個是莊子，半個是我。”
我是國寶
劉先生被人譽為“國寶”，脾氣卻很大。有一次，日本飛機轟炸昆明市，劉文典去躲防空洞，卻見年輕力壯的早已躲進去，大為惱怒，喊道：“我是國寶，你們算什么，你們也來躲?......”。
看戲趣事
劉文典有一大雅好是看滇戲，帶他進入滇戲的是他的學生、著名古典文學學者陶光。當時陶光看中了一位才貌雙全的滇戲女藝人，常拉著劉去看滇戲。結果，劉漸漸迷上了滇戲，此后常攜夫人出入劇場，由此結交了不少唱滇戲的朋友，并多次邀請耐梅、碧金玉、栗成之等名藝人，在他的寓所切磋滇劇藝術。他常在一些報刊上撰文介紹滇劇及滇劇的名角，還曾為滇劇名角張子謙賦詩祝壽。
劉文典看戲前還一定要坐車前去，當時云大只有一輛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留下的美式吉普車，是敞門式的，冬天漏風，非常寒冷，但駕駛員們都不敢阻攔，還得把車停在街上，在風雨中等他，怕他隨時出來。古老的美式吉普車常有拋錨出現故障的時候，有一次吉普車壞了，不能前去，劉文典便讓同校的老師王建勛用摩托車載他去看戲。一次，連摩托車也壞了，劉文典便要求王建勛騎自行車載他。王建勛沒辦法，只能用自行車把劉文典推到戲院，路途雖然不遠，但爬的都是陡坡，王建勛累的大汗淋漓，卻也無可奈何。
劉文典看戲看得入迷時，會不自覺地移到舞臺上，自己拖條凳子，坐到演員的面前，哼著調子、打著拍子、搖頭晃腦，全然忘了自己身處何處。臺下眾人從剛開始的不接受，到后面也就接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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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紀念
劉文典紀念室
劉文典紀念室始建于2008年，位于安徽大學圖書館（文典閣）東側苑廣場的中央，其間矗立著劉文典的銅像，基座的正面鐫刻著“劉文典教授”五個大字。紀念室分為前言、印象劉文典、熱血青春、北京大學十年、主政安大、譽響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風云、云大歲月、情系桑梓和大事年表十個篇章。其中根據劉文典的各類文物檔案，及手稿、信件等組合而成。
參考資料 >
清風故事會|劉文典:一生傲骨多雅趣.安慶紀檢監察網.2025-05-27
文學家——劉文典.云南大學檔案館 · 黨史校史研究室.2025-06-02
校慶倒計時|DAY 5這樣的劉文典，你認識嗎？.安徽大學學生會微信公眾平臺.2026-01-05
劉文典.云南大學校史網.2025-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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