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股文（英譯：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時期科舉考試所使用的一種文體，也稱制義、制藝、時文、八比文。
八股文文體有固定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組成，因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這四個部分每部分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共八股，得名八股文。八股文題目一律出自四書五經(jīng)中的原文（四書包括《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jīng)包括《詩經(jīng)》、《尚書》、《禮記》、《周易》、《春秋》），文章內(nèi)容以朱熹等人對經(jīng)書的解釋為標準，對經(jīng)書義理進行闡釋，文章字數(shù)也有固定限制，代表人物有歸有光、王守仁、王鏊、艾南英等。
八股文最早可以溯源到唐朝科舉中的帖括。到宋代時，王安石變法對科舉制進行改革，廢除明經(jīng)諸科，推行經(jīng)義取士。元代基本沿用宋代的科舉，將考試的出題內(nèi)容限制于四書等儒家經(jīng)典中。明代初期效仿宋人“經(jīng)義”，考試的文體形式則是“略仿宋經(jīng)義”，提高了應試文中對于格律的要求，到了明代null年間，逐漸形成比較嚴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清代科舉中，基本沿用明代，同時由于八股文作文時存在內(nèi)容空疏、拘于形式的弊病，經(jīng)歷多次存廢爭議，但因現(xiàn)實考試和政治的需要，八股文仍在一直使用。光緒末年，戊戌變法學習西方教育制度，1902年，清政府正式廢除八股取士。經(jīng)過新文化運動、延安整風等事件后，八股文受到長期的批判，一度等同于封建糟粕。2014年，浙江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將部分八股篇目選入課本后，引起了巨大爭議，校方對此回應此舉八股文并非無一可取之處，選入課本是出于幫助學生規(guī)范寫作。
八股文作為一種專用于考試的標準化文體，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古代科舉選拔人才，同時，在長期接受八股文的培養(yǎng)和學習過程中，貫徹傳播了儒家義理，維護了統(tǒng)治者的政治統(tǒng)治，加強對于社會主流意識的把握。同時，八股文作為一種文學體式，對于研究明清文學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在八股文的長期使用中，仍出現(xiàn)了一些消極影響，固定的文論格式使得八股行文僵化，八股文的使用范圍十分局限，實用性差，難以培養(yǎng)出經(jīng)世致用之才。同時，八股專研儒家義理，長期以來限制知識分子個人思想的闡發(fā)，導致社會思想禁錮[gù]，加劇文化專制。
名稱定義
八股文是明清兩代用于科舉考試的一種特殊文體。股有對偶的意思，從八股文的文章體裁出發(fā)，因八股文每篇文章從起股到束股四個部分，每股都由兩排排比對偶的文字組成，一共為八股，所以得名八股文。八股之名在明清之際就有提出，比如顧炎武的《日知錄?試文格式》中有這樣的相關記載：“經(jīng)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對偶之名也……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
八股文還有制義、制藝、時文、八比文等諸多別稱。“制義”，就是按規(guī)定格式所寫的“經(jīng)義”。“制藝”一詞，制如上述，即按規(guī)定的格式，而“藝”則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六種科目之一的意思。“時文”就是當時的文章、文體，區(qū)別于古文、駢文等。八股文還稱四書文，“四書文”意為八股文所寫的內(nèi)容是從《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四書和五經(jīng)中出題，因而叫“四書文”。
產(chǎn)生背景
社會政治
八股文正式定型于明朝，這受當時社會政治的需要。明清時期，封建制度遭受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資本主義萌芽產(chǎn)生的影響，封建生產(chǎn)關系開始受到?jīng)_擊，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斷深化，統(tǒng)治者出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推行并加強了各項文化專制政策。為了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同時籠絡知識分子，安定人心，推行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
文化氛圍
八股文是駢文的一種變體。駢文進入公文領域后，長期作為封建社會的公文形式存在，實用性增強，在封建統(tǒng)治和儒學影響不斷加強的影響下，公文類駢文的思想和藝術形式都產(chǎn)生了一定的僵化，逐漸產(chǎn)生與駢文文體相通的八股文。同時，八股文借鑒了駢文的排偶手法，駢文因其通篇多排偶句而得名，八股文“體用排偶”，同樣也是對駢文排偶手法的借鑒。
漢語語音為單音節(jié)語，同時有五音音節(jié)之分，這種語言特征使得漢語讀音具有音樂感和節(jié)奏感，形成了語言文字中的對仗、對偶，是中國各類詩歌文賦產(chǎn)生的基礎，也因此影響八股文的產(chǎn)生。古代律詩也影響著八股文的產(chǎn)生，八股文行文借鑒了律詩起承轉合布局，強調(diào)起承轉合的邏輯關系。
考試制度
八股文作為明清科舉的專用文體，是適應、符合當時考試制度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八股文標準統(tǒng)一的考察內(nèi)容和行文格式，推動考官采用一致的評閱標準，增加了科舉考試評分的公平性和可信度，其格式化的文體也提高了評閱試卷的速度和數(shù)量。同時，八股文對于著文者的知識儲備要求很高，對考生的經(jīng)學、文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知識學養(yǎng)進行測試，從而選拔出具有較高素養(yǎng)的官僚隊伍。
思想基礎
八股文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受到程朱理學的滲透和影響，八股文是作為明代統(tǒng)治者為貫徹官方意識形態(tài)程朱理學的主要載體而登上歷史舞臺的。八股文的內(nèi)容取自四書五經(jīng)，囊括了以儒學為主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最基本的內(nèi)容，讀書人自啟蒙就學習儒學義理，八股文的產(chǎn)生既是順應儒學的主流思想，也是封建統(tǒng)治者用來教化、管理民眾的工具。
歷史發(fā)展
雛形
八股文的源頭最早可追溯到唐朝，起源于唐朝的“帖括”。帖括即是要求考生默寫某一種經(jīng)書的正文或注釋，唐代科舉以進士和明經(jīng)為重要科目，進士科考察詩賦，明經(jīng)科考察帖括、墨義，因明經(jīng)考察的內(nèi)容只為默寫文章，并不需要考生闡明經(jīng)書大義，所以唐代科舉明經(jīng)科出身的人最多。
北宋趙禎嘉祐后，論開始用古散文體撰寫。神宗熙寧后，經(jīng)義逐漸使用古散文體書寫，同時論和經(jīng)義又開始移植駢文的對偶句式，移植近體詩的破題、頷比等程序，三者逐步合一，開始了一種八股文這一新的文體的形成歷程。宋神宗時期，王安石改革科舉制度，取消唐朝沿習下來的詩、賦、帖經(jīng)取士的辦法，認為唐代取士方法浮華不實用，于是將科舉多科并為進士一科，改為以“經(jīng)義”試士。“經(jīng)義”即經(jīng)文意義，考生在《論語》《孟子》等經(jīng)中任治一經(jīng)，考試時發(fā)揮對經(jīng)文意義的理解來著文。王安石為此撰寫了一批經(jīng)義論文，朝廷專門頒行了作為應試標準體式的“大義式”，這些文章的特點在于正反直喻，破題承題都使用對偶句式，是八股文在時文中的雛形。其后“四書疑”發(fā)展為側重闡明義理的“四書義”，再經(jīng)歷代格式規(guī)范逐步演化為八股文。趙煦時，推崇經(jīng)義程文，張庭堅所著經(jīng)義尤為當代推崇，其經(jīng)義范文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明顯的官題，然后轉入“原題”。文章以古散文體為主，移植駢文的對偶句式和近體詩的格式，這三者逐漸緊密結合，推動新文體的形成。
趙構、趙昚時期，進一步改革科舉考試制度，高宗時期頒布了《紹興重修通用貢舉式》，規(guī)定了舉人寫論和經(jīng)義試卷的體式，限定論的字數(shù)為每篇五百字以上。李治至趙擴時期，時文文體屢經(jīng)變化，高宗時學者崇尚蘇(軾)文，孝宗時發(fā)展為以葉適和陳亮為代表的“乾淳體”，光宗時改崇二程，稱為“洛學”。寧宗時，經(jīng)義出現(xiàn)了“全用套類”即現(xiàn)成格式的現(xiàn)象，由此出現(xiàn)評點之學，講述寫散文的原則和方法，推動散文寫作規(guī)范化。此時，文章的章法和句法，與駢文的排偶、近體詩的格律進一步結合，形成了一種新的時文體式，這一體式在論方面集中體現(xiàn)在《論學繩尺》一書中。南宋趙昀和度宗時期，文體幾遭變化，《論學繩尺》各論的箋解中，已經(jīng)使用“股”和“腳”等字，用以表示偶句的一方，這時的偶句不是駢文，不用四六，也不強求押韻，體現(xiàn)為冗長難讀的特點。
元代前期，尚未實行貢舉制度，直到仁宗延花元年(1314 年)，才正式開科取士。科舉考試需要作經(jīng)義一道，限五百字以上，不講究格律。題目摘自《四書》,考生就題命意，依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作解，出題范圍限制在《大學》《》《》《》四種經(jīng)書中。元代以王充耘撰《書義矜式》作為士子參加科試的經(jīng)義程文之書，各篇書義皆按破題、承題、小講、繳結、官題、原題、大講、余意、原經(jīng)、結尾十個段落順序，這些作文程式與南宋后期并無太大區(qū)別，并且直接影響明初作文程式。
明代
明初八股文無固定體式，不受程法限制，文字以直述經(jīng)義、闡發(fā)道理為宗旨，表現(xiàn)出素樸、古茂、 平淡的文風。明代三年（1370年），詔定科舉法，應試文仿宋“經(jīng)義”，對于格律的要求日趨嚴格，對科舉制度、考試文體都有了明確要求。士人參與科舉考試必須通過三場考試；到了明代年間，經(jīng)王鏊、謝遷、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漸形成了講究格律、步驟，并逐漸形成比較嚴格的程式，科舉考試由“經(jīng)義”變?yōu)殚_考八股文，規(guī)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嚴格，限定字數(shù)，不許違背經(jīng)注，不能自由發(fā)揮，八股文的體式初具。明代正統(tǒng)至嘉靖期間，是明代八股文的極盛時期，以于謙、王等為代表的八股大家不斷涌現(xiàn)，他們將八股文突破了經(jīng)書傳注的束縛，“以文言文為時文”，影響著八股文的創(chuàng)作風氣。自明代萬歷以后，八股文轉而追求文字的華麗，以制造奇巧來吸人眼球，逐漸由盛轉衰。
清代
清朝入關之后，為了應對關內(nèi)人民的反抗，加強思想統(tǒng)治，清朝統(tǒng)治者以理學為工具，推行明朝的八股取士制度。清代科舉取士和學校考試沿襲明代舊制，以八股文作為考試的主要文體，其衡文標準受明代“醇正典雅”的文風影響，以 “清真雅正”為衡量八股文章優(yōu)劣的標準，從 “理、法、辭、氣”四個方面來衡量科考文章優(yōu)劣及登第高下。清代八股文在經(jīng)歷順治、康熙初年后，從體制、形式等方面逐漸形成有自己特征的清代八股文。
順治年間，皇帝下旨取消明末以來對策使用駢體的陋習，推行質(zhì)樸的文風。清初倡導歸本經(jīng)史，逐步提倡“清真雅正”。順治二年（1645年）規(guī)定“定文有正體，凡篇內(nèi)字句，務典雅純粹。不許故摭一家言，飾為宏博”，順治九年（1652年）又規(guī)定“其有剽竊異端邪說，矜奇立異者，不得取錄”。康熙年間，因八股浮飾無用，掀起了一場關于八股文的存廢爭議，康熙初年的《科場條例》規(guī)定不能決裂本題、不遵傳注、引用異教、影合時事、摭入俚言諧語、有過五百五十字者，小束大結不分明者等等。康熙認為八股文“空疏無用，實于政事無涉”，對于政治并無幫助，康熙二年（1663年）規(guī)定鄉(xiāng)、會考試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論、表、判。后來禮部侍郎黃機上疏請求恢復八股文，認為：“先用經(jīng)書，使闡發(fā)圣言微旨，以觀心術。不用經(jīng)書為文，人將置圣賢之學于不講。”即如果不考八股文，讀書人就不去研究四書五經(jīng)了。由于八股文作為一種考試文體，有其特定的功用和存在的理由，并已沿用了近300年，根基深厚，在客觀需要和各方面的壓力之下，康熙七年（1668年）又全部恢復舊制，八股文重新成為科舉考試所使用的文體。乾隆三年（1738年），又發(fā)生了一場關于八股文存廢的爭論。兵部侍郎舒穆祿·舒赫德主張改革科舉廢除八股文，以大學士西林覺羅·鄂爾泰為代表的禮部諸官員反對，但由于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此次爭議中八股文仍未被廢除。乾隆還命方苞編撰了專門收錄八股文的《欽定四書文》，后來收錄到《四庫全書》中。清朝末年，八股僵化到一定程度，弊端盡顯，受到了廣大知識分子的攻擊，同時戊戌變法掀起學習西方教育制度的風潮，1902年，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正式取消。與明代相比，清代八股沒有大結，規(guī)定文章字數(shù)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作文時沒有忌諱，無論吉祥與否的字眼都可以使用，在衡文的標準等方面也進行了統(tǒng)一。
近代以來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八股文受到了陳獨秀、錢玄同和吳稚暉等人的批評。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批判與八股文相近的桐城派，認為“所謂桐城派者，八家與八股之混合體也”；錢玄同則是稱其為“桐城市謬種”和“選學妖孽”，他指責桐城派“皆高等八股”“變形之八股”。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發(fā)表了《反對黨八股》一文，列數(shù)了黨八股文風的八大罪狀，整頓文風，確立了真實、準確、簡潔、生動，用事實說話、以敘述為主的文體風格，影響了后來的公文寫作。此后，八股文在人們心中，長期體現(xiàn)為封建糟粕、禁錮思想。
現(xiàn)當代，人們對于八股文的評價和認知越來越趨向客觀全面，即八股文的形式禁錮存在其落后的一方面，同時也要辯證地看待其對于選拔官員、文體發(fā)展等方面的積極影響。2014年，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將八股名篇《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與諸弟書》選入課本之中。此舉引起了網(wǎng)絡上的爭議，許多人認為八股文是封建制度的產(chǎn)物，將其選入教材之中，違背了時代發(fā)展的潮流，面對這些爭議，學校回應選入八股名篇意在讓學生寫的文章有“體”，學習八股文的思維過程，體會著文時的由淺入深，幫助他們?nèi)ヒ?guī)范寫作。同時，八股文作為中國古代的一種文體，能夠幫助學生能夠開闊視野，了解中國的傳統(tǒng)文學。此外，浙江省杭州高級中學的校址正是浙江省貢院的舊址，即古代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的地方，這也是杭高將八股文選入教材的原因之一。此外，在如今語文學科教育不斷發(fā)展的現(xiàn)在，有不少人對語文教學考試制度不滿，認為以應試為中心的語文作文類似于八股文寫作，學生作文呈現(xiàn)同質(zhì)化嚴重，限制學生思維的發(fā)散，損害著語文教學的進步。
文體特征
內(nèi)容
八股文文章內(nèi)容以朱熹等人對經(jīng)書的解釋為標準，對于經(jīng)書義理進行闡釋，很少有作者自由發(fā)揮的空間，讀書人不僅要研究四書五經(jīng)，還要熟讀儒家經(jīng)史子集，才能作出一篇好文章。著文過程中，八股文將求“代圣人立言”，即要模仿孔子、孟子的語氣去說話，不得以戲謔、隨意的方式去書寫，需要作者揣摩古人的思想和語氣，將自我的思想見解隱藏起來。八股文體制特點體現(xiàn)為守經(jīng)遵注，作為考試文體，經(jīng)與注就是八股文考試的標準，要求平實典雅，不許出現(xiàn)浮華險怪之體。八股文的文體章法集各種文體之大成，寫作者必須熟練各種寫作技巧，以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為例，在寫作時各股需要相互對應，從不同層次角度去闡發(fā)題旨，對對仗嚴格要求，不講辭藻華麗書寫，注重對事物內(nèi)在義理的闡發(fā)。
八股文的題目取自四書五經(jīng)，且必須選用四書五經(jīng)中的原文，為了避免考生抄襲，考官在八股文題目上不斷打磨翻新。從八股文題所用文句和文意是否完整，人們常分為大題和小題，大題的文句和文意比較完整，文章容易寫得正大工整，多用于鄉(xiāng)試會試等大考；小題較為細碎，常取四書中語句的一部分，語句、語意不完整，常常采用于童試等小考。此外還有特殊的截搭題，屬于小題中的一類，是指截取四書中某些語句中的個別詞語搭配成文題的題目，此類題目全在難為士子,不僅題意難明，作法也不易掌握。八股文寫作中有許多避諱，如廟諱(死去帝名)、御諱(當今皇帝名)、圣諱《孔孟名)等，例如《論語》中“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倘考官出題“殺雞為黍而食之”，則考生文章如果涉及“止子路宿”，就是犯上，涉及“見其二子焉”，就是犯下。
格式
八股文有一套相對固定的寫作格式，由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這八部分組成。破題是八股文體中第一個部分，意為點名題意，考生需要用兩句話破開題意，以把握作文的主旨。說明題意，必須要與朱意的《四書章句集注》注釋相一致，不準隨意解釋。破題限用兩句，放在文章開頭，文字可用對偶，也可散行。破題最后一字，清代規(guī)定要用一個單音虛詞，如焉、也、等。同時，破題是八股文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閱卷的考官往往以破題的好壞來取舍文章。承題，即承接破出的題目，加以說明闡發(fā)，幫助作者引出作文的重點，承題一般用二四句話進一步說明題義，并根據(jù)所破題義指明作者文章主意，開頭用“夫”“而”、“蓋”等單音虛詞，未一字用“耳”“焉”“矣”等虛詞。起講位于原題之后，又名小講，將破題與承題所闡明的題意作進一步的發(fā)揮、補充，起到引申講明題義，或說明題目內(nèi)容的背景等的作用，起講開頭多用“且夫”、“嘗謂”、“若日”、“嘗思”等雙音詞。入題又叫領題、領上、落題，位于起講之后，通常用兩三句過渡性的話，把題義接入下面的八股正文之中，對于全文的上下聯(lián)動十分關鍵，入題的作法一般分為三種情況，是題目有上文的，要領上文入正題；題目有下文的，要照應下文；有上文兼有下的，要點明本題所論內(nèi)容的界限。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這四部分，則是文章的基本內(nèi)容所在，文章由此展開議論，來表現(xiàn)作者對經(jīng)典的看法，要用古人口吻闡發(fā)儒家思想所謂“代圣賢立言”。此四股每一股都包括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起來就是八股，也因此得名最著名的“八股文”一名。
八股文的格式在成熟之后，還伴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在不斷變化。八股文格式在明初初現(xiàn)雛形，隨著不斷應用和演變，到明成化年間，八股文標準體式自此固定應用，但其內(nèi)部并非就此一成不變。例如八股文各個部分的字句出現(xiàn)由少轉多或由多轉少的情況，像破題、承題、起講等部分，其句數(shù)在不同時期并不相同；萬歷之后，八股的部分逐漸簡化為二股、四股，減少了原來八股的體式的運用。
字數(shù)
八股文的字數(shù)在寫作中，也是有明確規(guī)定的。明朝萬歷年間，每篇限500字；清朝字數(shù)有所增加，順治為550字，康熙時增為650字， 乾隆時更是增至700字。字數(shù)對于八股文極為重要，如果考生的文章超過規(guī)定的字數(shù)，書吏就不會謄錄他的試卷，更不論考官的評閱和錄取了。
應用領域
科舉考試
八股文是明、清兩代科舉考試的專用文體。明清科舉實行府試、鄉(xiāng)試、會試三級考試制度，八股文就作為考試的主要形式，除殿試外，此三級考試首場均考八股文。同時，由于首場即作八股文，考生是否被考官評閱取中全看首場，若首場通過調(diào)取二、三場的試卷，首場不過則沒有機會進入下一輪的評閱，八股文又被稱為惟一的考場文字。
學校教育
八股文作為科舉考試的主要文體， 也成為學校教育的核心內(nèi)容。清代私塾以及府、州、縣學和書院等各級學校， 都以科舉考試為教育目標。私塾先教識字，其次為讀書，讀書的內(nèi)容為四書五經(jīng)以及其他儒家經(jīng)典，不僅要背熟原文，還要背熟朱熹的注解，這是學作八股文的基本功之一。通過讀書教育，學生可以識字辨清四聲，區(qū)分詞性，進而熟練地作對子，達到這個基礎老師就會正式開講，先講《四書》朱熹的注解，再讀八股文選，再開始按格式分布學寫八股文。
代表人物和作品
代表人物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的思想家、哲學家，因筑室于故鄉(xiāng)陽明洞并在此講學，世稱陽明先生。王守仁出生于八股世家，其父曾在成化年間中狀元，善著道德文章，王守仁自幼受父親熏陶，少時即高中舉人，后中進士，授刑部主事。王守仁的八股時文嚴守八股體式，遵循儒家正統(tǒng)思想來闡發(fā)行文，文章思想雅正，以醇茂著稱于世，其所著《志士仁人》可謂八股名篇。
歸有光
歸有光，字熙甫，號震川，世稱震川先生，是明代八股文壇中一位倡導以文言文為時文的學者，在八股文壇中之地位較高。歸有光十四歲開始應童子試，一直不中，直到三十五歲時中應天府鄉(xiāng)試第二名，六十歲時才考取進士，因其名次未達到授館職的要求，被外放的一個僻遠的縣城當知府。歸有光是一個以古文為時文的八股制義大家。他的八股制義取自蘇軾、蘇轍，其古文源自《史記》《漢書》，文章兼采蘇氏兄弟的氣勢，闡發(fā)朱熹、程頤的義理，展現(xiàn)出淳古淡薄、風格高逸的特點，其所著《吾十又五而志于學》《天子一位兩節(jié)》都是八股名文。
王鏊
王鏊，字濟之，號守溪，世稱震澤先生，是明朝中期的官員、文學家。王鏊自幼隨父讀書，聰穎異常，八歲能讀經(jīng)史，十二歲能作詩，十六歲時，國子監(jiān)諸生即傳誦其文。王鏊為成化十一年（1475年）進士，授翰林編修，先后授職侍講學士、日講官、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戶部尚書等職，因宦官劉瑾專權，深感朝政無力辭官歸鄉(xiāng)。王鏊以文言文為時文，借鑒古文作法，化用古文中開闔照應的寫法，使用大量對偶文辭和排比句式，在結構上急促緊湊，使其符合時文的格式和要求，從而使古文辭與經(jīng)義文渾然一體，促進了形成了經(jīng)義文八股格。明清兩朝學者對王鏊給予很高的評價 “本朝舉業(yè)文 字，自永 樂、天 順間非無佳者，然開創(chuàng)首功，惟文恪王公鏊為正宗 ”。王鏊著作頗豐，有《震澤編》《震澤集》《震澤長語》《震澤紀聞》《姑蘇志》等傳世。
艾南英
艾南英，江西東鄉(xiāng)人，明末八股大家，一生中科考未中，后來致力于變革明末八股文風，希望通過出版八股選本來改變世人八股寫作的陋習。艾南英一生致力于八股文寫作，從十七歲參加童子試，七次科考不中之后放棄仕途之業(yè)，轉為熱衷于出版八股選本供學子參考。艾南英對于八股文的貢獻在于他改革八股文文風。首先，艾文簡潔清晰，引經(jīng)據(jù)典，頗有文言文氣概。其次，觀點犀利老練，善于化用經(jīng)典，全文直白明快，見解深刻。同時，艾文還表達了自己對于國家與百姓關系的看法，具有儒家人世精神，主張八股文創(chuàng)作應當經(jīng)世致用。
例文
《百姓足，孰與不足》
此文出自明代的八股文大家王鏊，王鏊在八股文方面頗有建樹，被后世稱為制義之祖。王鏊作文注重對題旨的把握和發(fā)掘，他的文章也被后人稱為“理至守溪而實”，這篇《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此文文題取自《論語》，魯哀公問有若怎么應對國家饑荒，在面對魯哀公表明自己的用度不夠時，有若回答道:“百姓足，君敦與不足?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王鏊在文中，根據(jù)朱熹的傳注，對有若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的闡發(fā)，揭示百姓足內(nèi)便有君足，君之足，由于徹行政令而使百姓足才能達到，宣揚了儒家“君民一體”的思想，言圣賢之所未言，體現(xiàn)了八股文“代圣賢立言”的特征。
《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此文出自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王守仁出生于一個八股世家，其父為明成化年間取得辛丑科狀元，善著道德文章，王守仁自小受其父影響，文采斐然。王守仁的八股時文恪守傳注，謹嚴法度，以醇茂著稱于世，其名作《志土仁人》就體現(xiàn)出這些特點。此文闡釋志士仁人為國忘我獻身的精神，批判“偷生者”之茍且，通過“偷生者”在國家危難之際“避難求全”“僥幸而圖存”與志士仁人在國有禍患時“捐軀赴難”“滅身而無悔”的強烈對比，表達了對仁人志士的贊頌，體現(xiàn)了儒家的正統(tǒng)觀念。
影響
積極
選拔人才
八股文作為一種考試專用的程式化文體，方便考官評判試卷的好壞，加快閱卷的速度，提高閱卷的效率；同時，能夠有效減少閱卷時因時間緊迫的偷工減料的現(xiàn)象出現(xiàn)，維護了考生的公平考試的權益。八股文的使用，為封建王朝提供了有效的選拔人才的方式，經(jīng)此方式選出的人才，熟讀儒家經(jīng)典，浸潤程朱思想，將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言行準則，是有修養(yǎng)、有士人風骨的知識分子。八股文選拔出對封建統(tǒng)治忠實的擁護者，在長期儒學浸潤下已形成固有的思維模式，統(tǒng)治者不必擔心其反叛出奇。
儒家義理
八股文作為明清時期的官方考試文體，考試內(nèi)容取自四書五經(jīng)，闡發(fā)朱熹注解，理學家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推廣和普及。八股文代圣賢立言，其核心是維系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統(tǒng)治階層通過八股取士不斷宣傳封建倫理道德，加強了程朱理學這一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統(tǒng)治地位，推動儒家義理的深入傳播。
學術研究
八股文對于四書五經(jīng)及儒家經(jīng)典的應用，掀起當時知識界對于秦漢典籍于時文方面的考證研究，也順勢產(chǎn)生了一批對于古籍進行文章行文脈絡的文理、文法等進行分析點評的書籍，如沈津《百家類》、李廷機《諸子玄言評苑》、陳深《諸子品節(jié)》、文震孟《諸子匯函》、陳仁錫《諸子奇賞》等等。
文學體式
八股文是一種綜合性較強的文體，它的題目來自五經(jīng)四書，在其歷史發(fā)展中，不僅與經(jīng)義、試帖詩、律賦、 策論等考試文體，還與駢文、古文及經(jīng)典注疏等非考試文體均有一定淵源，可以說八股文是古代文章學的集大成者。同時，八股文的書寫格式，可以培養(yǎng)學習者循序漸進的思維方式， 提高思維能力。八股文著文的概括性要求用最核心的概念內(nèi)涵來展示文章，需要考生著文時做到提綱挈領，在四股部分的寫作時，又要做到全面、條理地圍繞中心去寫，可見八股文的寫作過程中對于思維邏輯的要求。
八股文作為明清時期的官方考試文體，影響著明清小說的創(chuàng)作。明清小說作者大多為知識分子，不可避免地接受過八股文教育，熟悉八股文及其創(chuàng)作思維，因此在創(chuàng)作小說無形中融入八股筆法和慣性思維。明清小說的主旨生發(fā)、行文結構、布局模式均受到八股文的影響，使小說帶有鮮明的八股文色彩，例如在題目設置上，八股文題目破題點明題意這一特征契合小說題目的需要，因此小說作者在取題時借鑒了八股文特性，強化小說圍繞題意的文學特性；在結構設置上，八股文格式嚴謹分明，因此在小說創(chuàng)作的整體結構上往往借鑒八股文的破、承、轉、收，特征比較明顯的作品有《耳中人》、《子不語》等等，這類文言小說篇幅較短，語言與八股文相近，極具八股文特征。
消極
禁錮思想
八股專研程朱義理，在科舉取士的過程中逐漸僵化，束縛讀書人的思想，使其只知紙上儒學，不知生活情理百態(tài)。讀書人將大量精力投入到八股文當中，只學習四書五經(jīng)，將其他學問視為“雜覽”、“雜學”、“邪魔外道”，比如《儒林外史》中范進居然連蘇軾是誰都不知道，使得讀書人知識獲取呈現(xiàn)單一渠道，限制了社會中知識、學問的發(fā)展，逐漸達到文化專制的效果。在此情況下，讀書人將儒家學說奉為圭，一言一行均恪守儒家道德要求，同時，八股文應試需要固守格式，不得擅自發(fā)表自己的言論，不斷束縛讀書人的思想。
形式僵化
八股文在使用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一些局限性。八股文的格式、內(nèi)容、題目、字數(shù)均在成文之前予以限制，導致出現(xiàn)文章空洞，專注形式的著文情況。讀書人為考取功名專析如何寫成八股文，其才華創(chuàng)意在嚴格的行文規(guī)范下受到禁錮，考生的綜合能力并未得到完全體現(xiàn)，例如善作此類文章的人可以輕而易舉獲取功名，而不善八股文者則失去了求取功名的機會。
實用性差
八股文作為明清科舉考試的專用文體，除去在科舉考試中應用，并未被任何公私文書和各種體裁的論著采用，沒有任何實用的價值。明清的讀書人耗費心力地去學習八股文，將其作為科舉考試的敲門磚，一旦考中，八股文就失去了使用的場所。同時，八股行文僵化，內(nèi)容為闡發(fā)經(jīng)學義理，重于理論而輕于實踐，難以培養(yǎng)實用型人才，導致科舉入選的官員真正從政時，缺乏足夠的知識來應對民間大小事務，行政難免呈現(xiàn)“高屋建瓴”之效，久而久之滋生吏治腐敗。
評價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就說過：八股之害等于焚書，而敗壞人才有甚于之郊。
明代思想家李贄在其所著《焚書》卷三《童心說》所言：“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降而為六朝，變而為近體，又變而為傳奇，變而為院本，為雜劇，為《西廂記》，為《水滸傳》，為今之舉子業(yè)，皆古今至文。”，表露出將八股文看作一種新事物的意味。
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耳中人》中重點批判八股取士中徇私舞弊的情況，以《褚生》中諸生替考陳孝廉、《周克昌》中某鬼替考周克昌等等替考成功中舉的情節(jié)進行諷刺，認為此舉不僅破壞科考公平，還增長了考生弄虛作假，不勞而獲的行徑，因此他發(fā)出“豈冥中亦開捐納之科耶?十千而得一第，直亦廉矣。然一千準貢猶昂貴耳。明經(jīng)不第，何值一錢!”的慨嘆。
清代作家曹雪芹就曾借文學作品來表達對于八股文的譏諷，《紅樓夢》第七十三回中賈寶玉所說的那樣：“這原非圣賢之制撰，焉能闡發(fā)圣賢之奧，不過是后人餌名釣祿之階。”
清代文人徐大椿曾作諷刺八股文之作“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為求才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
清代文學家吳敬梓在其所著的《儒林外史》，批評八股取士，書中有言“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
曾國藩曾在《曾文正公文集》中說到八股文時，稱道：“自制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言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時有司，又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黃，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茍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見黜哉？”
李慈銘在自己的《越縵堂日記》中，于光緒元年六月記八股文云：“論其學則不辨漢宋，論其文則不辨之乎，童而習之，破舊之《四書》，長而效之，錄舊之墨卷。其應試也，懷挾小策，其應制也，硯摩爭光，明人謂三十年不科舉，方可議太平。余謂茍不得已，亦當減天下學額三分之二，停選科舉三十年，始可與言品節(jié)、政事、文學也。”
錢泳《履園叢話》中，就有不少抨擊八股文的言論，如：“或謂文中之有時藝，有似畫中之豬。余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名家，亦曾見以剛為點染者乎？今世所謂文字，無不可書屏障，亦見有曾錄荊川、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
參考資料 >
八股文入選教材被指逆潮流 編者稱有其合理成分.中國新聞網(wǎng).2023-12-01
八股文入選教材被指逆潮流 編者稱有其合理成分.中國新聞網(wǎng).2023-12-23
中考高考作文為何成了“新八股”?.騰訊網(wǎng).2023-12-23
楊國強:科舉停置及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2023-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