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是一種旨在通過施加民族身份認同和民族團結的方式，將成員與其主權國家捆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最初以民族運動為載體，也通過各自的國家制度在民族國家中得到復制。根據不同民族主義的興起歷史，其所倡導的民族身份也各不相同。區別標志可包括民族、文化、種族、宗教和血統特征。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現代意識形態，包含了民族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民族的歸屬情感或意識、民族的語言和象征、爭取民族利益的社會和政治運動、普遍或特殊意義上的民族信仰和民族意識形態等復雜內涵。在現實層面的表現上，從18世紀末反抗殖民統治、追求獨立的民族解放運動開始，到19世紀末逐漸有了以語言和族裔為民族歸屬的轉變，20世紀更是因為國家社會環境的差別，出現了民族社會主義、文化民族主義、經濟民族主義、跨國民族主義、民族分離主義等不同類型，這些類型雖然都以民族主義為核心，但在訴求上卻各不相同甚至于完全相反。
現代社會科學研究者對民族主義的看法各有不同，但都認可民族主義本身的復雜性，卡爾頓·海斯認為：“民族主義是兩種極其古老的現象——民族性和愛國主義的現代情感的融合和夸大。”約翰·布勒依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形態，它指尋求和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運動并用民族主義為理由去證明這種行動的正當性。哈耶克認為民族主義非但不是愛國主義，反而實際損害了國家的利益。E·B·哈斯則比喻說：民族主義是只大象，而研究者是個瞎子，每個研究者只摸到“民族主義”這只大象的一個部分。不可否認的是自民族主義誕生以來，對世界的發展造成了根本性的影響，曾經的世紀殖民體系在民族主義運動的浪潮中瓦解，曾經的殖民地獨立為新的民族國家，不同地方的語言、文化在民族主義的影響下復興，民族國家開始以民族利益為核心建立新的國際關系，既有在不同國家的同一民族希望完成民族國家的統一，也有同一國家中的不同民族要求從原國家中分離出去獨立建國。
詞源與定義
詞源
nation(民族)一詞來自拉丁文nationationis，在演變為現代意義之前，意為種類、種族、人群。人們也用genus(生)，由此有indigene(土生)--詞。馬庫斯·西塞羅使用genus romanum來指羅馬民族。按照同一原則，人類被命名為genus humanum。genus一詞，就如在natio一詞中，強調的都是出生。如同natura(大自然)也是按照生的事實定義的，natio與natus同源，指已出生的事實由此引出兩條路:人必定生于某處，并生自某人。土地與血緣。要形成一個民族，應一起出生，即：生于同一年代；生于同一地點；生于同一血統；通過語言和習俗一起長大，一起成人。
宣稱屬于某一民族，并不需要集中所有這些條件，但至少需要其中一條。“國籍”是一個較晚出現的詞，源于拉丁文的naturalis(出生)。在這個意義上的“入籍”指一種序，意味著某種再生，使出生變得更加完美，符合事物的性質。genus具有身份與歸屬的意義。genus與natio都強調出生，拉丁文還增加了父親意義上的patria一詞的意義，意為故鄉的土地從字面上講，即屬于父親的土地，由此而引出感情和服從關系、父子關系及權威關系。追溯詞源不僅僅提供了詞的起源，也為人們提供了大部分意義，無論是原有的還是引申出來的。詞源學不僅使我們明了某詞古代的出處，并且告訴我們人們在用這些詞的時候不完全意識到的選擇。race(種族)一詞，源于拉丁文，但出現較晚。它屬于理性，或合理化的范疇，因此，可以歸于近代理性主義。此詞同理性主義有著共同的詞根。race一詞并未出現于“自然”的范疇，而是出現在“分類”的作品中。然而，種族的實際和觀念仍然存在于古代世界。詞源學以拉丁詞genus證實了這一點，但希臘詞ethnos(人種)和genos(根種)更證實了這一點。希臘人并沒有對應于近代民族的專門詞，種族、人民、民族均可在ethnos(人種)一詞中讀出。ethos的文化意義更強，指后天獲得的。在希臘文里，存在著民族或族群的特征(toeth-nous phronema)。語匯學使我們可以分辨民族(ethnos)、習慣(ethos)和風俗(ethos)之間的區別，這些都與對自身的定義，對自身外在的限制有關。
而對于“民族主義”的詞源學考察，有學者追溯到但丁·阿利吉耶里的《論世界帝國》，認為“羅馬民族就是最高貴的民族”是一種民族主義的表述。“民族主義”一詞則最先在15世紀出現于萊布茨格大學的校園里圍繞“波希米亞人”和“非波希米亞人”的“出生地”（Nations）問題曾進行了一場學術爭論。爭論中雙方使用了“Nationalism”這個詞，在當時這個詞僅僅指萊布茨格的教授為了保衛相同出身地同胞的共同利益而組成的聯合組織。1789年流亡倫敦的法國教士奧古斯丁·巴洛使用Nationahism這個詞，來指稱推翻封建君主政體的一種社會力量，1836年這個詞首次出現于《英國牛津詞典》，1844年民族主義出現于各種社會文本中，其基本含義被解釋為：對一個民族的忠誠和奉獻特別是指一種特定的民族意識，即認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優越，特別強調促進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利益以對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里亞·格林菲爾德指出，民族的含義經歷了語義變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義從最初指“一幫外國人”，經過一系列變遷發展到指“獨一無二的人民”。在民族與民族主義產生的時代上，有的學者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是古老的、持久不斷的現象，也有的學者認為民族與民族主義都是現代的產物。
定義
“民族主義”一詞雖然具有如此悠久的歷史但至今尚無一個統一的定義。E·B·哈斯曾作過這種比喻：民族主義是只大象，而研究者是個瞎子，每個研究者只摸到“民族主義”這只大象的一個部分。
國內外學者對民族主義的理解基本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是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觀念形態的東西。如卡爾頓·海斯認為：“民族主義是兩種極其古老的現象——民族性和愛國主義的現代情感的融合和夸大。”漢斯·科恩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思想狀態它要求對民族國家懷有至高無上的忠誠。安東尼·吉登斯說：“民族主義這個詞主要指一種心理學的現象即個人在心理上從屬于那些強調政治秩序中人們的共同性的符號和信仰。”《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上的學說和情感是一種迄今為止世界上最強有力的意識形態。另一類觀點認為民族主義不僅是思想觀念形態的東西也是一種現實的運動，約翰·布勒依認為民族主義是一種政治形態，它指尋求和掌握國家權力的政治運動并用民族主義為理由去證明這種行動的正當性。安東尼·史密斯也認為民族主義是意識形態和政治運動的結合體它包括特定的語言、意識和象征。有的學者把民族主義的涵義歸納為三種狀態的總和：心理狀態或思想觀念；思想體或意識形態；社會踐群眾運動。
以上兩類觀點各有側重，民族主作為一種“主義”把它定義為一種思想觀念時它表現出意識形態的特點，當它與民眾運動相結合時民族主義的觀念會形成一種力量深刻地影響社會發展進程。民族主義觀念與民族主義實踐有著密的聯系但二者還是有區別的不能等同起來。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給民族主義下一個定義：民族主義是近代以來民族在其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基于對本民族歷史和文化的強烈認同、歸屬、忠誠的情感與意識之上的旨在維護本民族權益、實現本民族和民族國家的發展要求的思想觀念或意識形態而這種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往往會演化為民族主義運動。
關于“民族主義”中“民族”這一詞的定義也是復雜的，從其內容上看大致可以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以西歐、北美學者為代表的西方民族觀。這一派的觀點在整個世界民族學和國際關系學界占據絕對優勢具有十分普遍的學術影響。即民族是一個現代概念它肇始于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1774年的美國獨立戰爭和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對民族的發展而言是兩個具有重要意義的里程碑。第二類是以約瑟夫·斯大林為代表的“四個共同”論，1914年斯大林在其名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中提出的民族定義是：“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安德森則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并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
在“民族主義”和“民族”之間的關系上，現代學者則普遍認可“民族主義”造就了現代“民族”這一觀點。林茨和斯泰潘認為，“現代民族觀念和現代民族主義直到18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吉登斯也認為“民族和民族主義均是現代國家的特有屬性”。蓋爾納則將民族主義的產生更為細致地與歐洲工業時代的來臨結合在一起，他認為農業社會的社會組織完全不利于民族主義原則，但工業時代需要更多的人識文斷字并掌握專業技能，勞動分工打破了個體間的隔絕狀態從而形成合作狀態，民族主義意識也借此傳播。一方面現代性確定了民族主義產生的時代，另一方面民族主義產生于現代化的過程中也是現代性的重要表現。政治共同體是民族主義的最重要訴求，該訴求強調他者意識，強調民族的政治權力，同時也強調共同體內成員的平等。“民族主義”既在思想層面，也表現于現實行動層面，社會科學所討論研究的“民族主義”正是這種被自覺的意識推動的自覺行動。
發展流變
文化根源
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人強調，民族是一個"想象的共同體"。在蓋爾納看來“民族主義根本不是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而是在以前不存在民族的地方發明民族"。安德森將國家理解為 "想象中的政治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但 "想象 "的定義是 "創造 "的意思，而不是 "虛假 "的意思。即宗教共同體（religious community）和王朝（dynastic realm）這兩個相關的兩個文化體系，是現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源頭。18世紀不只標志了民族主義的降生，也見證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頹。這個帶來了啟蒙運動和理性世俗主義的世紀同時也帶來了屬于它自己特有的、現代的黑暗。盡管宗教信仰逐漸退潮，但曾經孕育這些想象共同體的痛苦并未消失，天堂解體了，所以沒什么比命運更沒道理；救贖是荒誕不經的，也沒了非要以另一種形式延續生命的理由。因而民族這個概念則接替這一部分職能，通過世俗的形式，重新將宿命轉化為連續， 將偶然轉化為意義。
與現代主義理論家相反，其他一些民族主義學者如安東尼·史密斯或克利福德·格爾茨承認，由語言、宗教、親屬關系網絡、文化特征或準種族共性所界定的民族國家在沒有民族主義的情況下也有自己的生命。對于這些理論家來說，民族主義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原始（primordial）歸屬感的體現。卡爾-雷蒙德-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早在 1945 年就在其著作《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第二卷中提出了類似論點。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原始本能的部落歸屬感的遺跡，受激情和偏見的支配。此外，民族主義對波普爾來說意味著一種以集體責任取代個人責任的懷舊愿望。在波普爾看來，民族國家本身只是一個神話，沒有任何道理可言，只是一個非理性和浪漫的烏托邦；它是 "自然主義和集體主義部落主義的夢想。"
11——16世紀
在封建時代的歐洲意識形態領域中，在以采邑制為基礎的封建等級制，國王多是間接地同其臣民發生聯系，廣大民眾的效忠感情只是指向其直接依附的領主、莊園或行會、城市，呈現出明顯的地方性而非全國性。但其思想又為基督教會所統治、支配，形成一個統一體一一基督教世界，并通過人們對基督教的同一信仰顯示出人們思想觀念上的普世主義。比如對于一個歐洲人來說：首先他是基督教徒，其次是勃艮弟人，最后才是法國人。這種既具地方主義、又是普世主義的“二律背反”忠誠情感正是當時西歐社會的真實寫照，與民族國家的觀念完全背道而馳。只有到中世紀后期，隨著人們由神權至上向王權至上的觀念轉變，封建王權的振興，中央集權的王朝國家建立，民族國家的觀念才朦朧產生，在此基礎上孕育出西歐市民階級的民族主義則是近代民族主義的前身。
11世紀以來，西歐各國開始形成以城市為中心的地方市場，在隨后的發展中全國性的國內市場也逐漸成熟，國家內部經濟聯系的密切，為西歐現代民族的出現創造了經濟基礎。而隨著城市的興起，作為資本主義幼芽這種新的生產關系的代表—“市民階級”的力量也日益增強。從其經濟利益出發，他們反對封建領主和教會對城市的控制和干涉，并希望結束封建割據狀態，這種趨向無疑符合了各國君主掃除諸侯割據、擺脫教會控制、加強中央集權的需要。于是市民階級與王權在加強中央集權、建立統一國家的斗爭中結成聯盟，共同推動了西歐的英吉利、法蘭西和西班牙等現代民族及其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形成。到16世紀前后，英法西這三個西歐國家初步完成民族統一，建立君主專制國。而西歐另外兩個主要國家德意志（神圣羅馬）和意大利在當時由于缺乏這樣一個市民階級支持下的強大王權，難以完成民族統一，仍陷于四分五裂的割據狀態。
相比于分封傳統，王權為代表的中央集權象征著“日益明顯、日益自覺地建立民族國家的傾向”，因而在中世紀后期，西歐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里興起一種加強王權、建立民族國家的市民階級民族主義思潮，其主要內容為：反對分裂割據，促進國家統一，宣揚王權至上，要求教會民族化，推廣民族語言，崇尚民族文化。這種市民民族主義思潮，在14—16世紀的西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這兩大歷史性的社會文化運動中得到明顯而具體的表述，從而為近代民族主義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
16—17世紀
盡管中世紀后期形成了英法海底隧道西這些西歐君主國，開啟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進程，但畢竟還屬于以王權為中心和封建專制的“王朝國家”，國王大權獨攬其意志即法律，君王治國不是以國家或臣民的幸福為出發點，而以維護其王朝利益為核心，國家的興衰取決于統治王朝勢力的盛贏，這種國家自然不是確切意義上的近代民族國家，并且成為構建近代民族國家的障礙。
隨著歷史的發展，由市民階級演進而來的資產階級羽翼漸豐，必然同封建王權“這一以奴役和掠奪相報答”的昔日盟友展開斗爭，從反對分裂割據轉向反對封建專制，由支持王權變為反對王權，以全民族的名義展開對封建君主和王朝國家的批判，要求獲得自由、平等、人權、幸福。將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相結合，在摧毀王朝國家的基礎上，著手構建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近代民族國家。從16世紀中葉尼德蘭反西斗爭開始，借助于17—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及歐美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以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統一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義在西歐北美正式形成。
1566一1609年，在歐洲資本主義經濟最為發達的荷蘭爆發了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西班牙在北尼德蘭的封建專制統治。革命后建立的荷蘭作為“十七世紀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與西班牙、英國和法國等激烈爭奪海外貿易和殖民霸權。于是如何處理獨立民族之間的關系，在國際關系中應遵守怎樣的共同規范，就被提上議事日程。17世紀荷蘭法學家雨果·格勞秀斯適應時代的需要，創立近代國際法學理論。他在代表作《戰爭與和平法》中，把獨立的民族國家作為國際法主體即個別的主權者，指出主權不僅是一國內部的最高統治權，而且具有對外獨立、不可侵犯的意義，從而在國際法中首倡民族平等的主權學說，揭示了民族(民族國家)對外獨立性的這一民族主義要義。
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比尼德蘭革命規模更大，影響更廣泛更深刻，它在政治上打垮了封建專制王朝的統治，宣告了“歐洲新社會的政治制度”誕生，使英國由封建專制君主國逐漸演變為繼荷蘭之后的第二個近代民族國家，并在歐洲率先走上了以工業化為龍頭的現代化道路。英國革命時期的政治家約翰·彌爾頓提出，人民與國王訂立契約，將權力委托給國王，但沒有放棄其最高權力，當國王要剝奪人民這種“自然而天賦”的最高權力時，人民就有權審判、廢黜乃至處死他，從而以“主權在民”的思想粉碎了“君權神授”的謬論。他還是將民族主義與“自由”相聯系的率先者，強調他所熱愛的民族，是人民享有自由的民族。較其稍后的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論》中，以“天賦人權”原則為基礎，論證了民族解放理論，洛克的理論實際上已包含了朦朧的民族自決思想，客觀上為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提供了理論基礎。而17世紀的法國思想家讓·德·拉布呂耶爾也發出“專制之下無祖國”的吶喊，認為當廣大民眾身為專制統治之下的臣民、而非獨立自由的個體時，難以產生熱愛與忠誠祖國的強烈感情，而這種感情正是近代民族國家建立的必要前提。
18世紀
北美
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在北美，清教主義和自由主義共同構建了美國民族主義的形成，北美人民正是從這兩個思想淵源中找到了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構建新的民族國家的強大思想武器。
1775—1783年北美人民推翻英國殖民統治的獨立戰爭，是世界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這期間所頒布的《獨立宣言》是宣告近代民族主義的首部綱領性文件，為建立在自由思想多元主義和世俗生活方式基礎上的民族主義打上了永恒的烙印。《獨立宣言》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正是繼承了約翰·洛克等歐洲啟蒙思想家“天賦人權”的理論，斷言殖民地人民也擁有擺脫宗主國殖民統治、建立新的獨立政府這一天然權利。《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地宣布：“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他們的“造物主”那邊賦予了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所以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這些政府的正當權力，則系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遇到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是損害這些目的的，那么，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它或廢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獨立宣言》的發表標志著歐洲之外世界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誕生，而且這是殖民地人民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建立的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
法國
18 世紀法國啟蒙運動及法國大革命，推動了近代民族主義的最終確立。反對封建專制王權，爭取“民主”、“共和同愛民族、愛祖國相結合，是法國啟蒙思想家在民族主義理論建樹上的突出特征。亨利·阿格索明確指出：在封建君主政體下，人們對祖國的愛根本不存在，只有在共和政體下，祖國的利益、命運和他們個人的利益、命運一致時，人們才會產生對祖國的真正熱愛。法國大革命在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口號下，高舉全民族利益的旗幟，在徹底的反封建革命進程中把民主主義同民族主義緊密結合，充分展示了近代民族主義的深刻內涵。1789年流亡倫敦的法國教士奧古斯丁·巴洛首次使用Nationahism這個詞，來指稱推翻封建君主政體的一種社會力量，這是“民族主義”一詞在歐洲社會層面作用的最初體現。
大革命中通過的《人權宣言》是一部閃爍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光華的偉大文獻，宣言以“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為理論核心，從根本上掃蕩了王朝國家的社會法律基礎，奠定了以人權、自由平等重新構建民族國家的原則。《法國大革命史》中描述道：民族是一個整體，全體公民都匯成一體，等級和階級都不復存在，全體法國人組成了法蘭西民族。
民族自決原則也在法國大革命中誕生，當吉倫特派假借革命名義試圖把解放戰爭變為征服戰爭時，雅各賓派領袖馬克西米連·羅伯斯庇爾嚴肅指出，盡管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原則具有普遍性，適用于所有民族，但決不能用強制的辦法去推行法國現有的原則和政體，更不能對他們實行征服和掠奪。法國應該把(當地)人民自由的命運交到他們自己手里，在他們那兒宣布權利宣言和民族至上，他們應當在這樣的庇護下團結起來，然后自己規定自己政府的形式。
19世紀
美洲
從1790年10月維桑特·奧熱領導的海地革命，到1826年1月23日最后一批西班牙軍隊撤離秘魯的卡亞俄港。經過36年完整的運動，以及前仆后繼的浴血奮戰，終于全部把西屬拉丁美洲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實現了民族獨立目標，拉美人民這期間追求民族獨立的運動，被稱為“拉美獨立運動”，引領革命運動，高舉民族獨立、自由大旗的革命領袖，他們往往在歐洲受過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的熏陶，或是直接參加過歐美早期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乃至參加或親身經歷了法國大革命。拉美獨立運動持續時間之長，波及的地區之廣，卷入斗爭的人口之多以及其激烈的程度，在很多方面為美國所不及，在世界殖民地革命運動史上也十分罕見。
巴西也在人民群眾長期反殖斗爭的基礎上，自上而下地開展獨立運動，于1822年宣布獨立，脫離葡萄牙宗主國統治。通過這次規模宏大的民族獨立運動，墨西哥等17個獨立國家在拉美誕生，奠定了今日拉美民族國家的政治體系，拉美各新興民族也加速形成，為拉美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歐洲
19 世紀歐洲民族運動連綿不斷，其基本內容為：對內反對封建專制爭取民主共和，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對外擺脫異族壓迫，追求民族自決和獨立。其整個進程呈現三次高潮。第一次由1820年3月西班牙人民反法起義開始，雖然這場民族起義以及同年7月爆發的謀求獨立、統一的意大利革命先后失敗，但在它們影響下的1821一1829 年希臘獨立戰爭卻贏得勝利。第二次高潮是由 1830年法國七月革命掀起的，隨后比利時、波蘭、德意志、意大利相繼爆發民族民主運動，其中比利時獨立斗爭獲得成功。第三次高潮則是洶涌澎湃的1848—1849年革命它是19 世紀上半葉歐洲規模最大的民族民主運動，在 1848 年1月意大利起義的號角下法國德意志、奧地利、波蘭、捷克、牙利羅馬尼亞到處掀起革命的波瀾，在幾乎除俄國外的整個歐洲大陸沉重打擊了各國封建專制勢力。雖然沒有完全實現其預期目標，卻為日后歐洲近代民族國家的涌現及資本主義的發展莫定了基礎。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
1880到1914 年之間民族主義出現了三個最顯著的新特點：第一，曾是自由主義時期民族主義核心要紊的“門檻原則”已遭揚棄，任何一群人只要自認是一個民族，便有權在他們居住的領土上享有獨立的國家主權，并擁有自己的政府，全權治理國家；第二對這種“不具歷史淵源(umhistorical)的民族而言，它們自然會以族源、族裔特性以及語言等因素，作為決定民族歸屬的重要指標，甚至演變成唯一指標；第三，以歐洲國家為代表的民族情感在19世紀最后10年迅速右轉，成為右派政治人士揮舞的大旗。
18世紀晚期，在橫掃全歐的浪漫主義影響(特別是受到德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下，歐洲各國都掀起一股崇尚單純、簡樸以及尚未腐化的鄉居生活之風，也開始重新發現不同人群特有的民俗傳統，而著手整理方言民俗音樂，更是這場尚古之風的重心所在。這場極富民粹精神的文化復興運動，適為日后陸續崛起的數波民族主義運動，莫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19世紀前半葉掀起了兩起大規模“非國家民族主義運動”，本質上是通過知識分子所使用的高級文化與上乘文學語言。將分屬不同國界地域的人民，凝案成同一個民族。尤其對德國或意大利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而言，語言是他們能否建立統一國家的核心要素，民族語言是唯一能使他們成為德國人或意大利人的憑借，并可借此導出深厚的民族認同。
族裔方面，在19世紀末，發展出具有影響力的生物學理論或偽理論(pseudo-theories)，用來說明民族與遺傳之間的關系。社會科學對“種族”(race)概念的轉變可從兩方面來分析：其一，以往人們只是根據不同膚色，將人類分為少數幾個種族，可是在 19 世紀下半葉，種族區分已發展到要把白種人再細分成“雅利安人”(Ayans)和“閃族人”(Semites)；而雅利安人還細分成北歐人(Nordics)阿爾卑斯人(Alpines)以及地中海人(Midteranians)等。其二，查爾斯·達爾文進化論加上后來的遺傳學，共同為種族歧視提供看似強有力的“科學”佐證。“種族”和語言經常被混為一談，以致繆勒(Max Muller)這類嚴謹學者憤怒地指出：“種族”這種遺傳學觀念，根本不可能從語言問題中演繹出來，因為語言并非遺傳得來。有時種族主義者甚至會把對種族純正度的堅持(包括對異族雜交的恐懼)，推展到語言民族主義之上，要求必須戳力維持語言的純正性(排斥外來語的影響)，“種族”與“民族”竟然變成同一件事，人們把它們視為同義詞，而且還漫無邊際地把種族特質等同于民族特質。
故而在19世紀末，族裔和語言成為公認的界定民族的重要標準，甚至主導因素。這段時期的民族意識，無法與社會或政治意識分隔開來，因為這些不同的意識是糾纏在一起的，民族意識的進展過程(除非是認同整合主義或極右派民族主義的階級或案例)，既不是直線發展，也不必然會犧性或排斥別的社會意識。而在這種與社會或政治意識深層次的綁定下，民族主義便從一個原本與自由主義及左派有關的概念，逐漸向種族沙文主義、帝國主義及右派排外運動轉變。
20世紀
一戰前的民族主義浪潮
20世紀初，隨著西方列強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逐漸告成，國際上已形成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尖銳對立的全球民族關系格局，一個以少數資本主義列強對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實行殖民壓迫和金融扼制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已經出現。東西方的民族運動發生根本性轉折，在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那里，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創建統一的近代民族國家的任務已經完成，資產階級已由爭取“天賦人權”和“人民主權”斗爭的領導者演變為全球大多數居民和民族的壓迫者和奴役者。原先基本上是單一民族國家的英法海底隧道德俄日美現已變成控制眾多被壓迫民族和殖民主義的國家。于是民族問題由局部的國內問題變為國際問題，逐漸和殖民地問題相掛鉤，擴大為民族殖民地問題，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奴役成為該時期殖民地民族主義的首要內容。
亞洲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的民族主義浪潮第一階段主要發生在亞洲，19世紀末20世紀初，亞洲民族資產階級由改良走向革命，掀起 1905—1912 年東方民族主義革命風暴，1904一1905 年日俄戰爭和俄國革命是引發這次革命風暴的導火線，日俄戰爭中日本戰勝俄國的結局給當時亞洲人民以極大刺激。由日俄戰爭觸發的1905年俄國革命沉重打擊了沙皇專制制度和整個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也使東方被壓迫民族興奮不已。1905—1911年伊朗爆發了反對卡扎爾封建王朝和俄英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1908一1909年土耳其爆發了青年土耳其黨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1911一1912 年中國爆發了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在此前后，印度、越南、朝鮮、印度尼西亞等國也相繼爆發了群眾性的反帝斗爭。
這次亞洲民族解放運動具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亞洲資產階級革命派已經取代改良派，成為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領導者，并且開始同人民的革命運動初步結合，人民運動也逐步由自發到自覺、由散漫的變為有組織的、由舊式的農民暴動變為以工農大眾為主的多種形式的群眾性政治運動，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和反封建的民主主義成為這次革命風暴的兩面旗幟。而相似的歷史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使命，促使亞洲各國志士在革命期間相互援助，同舟共濟，當時亞洲出現了“亞洲和親會”“東亞同盟”等區域性革命聯盟組織。這次“東方風暴”不止在亞洲各國間相互影響，引起連鎖反應，還成為了世界革命的“新源泉”，反過來影響歐洲革命運動。
中東、東歐地區
20 世紀初，長期受到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人專制統治的巴爾干半島半島各民族，要求民族解放，建立獨立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迅速高漲。1912 年10月，以土耳其拒絕給予馬其頓、色雷斯自治為導火線，由門的內哥羅、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希臘4國組成的巴爾干同盟掀起反對土耳其的第一次巴爾干戰爭，迫使土耳其于次年5月簽訂和約，由此結束了土耳其對巴爾于半島各族人民的專制統治和異族壓迫，阿爾巴尼亞獲得獨立。然而由于外部因素影響，以及巴爾干民族主義運動本身的復雜性，巴爾干各民族在聯合反抗土耳其人壓迫的同時，謀求建立大民族國家，提出諸如大塞爾維亞計劃、大保加利亞計劃、大羅馬尼亞計劃、大黑山計劃、大阿爾巴尼亞計劃、大克羅尼亞計劃等大民族國家計劃，彼此間爆發了實現大民族國家計劃的戰爭，即1913 年6月到9月爆發的第二次巴爾干戰爭。
一戰和十月革命影響下的民族主義運動
一戰后，現代民族主義運動則在全球范圍內廣泛興起，特別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下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構成了這次民族主義浪潮的第二階段。一方面，一戰加深了帝國主義和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戰爭期間列強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加緊資源掠奪，強征眾多人口充當炮灰，給當地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另一方面也為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斗爭創造了客觀上的有利條件，不僅英法老牌殖民主義列強力量大為削弱，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也在大戰前后的革命洪流沖擊中土崩瓦解。歐洲列強之間的相互爭斗，也為殖民地民族主義運動的推進創造了有利條件。德國人支持北非馬格里布民族主義者拿起武器反抗法國殖民統治，而英國和法國則積極煽動從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到阿拉伯半島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情緒，以對抗與德奧結盟的土耳其人。
1917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則更為顯著，俄國人民在無產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通過暴力革命，推翻軍事封建帝國主義的反動統治，開創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相對立制度并存的國際格局，在世界帝國主義體系中撕開了一大缺口，為世界被壓迫人民的解放斗爭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國際環境，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從而為在整個世界范圍內推翻帝國主義統治，最終解決民族殖民地問題開辟了廣闊而現實的道路。蘇維埃政權對內力求以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決原則來解決國內民族問題，對外摒棄沙皇俄國的帝國主義對外政策，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和殖民奴役，主張各民族不論大小一律平等，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取消沙皇政府與中國、土耳其、伊朗等國訂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支持被壓迫民族的正義斗爭，這些舉措既給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以有力的鼓舞又為各國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指明了前進方向。
于是1919年一1927年左右，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民族主義運動的洶涌浪潮。其規模空前，幾乎遍及亞洲各國，還擴展到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國家。由東往西計有：東亞的朝鮮三一運動(1919 年)中國五四運動(1919)和北伐戰爭(1924一1927 年)；東南亞的緬反英運動(1918--1922 年)印度尼西亞反荷起義(1926--1927 年)；南亞的印度第一次不合作運動(1920-1922年)；西亞的阿富汗獨立戰爭(1919年)伊朗吉朗民族民主運動(1920-1921 年)土耳其凱末爾革命(1919-1934 年)伊拉克反英起義(1920年)敘利亞和黎巴嫩反法起義(1925--1927 年)；非洲的埃及獨立運動(1919-1924年)摩洛哥里夫起義(1921一1926年)比屬剛果基班固運動(1921年)；拉美的海地反美斗爭(1918一1920 年)尼加拉瓜抗美游擊戰爭(1926一1933 年)古巴農民反美起義(1927 年)等等。
殖民地半殖民地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斗爭是這一時期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主要類型，由于亞非拉地區遼闊各國國情千差萬別，所以此時民族主義運動的類型也豐富多樣，既有以中國五四運動及北伐戰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領導型，又有以阿富汗獨立戰爭為代表的愛國封建貴族領導型，還有以摩洛哥里夫起義為代表的愛國部落酋長領導型，以及以比屬剛果基班固運動為代表的愛國宗教人士領導型，但最多的還是以土耳其凱末爾革命為代表的民族資產階級領導型和以尼加拉瓜反美游擊戰爭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領導型。
亞非拉反帝民族運動也表現出了新的特質，一些原先求助于西方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轉而求助于蘇俄政府，蘇俄政府成為東方各國反帝獨立斗爭的堅強后盾，使后者擺脫了以往那種孤立無援的狀況。無產階級開始掌握革命運動的領導權，通過十月革命，俄羅斯工農翻身解放成為主人翁，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擺脫奴役爭取解放的新希望。一批曾向西方探尋救國道路的先進分子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強大思想武器，自身也由激進的革命民主主義者演變為初步的共產主義者。在中原地區，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于次年制訂明確的反帝反封建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本部(東北地區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并同中國國民黨合作，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北伐戰爭掀起1924一1927年全國性的反帝反封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這種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突出地反映了十月革命后亞非拉革命運動的進步趨勢。
二戰前后的第二次民族主義浪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鼓舞下，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蓬勃高漲，廣大殖民地附屬國贏得民族獨立，宣告帝國主義全球殖民體系的徹底崩潰，第三世界國家作為國際舞臺上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逐漸崛起，以此為主流，形成以民族獨立、國家解放、人民自由為核心的20世紀第二次民族主義浪潮。除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外，還有分別來自東西方陣營內部各國的民族主義力量。在資本主義陣營中，表現為法國、聯邦德國、英國、日本等國力圖消除對美國經濟上的依賴和外交上的依從，以民族主義旗幟維護自身權益，反抗美國霸權，重振國力，增強對國際政治經濟事務的影響力；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表現為中國、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試圖擺脫蘇聯模式的梏，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本國國情相結合，探索民族振興、國家富強的道路，抵制蘇聯干涉內政，維護民族主權和利益。
亞洲
1949年中國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延續和擴大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作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半殖民地，其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寶貴經驗為亞非拉人民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有利的啟迪和借鑒，使民族解放運動越來越具有人民性，人民群眾在運動中成為決定性的力量。
東南亞和南亞是該時期全球民族獨立運動的兩個集中區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除泰國保持形式上的獨立外，東南亞和南亞各國都是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保護國，二戰中日本侵占了東南亞大部，東南亞人民奮起抗擊日本侵略者，二戰結束后，以日本殖民統治崩潰為契機，旋即掀起民族獨立運動高潮，其中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提出潘查希拉(Pantja Sila)建國“五原則”一民族主義、國際主義(或人道主義)協商制度(民主)社會繁榮和信仰神道的譯音，所以潘查希拉社會主義又稱五基社會主義。潘查希拉實際上是印尼“獨立之父”艾哈邁德·蘇加諾20-50年代民族主義思想演進的結晶，1926年他在《民族主義、伊斯蘭教、馬克思主義》一文中指出，民族主義不應該是一種狹隘的排他主義，而應“像空氣那樣廣闊和巨大”，民族運動的方向和馬克思主義運動的方向是一致的；馬克思主義中的剩余價值學說與伊斯蘭教中的反對高利貸主張基本相同，故真正的伊斯蘭教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也不反對民族主義，而要求穆斯林熱愛他的國家；印尼大多數資本屬于外國資本，其工人運動必然把爭取民族解放、反對西方資本主義放在首位，而這也是以民族主義為主流的“三元聯合”主張。
戰后印度民族運動也空前高漲，1946年孟買水兵起義和海德拉巴農民起義敲響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喪鐘，風雨飄搖中的殖民當局被迫改弦易轍，1947 年 6月英國總督第一代緬甸的蒙巴頓伯爵路易·蒙巴頓頒布將英屬印度分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個獨立自治領的法案，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分別獨立。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認為，一個處于外國統治之下的國家必然首先考慮民族主義，但今天世界上爭取變革的強大的經濟力量對這種民族主義的影響越來越大，它到處正以社會主義的外衣出現獨立和社會主義成為其目標。只有把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同社會主義的宣傳結合起來，才能建立國大黨領導下的包括社會各階層的反英統一戰線。社會主義最終將不得不作為政治外衣，把民族主義推向前進，這就是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共同點，兩者都贊成政治獨立。翌年錫蘭(今斯里蘭卡)也擺脫英國殖民枷鎖而獨立。
雖然西方帝國主義不愿意放棄殖民利益又卷土重來，希望昔日殖民秩序，經過反法西斯主義戰爭洗禮的東南亞人民經過曲折艱苦的武裝斗爭后，相繼贏得民族獨立。1946年菲律賓獨立，1945年越南獨立，1948年緬甸獨立，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獨立。1954年日內瓦協議確認越南、老撾、柬埔寨印度支那三國獨立、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原則。
非洲
在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領導下，1952 年埃及爆發七月革命，推翻了親英、反人民的法魯克一世王朝，次年埃及宣布廢除君主制，成立共和國，隨后埃及堅持反帝立場，1956年收回蘇伊士運河，第二次中東戰爭中擊退了以色列及英法聯軍，迫使1956年英軍完全撤出埃及。而北非的其他國家則開創了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三種不同道路，一是由英法比托管的原先屬于德意的殖民地，在當地人民強烈要求下，由聯合國出面結束托管而取得獨立，如1951年獨立的利比亞；二是殖民地人民以獨立斗爭迫使英法等宗主國進行憲法改革，逐步經過各階段的自治而最終完全獨立，如蘇丹；三是殖民地人民以長期武裝斗爭，迫使宗主國通過和談，承認獨立，如1956年獨立的突尼斯摩洛哥。
非洲獨立風暴由北非向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伸展，1955年萬隆會議的成功召開，以及1956年埃及人民抗擊英法以侵略者的偉大勝利，阿爾及利亞等北非諸國民族解放斗爭的英勇開展，迎來了非洲人民民族解放運動高潮。1957年加納成為戰后黑非洲第一個獨立國家，1958 年幾內亞又在法屬黑非洲中率先獨立。以此為序曲，獨立風暴以銳不可擋的氣勢迅猛席卷整個黑非洲。僅在 1960年一年中，就有喀麥隆、多哥、馬達加斯加、扎伊爾、索馬里貝寧尼日爾、布基納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剛果、加蓬、塞內加爾馬里、尼日利亞和毛里塔尼亞等17個國家獲得獨立，因而1960年以“非洲年”而載入20世紀史冊接著1961-1968年非洲又誕生15個獨立國家其中除北非阿爾及利亞經過8年艱苦戰爭最終在1962年贏得獨立外，還有塞拉利昂、坦桑尼亞、布隆迪、盧旺達、烏干達、肯尼亞、馬拉維、贊比亞、岡比亞、博茨瓦納、巴蘇陀蘭、斯威七蘭、毛里求斯和赤道幾內亞等14個黑非洲國家，至此非洲獨立國家驟增到41個，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統治基本被摧毀。
中東和拉美
1958 年伊拉克取得民族革命勝利，推翻由英國全面控制的費薩爾王朝。海灣國家科威特、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巴林、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相繼在1961—1971年擺脫英國殖民柳鎖而宣布獨立；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在拉美豎起反美旗幟，1964年巴拿馬共和國為收回巴拿馬運河主權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反美愛國斗爭，加勒比海地區民族獨立運動也走向高潮，1962年牙買加特立尼達和多巴哥1964年主亞那和巴巴多斯四國先后成為獨立民族國家。
20世紀末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
與20世紀前兩次民族主義浪潮不同，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不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或社會發展形態屬性(資本主義、殖民主義或社會主義)，它的興起和發展具有全球性和綜合性，在表現形式和內容上則具有多樣性和復雜性，空間跨度上不僅涵蓋全球范圍，且影響了眾多發達國家。西歐不僅有英國的北愛爾蘭、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區、法國的科西嘉等民族問題升溫，而且比利時的佛拉芒人與瓦隆人之間的矛盾，兩德統一后的右翼排外運動、新納粹主義也逐漸突出；亞洲民族沖突幾乎困擾著從地中海東岸的西亞經大陸腹地的中亞到瀕臨印度洋的南亞的各個國家，泛伊斯蘭主義、泛突主義在中西亞的崛起也令人矚目；北非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蔓延埃及蘇丹和馬格里布諸國；撒哈拉以南非洲部族之間爭權奪利而引發的部族殘殺比比皆是，尤其是在索馬里、南非、盧旺達布隆迪等；美洲北有加拿大的法裔料北克人獨立運動，南有引起拉丁美洲各國普遍關注的土著美洲原住民問題，美國也出現1992年洛杉磯種族沖突事件和1993年夏威夷王國土著復國運動。
從特征上分析，民族分離主義成為這次民族主義浪潮的主流。90年代初在蘇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捷克斯洛克多民族聯邦制國家內部紛紛再現分離主義運動，原先的加盟共和國相繼脫離聯邦而恢復為主權的獨立國家，其中既有戰爭分離，也有和平分手。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原少數民族建立自己的主權國家后，它們內部的原多數民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擔心自已權益受損，又紛紛要求在這些新獨立國家的內部再分離，再與母國合并或建立自己的獨立國家，從而在前蘇聯東歐出現“原子裂變式”局勢，國家越分越小也越多。在前蘇東的民族分離主義浪潮影響下，不僅中東、非洲、南亞和亞太地區出現類似的分離主義或復國主義抬頭趨勢，多年來一向平衡的西歐北美也分別遇到北愛爾蘭、科西嘉巴斯克、魁北克省和夏威夷等地分離主義問題再現的困撓。
民族問題與宗教因素、領土爭端相互交錯，當前在許多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與宗教觀念的強化往往是相伴而隨交互作用的。近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上升的勢頭已成為制約、影響整個中東乃至全球國際格局演變的關鍵因素，在阿以沖突、蘇丹內戰等民族紛爭的背后都有著宗教抵悟的背景民族分布地域與國家疆界不相一致的普遍狀況，也時常造成民族問題往往與領土爭端密切相關，導致有關國家之間難以梳理的糾葛沖突。不僅馬其頓、保加利亞、希臘在馬其頓的民族和領土問題上的齟齬不斷，而且埃塞俄比亞與索馬里的歐加登爭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克什米爾爭端，構成民族之爭與領土之爭重疊的顯例，而難分難解的波黑三方內戰更是民族、宗教、領土之爭“三合一”的典型代表。
常見類型
反殖民主義
民族解放運動是在反殖民主義的正義斗爭中產生的，它與殖民主義的興衰緊密關聯。民族解放運動是一種近代以來的全球性歷史現象，是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廣大民族，反抗外來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統治、謀求自身獨立解放的民族解放運動，是殖民地民族主義的一種主要表現形式。
近代殖民主義始于 15 世紀初葉，1415 年葡萄牙帝國侵占摩洛哥的休達，在那里建立了歐洲人在海外的第一個殖民據點。最先登上殖民侵略舞臺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15一16 世紀它們通過沿非洲海岸的冒險航行開辟從歐洲至東方新航路的“地理大發現”在非洲、美洲和亞洲爭奪殖民地。這種殖民掠奪政策雖然有效地為宗主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攫取了巨額財富，加速了資本主義在歐洲諸國的確立及工業革命的到來，背后巨大代價卻是亞非拉千百萬人民的死亡古老民族的毀滅和正常歷史發展進程的中斷，人們從中可以找到迄今為止的亞非拉眾多國家和民族貧窮落后的根源。然而由于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直接移植，致使當地的資本主義因素較快發展。如北美 13 州殖民地，盡管宗主國英國千方百計地加以遏制，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還是茁壯成長。18 世紀下半葉歐洲資本主義進入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西方列強也轉而推行以“自由貿易”旗號下的商業輸出為主要特征的殖民掠奪政策，殖民主義對殖民地的客觀進步作用也愈趨明顯。殖民者廉價商品的重炮以更大威力瓦解著殖民地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當地經濟日益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在殖民主義發展的同時也造就了埋葬自己的報應工具一反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
從 19世紀中葉到20 世紀初葉，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由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的過渡，隨之資本一帝國主義列強也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一個龐大的無所不包的世界殖民主義體系，亞非拉殖民地附屬國反抗民族奴役和壓迫、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反殖民主義，也以現代民族解放運動的面貌發展為不可阻擋的世界性潮流。在帝國主義時期，資本輸出取代商品輸出成為殖民掠奪的主要特征。出于追逐壟斷利潤的需要，帝國主義列強現在將大量“剩余”資本輸入殖民地，在當地修筑鐵路、開辦廠礦、設立工商業中心，這樣不僅造成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進--一步發展，并隨著宗主國資本家在殖民地的直接投資，殖民地無產階級也開始誕生。于是殖民主義不自覺地在強化著民族解放運動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益為自己在殖民地的徹底滅亡造就掘幕者。同時 19 世紀末以來帝國主義殖民宗主國為鞏固對殖民地的統治而采取的一些政策，反過來又為當地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政治上，帝國主義加強集中統治的做法，客觀上起到削弱殖民地分裂割據、促進政治統一的積極作用；在軍事上，殖民當局為鎮壓殖民地人民反抗，招募訓練土著士兵、建立殖民地軍隊，結果這些殖民地軍隊成為當地人民反抗殖民奴役、自已解放自己的有利工具；在教育上。殖民者為造就統治代理人、充實統治機構，培養了一批土著知識分子，然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事實上并沒有成為殖民統治的走卒，反而變成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骨干。于是在殖民主義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的二律背反基礎上，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也在20世紀風起云涌。20 世紀初葉被稱為“亞洲的覺醒”的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同 19 世紀中葉那些亞洲民族解放斗爭高潮相比，無論在階級基礎、領導權、政治綱領，還是斗爭規模和方式上，都具有新的特征，顯示出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由自發轉向自覺的進步。
另一方面，殖民主義內部矛盾的激化，促成了現代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高漲。帝國主義時期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日益加劇，殖民列強之間的經濟實力對比與占有殖民地多少之間的矛盾更趨尖銳，導致重新瓜分世界的兩次世界大戰。但戰爭的結果均出乎發動者的意料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僅使以壓迫各族人民為基礎的霍亨索倫王朝、哈布斯堡王朝、羅曼諾夫王朝和奧斯曼帝國王朝土崩瓦解，為民族解放運動普遍興起提供有利條件，更重要的是在沙皇俄國的廢墟上屹立起社會主義蘇俄，在全球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中撞出--大缺口，在西方無產階級革命與東方民族解放運動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兩端遙相呼應，殖民統治的裂隙不斷擴大。到20世紀中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推動下奔騰不息的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跨入當代階段鞏固和深化為民族民主運動，終以摧枯拉朽之勢砸爛了資本主義世界殖民體系。前殖民地附屬國相繼取得政治獨立，形成第三世界民族國家體系到 70年代中期，亞非拉地區非殖民化過程基本告終，歷時 500 年的殖民主義壽終正寢。
民族社會主義
二戰后特別是 50-60 年代以來，新獨立的亞非拉97 個國家(不包括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竟有 50 個國家執政的民族主義政黨(其中包括 8個屬于社會黨國際的執政黨)宣稱以社會主義為奮斗目標，要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從而形成千姿百態的亞非拉社會主義諸流派。盡管這些各種流派的亞非拉社會主義在理論來源思想體系、社會實踐等方面千差萬別，然而均有一點共同之處，那就是它們均不屬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是主觀上想選擇一種既非共產主義、又非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實際上卻是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復興民族主義，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因而統稱為民族社會主義。
這種民族社會主義實質上是當代世界一種具有進步傾向的激進的民族主義，在50-60 年代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土崩瓦解，亞拉非各國人民相繼擺脫殖民枷鎖后涌現出近百個民族獨立國家，這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在發展道路怎樣的道路上面臨著嚴峻的選擇。40 多年的實踐表明，它們中除了中國、越南、朝鮮、古巴等極少數國家是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獲得民族解放、經過民主革命階段建立社會主義國家之外，其余基本上是在民族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領導下獲得政治獨立，而后一般都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其中有半數左右的不久又先后亮出社會主義的旗號，宣稱以社會主義為奮斗目標，要“非資本主義道路”。
十月革命前后，列寧依據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系統地形成關于非資本主義道路的理論體系。列寧指出：“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然后經過一定的發展階段過渡到共產主義。” 但同時強調，殖民地建立共產黨和蘇維埃政權是“保證向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過渡的主要條件”而且這必須建立在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同本國的實際狀況相結合的基礎上，這樣才能從蘇維埃政權經過一個漸進的中間階段一非資本主義階段，而步入社會主義社會。在總結戰時共產主義正反兩方面經驗之后，列寧得出結論：國家資本主義可以作為落后國家經非資本主義道路向社會主義社會邁進歷程中的一個中間橋梁。
從國際上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世界出現了分別以美蘇兩強為首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其從意識形態斗爭和爭奪世界主導權的需要出，，各自以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意識形態等手段，對廣大亞非拉人民施加影響，展開對處于中間地帶的第三世界民族主義國家的激烈爭奪。這一時期蘇聯--方面對第三世界大力展開“非資本主義道路”的輿論宣傳，另--方面又以“天然盟友”的身份施展所謂支援革命的各種手段，竭力把盡可能多的亞非拉國家推上“非資本主義道路”，納人其戰略軌道。當時如蘇聯、中國等一些國家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政治經濟學、科技文化各方面均取得令人矚目的輝煌成就，國際地位和影響日益增強，從而對亞非拉民族主義國家具有頗大吸引力。一些非洲國家在接受蘇聯經濟援助下，自然傾向于仿效蘇聯模式，要走“非資本主義道路”，而像印度尼西亞的艾哈邁德·蘇加諾、埃及的納賽爾則是在參加 1955 年的萬隆會議之后，鑒于社會主義中國在亞非新興國家中的崇高聲譽，而相繼打出社會主義的旗幟。
再就國內因素而言，這些國家昔日飽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的壓迫奴役之苦，獨立之后又尚未擺脫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控制與剝削，從而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諸多弊端，廣大人民不愿再重蹈覆轍，走資本主義道路，而向往人際關系平等、消滅剝削的社會主義，執政的民族主義政黨為獲得群眾的支持，不得不順應這種民心所向的愿望，特別是有些國家共產黨力量也不小，為抵制共產黨的影響，它們也需要打出社會主義的旗號。再就這些執政黨本身的階級基礎而言，民族資產階級經濟上還較軟弱，需要采取國有化來加強經濟實力，鞏固其領導地位。由此他們認識到，在落后貧窮的國內狀況下，可以通過“非資本主義道路”發展國有資本，在社會主義的口號下達到政治上集中統一的目標。另外不少亞非拉國家民族主義執政黨領袖們片面地認為，社會主義的某些原則和理想與本國的社會歷史傳統或宗教信條中存在許多吻合之處，兩者間可以達到完美的結合。
文化民族主義
文化作為人類活動的產物，必然具有民族性，同時又構成民族共同體的基本內核，宗教、語言分別作為民族文化的主要事象和載體，對民族的存續顯然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從近代民族主義產生伊始，以文化整合、文化標識顯形的文化民族主義(包括宗教民族主義、語言民族主義和傳統民族主義等)歷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潮流中一個重要類型。特別是自本世紀以來，隨著亞非拉民族民主運動的勃興、西方殖民霸權的式微、新興民族國家的涌現，越來越多的民族文化重新煥發出其別具一格的價值魅力，許多民族紛紛扛起文化的旗幟，以爭取、捍衛本民族的權益。
而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這種文化民族主義也會走向極端，成為民族沖突的背景和緣由。文化不僅具有民族性，而且是民族得以存續的客觀基礎，它執行著顯而易見的民族功能。我們曾經指出，作為民族形成的基本特征，不僅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更重要的是表現在共同文化特點的共同心理素質，它是民族構成的核心要素。每一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的世代相傳的文化特點也就是“民族傳統”，是不同民族相互區別的主要標志。不少民族可能操同---語言，居住在同一地域，相互間也具有不同程度的共同經濟聯系，但沒有哪一個民族會具有完全相同的文化特點及以此為表現的共同心理素質。如若一個民族喪失其獨有的文化特點、共同心理素質也就不可能作為一個單獨的民族而存在。所以文化為民族的形成、發展提供著最廣泛的物質與精神基礎，文化的民族功能使民族的全體成員聚合為一個整體而區別于他族。文化的差異可以表現在物質文化、制度設施、精神生活等各個層面上，不僅積淀于各民族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宗教信仰和理想追求之中，而且外化為各民族不同的經濟生活、語言藝術、生活習俗等，從而使不同的民族彼此涇渭分明。
對于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切問題，各民族會因其所處社會歷史發展階段和生存環境的不同，作出各自不同的反應，并在極大的程度上受到民族文化的影響、制約或滲透。既然民族基本上是一種文化現象，民族文化縣有使本民族區別于他民族的社會功能。于是在一般情況下，各民族對本民族命運的關懷，包括對政治權力和經濟機會的追求，實質上就是對自身民族文化的和平延續、自主發展和自由繁榮的期望；而某種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接觸交鋒時，其會以自己所認同的文化標識作為價值尺度，當這些富有特殊意義的文化標識面臨威脅時，往往就會引起民族之間的矛盾對抗，乃至民族沖突的爆發。“民族文化中某些為該民族特有的文化成分，常常可能被賦予某種象征意義，從而升格為政治符號，成為某些或某種忠誠的偶像。” 不難理解文化的民族性和民族功能乃是文化民族主義賴以發生的基礎。
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西方文明隨著資本主義的商品和重炮利艦向全球擴展。而在20世紀中葉廣大前殖民地附屬國獲得政治獨立后，將弘揚民族文化作為推進本國現代化建設的催化劑，把文化民族主義作為抗拒“歐洲中心論”乃至西方強權政治的理論武器。馬來西亞、新加坡、伊朗、坦桑尼亞肯尼亞等許多國家領導人都曾發表講話，提倡發揚民族文化中的精華，反對全盤照搬西方文化。就是在西方世界中，不同文化的沖突也導致文化民族主義的種種表現，比如法國近年來就一再向歐盟建議，要求嚴格限制歐洲電視臺播放非歐洲節目，主張限制好萊塢影片的上映，強調“必須使西歐的文化遺產不被美國進口電影的洶涌浪潮所淹沒”，近來引起全球頗大反響的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更是明顯地帶有文化民族主義的色彩。
當18世紀讓-雅克·盧梭等法國啟蒙思想家將近代民族國家理論與民主主義相結合，形成具有強烈政治意義的近代民族主義之時，同時代的德意志知識分子在缺乏民族統--的政治、經濟條件下，努力從精神文化領域入手，通過弘揚德意志民族的傳統文化，抗拒法國文化的外來沖擊，開創了近現代世界史上文化民族主義的原生形態。
18 世紀初，一批德意志知識分子創辦《道德周刊》、《愛國者》等期刊，成立“使用德語協會”，追憶、歌頌德意志民族光榮的歷史。眾多學者熱心研究古代日耳曼人史詩，搜集整理日耳曼人民歌，從中尋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源泉。
德國古典哲學家約翰·哥特弗里德·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Herder，1744一1803)則是18世紀德意志文化民族主義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與同時代的其他民族主義者相比，他更為深刻、系統地闡述了文化民族主義理論，從文化層面上為德意志的統一和強大指明了方向。赫爾德的文化民族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是，民族是一種自然生長的有機體，在他看來民族就像自然界的植物那樣，都要經歷成長、成熟到衰老的生命周期，而世代遺傳的民族精神即是調節這種周期的天然力量，它是-個民族有機體的中心和根本。民族文化綜合反映著特定民族的特性，這種特性與民族精神緊密聯系，始終維系著民族共同體的存續和凝聚。赫爾德指出，雖然自然條件、教育與他族交往均是影響的各種因素，但傳統才是塑造每個民族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的主要因素。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形成一定的思維方式風俗習慣和行為方式由此構成作為民族特性標志的民族傳統。傳統一旦形成，就會借助本身所具有的歷史慣性來強化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由此赫爾德得出了民族必須保持并發展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結論。
他認為，德意志分裂的原因在于德意志人缺乏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精神和文化。這又是長期模仿追隨外國文化而丟棄自己原始純正的民族特性所導致，特別是使用外國語言，丟棄本族語言，更會造成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嚴重毀滅，德意志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民族特性尤為鮮明的民族有著自身的優秀文化和光榮歷史它完全可以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基礎上構建優秀的民族文化，因而必須立即停止輕視自身民族文化、照搬外國文化的做法。赫爾德提倡每一個德意志人放棄自利的自我，萬眾心地聚集在民族的旗幟下，弘揚民族偉大而光榮的傳統，捍衛民族資源，顯示和培育德意志民族的稟賦和精神，求得整個民族精神和行動上的團結---致，進而結束民族分裂，實現國家統一。
經濟民族主義
以經濟為取向、強調經濟權益的經濟民族主義也是 20 世紀民族主義潮流中一種類型。這種經濟民族主義的最早源頭，可以追溯到18—19世紀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和喬治·李斯特倡導的爭取民族工業獨立和發展的保護關稅理論，以及其影響下的美國和德國的保護關稅運動。20世紀30年代以來，拉丁美洲興起的發展主義理論及其爭取民族經濟自主自立的運動更被視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具體表現。隨著世紀之交國際關系的日趨經濟化，經濟民族主義浪潮日益擴展全球，不僅致力于振興民族經濟、實現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就連工業化發達國家，都著力奉行經濟民族主義，從而導致國際經貿舞臺上頻頻亮相、千姿百態的各種競爭和沖突。
北美獨立戰爭勝利后，代表北部工商業者利益的亞歷山大·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出任美國首任財政部長，他在1791年12月擬定一份向國會提交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詳細闡述了保護關稅理論。漢密爾頓認為，當時英國倡導的自由貿易理論不適用于美國在美國工業尚未成長、不可能與歐洲先進國家進行平等貿易的情況下，如果實施自由貿易政策，將會使美國的產業被限制在農業范疇，而不利于制造業的發展，從而阻礙年輕的美國經濟的繁榮與獨立。顯然發展本國制造業對于政治實體的完善、社會的安定和福利必不可少。年輕幼稚的美國制造業若沒有國家的保護和扶植，就難以抵擋歐洲先進制造業的競爭。所以他主張，政府一方面實施保護關稅政策，對外國商品征收關稅，免受外來的廉價商品沖擊，保護民族市場，另-一方面政府對本國制造商給予補貼，采取獎勵民族工業發展的措施，包括采用機器、鼓勵移民，吸引外資、雇傭婦女和兒童以降低勞動力成本等。
雖然可從漢密爾頓主張中隱約感受到經濟民族主義的某些思想，但真正作為經濟民族主義理論奠基者則是受到漢密爾頓思想影響的德國的喬治·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1815年在符騰堡關于憲法問題的爭論中，李斯特首次以資產階級代言人身份出現在德國政治舞臺。他辦報撰文，主張國家采取促進工商業發展的有效措施。因積極從事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改革活動，鼓吹關稅同盟和德意志統一，他遭到封建勢力迫害1825年僑居美國。在漢密爾頓思想影響下，1827 年他發表著作《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首次系統地批駁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自由貿易學說，論證了暫時實行關稅保護制度對爭取美利堅民族工業獨立的必要性。1832 年作為美國公使返回德國致力于推動全德鐵路系統的建設工作，1841 年他在巴黎出版代表作《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使這位德國經濟學家成為歷史學派的主要先驅、保護貿易學說的倡導者。
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主張，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應同樣實行“永恒”“合理”的全面自由競爭原則，通過完全的自由貿易制度，各國可以自動地從事對自己“天然”最有利的生產，以達到全人類的經濟聯合，在這個無所不包的世界聯盟中，“天然”注定英國為全球提供工業品，而其他國家則需向英國提供農業原料和食品。顯然這種“世界主義”的經濟理論實質上是為英國工業資本對外擴張的政策需要而服務。喬治·李斯特所構建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正是圍繞對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展開，他認為作為自由貿易政策依據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其最大漏洞在于民族經濟發展的特點和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所以他要用切合國情、從民族立場出發的“國民經濟學”，來取代或補充這種“世界主義經濟學”。
為指明建立德國工業的途徑，他用德國資產階級的歷史主義與民族主義來反駁英國資產階級的反歷史主義和世界主義。他一針見血地揭露英國古典經濟學家論證的世界主義理論宗旨是英國人為了“謀求對全世界工業、航海和貿易的壟斷地位”。盡管他原則上同意古典經濟學家提出的社會發展目標一把全人類聯合在一個“無所不包的聯盟”內，以及在這一階段實現人類聯合的經濟形式一一自由貿易，但他更強調這只有在遙遠的將來才具有普遍意義，即貿易自由只有當所有民族都提高到相同的經濟、道德、社會與政治的發展水平時才能實現，而在各民族發展水平不一的現實狀況下，這只能適應英國對全球實行經濟壟斷的目標。所以對一國來說，最好的政策并非建立高度專業化的經濟，而是必須發展本國制造業。
喬治·李斯特又用歷史事實闡述了歐美各國發展工商業的“歷史教訓”，提出自由貿易只對先進國家有利。對后進國家而言，在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之前，首先一定要經過保護階段，從而他提出了“經濟發展階段論”，即各國經濟發展必須經過蒙味、游牧、農業、農工業、農工商業這五個階段。并指出，第三階段的國家尚不存在值得保護的工業，處于第四階段的國家則需要用保護貿易政策來扶植民族工業的發展，只有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第五階段時，方可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所以古典學派主張的自由貿易適用于工業發展較成熟的英國，至于當時正處于第四階段的德國和美國，顯然需要以保護貿易政策來保護其幼稚的工業。以保護貿易政策來扶植本國制造業發展的具體做法是：建立保護關稅制，即對進口商品課以高關稅其最初可高達 40-60%，到新工業初步建立后可降至 20一30%，再到本國工業已有能力同國外工業進行全面的自由競爭時，這種進口關稅便可取消，因此保護關稅制度是德國為了“達到工業上的自主”所必須經歷的階段。
從推動德國工業化發展的需要出發，李斯特所倡導的保護貿易政策適應了當時德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合理要求，為德意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民族統一大業開辟了道路，因而他成為德國 1848 年革命前最進步的經濟學家。而他從民族利益出發提出的保護貿易政策及其保護關稅制度這一整套理論，則被后人視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先導。
跨國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歷史舞臺上，除了以一個主權國家為主要載體的國家的民族主義，和發生在一個主權國家范圍之內的亞國家的民族主義這兩種普遍類型外，還有一種牽涉到一國以上范圍的民族主義理論及其運動的特殊類型，即人們通常所稱的“泛”或“大”字號的跨國民族主義。
這種跨國民族主義又往往是現兩種具體形態：一是某一國家的主體民族要把居住在他國(多為鄰國)的本族居民及其區域納人本國控制之下，如泛德意志主義、大土耳其主義、大索馬里主義等；二是主張居住著具有血緣關系的同一種族語族或同一民族不同分支的若干國家聯合組成一定范圍的統一國家、聯邦或其他形式的統一體，如泛非主義、泛斯拉夫主義泛突服主義、泛阿拉伯主義(即阿拉伯民族主義)等。綜觀 20 世紀的各種跨國民族主義，除了前面已述及的曾是一戰誘因的泛德意志主義和泛斯拉夫主義外，泛非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和泛突主義分別對非洲、阿拉伯世界和中西亞地區的國際關系產生過重大的影響，有的至今還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民族分離主義
二十世紀第三次民族主義浪潮與前兩次明顯不同的特征之一便是民族分離主義成為這次浪潮的主流，民族分離主義是指主張從更大的群體中分離文化、民族、部落、宗教、種族、政府的行為，其表現為一個民族團體從現存的主權國家中分離出一部分領土建立自己獨立的民族國家。分離主義運動不僅在蘇聯、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個聯邦制國家及非洲原屬埃塞俄比亞的厄立特里亞那里取得事實上的成功，而且從東南亞經南亞到西亞，菲律賓的摩洛人、印度的錫克人、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以及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庫爾德人的民族分離主義者活動明顯活躍。就連平靜多年的西方發達國家內部，諸如英國的北愛爾蘭、西班牙的巴斯克自治區、法國的科西嘉、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及美國的夏威夷等民族分離主義問題也有所升溫。而上述各地的民族分離主義運動無不以國際法中的民族自決權原則作為其理論依據，因此，民族自決權和民族分離主義問題成為世紀末全球民族問題研究的一個熱點。
民族自決權(the rght of national self- determination)就是每個民族獨立處理自己事務、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它是民族意志的重要體現。民族自決權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5 世紀希臘城邦的自治觀念，前 6世紀波斯帝國也曾允許其統治下的猶太人和腓尼基人享有廣泛的自治權利。
現代意義上的民族自決權有兩個不同的源頭，一個源頭是由近代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的“社會契約論”等理論發展而來。在 18 世紀，東歐國家反對俄羅斯帝國壓迫的民族運動和北美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民族斗爭中，當地民族資產階級把民族自決權作為一條民主主義的政治口號而提出，其涵義就是反對封建專制和異族壓迫，建立獨立、統一、民主的資產階級民族國家。在美國戰爭中，北美殖民地人民以歐洲啟蒙思想家的“社會契約論”“天賦人權說”為依據，在 1776 年的《獨立宣言》中指出，一個民族要在世界上取得“自然法則”和“自然神明”所賦予的獨立與平等地位，就必須解除其與另一個民族之間的不平等關系，莊嚴宣告:“作為自由獨立的合眾國，它們享有全權去宣戰、和締結同盟、建立商務關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為獨立國家所理應采取的行動和事宜”，這是民族自決權思想的首次明確表述。這種推翻外來殖民統治的“民族分離”“國家獨立”的概念，有力鼓舞了隨后的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開展。而 19 世紀中葉之后意大利、德意志統一運動完成并建立民族國家，也可謂民族自決權的成功民族自決權在國際社會日益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和認可。1918年托馬斯·伍德羅·威爾遜為替戰后美國稱霸創造條件，提出作為“建立世界和平綱領”的“十四點計劃”，舉起“民族自決權”旗幟，提出以此作為解決戰敗國海外殖民地及戰敗國境內各民族問題的原則，強調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 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威爾遜的“民族自決權”論客觀上贏得了世界眾多弱小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熱烈擁護，也使英法同意把“十四點計劃”作為巴黎和會的和談基礎，相應地巴黎和會成立“新建國家和保護少數民族委員會”，承認牙利等東南歐幾個民族國家的獨立，簽署若干有關維護少數民族自治權利的條約，由此民族自決權開始成為國際法的一個基本原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英首腦發表的《大西洋憲章》再次確認民族自決權原則，宣布“凡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領土改變，兩國不愿其實現。尊重各民族自由選擇其所賴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權利，各民族中的主權和自由權有橫遭剝奪者，兩國俱欲設法予以恢復。”因此《大西洋憲章》實際上成為 1945 《聯合國憲章》中有關民族自決規定的雛形。
民族自決權另一源頭是馬克思主義的民族理論。民族自決權理論有個發展過程，在 19 世紀中葉，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殖民地附屬國的解放不是通過自決，而是只有通過發達資本主義各國，特別是英國工人階級的解放方能實現。但在深入研究愛爾蘭問題之后，馬克思、恩格斯開始認識到，資本主義國家正是在維持其殖民地統治的前提下來維持本國的階級統治，不實現殖民地的解放，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就難以解放自己。1867 年馬克思跟恩格斯談到:“我已竭力設法激起英國工人舉行示威來援助芬尼亞運動。”“過去我認為愛爾蘭從英國分離出去是不可能的，現在我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分離以后還會成立聯邦。” 這一時期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要實現國際社會的民主變革和工人運動的國際團結，就必須首先實現各民族的自決。1878 年馬克思明確提出民族自決權原則;“必須在運用民族自決權原則的基礎上并通過在民主和社會主義基礎上恢復波蘭的辦法，來消除俄羅斯佬歐洲的影響。”
進入 20 世紀后，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時期，列寧從當時世界民族殖民地問題及俄羅斯帝國民族矛盾尖銳的現實狀況出發，在《論民族自決權》《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等一系列著作中，有針對性地系統闡述了民族自決權理論，使之由一般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政治口號發展為馬克思主義關于民族問題的一個完整理論。他堅決破除民族自決權只適用于歐洲的陳腐觀念，提出當時除了愛爾蘭以及奧地利巴爾于地區和沙俄等東歐國家面臨民族自決的任務外，東方的中原地區、波斯、耳其等半殖民地國家以及一切殖民地都有實行民族自決權的必要，從全世界無產階級的要求出發，全世界的社會主義者都應當要求無條件地、無代價地立即解放殖民地，而這個要求在政治上的表現只能是承認自決權。
列寧明確解釋了民族自決權的含義，即所謂民族自決權就是民族脫離異族集體的國家分離，就是組織獨立的民族國家。民族自決權從政治意義上來講，只是一種獨立權，即在政治上同壓迫民族自由分離的權利，這種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完全的自由來鼓動分離，鼓動實行分離的民族通過全民投票來解決分離問題。同時又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自決權原則，不僅是為了消滅異族壓迫，也是為了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礎上實現各民族無產階級的聯合，從而有利于推動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他形象地用法律規定離婚自由并不等于鼓勵人們離婚的例子說明，實現民族自決權并不等于支持民族分離主義。列寧提出，民族自決權原則的實施，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必須根據各民族和不同國家的具體歷史條件來運用。如對于已獲獨立的多民族國家內部的民族問題，列寧認為不宜采取自決分離的方式，而主張采取聯邦制、地方自治或民族區域自治的方法，來解決民族間的矛盾。
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觀念的淵源可以追溯到奴隸社會以來的人類不平等觀念，但種族主義的產生形成卻是與近代西歐資本主義的海外殖民浪潮相伴而隨。它既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理論遮羞布，也是20世紀全人類遭受巨大災難的根源之一。盡管種族本身是一個自然科學范疇，與屬于社會科學范疇的民族有著截然區別，然而與民族問題緊密相關的種族問題卻是社會科學研究的對象，種族主義自然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反動丑陋的民族主義。
種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言，是指把人類不同的種族差異當作區別人類優劣智愚的標準，并主張“優秀種族”理應統治“劣等種族”的理論。近代種族主義的一個主要特點在于除了繼承歷史上的種族不平等的傳統觀念外，還通常披上“科學”的外衣，以人的體質表征的差異來論證各族在歷史文化上的差異。在19世紀以前種族義思想通常是含在西歐列強殖民主義和神學理論之中，英國殖民主義思想家阿奇博爾德·艾利森宣揚“不列顛種族的確是雅威選中的臣民”，為此他們要“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傳播文明的福音、宗教的光輝”。
德籍英國人豪斯頓·張伯倫更是一位著名的種族主義理論家，他力圖將種族主義理論作為一種世界觀，來考察世界歷史，在1899 年出版的《19世紀的基礎》一書中，豪斯頓·張伯倫宣揚：“我們今日之全部文明和文化，都是某一種人—日耳曼人的創造物。日耳曼人是最有創造性的優秀種族，生來要統治世界。相反猶太人則在歷史上起破壞作用，歐洲歷史就是日耳曼人與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非日耳曼人斗爭的歷史。”他的理論后來成為納粹種族主義的先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后，為了適應納粹法西斯主義侵略的需要，種族主義宣傳也在當時的德國達到狂熱的地步。“納粹的教父”艾爾弗雷德·羅森堡以《19世紀的基礎》為藍本，編撰了《20世紀的神話》宣傳每個種族都有特殊的靈魂和宗教，不同種族表現出不同的深刻個性和血統特質，“北方種族”是富有創造力的“高等種族”而日耳曼人又是其中最完善的代表，有統治世界的權利。羅森堡以個人種族主義的視角，把人類歷史描繪為“優秀”的雅利安人與“劣等”的猶太人之間種族斗爭的歷史，一切文明的衰落和腐敗都是由于優等民族的血液滲入了劣等民族的血緣，德國人應把北歐日耳曼民族主義作為宗教取代基督教，而猶太人則是文化沒落的化身，甚至是日耳曼純潔性的主要破壞者，因而是日耳曼人不共戴天之敵。此書大受阿道夫·希特勒贊賞，成為納粹主義的主要經典，希特勒在羅森堡思想啟發下，狂熱鼓吹其種族主義，進而構造種族滅絕理論。
雖然當年納粹法西斯以種族主義為其發動侵略戰爭、進行“種族清洗”的理論工具已成為歷史，當代世界上種族主義頑固堡一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也在南非民主化的進步浪潮中土崩瓦解，但種族主義作為一種經典的偽科學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依舊沒有消亡，不僅在美國種族歧視問題依然嚴重，以仇外排外為特征的各種種族主義現象也隨著新納粹主義死灰復燃，在近年來的歐洲各國屢屢可見，甚至如《正態曲線》之類的披著“科學”外衣、改換面目的種族主義理論尚在不斷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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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甘地
莫罕達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印地語：??????? ?????? ?????；1869年10月2日—1948年1月30日），英屬印度政治人物、印度國父、印度民族主義運動和國大黨領袖，1920年—1944年期間相繼發動了四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使之成為印度人民反抗殖民統治、爭取民族獨立的主要斗爭方式，給英國殖民統治造成沉重打擊，促成了1947 年8月印度民族獨立運動勝利的到來。甘地的思想和主張被人們總結為“甘地主義”，其思想體系以真理和非暴力原則的哲學觀為基礎，以主張自治的政治觀為主體，經濟觀和社會觀為補充，四者交融匯成一個渾然一體、別具一格的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民族主義理論框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英語：Benedict Anderson；1936年8月26日—2015年12月13日），當代重要的民族主義理論家。1936年出生于中國云南省昆明市；1941年，為躲避日益升級的中日戰爭，隨全家離開中國。1953年，安德森進入劍橋大學求學，主修西方古典研究與英法文學；1958年遠赴康奈爾大學投身喬治·卡欣門下，專攻印度尼西亞研究，之后又將研究目光轉向其他東南亞國家，曾任康奈爾大學國際研究教授。1983年，出版民族主義研究經典著作《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一書。該書探討了民族主義的起源，給民族主義研究開拓了新局面。2015年12月13日于印尼巴圖過去世。
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
賈邁勒·阿卜杜·納賽爾·侯賽因（阿拉伯語：???? ??? ?????? ?????，1918年1月15日—1970年9月28日），埃及共和國第二任總統，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在1952年自由軍官革命成功后，納賽爾提出的以反帝、反殖、反封建為核心，倡導團結各國阿拉伯人民的主張被稱為“納賽爾主義”，第二次中東戰爭后被視作當時阿拉伯國家的精神領袖。納賽爾主義作為當代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表，在本質上是以世俗主義為核心的意識形態，在時間尺度上有三個發展階段：分別是埃及民族主義，阿拉伯民族主義和阿拉伯社會主義，這三個階段是一個遞進的發展過程。首先埃及民族主義是納賽爾主義的原型和基礎；其次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是賈邁勒·阿卜杜勒·納賽爾主義的擴大和延伸；最后層次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是納賽爾主義的深化和完成。
西蒙·玻利瓦爾
西蒙·何塞·安東尼奧·德·拉·桑迪西瑪·特里尼達·玻利瓦爾·帕拉修斯·伊·布蘭科（西班牙文：Simón José Antonio de la Santísima Trinidad 委內瑞拉玻利瓦爾 y Palacios，1783年7月24日—1830年12月17日），拉丁美洲的民族英雄，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和軍事家，在委內瑞拉被尊為“祖國之父”，由于他的努力，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和巴拿馬共和國 6個拉美國家從西班牙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獲得獨立。19世紀古巴的民族英雄、偉大的詩人何塞·馬蒂曾預言：“只要拉丁美洲存在一天，玻利瓦爾的名字的回聲就會在我們中間最英勇、最誠實的人們的心里響下去。”甚至有人說，不了解玻利瓦爾，就不可能了解拉丁美洲。
帕特里斯·盧蒙巴
帕特里斯·盧蒙巴( 英語：Patrice Lumumba，1925年7月2日—1961年1月17日)剛果第一屆政府總理、著名的剛果民族英雄。1958年建立剛果民族運動黨，1959年領導參加剛果人民反對比利時統治的民族獨立斗爭，1960年5月舉盧蒙巴領導的剛果民族運動黨贏得下議院的137席的40席，成為最大黨，盧蒙巴當選為總理組織首屆政府，6月30日剛果獨立。同年7月8日比利時借口保護僑民安全出兵，對剛果軍民進行瘋狂鎮壓，無數軍民遭到槍殺。9月14日陸軍參謀長蒙博托·塞科發動軍事政變，宣布暫時接管政權，盧蒙巴遭到軟禁。1961年1月17 日盧蒙巴、奧基托和莫波洛三人被秘密地用飛機運到伊麗沙伯維爾后遇害。1961年3月，開羅召開的第三屆全非人民大會，強烈譴責了帝國主義及其幫兇殺害盧蒙巴的罪行，并宣布盧蒙巴為非洲英雄。
奧古斯托·尼古拉斯·卡爾德隆·桑蒂諾
奧古斯托·尼古拉斯·卡爾德隆·桑蒂諾（西班牙語：Augusto Nicolás Calderón Sandino，1895年5月18日—1934年2月21日）尼加拉瓜反美游擊隊領導人，被賦予“自由人民將軍”的稱號，1926年桑地諾領導下組成了三十人的起義軍核心，豎起代表自由或者死亡的紅黑兩色的戰斗旗幟官布起義，直至1933年把美國侵略軍趕出了尼加拉瓜國土，取得人民戰爭的勝利。1934年2月21日，桑地諾和薩卡沙等進行了最后一次會談，當會談結束，桑地諾和他的助手埃斯特拉達將軍、烏曼索爾將軍以及桑地諾的父親堂·格雷戈奧等人深夜返回住所時，遭到了在美帝國主義駐尼加拉瓜“大使”布里斯·蘭親自指揮下的索摩查的“國民警衛隊”的伏擊和逮捕，當夜桑地諾和他的助手埃斯特拉達將軍、烏曼索爾將軍全部遇害。20世紀60年代，尼加拉瓜反對索摩查的民主革命運動，即以他的名字被命名為桑地諾運動，1979年推翻索摩查家族后更名為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
相關著作
《獨立宣言》
《獨立宣言》是宣告近代民族主義的首部綱領性文件，為建立在自由思想多元主義和世俗生活方式基礎上的民族主義打上了永恒的烙印，其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正是繼承了約翰·洛克等歐洲啟蒙思想家“天賦人權”的理論，斷言殖民地人民也擁有擺脫宗主國殖民統治、建立新的獨立政府這一天然權利。《獨立宣言》的發表標志著歐洲之外世界上第--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誕生，而且這是殖民地人民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建立的完全獨立的民族國家。
《人權宣言》
在法國大革命時期，1789年8月26日頒布了綱領性文件《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最初的起草人是吉爾貝·迪莫捷，這是閃爍民主主義與民族主義光華的偉大文獻，它莊嚴宣稱：“在權利方面，人生來而且始終是自由平等的。”“整個主權的本原主要是寄托于國民。”宣言以“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為武器，從根本上掃蕩了王朝國家的社會法律基礎，奠定了以人權、自由、平等重新構建民族國家的原則。
《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想象的共同體》出版于1983年，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Richard O'Gorman Anderson），本書在相對簡短的篇幅內就建構出關于民族主義的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一般性歷史論證。安德森以他個人百科全書式的歐洲史素養與當代東南亞研究權威的背景，以及對東西方多種語言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蓋爾納、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鮑姆在內的大多數西方民族主義理論家所犯的那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毛病。超越一般將民族主義當作一種單純的政治現象的表層觀點，將它與人類深層的意識與世界觀的變化結合起來。他將民族主義 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廣闊的“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脈絡當中來理解，民族主義因此不再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或政治運動，而是一種更復雜深刻的文化現象。《想象的共同體》的論證結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徑，同時兼顧文化與政治、意識與結構，開創了豐富的研究可能性。
《民族與民族主義：理論基礎與歷史經驗》
《民族與民族主義》作者吉爾·德拉諾瓦（Gil Delannoi），此書將民族主義的研究問題概括為兩部分：一是剖析前人及當代學者在民族及民族主義問題上所留下的理論與著述，二是將民族現象納人到一個開闊的全球范圍內的歷史與地緣的時空背景下求源、比較、梳理、解構、定位。德拉諾瓦的語言與思辨風格以簡潔、精到著稱，讀《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有點類似于某種智力游戲，作者總是能夠在一般人習以為常的地方提出問題，啟發思考，推倒流行的結論。將懷疑論與謹慎論帶入到民族現象的研究之中，正如使他的觀察和分析增添了具有靈性的第三只眼睛。
《民族與民族主義》
《民族與民族主義》作者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本書以唯物的視角，闡述了在經濟發展基礎下，產生的新職業帶來的人口流動，是民族主義誕生的核心，民族群體的形成是地方文化擴散融合為不斷擴展的大眾文化的過程，只有發達的、充滿活力的工業社會才能滿足這種必要條件，故而民族群體只能在某種當地或外來的國家機器面前才能形成，這種國家機器的存在引發或助長了民族意識的覺醒、民族文化和其持續的建構。民族主義在塑造和再塑造現代世界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力量顯而易見，但在那些不信奉民族主義的人看來， 它又始終是不相容的無法理解的。蓋爾納自如地把握著跨越幾個領域的知識資源尤其是哲學、社會學、理性的歷史和社會人類學他對民族主義所作的闡釋第一次使民族主義從歷史和人類的角度能夠為人們所理解，提出了一個民族的先進整合是與一種統一的文化緊密關聯，這種整合只能存在于不再是農業的和傳統的社會之中，這一重大的哲學觀點。
影響
藝術
音樂
民族主義音樂誕生于19 世紀 30 年代的東歐和北歐，在 20 世紀初的半個多世紀里繁榮興盛。俄羅斯作為民族主義音樂發端的國家和民族，與東歐的捷克，北歐的挪威、芬蘭等國家民族一樣，長期遭受異國統治，民族受到壓迫，經濟、文化和人民生活受到極大的摧殘。隨著爭取獨立的民族主義思想的蓬勃發展和人民自主意識的覺醒，民族獨立運動和文化復興運動拉開了序幕。一批立志于本民族音樂的作曲家，如俄羅斯的米哈伊爾·格林卡、“強力五人團”的成員莫杰斯特·穆索爾斯基、尼古拉·里姆斯基-科薩科夫，捷克的貝德里赫·斯美塔那、安東·德沃夏克，挪威的愛德華·格里格，芬蘭的西貝柳斯等，紛紛在各自的創作中將本民族的題材融入本民族的音樂形式，反映民族的生活風貌和民族精神，創作出一大批各類體裁的經典民族主義作品。
20世紀的民族主義音樂也被稱為新民族主義音樂，除了繼承19世紀民族主義音樂的優良傳統外，它的重要特征是，深人遠離城市的邊遠地區、窮鄉僻壤，挖掘未被開發的地道的民族民間音樂寶藏，用現代的錄音技術和獨創的記譜方法，忠實細致地記錄原始的民間素材，盡可能保留其原始面目，關注民間音樂生存的自然環境和文化氛圍，了解民間音樂與民族風情的緊密關系，探討民族語言(包括地區方言)音調與民間旋律在表達民族情感上的內在聯系。相比之下，20 世紀的民族主義音樂不像19 世紀那樣與歐洲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運動有著那么密切的關系，作品內容的充實性和愛國主義思想情感深度有所減弱，而對民間音樂本身的興趣和對民間音樂特征與形式的挖掘表現得更為突出。民族民間音樂的收集和研究同 20 世紀專業音樂發展的最新技術和作曲家本人的創作個性相結合，作曲家不再局限于將民間音樂素材放在傳統的風格中，而是利用民間樂匯創造新的風格，產生出不少極富特色的音樂杰作。
繪畫
繪畫中的民族主義是一個模糊概念，沒有明確的定義劃分也沒有明確的時期劃分，它泛指一種帶有本民族特色或表現本民族主要社會問題的藝術創作。這種民族主義的思潮在19世紀集中爆發，主要在社會變革劇烈的東歐和北歐，包括俄羅斯、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家地區，也包括南歐的西班牙等國家，實際上是一種民族自主意識的覺醒在文化藝術領域的具體體現，其精神內核與法國大革命帶給西歐國家自由、平等觀念具有相同的性質。“民族性”或“地方特征”在歷史的各個時期都有所體現，比如西班牙雕塑中的木雕傳統，尼德蘭聯省共和國繪畫的風俗性特征等。
隨著風起云涌的民族解放運動和民族意識的覺醒，藝術家開始主動地展現祖國壯美的山河景象和獨特的人文風貌，也常以民族解放運動本身為創作題材，展現那個時代人們的精神面貌，如印度、墨西哥、印度尼西亞。他們一方面受西歐藝術的影響，一方面結合本國藝術傳統，無論是在題材上還是在形象塑造上都體現出兩者的結合，以獨特的雄壯風格和現實主義手法，展現了本民族的特色和魅力，在快速發展的歐洲藝術洪流中占領了一席之地。
就民族主義繪畫的主題來說，歷史畫常表現為以激發民族自豪感和愛國主義為目的，歌頌民族獨立的作品；在肖像畫中，帝王將相或達官貴人是很少出現的，主要是表現一些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先進人物;風俗畫中，主要是帶有批判色彩的、展示下層民眾生活狀況的作品；在風景畫中表現為對祖國大好河山描繪，常常是富有地方特色的、能寄托作者理想和希望的自然美景。
體育
民族主義在體育運動方面的影響尤為深遠，現代體育已經帶有政治色彩和民族主義。體育在很多方面成為能力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一定的民族主義背景下，它也能成為一種基本工具。借助這種工具，國家更加輝煌，國家具有霸權，民族中心主義政策合法化。
這其中以足球最具代表性，世界杯從一開始就宣揚“民族主義”。與倡導運動精神呼喚愛的奧運會不同，國際足聯對政治意味始終保持曖昧的態度。足球運動變成“民間戰爭”的延續，成為構建族群身份認同的方式，成為民眾站隊選邊的表達途徑。例如：一戰期間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男子足球代表隊等地足協，曾退出國際足聯用以表達對于德國的抗議。用足球代表國家，成為表現“民族主義”的傳統，一直延續至今。在世界杯的歷史上，由足球引發的各種國際矛盾比比皆是。國際足聯選擇了“民族主義”作為商業價值觀治理的抓手，讓民族主義與體育運動巧妙結合形成“世界杯”足球文化。這種文化，可以方便地將民族主義進行商業化處理，它是推動著全球民眾不斷參與“世界杯”運動的核心動力。“民族主義”讓世界杯始終不乏“人氣”，將“人氣”轉化為“金錢”的則是進步的商業化處理。構成國際足聯收入“721 陣型”的三大塊一一轉播費、告贊助和門票，都立足于“人氣”的廣告效應。
教育
對于大多數國家來說，教育制度的特征正是中央集權的教育管理制度，在規定教師應該教什么和應該怎樣教的時候，統一和一致，忠誠和愛國是必定會提出來的，以愛國為核心的民族主義與本國的體制、信仰息息相關，因為文化共同體或者共同的文化形式是民族涵義中的一個本質特征，如法國人把天主教信仰視為本民族的特征之一。一個民族的文化形式由許多形式構成，這些形式表現了構成這種文化形式的各社會集團的觀點和態度，所以適應環境方式的多樣化教育也是同樣重要的，有了這種多樣化才構成一個多民族國家而不破壞它的不可缺少的統一。兒童和青年可以學校和老師的身上看到這些品質，在他們長大成人開始履行公民義務后，進入社會隨著認知的增長，他們就會逐漸融入這種文化共同體的理想和道德標準，民族和國家帶來的統一感不僅是合乎需要的，而且是互相交往和共同行動所不可缺少的。因此在國家統一的結構內，采取多樣化教育活動措施的方式，讓愛國主義和對國家的忠誠不但不會削弱，而且會更加豐富。
批評
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民族觀點在定義上，將民族概念總結為：在歷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征的穩定的共同體，這種共同體不同于氏族、部落、種族和國家，更非以血統、種族或國家為核心紐帶。在此基礎上，社會主義肯定民族主義運動在反殖民、反壓迫、反封建方面的進步性，但反對資本主義中后期已經淪為資產階級剝削壓迫工具的民族主義，如自由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等，因為這種民族主義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上，為資產階級政權的階級統治而服務的。民族問題產生的根源在于人對人的剝削和階級統治，民族問題的實質正是階級問題，只有真正推翻 了階級的統治，被壓迫民族的自由與解放才得以真正的實現，而要達成這一目標就必須國際主義為核心，堅持各民族無產者的國際團結，毫不妥協地反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
在民族自決權方面，列寧認為不能離開資本主義時期的民族運動來談論民族自決與成立民族國家，民族自決還必須同反對帝國主義斗爭聯系起來。那種把民族自決抽象化，絕對化，把它視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以適用的觀點，是荒謬和錯誤的。列寧講過：“聯邦權根本是荒謬的因為聯邦制是雙邊協定，馬克思主義者決不能在自己的領內一般地擁護聯邦主義，這是用不著說明的。至于自治馬克思主義者所維護的并不是自治“權”，而是自治本身，把它當作具有復雜民族成分和極不相同的地理等等條件的民主國家的一般普遍原則。因此，承認“民族自治權’，也象承認民族聯邦權一樣是荒謬的。”
約瑟夫·斯大林則更進一步，在分析民族問題的時候提出必須用發展變化的觀點來看待問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民族問題不能認為是什么獨立自在的、一成不變的問題民族問題只是改造現存制度總問題的一部分，它完全是由社會環境的條件、國家政權的性質，并且一般地是由社會發展的全部進程決定的。”也就是說，分析民族問題，必須把它當作“現存制度總問題的一部分”。因此，第一、不能離開“社會環境的條件”；第二、不能離開“國家政權的性質”；第三、不能離開“社會發展的全部進程”。這是斯大林辯證地看待民族問題的最基本的思想與原則。
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核心分歧在于價值立場的對立，許多自由主義者堅持個人自由、人權和民主等普世價值是不容侵犯的；而許多民族主義者認為民族國家的根本利益高于一切。在身份的認同問題上自由主義者強調一個人首先是“人”其次才是 “某國人”或其他具體的（民族的、地方的）人；而民 族主義者認為不存在任何抽象的人每個人都是具體文化環境的產物都是特定民族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自由主義對于民族主義的態度呈現出兩種觀點，一是以哈耶克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批判，一是以賽亞·以賽亞·伯林和耶爾·塔米爾以自由主義包容民族主義的努力。哈耶克概括《通往奴役之路》的宗旨是：集體主義對于個人自由造成的威脅。他將批評的重點，放在對于集體主義模式的批評上。哈耶克認為，人們寄希望于集體和計劃的管理方式能夠帶來高效率和公平，這只是一種假象，只有私有制才能保障個人的自由。在《我為什么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一文中，哈耶克表達了他對于民族主義的批判態 度。他指出保守主義傾向于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是不相容的，而對于民族主義他明確地說 ：“我的個人立場讓我不可能對任何形式的民族主義予以同情。這里我僅補充一點，即民族主義偏見提供了保守主義通往集體主義的橋梁”哈耶克不但堅決與民族主義劃清了界線， 并且進一步揭示了民族主義的假象，他認為民族主義并不是愛國主義，因為它實際損害了國家的利益，并且也損害了民族傳統。
伯林則相反，因其猶太人的背景，他對民族主義持同情態度。在伯林的兩種自由中，“消極自由”自然是他的重點，“消極自由”指的是“免于被動處于某狀態”的“自由”，指的是區別于公共領域的私人領域自由，即個人不受干涉的自由。對于個人來說，在面對外界壓力時往往后退尋找安全感，在伯林看來，民族就是這樣一個場所，是一種尋求安全感的形式，它也被稱為尋找個人或民族自由或獨立，這是他同情民族主義的原因。有關于民族主義，伯林發表過兩篇文章，先是1972年發表的《壓彎的樹枝：論民族主義的興起》，后是1979年發表的《民族主義：過去的忽略與今日的威力》伯林從歸屬角度看待民族情感問題的，他認為，人類的歸屬感決定了民族主義，它的重要性被多數人忽略。事實證明，現在的任何政治運動，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如果不與民族主義結合起來，都不會獲得成功。同樣屬于猶太人的他的學生耶爾·塔米爾則更進一步，提出了“自由主義民族主義”。
參考資料 >
Indonesianis Asal Amerika, Ben Anderson, Meninggal di Batu.tempo.2023-1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