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德統一(英文:The Germany unified;德文:Deutsche Wiedervereinigung)指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于1990年10月3日通過并入西德(德國)的方式完成的德國統一。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后,由蘇、美、英、法組成的四國同盟在戰后對其實施全面占領和國際管制,并對德國進行了戰后改造。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末期,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開始美蘇冷戰,德國分裂成為東德和西德兩個國家。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國家的政治劇變,民主德國的形勢也逐漸變化,民主德國以漢斯·莫德羅為首的聯合政府提議與聯邦德國建立“條約共同體”,聯邦德國總理科爾迅速在莫德羅建議的“條約共同體”有關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德統一的“十點計劃”,把兩德統一提上了議事日程。1989年12月19日,科爾訪問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雙方總理就建立“條約共同體”舉行了會談。1990年2月13至14日,莫德羅首次訪問德國。3月18日,東德舉行民主選舉,德國聯盟黨上臺,兩德統一的步伐加快。兩德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占領德國的四國(美、英、法、蘇)達成“2 +4”方案,條約規定,美、蘇、英、法四國停止對德國的權利和責任,統一后的德國享有完全的主權。與此同時,兩個德國也就其“統一的內部問題”加速了談判進程。1990年5月18日,兩德在波恩簽署關于建立貨幣、經濟和社會聯盟的國家條約。同年8月31日,簽署了《統一條約》,確定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于10月3日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第23條加入德國。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慶典在柏林舉行,德國正式宣告統一。
時任德國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1984—1994在職)在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慶祝儀式上評價認為”兩德統一是通過和平達成的協議取得的,是全歐歷史進程的一部分。”然而由于兩德的統一進程倉促且迅速,各方應對不足,使統一后的德國在一段時期內出現了通貨膨脹、失業率上漲、null和極右勢力滋生等社會問題。統一后,德國繼續留在歐洲共同體(即后來的歐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1998年10月,新德國組成紅綠聯盟政府,實施改革措施,至二十一世紀初,德國就業形勢趨于好轉。新德國在繼承聯邦德國外交政策的同時,推行全方位自主外交,積極參與國際維和行動,并致力于推動歐盟一體化進程,漸成為歐洲除俄羅斯外最強大的國家。
事件背景
戰敗解體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受到自“三十年戰爭”(Drei?igj?hriger Krieg,1618—1648)以來的嚴重損失,國土面積喪失11.4297萬平方公里,并須向戰勝國支付巨額賠償,國民經濟也陷入崩潰,人民生活困苦。同時,由蘇、美、英、法組成的四國同盟決議消除德國對世界和平的軍事威脅,防止使其再度崛起。1945年2月,富蘭克林·羅斯福、溫斯頓·丘吉爾與約瑟夫·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一致決定,在戰后對德國實施全面占領和國際管制。1945年5月8日德軍最高統帥部宣布投降,最后一屆納粹政府——卡爾·鄧尼茨(Karl Doenitz)政府很快被解散,鄧尼茨及其政府成員于5月23日被逮捕。
1945年6月5日,由蘇、美、英、法四國組成的德國管制委員會在柏林宣告成立,并簽署了《鑒于德國失敗和接管最高政府權力的宣言》,即《四國宣言》,以及《關于德國管制機構的聲明》《關于德國占領區的聲明》等三個文件,標志著盟國正式接管了德國的最高權力。歐洲戰事結束后,盟國領導人在1945年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上重申了雅爾塔會議精神,在《波茨坦協議》中確立了戰后管制德國的政治、經濟原則。根據《雅爾塔協定》和《波茨坦協定》,美、蘇、英三國通過了以英國方案為基礎的對德分區占領協議。蘇聯占領德國東部地區;英國占領西北;美國占領中國西南地區;另外,法國的占領區在西部,實際為英、美占領區中劃分而來。柏林作為德國的首都也被四國分區占領,其中柏林西部地區位于蘇聯占領區。至此,德國自1871年以來保持的統一狀態被終結,完全喪失了國家主權,被美、蘇、英、法四大戰勝國分區占領。
盟國改造
根據盟國之間的約定,由四國占領軍最高軍事長官組成的盟國管制委員會接管德國的最高權力,但不構成對德國的吞并;另外,管制委員會的一切決議必須在四國最高軍事長官一致同意下方能做出。為此,盟國戰后對德國進行了非納粹化(Denazification)、非軍事化(Demilitarization)、非卡特爾化(Decartelization)和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所謂“四化”改造,又稱“四D”計劃。首先在1945—1946年的紐倫堡審判中,盟國懲治了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法西斯主義戰犯,繼而開始“四化”改造。戰后初期,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采取了一些非納粹化和民主化措施:解除了德國武裝,盟國拆除了德國軍工廠或能用于戰爭目的的工廠,以及超過和平時期生產需要的多余工廠,消滅了德國賴以發動戰爭的軍事工業,并拆除了德國工業設備將其作為戰爭賠款;為了根除普魯士王國這一屢次充當德國侵略者向東擴張進攻的基地,由蘇聯和波蘭瓜分東普魯士;取締了納粹黨團組織;盟國對魯爾的大型煤礦和鋼鐵聯合企業、IG法本化工企業和大型商業銀行進行了拆散重組,分散了過去高度集中的壟斷經濟,從經濟領域消除了德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等等。
在對德國非納粹化和民主化改造中,盟國目的試圖使戰后的德國民主化。但由于蘇、美都希望把整個德國納入自己的陣營,戰略利益難以協調,非納粹化和民主化改造在各個占領區執行情況差別較大,東占區(蘇占區)和西占區(美、英、法占區)走上了不同的改造道路,以致盟國遲遲未能締結對德和約。
東西分裂
1947年初杜魯門主義的出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走上了美蘇冷戰對抗的道路,四大占領國在東西方分裂的背景下重新調整對德政策。隨著美國“遏制”蘇聯的“冷戰”政策的實施,德國最終被蘇、美、英、法四大國分裂成東西兩個國家。1946~1947年,德國西部各州舉行了州議會選舉。1947年1月1日,美、英成立聯合占領區,1948年6月,美、英、法三國占領區合并為西戰區,同年6月18日開始在西占區實施幣制改革。在西占區各個州議會選舉的基礎上,1948年9月,在波恩召開了由西占區各州議會代表組成的制憲會議。1949年5月8日,制憲委員會以52票對12票(另有1票棄權)通過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基本法》(簡稱《基本法》,也稱《波恩憲法》)。5月23日,《基本法》生效。8月14日,選舉了第一屆聯邦議院,基督教民主聯盟在大選中獲勝,與基督教社會聯盟、自由民主黨和德意志黨等組成聯合政府。9月15日,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康拉德·阿登納出任第一屆聯邦政府總理。9月20日聯邦政府成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正式建立。
1948年3月20日,蘇聯為了抗議西方國家公開分裂德國和正式結成反蘇聯盟,宣布退出盟國對德管制委員會;同時,針對美、英、法等國在西占區的幣制改革,蘇聯在東占區發行了新馬克。從4月開始,蘇聯開始逐步實行西占區同柏林之間的交通限制,6月24日蘇聯占領軍封鎖了全部通往柏林西部地區的陸路和水路交通,并停止一切能源供應。西方國家也因此中斷了對蘇占區的煤炭和鋼鐵供應。為沖破蘇聯對西柏林的封鎖,西方國家建立了“空中走廊”,向西柏林空運生活物資。雙方直到1949年5月才達成解除封鎖的協議,第一次柏林危機結束。蘇占區于1949年5月30日召開第三屆德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批準于同年3月經德國人民委員會(1948年3月成立)通過的憲法草案。10月7日,德國人民委員會宣告以“臨時人民議院”的名義行使最高立法機關的職權,臨時人民議院決定在當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民主德國)。10月11日,奧托·格羅提渥當選為民主德國政府第一任總理,德國統一社會黨兩主席之一的威廉·皮克當選為民主德國首任總統。至此,在德國土地上出現了東、西兩個德意志國家,兩個德國政府均將自己視為代表德國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
兩德發展
1949年德國分裂后,東西兩部分分別建立了不同的政治經濟體制。德國實行西方式的多黨議會民主制度,稱為“自由與民主的基本秩序”,經濟上則是基于私有制和市場原則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則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實行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政治體制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是具有西方性質的民主共和國,是一個議會民主制聯邦國家,實行“三權分立”,議會行使立法權,政府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聯邦總統是國家元首,但不擁有行政權。聯邦政府是最高行政機構,總理擁有最高行政實權。1949~1966年,以基督教民主聯盟為首的聯盟黨前后執政達17年之久。在“鐵腕總理”康拉德·阿登納的領導下,聯邦德國經濟從1951年開始進入“高速發展”時期,在西方被稱為“經濟奇跡”。在20世紀50年代的10年間,聯邦德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7.5%,超過美、英、法,僅次于日本。1960年國民生產總值達到3030億馬克,成為當時僅次于美、蘇的世界第三大經濟大國。在外交政策上,聯盟黨奉行親美政策,主張重新統一德國,強調加強北約及聯邦德國的軍備,重視德法聯盟,主張歐洲聯合;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奉行“哈爾斯坦主義”,即除蘇聯外,不同任何與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交的國家建交。1954年,聯邦德國與美、英、法等西方國家簽訂了《巴黎協定》,聯邦德國結束了被占領狀態,成為真正的主權國家;同時加入北約,但美、英、法在聯邦德國仍擁有駐軍權。此外,聯邦德國還積極與法國一起推動歐洲聯合,兩國于1951年聯合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建立歐洲煤鋼共同體。1957年上述六國在羅馬簽訂了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的《羅馬條約》。阿登納執政期間,聯邦德國經濟相對發展較快,社會政治穩定,福利制度初見成效,國際地位不斷提高。
1962年,參與執政的自由民主黨因反對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國防部部長施特勞斯而退出政府,從而使阿登納政府出現危機,1963年10月,阿登納辭職,由被稱為“社會市場經濟之父”的路德維希·艾哈德繼任總理。1966年,德國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艾哈德政府無力克服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等困難,自由民主黨因反對艾哈德以增稅來彌補財政赤字的政策,宣布退出聯合政府。同時,自1961年以來社會民主黨的影響力日漸上升。于是,1966年12月,聯盟黨與社會民主黨組成“大聯合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聯盟的庫爾特·基辛格出任總理,社會民主黨領袖維利·勃蘭特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結束了聯盟黨長期壟斷聯邦德國政壇的局面。
基辛格上任后調整了經濟和社會福利政策,使經濟形勢相對改善。在1969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獲得48.5%的選票,以微弱多數獲勝,組成了“小聯合政府”,維利·勃蘭特出任聯邦總理。勃蘭特政府對內實行改革,加強了聯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保證了經濟增長和就業;在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完善了社會福利立法,擴大了醫療保險的范圍,增加了失業津貼和失業救濟金。在對外政策方面,推行“新東方政策”,緩和了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系。在1972年的聯邦議院選舉中,執政聯盟再次獲勝,但由于勃蘭特的私人秘書紀堯姆被揭露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間諜,勃蘭特被迫辭去總理職務,由時任財政部部長的赫爾穆特·施密特繼任聯邦總理。施密特繼續推行勃蘭特的路線,維護社會穩定,保持經濟穩步發展,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20世紀80年代初,德國經濟再次出現問題,同時,由于聯合執政的自由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在經濟政策上的矛盾尖銳化和公開化,施密特政府于1982年10月在聯盟黨提出建設性不信任案后下臺。
施密特下臺后,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赫爾穆特·科爾當選為聯邦政府總理,組成聯盟黨和自由民主黨的“中間派聯合政府”。科爾政府在內政上著力解決失業問題,力圖扭轉聯邦德國經濟走下坡路的局面。在對外政策上繼續忠于西方陣營,加強同美國的友好關系;繼續為實現同蘇聯、東歐國家的緩和、對話和合作而努力,繼續發展同蘇聯和經互會國家的關系;在歐洲政策目標上仍然致力于歐洲政治上的聯合;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合作。在1983年和1987年的兩次議會選舉中,都是聯盟黨和自由民主黨的執政聯盟獲勝,繼續聯合執政。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民主德國是在蘇聯扶持下并按蘇聯模式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處于全德的中東部地區,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工業產量只占全德的17.9%,重工業和原料工業相對薄弱,經濟基礎較差。民主德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也就是國家規定生產計劃、生產目標以及價格,并根據計劃調撥資源。在國家經濟生活中,統一社會黨擁有最高的領導地位,對國家經濟以及社會的各方面進行管理和控制。建國初期,民主德國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利于克服二戰后的經濟混亂、建立國民經濟新秩序、迅速恢復經濟、實現國民經濟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同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由于實行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和計劃體制,經濟上明顯落后于德國。政治上,民主德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人民議院,實行的是以德國統一社會黨為主的多黨議會民主制。人民議院和根據憲法成立的“州聯議院”選舉民主德國總統。第一任總統是統一社會黨兩主席之一威廉·皮克。1960年9月皮克去世后,人民議院通過決議,決定實行集體領導,成立“國務委員會”,國務委員會主席為國家元首,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擔任首任國務委員會主席。
在德國一分為二后,位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境內的柏林也被一分為二,西方國家利用柏林西部地區地區的地理位置和其占領權利,在民主德國進行間諜干擾活動,民主德國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受到影響,大量民主德國居民出逃。1961年8月13日,烏布利希下令修建柏林墻,致使德國分裂狀況進一步惡化。20世紀70年代初,由于美蘇關系緩和,烏布利希與蘇聯政府在對西方政策,特別是在西柏林問題上發生意見分歧,加之國內經濟發展停滯,烏布利希于1971年5月被迫下臺,埃里希·昂納克上臺,開始了昂納克的執政時代。在昂納克時期,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提出實現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統一,大力發展住房建設,加強公共交通等城鄉基本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煤、氣、電的供應,改善通訊、公共交通、服務質量,以及大力發展文化、衛生、體育等事業的設施。昂納克對民主德國的經濟進行了集約化、合理化調整與改革,強調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發展科技。至80年代中期,民主德國漸成為世界工業強國之一,人均國民收入6440美元,已超過蘇聯和英國,人民生活水平在東歐國家中居于首位。
東歐形勢變化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體制僵化、改革遲緩,使蘇聯和東歐國家經濟和社會問題更加突出。物資短缺、物價上漲、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國家外債不斷攀升,成為許多東歐國家面臨的重要難題,人民群眾紛紛對執政黨表現出不滿。同時,歐洲冷戰加劇,因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與蘇聯經濟聯系密切,其經濟不能獨立自主地發展,導致在蘇聯以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同時,民主德國經濟發展也隨之陷入困境。與德國相比,民主德國在經濟發展速度、勞動生產率、消費水平等等方面處于劣勢,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和計劃制約了民主德國經濟的進一步高速發展。雖然經過多次調整和精簡,民主德國的國家經濟管理機構依然比較龐大,并存在官僚主義、機構重疊和辦事效率低下等問題。由于政治經濟體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經濟發展呈現成就與問題并存。
此時,因改革問題方面的矛盾與分歧,民主德國與蘇聯的關系走向惡化。1985年3月,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chail Gorbatschow,1931—)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推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并日益以政治改革為主。日益保守和僵化和昂納克政府則采取消極態度抵制戈爾巴喬夫式改革,重新恢復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拒絕進行大的調整和改革,使得經濟計劃管理體制日益僵化和失去活力。在蘇聯國內推行改革的同時,戈爾巴喬夫也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進度表示不滿,并支持各國反對派。在波蘭,反對黨波蘭團結工會與執政的統一工人黨矛盾日益突出,并通過“圓桌會議”迫使執政黨妥協讓步;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內部分裂,“激進改革派”占據優勢;在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聯合組織“公民論壇”,爆發大規模群眾街頭示威。
統一歷程
開放柏林墻
隨著東歐國家的政治動蕩,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形勢也逐漸變化。1989年5月2日,匈牙利開放了與奧地利的邊界,民主德國居民開始嘗試從匈牙利逃往西德。8月19日,民主德國爆發逃亡浪潮,德國巴伐利亞州啟動了對逃亡者的避難收留,9月下旬開始,已有20萬民主德國居民通過開放的匈牙利、奧地利邊界等途徑先后逃往聯邦德國。大規模示威游行也在各地發生,人們高呼“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的口號,要求更多的政治發言權。1989年10月7日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建立40周年紀念日,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同昂納克會晤,在介紹蘇聯改革經驗時批評民主德國領導人,要求民主德國改革。聯邦德國方面注意到形勢的變化,加強了對民主德國的鼓動宣傳,民主德國群眾不斷上街游行。統一社會黨中央政治局于10月11日發表重要聲明,表示要進行改革,由對抗轉向對話。
在此情況下,統一社會黨于10月18日舉行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九次會議,昂納克以健康原因提出辭去統一社會黨總書記職務,會議選舉埃貢·克倫茨(Egon Krenz)為中央總書記。10月24日,民主德國第九屆人民議院舉行第十次會議,會議解除昂納克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并以壓倒多數票選舉克倫茨為民主德國國務委員會主席、國防委員會主席。克倫茨上臺后迎合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思想。11月9日晚,統一社會黨作出決定:開放“柏林墻”,并宣布民主德國公民從即日起經由民主德國邊界出國旅行和多次往返,不必申述特殊理由。柏林墻的倒塌,使東德公民被聯邦德國繁榮的經濟、民主選舉和議會政治吸引,在東德街頭,抗議者的口號從“我們是人民”(Wir sind das Volk)變成了“我們是一個民族”(Wir sind ein Volk)。
統一提議
柏林墻開放后,民主德國的形勢更加動蕩。1989年11月9日,民主德國宣布開放兩德邊界。次日,德國內政部指示有關部門做好準備,迎接大批到來的民主德國公民;任何前來聯邦德國的民主德國公民都予以接納,不會被遣返;進入柏林西部地區和西德的民主德國公民,每人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費”(Begrüungsgeld)。11月13日,東德的民主黨派德國民主農民黨主席京特·馬洛伊達當選人民議院主席;11月17日,民主德國組成了以莫德羅為首的聯合政府(聯合政府的26名內閣成員中,統一社會黨人只占15位)。面對西德的統一呼聲和國內日益高漲的壓力,新任民主德國總理莫德羅希望利用西德的經濟力量來改善民主德國的狀況,以穩定局勢,同時對“民族統一”的浪潮作出回應。莫德羅提出,兩個德國應抓住時機,通過條約共同體建立起責任共同體,也就是“條約共同體”構想(Vertragsgemeinschaft),并提議與聯邦德國建立“條約共同體”。根據民意測驗,有85%的聯邦德國公民贊成德國統一,其中27%的人愿意為國家的統一捐款,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則有90%的公民希望統一。強烈的民意使德國統一問題驟然成為聯邦德國政府內部最緊要的議題。聯邦德國總理科爾迅速在漢斯·莫德羅建議的“條約共同體”有關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德統一的“十點計劃”,把兩德統一提上了議事日程。12月19日,科爾訪問民主德國,雙方總理就建立“條約共同體”舉行了會談。
蘇、美、英、法四國初期對德國統一態度各有不同。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持反對態度;美國則表示支持由聯邦德國領導實現德國統一;英國表現出持消極態度,認為還不能把德國統一問題提上日程,首相撒切爾曾公開警告德國統一將打破歐洲力量平衡;法國態度矛盾,一方面表示德國人再統一的要求是合理和合法的,但另一方面也表示不安,總統密特朗一度考慮與蘇聯締結軍事同盟以遏制統一進程。1990年1月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各派舉行“圓桌會議”商定于3月18日舉行“自由選舉”,此次選舉全國有24個黨派、政治組織和聯盟參加,民主德國1237萬選民中的93.2%參加了投票,科爾支持的德國聯盟取得勝利,民主社會主義黨成為反對黨。此時,美、英、法迅速調整了對德國統一的態度,蘇聯領導人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也不再反對德國統一。1990年2月,在加拿大的渥太華舉行的北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的外長會議上,美國提出并獲蘇、英、法同意的解決德國問題的“2 +4”方案,即由兩個德國外長談判德國統一的內部問題,由美、蘇、英、法四國外長同兩個德國外長談判德國統一的外部問題。所謂“統一的外部問題”實際上只有兩個:其一是統一后德國的歸屬問題,即德國能否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其二是統一后德國與波蘭的邊界問題。經過四輪“2 +4”會談,上述問題都順利得到解決(1990年11月14日,統一后的德國與波蘭簽署《德波邊界條約》,確立邊界),六國最終于1990年9月12日就“2+4”方案達成一致,并在莫斯科簽署了《關于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條約規定,美、蘇、英、法四國停止對德國的權利和責任,統一后的德國享有完全的主權。統一后,德國繼續留在歐洲共同體(即后來的歐盟)以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兩德統一
德國聯盟獲勝后,發表政府聲明,宣稱新政府將加快同聯邦德國政府合作。兩個德國也就其“統一的內部問題”加速了談判進程。1990年5月18日,兩德簽署了建立經濟、貨幣和社會聯盟的《國家條約》,該條約的簽訂使兩德走向經濟統一,并在事實上取消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憲法規定的社會主義制度,民主德國只是在法律形式上繼續存在,已經沒有了國家主權。同年7月1日,兩德《國家條約》正式生效,通過《國家條約》建立經濟貨幣聯盟后,東德于7月1日正式引入西德馬克,兩德邊界及東、柏林西部地區邊界上的關卡全部取消,一律使用聯邦德國馬克。7月6日,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在柏林開始就《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第二個國家條約》即《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關于實現德國統一的條約》,簡稱《統一條約》的談判。8月31日,兩個德國在柏林簽署《統一條約》,聯邦德國內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務秘書君特·克勞澤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條約上簽字,確定民主德國于10月3日按《基本法》第23條加入聯邦德國。
1990年9月,《統一條約》正式獲得雙方議會的批準,聯邦德國總統也簽署了《統一條約》。德國《統一條約》批準了兩個德國的統一,統一后的德國擁有完全主權。條約內容包括“前言”和10條款項。“前言”指出,所有有關國的利益都將得到尊重,德國將為歐洲的和平和穩定作出貢獻。條約內容規定,德國的最終邊界是兩個德國的現有邊界,德波邊界也將在一項有國際約束力的條約中得以確認,德國將來也不對任何國家提出領土要求;統一后的德國放棄生產和擁有原子、生物和化學武器,軍隊將縮減到37萬人;蘇聯將于1994年撤軍完畢;在過渡時期內,德國在現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土上只部署不隸屬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系統的大陸防御部隊;過渡時期之后在民主德國的北約部隊不得攜帶核武器。條約同時規定了統一后的德國首都設在柏林,全德議會和政府所在地由未來的全德議會作出決定,但在統一后5—10年間,政府和議會仍在波恩。條約其它內容還包括保護民主德國土改成果、在民主德國恢復州建制、西德《基本法》及未來全德憲法修改原則、協調兩德的法律規定,以及處理公共財產和勞動、婦女、社會福利和文化、教育等內容。至此,兩個德國從法律上實現了統一。
10月1日,英法海底隧道美和兩德外長在紐約歐安會外長會議上簽署了一項宣言,宣布從10月3日起停止英法美蘇四國在柏林和德國行使權力,兩德10月3日統一后,德國將擁有完全的主權。10月2日,東、西柏林市政府舉行聯席會議,宣布柏林市正式統一,柏林成為統一后德國的首都。同一天晚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國旗從勃蘭登堡門和民主德國所有國家機構、政府機構的建筑物上降下,而代之以聯邦德國的國旗。民德正式解體,原14個專區為適應聯邦德國的建制改為勃蘭登堡、薩克森、薩克森-安哈爾特、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和圖林根五個州,并入了聯邦德國,分裂40多年的兩個德國重新統一。統一后的德國使用聯邦德國的國名、國旗、國歌和國徽。至此,民主德國從歐洲和世界舞臺上消失。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慶典在柏林舉行,德國正式宣告統一。民主德國的憲法、人民議院、政府自動取消,原14個專區改為5個州并入聯邦德國,分裂40多年的兩個德國重新統一。統一后的德國總面積為35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8000萬。
國內影響
經濟形勢
1990年12月2日,統一后的新德國第一次議會選舉舉行,聯合執政的聯盟黨和自民黨得票合計超過半數,科爾取得繼續執政的資格。次年1月17日,科爾成為德國統一后的第一任總理。由于兩德的統一進程倉促且迅速,各方應對不足,使統一后的德國在一段時期內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新德國貨幣統一后,通貨膨脹嚴重。據柏林西部地區德國經濟研究所公布的材料,食品價格上漲50%,服務行業上漲26%,消費品物價整體上從1990年到1991年上漲了20.3%。統一之后的東德人生活明顯下降和低于西德。同時,由于一些商業機構只進西德和西方的商品,東德商品遭受排擠,從而造成多數企業資金匱乏,只得靠貸款發放工資。東部地區新建的各州銀行也陷入危機,如萊比錫市(Leipzig)、埃爾福特等城市的財政陷入崩潰。東德居民由于對統一后的期望值過高,對生活上出現的急劇變化缺乏思想準備,因而對現狀極為不滿。從1990年底開始,東部地區各州罷工游行不斷。
隨著新體制的全面推行,原民主德國經濟、內政、外交和軍事等領域的重要部門和關鍵崗位大量人員被裁減。東部經濟轉軌,大批企業破產倒閉。加之新德國推行國營企業私有化措施和建立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在西方商品的沖擊下,大批夕陽工業受到國外激烈競爭的沖擊,紛紛倒閉或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而德國的高工資、高福利、高稅收也導致德國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不斷下降,失業人數不斷攀升,就業市場的形勢不斷惡化。1995—2005年間,德國經濟僅增長了14.6%,遠低于美國和全世界的水平。2005年,德國有近500萬失業者,失業率超過了10%。聯邦政府2004年撥付的各種補貼總金額高達1450億歐元,約占當年聯邦財政預算的20%,聯邦政府舉債803億歐元。截至2004年底,德國的公共債務總額已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66%,超過了歐盟所規定的警戒線。德國政府為解決失業這一經濟和社會問題采取了如實行失業保險;安排臨時工作;為職工提供培訓和咨詢;改革勞工市場制度;縮短工時,提倡非全日制;加強科研,開發未來工業,不再向傳統工業找回失去的工作崗位等應對措施。科爾政府還提出將失業人數減少一半的“就業計劃”,但成效甚微。
新納粹和極右勢力
新德國由于失業率仍居高不下,加之原民主德國(即統一之后的東德六州)一直缺乏有效的公共領域和政治參與機會,也隨之滋生出新納粹(Neo Nazi)勢力和各種極端右翼活動頻繁。1992年8月22日晚至23日,在羅斯托克(Rostock)發生暴力排外事件,約有200多名極右暴徒用燃燒瓶、石塊和棍棒襲擊來自羅馬尼亞等國的難民居住的樓房,并與警察發生了沖突。這次事件被稱為“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排外事件”。除新納粹勢力和各種排外事件外,德國極右政黨組織活動也十分猖。德國極右分子約有4萬人,分屬于76個組織,其中光頭黨(Skin-heads)約4200人。德國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和德國人民聯盟是影響比較大的兩個極右政黨。這兩個政黨具有強烈的種族排外傾向。這些極右勢力不僅發動和參與各種排外暴力事件,而且積極參與政治。在1992年4月5日的巴登—符騰堡州、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州舉行的選舉中,德國共和黨和德國人民聯盟成為兩個州議會第三大黨,使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選票大幅度下降。
紅綠聯盟政府成立
1998年9月,統一后的德國第二屆科爾政府任期屆滿舉行聯邦大選,社會民主黨的格哈德·施羅德戰勝了科爾。雖然社民黨成為聯邦議院的第一大黨,但沒有取得單獨執政所需的絕對多數,必須與其他政黨聯合才能組織政府。10月20日,德國社會民主黨(紅)和德國聯盟黨(綠)正式簽署《覺醒與革新——德國邁向21世紀之路》的組閣協議,協議規定了紅綠聯盟政府在外交、安全、內政、稅收改革以及能源、交通、文化、教育等問題上的執政框架原則。隨后兩黨均以壓倒多數通過了組閣協議。10月26—27日,聯邦議院選舉施羅德為聯邦德國總理。
聯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減少政府開支,平衡國家預算;改革勞動力市場,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和工作崗位,執政聯盟成立了由政界、經濟界和工會高層代表組成的“勞動、培訓和競爭力聯盟”,促進勞動市場政策的完善。提出旨在擴大青年人就業的“緊急計劃”;降低公司稅率和個人所得稅率,以達到吸引投資和加快振興經濟的目的。2003年3月14日,施羅德在聯邦議院提出了對福利體系和就業政策進行實質性改革的一攬子方案的《2010年議程》(Agenda2010),從經濟、就業、教育、科研、家庭和社會福利等眾多領域,向積弊眾多的社會市場經濟福利系統發出全面調整的信號。在大聯合政府的努力下,德國的就業狀況出現好轉跡象。2006年,德國就業人數達3908.1萬人,比上年增加24.2萬人。2007年,德國經濟增長率達到2.5%,勞動力市場形勢進一步改善,就業人數增長到3965.9人,失業人數降為360.9萬人。
國際影響
自主外交與國際維和
統一后的德國領土面積為357050平方公里,人口8100萬,成為歐洲除俄羅斯以外人口最多、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到1994年,德國的經濟規模已相當于日本的80%、美國的60.4%。德國的經濟實力和經濟規模在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和日本。從1991年底開始,德國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頻頻亮相,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1991年1月7日海灣戰爭正式爆發后,科爾聲稱,德國士兵將參加保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領土的行動,但不派德國士兵參加海灣戰斗。德國的外交呈現出連續性和創新。維持與美國的傳統友好關系,繼續推進歐洲一體化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與此同時,德國實行全方位自主性外交,不斷拓展外交空間,如率先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兩國,積極謀求與俄羅斯建立友好伙伴關系,以保持兩國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協調一致,更多參與到亞洲事務中。進入二十一世紀后,新德國借“9·11事件”之機,派遣德國聯邦國防軍參加國際反恐戰爭,實現了軍事地位正常化的目標。此外,它又積極要求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意圖謀求政治大國的地位。
安格拉·默克爾上臺后,致力于修復因伊拉克等問題而受損的德美關系。默克爾政府通過一系列措施促進了德美關系的改善。例如,2006年2月,德國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表明了自己在伊朗核問題上堅決支持美國的態度。6月8日,默克爾在表彰德國聯邦國防軍將士時表示,為了維護德國的國家利益,德軍將繼續在世界上承擔必要的軍事義務。同年10月25日,德國公布新版《國防白皮書》,提出德國聯邦國防軍未來的任務將主要是預防國際沖突、解決國際危機及與國際恐怖主義作斗爭。
德國與歐洲一體化
德國統一后,科爾政府積極推動歐洲一體化,特別是促成歐盟的建成和實現統一的歐洲貨幣。在法國的支持下,1983年上半年,科爾在歐洲理事會斯圖加特會議上積極促成了加強歐洲一體化的“關于歐洲聯盟的莊嚴宣言”。1984年6月,在法德的共同努力下,在楓丹白露召開的歐洲理事會成了歐洲一體化進程重新啟動的轉折點。1986年,法德共同支持意大利,推動了“單一歐洲法令”的達成,從而為實現內部統一市場和啟動歐洲政治合作奠定了基礎。1986年歐洲共同體繼續“南擴”,西班牙和葡萄牙加入了歐共體。科爾提出,經濟與貨幣聯盟是建立歐洲大廈的重要組成部分。德國政府積極督促建立歐洲經貨聯盟,推動實行統一貨幣。其具體做法包括堅持按計劃啟動歐元,積極推動制定《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堅持以德國央行的模式建立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努力促成建立新的貨幣匯率機制,并加大達標力度,以便按期啟動歐元,主動制定《歐元實施法》等。1999年1月1日,歐洲統一貨幣“歐元”(Euro)正式問世,歐洲貨幣局轉為歐洲中央銀行,最后一任歐洲貨幣局局長、荷蘭銀行家威姆·杜森貝格出任歐洲中央銀行首任行長。至此,歐洲統一的經濟目標已開始實現。德國為聯盟的建立和發展并提供了巨額的資金。
德國首先倡導的歐盟機構改革,經過1994~1995年德國國內對歐盟改革的大辯論,以及1995~1996年歐盟成員國政府間會議的討論,德國政府對歐盟機構改革形成了一系列的政策主張,如歐盟委員會的委員人數應控制在20人以內,改變目前歐盟理事會表決時的加權票辦法,歐盟理事會表決中擴大特定多數表決制適用范圍,等等。在德國多年的敦促及其與法國的共同推動下,2000年12月,歐盟首腦尼斯會議經過談判,簽署了《尼斯條約》,在歐盟改革的問題上邁出了重要一步。2001年,社民黨漢堡代表大會強調,一體化和歐洲化是德國的“不二選擇”。在德國推動下,2004年5月1日,馬耳他等10個國家正式成為歐盟成員國。在把土耳其納入歐盟候選國問題上,施羅德政府也采取了積極態度并發揮了主要作用。在之后歐盟的財政危機中,默克爾政府強調新的預算案不應損害中小國家的利益。安格拉·默克爾也因此在預算案通過后贏得了以波蘭為代表的中東歐新成員國的好評,甚至被稱贊為歐洲新領袖。
德國除了積極推進歐洲經濟一體化外,還一直主張西歐政治一體化,極力主張西歐各國加強政治上的合作。為此,德國就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政策主張。首先,在外交與安全政策方面,德國主張歐盟部長理事會應采取多數通過的原則。其次,主張擴大歐洲議會的權力,德國強烈主張加強歐洲議會的權力,認為歐洲議會應有真正的立法權和共同決策權,應該是個民主監督機構。德國也希望它在歐洲議會的議員人數在目前的99名的基礎上略有增加。再次,敦促加強歐盟內部司法與警務合作。
相關評價
時任德國總統里夏德·馮·魏茨澤克(1984—1994在職)在1990年10月3日兩德統一慶祝儀式上評價”兩德統一是通過和平達成的協議取得的,是全歐歷史進程的一部分。”前任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評價認為,“盡管兩德統一取得很大成績,但東西部聯邦州之間仍然存在結構性差距,政府要致力于解決這一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王靈桂評價認為“兩德統一不僅深刻影響了德國發展,而且改變了世界格局,是20世紀末重大的國際事件。”
相關研究
關于戰后德國到兩德統一時期的整體歷史,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有學者丁建弘等主編《戰后德國的分裂與統一》、蕭漢森與黃正柏主編的《德國的分裂、統一與國際關系》、吳友法的《德國現當代史》、于振起的《冷戰縮影—戰后德國問題》。在德國學界,有學者Hans-Ulrich Wehler所著《Deutsche Gesellschaftsgeschichte》(第5卷)等專著,提供了大量一手史料;對于占領時期盟軍改造的研究,中國學術界的成果主要有張沛的《鳳凰涅:德國西占區民主化改造研究》,國際學術界可參見邁克爾·鮑爾弗等主編的《四國對德國和奧地利的管制:1945—1946》;關于統一進程研究,主要有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寫的《德國統一縱橫談》,也可閱讀當事人的一些回憶錄,如克里斯塔·盧夫特的《最后的華爾茨——德國統一的回顧與反思》、埃貢·克倫茨的《大墻傾倒之際:克倫茨回憶錄》和《89年的秋天》等,著重記述了兩德統一的過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建設以及兩德的政治概況。
對于兩德統一后的相關研究,中國學術界多有貢獻,其中關注外交的研究著作有:潘琪昌的《走出夾縫:聯邦德國外交風云》、王飛麟的《聯邦德國重新武裝與入盟西方戰略:1949—1955》、張才圣的《德國與歐洲一體化》等,對兩德統一前后的外交策略進行了研究;關注經濟政策的有沈越的《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探源——多種經濟理論的綜合產物》、劉光耀《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發展與比較》等;關注社會轉型的如辛薔的《融入歐洲——二戰后德國社會的轉向》、童建挺的《德國聯邦制的演變,1949—2009》、王芝茂的《德國綠黨的發展與政策》、王存福的《社會結構變遷與政黨嬗變的向度分析——以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轉型為例》、趙永清《德國民主社會主義模式研究》等。
相關作品
書籍
影視
參考資料 >
默克爾:兩德統一28年后,東西部仍存發展差距.新華網.2023-06-23
新書發布 | 德國統一的外交及德國統一后的國際地位與作用.微信公眾平臺.202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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