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里·戴高樂（法語：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年11月22日—1970年11月9日），男，法國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作家，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創建者。法國人民尊稱他為“戴高樂將軍”。戴高樂生于法國北部諾爾省的里爾，1912年畢業于圣西爾陸軍學校。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立下軍功，但在凡爾登戰役中被德國人俘虜，戰爭結束后才返回家鄉。一戰后戴高樂繼續在軍中任職，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軍事理論。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戴高樂作為法軍上校率領第四裝甲師抵抗德軍入侵，并在1940年被任命為準將和副國務卿。法國投降后，他拒絕接受停戰協議，逃到了英國，并于6月18日在丘吉爾的同意下在英國廣播公司廣播電臺（英國廣播公司）發出抵抗號召，呼吁法國人民抵抗侵略，繼續戰斗。在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的支持下，戴高樂成為自由法國運動的領袖。1944年，戴高樂成為法蘭西共和國的臨時政府總理。但由于法國國內各個黨派間陷入了政治斗爭，他在1946年初辭職，隨后創立法國人民聯盟繼續參與政治活動。20世紀50年代早期，戴高樂退出政壇，隱居在鄉下別墅撰寫戰爭回憶錄。
在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導致第四共和國風雨飄搖之時，國民議會重新請他返回政壇。戴高樂改革憲法，建立了第五共和國，并被選舉為首任總統。之后又解決了阿爾及利亞問題，并逐步采取措施解決其他法國殖民地問題。在美蘇冷戰的背景下，戴高樂主張法國不應該依賴其他國家維護其國家安全。為此，他推行了“國家獨立”政策，主張東西方“緩和與合作”，推動國際關系的穩定，并退出了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發展了獨立的核打擊力量，使法國成為世界第四大核大國。同時，戴高樂恢復了法德關系，通過1963年1月22日簽署的《愛麗舍條約》，在英美和蘇聯勢力范圍之間創造了歐洲大陸的法德軸心。1964年，戴高樂將軍與毛澤東主席以超凡的戰略眼光，毅然作出中法全面建交的歷史性決策，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法之間同時也在中國同西方世界之間打開了相互認知和交往的大門。
戴高樂反對歐洲超國家發展，但支持將歐洲經濟一體化。他公開批評了美國干預越南和美元的“過度特權”。在他晚年，他支持“自由魁北克省萬歲”的口號，并兩次否決了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提議，在北美和歐洲引起了廣泛爭議。盡管在1965年戴高樂成功連任總統，但他在1968年5月時面臨著五月風暴的沖擊。1969年，戴高樂在公投中提出將更多權力下放給民眾，失敗后他再次選擇了辭職，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逝世，享年79歲。
許多法國政黨和領袖聲稱他們擁有與夏爾·戴高樂類似的政治意識形態，即“戴高樂主義遺產”。在他去世后，法國的許多街道和紀念物都以戴高樂的名字命名以紀念他。戴高樂著有《戰爭回憶錄》等多種軍事論著，強調戰斗行動的機動性，主張建立以裝甲坦克為主體的機械化職業軍隊。
2005年，法國國家電視二臺舉辦了“法國十大偉人榜”的評選活動，電視觀眾選出戴高樂為法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童年與出身
夏爾·安德烈·約瑟夫·馬里·戴高樂，1890年11月22日出生在法國北部省份的里爾，在五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戴高樂是在一個天主教傳統家庭中長大。他的父親，亨利·戴高樂，是一名歷史和文學教授，在一所耶穌會學院任教，后來自己創辦了一所學校。戴高樂家族起源于荷蘭，遷徙到諾曼底公國地區和勃艮第地區后成為當地的貴族。戴高樂的母親——讓娜，出生里爾在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家庭，并且有法國、愛爾蘭、蘇格蘭和德國的血統。
亨利·戴高樂鼓勵他的孩子在餐桌上討論歷史和哲學。在父親的培養下，戴高樂很早就開始學習法國歷史。戴高樂受其母親講述的有關普法戰爭故事的影響，從小就對軍事戰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戴高樂還受到了他叔叔查爾斯·戴高樂的影響，他是一位歷史學家，熱衷于研究凱爾特文化，主張威爾士、蘇格蘭、愛爾蘭和布列塔尼人聯合在一起。戴高樂的祖父朱利安-菲利普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他的祖母約瑟芬·瑪麗寫過一些詩歌，正是他們培養了戴高樂對基督教的信仰。
教育和學習
戴高樂在十幾歲的時候就開始寫作，他尤其喜愛創作詩歌，他的家人出資為他創作了一部關于旅行者的獨幕詩歌，并將其出版。戴高樂最喜歡的是亨利·柏格森、佩吉和巴雷斯等作家的哲學巨著。除了德國哲學家弗里德里希·尼采、伊曼努爾·康德和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之外，他還喜歡閱讀古希臘人（尤其是柏拉圖）的作品和浪漫主義詩人弗朗索瓦-勒內·德·夏多布里昂的散文。
戴高樂就讀于巴黎的斯坦尼斯拉斯學院，并且在比利時的一所宗教學校短暫學習過。在學校里，戴高樂最喜歡學習的科目就是法國歷史，他常常為自己是一個法國人而感到自豪。十五歲時，他寫了一篇文章，想象“戴高樂將軍”帶領法軍在1930年戰勝德國。戴高樂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在他年輕的時候，他有些期待未來能夠與德國發生戰爭，好讓他為1870年普法戰爭中法國戰敗報仇。
戴高樂青少年時期的法國面臨著一個四分五裂的社會，當時的政治形勢對戴高樂家族來說并不友好：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發展、1905年政教分離的法律、第一次摩洛哥危機，以及德雷福斯事件。亨利·戴高樂是德雷福斯的支持者，他認為德雷福斯是清白的，并且堅決反對法國軍隊中的沙文主義。在同一時期，法國國內還出現了福音派天主教的復興，以及圣女貞德崇拜運動的興起，整個法國陷入嚴重的社會危機。
戴高樂是一名足夠優秀的學生。從1906年7月起，他在學校里努力學習，成功得到了一個進入圣西爾軍校的名額。戴高樂選擇參軍的部分原因是為了滿足他父親對他的期望，部分原因是因為他認為軍隊是整個法國社會中為數不多的團結力量。戴高樂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當我參軍之時，我感到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事情之一。”
早期軍事生涯
學員生涯
戴高樂于1909年進入到圣西爾軍校學習，未來的法國元帥阿爾方斯·朱安是戴高樂的同學，但他們當時的關系并不親密。剛進學校時，戴高樂在班級上的排名中等（在221名考生中排名第119），但他在班上年齡較小，并且這還只是他第一次考試的成績。根據法國政府在1905年3月21日通過的一項法律，在進入軍官學校之前必須在軍中服役一年。因此，1909年10月，戴高樂應征入伍，加入法國陸軍第33步兵團。這是一支歷史悠久的軍團，曾參加過奧斯特里茨戰役、瓦格拉姆戰役和博羅季諾戰役，1909年時駐扎在阿拉斯。1910年4月戴高樂晉升為下士，但隨后他的連長卻拒絕將他晉升為中士，并評論說：這位年輕人顯然認為當一名法國警察對他來說就足夠了。直到9月份，戴高樂才得以晉升為中士。
1910年10月，戴高樂回到圣西爾軍校學習。到第一學年結束時，他的班級排名上升到了第45位。在圣西爾軍校中，戴高樂獲得了“大蘆筍”和“大鼻子”的綽號，因為他的身高有196厘米，鼻子又很高挺，所以同學們都喜歡這么稱呼他。戴高樂在學院中表現出色，他的行為舉止、智慧、性格、意志力都受到了老師的贊揚。1912年9月，戴高樂從軍校畢業，考試名列第十三，得到的評語是："一個未來的優秀軍官"。
1912年10月畢業以后，戴高樂選擇留在法國本土服役，而不是去到法國的海外殖民地。他回到了第33步兵團，擔任副中尉（少尉）。該團當時由菲利普·貝當上校指揮，戴高樂在往后的十多年里一直追隨于他。戴高樂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第一位上校貝當教會了我指揮的藝術"。
戴高樂非常贊同貝當"騎兵在機關槍和鐵絲網時代過時"的觀點，并經常與貝當討論一些著名戰役以及任何可能發生的戰役情形。戴高樂認為線式戰術已經過時，他經常強調拿破侖·波拿巴時期的法軍如何過于依賴步兵縱隊攻擊，以及法國軍事力量為何在十九世紀時因過度集中于火力而衰落。另外，戴高樂還研究了日俄戰爭中的一些戰場經驗，即日本步兵如何在敵人火力面前成功進行刺刀沖鋒。
1913年10月，戴高樂晉升為中尉。
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斗
1914年8月3日，德國向法國宣戰，法國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在其西線對法國發起了大規模進攻，戴高樂所在的第33團被投入到迪南阻止德軍前進。然而，法國第五集團軍指揮官查爾斯·蘭勒扎克將軍仍然固守19世紀的戰術，讓他的部隊與德軍炮兵進行刺刀沖鋒，致使法軍損失慘重。
作為一名排長，戴高樂從一開始就在前線戰斗。他于8月15日與德軍開始交火，并在迪南戰役中膝蓋中彈，是法軍第一批受傷人員。在醫院里，戴高樂對軍隊戰術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與其他受傷軍官交流意見，反對過時的戰術。然而，戴高樂還沒有充分了解火炮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他更多關注的是部隊前進速度太快、法軍缺少指揮官以及英國軍隊行動緩慢的問題。
10月，戴高樂傷愈返回軍中，擔任第7連的指揮官。到12月時，戴高樂成為團級副官，他指揮的部隊多次打探到敵人很多重要信息，戴高樂也因此得到上級表揚。1915年1月18日，他被授予一枚十字勛章。2月10日，他被提升為上尉。
1915年3月10日，戴高樂左手中槍，傷口感染，接下來的四個月里他都只能留在后方。8月，戴高樂回到前線，負責指揮第10連，作為團級副官返回崗位，但不久后戴高樂就回到法國休假。10月下旬，戴高樂休假歸來，再次回到第10連指揮部。
1916年3月2日，在凡爾登戰役期間，戴高樂帶領一支沖鋒隊試圖突破敵人的包圍圈，他被炮彈炸傷后左大腿又被刺刀刺傷，喪失了行動能力。而后戴高樂在毒氣作用下昏迷被俘，是沖鋒隊為數不多的幸存者。戴高樂的被俘經歷導致他在日后備受爭議，一些反對他的人散布謠言說他當時投降了德軍，但戴高樂并沒有太過在意這些謠言。
監禁
戴高樂最初被關押在羅森堡要塞，但很快就被轉移到安全級別更高的要塞——因戈爾施塔特要塞。他在六個不同的戰俘營中被關押了32個月，大部分時間都被關押在因戈爾施塔特要塞。在囚禁期間，戴高樂為數不多的活動就是讀德國報或者向其他囚犯講述他對戰爭進程的看法。當時一同被關押在因戈爾施塔特要塞的還有記者雷米·魯爾（Remy Roure）和未來蘇聯元帥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戴高樂與圖哈切夫斯基一見如故，圖哈切夫斯基也主張建立一支快速機動的機械化軍隊，這一點與戴高樂的想法不謀而合，兩人常常就此進行交流。此外，戴高樂還在監獄里寫了他的第一本書《敵人內部的傾軋》，分析了德國軍隊內部的問題和分歧。
在這32個月里，戴高樂總共進行了五次越獄嘗試，但都沒有成功，他因此經常受到長期單獨監禁和取消報紙、煙草等懲罰。為了逃出生天，他曾試圖通過躲在洗衣籃里、挖隧道、在墻上挖洞，甚至冒充護士來欺騙警衛來逃跑。他在寫給父母的信中不斷地談到他對自己未能繼續參加戰斗感到沮喪，稱這種情況是“可恥和不幸的”，他把這種恥辱與被戴綠帽子的等同視之。隨著戰爭接近尾聲，他越發地想要逃離監獄，但都未能成功，最終戴高樂被囚禁直到雙方停戰。1918年12月1日，他被釋放后回到了多爾多涅省的家中，與他的三個兄弟團聚，他們都在軍隊服役并在戰爭中幸存下來了。
軍官生涯
1920年代初期：波蘭和參謀學院
停戰后不久，戴高樂就被調到了法國駐波蘭軍事代表團參謀部，并且在波蘭與蘇聯紅軍交戰期間擔任波蘭的步兵教官。由于戴高樂在茲布魯茨河附近的軍事行動中表現出色，所以他在波蘭武裝力量中獲得了少校軍銜，并被授予了波蘭最高軍事獎章“Virtuti Militari”。
1921年戴高樂返回法國后，在圣西爾軍校做一名軍事史講師。隨后，他于1922年11月至1924年10月在高等參謀學院學習。在這里，戴高樂與導師莫伊朗上校發生了沖突，兩人在軍事思想上有很大的不同。戴高樂主張根據不同的情形使用不同的戰術，他在扮演指揮官角色的一次演習中拒絕回答莫伊朗有關補給的問題，他命令負責后勤的軍官回答莫伊斯的問題。莫伊朗在戴高樂的期末報告中寫道，他是“一位聰明、有文化、思想嚴肅的軍官，富有才華”，但批評他沒有從課程學習中獲得應有的收益，并且批評他“ 過度自信”，以及他駁斥別人人的觀點時過于嚴厲。戴高樂剛進學校時在129名學生中排名第33位，但最終只以第52名的成績畢業。
畢業后，戴高樂被派往美因茨，負責監督法國占領軍的食品和裝備供應情況。戴高樂的第一部著作《敵人內部的傾軋》在1924年3月出版，這是他被關押在戰俘營期間完成的作品。1925年3月，他又發表了一篇主題為“根據不同情況使用不同戰術”的文章。
1920年代中期：貝當參謀
菲利普·貝當非常賞識戴高樂，他給戴高樂在高等參謀學院的學習成績打了高分。從1925年7月1日起，他在貝當手下工作，主要負責幫他撰寫文書。盡管如此，戴高樂還是對貝當在摩洛哥作戰期間的指揮提出了批評。12月1日，他發表了一篇關于“法國堡壘的歷史作用”的文章。由于當時法國軍方正在規劃馬奇諾防線，這是一個熱門話題。但戴高樂的論點與主流看法不同：他認為堡壘的目的應該是削弱敵人，而不是一味固守。而貝當不認同戴高樂的看法，他多次公開表示“坦克和飛機不能改變戰爭的形態和進程，法國的安全，主要建立在邊境上連綿不斷的要塞工事上”。
此后，戴高樂和菲利普·貝當又在《士兵》一書的撰寫問題上發生了摩擦，這是一部由戴高樂主筆的法國士兵史，他希望這本書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寫作，主要記錄歷史材料即可，但貝當想在最后一章加上自己的軍事思想。1926年末兩人在貝當辦公室就此事發生了爭吵，戴高樂的同事看到戴高樂從貝當的辦公室出來時臉色蒼白，氣得滿臉通紅。1926年10月，戴高樂離開貝當回到萊茵軍團總部任職。
戴高樂雖然與貝當之間有了些許隔閡，但貝當還是相當賞識戴高樂的才華。在菲利普·貝當的邀請下，戴高樂于1927年4月回到高等參謀學院舉行了三場講座：“戰時領導力”“性格” 和“聲望”。 這些演講后來構成了他的書《劍刃》的基礎。在場的觀眾中有許多軍官都是戴高樂的前輩，幾年前他們還曾給他上過課并對他進行考核。
1920年代后期：外派他國
在擔任了十二年上尉后，戴高樂于1927年9月25日晉升為少校。11月，他開始在特里爾的占領軍中擔任第19獵騎兵營的指揮官，任期兩年。戴高樂對他的士兵訓練非常嚴格，有一個士兵因此托了關系想要調到其他部隊。于是戴高樂下令對這名士兵處以兩個星期禁閉的懲罰，結果這件事被捅到了陸軍部，戴高樂因此受到陸軍部的調查。在接受調查時，戴高樂特意求見了菲利普·貝當，向他講清楚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希望貝當能夠保護自己免受因干涉軍人政治權利而遭受的譴責。在貝當的庇護下，這件事情得以平息。
1928年至1929年的冬天，一場嚴重的寒流導致30名士兵死亡，其中就有7人來自戴高樂屬下，陸軍部再次對戴高樂發起調查。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調查小組在報告中稱贊戴高樂為一位管理能力出色的指揮官，認為這次死亡人數過多不是他的問題，并且提到了戴高樂為一名孤兒士兵吊喪的例子，戴高樂因此得到了雷蒙德總理的贊賞。
1928年之后，戴高樂和菲利普·貝當之間因《士兵》而產生的分歧進一步加深。貝當重新聘請了一位新的作家奧代上校，但奧代上校不愿意接手這份工作，他有些尷尬地寫信給戴高樂，希望他重新接手《士兵》，但被戴高樂婉拒。貝當對此事相當無奈，最終這本書沒有能夠出版。
1929 年，戴高樂希望在法國戰爭學院獲得教職。但那里的教員并不歡迎戴高樂，他們聲稱如果戴高樂被派遣到那里任職，全體教員寧愿集體辭職。有人提議要將戴高樂派往科西嘉島或北非，但根據貝當的建議，戴高樂最終被派往黎巴嫩和敘利亞任職。他駐扎在貝魯特，擔任總司令部第三局（軍事行動）局長。路易斯-保羅-加斯頓·德·比戈·杜·格蘭魯特將軍給他寫了一封熱情洋溢的推薦信，推薦他未來擔任高級指揮官。
1930年代：政府部門工作
1931年春，當戴高樂在貝魯特的任職即將結束時，他再次向菲利普·貝當申請調到法國戰爭學院任職。貝當試圖任命他為該校的歷史學教授，但教員們再次拒絕了他。貝當建議戴高樂申請到國防高級委員會秘書處（SGDN）任職，并且答應為這一任命進行游說，他認為這對戴高樂來說將是一次很好的經歷。戴高樂于11月時被派往SGDN，起初只是擔任一名“起草官員”。
1932年12月，戴高樂晉升為中校，并被任命為第三科（作戰）科長，他在這個崗位一待就是六年，這段履歷讓戴高樂學習到了很多政府工作的經驗。他在研究了美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的戰時組織條例后，也起草了一份戰時國家組織法案。戴高樂向高級參謀學院介紹了他的法案， 該法案在眾議院獲得通過，但在參議院遭到否決。
裝甲戰的提出
與菲利普·貝當不同，戴高樂相信使用坦克和快速機動作戰將是未來重要的作戰形式，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塹壕戰。戴高樂成為退役上校埃米爾·邁耶的座上賓，兩人經常在一起交流機械化戰爭。邁耶認為，盡管戰爭仍然不可避免，但文明國家像前幾個世紀那樣相互威脅或發動戰爭已經“過時”了。這位退役上校對法國將軍的素質評價不高，是馬奇諾防線的批評者和機械化戰爭的支持者。
1934年時，戴高樂撰寫了《走向職業化軍隊》一書。 他提出步兵應該更加機械化，其中重點是建立一支由10萬名士兵和3000輛坦克組成的精銳部隊。這本書想象坦克像騎兵一樣在全國行駛。但相比于埃米爾·邁耶，戴高樂還沒有認識到空軍的重要性。戴高樂認為這樣一支軍隊既可以解決軍隊冗員的問題，又可以成為執行國際法的有效工具，特別是禁止德國重新武裝軍隊的凡爾賽條約。他還認為這將是更深層次的國家重組的前兆，他在書中寫道“一位領袖必須出現，他的命令不容挑戰——一個受到公眾輿論支持的人”。
戴高樂的這本書在法國僅售出700冊，但有一種說法是這本書在德國售出數千本，連一些德國將軍都看過。戴高樂利用這本書擴大了他與記者的聯系，特別是與《巴黎回聲》編輯安德烈·皮羅諾的聯系。這本書吸引了諸多政治派別領袖的注意，尤其是右派政治家保羅·雷諾，戴高樂經常給他寫信希望能夠得到他的支持。兩人的第一次見面是發生在1934年12月5日，此后雷諾成為了戴高樂在政壇上的“親密同事”。
戴高樂專注于自己的事業，很少對外發表對政治問題的看法。他贊同政府于1936年開始重整軍備的行動，不過法國的主流軍事學說仍然認為坦克應該用于步兵支援，而不是組建一支裝甲部隊。戴高樂在寫給母親的一封信中提到他認為法國與德國之間的戰爭不可避免，并且認為1935年時法國總理皮埃爾·拉瓦爾與蘇聯簽訂的條約意義重大，戴高樂將其比作弗朗索瓦一世與蘇萊曼一世的聯盟。
1930年代末：指揮坦克軍團
從1936年4月起，戴高樂仍在國防高級委員會秘書處擔任參謀職務時，同時又擔任高級參謀學院的講師，戴高樂在學院的上級也不認同他對坦克的看法。1936年，他沒有晉升為上校，據說是因為他的服役記錄不夠好，所以戴高樂向保羅·雷諾寫信告訴了他這件事，雷諾向陸軍部長愛德華·達拉第展示了戴高樂的服役記錄。同樣熱衷于建立機械化部隊的達拉第答應第二年的晉升名單會有戴高樂的名字。
1937年，曾在圣西爾軍校教過戴高樂的比諾將軍在他的任教報告中寫道：他能力很強，適合未來擔任高級指揮，但他將自己的特質隱藏在“冷酷的態度”之下。7月13日，戴高樂在梅斯指揮第507坦克團（由一個中型 Char D2 坦克營和一個 R35 輕型坦克營組成），并于同年12月24日晉升為上校。戴高樂駕駛著他的坦克“奧斯特利茨”，率領80輛坦克進入梅斯的兵器廣場展示，引起了很多公眾對他的關注。
此時，戴高樂已開始逐漸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被稱為“馬達上校”。他應普隆出版社的邀請，又撰寫了《法國和她的軍隊》一書，該書于1938年出版。戴高樂將他十年前未完成的《士兵》一書的大部分文字納入其中，這令菲利普·貝當感到高興。戴高樂同意在書中加入對貝當的獻詞，但該獻詞后來在戰后版本中被刪去。
法國的陷落
戰爭早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戴高樂受命指揮位于阿爾薩斯的法國第五集團軍坦克部隊。1939年9月12日，他在薩爾攻勢發起前襲擊了比奇，但英法戰爭會議決定停止發動薩爾攻勢，戴高樂只能撤回法國境內。
1939年10月初，保羅·雷諾主動要求在戴高樂手下任職，但最終他還是出任了財政部長。勒布倫總統視察了戴高樂的裝甲部隊，這支部隊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遺憾的是為時已晚，勒布倫無法實施戴高樂的想法。戴高樂此后寫了一篇論文《裝甲部隊的到來》，并將其發送給魏剛將軍和政治家萊昂·布魯姆等人，向他們強調坦克與飛機配合作戰的重要性。
1940年2月下旬，雷諾告訴戴高樂，一旦有裝甲師可用，他將受命指揮該師。早在1940年初，戴高樂就建議雷諾任命自己為戰爭委員會秘書長，以便自己能夠參與軍事部署。但是當雷諾在三月份成為總理后，他為了得到愛德華·達拉第的支持，將這項工作交給了政治家保羅·博杜安。
3月下旬，雷諾告訴戴高樂，他將負責指揮第4裝甲師，該師將于5月15日組建。5月份時，政府出現重組的可能性，達拉第和莫里斯·甘末林因為盟軍在挪威的失敗而飽受非議，這讓雷諾不再像之前一樣束手束腳。于是戴高樂5月3日時勸說雷諾放棄靜坐戰的方略，要爭取奪得戰爭的主動權。
法國潰敗
德國人于1940年5月10日襲擊法國，戰爭爆發。戴高樂于5月12日開始集結他的裝甲部隊。5月15日，德軍在色當突破法軍防線。那天，戴高樂帳下只有三個坦克營集結完畢，而這些還不到他紙面兵力的三分之一。戴高樂被緊急召集到總部，并被告知向德軍發起進攻，以便為羅伯特·塔尚將軍的第六集團軍從馬其諾防線重新部署到埃納河贏得時間。阿爾方斯·喬治將軍告訴他，這是他實現自己想法的機會。
戴高樂征用了一些撤退的騎兵和炮兵部隊，并接收了一個半旅，其中一個營包括一些重型坦克。蒙科爾內是拉昂附近的一個重要路口，5月17日凌晨04:30左右戴高樂的部隊在這里遭到德軍襲擊。由于寡不敵眾且沒有空中支援，他的90輛戰車中的23輛被地雷、反坦克武器和斯圖卡轟炸機消滅。5月18日，他得到了兩個新的裝甲騎兵團的增援，使他的戰車數量達到了150輛。5月19日，戴高樂再次發起進攻，他的部隊再次被斯圖卡轟炸機和大炮重創。他無視喬治將軍的撤軍命令，并在下午早些時候要求第六集團軍的羅伯特·塔尚再派兩個師增援自己，但塔尚拒絕了他的請求。戴高樂只能孤軍奮戰，他的裝甲部隊迫使德軍步兵撤退到科蒙，暫時緩解了法軍崩潰的局面，不過這并沒有減緩德軍先頭部隊的前進速度。雖然戴高樂的勝利對大局無關緊要，但這仍是法國在戰場上所取得的少數勝利之一。
戴高樂于1940年6月1日被晉升為準將軍銜。隨后他拜訪了雷諾，后來又拜訪了總司令馬克西姆·魏剛，后者祝賀他拯救了法國的榮譽并向他尋求建議。6月2日，他向魏剛發出一份備忘錄，敦促他把法國裝甲師從四個薄弱師合并為三個較強的師，并集中為一個裝甲軍，由他指揮。
6月5日，德國人發動了第二階段攻勢，那一天保羅·雷諾任命戴高樂為政府部長，擔任負責國防和戰爭的副國務卿，重點負責與女王陛下政府的協調溝通。魏剛反對這一任命，認為戴高樂還太年輕。菲利普·貝當也對這一任命感到不滿，并向雷諾講述了《士兵報》的事情。這一任命還引起了法國和英國媒體的廣泛關注。
6月8日，戴高樂拜訪了魏剛，魏剛此時已經認為戰局不可挽回，法國戰敗后英國也將很快求和。他寄希望于停戰后德國人允許他保留足夠的法軍來“維持法國的秩序”。當戴高樂建議繼續戰斗時，他發出了“絕望的笑聲”。
6月9日，戴高樂飛往倫敦，這是他首次會見英國首相丘吉爾。人們認為，只要英國和法國海軍和空軍協調行動，就可以將五十萬人疏散到法屬北非。無論是在這次會議上還是在6月16日的會議，戴高樂都一直在敦促溫斯頓·丘吉爾向法國投入更多皇家空軍，卻被丘吉爾所拒絕，而戴高樂當時也承認丘吉爾的拒絕是正確的選擇。
法國停戰
6月11日，戴高樂驅車前往奧布河畔阿爾西斯，并邀請查爾斯·亨齊格將軍代替魏剛擔任總司令。亨齊格接受了戴高樂的提議，但戴高樂無法說服保羅·雷諾解除魏剛總司令的職務。
6月13日，戴高樂與丘吉爾、哈利法克斯勛爵、比弗布魯克勛爵、斯皮爾斯、伊斯梅和亞歷山大·卡多根出席了在圖爾舉行的一場英法會議。這次除了雷諾和內閣秘書博杜安之外，沒有其他法國重要人物出席。雷諾要求解除法國與英國前首相阿瑟·尼維爾·張伯倫在1940年3月簽訂的協議，以便法國能夠尋求停戰。
在當晚的內閣會議上，菲利普·貝當支持魏剛的停戰要求，并表示他本人將留在法國，“分擔法國人民的苦難，復興法蘭西民族。”內政部長喬治·曼德爾勸說戴高樂辭職，曼德爾認為戰爭才剛剛開始，戴高樂需要保持自己的聲譽不受玷污。
飛往倫敦
6月16日，戴高樂回到波爾多，得知雷諾辭職的消息，而自己已經被排擠出政府，英國將軍愛德華·斯皮爾斯勸說戴高樂前往倫敦。6月17日上午9點左右，戴高樂與斯皮爾斯乘坐英國飛機飛往倫敦，很多人對戴高樂的此次出逃感到震驚。保羅·雷諾私下給戴高樂提供了十萬法郎的秘密款項，資助戴高樂的活動所需。戴高樂后來告訴作家安德烈·馬爾羅，當他坐上飛往倫敦的航班時——意味著與法國軍隊和公認的政府決裂，這不可避免地被許多人視為叛國，因此給他帶來了精神上的痛苦。
自由法國
來自倫敦的呼吁
1940年6月17日12:30后不久，戴高樂降落在英國赫斯頓機場。他在15:00左右見到了溫斯頓·丘吉爾，丘吉爾向他提供了英國廣播公司的一段廣播，菲利普·貝當在當天早些時候的廣播聲稱“戰斗必須結束”，他已向德國人尋求停戰條件。當晚，戴高樂與法國政治家讓·莫內共進晚餐，他譴責貝當犯下了“叛國罪”。第二天，英國內閣拒絕了戴高樂發表廣播講話的請求，因為英國仍在與貝當政府就法國艦隊問題進行溝通。在戴高樂不懈的游說下，內閣最終還是同意了。信息部部長達夫·庫珀審閱了戴高樂講話全文的初稿，其他內閣大臣也都沒有反對。
戴高樂在6月18日的廣播中呼吁法國人民不要灰心喪氣，繼續抵抗德國人的入侵。他還宣布他將在第二天繼續廣播。但實際上很少有法國人收聽到那天的講話。該講話發表在一些英國報紙上，只有一些從挪威和敦刻爾克撤離后留在英國的法國士兵才能看到這份報紙。他們大多數人沒有興趣為戴高樂的“自由法國”而戰，寧愿被遣返回法國成為德國人的戰俘。
但戴高樂6月18日的講話還是激勵了一些法國士兵和平民加入到戴高樂的隊伍中。盡管法國大使館沒有公布他的所在地址，但他們還是找到了戴高樂租借的公寓。戴高樂告訴一切來訪者“我們從零開始”，因為此時的他沒有人、錢或場地。
在預定于6月19日舉行的廣播講話中，戴高樂打算否認波爾多政府的合法性，呼吁北非軍隊繼續戰斗，違抗波爾多政府的停戰命令。英國外交部向溫斯頓·丘吉爾提出抗議，因此6月19日的演講只是收錄在戴高樂的演講集中，實際上并未播出。當時女王陛下政府仍然希望法國新政府能夠合作，并且不想公開支持戴高樂。
戴高樂還試圖尋求法國駐外軍隊的支持，但都徒勞無功。他給查爾斯·諾格斯將軍（摩洛哥駐軍總司令兼北非法軍總司令）發電報，表示愿意在他手下服役或以任何方式進行合作。諾格斯將軍雖然對停戰協定感到不滿，但卻同意遵守停戰協定，他拒絕了戴高樂的合作請求，并禁止法屬北非媒體發表戴高樂的講話。戴高樂又給魏剛發了一封電報，表示愿意在他的軍隊中服役，但魏剛對戴高樂的這封電報不屑一顧。
1940年6月21日，法國與德國簽署停戰協定。戴高樂于6月22日20:00發表講話譴責該協定。波爾多政府立即做出反應，宣布從當天起取消了他的準將軍銜，并于6月23日將他從法國軍隊除名。6月23日，女王陛下政府譴責停戰協議違反了3月份簽署的英法條約，并表示他們不再將波爾多政府視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英法協調委員會主席讓·莫內認為，戴高樂還不能聲稱他獨自代表法國作戰，而且法國輿論不會支持一個在英國領土上行動的人。他在6月23日寫給戴高樂的信中提到了這一點，并指出他已向英國外交部官員卡多根和羅伯特·范西塔特以及愛德華·斯皮爾斯表達了自己的擔憂。莫內后來辭去了英法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前往北美游說美國政府。
自由法國領袖
6月26日，戴高樂寫信給溫斯頓·丘吉爾，要求女王陛下政府承認由他成立的法國委員會。6月28日，由于丘吉爾的特使未能與北非的法國領導人建立聯系，因此英國政府承認了戴高樂為自由法國的領袖。外交部的哈利法克斯和卡多根對此保留意見，卡多根后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戴高樂是個“混蛋”。但其他外交部人士，如羅伯特·萬西塔特和奧利弗·哈維對戴高樂非常同情，還有《泰晤士報》也給予了戴高樂大量的報道。
在戴高樂成立自由法國之初，沒有什么重要人物愿意加入他的隊伍。曾在6月16日堅決支持英法聯盟的大使查爾斯·科爾賓辭去了外交部職務，退隱南美。外交部秘書長亞歷克西·萊熱前往倫敦，然后前往美國。羅蘭·德·馬杰里盡管反對停戰協議，但仍留在了法國。戴高樂僅僅得到了蒂西埃上尉和安德烈·德瓦林、加斯頓·帕萊夫斯基、莫里斯·舒曼和法學家勒內·卡桑的支持。
菲利普·貝當的政府得到了美國、蘇聯和羅馬教廷的承認，并控制了法國艦隊以及幾乎所有殖民地的軍隊。戴高樂的追隨者只包括一位能力有限的秘書、三名上校、十幾名上尉、一位法學教授（卡桑）以及三個決定留在英國為他戰斗的法國士兵。在那一段時間里，新赫布里底群島是唯一支持戴高樂的法國殖民地。但越來越多的反抗者加入到自由法國運動中，1940年6月30日時，穆瑟利爾海軍上將也加入了自由法國。
戴高樂最初對英國皇家海軍襲擊法國艦隊感到憤怒，因為菲利普·貝當等人乘機將責任推脫到戴高樂身上。斯皮爾斯于7月5日拜訪戴高樂，卻發現他“非常客觀”，承認從英國的角度來看這是正確的事情。斯皮爾斯向溫斯頓·丘吉爾報告說，戴高樂表現出了“高尚的尊嚴”。在他7月8日的廣播中，他談到了襲擊造成的“痛苦和憤怒”，并稱這是一場“可憎的悲劇，而不是光榮的戰斗”，但有一天敵人會利用這些艦船對付英格蘭，而英格蘭的失敗將意味著法國“永遠受束縛”。“我們兩個古老的國家...仍然緊密相連。他們要么一起沉淪，要么一起獲勝。”
1940年7月14日是法國的國慶日，戴高樂帶領著士兵前往格羅夫納花園的費迪南·福煦雕像敬獻花圈。1940年7月16日，戴高樂母親的墓前留下了大量花朵，這表明他在法國境內并不缺乏崇拜者與追隨者。隨著戴高樂越來越多的演講，觀眾也逐漸增多，到了8月初，新聞界已經把戴高樂視為法國抵抗運動的領袖。
維希政權判處戴高樂四年監禁。1940年8月2日，軍事法庭在戴高樂缺席的情況下將他判處死刑。菲利普·貝當表示他將確保這一判決不會執行，而戴高樂本人對這一判決不屑一顧。8月7日，他和溫斯頓·丘吉爾達成協議，英國政府將資助自由法國運動，并且保證法國的領土完整。
1940年秋，大多數殖民地支持的是維希政權。但乍得總督費利克斯·埃布埃于9月份時轉而支持戴高樂將軍。10月，戴高樂受到此事的鼓舞前往布拉柴維爾，并發表了《布拉柴維爾宣言》，他宣布成立帝國防御委員會，邀請所有仍然支持維希的殖民地加入他和自由法國軍隊的隊伍。到1943年，大多數殖民地都加入到自由法國運動當中。
離開英國
在1942年11月的“北非登陸戰役”后，戴高樂與非洲法屬殖民地的抵抗力量加強合作，他于1943年5月將自由法國總部遷至阿爾及爾，離開了英國，以便在法國領土上工作。他與亨利·吉羅將軍成為法國國家解放委員會的第一聯合主席，在亨利·吉羅辭職后戴高樂成為唯一的主席。
戴高樂一直備受盟軍指揮官艾森豪威爾將軍的尊敬。1943年在阿爾及爾時，艾森豪威爾就親自向戴高樂保證將由法國部隊解放巴黎，并把法國將軍菲利普·勒克萊爾·德·奧特克洛克在北非的軍事師調遣到英國，以便執行解放法國的任務。艾森豪威爾對自由法軍的戰場表現印象深刻，并“感激他們在肅清德國殘余抵抗力量方面所起的作用”。另外，他還發現法國軍隊的許多人都對戴高樂非常忠誠，愿意支持他成為國家領袖。
諾曼底登陸
隨著準備解放歐洲的日子即將到來，美國人發現戴高樂總是只從法國的角度看待問題從而阻礙盟軍行動，這一點令美國人越發地討厭戴高樂。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拒絕承認任何法國的臨時政府，他在私底下將戴高樂稱之為“獨裁者學徒”，許多法國重要人物也同意羅斯福的看法，包括后來成為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創立者——讓·莫內。羅斯福還指示溫斯頓·丘吉爾不要向戴高樂透露盟軍司令部的戰略部署細節，因為羅斯福不信任戴高樂會保守這些信息。法國的密碼一向被他們認為是不夠安全的，因為自由法國拒絕使用英國或美國的密碼。戴高樂也拒絕與英國分享編碼信息，因此英國被迫私下破解法國的密碼來了解法軍的動向。
1944年6月4日，戴高樂飛抵英國諾爾索特機場，在這里他受到了英國官方的熱烈歡迎。丘吉爾在給戴高樂的一封信上寫著：“親愛的將軍！歡迎來到這片土地，這里即將發生重大軍事事件！”后來，在溫斯頓·丘吉爾的私人列車上，他又告訴戴高樂，他希望戴高樂能夠發表一次廣播講話，這一點戴高樂同意了。但是當他得知美國人繼續拒絕承認自由法國政權，并且在丘吉爾建議他與富蘭克林·羅斯福會面改善與美國總統的關系時，戴高樂變得憤怒起來，要求知道為什么他要“將我在法國爭奪權力的候選資格交給羅斯福”。
返回法國
1944年6月14日，戴高樂離開英國前往法國諾曼底的巴約市，宣布巴約為自由法國的臨時首都。他任命他的副官弗朗索瓦·庫萊特為民政管理部門的負責人，而他在當晚乘坐法國驅逐艦返回了英國。戴高樂于6月16日又飛往阿爾及爾，然后前往羅馬會見教皇和新的意大利政府。7月初，他前往華盛頓會見富蘭克林·羅斯福，在那里他只受到了高級軍事領導人的17響禮炮歡迎，而不是國家元首的21響禮炮。根據法國代表的說法，這次訪問“雙方都缺乏信任”，但羅斯福確實做出了一些讓步，承認巴約政府的合法性。
解放法國首都巴黎對盟軍來說并不是首要任務，因為它在戰略上的價值相對較小，但戴高樂和法國第二裝甲師的指揮官菲利普·勒克萊爾·德·奧特克洛克非常擔心共產主義在法國崛起，因此想要優先解放巴黎。戴高樂成功地以人道主義的理由讓解放巴黎成為盟軍的首要任務，并從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威爾將軍那里獲得了派遣法國軍隊首先進入巴黎的承諾。幾天后，勒克萊爾將軍的裝甲師進入了巴黎城市的郊區，經過六天的戰斗，5000名德國守軍于8月25日投降，而后又持續了好幾天的街頭巷戰。希特勒命令巴黎守軍的指揮官迪特里希·馮·肖爾蒂茨將巴黎夷為廢墟。然而，肖爾蒂茨將軍無視了希特勒這一命令，并命令他的部隊投降盟軍。
當戴高樂的隊伍在8月26日經過協和廣場時，遭到了維希政府地方武裝的火力襲擊。后來，當戴高樂進入巴黎圣母院接受解放委員會的代表接待時，外面又一次爆發了槍聲，勒克萊爾和科尼希試圖把他拖進大門，但戴高樂揮開了他們的手，從容地離開現場。那天晚上，納粹德國對巴黎進行了大規模的空襲和炮擊，造成數千人死傷。巴黎的局勢仍然十分緊張。幾天后，戴高樂只能請求艾森豪威爾將一些美國軍隊派往巴黎，以震懾敵人。8月29日，美國第28步兵師被重新部署，不再前往前線，而是在香麗舍大街上巡視。第二天，艾森豪威爾將軍親自訪問了巴黎，以實際行動表示對戴高樂的支持。
重建法國
富蘭克林·羅斯福堅持要在法國北非實行軍事占領政策，但這遭到了國務卿以及艾森豪威爾的反對，后者強烈反對在法國實行這一政策。艾森豪威爾與羅斯福不同，他希望與戴高樂合作，并在諾曼底登陸前夕從總統那里獲得了承諾：盟軍軍官將不充當軍事總督，而將與法國當局合作，協助法軍解放法國領土。
由于戰前法國各政黨及其大多數領導人都名譽掃地，因此幾乎沒有人反對戴高樂組建臨時政府。為了避免被視為在國家艱難時刻濫用職權，戴高樂沒有居住在馬蒂尼翁酒店或愛麗舍宮這類的官方住所，而是暫時居住在他在陸軍部的舊辦公室。不久之后，當他的妻子和女兒回到他身邊時。戴高樂一家搬進了位于布洛涅森林邊緣的一座小型國有別墅，這里曾經是為赫爾曼·戈林所準備的。
1944年11月10日，溫斯頓·丘吉爾飛往巴黎，受到戴高樂的熱情接待。第二天，他們一起受到了成千上萬巴黎市民的歡迎。在一次官方午宴上，戴高樂說：“的確，如果不是我們的老朋友和勇敢的盟友英格蘭，以及所有我們今天所敬仰的偉人的推動和啟發，不惜一切決心取勝和拯救世界自由的大英帝國領土，我們就不會看到法國解放。沒有一個法國人不會被這情景深深觸動到他們的心靈和靈魂。”
在九月中旬，戴高樂開始巡回訪問法國主要的省會城市，以提高自己的公眾形象，并鞏固自己的地位。戴高樂所到之處，都受到了當地民眾的熱烈歡迎。在每次演講中，他會在中途停下來，邀請人群和他一起唱《馬賽曲》，然后繼續演講并舉起雙手高呼“法蘭西萬歲！”。
審判維希政權
在對維希政權的審判過程中，戴高樂任命了法官弗朗索瓦·德·芒東（Fran?ois de Menthon）負責對維希政府人員量刑定罪。但戴高樂也明白自己需要赦免許多人，如那些警察和公務員，他們在維希政權下擔任小角色，沒有對國家造成太大危害。作為國家元首，他擁有減刑的權力，盡管法院判處近2000人死刑，但其實只有不到800人被處死。戴高樂對提交給他的1554份死刑判決中的998份都予以減刑。許多人被改判監禁或被剝奪了部分公民權利。
一些曾在維希政府下擔任相當高職位的人，如莫里斯·帕邦（Maurice Papon）和勒內·布斯凱（René Bousquet），他們聲稱自己是個“雙面間諜”，曾暗中幫助過抵抗運動，他們只是為了法國的利益而服務于維希政權，最終這兩人逃脫了法律制裁。菲利普·貝當被判處了死刑，但戴高樂將其改判為終身監禁，而馬克西姆·魏剛也被宣告無罪釋放。約瑟夫·達南（Joseph Darnand）是一名黨衛軍軍官，他領導民兵組織米利斯（Milice）追捕抵抗運動成員，因此于1945年10月被處決。費爾南·德·布里農（Fernand de Brinon），維希政權第三高官，因戰爭罪行被判有罪，于1947年4月被處決。對于臭名昭著的皮埃爾·拉瓦爾（Pierre Laval），他與屠殺猶太人事件有著重大牽連，于1945年5月被判叛國罪，戴高樂堅決表示不會免去他的死刑，稱拉瓦爾的處決是“維護國家利益所必需的象征性姿態”。
矛盾頻發
在1944年至1945年冬季，法國與其他盟國之間發生了一些分歧。英國駐法國大使達夫·庫珀（Duff Cooper）向女王陛下政府表示，戴高樂看上去似乎自尊心過強，總是認為英美兩國會冒犯法國。戴高樂不相信英美兩國，他認為英國和美國打算在戰后繼續在法國駐軍，并秘密計劃接管法國的海外領土，阻止法國重回大國行列。在10月下旬，他就多次抱怨盟國未能充分武裝法國軍隊，并在歐洲理事會上多次否決英美的提案。
1945年5月，德國軍隊在萊茵河的萊姆向美國和英國投降，其后又與法國在柏林單獨簽署了一份停戰協議。戴高樂拒絕英國人參加巴黎的勝利游行。然而，參與游行的車輛中有一輛救護車是來自哈德菲爾德-斯皮爾斯的救護隊，由法國醫生和英國護士組成。其中有一名護士是瑪麗·斯皮爾斯（Mary Spears），她的丈夫是愛德華·斯皮爾斯將軍（General Edward Spears），他是自由法國的英國聯絡官，于1940年時將戴高樂帶到英國。當戴高樂看到英國聯合旗幟和法國三色旗并排在救護車上，聽到法國士兵歡呼“看，是斯皮爾斯！斯皮爾斯萬歲！”時，他立即下令關閉該單位，并將其中的英國工作人員送回國。
停戰后不久，法國派遣部隊占領了意大利邊境的法語區瓦爾達斯特。法國指揮官威脅稱，如果美國軍隊試圖阻止他們，他們將向美國軍隊開火。憤怒的哈里·S·杜魯門立即下令停止向法國提供武器裝備，他寫了一封信給戴高樂，在信中稱自己難以相信美國在為解放法國做出了如此多的努力后，法國方面竟然威脅要攻擊美國軍隊。
法國與英國關于敘利亞和黎巴嫩控制權的爭端也迅速演變成了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使得戴高樂與溫斯頓·丘吉爾的關系很快就下降到了冰點。法國人在敘利亞引發了當地人的抗議行動，有一些法國人被當地人襲擊和殺害。5月20日，法國炮兵和戰機向大馬士革的示威者開火，幾天后，有800多名敘利亞人喪生。5月31日，丘吉爾要求戴高樂立即命令法國軍隊停火并撤回兵營。英國軍隊進入到大馬士革并迫使法國軍隊撤離這座城市，然后將他們限制在兵營里。在這種政治壓力下，法國下令停火，但這讓戴高樂憤怒不已。他感到法國受到孤立，遭受了外交恥辱。戴高樂告訴英國大使達夫·庫珀：“我承認我們沒有能力與你們開戰，但你們背叛了法國，也背叛了西方。這是不能被忘記的。”
辭職下野
自解放巴黎以后，法國唯一的合法政權是阿爾及爾的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因此戴高樂決定在1945年10月舉行了新的制憲議會選舉，其主要任務是為第四共和國制定一部新憲法。戴高樂主張國家元首應該具有強大的行政權力，但三大主要政黨都希望嚴格限制總統的權力。共產黨希望制定一個完整憲法，而戴高樂、社會黨和人民共和運動則主張制定一個限時七個月的憲法草案，之后再制定新憲法提交另一次公投。
1945年11月13日，新的議會一致選舉出戴高樂為國家元首。但由于戴高樂不愿讓共產黨人擔任重要部門的職務，組建內閣出現了困難。共產黨的領袖莫里斯·托雷茲不愿接受戴高樂的安排，他與戴高樂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吵。在此期間戴高樂向議會主席發出了辭職信，戴高樂在信中還表示共產黨是外國勢力（蘇聯）的代表，因此自己不愿意信任他們。經歷了多次討論后，直到11月21日才最終確定內閣閣員的名單。在22個部長職位中共產黨人只占據五個，而且這五個部門都不是重要部門。
戴高樂提出進一步將企業國有化的經濟計劃，多數黨派都通過了這份計劃。但共產黨人要求削減20%的軍事預算，雙方在這一點上沒有能夠取得共識，因此共產黨人拒絕通過戴高樂的經濟計劃。戴高樂拒絕與共產黨人妥協，又一次提出了辭職。盡管其他政黨讓戴高樂與共產黨人達成了一份妥協的經濟計劃，使預算在修改后獲得批準，但這只是一個權宜之計。
在組建新政府僅僅兩個月之后，戴高樂突然在1946年1月20日辭職。這一舉動被認為是“一種大膽而愚蠢的政治策略”，戴高樂相信憑著自己的威望，法國人民很快就會挽留他。然而，情況并非如此。隨著戰爭的結束，雖然法國已經成了一片廢墟，但法國正走上復蘇之路，戴高樂并不是那么得不可或缺。
激流勇退
1946年：隱居鄉村
戴高樂辭職以后回到了科隆貝的鄉下別墅，開始撰寫《戰爭回憶錄》。戴高樂曾告訴法國作家皮埃爾·貝托(Pierre Bertaux) 1944年時他就曾計劃過退休。然而，在1946年退休以后，戴高樂還一直與過去的戰友、政治同盟保持著聯系，并且時刻關注著阿爾及利亞局勢的發展。
1947年4月，戴高樂創建了法國人民聯盟，他希望該黨能夠改變議會制度中多黨競爭的政治模式，主張對憲法進行改革。盡管法國人民聯盟在地方選舉中獲得了40%的選票并且拿到了121個席位，但由于缺乏媒體宣傳渠道，加上其他黨派的排擠，該黨派逐漸失去了政治影響力。1953年5月，戴高樂退出了所有政治活動。
在1954年-1959年的幾年時間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將法國拖入到戰爭泥潭中，約有80萬名法國軍人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進行戰斗，戰火甚至一度蔓延到法國本土。在這段時間里，戴高樂主要在撰寫《戰爭回憶錄》，偶爾出國游歷，1953年他兩度前往非洲，1956年又去了法屬安的列斯群島和太平洋法屬領地，1957年到達撒哈拉沙漠。但戴高樂并不是完全不問世事，他仍然會關注著時事的發展，定期與一些政治人物會面。
1958年：東山再起
第四共和國在戴高樂離開后，一直飽受阿爾及利亞問題的困擾。1958年5月13日，法國移民占領了阿爾及爾的政府大樓，抨擊法國政府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態度軟弱。阿爾及利亞總司令勞爾·薩蘭（General Raoul Salan）在電臺上宣布他將暫時接管阿爾及利亞政府，并且希望戴高樂能夠出來領導他們。5月15日，薩蘭站在政府大樓的陽臺上，帶著群眾高呼“戴高樂萬歲！”，呼吁戴高樂的回歸。這場軍事政變愈演愈烈，很多民眾擔心法國會發生內戰，一些政治人物也開始希望戴高樂復出。
在5月1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戴高樂表示他愿意為國效勞。一位記者擔心他會限制公民自由時，戴高樂激烈地回應道：“我有做過嗎？相反，當它們消失時，我重新恢復了它們（解放法國）。有哪一個人愿意相信，一個67歲的老人還會變成一個獨裁者？”作為一個憲政主義者，戴高樂在整個政變期間都沒有接觸過薩蘭軍政府，他只接受合法當局的授權，不希望自己的權力出現合法性問題。戴高樂告訴一位助手，叛亂的將軍們“不會在他們的行李中找到戴高樂”。
5月29日，法國總統勒內-儒勒-古斯塔夫·科蒂（René Coty）告訴議會：國家正處于內戰的邊緣，只有戴高樂才能阻止內戰。科蒂找到戴高樂，希望他能夠重新加入政府。戴高樂接受了科蒂的邀請，但前提是對憲法進行改革，實行半總統半議會制。科蒂答應了戴高樂的要求。1958年6月1日，戴高樂成為第四共和國的最后一任總理，國民議會授予他為期六個月的緊急權力，便于他主持憲法改革。戴高樂立即廢除第四共和國憲法，起草了新憲法的整體框架。而實際的憲法起草者是米歇爾·德布雷（Michel Debré），他根據戴高樂的構想完成了新憲法的編。
1958年9月28日，法國舉行全民公投，對憲法改革進行投票，投票者中有82.6%支持新憲法。此外，法國的海外殖民地也被賦予選擇獨立或選擇新憲法的權利。除了幾內亞決定獨立以外，法國所有海外殖民地都選擇支持新憲法，從法蘭西聯邦（French Union）改為法蘭西共同體（French Community）。新憲法通過以后，法國于11月份舉行總統大選。
第五共和國
在1958年11月的選舉中，戴高樂及其政黨贏得了議會的多數席位。12月21日，戴高樂以78%的得票率成為法國總統，隨后于1959年1月就職，成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
戴高樂就任總統后不久，他宣稱可以給予阿爾及利亞自決權，并派遣蓬皮杜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談判。
1960年初，戴高樂授權進行了首次核試驗，代號為“可可”。同年2月13日，法國在撒哈拉沙漠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為世界第四個核大國。
1960年5月17日，戴高樂主持了一次大國峰會，目的是討論軍備限制和緩和美蘇之間的緊張局勢。就在此次峰會的十幾天前，美國與蘇聯之間剛剛發生了U2飛機事件，赫魯曉夫宣布他將不會出席首腦會議。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出席了會議，并會見了戴高樂。當赫魯曉夫譴責美國的U2飛機侵入蘇聯時，戴高樂對赫魯曉夫表達了他對蘇聯同時期衛星飛越法國領土的不滿，但遭到了赫魯曉夫的否認。此后，戴高樂試圖通過邀請各方代表參加在愛麗舍宮舉行的另一次會議重新開啟談判，但由于U2飛機事件的發生，會議沒有達成任何成果。
1960年6月，法國與阿爾及利亞開始談判。早在戴高樂就任總統后不久，他就宣稱可以給予阿爾及利亞自決權，但此后雙方一直沒有接觸。1961年2月，蓬皮杜在不擔任公職的情況下作為戴高樂的密使前往瑞士同阿爾及利亞臨時政府代表談判。1962年3月，戴高樂簽訂《埃維昂協議》，承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為合法政府，阿爾及利亞人民可以通過投票決定是否獨立，最終解決了阿爾及利亞問題。
1962年9月，戴高樂提出憲法修正案，允許由人民直接選舉總統，并就此發起了一次全民公投。左派人士反對這一提案，擔心這將導致總統的權力過大。10月4日，議會通過了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戴高樂決定解散國民議會，并將提案交由全民公投進行投票。盡管大多數黨派組成了反對聯盟，但在10月28日的全民公投中戴高樂的提案獲得了超過五分之三選民的支持。此后，自拿破侖·波拿巴三世以來法國總統將再次由全體選民直接普選產生。
1963年，戴高樂與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會面，雙方達成《愛麗舍條約》。阿登納試圖說服戴高樂，希望他不要將歐洲經濟共同體用于挑戰美國或與美國對立。他還試圖讓英國加入到歐洲經濟共同體之中，但是戴高樂對此不置可否。回國以后，戴高樂還是否決了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申請，他在談判的關鍵時刻向電視機前的觀眾公布了他的決定。哈羅德·麥克米倫后來說，他一直認為戴高樂會阻止英國加入歐共體，但以為他會在幕后操作。
1964年1月，法國成為繼英國之后，西方主要大國中首批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系的國家之一。戴高樂希望通過承認中國政府，向美國和蘇聯表明法國可以實施獨立的外交政策。然而，法國在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的過程中并沒有提前與臺灣當局斷絕外交關系。中國堅持要求法國方面遵守"一個中國"的原則，必須與臺灣當局斷絕所謂的外交關系。雙方在這一問題上陷入了僵局，交換大使被推遲了三個月。到了二月份，中國與法國議定了由中國外交人員先行前往巴黎，以逼走臺灣的“外交代表”。蔣介石深感顏面大失，主動斷絕與法國的外交關系。同年6月，駐法大使黃鎮到達法國，中法順利完成整個建交過程。
1965年2月，戴高樂宣布以官方匯率兌換其美元儲備中的黃金。他派遣法國海軍越過大西洋前往取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轉移至那里的法國黃金儲備，并得到其他幾個國家的效仿。由于戴高樂的行為導致美國的黃金儲備和經濟影響力大幅減少，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8月15日單方面終止了美元兌換黃金的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1965年以后，法國退出了東南亞條約組織（類似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南亞組織），并拒絕參加任何北約軍事演習。1966年2月，法國退出了北約軍事一體化指揮結構，但仍然保留了其在該組織內的成員資格。戴高樂還下令所有外國軍事人員在一年內離開法國，這一舉措遭到美國的指責和批評，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諷刺戴高樂是否要挖掘出法國墓地安葬的數萬名美國陣亡士兵。戴高樂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希望法國能夠獨立掌控自身的決策，維護法國自身的主權地位。
第二任期
在1965年12月，戴高樂第二次當選法國總統，任期七年。在第一輪選舉中，他的得票率為45%，未能超過50%的選票，需要進入第二輪投票。他的兩個競爭對手在第一輪投票中的表現比預期好：左派候選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獲得32%的選票，而主張“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的讓·勒卡努埃獲得16%的選票。戴高樂在第二輪選舉中獲得多數票，而密特朗獲得44.8%的選票。
出訪多國
1966年6月20日，戴高樂到達蘇聯進行為期十二天的外交訪問，他與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共同簽署了《法蘇宣言》，宣布他將促進歐洲各國關系正常化，尊重各國的獨立。莫斯科組織了大批民眾歡迎戴高樂的來訪，其后勃列日涅夫又邀請戴高樂參觀拜科努爾導彈發射場，這是第一次有外國領導人參觀這個軍事基地。戴高樂回國后不久就決定退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一體化指揮機構，并且將北約總部由巴黎遷往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
1966年9月，戴高樂又訪問了柬埔寨。在柬埔寨金邊的一次演講中，戴高樂公開表示法國不贊成美國參與越南戰爭，他認為美國從越南撤軍是確保和平的唯一途徑。戴高樂評論這場戰爭是“二十世紀最大的荒謬之事”。戴高樂此前經常與美國總統林登·約翰遜的國務次卿喬治·鮑爾交談，他告訴鮑爾美國可能會重復法國在越南的悲慘經歷，戴高樂將越南這個國家形容為“泥潭”。鮑爾向約翰遜發去一份76頁的備忘錄，批評約翰遜的當前越南政策，并轉達了戴高樂的看法。此后戴高樂又在多個場合反對越南戰爭。
1967年7月，戴高樂訪問了加拿大，當時加拿大正在蒙特利爾舉辦第67屆世博會，慶祝加拿大成立100周年。7月24日，戴高樂在蒙特利爾市政廳的陽臺上向公眾發表講話時，他先是喊出“蒙特利爾萬歲！魁北克萬歲！”，緊接著高喊“自由魁北克萬歲！”。魁北克省曾經是法國的殖民地，當地人有80%是法國人后裔，通行法語，1960年以后魁北克分離主義分子發起了魁北克獨立運動。“自由魁北克萬歲”是魁北克分離主義分子的口號，戴高樂的演講被外界認為是對魁北克獨立運動的支持，他因此遭到了加拿大媒體的嚴厲批評，加拿大總理萊斯特·皮爾遜表示“加拿大人不需要解放”。
1967年9月6日，戴高樂對波蘭進行正式訪問，并在那里度過了整整一周的時間。戴高樂形容此次出訪為“波蘭朝圣”，并參觀了華沙、格但斯克、克拉科夫和納粹集中營。當戴高樂在街上遇見人群時，他會用波蘭語高喊“波蘭萬歲！我們親愛的、高貴的、勇敢的波蘭！”
1968年5月14日至18日，戴高樂對羅馬尼亞進行國事訪問。這次訪問是兩國外交關系史的重要里程碑，同時這次訪問成為了戴高樂擔任法國總統期間的最后一次出訪。根據原計劃，此次訪問安排在1967年6月，但由于第三次中東戰爭的爆發才延遲到了1968年。在訪問期間，法國國內爆發了政治運動，迫使戴高樂提前返回法國。
五月風暴
五月風暴的騷亂始于一些極端左翼學生抵制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帝國主義和傳統制度的抗議活動。在1966年5月3日，學生群體發起了更大規模的集會抗議，教育部長阿蘭·佩雷菲特決定強行鎮壓學生活動，并且要求校長關閉巴黎大學。警察出動以后，對抗議者進行了嚴厲鎮壓，逮捕了三百多人。官方的行為激怒了學生群體和知識分子，此后幾天，法國學生會和教師工會號召全國罷課和罷教，并且高唱《國際歌》上街游行。警方與學生發生了更為激烈的沖突，有數百人在對抗中受傷。官方的鎮壓政策讓法國工人群體非常同情學生群體的遭遇，法國工會舉行罷工響應學生群體，罷工的蔓延速度遠遠超出蓬皮杜等人的預期，涉及1100萬工人，占當時法國人口的22%以上，當時巴黎徹底癱瘓，罷工浪潮席卷法國。
大規模示威和罷工的發生嚴重動搖了戴高樂政府的統治基礎。戴高樂起初并不在意學生群體之間的動亂，但隨著形勢越發嚴峻，他和其他政府領導人擔心法國正處于革命或內戰的邊緣。5月29日，戴高樂在沒有通知蓬皮杜總理或政府其他人的情況下失蹤，震驚全國。他秘密前往德國巴登-巴登，與當地法國軍方首腦馬蘇將軍會面，討論可能派遣軍隊鎮壓抗議者的問題，確保法國軍方與戴高樂站在同一立場。戴高樂在獲得軍方支持后返回法國，作為回報，戴高樂同意特赦1961年政變策劃者和美洲國家組織成員。
戴高樂回國以后，蓬皮杜總理說服戴高樂解散議會，重新舉行大選，戴高樂接受了。戴高樂在廣播講話中宣布于6月23日舉行選舉，并命令工人重返工作崗位，他警告稱，如果不這樣做，全國將進入緊急狀態。演講結束后，約80萬名支持者揮舞著國旗游行穿過香榭麗舍大街，此后罷工和示威者逐漸減少。
1968年6月的選舉中戴高樂所在的政黨贏得了487個席位中的352個，這一結果意味著戴高樂主義仍然受到法國民眾的歡迎。但是法國人對戴高樂的看法卻是有所不同。危機爆發后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大多數法國人認為他太老、太以自我為中心、太專制、太保守，法國人更加想要的是一個沒有戴高樂的戴高樂主義。
晚年生活
退休
1969年4月27日，戴高樂提出要改革參議院和地方政府，但這一提案在全民公投中遭到否決。在公投的前兩天，戴高樂在一次長達八分鐘的電視講話中說，如果大多數選民否決他的提案，他將選擇辭職。當時很多法國人對戴高樂的厭倦情緒日益加劇，戴高樂的這一“警告”讓許多人相信這是一個擺脫這位78歲將軍的合適機會，最終改革方案以52.4%的反對票被否決。4月28日，戴高樂辭去了總統職務。兩個月后，喬治·蓬皮杜被選為新一任法國總統。
戴高樂退休后再次回到他的鄉村莊園，撰寫自己1958年之后的回憶錄，他將其命名為《希望回憶錄》。戴高樂經常對來訪者說：“如果上帝能夠多給我點時間，我還將寫完三卷回憶錄。” 《復興》是這三卷《希望回憶錄》中的第一卷，戴高樂寫完后很快就將其出版，這本書成為了法國有史以來銷售最快的書。但是直到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去世時，戴高樂的《希望回憶錄》只完成了兩卷（《復興》和《努力》）。
死亡
1970年11月9日，戴高樂突然去世。當天晚上7點40分左右，他正在邊看電視晚間新聞邊玩卡牌游戲，突然他指著自己的頭說：“我感覺這里很痛”，然后倒地，死于動脈瘤。戴高樂的妻子決定在官方消息發布之前通知家人，她很快就聯系上了住在巴黎的女兒，但沒有聯系上在海軍中服役的兒子。喬治·蓬皮杜總統直到第二天凌晨4點才收到戴高樂去世的通知。10個小時以后蓬皮杜在電視上宣布了戴高樂將軍去世的消息，他悲傷地說：“戴高樂將軍死了，法國成了一個寡婦。”
戴高樂生前已經對自己的葬禮做出安排，他堅持要求在科隆貝舉行葬禮，并且不希望總統或其他政治人物參加他的葬禮，因此只有戴高樂的家人和一些關系親密的戰友出席了科隆貝的葬禮。盡管戴高樂生前希望葬禮從簡，但想要紀念戴高樂的外國政要人數太多，蓬皮杜只能在巴黎圣母院安排官方吊唁儀式，與科隆貝的葬禮同時舉行。
1970年11月12日的戴高樂葬禮是法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葬禮，有數以百萬計的法國人參加，數千輛汽車停在通往兩個追悼會的道路和田野上。葬禮當天，全國舉行哀悼會，許多娛樂和文化活動被取消，學校和辦公室也都被關閉。戴高樂繼任者蓬皮杜、美國總統尼克松、英國首相愛德華·希斯、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蘇聯政治家尼古拉·波德戈爾內、意大利總統薩拉加特、西德總理維利·勃蘭特、荷蘭女王朱莉安娜等數千名嘉賓出席了葬禮。戴高樂的遺體被一輛裝甲偵察車送往教堂，而后由科隆貝的八名年輕人抬到他的墳墓，旁邊安葬著他的女兒安妮。當戴高樂被埋入地下那一刻，法國所有教堂的鐘聲都同時敲響。戴高樂特別要求他的墓碑上只需要刻上他的名字、出生和死亡年份即可。因此，墓碑上面只是簡單地寫著“夏爾·戴高樂，1890-1970”。
為政舉措
軍事
軍事理念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戰時風靡歐洲戰場的塹壕戰思想仍然主導著法國的軍界。法國軍方墨守成規,無視革新的軍事思想，高樂看到了新形勢下軍事思想變革的重要性，推崇機械化運動戰法。1912年時他從圣西爾軍校畢業后在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團任職，彼時的團長正是菲利普·貝當上校。作為其麾下的低級軍官，戴高樂以其在軍事上的獨到見解贏得了貝當的尊重和賞識。但是在關于軍事思想方面，兩人之間有著分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被俘期間，戴高樂從自己在戰場上的親身經歷出發，在對未來戰爭的設想基礎上深入研究并加以創新，初步形成自己了使用裝甲部隊實現戰術突破的作戰理論。他先后出版了《劍刃》和《走向職業化軍隊》等著作闡述自己的新型軍事思想。在波蘭軍事學院任教期間，他進一步豐富了這一戰術思想。
他將法國所處的環境與其他主要國家做比較后提出，相較于英美與歐洲大陸的海洋阻隔以及西班牙、意大利等國的山地環繞，身處廣闊平原的法國如果以戰壕作為防御手段在難度和效果上都不會理想。他認為只有組建一支由職業軍人組成的快速機動機械化裝甲部隊，并配合以飛機的空中火力打擊，形成立體推進的機械戰法才能最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將進攻作為保衛法國的主要手段，其核心在于保持部隊的高機動性，以隨時應對瞬息萬變的戰場情況，使機動性和強大火力成為國家防御能力的特性，并集中裝甲部隊的優勢兵力作為攻堅的拳頭力量。
戴高樂認為暫壕戰和構筑要塞的時代已經過去，舊的戰略思想已經不足以應對新的戰爭需求。事實印證了戴高樂理論的重要性，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繞過了馬奇諾防線，海因茨·古德里安的閃電戰更是接連突破法軍防線，歷時僅僅一個多月就將法國擊敗。戴高樂發起自由法國運動以后，其軍事思想得以充分施展。1940年7月，戴高樂成立了第一支裝甲連，此后的自由法國一直以快速反應的裝甲部隊作為其主要實力構成，并且取得突出的戰績。
核武研發
法國的核力量是在戴高樂的推動下建立的。在戴高樂第一次擔任總統期間，他就對核能產生了濃厚興趣，戴高樂于1945年10月成立了法國原子能委員會（Commissariat à l'énergie atomique，CEA），負責研究核能的所有科學、商業和軍事用途。1952年時英國成為了繼美國、蘇聯之后的第三核大國，這讓戴高樂更加重視核能，但是當時的他已經從總統位置上退了下來。1954年4月戴高樂在臨近退隱之際，他再次建議法國必須建設自己的核武庫，因為核武器被視為國家地位的象征，以及是在聯合國保持常任理事國聲望的方式。
1954年底，法國重新開始研究核能，時任總理皮埃爾·芒德斯-弗朗斯授權制定了一項發展原子彈的計劃，并且在法國中部的利摩日附近發現了大量鈾礦，為研究人員提供了大量的核燃料供應。在戴高樂重新當選總統后的1960年，他授權進行了首次核試驗，代號為“可可”。戴高樂一直堅信核武器的戰略重要性，在反對派的抗議下他仍然繼續在阿爾及利亞和法屬波利尼西亞試驗核武器。同年2月13日，法國在撒哈拉沙漠爆炸了一顆原子彈，成為世界第四個核大國。
1963年8月，法國決定不簽署旨在減緩軍備競賽的禁止核試驗條約，因為該條約將禁止其在地上進行核武器試驗。法國繼續在阿爾及利亞試驗場進行核試驗。直到1966年，根據與新獨立的阿爾及利亞達成的協議，法國的試驗計劃隨后轉移到南太平洋的穆魯羅亞環礁和芳加塔烏法環礁。
美國在法國發展核武器的事情上多次改變自己的立場。約翰·肯尼迪曾經向戴高樂提出愿意提供北極星導彈的方案，并且讓法國加入到《拿騷協議》之中。 但戴高樂拒絕了，他向肯尼迪表示法國希望建立一支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在整個20世紀60年代，核問題一直限制著法美關系的發展。直到理查德·尼克松上臺以后，他首先規避了美國在核領域的限制性立法，然后正式開啟了法美核合作之路。但此時的法國在核武器的獨立發展上已經取得了很大的進步。
北約組織
隨著美蘇冷戰的爆發，美國、加拿大和一些西歐國家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抵御蘇聯可能入侵的威脅。法國在北約組織的建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為北約提供了大規模的軍事部隊，并且同意了西德軍隊的參與。但1958年戴高樂重新當選總統后，他認為北約組織過于受美國和英國的主導，美國不會兌現蘇聯入侵時保衛歐洲的承諾。
戴高樂要求法國在北約中與英國和美國享有政治平等地位，并要求擴大其地理覆蓋范圍，包括法國境外的殖民地領土。戴高樂的要求沒有得到美英兩國的支持，因此在1959年3月，法國提出自己需要保持獨立的軍事戰略，從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組織中撤回了其地中海艦隊，幾個月后，戴高樂要求北約撤離所有駐扎在法國領土上的美國核武器。
1965年，法國退出了東南亞條約組織（類似于北約的東南亞組織），并拒絕參加任何北約軍事演習。1966年2月，法國退出了北約軍事一體化指揮結構，但仍然保留了其在該組織內的成員資格。戴高樂還下令所有外國軍事人員在一年內離開法國，這一舉措遭到美國的指責和批評，美國國務卿迪安·臘斯克諷刺戴高樂是否要挖掘出法國墓地安葬的數萬名美國陣亡士兵。戴高樂這些政策的目的都是希望法國能夠獨立掌控自身的決策，維護法國自身的主權地位。
經濟
國內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幾年時間里，法國的經濟狀況非常糟糕，工資水平仍然處于在戰前水平的一半左右，1946年至1947年的寒冬又嚴重破壞了農作物生長，導致糧食供應減少，法國國內仍然充斥著饑餓和疾病。1948年之后，法國引入了馬歇爾計劃的援助，情況開始逐漸好轉。戴高樂和總理喬治·蓬皮杜為充分利用這些資金，提出了一項旨在建設法國工業的投資計劃。
法國政府大力介入到經濟生產中，并將一些企業國有化，啟動了一系列備受關注的項目：馬賽港口的擴建；推廣卡拉維爾客機（空中客車公司的前身）；決定在圖盧茲開始建造超音速的法英協和客機；通過國有的雷諾汽車公司擴展法國汽車工業；建設巴黎與各省之間的第一條高速公路。這些項目引導著法國經濟迅速轉型和擴張，法國經濟實現了19世紀以來最快的增長率。1964年，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近百年來首次超過英國。這一時期在法國被稱為“光輝三十年”的巔峰時期，至今仍有許多法國人緬懷那段歲月。
1967年，戴高樂頒布了一項法律，要求所有規模較大的企業將其利潤的一小部分分配給員工。截至1974年，由于這項措施，法國員工每人每年平均收到700太平洋法郎，相當于其工資的3.2%。
外交
阿爾及利亞危機
當戴高樂成為總統后，他首先面臨著一項迫切的任務，即找到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的方式。在大選期間，戴高樂沒有明確表態他對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看法。但在就職總統后不久，戴高樂就立刻出訪阿爾及利亞，并且公開表示自己對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予以理解。殖民主義者們本來認為戴高樂會支持他們，但當戴高樂在阿爾及利亞發表講話后，他們感到十分震驚。軍方之所以支持戴高樂回歸是因為他們認為戴高樂會維護法國的統一，但戴高樂很快命令所有軍官退出救國委員會，并且表態支持阿爾及利亞。戴高樂的這些舉動極大地激怒了“皮埃諾瓦爾”（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裔居民）和他們的軍事支持者。
1959年，戴高樂宣稱可以給予阿爾及利亞自決權，他派遣蓬皮杜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談判。1961年，法國駐阿爾及利亞前司令官薩蘭等人發動兵變，計劃推翻戴高樂的決定，但很快就遭到失敗。1961年的阿爾及利亞自決公投得到了法國選民的支持。1962年3月，戴高樂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簽訂了《埃維昂萊班協議》，在阿爾及利亞實現了停火，一個月后法國方面通過一次公投正式承認了這一協議。這份協議使得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獲得勝利，成立政權并宣布獨立，結束了這場七年半的沖突。
盡管阿爾及利亞問題得以解決，但總理米歇爾·德布雷還是因為阿爾及利亞的獨立而被迫辭職，1962年4月14日喬治·蓬皮杜成為新一任法國總理。法國于7月3日承認了阿爾及利亞的獨立，在1962年的短短幾個月內，有90萬名法國裔居民離開了阿爾及利亞。7月5日，阿爾及利亞發生了針對法國裔居民的“奧蘭大屠殺”，有數千人被殺害，而法國軍方無動于衷，這使得越來越多的法國裔居民返回法國。法國在1968年時還通過了一項大赦法律，赦免了法軍在戰爭期間犯下的所有罪行。
叛亂的法國軍人和極端殖民主義者成立了“秘密軍組織”，并且將戴高樂列為暗殺目標，多次對戴高樂進行暗殺。最危險的一次是發生在1962年8月22日，當時戴高樂和妻子在一輛轎車上遭遇了一場機關槍伏擊。這次襲擊是由讓-瑪麗·巴斯蒂安-蒂里中校策劃的，巴斯蒂安-蒂里后來于1963年3月11日被行刑隊處決，這是法國最后一次執行這種死刑方式的案例。其他參與者的刑罰也都被判死刑，后減為無期徒刑。
非殖民化政策
戴高樂在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后認識到了殖民地獨立運動已經是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他在非洲采取了一種漸進的外交政策，使自己轉變為非殖民化的倡導者和堅定不移的實施者。他認為，法國應該逐步放棄對非洲殖民地的統治，以支持這些地區的獨立運動。戴高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來逐步減少法國在非洲的軍事存在和政治控制。他實施了“非洲政策的新方向”，鼓勵非洲國家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更加獨立和自主。
但戴高樂的非殖民化政策并不等于放棄法國在殖民地的傳統利益和影響，而是在新的形勢下，采用新形式維持傳統利益和影響。由于各殖民地宣布獨立后，缺少建設國家的資金以及各種人才和技術，在行政、經濟、文化和軍事諸方面，都需要原共主的援助。因此戴高樂宣稱法國將與這些新獨立國家建立起“合作”關系。
所謂“合作”就是指通過同新獨立國家簽訂軍事、經濟、財政和文化等一系列雙邊 “合作協定”建立“法非特殊關系”來盡可能保全其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傳統利益，一方面除了繼續保持法國在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特權外，另一方面則強調和增加了彼此合作的成份和色彩。從1962年3月的法國與阿爾及利亞簽訂的《埃維昂萊班協定》不難看出，非洲國家雖然取得了政治獨立，但在一段時期內其外交、國防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法國；其經濟、貨幣方面也依附法國；在文化語言方面，法國的影響仍占主導地位。
緩和社會主義陣營
戴高樂主張法國應該在東西方兩個超級大國（美國和蘇聯）之間保持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方的軍事集團，同時通過外交手段促進國際和平與穩定。戴高樂積極推動了法國與蘇聯和其他東方國家的外交關系，并于1964年與中國建交。戴高樂還出訪過蘇聯、波蘭、羅馬尼亞等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東西方之間的緊張關系，同時也維護了法國外交的獨立性。
歐洲經濟共同體
在第二次中東戰爭之后，法國面臨著殖民帝國解體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戰爭等問題，不得已之下戴高樂將目光轉向了歐洲，特別是西德。在世界第二次大戰結束后，法國曾以為會從魯爾地區獲得大量優質的德國煤炭作為戰爭賠償，但美國拒絕法國這樣做，擔心會重蹈《凡爾賽條約》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覆轍。在法國政治家讓·莫內和羅貝爾·舒曼的建議下，戴高樂與德國領導人康拉德·阿登納于1958年進行了首次會晤，并且確保《羅馬條約》將會繼續執行，最終成功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
1959年11月23日，在斯特拉斯堡的一次演講中，他表達了自己對歐洲的愿景：從大西洋到烏拉爾，整個歐洲，它將決定世界的命運。戴高樂的這一表述——“從大西洋到烏拉爾”，在歐洲一體化歷史上經常被引用，在接下來的十年里，這成為戴高樂最喜愛的政治口號。戴高樂的歐洲愿景與美國和英國的大西洋主義形成鮮明對比，在戴高樂看來歐洲應當充當美國和蘇聯之間的青藏高原，而不是陷入美蘇兩極的美蘇冷戰。
戴高樂雖然在支持建立歐洲經濟共同體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不支持歐洲政治一體化。從一開始，他就反對歐洲經濟共同體成員國朝著政治一體化方向的努力，因為在戴高樂看來，這將侵犯法國的主權。為了避免歐洲共同體出現超國家傾向，他在1961年提出了富歇計劃，該計劃將所有決策權都掌握在各國政府手中，將計劃中的歐洲議會職能大大削減，僅相當于一個咨詢機構。富歇計劃最終遭到歐共體其他成員國的拒絕。
此外，戴高樂與西德總理康拉德·阿登納建立了良好的關系，雙方達成1963年的《愛麗舍條約》。在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后的幾年時間里，法國對其他五個成員國的工業出口增長了兩倍，農產品出口幾乎增加了四倍。太平洋法郎在半個世紀以來首次成為堅實、穩定的貨幣，經濟大部分時間都在增長。
政治
戴高樂的政治理念可以分為戴高樂主義與戴高樂體制兩個部分，前者主張法國應當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和獨立性，后者主張在共和制度下加強國家元首的權力。
戴高樂主義的核心內容簡言之就是戴高樂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力爭恢復法國世界大國地位的思想與實踐。主要包括戴高樂的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觀，戴高樂的東方政策以及獨立核防務政策。戴高樂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法國如果不偉大,就不成其為法國”，可見戴高樂主義的思想根植于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之中，戴高樂主義的實質就是維護法蘭西的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另外戴高樂也是從法蘭西民族性這個角度來看同美國的關系的，他認為法美之間政治上一致，但法國不允許美國有壓制法蘭西民族意志的表現，不能損害法國的利益，不能阻撓法國去爭取大國地位。戴高樂主義政策適應了當時的世界大勢和歷史需要，為法國的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不僅維護了法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也反映了法國人民的民族感情。
戴高樂體制是指戴高樂在1958年時修改憲法，建立第五共和國的政治體制，其制憲原則是根據戴高樂在1946年6月16日發表的貝葉演講中的制憲思想而制定的。第五共和國憲法大大地擴充了總統的職權。總統除了擁有任命高級文武官員、簽署法令、頒布法律、赦免權、軍事和外交等一般性權力外，還擁有任免總理和組織政府、解散國民議會、舉行公民投票和宣布緊急狀態等四大權力。1962年戴高樂通過修改憲法,將總統由間接選舉改為普選產生，又極大地加強了總統的地位。在第五共和國政治體制中，總統地位不再受到議會的牽制，總理的任命和政府的組成也無需議會的批準，議會的地位和作用明顯地削弱了。但是，第五共和國議會仍擁有立法權、預算表決權和對政府監督權等三大傳統權力，政府還必須對議會負有政治責任，議會仍然是對第五共和國行政權和司法權均衡和制約的重要因素,仍然在第五共和國政治生活中起著重要的作用。這種半總統半議會制促進了第五共和國政局的穩定，對法國經濟的發展,法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也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個人作品
《敵人內部的傾軋》：是由戴高樂于1924年出版的第一本書。這本書是一部有關威廉二世時代帝國崩潰深層次原因的歷史研究，也是唯一一本關注德意志帝國崩潰直接原因的重要著作。戴高樂在書中詳細解釋和描述了帝國高層的內部分歧、戰略和外交錯誤，比如無限制潛艇戰；最后還闡述了導致1918年秋季崩潰的軍事和政治危機，以及威廉二世的下臺和11月11日的停戰。
《劍刃》：書中主要收集了戴高樂在學院的三次演講“戰時領導力”“性格” 和“聲望”的內容，另外還補充了《理論的角色》《政治與戰士》兩篇，最終匯編成此書。戴高樂在這本書里提出了一個領袖人物必須具備的三種關鍵性品質：為了指出正確的道路，他需要智慧和天賦；而為了引導人民遵循這條道路，他需要權威。另外，他還強調了領導者作決策的重要性。
《走向職業化軍隊》：戴高樂在書中認為馬奇諾防線的實際效果無法有效保護法國，他建議建立一個由6個裝甲師（每個師都配備500輛坦克，并分組使用以突破敵人的前線）組成的機動軍團。每個裝甲師還將配備一支炮兵團和一支工兵團，以實現快速機動，這個軍團將由職業軍人組成。他還強調了航空力量的重要性和指揮官的選拔和培訓。然而，這本書并沒有得到法國軍方的重視，相反它在納粹德國那里流傳開來。
《法國和她的軍隊》：1938年出版的這本書是戴高樂關于法國軍隊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戴高樂在書中提到法國的歷史也是軍隊的歷史，他在書中講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源到結束的軍事歷史，并突出寫了一些偉大的戰爭事件，同時也突出了軍隊組織、后勤、戰術和戰略的問題。
《戰爭回憶錄》：該書共分三卷：第一卷名《召喚》，敘述的時間從1940年起，到1942年年中為止。第二卷名《統一》，從1942年年中起，到1944年為止。第三卷名《拯救》，從1944年8月起，到1946年1月止。這部回憶錄以第一人稱撰寫，是他從個人和法國的角度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體性回憶。
《希望回憶錄》：該書記述了戴高樂1958年重新擔任法國國家領導人后，為法蘭西的復興所作的種種努力。全書從政治、經濟、國際關系、海外領地以及國家元首等多個角度詳細介紹了戴高樂執政期間的法國局勢，并寫出了戴高樂當時的想法和考量，反映出了戴高樂的社會主義及領袖風范。但由于戴高樂的突然病逝，該書并未全部完成。
重要爭議
阿爾及利亞戰爭
戴高樂在處理阿爾及利亞戰爭（1954-1962）中的政策備受爭議。盡管他最初上臺時支持“法蘭西阿爾及利亞”的立場，但后來他改變了立場，推動阿爾及利亞獨立。1962年，阿爾及利亞通過《埃維昂協議》獲得獨立，這一決定引發了法國國內尤其是殖民者和軍方的不滿，導致了幾次未遂政變和刺殺企圖。
與北約的關系
戴高樂在1966年決定撤出法國駐北約的軍事一體化指揮機構，這一舉動震驚了西方盟國。他認為法國應當保持獨立自主的國防政策，而不是依賴北約的集體防務體系。雖然法國仍然是北約的成員，但這一決定導致了法國和美國等北約盟國之間的緊張關系。
對歐洲一體化的態度
戴高樂對于歐洲一體化的態度也是頗具爭議的。他支持歐洲的經濟合作，但反對任何削弱國家主權的舉動。戴高樂的“空椅危機”（1965-1966年）是他與歐洲共同體（即現在的歐盟）之間沖突的典型例子，他反對超國家權力的擴張，主張各國應當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合作。
五月風暴
1968年，法國爆發了著名的“五月風暴”，由學生抗議和工人罷工引發的大規模社會動蕩，嚴重挑戰了戴高樂的領導地位。盡管他在短期內恢復了秩序，但他的處理方式和對社會變化的應對策略遭到了廣泛批評。許多人認為他的政策過于保守，無法適應時代的變化需求。
辭職和政治遺產
戴高樂在1969年因公民投票失敗辭職，這一舉動也引起了不少爭議。他提出的憲法改革包括設立區域參議院和削減國家參議院的權力，但這一提議在公投中遭到拒絕，導致他辭去總統職務。雖然他的辭職被視為尊重民意，但也有人批評他在政治上過于固執，不愿妥協。
人物評價
歷史學家們將拿破侖和戴高樂分別視為19世紀和20世紀法國領導人中排名最高的人物。在弗朗索瓦·密特朗逝世十周年之后的2005年，法國曾對第五共和國的領袖滿意度進行了一項調查，30%的受訪者表示戴高樂是第五共和國有史以來最優秀的法國總統。四年后，BVA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87%的法國人對他的總統任期持積極評價。
毛澤東主席在對戴高樂的唁電中評價戴高樂是“反法西斯主義侵略和維護法蘭西民族獨立的不屈戰士”，向他表示“誠摯的悼念和敬意”。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戴高樂去世50周年之際頌揚戴高樂“絕不屈服、堅定抵抗的精神”，“戴高樂告訴我們，當法蘭西知道自己的命運是什么的時候，當法蘭西上下團結的時候，當法蘭西告別紛爭、樹立理想，尋求前進道路的時候，這時的法蘭西是無比強大的。”
人物關系
1921年4月7日，戴高樂在加萊圣母院與伊馮·旺德魯 （Yvonne Vendroux） 結婚。 他們育有三個孩子：菲利普·戴高樂（生于1921年-2024年）、伊麗莎白（1924-2013年）（與阿蘭·德布瓦修將軍結婚）和安妮·勃朗特（1928-1948 年）。
戴高樂尤其疼愛他的女兒安妮。安妮生于1928年，生下來時就患有唐氏綜合征。在當時的法國社會，人們遇到這種事人們就會把孩子送到教會辦的養育院，在短暫的痛苦后得到“解脫”，但戴高樂拒絕這么做。他對安妮疼愛有加，即使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時間與女兒在一起相處一會兒。戴高樂平時性格內斂，見到安妮時卻變得特別開放，會用歌曲、舞蹈和啞劇來逗她。戴高樂的一位鄰居回憶起他經常牽著自己女兒的手在房子周圍散步，愛撫她并輕聲談論事情。
戴高樂的父親是亨利·戴高樂，他是一名教授。戴高樂的母親讓娜，出生于里爾一個富有的資產階級家庭。戴高樂還有一個哥哥澤維爾（1887-1955）和妹妹瑪麗-艾格尼絲（1889-1983），以及兩個弟弟雅克（1893-1946）和皮埃爾（1897-1959）。
戴高樂的孫子之一，也叫夏爾·戴高樂，1994年至2004年擔任歐洲議會議員，他的最后一個任期是在國民陣線任職。小戴高樂加入反戴高樂主義陣線的舉動受到其他家庭成員在公開信和報紙采訪中的廣泛譴責。一位知情人士說：“這就像聽到教皇已經皈依伊斯蘭教一樣。” 戴高樂的另一位孫子讓·戴高樂 (Jean de Gaulle) 曾擔任法國議會議員，直至2007年退休。
軼事典故
大鼻子與費德爾布將軍
戴高樂在圣西爾軍校讀書期間一直是一個很有個性的學生，他經常獨來獨往，看上去有些孤高自傲。加上戴高樂身材高大，又有著一個大鼻子，因此他的同學給他起了一個“公雞”的綽號。他的同學沒有忽視他那獨特的大鼻子。在一次聯歡會上，同學們提議戴高樂背誦他最喜歡的羅斯丹詩劇《西哈諾·德·貝若拉克》，他立刻爬上桌子，高聲朗誦了詩劇主人公西哈諾關于自己“大鼻子”的一段臺詞。于是戴高樂的同學便將“大鼻子”的外號贈給了戴高樂。
戴高樂長得很快，個頭比同齡人要高出一大截。有一次，戴高樂利用自己的身高優勢，在一番精心裝扮后他請人捎口信給家里，稱有位費德爾布將軍要登門拜訪。待父母他們正裝相迎時，才發現所謂的“將軍閣下”就是他們的兒子。費德爾布將軍是里爾人，與戴高樂的母親是同鄉。費德爾布將軍是塞內加爾的征服者和戰場上的常勝將軍，戴高樂從小就對他崇拜不已。
一杯茶的故事
1920年，戴高樂從波蘭返回巴黎度假時，他的鄰居丹妮坎夫人來到他家中做客。看著眼前年輕的戴高樂，丹妮坎夫人忽然想到給他介紹一個女孩，她就是餅干制造商王德祿的女兒伊馮。丹妮坎夫人找到王德祿夫人，向她介紹了戴高樂的詳細情況，王德祿夫人也心動了，兩人決定找個機會讓戴高樂與伊馮見上一面。
兩周之后，戴高樂一家來到巴黎的沙龍，王德祿一家人也“恰好”來到這里，又“碰巧”遇到了丹妮坎夫人。戴高樂一下子被伊馮吸引住了。伊馮身材不高，額頭稍稍突起，頭上是濃密的黑發，黑色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沉靜和靦腆的神情。戴高樂有些局促地同伊馮相互問候。
戴高樂信步走到一幅畫像前，這是法國詩人羅斯丹的畫像。戴高樂一下子找到宣揚自己才華的機會，他的話多了起來。他談起少年時代對羅斯丹的崇拜，甚至忘情地背誦了好幾首羅斯丹的長詩。戴高樂淵博的學識和過人的記憶力，使得伊馮對他崇拜不已，聽得簡直入了迷。這一次的見面，讓兩人都對彼此充滿了好感。
過了幾天，王德祿一家人邀請戴高樂一家到家里喝茶，戴高樂迫不及待地跟著父母來了。他保持著軍人的習慣，上身挺直地坐在那里，把手套和帽子放在膝蓋上。伊馮把一杯茶送到戴高樂面前。他接過茶杯，想放在帽子上，茶杯卻一下子歪倒了，茶水灑到伊馮的裙子上。戴高樂窘得手足無措，一個勁向她道歉。“這沒什么，您不必介意。”伊馮安慰他，又大方主動地詢問起他的軍旅生涯。戴高樂漸漸走出了尷尬，他生動的敘述，讓伊馮聽得興趣盎然。
一周之后，巴黎工藝學院在凡爾賽宮舉行了盛大的舞會，富麗堂皇的大廳里來賓如云。很少參加社交活動的戴高樂竟然來到這里。戴高樂看到伊馮正微笑著與她的哥哥雅克站在一起。他快步走過去，問好之后，禮貌地邀請伊馮跳舞。戴高樂和伊馮挽著手走進舞池，他們悄聲傾訴著自己的心聲。當樂隊演奏第六支華爾茲舞曲時，戴高樂終于鼓足勇氣，向伊馮正式求婚。幾個月后，戴高樂就與伊馮在加萊圣母院結婚，然后這對新婚夫婦乘車到馬喬列湖度蜜月。
戴高樂與丘吉爾
戴高樂與溫斯頓·丘吉爾的關系既復雜又關鍵。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法國抵抗運動的領導人，戴高樂依靠英國的支持，而丘吉爾是英國的首相和戴高樂的重要盟友。兩人之間的合作始于1940年，當時戴高樂在倫敦發表了著名的“呼吁”廣播，號召法國人民繼續抵抗納粹占領。然而，兩人之間也存在摩擦，尤其是在對待自由法國運動的戰略和政治問題上。丘吉爾支持戴高樂是基于對抗納粹的共同利益，但同時也對戴高樂的獨立性和自信心有所保留。
戴高樂與讓·穆蘭
讓·穆蘭是法國抵抗運動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自由法國的全國委員會成員。戴高樂任命穆蘭為統一法國各抵抗組織的代表，并負責協調地下抵抗運動的活動。穆蘭成功地將各個分散的抵抗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法國全國抵抗委員會（CNR），這是自由法國運動的重要一環。然而，穆蘭于1943年被蓋世太保逮捕并遭受酷刑，最終在1943年7月死于被押送途中。戴高樂對穆蘭的勇敢和貢獻深表敬意，并在戰后將其視為法國抵抗運動的象征。
戴高樂的中國情懷
戴高樂對中國有著深厚的情懷和獨特的戰略視角。1964年，戴高樂宣布法國成為西方大國中第一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這一舉措不僅在國際外交上引起轟動，也標志著法國外交政策的獨立性和戴高樂對中國的重要性認識。戴高樂認為，中國在未來的國際格局中將扮演重要角色，法國必須及早與之建立良好關系。此外，戴高樂對中國文化和歷史也有著濃厚的興趣，他在演講和著作中多次提及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文明的敬意。
人物紀念
巴黎夏爾·戴高樂機場（法語：Aéroport de 巴黎Charles-de-Gaulle，IATA：CDG，ICAO：LFPG），也被稱為魯瓦西機場或巴黎機場，主要為法國首都巴黎（及其周邊地區）提供交通服務，也是法國最大的國際機場。該機場于1974年開放，位于離巴黎東北方向約25公里的魯瓦西地區，以戴高樂的名字命名，其縮寫（CDG）被用作其IATA機場代碼。
戴高樂號航空母艦（Charles de Gaulle）是法國海軍的旗艦。這艘艦船于2001年下水，是法國第十艘航空母艦、法國第一艘核動力水面艦艇，也是美國海軍之外唯一的核動力航空母艦。她以法國總統戴高樂的名字命名。這艘航母的龍骨于1989年4月在法國國家海軍公司（DCNS）的布雷斯特造船廠鋪設。航母于1994年5月下水，滿載排水量達到42,000噸。最初，當時的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計劃以法國著名政治家黎塞留的名字命名這艘航母。然而，1987年5月18日，當時的總理雅克·希拉克決定將艦名更改為戴高樂號航空母艦，以紀念法國第五共和國首任總統戴高樂將軍。
戴高樂廣場（法語：Place Charles de Gaulle，發音：[plas ?a?l d? ɡol]），在歷史上被稱為“星形廣場”（法語：Place de l'étoile，發音：[plas d? letwal]），是法國巴黎的一個大型道路交匯點，是十二條筆直大道的交匯點（因此得名“星形廣場”），香榭麗舍大道也交匯于此。1970年，法國總統戴高樂去世后，廣場的名稱被改為戴高樂廣場。附近的地鐵和火車站至今仍然保留戴高樂–艾托爾的名稱。巴黎的歷史軸線（Axe historique）穿過凱旋門，而凱旋門就位于戴高樂廣場的中心。
戴高樂基金會自1971年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宣傳和弘揚戴高樂將軍的精神。戴高樂基金會負責管理著戴高樂的出生地與科隆貝的舊居，幫助建立有關戴高樂的博物館，在其研究和文獻中心為研究人員和學生提供專門的圖書館和檔案館。總部位于塞納河左岸的索爾菲利諾街五號，這里曾經是法國人民聯盟的辦公地點。該基金會于1992年時被政府確認為公用事業，可獲得財政撥款。
相關作品
參考資料 >
Charles André Marie Joseph de Gaulle.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2024-11-24
為什么戴高樂放棄了阿爾及利亞.澎湃新聞.2024-11-24
Ti saresti davvero ribellato alle dittature della Storia?.The Vision.2024-11-24
60年前，“兩句話公報”震撼了世界 .騰訊網.2024-04-06
法國紀念戴高樂抵抗宣言 .BBC.2025-07-28
《戴高樂和丘吉爾（精編版）》.央視網.2025-07-28
習近平在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府網.2024-04-07
法國評十大偉人 戴高樂列榜首拿破侖和貞德落選.中國新聞網.2024-04-06
Government of the French Republic.Ministères de la défense nationale et de la guerre.2023-09-13
Polska wiwatuje na cze?? Charles’a de Gaulle’a.PolskieRadio.2023-09-14
La Discorde chez l'ennemi .amazon.2023-09-15
Le fil de l'épée.amazon.2023-09-15
Vers l'armée de métier .Amazon.2023-09-15
La France et son armée.amazon.2023-09-15
戰爭回憶錄.豆瓣.2023-09-15
希望回憶錄.豆瓣.2023-09-15
法國在疫情中低調紀念戴高樂逝世50周年.中國新聞網.2023-09-14
馬克龍緬懷戴高樂“抵抗精神”.歐洲時報.2023-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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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樂基金會.戴高樂基金會.202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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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 vous ai compris : De Gaulle, 1958-1962.Letterboxd.2023-09-15
《中法建交秘聞》.央視網.2023-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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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樂 De Gaulle.豆瓣.2023-09-15
戴高樂：榮耀與隱秘.豆瓣.2023-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