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申府（1893年6月15日-1986年6月20日），原名年，字申府，以字行，數學家，是著名的哲學家、愛國民主人士，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也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之一，張岱年之兄。長期從事哲學、邏輯學的研究和教學，對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數理邏輯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研究有很深的造詣，是羅素新實在論哲學的主要介紹者。
張申府出生于直隸（今河北省）河間府獻縣小垛莊一個書香之家，早年參加革命工作，積極投身“五四”運動，曾參與創辦《每周評論》，任《新青年》編委，為新文化運動做出了貢獻。1920年在北京隨李大釗同志籌組共產主義小組，參與建黨活動。1921年在法國巴黎建立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負責人之一，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1925年退黨。
從歐洲回國以后，張申府投身民主革命，宣傳辯證唯物主義，曾先后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廣州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教授。1927年在宋慶齡、鄧演達莫斯科宣言的影響下，在上海參與籌建中華革命黨，主張民主，反對獨裁。在民族危亡之際，積極追隨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后為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在抗日戰爭期間，擁護黨的抗日主張，并在武漢、重慶市等地積極從事抗日民主活動。1946年曾代表中國民主同盟參加舊政協。同年，中國國民黨當局悍然撕毀舊政協決議，召開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張申府同志和民盟領導人同中國共產黨采取一致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申府同志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祖國，在北京圖書館長期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在此期間，他熱心于文獻翻譯和中外文圖書的采訪工作和研究，為圖書館事業做出了貢獻。張申府在1957年未能逃脫“右派”厄運，直到1978年始獲“平反”。粉碎"四人幫"后，張申府同志任第五屆、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他積極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心祖國的四化建設和統一大業，并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1986年6月20日，張申府在北京逝世，享年93歲。
張申府的主要著作收入《張申府文集》。晚年接受美國學者舒衡哲采訪時，他將自己的哲學思想概括為“實”“活”“中”三個字。在其哲學的理論構造上，張申府建構了“新實學”，是明清實學（尤其是顏元）在新歷史條件下的發揚和開展，體現了他對中西馬哲學傳統的思想會通，具體展開為純客觀法、具體相對論論、辯證唯物論等理論建構，其理論旨趣是崇實戒虛，說實話、作實事、講實學、重實干，在文化上以實為旨、辯證中西，審美上以“充實之渭美”為最高標準。張申府的哲學思想是中國現代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流派，在上個世紀的前半期對中國哲學的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其生平出入于政治與學術之間，屢遭躓，學術成就遂為政治風云所掩，雖無暇著述，未成大書，然張申府首倡中西馬三合流，“我所思兮，一切皆實”，在哲學界自成一家。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張崧年，字申府，別名驚凝，束疑。1893年6月15日（清光緒十九年五月初三）出生于直隸（今河北省）河間府獻縣小垛莊一個地主家庭。其祖父張鐘英，前后兩妻生有七子，其父張鐮，和其七叔張顴，均為后妻所生。張濂于1903年（清光緒二十九年）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中為官。其父為人謙和，博學識，雖出身科舉，但傾向維新。民國初年，相繼出任河北棗強縣和沙河縣縣長，后任國會議員。
七八歲起，父親即教其識字，十歲時在家塾開始接受傳統的教育，學習詩經、四書和禮記諸書。因此擁有扎實的古文功底，對中國的文化有較為深入的研究。1906年到京后最先進的是一所叫“識一”的私立初等小學，讀了半年，暑假后考入了崇實學堂（屬高等小學），一年后又考入公立宛平高等小學堂。1908年，張申府以第一名考取公立順天高等學堂中學班。1912年，張申府奔走于保定市、天津市和北京之間，曾先后就讀于育德中學、天津市南開中學、北京高等師范學堂附屬中學等校。
1913年，張申府在北京高等師范學堂附屬中學班讀書，因成績突出，跳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北大預科學制兩年，畢業后可以免試升入本科。1914年暑期，張申府改名張礫，考取了北大本科哲學門，后又轉到數學系學習。在北大期間，他迷上了數學，知道了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并率先接受了羅素關于自由和平的學說。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此時，校園內經常舉辦學術講座，成立了一些學術團體和進步的政治團體，北京大學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在這里，張申府受到了新文化的熏陶。同年，李大釗到北京后不久，經同學郭小峰的引薦，張申府認識了李大釗。稍后李大釗在北京創辦了《晨鐘報》（即《晨報》前身）和《甲寅日刊》，張申府有時為其撰寫稿件。李大釗對他的才干頗為賞識。
傳播西方文化
十月革命爆發后，馬克思主義迅速傳入中國。李大釗是我國馬克思主義最早傳人，先后發表了《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和《勝利》等著名文章。1917年底，李大釗到北京大學擔任圖書館主任。這時，張申府大學畢業，留校做了助教。平時課程不太多，就在圖書館幫助李大釗做些事。在李大釗的帶領下，北京大學圖書館成了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而在李大釗、陳獨秀的影響下，張申府也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他積極參加進步團體活動，投身于新文化運動。1918年6月，由李大釗、王光祈發起成立了旨在“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的少年中國學會。張申府和李大釗積極參加少年中國的各種活動。1919年，張申府和李大釗等人負責編輯《少年中國》月刊。同年，張申府與陳獨秀、李大釗一起創辦了進步刊物《每周評論》，并擔任了這個刊物和《新青年》雜志的編委，常在這些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革新思想。
1919年5月，張申府和北京大學的師生一起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7月間，又與李大釗、陳獨秀、胡適一起加入了北京工讀互助團。
張申府在北大畢業后，先是講授數學，后改教邏輯學和哲學，在北大的教書期間，先后翻譯了羅素的《我們所能做的》《哲學之價值》《夢與事實》《民主與革命》《哲學里的科學法》《國》文章，并撰寫了多篇介紹羅素的文章，如《羅素與人口問題》《試編羅素既刊著作目錄》《羅素》《志羅素》。這些都登載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
參與黨的創建
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迅速傳播，1919年五四青年愛國運動的深入開展，工人階級登上了中國革命的歷史舞臺。這就為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奠定了階級基礎和思想基礎，創建中國共產黨提上了議事日程。
1920年，張申府與李大釗、陳獨秀聚會，商定由陳獨秀去上海市負責建黨，李大釗和張申府在北京進行建黨。1920年4月，共產國際東方局代表魏金斯基來華，幫助中國建立共產黨。同年8月，陳獨秀從上海寫信給張申府，要他在北京積極協助李大釗建黨。同時，天津覺悟社為了聯合進步團體，采取共同行動以改造社會，周恩來、鄧文淑（鄧穎超）、劉清揚率全體社員到北京，邀請一些進步團體舉行座談會。張申府作為《少年中國》的代表參加座談會。會上大家公推張申府負責起草“宣言”和“約章”。根據會議的決定和大家提出的意見，他草擬了《改造聯合宣言》和《改造聯合約章》。后經過各團體討論，得到正式通過。
同年9月，應中華民國財政部長梁啟超所創辦的“學術講演會”。英國著名數理哲學大師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偕好友勃拉克女士來中國講學。張申府因久慕羅素大名，親往上海市迎接。在滬期間，與陳獨秀就黨的的籌建問題多次交換意見，此時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已經成立。他回到北京后，張申府向李大釗匯報了上海創建共產黨小組的基本情況和經驗。他們認為應迅速著手在北京發展黨員，建立共產主義小組。為此，他們首先發展了北京大學學生、五四運動中的活躍人物張國燾。10月，他們共同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基層組織——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是這個小組的最早成員。同年11月，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從長沙市來到北京。張申府經常到羅素的住處拜訪，并向他介紹北京大學及校長蔡元培先生。在此期間，張申府辦好了出國手續，即將赴法執教，任里昂大學中國學院教授。羅素得知后，希望經常通信，一起研究哲學問題。他還為張申府寫了一封親筆信，把他引薦給一位法國學生。
1920年11月下旬，張申府出國前夕，李大釗、陳獨秀要他到法國后在留歐學生中積極開展活動，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到巴黎后，張申府于1921年2月介紹劉清揚加入旅法共產主義組織，并與她結婚。同年，張申府和劉清揚又介紹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產黨。張申府為中共旅法支部負責人。1921年3、4月間，趙世炎、陳公培來到法國，與張申府取得了聯系。這樣，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趙世炎和陳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產黨小組，由張申府負責，并經常與國內的陳獨秀保持聯系。
1922年2月，吳稚暉和法國政府相勾結，反對中國勤工儉學學生進駐里昂大學，張申府對此極為氣憤，在3月辭去里昂大學教授，與周恩來、劉清揚一道去了德國。到了秋天，張申府、劉清揚、周恩來和張伯簡在柏林成立了中共旅歐總支部，張申府任總支書記，兼中共中央駐柏林通訊員。這期間，張申府認識了朱德，曾就朱德的入黨問題與之多次談話，后來，張申府和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底，張申府由德國經波蘭、蘇聯回到北京。路過莫斯科時，張申府遇到趙世炎等黨內老熟人，在趙世炎的陪同下，訪問了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吳廷康。同時，張申府還見到了正率領著一個代表團、商談在廣州市開辦軍事學校、后來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張太雷也是該代表團成員。翌年2月，經李大釗、陳獨秀的介紹，他參加了黃埔軍校的籌建工作，并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其時，又受廣東大學校長鄒魯的聘請，擔任該校圖書館館長。這年6月，辭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離開軍校，專門從事廣東大學的工作。不久，他又辭職到了上海市。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張申府作為代表參加了這次大會。會議在討論黨的綱領問題時發生爭論，他因而提出退黨。經李大釗、趙世炎等人勸說，仍堅持愿在黨外幫助黨工作。此后便在上海從事翻譯和著述，介紹羅素哲學及唯物辯證法。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他表示要為中國的民主和自由而斗爭，且作了不少工作，成為了著名的民主人士。
講壇傳新知
1928年起，張申府先后在上海和北京的暨南大學、大陸大學、大夏大學、中國大學、北京大學等校任教，都是講授西洋哲學史與邏輯，期間翻譯了不少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文章。1931年，到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講授《邏輯學》《數理邏輯》《形上學》和《西洋哲學史》等課程，1934年曾代理系主任一年。當時的清華大學哲學系，有教授4人，他們是：馮友蘭、金岳霖、鄧以蟄和張申府。該系教師特別注重邏輯課，因而被稱之為‘數理邏輯派’，而金岳霖和張申府則是講授邏輯的主要教授。他在系統介紹了英國哲學大師羅素思想及著述的同時，還介紹了萊巴赫的《概然論》、卡納普的《數理邏輯要》、波巴的《研究的邏輯》、佛勒格的《算法基礎》、巴赫曼的《算學基礎研究》、塞茨的《英國哲學家》、佛西茨的《英國哲學》等西方名著。
身陷囹圄仍愛國
1931年，張申府到清華大學不幾天便發生了日軍侵華的九一八事變，從此民族危機日甚一日。在那“愛國有罪，賣國有賞”的年代，張申府教授堅持愛國主義立場，經常利用合法講壇，或在《清華周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愛國主義。12月16日，北平市學生又舉行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抗議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1936年1月27日，北平文化界由馬敘倫、白鵬飛、黃松齡、楊秀峰、許德珩、張申府等人進行聯絡和發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張申府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和救國會的執行委員，成為愛國進步教授中一位活躍和較有影響的代表，1月30日，張申府教授作為北平文化界救國會的代表，參加了華北民眾救國會籌備會的第一次大會。2月7日，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同北平學聯、天津文化界救國會、天津學聯、山西學聯等團體一起，發表了《華北各團體為“二七”紀念告全國同胞書》。2月29日，張申府被捕入獄。同一天，清華大學學生有二十多人被捕。他在獄中猶不忘抗日救國，與被捕愛國學生一起進行了獄中斗爭，直到5月初才獲釋出獄。
“不斷地追求真理”
張申府于1936年5月由馮玉祥將軍保釋出獄，回到清華大學教書。一個月后，清華大學當局無理解聘了張申府。從此他專門從事救國會地抗日救國活動。1937年初，華北七省市各界救國聯合會在北平市舉行成立大會，張申府被推為該會總務長。七七事變后，他移居南京，與全國救國聯合會的沈鈞儒相遇，成為全國抗日救國聯合會的一位積極活動者和重要成員，奔波于南京、上海市、武漢、重慶市等地。
1938年4月，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戰時臨時議事機關）在武漢成立，張申府被聘為參議員。這年10月，他被選為第五審察委員會（即教育文化組）委員。11月，被推為“全國戰時教育協會”理事，致力于抗戰宣傳和教育工作。在抗戰期間，主編《戰時文化》《抗戰新聞》等報刊，發表了許多宣傳抗戰地文章，還在武漢出版了《我相信中國》文集。
1939年至1944年間，為促進國民參政會實行憲政，他與張瀾、沈鈞儒等人連續發起和召集憲政座談會，以促進民主政治運動的開展。他猛烈抨擊獨裁政治，呼吁民主、自由，被推為憲政促進會的秘書長。1941年，張申府加入了以抗日、民主、團結為宗旨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2年10月起，他在重慶、北京圖書館主編《圖書季刊》。1944年9月，民主政團同盟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他被推為民盟中央常務委員兼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1945年2月，他又與郭沫若、沈鈞儒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聯名發表了《對時局進言》，敦促國民黨以民主方式組織戰時政府，主張成立民主聯合政府。1946年1月，他作為民盟九代表之一，參加舊政協會議。
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市發生了槍殺愛國青年的“一二一”慘案，張申府義憤填膺，在聲討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罪行的同時，還與章伯鈞等人一起聯名為“一二一”四烈士撰寫了挽聯，以表達其對愛國青年的愛，對反動派的恨。
1946年1月，張申府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參加舊政協會議，在第一次會上即發言抨擊蔣介石的獨裁。不久，國民黨當局悍然撕毀舊政協決議，召開其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拒絕參加，張申府和民盟其他領導人一起同中國共產黨采取行動。他們致電蔣介石，表示民盟不但不參加“國大”，而且堅決反對這個獨裁的偽國大。這年10月，張申府回到天津市，目睹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地方秩序的混亂，致書梁漱溟，對如何開展發內戰爭民主提出了意見。
1948年9月，在解放戰爭節節勝利，淮海戰役即將打響之際，張申府卻發表文章，《呼吁和平》，錯誤地勸告中國共產黨把解放戰爭“立即停下來”，為國家“保留一點元氣”。民盟中央對他的錯誤進行了嚴肅批評，并開除了他的盟籍。
為建設祖國而工作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張申府對祖國和自己的歷史進行了回顧和反思。此后，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一直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任研究員，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從事文獻翻譯和中外文圖書采編工作。他曾任第五屆、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顧問。他積極擁護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關心祖國的四化建設和統一大業，并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張申府晚年的生活，用他自己的話“安居樂書，順天盡己”來概括，再恰當不過了。后來由于年邁體弱他很少外出參加活動，但仍關心著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1985年6月間，首次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閉幕，他聽到這個消息后，便與梁漱溟先生、喻培厚女士一起聯名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彭真，祝賀會議圓滿成功，并希望通過宣傳教育工作的開展，能增強人們的法制觀念，使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法制的國家。這封信得到彭真委員長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重視，彭真會見了他們，并和他們一起座談了法制工作。這年7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派人為他送去鮮荔枝，以示關懷。
1986年6月20日，張申府在北京病逝，享年93歲。
主要作品
《張申府文集》共分四卷，以作品的撰著時間為序，收入了張申府先生從1917-1985年的重要政論雜著、學術譯述、散文隨筆等，近400篇。第一卷收錄了發表于各個重要歷史時期的政論、雜文等；第二卷收錄了關于哲學、數學的論文、書評書介等；第三卷收錄了關于哲學、人生、社會的散文、隨筆和回憶文章等；第四卷收錄了翻譯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等人的文章。其中有相當數量的文章屬首次公開出版，較全面地反映了張申府先生一生的思想生活軌跡。
張申府的主要論著及學術論文如下：
書籍著作
《所思》
張申府的代表作，首版于1931年，圍繞羅素的經驗主義和孔子的仁學展開討論。采用了最隨意的語錄體，闡述的是精奧的哲學，敘述中隨處閃現的智慧光芒，也正是作者迥異于著有煌煌巨作的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等大家卻同樣享有學術盛名的原因所在。此本小書也間接反映了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的狀況。
編輯翻譯
主要學術論文
《 礫廣掇拾:哲學數學關系史論引》，見 《 新潮》一卷二號，1919年 2 月；
《數學之哲理》，見《每周評論》八號，1919年2月；
《共產主義之界說》，見《新青年》九卷六號，1922年7月；
《原始思想與最新思想》，見《世界周刊》四，1928年1月；
《現代物理科學的趨向》，見《東方雜志》1928年7月；
《數理邏輯與邏輯的發展》，見《大公報·世界思潮》，1933年6月22日；
《解析的解析》，見《清華周刊》四四卷九期，1936年6月。
對羅素思想的譯介
對羅素生平的介紹
關于羅素的生平，張申府作過多次介紹。早在1919年張申府在《晨報》副刊發表了《志羅素》，1920年10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羅素》，1931年5月在《清華周刊》上發表了《關于羅素》等文章，當張申府主編了《大公報》副刊《世界思潮》時，他又發表了關于羅素的系列文章，對羅素的生平和思想進行了系統介紹。1945年，在羅素七十壽辰時，張申府又寫了《祝羅素七十》以示祝賀。即使張申府晚年，還寫了《我對羅素的敬仰與了解》一文，闡發他的羅素觀。
對羅素思想的譯介
羅素是百科全書式思想家，這是西方學術界普遍公認的。張申府對羅素思想同樣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說：“羅素是現代世界至極偉大的數理哲學家，是于近世在科學思想的發展上開一新時期的一種最高妙的新學（即數理邏輯，名學，也叫記號邏輯或邏各斯諦科Logistic）很有創發而且集大成的。本著數學之批評的研究，他在哲學里也成立了一種新方法，（言精神是哲學的科學法，言方式就是‘邏輯的和解析的方法’或翻‘明理解析法’）。他的哲學（名叫‘名理原子論’或‘絕對多元論’，認有種種的個體和關系，而不認有個包括一切的宇宙根基。簡單地說，是由于‘關系’地新研究，而在于‘關系在外說’。）在現代哲學界思想界，要算最有影響的。”張申府認為不僅如此，“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本是多方面的，研究數學、名學、哲學（元學與知識論），既高而廣；又涉及社會、政治；但還不止于此。倫理、宗教、心理，他也是很有研究的。”張申府既高度概括了羅素思想體系及其基本精神，同時也表明了羅素在廣泛領域的卓著成就。
哲學思想
在哲學方面，張申府主要翻譯了《哲學之價值》《羅素先生之哲學》《意謂的意謂》《我們實在知道什么呢》《什么是物質》《言語與意謂》《名理論》等著作和文章。
政治思想
羅素在醉心于純哲學的構建時，并沒有放棄作為知識分子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他在提倡科學的理性態度的同時，以悲天憫人的情懷，關注人生、關注社會，撰寫了許多關于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的著作，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政治思想。張申府也翻譯很多這方面的文章，在張申府的政治思想中，有許多觀點來自于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政治思想。
科學思想
張申府素來堅持和弘揚科學法和科學精神，所以對羅素的科學思想非常重視。張申府先后譯介了《夢與事實》《自然與人》《科學是迷信的么》《什么是西洋文明》《羅素原子新說》《相對論與哲學》《行為主義與價值》《概然與概率》《張大的宇宙》《新物理與光的波動說》等多篇文章，介紹羅素及西方的最新科學成果。
對羅素的評價
張申府一生敬仰羅素，贊佩羅素。在1983年，已是九十高齡的張申府還撰寫了《我對羅素的敬仰與了解》，文中結尾時寫道：“一個大哲學家必然知識淵博，必然有所創辟；必然深切關心人生問題，而且有一個新的高尚的人生觀或人生理想。這三個條件，可以說，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無一不具備。綜述羅素的一生，他不僅是偉大的哲學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論家。他擁護正義自由，顯揚科學理性，反對納粹法西斯主義，對中國一往情深。尤其應該說，羅素以他偉大的造詣開創了世界的哲學新潮流，是數理哲學的一代碩師。”這可以說是張申府對羅素的最后評價。
哲學思想
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闡釋
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產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利器。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的張申府，十分注重辯證唯物主義的譯介和傳播。與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的是，張申府不僅僅譯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而且他還根據自己對中西文化的學術研究，力圖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建立起自己的哲學體系。在他看來，分析哲學和唯物辯證法是當代哲學的主潮，兩者的結合才能建立科學的方法論體系。同時，他在堅持唯物辯證法的基礎上，提出了“純客觀法”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辯證法和邏輯相結合的思想等。
唯物主義思想：世界哲學之未來，當終屬‘純客觀法’
進步的民族一定要采取唯物論
張申府認為，唯物主義和分析哲學都是崇尚實踐，以實起論的。唯物主義承認物質的第一性和優先性，分析講爬梳條理，把事實弄清楚。所以，堅持唯物主義就要從實際出發，崇實尚實。在此意義上說，張申府把唯物主義稱之為“崇實主義”是有其合理性的。這樣，張申府就強調了唯物主義是以客觀事實為根據，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思想而且認定唯物主義是積極進取并與科學發展是同步的。它既注重問題的具體分析，又關注事物的整體全局。在對唯心主義的分析中，張申府說，唯心主義是“以心為主，自心觀實。是主觀的。是以心為獨尊而擁奉之的。”到了三、四十年代，張申府在對辯證唯物主義的重新認識的基礎上，修正了自己以前對唯物主義的“物質”概念的定義。他講“現代唯物論的所謂物或物質，乃用的極廣義，本不是什么死的或不變的，不可捉摸的所謂本體或本質。（這又是現代唯物論所以極反形而上學或玄學的一義）。而乃正等于不依附于人的客觀實在。這幾層意思，列寧在其淵博的大著《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里真是不憚反復地說了又說。而物之為過程，簡直且可以說已是現代公認的真理了。”可以說，張申府這時對物質概念的認識是科學的。
對于唯物論和懷疑論的關系，張申府認為，在任何社會動蕩時期，封建迷信和懷疑論的東西總是興旺發達，懷疑論后必然是唯物主義的興盛。在唯物論和懷疑論的時間關系上，張申府認為，“世變代更之際，總是先有懷疑論，繼有唯物論。中外古今以來，歷歷不爽。懷疑是消極的，唯物是積極的。懷疑是破往的，唯物是尊來的。只有懷疑而不繼以唯物，必歸于幻滅。”關于唯物論和懷疑論的各自的作用，懷疑論是“破往的”，即對既有的思想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合理性的懷疑是懷疑論的職分“尊來的”，因為它反映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就能夠預見客觀事物的前途和方向。所以，張申府強調唯物論體現了人類的理想，一個進步的民族就一定要采取唯物論。
反對機械論，崇尚實踐
強調辯證法，反對機械論是張申府哲學的一個鮮明的特點。他認為，在哲學發展史上，唯物主義經歷了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即樸素唯物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只有到辯證唯物主義，它才科學的反映了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基本規律。突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把握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是張申府唯物主義思想的另一個鮮明的特色。在30年代當主編《大公報》副刊《世界思潮》時，張申府就完整翻譯了卡爾·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系統介紹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張申府在許多地方直接引用馬克思“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的觀點，說明實踐或“行”的重要性。
反對主觀主義，崇尚實與理性
張申府不僅注重辯證唯物論的實踐觀，而且十分注重辯證唯物論的實事求是和科學的理性的學風和態度。所謂實事求是，就是如實反映事物的本來面貌，認識客觀事物的規律及內在聯系，按照客觀規律辦事。堅持實事求是，就必然反對主觀主義和空想。在張申府的論文中，突出強調了實事求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他認為，在中國哲學思想中就有實事求是的內容，如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和西方哲學家培根要求戒除四種“幻象”，都是講的實事求是思想。
批判庸俗唯物主義
在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上，張申府認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并非說人們在自然社會面前無能為力。他強調了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即經濟因素的作用。要想打破生活條件的限制，推進人類社會的發展，就必須變革社會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張申府肯定了馬克思主義關于人與環境的關系的思想。客觀環境制約著人的作用的發揮，但是，人作為一種具有精神力量的存在物，只要人掌握了科學的理論，就可化作物質的力量。科學的理論不僅僅是為了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因此，張申府特別注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同時，他還認為人的精神力量是有限的。過分夸大精神力量的作用，也是有害的。
純客觀法
關于世界未來哲學的發展形態，是張申府在二三十年代研究的重心所在。在接受和系統研究西方自然科學思想和羅素哲學基礎上，于1926年10月，張申府提出了世界哲學的未來形態，就是“純客觀法”的理念。他認為，在人類的認識中，攙雜著人的主觀的東西，往往妨礙著人類認識的正確性和客觀性。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所提出的“倫理中立”觀念對張申府產生了很大影響，他由此主張超越主客對立，按照客觀世界的本來面目去認識，這就需要“純客觀法”。其實，張申府的純客觀法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
1927年1月15日，張申府在《純客觀法》一文中，對主觀和客觀關系進行了系統說明，提出了“純客觀法”思想。主觀是指人的認識不從實際出發，如主觀主義；客觀指人的認識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純客觀法用一句話表達出來，“就是跳出主客，主亦為客；是為純客。純客所證，厥為事情。”張申府認為，為了避免認識的失真和偏差，就要跳出主客，超越主觀和客觀的對立，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來重新認識主觀與客觀的關系，超越了主觀與客觀的對立，主觀也是客觀。張申府認為，這種看待問題的方法，就是純客觀法。對于“跳出主客”，張申府認為“主客本是對待的，相對的，依它的。也還可說是相反相成的。”
辯證法思想：吾相信辯證法，吾也相信邏輯
對唯物辯證法的推崇
特殊的時代背景：第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的社會形勢更加復雜，階級矛盾異常尖銳和復雜，如何正確認識中國社會，制定革命的策略，就離不開作為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唯物辯證法的指導。第二，人們注重辯證法的學習和研究是客觀辯證法的必然反映中國社會的發展的特殊情況，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獨特性，沒有科學的方法論，就難以科學中國的國情。第三，30年代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點由唯物史觀轉向了辯證法。在先進的知識分子掌握了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后，更需要從方法論上來掌握馬克思主義。第四，中國傳統文化的籠統模糊的辯證觀、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的匾乏，阻礙著中國思想學術的發展。這就迫切需要學習西方的分析哲學和唯物辯證法的輸入和研究。第五，各種非馬克思主義者和反馬克思主義者對唯物辯證法的攻擊和歪曲，挑起了30年代著名的唯物辯證法論戰。
張申府對唯物辯證法的學習和研究開始于旅法期間。駐留法德期間，張申府在廣泛涉獵對西方思潮的同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進行了具體研究，這是張申府思想研究重心的一個轉折點。1934年，張申府就把唯物辯證法和邏輯解析并稱為世界哲學的主潮。他說，唯物辯證法“在承認有客觀的實在，而由科學的方法，革命的實踐，本著活的態度，以漸漸表現之，而且，“辯證唯物，越來越要見重”，“現代科學如有危機，大概是非隨順辯證唯物救濟不了的。”
1935年4月13日，中國哲學會第一屆年會在北平市舉行。張申府在會上提交了《我所認識的辯證唯物論》。他從七個方面對辯證法思想進行了闡述。概括起來，第一，張申府肯定易是中國辯證法思想的基礎，而且唯物辯證法和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是相合的。第二，張申府論證了唯物辯證法是一切思想學說的方法論基礎。第三，張申府論述了辯證法的內容，說明了唯物辯證法的兩個基本特征：普遍聯系和永恒發展。第四，張申府認為辯證法不僅是方法，而且也是一種態度和形而上學。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張申府認為，辯證法和解析法是一致的，但是，兩者相比，辯證法更為根本，因為它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實事求是的態度。第五，張申府明確提出辯證法和解析法互補的思想，應該說這是張申府哲學思想的一個創新，而且他在許多著述中對此進行了論證。第六，關于辯證法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張申府不同于奧古斯特·孔德對人類思想的分期，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人類思想的發展，也還可分成三段即是一、有靈論時期；二、機械論時期；三、辯證論時期。這個第三時期已經開始了”。第七，在辯證唯物論與現在中國的方面，張申府提出了兩個問題：一，關于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討論；二，需要一種新哲學的呼聲。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上，張申府強調了必須以辯證唯物論為指導，綜合中西文化的的精華，只有這樣，才能建成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文化。同理，建設中國的新哲學，也是要堅持辯證唯物論的。
對唯物辯證法的發揮
唯物辯證法的第一要義在于“活”
張申府在對辯證法的研究中，非常重視“活”的思想，并把它作為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特征或“第一要義”。他認為，辯證法反映的是客觀事物自身發展的辯證過程，同樣，人類認識也必須遵循“活”的態度去把握客觀世界，作到靈活周全而不呆板機械，其目的就在于反對教條主義和機械論。堅持辯證法，堅持活的態度與方法，但不是無原則或無方法，不是相對主義或詭辯論。
關于辯證法的實質與核心
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這一規律揭示了事物發展的源泉、動力及其過程。列寧認為對立統一規律提供了事物自己運動的鑰匙。要理解對立統一規律，必須先理解矛盾思想。張申府在《所思》和《續所思》中，用大量的篇幅引述《道德經》、《莊子》和《孫子兵法》中的語句，來說明中國的辯證法思想。他十分推崇中國傳統哲學著作，如《老子》和《周易風水》中的辯證法思想，注意吸收我國古代辯證法思想的精華，強調中國傳統思想中的變、易、通、矛盾等觀念，并對中國的辯證法思想加以褒揚。
否定之否定規律
張申府闡述了辯證否定觀，即“揚棄”。揚棄就是既克服又保留。克服體現著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間斷性，保留體現著事物發展的連續性。揚棄就是事物自身發展的既克服又保留、既間斷又連續的對立統一。當然，在張申府看來，在一定意義上，否定也只是邏輯上的規定，而非客觀自然界所固有的客觀規律，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他的否定觀。
質量互變規律
張申府用中國傳統語言“分寸”“火候”表述了這一思想。在他看來，把握好事物的分寸或火候，就會正確應對各種局面。無論是客觀事物，還是社會人生，都有其內在的度的存在。在質量互變規律中，張申府特別強調質變，即“跳”和“漸進過程的中斷”的思想。
辯證法與邏輯的結合
張申府認為，現代世界哲學的主要潮流有兩個：一為邏輯解析。二為辯證唯物。邏輯主義的分析哲學的目的就是要把思想、語言
和詞謂弄清楚，進而如實表現客觀的實在。而唯物辯證法則在承認客觀實在的前提下，通過科學的方法，革命的實踐，達到達到對客觀實在的正確認識。所以說，解析與唯物是相通的，它們構成了現代哲學的主潮。張申府認為，如果把這兩種先進的科學方法加以結合，融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就能創造出新哲學，進而確立華族的新的文化精神。
具體相對論
在四十年代，正是抗日戰爭炮火紛飛的歲月，也是中國現代哲學豐收的時期。此時，馮有蘭、金岳麟和毛澤東等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哲學體系。作為中國的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專家和辯證唯物主義的傳播者，張申府也提出了自己的哲學創造的設想。張申府把自己的哲學創造稱之為“具體相對論”，也稱“絕對相對論”。他建構自己的哲學思想的來源是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卡爾·馬克思和列寧的辯證法思想。他經常引用的名言就是“真理是具體的”，“絕對是相對之積。”張申府認為，具體相對論的含義就是“話的對不對，要看對著什么或就著什么說：真理（即對不對）最后的判定者總是具體的”。所謂具體相對論，就是判斷人類認識的真理性，必須把它放到它所產生的具體環境和具體對象中，進行比較和評判，而僅僅靠認識或理論產生的依據，是無法斷定其是非真妄。
對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闡揚
在五四時期，激進派在反對傳統道德的同時，有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傾向。張申府則對中國文化采取分析的態度。他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批判的同時，亦充分肯定了中國文化的優良成分。他說：“就算是情人眼中出西施也罷；中國既是我所愛，我視中國，終覺其有過人的優勝處，特別是在哲學方面。中國的宇宙論，中國的人生觀，都大有不可及之所。第一，中國提出了‘仁’的最高理想。第二，中國建立了‘中’的標準。第三，中國建立了‘易’的哲學。第四，中國以‘生’為根本。第五，中國重視了實踐，實行了‘體’的方法。而以反身自省為德行的門徑。第六，中國顯揚了‘相反而相成’、‘言非一端、各有所當’的通達風度。第七，中國不在現象之外求本體，不在現世之外尋天堂。”’這一段簡潔、明了、感人的話，道出了張申府對中國傳統哲學的獨特看法。他對中國哲學的優點、精華的見解，至今看來仍覺新鮮、仍有現實價值。
孔學觀 ：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尊孔，無救于國家的危亡”
在新文化運動中，隨著“民主”與“科學”的廣泛宣傳和日益深入人心，它們與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處于一種水火不相容的境地。于是，《新青年》高舉“民主”與“科學”兩面大旗，向中國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的倫理道德展開了全面的進攻和徹底的清算。在當時的學術界和思想界，“打倒孔家店”成了人們的共識，尊孔與反孔成為封建文化與新文化的斗爭焦點。陳獨秀等人批判孔子之道的思想武器是進化論。他們認為，孔子之道，在古代是名產，是有其價值的。但社會發展到了今天，它己不適合時代的需要，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與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不同的是，張申府批孔的武器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和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哲學思想。他在推崇佛洛伊德的理論的同時，對羅素的沖動理論（占據的沖動和創造的沖動）。他認為，我們要改造社會，就必須著眼于“這個人心的根本”，即飲食男女四個字。只要人民“果其腹，膺其欲”，社會自然也就沒有了什么問題。據此，張申府認為佛洛伊德的理論更接近事實。他認為，改造社會的人看不到或不敢看“這個人性的根本事實”，要想社會的長治久安也是枉然。
張申府認為，盡管孔子和孟子都看到了“飲食男女”的人之本性，但他們以繁文緝節的禮教束縛人們的欲望，到了遷腐的宋儒造出了更是許逆人性的禮教，致使社會問題百病叢生。應該說，張申府看到了社會問題存在，都與個性的壓抑和缺乏自主意識有關，并從社會是否合乎人性的立場，展開對儒家思想進行批判，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他沒有進一步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即經濟原因和階級基礎。所以說，張申府當時的思想尚缺乏力度。
“用孔子為人民服務”
一般說來，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在激烈抨擊舊文化、舊禮教時，并沒有完全否定傳統文化的價值和意義，并沒有完全否定孔子思想的價值和意義。例如，陳獨秀就充分肯定了孔子學說的價值，并反復申說。在三十年代，深受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思想影響的張申府，堅持以歷史的、理性的態度客觀評價孔子及其儒家思想。他認為任何何思想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只要其中有科學而合理的成分，它就有其存在的價值。孔子的仁學與西方的科學法、辯證唯物論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都可以為我所用。這是毫無疑義的。他認為，孔子的真價值在于他對人類的人文關懷，他提出了崇高人格理想的設計，中庸之道的樸素辯證法思想，以及仁義禮智等道德規范的確立與闡發，這些都深深影響了華族的國民性格。當然，他也看到孔子思想是特定時代和階級的產物，并為歷代的封建統治者所利用，是與其思想中的“君臣大義”和等級觀念分不開的。
張申府認為，新文化的核心是辯證唯物論，在此基礎上吸收中國文化的人文精神之長（仁學）和西方文化的先進的科學法，這個新文化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張申府還強調了辯證唯物論與中國傳統的辯證法思想的相通之處，但是，我們應該注意的是，中國的傳統辯證法思想只是一種素樸的矛盾觀念，它與辯證唯物論尚有本質的區別。
張申府堅持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正確研究中西文化問題。他認識到了人類文化不僅具有時代性和階級性，而且具有普遍性內容。張申府對西方文化的科學方法論的肯定，對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孔子思想的科學評價，有著積極的可取之處。張申府關于文化綜合創新的觀念創立，標志著他的思想超越了當時的激進派（包括“全盤西化”派）和保守派，在一定意義上說，張申府的這一思想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的實踐和嘗試。
孔學的價值與未來
從歷史的維度來看，張申府突出強調了孔子的仁學思想的現代價值以及世界意義，這是有其合理之處的。儒家關于獨立人格的思想、達人達己的人際和諧思想以及“無過無不及”的中庸思想，都熔鑄在中國人的性格之中。它們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優長之處，同時，也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尤其是今天，當人類在物質財富豐裕，而人類的精神家園卻日益荒蕪。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的仁人的崇高理想、達人達己的理性精神和與時權變的辯證的理念，都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所以，當我們肯定孔子思想的中國意義的同時，也應看到它的世界意義。當然，孔子思想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它有著自己的時代性和階級性，這就決定了其思想的局限性，如他對于“尊卑有序”“貴賤有等”的等級思想，都是為以農業社會的血緣家族制服務的。這是與我們的時代格格不入的。對其時代性內容，我們應加以批判，對其超時代的普遍內容仍應加以提倡。
仁學觀：仁，行起來就是忠與恕
“仁”的現代闡釋
張申府在批判的基礎上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仁學思想。在張申府看來，仁是以理性為基礎的，它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原則，也是人們為人處事的最基本的操守。在個人與社會、個人與他人的關系上，他以西方的民主思想、寬容精神和理性的態度來解釋仁，強調仁者必尊重他人，容許他人，所以它是人類社會的最高行為準則。不僅如此，張申府還把仁的關系理想化了，使之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西方自由主義的理念等同起來，強調了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前提。張申府強調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和相通之處，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素，但是，他忽視了它們之間的內在差別。
理想人格
張申府非常重視孔子的言行觀，并對他的力行思想作了發揮。認為，僅僅停留于仁的思想的體認和把握，卻沒有相應的仁德的實踐，就是麻木。而麻木就是對仁的栽害，為富不仁就是此類的例子。張申府提倡的是為仁德、或者說是為正義事業而奮斗的力行思想。1939年，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張申府為了激發民族的抗日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孔子的理想人格進行了新的闡發。在他看來，所謂仁者具有高尚的品德，有著對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深切關愛與了解，又有著勇于實踐的勇敢精神，這樣的仁者具有著靈敏的感覺，具有無所不通的能力。與孔子的仁智勇相比，張申府的闡釋中注入了符合時代的新鮮內容。張申府認為，仁知勇不是平行的，它們是有差等的。在仁、義、禮的關系上，張申府是把三者結合起來進行論述的。仁在道德實踐中，表現為忠恕之道，而道德實踐的具體規范則為義，按照義的要求而制訂各種規章程序則為禮。實際上，張申府講的是按照理性的精神，正確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這樣，張申府深化了孔子關于仁義禮三者的內容及其關系，這是他對孔子思想的一個發揮。
仁學批判
在社會劇變的時代，如何對待儒家的仁學思想，不同的學者站在不同的立場作出了不同的回答。張申府在科學而理性的立場上，運用剛剛掌握的唯物辯證法，對孔子的仁學思想進行了積極的批判和改造。首先，張申府充分肯定了仁學思想的價值和地位。其次，張申府肯定了仁學思想所包含的辯證觀。再次，張申府把仁與先覺聯系起來，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仁者必先覺，先覺者也必仁”的觀點。
中庸觀：吾相信權，權衡輕重
“中庸”與“中”
張申府的“中”的思想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張申府把“中”與“直”連用，肯定了“中”即是正義、正直之義。在道德實踐中，堅持中，堅持正義，就必須反對調和折衷、毫無是非的“鄉愿”。第二，在張申府看來，“中”有正、當、適度之義，而不是不偏不倚的中間點，關于中的適度之意。第三，張申府提出了“中”是做人的道德標準的思想。以中為人的行動標準，強化了孔子的中的道德內涵。第四，中與仁、易的關系。在張申府看來，中與易都是講的辯證法的道理，所以，它們是相通的。合乎中道的也就合乎易道，從而達到對人類道德和人類認識的正確認識。在仁與中的關系上，張申府講的仁，是人與己、個人與集體對立與統一、寬容與和諧的，體察了中與易，就會認識仁之真諦。從本質上講，仁、中、易實是一體的。
中庸與知強
張申府認為，用中執中、叩其兩端的認識方法就是要明辨是非，把握事物矛盾的對立雙方，明確是是非非的界限，而不是無分別或亂分別，在此基礎上把握事物的“分”與“宜”：只要你看到了事物矛盾的對立統一，就是掌握了“中”：而事物又是發展的，所以“分”與“中”也在不斷的變化發展，這時就要根據事物的發展狀況去認識新的“中”與“分”，從而認識的連續性和正確性。
中庸不是簡單地“用中”，而是要在自覺經常性的依中和之道而行的過程中，自覺培養自己的中庸品性。關于這種中庸品性我們往往予以貶斥，以為它俱備一系列諸如閉鎖性，阿談性、奴化性、屈從性、內省性、保守性、圓滑性的劣質品性，其實，在儒學中庸哲學中，其中庸所煥發的恰恰與上述軟弱的品性相反，它渾身透體凸顯著一種剛性。中庸哲學的“剛”性體現著源于內具的中和哲學對立面統一或多樣性統一的品性。儒家的中和哲學強調的是形成一種對立面或多樣性有機統一、中和協調的關系。中庸的用中、它所努力實行或建構的就是這種對立面統一或多樣性的和諧統一的關系。這種多樣性原則體現了中庸哲學具有一種兼容并包的性質或“柔”的品性，體現了華族“厚德載物”，寬厚兼容的精神，在此同時，它又具有“和而不同”、特立不倚、獨行不流“剛”的品格。
權變與時中
張申府非常重視孔子的“時中”思想，他在文章中反復引用“時中”，“致中和”，“從容中道”，“極高明而道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大哉”，“優優大哉”等語句，并對儒家的“權”與“時中”思想作了發揮。他認為，“權”就是權衡輕重。它是人們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必須與時俱進，不斷把握事物的發展狀態，在“中”的原則下，靈活而具體運用不同的標準，推進事物的發展。同時，張申府強調“權”、“時中”不是“折中”、“執中”，因為“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權”與“時中”思想，張申府作出了辯證唯物主義解釋。用辯證法的“活”的觀點，即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來說明儒家的“時中”思想。“權”與“時中”強調的是一切活動的條件性和相對性。即使是真理，只要超出了它的應用范圍，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變成謬誤。在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必須時時認識事物的矛盾發展狀況，把握他的條件性，在新的條件下發展真理，指導新的實踐，這樣的理論才能不斷與時俱進，從而正確指導我們的實踐活動。
評說“中庸”
張申府在贊揚“中庸”思想的同時，也對“中庸”思想也持一種審慎懷疑的態度。張申府希望一個社會的多數成員應持中庸之道，少數人也可任其“狂放”，保持社會與個人富有豐富的個性與品格，如果一個社會缺少了“慷慨悲歌之人”、“可歌可泣之事”，社會人生便頓然失色；如果一個社會總有太多的“慷慨悲歌之人”、“可歌可泣之事”，這個社會也不是圓融的。在一定意義上說，張申府已經意識到了中庸的保守性和調和性，這可以說是由他的性格決定的。因此，他就堅持既不毀罵也不鼓吹，任其自然的態度。
從哲學角度看，“中庸”是一種以正確合理為內在精神的普遍和諧觀，具有一定的辯證因素和價值論意義，同時具有豐富的社會政治內涵和倫理道德意義。但是，我們必須看到儒家的“中庸”觀念也有明顯的二重性。在吸收其合理性的同時，我們也要批判其不合理的一面。從儒家的價值觀和總體目標來看，他們提倡中庸之道，其目的是要實現一種理想和諧的“大同”社會。這在一定條件下，有利于社會的和諧、穩定與發展，但在社會巨變和動蕩時期，其保守性和落后性就暴露無遺了。我們必須對“中庸”哲學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的一面保持警惕。即使在今天，在經濟日益全球化的時代，文化競爭和文化融合的二極張力的作用不斷加強。如何研究和挖掘傳統文化，這是我們必須解決的問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的揚棄，還是不加選擇的拿來兜售。
人生哲學：天之大德曰生
化生、生命與生存
張申府認為“生”是中國傳統哲學中的一個重要范疇，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如在《續所思》中，他就明確提出了“仁，易，生是中國哲學中三個最根本緊要的字，而實是一體的”思想。在張申府的哲學思想中，“生”占有重要地位。據張岱年先生的考證，中國哲學中“生”有三種含義：（一）生成之生，亦即化生之生；（二）生命之生，亦稱為生靈；（三）生存之生，即生養之生。張申府在著述中生，大體上也有這三種含義。
化生之生。一般的說，“生”的范疇源于《易傳》。張申府對《易傳》中的“生”的思想進行了引述和發揮。張申府結合時代的需要，強調了“生”是一種對“健實圓融”的生存理想的追求。在他看來，一個人、一個民族要想生存發展，就必須有“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一種精神。生命之生。張申府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說是贊成的，并認為生死本是自然界的一種客觀現象。從純生物學的角度來看，生物個體的存在與發展就是一個日趨成熟與毀滅的過程。生的過程同時就是死滅的過程。既然生包含著死，但具體到一定的事物和一定的階段，生與死是有著絕對的界限的。生不是死，死也不是生。這樣，張申府就堅持了一種大客觀主義的生死觀，是有一定的合理價值的。生存之生。張申府把生存區分為兩層意思，一是生存和生活相當。生存的另一種意思是說存在的。后者的意思要比前者的寬泛的多了。在生的哲學里，張申府提出并論證了仁、生、易實一體的思想。張申府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思想，并作了進一步的發展。他把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生”、“易”三者緊密結合起來，并論證了它們的辯證關系。
遂生、美生、大生
張申府認為，生活或人生，在客觀上實在不能說無意義。因為生與性，名與利都是人所欲求的東西，都是客觀的存在。而說生活無意義，其實都是人們的主觀看法。所以，生活有無意義的問題只是“個人的與社會的問題”。就自然層面上說，人為了生活，就必須維持其生存，這本身就是有意義的。要使一個人的生活有意義，“必須使他的生與性的根本欲望相當滿足。”要做到根本欲望的滿足，就要從個人與社會兩個方面加以改革。改革社會，使社會為人的生存提供基本的物質條件；改良人性，使人性的發展隨順自然，而不是為社會所壓抑。“自然是不是也可以改革？那便第一應知‘習慣成自然’，改革自然就是改革人的習性。第二應知，改革自然不外促進科學，改造工具。總之，仍是人的問題。”‘張申府的雙重改革，就是改革人性的自然，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改革客觀自然，促進自然科學發展，提高人類改造自然界與社會的能力。
幻想還是理想
在張申府看來，只要是主觀的思想、愿望都是幻想或幻象，而吃飯穿衣、飲食男女則是實實在在的東西，就不是幻想，他們兩者是不同的人們對理想的追求，就是一個不斷的追求幻想的過程。他把理想和幻想兩個概念等同了起來。所謂理想，就是人們所設定的追求目標。理想有科學的、正確的理想，它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經過奮斗能夠實現的；也有脫離實際的、主觀的，違背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難以實現的理想，也稱之為幻想。即使是封建社會的圣賢豪杰，也只有順應了社會發展的規律，才能成就一番事業，盲目實踐，必然走向幻想。如唐朝人身捆炸藥想上天，由于違背了自然規律，導致了自我毀滅的結果。
從人生的過程來看，張申府對人生的理解是有其合理因素。就蕓蕓眾生而言，人生就是不斷的追求自己的理想的過程，無論你稱之為理想也罷，幻想也罷。但是，把理想與幻想等同，則失之于偏頗，易走向相對主義的人生觀。張申府知道，如果這樣理解人生，人生實在沒有趣味。但他認為，“對于自然世界本說不上什么悲樂”。對于自然世界的事實而言，是沒有悲觀樂觀之說的，而人為幻想而生活，不過是客觀存在的一個事實。他說，事實只是事實，正如飛蛾撲火一樣，明知撲火的危險性，而不得不撲。人的為幻想而活著也是如此。
由奮斗到光明
盡管張申府認為人生本無意義，就是為生而生，所謂理想就是幻象。但是，張申府還是肯定了人生的價值與意義。要實現人的理想，就要實踐，就要奮斗。張申府在肯定人生的理想的同時，還提出人生理想的內容。張申府認為，遂其生就是每個人的基本的生存條件都得到滿足。在人的基本生存條件滿足后，才有達生和美生。達其生就是使每個人的能力得到全面的發展；美其生就是使每個人的生活得到“美化”。
張申府從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出發，批判了階級社會的剝削制度和群己關系。“歷來的社會”只是統治階級假全體之名而行剝削和壓迫勞動群眾之實。因此，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乃在于選擇適合人性的社會制度，即“群制”。張申府的這一社會改造思想是極為深刻的。在張申府的人生，他把群與己的矛盾列在人生矛盾的第一位，這是因為他歷來重視個人的自由，要求處理好群體利益與個人自由的關系，并以社會和個人自由的和諧發展為理想社會的極致。
人物影響
生于1893年的張申府先生，其學術和政治活動的生涯，基本在20世紀，特別是在20世紀前半葉。而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充滿苦難，風云激蕩。一代正直、進步的知識分子，為了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安康而進行了不懈的奮斗，張申府先生是其中之一。面對積貧積弱的中國現狀，面對軍閥割據的混亂和歐風美雨的侵襲，張申府先生本著知識分子的良知，參與到學西方、學馬克思列寧主義、救中國的行列之中，推動著現代中國社會轉型和文化轉型的進程。
學術影響
20世紀初，張申府先生積極投身五四新文化運動，曾任《新青年》編委，撰寫了一系列介紹新思想、新科學的文章。他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年期創建工作，參與組建中共旅歐支部，是周恩來、朱德等人的入黨介紹人。1924年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后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校講授西方哲學史、邏輯、數理邏輯、西方現代哲學課程，發表過許多記述哲學問題與哲學方法的文章，蜚聲學術界。一二·九運動時曾因參加領導學生運動而被捕入獄，后經馮玉祥保釋出獄，而反動當局卻授意清華大學將張申府先生解聘。抗戰時期，張申府先生在武漢、重慶市等地參加救亡民主運動，撰寫了多篇政論、時事性文章。惜于1948年昧于解放戰爭的形勢，應《觀察》雜志之邀，寫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受到嚴厲批判，從此在學術界銷聲匿跡達20多年。
張申府先生青年時期喜好數學，繼而對于數理邏輯深感興趣，于是進而探究哲學、邏輯學和文化理論問題，20年代初期就以介紹英語哲學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哲學思想而知名，更努力闡揚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在30年代的哲學界，張申府先生很有影響，當時郭湛波編著《中國近三十年思想史》曾列專章論述張申府先生的思想，認為張申府是唯物論的主要代表之一。
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哲學界呈現出活潑興旺的景象，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得到了廣發的傳播，西方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新實在論、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哲學、弗里德里希·尼采的超人哲學以及維也納派的邏輯實證論，亦都有人介紹、宣揚。有些學者開始構建融合中西的哲學體系，張申府先生則著重宣揚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所講的”邏輯解析“方法和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當時，在中國哲學界曾發生所謂”唯物辯證法論戰”，一些人反對辯證唯物論，認為唯物辯證法是違背邏輯的，是不能成立的。一些進步人士則宣揚唯物辯證法，而認為形式邏輯就是形而上學思維方式，是毫無價值的，這兩派各有所偏。張申府先生既提倡形式邏輯，講授形式邏輯，又高度宣揚辯證法，把形式邏輯與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區別開來。這個問題，直到50年代才正是解決，學術界既肯定了辯證法的真理價值，又承認了形式邏輯的科學意義。
政治影響
張申府是中國最早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活動家之一，他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和民主活動，為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考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歷和社會基礎，也奠定了他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張申府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與李大釗、陳獨秀的指引下，走上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他與李大釗、陳獨秀一起參加了黨的早期創建工作。他經常與李大釗、陳獨秀創辦雜志，研習、闡揚馬克思主義，為宣揚馬克思主義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北京大學時期，他參與創辦《每周評論》，奔走于建黨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北京小組”最早的成員之一。赴法時期，他宣揚馬克思主義，先后發展了劉清揚、周恩來入黨，積極進行黨組織建設，成立了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并積極開展了各項活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德國時期，他一直堅持研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并發展了朱德入黨。歸國后，他參加了黃埔軍校的籌建，推薦了許多共產黨任職，為黨的建設與發展壯大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退黨后，張申府堅持追求民主與和平，反對獨裁。他參加過中華革命黨(即第三黨，中國農工民主黨前身)，曾任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常務委員、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總務長。他還參加“一二·九”運動，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抗日民主活動。他還曾擔任全國戰時教育協會理事、中國民主同盟常務委員兼民盟華北總支部負責人等職務。為了推動國共合作，張申府奔走于國共間的和平談判。他還發言抨擊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撕毀舊政協決議后，他與民盟領導人一起拒絕參加國民黨召開的“國民大會”。在北平和平解放中，他通過劉厚同（傅作義的老師）起了橋梁作用。“對傅盡了綿力，做說服工作，勸他歡迎解放軍進城。”可見，他是一位民主運動的先驅，為追求民主與和平不懈努力，是有功于人民的。
在中國現代史的每一個影響社會變革的事件，張申府幾乎都參加了。這些豐富的革命實踐與民主運動活動，既為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思考奠定了實踐基礎，也為他參與黨的創建和組織領導民主運動提供經驗來源。
人物評價
三十年代，張崧年張岱年兄弟以研究西方分析哲學、辯證唯物主義，并力圖結合兩者，創立解析的唯物主義而著稱，這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當時學者郭湛波在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對張申府的思想進行了初步而客觀的評價。“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第三階段’除馮芝生先生外，就算張申府先生了。……先生是中國研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學說最有成績的人，可說是中國羅素哲學專家，《新青年》時代，發表許多關于羅素的論文，曾在北京大學教授羅素哲學，精于數學邏輯，曾在北大教授數年。先生雖為研究羅素專家，同時并深究辯證法及唯物史觀，觀其所著《所思》一書，及所編《世界思潮》即可明了。現在先述他的思想方法。他的方法，一面是科學的客觀法，一面是唯物的辯證法。”
六十年代，周恩來在評價他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和劉清揚時，說道“張申府的思想很雜，研究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哲學著了迷，他想把孔子、羅素、卡爾·馬克思、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思想溶于一爐。”
到了1993年，在紀念張申府誕辰100周年的時候，當代哲學家張岱年對張申府的哲學思想進行了系統而科學的評價。張岱年說：“張申府就是我的長兄，我青年時期初習哲學，曾受到申府的引導。我從事哲學思維，也是從閱讀羅素原著《我們的外界知識》開始，后來我鉆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也受到了申府的指引。張申府宣揚了很多比較正確的哲學觀點，都沒有寫出專著來。”
當代哲學家許全興教授對張申府的評價是：“張申府雖然提出了‘三結合’的主張，但并沒有付之實踐。……張姓兄弟則力圖把辯證唯物論、邏輯解析法和中國哲學三者結合起來，建立自己的獨特體系。張氏兄弟的主張與嘗試的影響，雖然沒有像其他哲學家的那樣大，但卻為‘中外哲學的融合提供了特殊的經驗’，而且這種經驗，對我們發展當代中國哲學仍值得借鑒。”
1986年6月20日，剛剛過完 93歲生日不久的張申府安然謝世。《人民日報》刊登的訃告中寫道：“張申府同志是一位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是中國共產黨的老朋友。他長期從事哲學、邏輯學的研究和教學，碩果累累，是著名的哲學家。他對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數理邏輯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有很深的造詣，是最早的介紹者。……”
個人生活
第一段婚姻
1911年，張申府聽從父母的安排，跟一個有名的縣官的女兒結婚。女方16歲，本名朱惠儂，后張申府為其改名朱德儂。朱德儂十分賢淑，對張申府和翁姑都很敬重。1914年，朱德儂為張申府生下一女，張申府為其女起名亞麗。孩子出生幾天后，朱德儂便染病去世了。
第二段婚姻
1915年，張申府在天津到北京的火車上對一個少女產生好感，于是便著父母找一個媒人協助說親。婚后發現新娘不是自己在火車上見過的人，深覺受騙。 后與其育有一子一女。
第三段婚姻
1920年12月27日，張申府在前往法國巴黎的輪船上接受了劉清揚的示愛，此后二人便開始同居。之后維系了將近 28 年的夫妻關系，生育過三個孩子。直到1948 年 10 月 28 日，張申府發表《呼吁和平》的文章導致二人關系徹底破裂。
劉清揚原是天津覺悟社里有名的才女，也是一位極具鼓動力的街頭演說家。1894 年 2 月生于天津市，先后在天津平民女子小學、天津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當過小學教員，是中國同盟會會員。在 1961 年重新加入中共，劉清揚先后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北省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干部學校校長、北京婦女聯誼會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等職。1977 年 7 月 19 日在北京逝世。
第四段婚姻
張申府的第四任妻子是關素文，與張申府育有一女，也就是張申府最小的女兒張燕妮。美國學者舒衡哲在《張申府訪談錄》一書中對她的描述是，“一位個子不高、略胖、一手因中風而癱瘓的受教育不多的婦女。”
親屬關系
名言
1.《石頭記》，記女子，記男女，記男男，記情，記相思，記失戀，記婚姻，記家庭。而歸根所記的只是那玉石。玉即是欲，故曰銜玉而生。百十七回說，“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今古男女，一語道破。——《所思（其二）·四十五》
2.人非任情，即是矯情。矯情者奴情。任情者奴于情。“太上忘情”。——《所思（其二）·五十九》
3.科學家是頭腦簡單的人。大科學家邦嘉雷說，大科學家一生是個小孩子。唯其天真，所以得真。——《所思（其一）·二十七》
相關爭議
哲學思想的有無
關于張申府是否有自己的哲學思想，學界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按照張申府自己的論說: “究竟，我是弄哲學的。雖然我不得教哲學已經十年了，我所最愿談的究竟還是哲學。如我的素愿，我也愿意談談我自己的哲學。我也有我自己的哲學么? 當然，是有的。”其次，少數學者持否定意見，他們認為張申府沒有自己的哲學，只是模糊思想陣線的“大雜燴”，或僅迸發了些許思想火花。再次，大多數學者持肯定立場，他們一致認為張申府有自己的哲學建樹和貢獻。張岱年撰寫過《張申府的哲學思想》專文，肯定其兄張申府是“當代中國的哲學家”，試圖兼綜辯證法和邏輯分析法，從而體現了“有原則地博采眾長”的進步趨向。 湯一介進一步強調張申府是“20 世紀上半葉一位有創造性的哲學家”，他認為張申府哲學思想根植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又經過西方哲學( 主要是唯物辯證法和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分析哲學) 的洗禮，再來認識中國哲學的真精神、真價值，其要旨是在會通中西、融鑄古今的基礎上希望能建構一新的中國哲學，因此其“不僅是 20 世紀現代中國哲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對現代中國哲學有著特殊貢獻的一種哲學”。 許全興系統總結了張申府對中國現代哲學的三大主要貢獻，一是對羅素哲學的介紹，二是大力提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并把它用于認識社會和改造社會，三是提出了把馬克思、羅素和孔子三者思想相結合的主張。 李維武提出張申府孕育了新的哲學精神，即在“解析”和“唯物”之間、西學與漢學之間、邏輯與詩之間尋求一種結合點，由此融會古今中西哲學的精華，創造出體現新的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現代形態中國哲學。
哲學思想及其體系的定位
基于張申府是中國現代哲學家的認識，學界對張申府的哲學及其體系有不同的定位。首先，張申府概括自己的哲學觀點和進路: “在哲學上，我曾稱道新實在論，我自己的哲學觀點是‘大客觀’。這些的最主要點都不外一個實字。”他對自己哲學思想的介紹與論述主要體現在《共同綱領的原則部分》《我的哲學的中心點———具體相對論》《哲學與哲學家》《我自己的哲學》等文章中。他有深沉的時代關懷和鮮明的問題意識，認識到“今日需要的為抗戰建國文化主宰或核心的哲學，也就是實的哲學”，呼喚和鼓吹“一種新的中國的主張切實、注重實踐的哲學”。
其次，學界對此的界定，孫道昇、劉靜芳稱其為“解析法的新唯物論”，郭一曲稱其為“解析的辯證唯物主義”，董德福認為是“科學的哲學”等。王中江將張申府哲學稱為“唯實論”，強調“唯實”才是張申府哲學的靈魂。他提出: “張申府聲稱的‘實’，比伯特蘭·阿瑟·威廉·羅素的實在論要寬泛，更不是唯物論的‘物質’概念所能涵蓋的，它是用他的‘實’將自然、社會和人類貫穿起來的宏大世界觀。‘實’在張申府哲學中的重要性和貫通性，使我們有充分的根據可以將他的哲學概括為‘唯實世界觀’( 或‘唯實論’) 。許寧則將張申府的哲學精神概括為“萬法唯實”，并認為可以將其哲學體系命名為“新實學”，與其弟張岱年的哲學（“新氣學”）蔚然成為近現代哲學史上的雙子星。
紀念
故居
清華大學照瀾院9號寓所
從1931年夏天到1936年5月，張申府在受聘于清華之后，與家眷一起住入了清華園內西南處的照瀾院9號，他作為哲學教授，在清華度過5年“為學不忘政治”的生活。
1935年夏，在花木扶疏的照瀾院9號寓所前，張申府全家留下了珍貴的合影：他身著西裝，白色長褲；夫人劉清揚身著素花旗袍，一手執扇，一手放在大女兒劉方明肩頭；小女兒劉方清懷抱洋臨母親席地而坐。和諧溫馨、其樂融融的家庭照片背后，蘊藏著這位教授與革命者的情懷。
紀念活動
張申府誕辰紀念日
河北師范大學張申府張岱年研究中心是全國高校第一個張申府、張岱年研究機構，掛靠在河北師范大學法政學院。2013年6月15日張申府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日。由河北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和河北師范大學主辦，河北師范大學張申府張岱年研究中心、張岱年學術研究會協辦，河北師范大學法政學院承辦的“張申府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在河北師范大學國際學術交流中心隆重舉行。此次研討會以“張申府與20世紀中國”為主題。
中國文化綜合創新暨張申府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于2023年12月9日在北京語言大學召開。研討會由中國哲學史學會張岱年學術思想研究專業委員會、中國哲學史學會現代哲學專業委員會、北京語言大學中國文化綜合創新研究中心、河北師范大學張申府張岱年研究中心主辦，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協辦，北京語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承辦。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武漢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大連理工大學、河北師范大學、上海師范大學、黑龍江大學、中南大學、天津師范大學、廣西師范大學、河北經貿大學等全國高等院校和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國家文化和旅游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共產黨早期北京革命活動紀念館、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河北人民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等單位的80余位學者參加。
影視形象
《覺醒年代》以1915年《新青年》問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為中國共產黨機關刊物為貫穿，展現了從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到中國共產黨建立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劇中就曾出現張申府一角。
參考資料 >
所思（豆瓣）.豆瓣.2024-01-07
上海書展︱張燕妮：編《我相信中國》是對父親張申府的再認識.澎湃新聞.2024-01-08
張燕妮:退黨是父親最后悔的事.人民網.2026-02-08
張申府:不應該被忘卻的建黨元老.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2024-01-06
一言難盡張申府.清華校友總會.2025-12-04
當代學者自選集：思與文.豆瓣.2024-01-07
張燕妮：退黨是父親最后悔的事.半月談.2024-01-10
張申府故居：照瀾園證愛國情.清華大學.2024-01-07
張申府先生誕辰120周年紀念暨學術研討會在我校舉行.河北師范大學.2024-01-07
“中國文化綜合創新暨張申府先生誕辰130周年學術研討會”召開.北京語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24-01-07
《覺醒年代》中的師大人.河北師范大學黨史學習教育專題網站.2024-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