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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賢是指曹魏正始年間（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因常在當時的山陽縣（今河南焦作修武縣，可能為現今云臺山一帶）竹林之下，喝酒、縱歌，肆意酣暢，世謂七賢，后與地名竹林合稱。竹林七賢被視為魏晉三大名士團體之一。

正始八年，竹林七賢中的核心人物山濤、嵇康、阮籍等紛紛從朝堂隱退，為竹林七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他們退隱后，嵇康、向秀、呂安兄弟和山濤紛紛參與竹林之游，竹林之游逐漸形成。至正始九年，七位名士都已參與竹林之游中。此后，隨著幾位名士先后離開山陽，竹林之游結束。晉朝人陰淡在《魏紀》中最早將阮籍、嵇康等七人合稱為“竹林七賢”，但彼時這一稱號并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直到東晉時期，“竹林七賢”的稱號才廣為流傳。

在文學上，竹林七賢的作品基本上繼承了建安文學的精神，但由于當時的血腥統治，作家不能直抒胸臆，所以不得不采用安東·比興、象征、神話等手法，隱晦曲折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竹林七賢對魏晉玄學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其開拓了魏晉玄學的第二階段“竹林玄學”。竹林七賢崇尚老莊思想，他們的行為和性格都體現出了老莊思想的影響。此外，他們愛好自然，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而他們對“放”的重視，則體現出他們強調從種種清規戒律中解脫，進而張揚人的主體精神。除玄學思想外，竹林七賢對酒、藥、音樂等都有較高的造詣。他們在哲學、文學和政治等領域都產生了較大影響，并以其鮮明的人生態度和獨特的處事方式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成為了中國文化史上一個廣受爭議的群體，甚至成為了魏晉的一個文化符號。

名稱由來及釋義

名稱由來

“竹林七賢”一詞最早出現在晉朝左將軍陰淡所寫的《魏紀》中。據《魏紀》記載：“譙郡嵇康，與阮籍、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友善，號竹林七賢”，由此可知，陰淡稱嵇康等七位名士相交甚好，并將他們七人合稱為“竹林七賢”。由于陰淡與竹林七賢中最后去世的王戎所處時代較為接近，且此后不久便是永嘉之亂，因此“竹林七賢”的稱號在西晉并未獲得較大的反響。

直到東晉時期，竹林七賢的稱號才廣為流行。東晉史學家孫盛在《魏氏春秋》中稱嵇康等七人交往相友善，喜好游于竹林，因此將他們稱為“七賢”。晉朝戴逵撰有《竹林七賢論》對七位文士的言行加以記載。可見，在東晉時期，竹林七賢之名已獲得了廣泛的認同。此時，除竹林七賢之稱外，也有人將這七位名士稱為“竹林名士”，如東晉史學家袁宏便將這七人稱為竹林名士，還著有三卷《名士傳》。到了南朝，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中講述魏晉名士風流時也以竹林七賢為例。至此，竹林七賢之稱已在各種文獻記載中逐漸定型。

“竹林”概念的爭議

人們對于“竹林”一詞有著一些爭論。陳寅恪在《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中認為“七賢”作竹林之游或許與其宗教信仰有關。他認為王戎信奉天師道，即道教，而在道教信仰中普遍存在著對于“竹”的崇拜。因此陳寅恪認為“竹林”或與道教信仰有關。但從竹林的出處來看，陳寅恪卻認為該詞來源于佛教，他在《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系》一文中指出應先有“七賢”后有“竹林”，而“竹林”一詞實際上是假托佛教名詞，是“Velu”或“Veluvana”的譯語。他認為這七位名士并未游于嵇公竹林，“竹林”并不存在。這種觀點獲得了一些學者的贊同，如學者范子燁認為這一觀點是“凌越千古的卓見”。

但主流觀點一般認為七位名士游于嵇康竹林之事確有存在。如學者蔡振翔認為有關“竹林”的史料較為豐富，因此不能輕易的認為“竹林”為牽強附會之說。歷史學家王曉毅通過對《大正藏》經的譯名進行分析，認為并非佛經中的“Velu”影響了“竹林七賢”稱號的產生，而有可能是“竹林七賢”的稱號影響了佛經的翻譯。學者滕福海也稱“竹林”之名，與佛教經義以及印度“異型文化”沒有直接關系。竹林是實際存在的，“竹林”應該出自中國古籍。

組成人物

阮籍

阮籍(210年-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今開封市)人，是三國時期曹魏的文學家、思想家，由于他曾任步兵校尉，因此也被稱為“阮步兵”。阮籍三歲喪父，由于其父阮瑀的關系，阮籍在年少時便得到了曹丕的關切，這使得他在喪父之后還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阮籍在38歲前曾三次辭官，理由皆是因病，這體現了他在政治上謹慎避禍的態度。正始十年（249年）發生了高平陵之變，此后阮籍的政治態度開始轉向，其轉向司馬氏的傾向十分明顯。在阮籍身上集中體現了魏晉思想家們的性格沖突，一方面阮籍自視甚高，本有濟世之志，另一方面他為人又十分謹慎，甚至與司馬氏都保持了長期的良好關系。

阮籍著作頗豐，其文學創作以《詠懷詩八十二首》最為著名，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是魏晉時期文學的代表作之一，詩中通過隱晦的比興手法表達了對現實的不滿和對自由的向往。此外還有散文和辭賦。在哲學領域，其代表作品有《大人先生傳》《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等，其著作被后人編輯整理為《阮步兵集》。阮籍的思想深受道家影響，崇尚自然真致，而他對自然的理解則表現為一種任性放誕，他不拘于禮的性格，使他做出了許多驚人的舉動。在名教與自然的關系上，他認為自然為本、名教為末，他將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塑造成了大人先生這樣一位不拘禮法、以自然為生命的“超人”形象。

嵇康

嵇康(223年-263年)，字叔夜，譙國铚[zhì]縣(今安徽濉溪縣)人，是三國時期曹魏文學家、音樂家、思想家。他喜好飲酒、性好服食，信藥、信仙，對于采藥之事他都親力親為，還擅長彈琴。他娶了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為妻，進入上流階層，并曾擔任中散大夫。也正因此，使得他對司馬氏集團抱有敵對的心理，與司馬氏集團采取不合作的態度，招致嫉恨，最終在司馬昭的心腹鐘會的陷害下，死于司馬氏之手。

嵇康的文學創作以詩歌和散文為主，其中集中反映他哲學思想的著作有《與山巨源絕交書》（以老莊崇尚自然的論點，說明自己的本性不堪出仕，公開表明了自己不與司馬氏合作的政治態度，文章頗負盛名）、《養生論》《釋私論》《難自然好學書》等，在音樂領域他著有《聲無哀樂論》，他的作品被收錄在后人整理的《嵇中散集》中。他的思想集中體現在有關“名教”與“自然”的看法中，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由于深受道家思想影響，追求精神自由獨立，嵇康不愿意接受名教的規范，而彼時儒家名教思想已被司馬氏集團所利用，成為了他們維護統治的工具，嵇康對此更是深惡痛絕。因此他將名教和自然對立起來，認為名教是違背自然本性的。

山濤

山濤（205年-283年），字巨源，南陽市懷縣（今武陟縣西）人，是三國時期曹魏政治家、文學家。山濤自小喪父，生活拮據，但他有較高的氣節，與別人不同，他常常隱居在鄉里以掩蓋自己的才能。直到四十歲時他才入仕，出任河內郡主簿，隨后在司隸的舉薦下山濤做了秀才，并一路高升，歷任郎中、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等官職。由于備受司馬氏的重用，因此當山濤以母親年邁為由請辭時，未被允許。他于太康四年去世，終年七十九歲。

山濤沒有作為文學作品的詩文流傳于世，在《隋書·經籍志》中錄有《山濤集》，但今已亡佚。清代嚴可均在《全晉文》中收錄有山濤的表疏三則：《表謝久不攝職》《上疏告退》《表乞骸骨》。山濤的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為吏之道中，面對緊張的政治局勢，他能夠急流勇退，選擇歸隱，而參與竹林之游的這一舉措，則極大的提高了山濤的社會知名度，為山濤再次出仕做了輿論上的準備。而山濤雖有殊勛，卻不居功自傲，而是處處表現出謙謙君子之風，與朝中大臣相處甚為融洽，這也體現出了他的政治智慧。

向秀

向秀（約227年-272年），字鍾子期，河內郡懷縣（今武陟縣西）人。年少時向秀便與山濤相識，并深得山濤的賞識。嘉平末年，阮籍和山濤等人先后入仕，但向秀卻不愿于亂世為官，因此他常常與嵇康在洛陽市鍛煉，與呂安在山陽從事田園勞動。但嵇康之死使向秀陷入迷茫之中。他隨后入仕，出任黃門侍郎，又轉散騎常侍，因此后人又稱他為向黃門或向常侍。

向秀在仕途上沒有太大的作為，但在文章學術上卻取得了一些成就，其主要著作為《思舊賦》《難養生論》《向秀集》《莊子注》《莊子音》和《周易義》等，這些著述不僅促進了魏晉玄學的盛行，而且對在他之后進行《莊子》注解的人影響較大。然而，由于戰亂等原因，留存于世的相關著作較少，只有部分佚文散見于古代相關文獻中。在思想上，向秀首先主張“順名教而任自然”，他將“自然”與“無心”并列，提出了“自然無心”這一玄學概念，而在養生上，他則主張人的壽命是有限的，應順應自然規律，并反對所謂服藥以養生的觀念，他還提出了天地萬物“自生自化”的理念，即一方面承認生和化是客觀存在的，另一方面又肯定生和化的動力來源于事物本身，他的這種理念實質上已形成了“崇有論”的雛形。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郡（今安徽省宿州市）人。劉伶為人沉默少言，也甚少與人交往，但放達情志，愛好飲酒，對于老子和莊子的思想十分推崇。劉伶的一生，除短暫的做過建威參軍外，在仕途上基本上沒有大的作為。在文學創作方面，劉伶也沒有較多的著作流傳于世，其代表性的著作為《北芒客舍詩》《酒德頌》《問樂》和《酒祝》。劉伶對酒有著自己獨特的理解，他認為酒是有德的，酒之德便是一種道家凝神集虛、遺世棄俗的逍遙，這是因為人在飲酒后能夠不受外物的干擾，全心凝聚在酒的快意中，得以“與天地同在”。

阮咸

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是阮籍的哥哥阮熙的兒子，常跟隨阮籍參與到竹林之游中。阮咸精通音律，善彈琵琶，為當時著名的音樂家。有一種古代琵琶即以“阮咸”為名。荀勖認為自己在音樂上的造詣不及阮咸。在為官經歷上，阮咸曾任散騎侍郎，山濤曾舉薦他到吏部去主持官員選拔的工作，劉徹以他嗜酒虛浮為理由，沒有任用他，后來他還曾出任始平太守一職。

阮咸的相關著作流傳于世的只有《世說新語》劉孝標注所引的《律議》和《與姑書》。結合阮咸的生平經歷及其著述，可以總結出其思想主張。首先，阮咸熱衷于談玄清議，喜好“三玄”，其任達不拘和縱情越禮的個性便是其思想的外露。其次，阮咸在樂理上有較高的造詣，他對樂律的理解集中體現在《律議》之中。最后，阮咸的內在仍推崇儒家思想，他的言行舉止均體現出了儒家的孝道，同時他還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

王戎

王戎（234年-305年），字濬沖，是瑯玡郡臨沂市（今臨沂市白沙埠鎮）人。在王戎十五歲時，跟隨父親王渾在郎舍與阮籍結識，阮籍十分賞識他，因此邀請他加入了竹林之游中。王戎承襲了父親的爵位，此后又歷任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等職務。此后又任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并參與了西晉滅吳之戰，后來被起用為尚書令，再拜司徒。

王戎沒有詩文傳世，但仍有文獻保留下他的只言片語，從這些文獻零碎的記載中，仍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主張。王戎在政治上小心謹慎，但他的文化性格上卻繼承了玄學“崇尚自然”的傳統，不拘禮教，這主要體現在日常生活中。《世說新語·惑溺》中便記載了王戎夫婦與傳統夫妻“相敬如賓”“舉案齊眉”不同的相處方式；《世說新語·傷逝》中也記載了王戎在喪葬之事上與阮籍等名士保持一致的事情。而王戎在白鹿禪師玄學復蘇的過程中也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形成與發展

竹林之游形成

魏正始八年（247年），曹魏大將軍曹爽專擅朝政，與太傅司馬懿嫌隙加大，司馬懿為了保存實力，稱病不上朝，并在暗中積極拉攏勢力。隨著政治局勢的日益緊張，山濤、嵇康、阮籍紛紛退隱，為竹林之游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如果說魏晉時期的朝廷黨爭是促使竹林七賢為山陽之游的政治原因，那么，皈依老莊和玄風熾盛的時代文化，則是竹林七賢相聚山陽的思想背景。七位名士都以皈依老莊、崇尚自然為高，并將清虛自然、返璞歸真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相似的思想領悟使得他們在清談清議之時能暢所欲言、相談甚歡。

從他們交往的具體過程來看，據《世說新語·言語》注引《向秀別傳》可知，向秀與山濤年少時便相識，隨后又與嵇康、呂安相交甚好。據向秀的《思舊賦》記載，向秀與嵇康、呂安在山陽附近定居。向秀、嵇康由于居于山陽，因此最早開始竹林之游，他們在山陽鍛鐵、同游竹林。而山濤則在退隱之后才參與到竹林之游中。故在正始八年，“竹林七賢”中已有向秀、嵇康、山濤三人參與竹林之游中，彼時由于向秀和山濤與呂安相交甚好，因此呂安兄弟有時也會參與其中。

竹林之游擴大

魏正始九年（248年），阮籍辭去了尚書郎一職并隱退，這使得他有較為充足的時間參與到竹林之游中。《晉書·山濤傳》記載，山濤先結識嵇康、呂安，而后再與阮籍相識。而山濤與阮籍結識之后，二人一拍即合，成為了“忘年之契”。由此可知，阮籍在山濤之后也參與到了竹林之游中。據《晉書·阮咸傳》記載，阮咸任達不拘，常常與叔父阮籍一起參與竹林之游。在阮籍叔侄加入竹林之游后，劉伶在某日游歷途中，偶遇了嵇康和阮籍，便欣然加入了竹林之游中。根據《世說新語·德行第一》注引《康別傳》以及《晉書·嵇康傳》的記載，王戎可能在年少時便與嵇康結識，之后更是與嵇康一同住在山陽。據《世說新語》記載：“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這說明彼時二十歲的王戎已與阮籍結識，并可與他舉杯對飲，相談甚歡。據上述記載可知，王戎在早年間已經與阮籍、嵇康二人相識，隨后在阮籍的帶動下加入了竹林之游。至此，阮咸、劉伶、王戎三人也在阮籍的邀請下加入了竹林之游中。故至魏正始九年間，“竹林七賢”中的七人均已加入到竹林之游中，此時“竹林七賢”的名號雖未被提出，但“竹林七賢”之實已具備。

從竹林之游的形成過程不難看出嵇康在其中的主導作用，而在《魏氏春秋》《文選注》等文獻中提及竹林之游時，也均由嵇康領起，嵇康在竹林七賢中的地位從中可以看出。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嵇康與山濤等人相識在先，在最早參與竹林之游的一批人中。其二則得益于嵇康本人獨特的個人魅力對其他名士的親和力和感召力。嵇康具有天質自然，恬靜寡欲的品格，同時卻又性情剛直，對禮教的叛逆精神以及對世俗的鄙薄態度他都直接的表露出來，不加掩飾。而他這種剛直的性格更是為其余六賢所欽佩。因此，嵇康本人的人格魅力及其產生的親和力、感召力，也是七位名士聚于山陽的原因之一。

竹林之游尾聲

魏正始十年（249年）正月，發生了“高平陵之變”，司馬氏以“陰謀反逆”的罪名，誅殺了曹爽、何晏等人，這使得正始名士集團在政變中土崩瓦解，曹魏政權全部落入了司馬氏集團手中。司馬懿在誅殺曹爽后，為了籠絡、控制士人，便任命阮籍為僚屬，因此阮籍不得不離開山陽前去洛陽市任職。阮籍也成為了竹林七賢中第一個離開山陽的人。隨著司馬氏的政治壓力與分化，山濤也離開了山陽。魏正元二年（255年），山濤借助司馬氏的力量二次出仕。在其出仕之后，王戎、劉伶、阮咸也先后進入了晉朝官場。而嵇康因政治立場上與篡權的司馬氏集團相敵對，對司馬氏采取不合作態度，頗招嫉恨。景元三年（262年），嵇康在司馬昭的心腹鐘會的陷害下死于司馬氏之手，竹林之游也隨之結束。

竹林精神

竹林玄學

玄學是魏晉時期流行起來的一種社會思潮，相較于漢代哲學的繁瑣和神秘，魏晉玄學則對思辨予以強調。這一時期的哲學家們關注了有無、本末、動靜、自然與名教等抽象論題，并由此展開了形上的玄思。魏晉玄學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其中竹林七賢所處的時期位于第二階段“竹林玄學”階段，這一時期是玄學的拓展期，以阮籍、嵇康等人為代表。

推崇老莊

在漢代，人們很少把老子和莊子并稱，他們只說“黃老”而不說“老莊”。但在魏晉時期，玄學家們就將老子和莊子并稱為“老莊”，而不說“黃老”了。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稱：“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又讀莊老，重增其放。”在這里，他便明確將老子和莊子二人并稱。竹林七賢以老莊思想作為他們的精神皈依，七位名士的性格和行為都體現出了老莊思想的深刻影響，如阮籍提倡“行己寡欲，以莊周為模則”便是要求自己降低對欲望的渴求，并以莊周作為模范。嵇康提倡“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即提倡達到內心的寧靜從而減少欲望。山濤也說“性好老莊，每隱身自晦”，表明自己對于老子和莊子思想的推崇。向秀更是作《莊子注》，對莊子的文章進行注解。竹林七賢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表達出對于老莊思想的推崇。

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和阮籍玄學思想的核心是崇尚自然，他們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這里的名教，就是以儒家綱常為基礎的禮教。嵇康認為：“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于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從人與社會的關系來看，人應該順應他的自然本性而生活，不應在意社會上的清規戒律、條條框框，不必理會社會上的批評和贊揚，這便是“心無措乎是非”。而從人與物以及人和宇宙的關系來看，人應該審視富貴與貧賤并通曉物情，以期達到物情順通的效果，這樣便能夠不違背道義，而達到“物情順通”的條件是“情不系于所欲”。

阮籍和嵇康最初傾向于自然與名教相結合，這與何晏、王弼的貴無論玄學基本一致，而隨著嵇康、阮籍二人認識的深入，他們則主張以自然為本，以名教為末。他們強調了遵守自然規律的必要性，并認為如果不遵循自然規律，違背天地和人之本性，就會造成混亂。嵇康認為，每個人都具有“自然之性”，而這種自然之性在洪荒時期保持的最為完整。在二人的思想中，“和”就是自然的一種狀態，是自然規律的體現。阮籍著有《大人先生傳》，在這部作品中的大人先生，便是一位蔑視禮法的“超人”形象，而阮籍不僅將大人先生塑造為一個任性自然的人物，同時還借大人先生之口，對名教進行了抨擊。嵇康和阮籍二人崇尚自然，并借自然對禮法和名教進行抗爭。

張揚人的主體精神

魏晉時期士人的自我意識覺醒，竹林七賢用自己的言行張揚著個人的主體精神。他們一方面富有反叛性，對過去的價值觀念予以否定，另一方面又需要確立新的價值觀念。因此竹林七賢熱衷于清談與論辯，希望從論辯中找到問題的答案。但他們卻又無法完全擺脫傳統社會的規范，這就使得個體與社會群體間發生了沖突，如嵇康雖想超脫于世俗之外過著隱逸生活，但卻最終難免因反抗司馬氏而殞命的下場；山濤雖熱衷于功名，但內心深處卻又戀慕山林，故而與其他名士進行竹林之游。在這些矛盾中，他們選擇以自我的主體精神和自然之性來進行排解。嵇康指出“志氣所托，不可奪也”，阮籍也提倡“志浩蕩而自舒”。他們二人所說的“志”，是人的自然組成部分，用“志”來界定人的本質。嵇康在此處強調人內在的主體自然性，他認為人要自主的去選擇、把握、調節，做到口與心一體，這樣主體就會去實現自己的“志”，實現人的自我。只要做到心口合一，那么無論是在官或是在野，只要人們認為自己的舉措是自我個性的表現，而自己又毫無掩飾的將它展示出來，就達到了“體認自然”的要求，具備了做名士的資格。

竹林文學

富有玄學色彩

嚴羽《滄浪詩話》在“以時論詩”時，明確提出了“正始體”的概念，他將魏正始年間出現的詩歌歸為“正始體”，同時還認為正始體詩歌成就最高的是嵇康、阮籍二人。明代許學夷在《詩源辨體》中再一次申明了這一觀點，他稱“正始體，嵇、阮為冠”。劉勰在《世說新語·明詩》中對正始體詩歌的特點進行總結。首先，正始年間正處于魏晉玄學發展的高峰期，竹林七賢正是玄學思想的踐行者，因此正始體詩歌區別與其他詩歌最大的特點在于富有玄言色彩。劉對嵇康和阮籍二人的詩歌進行評價時稱“嵇志清峻，阮旨遙深”“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這說明嵇康的詩作具有清峻的色彩，而他的詩歌創作均來源于本心；而阮籍的詩作則具有深刻的內涵，在其進行詩歌創作時帶有其自身任性使氣的特色。但二者的詩歌都帶有對性命的深沉思考和天然情感的自我抒發，其中蘊含著生命哲學的意味，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和時代精神。

再從詩歌的體例來看，在四言詩歌創作上，嵇康遠承《詩經》，近學建安，繼承創新，自成一格，代表了魏晉之際四言詩歌創作的高峰。嵇康的五言詩創作也頗具特色，《述志詩》、《游仙詩》和《答二郭三首》清雅峻切，托喻高遠，既富思辨，又具玄理，代表了嵇康五言詩創作的成就。

關注個體表達

竹林七賢奉行“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念，因此他們紛紛以超越名教束縛、追求心靈自由為人生理想，他們像要擺脫承載“名教”的世俗社會，個體生命自由成為了他們關注的焦點。在他們的創作中，社會不再是表現的主體，個體的精神、思想、情懷得到了重視。阮籍的《詠懷詩八十二首》便是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的即興之作，符合他所追求的“娛心”創作目的。《詠懷詩》內容廣泛，時事、人生，皆有所詠，但無論以何為主題，能夠觸動阮籍思想情感之“懷”才會被收錄其中。阮籍詩的獨特之處便在于以表達自己各種哀樂、復雜的情感為主題，不再以憂心天下和民生作為創作目的。與阮籍相比，嵇康有著更為強烈的否定現實的傾向，他的詩歌以表現自己追求自然、厭棄功名利祿的人生觀為主要內容，如在《幽憤詩》中，他寫對于自由生活的向往，在《述志詩》中他認為“沖靜得自然”，這便是他對于玄理的感悟。而嵇康、阮籍的游仙詩，則更是顯示了他們遺棄塵俗、超然世外的個人追求。因此，竹林七賢在詩歌創作中均以自我為表現對象，富有濃厚的抒情色彩。

抒情色彩濃厚

竹林七賢在詩歌、文賦等各類體裁文學作品的創作上都有自己不同的見解。從文賦創作來看，他們的創作主題多樣，所表達的情感也各有不同。阮籍的文賦以《清思賦》為代表，有人認為這是一篇抒寫清虛無欲的作品，也有人認為這是一篇是諷諫曹叡的文章，還有人認為這是一篇訴說相思之情的作品。而在《與晉王薦盧播書》中，阮籍則將自己與盧播深厚的友誼寄予其中。在《大人先生傳》中，阮籍以“大人先生”這樣一個“超人”形象，表現出了對于禮法的蔑視和對禮教的抗爭。向秀則在《思舊賦》中表達了自己對于舊友的思念，全篇用第一人稱來敘寫，這使得文賦更為真實生動、悲戚感人。而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觀物悲人，物與人都是最真切的哀痛，也使向秀所表達的悲痛之情更為深刻，而在抒發悲痛之情的同時，向秀還在此賦中表達了對司馬氏的痛恨以及身處亂世的無奈之情，多層情感的抒發使得這篇文賦的內涵更為復雜而深沉。

豐富的意象選擇

竹林七賢在文學創作的過程中有著獨特的意象選擇，這些意象增進了他們作品中的情感表達，寄寓了他們不同的人生感悟。阮籍與嵇康在詩歌中大量采用鳥類的意象以表達自己矛盾而痛苦的心靈。嵇康現存的完整詩歌有六十首，其中寫鳥的詩就有十六首，而阮籍則作為正始文學鳥喻派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八十二首《詠懷詩》中，描寫鳥類的就有二十八首，二人的飛鳥書寫中常見有鳳凰、白頭鶴、鴻鵠等意象，用來表達作者超凡脫俗、展翅高飛的人格精神。此外，飛鳥意象常用來表達比翼同飛的愿望和孤獨失伴的凄苦，并借此表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或留戀。而由于竹林七賢在音樂上也有著獨特的理解，因此“琴”也成為了七人交往中的重要媒介，古琴意象也常常出現在七人的文學創作中，如阮籍《詠懷詩》中寫“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嵇康《琴贊》中有“惟彼雅器，載璞靈山；體具德真，清和自然。”，劉伶的《北芒客舍詩》中寫“何以除斯嘆，付之與琴瑟。"故而古琴承載著七位名士不同的人生體悟，在與琴的關系上也體現了每個人不同的人格特點。

竹林七賢生活

酒文化

至魏晉時期，飲酒之風較前代更為盛行，竹林七賢每個人均能飲善飲，更將飲酒當成了他們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指出“正始名士服藥，竹林名士飲酒”，竹林七賢飲酒之風從中體現出來。而七位文士飲酒的行為又各有不同，其中劉伶最能飲酒，幾乎達到了以酒為生的程度；阮咸則將酒視為了無為的象征，他以音樂和飲酒作為了伴隨自己一生的愛好；阮籍雖嗜酒如命，但酒有時也成為了他用來躲避禍事的工具，如他為了拒絕司馬昭的求親，阮籍曾大醉六十日不醒；王戎、山濤和向秀則秉持著能飲能止的態度，對酒沒有太大的興致也沒有太多的偏見；嵇康對酒則是又恨又愛的態度，雖明知酒為臭腐卻又離不開酒。因此在這七人中，阮籍、嵇康、劉伶三人皆能豪飲，且往往是飲輒即醉。能飲和常醉，是阮籍等人飲酒的共同特點。至于山濤和王戎，雖然未見有醉酒失態的表現，但他們能飲善飲，亦非尋常人物所能比。他們雖對酒有著不同的理解，但能在竹林中酣飲、共同游樂。

飲酒只是竹林七賢的表象，他們通過飲酒輒醉、縱酒放達以達到某種精神境界時才是他們飲酒的目的。竹林七賢通過飲酒來享受人生，感悟生命，以此來增加生命的密度，而在緊張的政治局勢之下，他們借飲酒以求避禍自保，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同時他們縱酒昏酣，沉湎于醉鄉，其中也蘊含和對于名教的蔑視與抗爭。盡管彼時名教的勢力較為強大，且有司馬氏的支持，但竹林七賢仍把縱酒昏酣當作蔑視和對抗名教的利器。為母服喪期間，阮籍參加司馬昭舉行的宴會，在眾人面前飲酒食肉，神色自若；嵇康前去吊唁阮籍之母時，帶著酒挾著琴；王戎在為母守喪期間，也曾像阮籍一樣以飲酒的方式來對抗名教。故竹林七賢飲酒，既是出于對抗禮教和世俗的需要，同時也是他們真實個性的自然流露。

藥文化

服藥在魏晉時期已形成一種風氣，竹林七賢也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這種服藥之風的影響，但七位文士對于服藥的態度卻有差異。嵇康熱衷于服藥，他信藥，也信仙，他認為服藥養生后得以長壽，還可以成仙。《晉書》中記載嵇康“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康嘗采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勿焉忘反”，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一文中也稱“嵇康也兼服藥”，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嵇康不僅信藥，認為服藥能夠延年益壽，他對于采藥之事也是親力親為。阮籍對于服藥的態度則有些猶豫不決，他一方面想要信藥、信仙，但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些是虛無縹緲之事，于是這種徘徊而猶豫不決的態度成為了阮籍對于藥與仙的看法。向秀則對服藥以養生的做法持反對態度，他在《難養生論》中稱生命是自然之事，不可用藥物強加，同時他對于“上藥養命，中藥養性”的說法也持反對態度，他認為五谷才是養生之物。據《晉書》記載，山濤在家中用藥物孝敬母親，因此藥物對于山濤來說只是一種救病治人的工具，而別無延年益壽、求道成仙之效。而王戎曾依靠藥物發作逃了一命，是偽服藥，他僅僅將藥作為一種避禍的工具。阮咸與劉伶則與藥沒有什么關系，他們二人只飲酒而不服藥。綜上所述，竹林七賢真正堅定信奉服藥之事的僅有嵇康一人，而堅決反對藥物養生的也只有向秀一人。阮籍是在信與不信間徘徊，山濤是以藥救病，王戎是以藥逃命，劉伶、阮咸二人則與藥沒有太大的關聯，七人對于藥的看法并不一致。

竹林藝術

魏晉時期許多名士都對音樂有著極大的興趣和天賦，在竹林七賢中阮咸、嵇康、阮籍三人可算作音樂大家。《晉書》記載：“咸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弦歌酣宴而已”，《竹林七賢論》記載：“阮咸善彈琵琶”，這些文獻都說明阮咸十分擅長音律，尤其對琵琶這一樂器造詣頗深。阮咸對于音律有著獨特的理解，在《律議》一文中，阮咸指出聲音應當平和，不應過于高亢；他還認為聲音和政治是相通的，因此亡國之音往往充滿著哀傷的氣息；最后他提出聲音應當和諧而雅致，并認為荀勖所造新聲之所以高亢是由于古今律尺的長短不同所造成的。

嵇康擅長彈琴，據《晉書》記載其“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戴逵在《竹林七賢論》中還曾記載嵇康十分擅長的曲目《廣陵散》，并說嵇康臨終時撫琴而嘆，稱自己死后《廣陵散》也成絕響。他的《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也很有名，被稱作“嵇氏四弄”，與蔡邕的“蔡氏五弄”合成作“九弄”。在音樂理論上，嵇康著有《琴賦》和《聲無哀樂論》。《琴賦》首先指出琴的好處，他稱琴可以養神導氣、宣情肆志，隨后他對于環境的作用也進行了強調，認為只有在合適的環境中才能夠創造出雅琴，最后，他對琴德進行了頌贊。在《聲無哀樂論》中，嵇康認為哀樂發于人心，與聲音無關，聲與心，處于兩個毫無關聯的軌道上，毫不相干。接著他還指出哀樂出于人心，聲音本于自然，這種觀點是其對于音樂發出的新論，對中國音樂史、中國哲學史產生了一定影響。

阮籍擅長彈琴，能長嘯。《竹林七賢論》中記載：“阮籍字嗣宗，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這說明阮籍不僅能長嘯，其長嘯還具有聲音大、傳播范圍廣的特點。阮籍在他的《詠懷詩》中也常常提及“嘯”，如“嘯歌傷懷，獨寐寤言”“嘯歌長吟，誰能秉志”，這種嘯的氣度、嘯的風流對后世產生了十分深遠的影響。在音樂理論上，阮籍著有《樂論》，他首先認為音樂是一種政治手段，能夠起到正風俗的作用，其次，他認為音樂可以感化人的內心世界，真正的音樂能使人快樂。將嵇康和阮籍的音樂思想結合起來看，他們二人都對“和”進行強調。他們認為“和”就是音樂的本質。阮籍視自然之樂為達至神人和諧的手段，音樂的功能就是“和”，通過“和”來感動人心。在阮籍和嵇康的思想中，“和”就是自然的一種狀態，是自然規律的表現。

竹林七賢中的其他四人在音樂上也有著不同的造詣。王戎雖不會樂器也不能長嘯，但他卻能隨性而舞。山濤本人對音樂的造詣不高，但他也能因嵇紹“有文思，又曉音”的理由對其進行舉薦。向秀和劉伶二人雖不是音樂大家，但卻能欣賞音樂，向秀能因聞笛而作賦，劉伶能因聽琴而解憂。因此，竹林七賢對于音樂有著不同的理解，都與音樂有著不解之緣。

后世影響

哲學影響

竹林七賢在哲學領域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他們對于魏晉玄學的影響上。竹林七賢接續正始名士繼續發展魏晉玄學，這一時期的玄學大旗實質上由竹林七賢扛起。正始末至景元年間，竹林七賢以其特殊的身份活躍在當時的玄學論壇上。他們通過竹林之游暢言玄理，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同時又在社會活動中不經意的張揚著玄學思想，推動著當時玄學的流行。

具體而言，竹林七賢對于魏晉玄學的影響主要表現在思想觀念上的提倡和行為方式上的示范上。從思想觀念來看，竹林七賢皈依老莊、崇尚自然的思想在當時的社會具有較大的影響力，經過晉朝玄學家們的推廣后，竹林七賢的思想主張在西晉時期更為興盛。從行為方式來看，竹林七賢任情自然、疏狂放達的行為方式對當時的社會也具有一定影響。竹林七賢通過他們的思想理念、文章著述以及行為方式促進了魏晉玄學的發展，為白鹿禪師時期玄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文化影響

竹林七賢生活在魏晉，并被視為魏晉時期三大名士團體之一的“竹林名士”，他們既接受了這一時期政治、社會、思想和文化的影響，同時又以其鮮明的個性、豐富的文學創作以及特立獨行的行為，反過來促進了時代思想文化的形成。竹林七賢對魏晉風度的形成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后世出現了與竹林七賢的思想個性和社會文化行為較為相似的“名士風流”。竹林七賢以其自身的行為和文學創作呈現出的“魏晉風流”，隨著時間的發展，已逐漸固化為一種文化符號。他們所推崇的順應自然、返璞歸真的人生理念，已內化為精神追求、外化為實踐行動，促進了魏晉風度的形成，并進一步實現了中國士大夫內圣外王、儒道互補精神的升華。而作為魏晉風度的代表性人物，竹林七賢已成為后世中華傳統文人的楷模，植根于中華傳統文化中。而竹林七賢縱情放達、不羈禮法的處事方式和人生態度，使得他們幾乎成為了“放浪形骸”的代名詞。

文學及其他影響

竹林七賢是正始文學的代表，在七人中以嵇康、阮籍二人的文學成就最高。以阮籍、嵇康為代表的的正始文人以其遙深、清峻的創作風格，體現了轉變期的文學精神。在竹林七賢的影響下，散文一改漢代散文的板滯凝重變得清峻、通脫，辭賦創作也出現了新的格局。基于竹林七賢的影響，竹林七賢本身以及與他們相關的諸多意象都常出現在后世的文學作品中。“七賢”同樣也成為了自由的寄托。而在緊張的政治局勢下，竹林七賢不得不選擇歸隱而避禍，這使得他們有大量的時間進行藝術創作，因此除文學領域外，他們在藝術領域也有著較高的造詣。音樂、飲酒、書法都成為了竹林七賢自覺的審美追求。

軼聞典故

阮籍青白眼

據《晉百官名》記載，阮籍能做青眼或白眼，青眼即眼睛正視時，眼球居中，白眼則是眼睛斜視向一方，露出眼白。他見到推崇禮教的人，就會對他們翻白眼，并常常說出“禮怎么會是為我而設的呢？”這種話。彼時阮籍的母親去世，嵇喜前來吊唁，阮籍以白眼對之，嵇喜感到不悅并離去。嵇喜的弟弟嵇康聽聞后，便備好酒帶著琴先去造訪，阮籍十分欣喜，以青眼對之。

阮籍嗜酒

據《文士傳》記載，阮籍聽聞步兵校尉的營廚有美酒數百，為了滿足他飲酒的嗜好，于是便向司馬昭請求讓自己出任步兵校尉。到任后，阮籍每天都會飲酒，飲則必醉。阮籍不僅自己飲酒，還常常和劉伶一起飲酒，以至于后世有人說二人因醉酒而死，也有人說劉伶因貪杯而醉死于步兵營廚。為了拒絕司馬昭的求親，阮籍曾大醉六十日不醒。

嵇康鍛鐵

據《文士傳》記載，嵇康極其靈巧，擅長鍛鐵，家中有一棵茂盛的柳樹，引來清泉將其圍住，在夏天的時候十分清涼，當他打鐵打累了就跳入水中歇涼。家人鄰居常在樹下閑戲，嵇康在樹下打鐵。嵇康的家中雖然貧窮，但若有人要他打鐵，他便欣然應允，只收取少量的錢財。親友舊交帶著酒肉來到這里，嵇康就與他們一起飲酒作樂，清談忘憂。《晉書》中還記載嵇康曾與向秀一起在樹下鍛鐵。

稽紹不孤

三國，竹林七賢之一嵇康因對當時黑暗的統治不滿，被司馬昭視為眼中釘而殺害。在臨死之前，嵇康將自己的一雙兒女托付給了山濤，并且對自己的兒子稽紹說：“有山公在，你就不是孤兒。”山濤沒有辜負嵇康的重托，在嵇康被殺害之后，對嵇紹一直都特別地照顧。十八年后，嵇紹也在山濤的大力舉薦下，被司馬炎“發詔征之”，后來還成為晉朝的忠臣。

山濤和嵇康絕交

甘露四年（259年），司馬昭安排山濤做尚書吏部郎，山濤想推薦嵇康代替自己出任此職，但因嵇康拒絕和其他的原因，此事延擱了下來。直到景元二年（261年），司馬昭才正式任命山濤為吏部郎。嵇康聽說后，怕山濤又要強自己所難，舉薦自己擔任吏部郎，因此寫了《與山巨源絕交書》宣布與山濤斷絕朋友之誼。

王戎守喪

王戎為母守喪期間，也曾像阮籍那樣以飲酒的方式來表示對禮法的抗爭。他任豫州刺史時，母親去世。為母守孝期間，他不拘禮教，照常喝酒、吃肉，有時還去看別人下棋。即使如此仍然難以掩蓋他內心的悲傷，以致哀毀過度，容貌憔悴。當時，和嶠也遭遇了喪事，司馬炎讓大臣劉毅去看望他們。劉毅看望之后，向晉武帝報告說：“和嶠雖然遵守了禮法，但神氣不損；王戎雖不拘禮法，而哀毀骨立。我認為和嶠是生孝，王戎是死孝。皇帝不應擔憂和嶠，而應擔憂王戎。”晉武帝也因此更加看重王戎。

阮咸與豬共飲

阮家人聚在一起飲酒時，阮咸到來，參加族人聚會，他們不再用酒杯斟酒，而用大盆裝酒，圍坐一圈，開懷暢飲。當時有一群豬也來喝盆中的酒，阮咸直接湊上去，與豬一道喝。

后世紀念

竹林七賢群雕

南京城南西善橋街道白家山名人銘園內有竹林七賢的巨型雕塑。群雕自左往右人物依次為向秀、阮咸、嵇康、山濤、阮籍、王戎、劉伶，雕塑中間位置為山濤。山濤著大袖衫左手捋須，目光虛閉。山濤左側為嵇康和阮籍，嵇康盤坐撫琴，阮咸坐于嵇康左側，雙臂環抱昂首閉目。向秀位于阮咸左側，右臂扶膝，左臂撐地。阮籍側坐于山濤右側，斜聽琴音。王戎與阮籍對坐左手拂袖，而頭則偏向右邊的劉伶，似側耳狀。劉伶醉躺石懷之中，以臂為枕，左手持杯。竹林七賢雕塑的構思并未受出土磚畫的人物形態和布局限制，舍棄了磚畫中大量的背景植物和道具。人物的服裝和形態都是典型的魏晉南北朝寬衫，但是因為石雕材質的需要，特地將衣飾處理成為了一個整體。

云臺山百家巖

竹林七賢曾在云臺山進行隱居活動，因此河南云臺山百家巖景區內保存有“嵇康劍池”和“劉伶醒酒臺”等文物遺跡。除這些文物遺跡外，云臺山近期又創意推出游園式山水國風精品演藝，其意在讓歷史人物“動起來”，傳統文化“活起來”，如景區組織了“竹林七賢實景演藝活動”，景區將這場國風演藝命名為《七賢游園》，在演出中，工作人員扮演的竹林七賢將在游人面前飲酒縱歌，揮毫潑墨。

《廣陵絕響》

《古籍里的古曲》系列音樂會以“讓古籍可聽、讓古曲可觀”為創作理念，從古籍中選取古譜加以編配，通過演奏、吟誦、吟唱、戲劇講述以探尋古籍的故事，追尋古人的情感。由中國煤礦文工團出品制作的《古籍里的古曲》之音樂劇場《廣陵絕響》于2023年3月31日至4月2日進行首演。《廣陵絕響》以“竹林七賢”古籍記載為創作源泉，將“尋找嵇康”作旨，講述了阮籍、山濤、阮咸、向秀、劉伶和王戎六人竹林之游的故事。在首演現場還演奏了《流水》《風入松》《白雪》《酒狂》《廣陵散》等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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