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之亂，是晉朝歷史上繼八王之亂后的又一次大規模戰亂，是劉聰、石勒等北方少數民族勢力攻陷洛陽市，繼而滅亡西晉王朝，使中國歷史再次由統一走向分裂的重大事件，因該事件發生于司馬熾永嘉年間而得名。
西晉司馬衷時，政治腐敗，經濟衰落，使得南匈奴貴族劉淵趁機起兵，并建立漢趙政權。晉惠帝死后，懷帝司馬熾即位，改元永嘉。永嘉五年（311年）四月，劉淵之子劉聰遣石勒、王彌在苦縣寧平鎮（在今河南鹿邑）殲滅晉綏軍10余萬人，俘殺晉太尉王衍及諸王公。之后派劉曜率兵四萬在六月攻陷洛陽，俘虜懷帝，殺王公士民十萬余人。八月，劉粲攻陷長安，殺掉了晉朝太尉司馬模。這一系列動亂史稱“永嘉之亂”。永嘉之亂結束后，劉曜又攻破了長安，俘獲了司馬鄴，西晉滅亡。
永嘉之亂擊潰了西晉政權，給中原地區帶來了災難性的破壞，晉朝統治集團隨之南遷，大量人口為了躲避戰亂從中原遷移到南方，史稱“衣冠南渡”，促進了長江中下游平原的經濟開發。永嘉之亂開啟了少數民族統治北方及南北對峙的時代，造成了民族斗爭和民族融合的時代趨勢，加深了南北的文化差異。
背景形式
西晉內部
政治腐敗
西司馬炎開創太康，使得西晉經濟形勢良好，社會較為安定。但晉朝門閥政治制度封閉，門閥士族長期把持朝政，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現象。同時，武帝晚年荒怠朝政，朝臣貪污腐敗，朝中奢靡成風。
至司馬衷即位，由于惠帝昏聵無能，皇后賈南風先后殺害太傅楊駿、汝南王司馬亮等人，掌握政權。賈南風專政引發朝臣不滿，西晉政治愈加衰敗。西晉政治黑暗，士大夫雖身系國家要職，為求明哲保身，崇尚清談，相率鄙棄政事俗務，以此為清高，如王戎、王衍、樂廣等，位居三公，平日不論世事。錢穆《國史大綱》謂西晉由君主至世族皆無氣節。因此錢穆評謂：“君臣男女，無廉恥節，猶不如胡人略涉漢學，粗識大義。”
八王之亂
賈南風專政后，于元康九年（公元299年）廢太子司馬遹后又殺之，引發諸王為爭奪統治權而展開的爭斗，史稱“八王之亂”。趙王司馬倫聯合齊王司馬冏起兵殺死賈南風后，諸王先后為爭奪朝中大權互相殘害。直至光熙元年（306年），東海王司馬越迎晉惠帝回洛陽市后接著殺害司馬穎、河間王，掌握大權，“八王之亂”結束。次年，司馬衷駕崩，其弟司馬熾即位，是為晉懷帝，改元“永嘉”。在此前的十六年中，參戰諸王多相繼攻滅敗亡，人民被殺害者眾多，王公貴族死傷眾多，社會經濟嚴重破壞，晉朝統治集團的力量消耗殆[dài]盡，州郡無兵可用，朝廷統治基礎動搖，各種矛盾迅速爆發。房玄齡等編纂的《晉書》將八王之亂視為永嘉之亂的一個重要原因。
流民起義
除八王之亂外，全國各地發生的旱災、洪澇、蟲災、霜凍等自然災害以及占田制下地主毫無節制地占田，都導致了西晉末年人民的大流徙。西晉政府曾經試圖控制情況，如指定流向區域、限定歸期等。但之后隨著災害日益嚴重，官僚腐敗，戰亂不斷，便完全失去了控制。永寧元年（301年）開始，全國各地流民起義。幾次大的起義有：李特、李雄起義，張昌起義、王如起義、杜起義。這些流民起義極大地沖擊了晉朝王朝的統治。
民族背景
五胡內遷
魏晉統治者為加強對各少數民族的控制，增補內地勞動力和加強軍事實力，招引了大量胡族入居內地，使魏晉時期出現了少數民族內遷的高潮。
魏晉時期內遷的種族很多，主要是舊史中被稱為五胡的匈奴、鮮卑、羯、氐、羌，其中匈奴從今內蒙遷到今晉陜甘地區，鮮卑從遼東遷到今晉冀一帶，羯從山西省北部太行山等地遷到河南省等地，羌則由甘、青進入陜西，氐則從甘肅遷到陜西一帶。時內遷人數達八百余萬人，而在關中定居的人口，戎狄占了半數。
內遷以后的胡族與漢族雜處，過著定居的農業生活。但魏晉統治者的歧視、壓迫使胡族頻繁的與晉朝統治者進行斗爭，西晉大將周處等人也因為抵御胡族反抗而戰死，胡族的反抗斗爭動搖了西晉政權的統治根基。
戰爭經過
劉淵字元海，為匈奴五部之左部帥劉豹之子，以“任子”身份留居洛陽市，劉豹死后，代為左部帥，劉盈時升為五部大都督，“八王之亂”中后期，匈奴貴族認為“興邦復業”的時機已到，共推劉淵為大單于，準備起事。此后在左國城（今山西離石）發兵，招聚五萬兵馬，以洛陽為目標，進占蒲子、臨汾市等地。石勒，王彌相繼歸附劉淵，劉淵實力大增，晉懷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劉淵正式稱帝，改年號為永鳳；后因太史令宣于修之進言，遷都平陽，并改年號為河瑞，進一步向洛陽逼進。
永嘉三年（309年）劉淵、石勒等人已對洛陽形成鉗擊之勢，八月劉淵命其子劉聰和王彌共同進攻洛陽，東海王司馬越派出將軍曹武、宋抽、彭默等人迎戰。劉聰長驅直入到達宜陽后，倚仗著已經多次取勝而懈怠不進行防備，后被對方乘夜偷襲，最終兵敗而回，未能攻取洛陽。十月，劉淵再派劉景率兵攻取洛陽，仍被司馬越擊潰，最終撤軍。次月，劉聰第二次攻打洛陽市失敗后在王彌的勸說下南下割據兗[yǎn]、豫二州，切斷了洛陽東南糧道，圍困洛陽。
永嘉四年（310年），劉淵去世后，皇位被其第四子劉聰所奪，洛陽在圍困下，城內饑荒嚴重。次年，劉聰再攻洛陽，石勒追擊為司馬越舉喪的軍隊，在苦縣寧平城殲滅了數十萬晉軍。六月，劉聰攻克洛陽，俘虜司馬熾到平陽，殺王公士民3萬余人。八月，劉粲攻陷長安，殺南陽王司馬模。十月，石勒侵略豫州諸郡，消滅了黃河一線的晉軍主力。至此，西晉敗局已定，南北分裂之勢已成。
戰爭結果
永嘉七年（313年），晉懷帝被俘后被毒殺，司馬鄴于長安即位，是為晉愍[mǐn]帝，建元“建興”。晉愍帝建興四年（316年），劉曜再度攻入關中，進圍長安。長安城中糧食匱乏，出現了同類相食的景象，死者過半。十一月，長安城破，愍帝出降，被擄至平陽，西晉滅亡，北方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代。建興五年（317年），晉愍帝在平陽被殺，瑯琊王司馬睿率中原漢族衣冠士族臣民南渡，定都建康（今南京），建立東晉，史稱“衣冠南渡”。
戰爭影響
永嘉之亂對其時及其后政局產生較大影響。
永嘉之亂開啟了此后少數民族統治北方及南北對峙的時代，南北對立的格局形成。南方自東晉建立以后，接著宋、齊、梁、陳四朝。北方自劉淵稱號建國，到北魏統一北方之戰，分裂長達270余年。南北雙方政權為爭奪正統地位，針鋒相對。南北對立因分裂日久而加深，有“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之論。中國歷史從此進入南北朝對峙時代。
北方的混戰導致人口銳減，土地拋荒，北方經濟遭到了嚴重破壞。北方異族統治者和漢族未及時南遷的地主豪族勾結，使已經破壞的社會生產力戴上了嚴重的枷鎖。洛陽長安等大都市皆遭到重大打擊，地位一落千丈，直到拓跋宏時才恢復過來。而與此同時北方漢族人民大量南遷，今河北省、山東省等地區流民多越過長江而停留于揚州市境內。關中、今河南省等地區流人則多至荊州市等長江中游一帶。僅永嘉之亂后幾次南渡人口便達到九十萬人左右，南遷人口帶去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的開發與繁榮，經濟重心開始南移。
由于五胡等少數民族的內遷和北方政權的建立，造成了短期的民族矛盾激化與長期的民族融合趨勢。永嘉之亂前后，部分胡族對其他民族進行了屠殺，如劉聰統治下的漢王朝在寧平城殺死司馬越部眾十余萬人，后趙的石勒起兵之初也屠殺漢人，造成民族矛盾激化。但也有民族融合的一面，如五胡十六國的部分統治者傾慕中原文化，任用漢族士人。胡漢的融合后期更為明顯，南方民族融合也在加劇，表現在巴、蜀、蠻、僚、溪等少數民族同化于漢族。
南北對峙的政治格局深化了南北方文化差異。南北方文化本來便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永嘉之亂后南北隔離的狀態使得這種差異擴大化，表現在經學、歷史學、文學、宗教等諸多方面，等到南北朝后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風貌。
戰爭評價
作為《晉書》的作者房玄齡認為晉朝失敗的原因是：“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余乎？喋喋遺萌，茍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跡，用非天啟，是以輿棺齒劍，可得而言焉。”
《兩晉南北朝史》的作者中國近代歷史學家、國學大師呂思勉以皇室的角度評價西晉失敗的原因，他認為：“司馬熾號令北方，較司馬睿為易。淮陽區東控徐、兗，西接司、豫，其形勢，自與后來之崎嶇江東者不同也。史稱馥以越不盡臣節，每言論厲然，越深憚之，其覆之也，蓋全以其私怨。劉奭則越之黨耳，其誤國之罪亦大矣。”他認為懷帝的驅逐異族的條件大于晉元帝，但沒有把握住機會。
歷史大家錢穆先生評價永嘉之亂對于文化方面的影響說：“譬如大旋風的核心，四圍狂飆駭氣，而中心虛無所有。這一個形勢，延續幾及二百年，直到魏孝文重營洛都，中國始漸漸再有一個文化復興的中心。”
歷史學家唐長孺先生認為永嘉之亂的性質是階級性的，他分析道：“被征服的人民主要是反抗壓迫與奴役他們的異族統治者，而這些統治者同樣壓迫與奴役其本族人民，因此主要的矛盾只能是階級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這是較為新穎的一種觀點。
曾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的歷史學家田余慶先生研究南北朝史時認為永嘉之亂消滅了一大批官宦世族，他認為：“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導致了西晉朝廷的滅亡，也毀滅了一大批忠于晉朝皇室的士人。”
暨南大學的教授梁作干先生分析永嘉之亂的性質認為：“在魏晉，一切社會疾病的癥候都達到了頂點，只有通過國內各族被壓迫人民的起義和國內胡族蠻族的入侵才能打破這種絕境。”他認為西晉的統治實際上已經病入膏肓，要打破絕境只能暴力推翻。
對于這場戰爭失敗的原因，現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教授陳蘇鎮先生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史探幽》這本書中從八王之亂中的勝利者司馬越入手分析：“在永嘉之亂這一歷史悲劇中，西晉王朝在八王之亂平息后又因內部矛盾和沖突進一步衰弱和瓦解的過程，是不應忽略的重要情節，而司馬越作為其中的主角則是應予充分注意的人物。”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