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長孺（1911~1994）中國著名史學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家，并從事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和研究。江蘇吳江人，歷任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武漢大學副教授、教授，并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1932年，唐長孺畢業于上海大同大學文科專業，先后任教于上海爰群女中、浙江南潯中學、上海圣瑪利亞女校，1940年任教于光華大學歷史系，1942年轉任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1944年被武漢大學聘為副教授，1946年升為教授。唐長孺早年從事遼金元史研究，后專心研究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代表作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唐書兵志箋正》《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等。
1963年，唐長孺主持并參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點校工作。1975年主持整理吐魯番市古墓出土文書，編成出版《吐魯番出土文書》。1978年以后，任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湖北省史學會會長、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六朝史研究會名譽會長。唐長孺曾受聘為《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編輯委員會副主任。其著作有《魏晉南北朝史論叢》《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唐書兵志箋正》《山居存稿續編》《山居存稿三編》等，著述和講義等被匯輯為《唐長孺文集》。
1955年以來，唐長孺招收并培養了多批研究生。他領導成立的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是一支學風嚴謹、成果顯著的較完整的學術梯隊。由唐長孺倡導創辦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也是享有國際聲譽的學術年刊，于2005年、2007年成功入選CSSCI學術集刊刊源。
生平
唐長孺（1911年7月4日—1994年10月14日）教授，江蘇吳江人。1932年上海大同大學文科畢業。畢業后在蘭田國立師范、武漢大學等單位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并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主任，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早年從事中國遼、金、元史的研究。1944年后，專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并從事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整理和研究。自1955年以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等先后出版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至九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學術專著。多次發表研究魏晉至隋唐時期歷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論文。唐長孺廣泛參加史學社會實踐。1961年，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分冊）》。從1963年起，主持并參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的點校工作。1974年，國家文物局決定由唐長孺負責組織相關專家，對新出吐魯番市古墓葬文書進行整理。1975年，經他倡議，在國家文物局領導下，組成“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由他任組長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編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等書。1955年以來，唐長孺招收并培養了多批研究生。他領導成立的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是一支學風嚴謹、成果顯著的較完整的學術梯隊。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并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魯番出土文書》（10冊）等。1991年，唐長孺主編的十冊釋文本《吐魯番出土文書》全部出齊，四卷《吐魯番出土文書》圖文對照本亦在唐長孺逝世一年多后問世。
早年求學
青年時代的唐長孺清宣統三年（1911年）六月初九日（公歷7月4日），唐長孺生于江蘇吳江區平望鎮，唐長孺出身書香門第，舊學造詣深厚，早年在舊體詩方面受過系統而嚴格的訓練，所作舊體詩詞極見功力。民國十四年（1925年）5月30日，五慘案發生，而當時反奉戰爭亦爆發在即，滬上戰云密布。唐長孺的《內亂與外交》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寫成的。他并不認同“弱國無外交”，認為外交之失敗，根源在于內政，在于今之執政者孳謀取一己私利，為辟地擴軍而收括民脂民膏，“側媚于強鄰（按：指日、英、美諸國）”，軍隊“不可謂不多”，但“惟內爭之是尚，權利之是爭”，而無心“御外侮捍強敵”，所謂“國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五卅血案即因之而發生。文章引征三代秦漢史例，痛陳當時內憂外患之嚴重局面及其根源，字里行間洋溢著飽滿的愛國熱情和深重的亡國之憂，其思維之縝密，論述之嚴謹，文筆之老到，很難想象出自一位初中生之手。民國三十一年（1932年），唐長孺于上海大同大學文科畢業，畢業后在蘭田國立師范、武漢大學等單位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唐長孺在章太炎、金天羽所創立的“中國國學會”會刊《國學商兌》創刊號上，首次發表詞作《解連環》，當時年僅23歲。次年8月，唐長孺又在中國國學會另一會刊《文藝華》第1卷第4冊上，首次發表詩作，凡7首。
抗戰歲月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唐長孺任教于舅家劉姓為主要資助方的湖州市南潯中學。抗戰軍興，潯中解散，唐長孺舉家輾轉遷至滬上，一度兼職于上海啟明書店，翻譯外國文學著作，以補苴生計。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開始，唐長孺相繼發表了多篇研究遼金元史的專論和譯文。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始，唐長孺在上海上海圣瑪利亞女校謀得教職。但無論條件多么艱苦，一直潛心治史，而以遼、金、元史為主攻方向。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至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間，唐長孺得以遼金元史專家身份，于而立之年任教于光華大學。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秋，金天羽向光華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任呂思勉推介唐長孺，經呂思勉薦舉，時任圣瑪利亞女子中學教員的唐長孺，受聘為光華大學歷史系講師，從此正式開啟了唐長孺爾后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研究及教學生涯。甫入光華大學，唐長孺即在該校南鋒社出版的學刊《南鋒》第2期發表《讀〈遼史〉札記》。當時唐長孺鑒于《遼史》“記載抵重復”，遂“仿照汪龍莊《〈元史〉本證》之例，對《遼史》作一點整理工作。紀傳部分大致作了校勘考證”。這篇《讀〈遼史〉札記》所考，即始于《遼史·太祖本紀上》開卷敘述耶律阿保機姓名、鄉里的“契丹迭剌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彌里人”句，止于開國七年（913年）六月“軌下放所俘還，多為于骨里所掠”條。此文前后（下至離滬赴湘的1942年），唐長孺還發表了一系列“校勘考證”《遼史》的論文，并撰寫了多篇考論宋金元史的力作。唐長孺點校《元史》并指出舊版中的錯誤民國三十年（1941年）冬，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占領上海租界，“孤島”亦淪陷，光華滬校停辦。呂思勉、金天羽等相約攜眷歸里，以“一片冰心”互勉，“不黜虜之網，不嗅盜泉之餌”，“不向日本鬼子低頭”。唐長孺亦決意離滬，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4月，唐長孺正是“因呂師誠之之介，受湖南國立師范學院之聘”，歷盡艱險，間關赴湘，受聘該學院史地系任副教授。國師創校校長廖世承（字茂如）原為光華大學副校長兼光華附中主任，與呂思勉是多年同事、朋友，創校伊始即擬延請呂思勉為歷史系主任，呂思勉因“方為光華歷史系主任謝不應”，推測呂思勉是向廖世承推薦唐長孺的，而唐長孺就讀光華附中時，主持附中工作的正是廖世承，故唐長孺生致呂思勉書，要特筆“茂師前請安”。
建國之后
1955年以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中華書局等先后出版唐長孺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三至九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等學術專著。多次發表研究魏晉至隋唐時期歷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的論文。唐長孺廣泛參加史學社會實踐。1961年，唐長孺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魏晉南北朝分冊）》。從1963年起，唐長孺主持并參加二十四史中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的點校工作。1975年，經唐長孺倡議，在國家文物局領導下，組成“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組”，由他任組長主持整理工作，并主編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等書。4月底，唐長孺始成行赴新疆，先期帶通曉英語、日語，熟知典籍年近六旬的譚兩宜和朱雷去烏魯木齊市。唐長孺去了吐魯番哈拉和卓、阿斯塔那古墓群，看到發現文書的古墓，也參觀了雅爾湖故城、高昌故城兩座古城。但就在去南疆的庫車市后，因乘坐手扶拖拉機掛帶的斗車上，行走在路況極差的機耕道上，強烈的顛簸致使右眼眼底出血，造成失明。由于新疆醫療條件差，唐長孺不得不返回北京，住進工農兵醫院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同仁醫院診治。唐長孺主持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所有文稿都要親自過目，最后定稿尤其要親自參加。在現存《吐魯番出土文書》早期文稿檔案中，隨處可見唐長孺批改的文字，從中可以看出唐長孺對文稿審讀的認真負責，特別是最后的定稿。1980年后，由于《吐魯番出土文書》初稿已經完成，整理組只留下六人，分工大致是：唐長孺領導陳國燦、朱雷、程喜霖三人負責最后定稿，吳震負責出版前的校對，李征負責全部圖版的攝制。唐長孺每年寒暑假來北京，與陳、朱、程三人在一起進行最后定稿的情景。唐長孺當時眼睛已極為不好，只能坐在桌子旁邊，讓陳、朱、程三人中的一人讀文稿。唐長孺負責聽，覺得釋文有問題，就讓李征將原件取出，自己親自核對；覺得解說、注釋有問題，就口述應該如何修改。
晚年時期
1984年冬，始終不愿招收博士生的唐長孺，在學校相關領導的勸促下同意招博。最初慕唐長孺盛名報考的本來很多，后見考試科目中有“西歐中世紀史”，許多考生知難而退，或臨場放棄。1994年10月14日，唐長孺因病逝世，終年八十四歲。
主要影響
唐長孺在歷史學領域的最大貢獻是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他生前出版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1955年）、《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1959年）、《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1983年）、《山居存稿》（1989年），以及《唐書兵志箋正》（1957年）和《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1957年），他的《魏晉南北朝史論叢》共收論文13篇，其中大部分是20世紀50年代以前所作。對魏晉南北朝隋唐歷史的所有重要方面，無論經濟、政治、軍事，還是典章制度、民族、思想學術，乃至宗教、中西交通，都各有專題論述。
唐長孺的中國中古史研究，開辟了諸多新領域，或在前人基礎上提煉出新的問題，其中在社會經濟研究方面的突破最為顯著。他對晉朝占田課田制、各級官僚貴族蔭族蔭客制（包括北朝蔭戶制）、魏晉戶調制及魏晉至唐官府役使的工匠身份和勞役形式，作了一系列制度層面上的精當考證，主旨在于中古時代土地制度、勞役制度及其演變，主要勞動者身份及其演變，圍繞著土地和勞動力的控制權，國家、大土地所有者和勞動者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及其演變，以及上述演變所推動、體現的中國早期封建社會的形成及其特征。
門閥制度研究方面，唐長孺提出了關于門閥士族的基本論點，并在一系列論文中作了進一步的論證和深化。他指出九品中正制度的設立淵源于東漢選舉制度中鄉閭評議的傳統，士族階層的產生有著深厚的農村結構根源即牢固的宗族鄉里基礎。他還對南北朝后期寒人的興起及其在制度層面上的反映，即在選舉制度上出現的由九品中正制向科舉制過渡的萌芽，以及在科舉制度興起的隋唐時代門閥制度之趨于消滅、門閥階層日趨衰落的過程，分別進行了專題研究。
在古籍整理和研究方面，唐長孺的《唐書兵志箋正》一書，對舊史記載做了一系列去偽存真的鑒別工作，條分縷析，糾正了《兵志》記載中的許多疏漏和錯誤。他參與點校的“北朝四史”（《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被海內外學術界視為古籍整理的“優秀成果和范本”。
敦煌-吐魯番學方面，唐長孺主持整理的《吐魯番出土文書》出版后，陸續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10冊、圖文本4卷，使埋藏地下千余年的古冢遺文得以公諸天下。此書被譽為出土文獻整理研究領域標志性成果，還據此創建了“吐魯番學”，極大地推動了中國中古史及敦煌市—吐魯番學的發展。
唐長孺歷任武漢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主任、歷史系主任、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暨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長，中國敦煌吐魯番市學會副會長，湖北省中國史學會會長，湖北省考古學會理事長、六朝史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顧問等學術職務，亦曾擔任武漢市人民政府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暨武漢分社副主委等職。
歷史評價
陳寅恪：寅恪于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茍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
田余慶：
①唐先生幾乎把所有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制高點一個一個都攻占了。也就是說，他對魏晉南北朝史的所有重大問題都做過研究，發表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②唐先生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的跋語中說到自己的學術經歷，引郭沫若的話說，我們就像一個個旅行家，每到一站，行李箱就帖上這個碼頭的旅館標簽。唐先生贊同這個說法。我想，唐先生的學術經歷不是一般的旅游者沿途看看風光，揀拾現成的樣品而已，而是有他自己的選擇，有他自己在這個過程中間的積累和融會貫通。
③唐先生接受了中國傳統學術的訓練，有家學，有師承。傳統學術的深厚見識和對資料的精密處理，所謂考據之學，他很擅長。后來，他通過歷史學界前輩先驅者的教育，接受了西方史學的學理和方法，講究實證而有新的思維。唐先生眼界開闊，能夠通觀全社會、全局來抓問題，這是唐先生學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收獲。唐先生對所經歷的各個學術階段的方方面面，經過獨立思考，經過取舍，去其煩瑣和空疏，得其精到和深廣，形成自己的學術風格，所以面貌很新。
沙知：唐先生為人非常謙虛，很尊重別人，特別是在同行之間，當然別人也很尊重唐先生。
林甘泉：
①唐先生一生教書育人，他對史學研究，對工作的敬業精神，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他的《唐長孺文集：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是1992年脫稿，1993年出版，他那時候已經過了80歲，兩只眼睛的視力都在0.2以下，以超乎我們想象的毅力來繼續從事研究工作，完成了他的研究。眼睛近乎失明，又因胃病開刀，靠學生給他讀、查，再核對，他這樣的毅力和敬業精神，和陳寅恪先生可以比美。
②對唐先生在中國現代史學發展中的地位問題，我談一點不成熟的想法。從清末算起，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基本上是兩條主線，一條是實證史學，一條是馬克思主義史學，但是這兩條主線在某一個時段、在某些史學家身上又有交叉疊合，這是我們理解中國近百年史學發展的一個現實。在我看來，這兩條主線在唐長孺先生身上就得到了很好的結合。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結合，使唐先生的研究進入了新的境界，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唐先生實證史學的功力很深厚，1949年之后，他又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的文章里并沒有引經據典，但是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他的影響，使得他的視野更開闊，或者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有所幫助。唐先生并不是將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標簽和裝飾，是真正經過自己的思考融化。這就使得唐先生的著作具有比較強大的生命力，無論是搞實證歷史學的，還是搞馬克思主義史學的，都能從中獲益。
樓勁：唐長孺先生是海內外史界公認的卓然大家，自青年至晚歲，他先后從事遼宋金元史、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主持北朝四史等古籍和吐魯番市出土文書等重要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負責中國通史及魏晉南北朝、隋唐等斷代史教材和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相關部分的編。凡其關注所及，精力所注，必有重大開創性成果，產生持續不斷的學術推動作用。隨著歲月推移和研究的不斷深入，唐先生的這些成果歷久而彌新，不僅多被認為是各相關學科和領域的重要基石，也化入并不斷啟發了這些學科、領域的最新探索與討論。在現代中國的著名史學家中，像唐先生這樣并無其他依傍，完全憑借自身研究成果、資料整理、人才培養、學術影響和推動作用而得海內外學人共同敬仰愛戴者，可謂少之又少；若再就其德行之高，建樹之豐，對中古史結構體系貢獻之大，于史界可臻之立德、立功、立言俱足垂之不朽而言，之同期諸家，蓋僅一人而已。
榮新江：唐長孺先生整理完成《吐魯番出土文書》，為該領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唐長孺先生主要的著作和論文都是關于魏晉南北朝史的，但實際上唐先生在隋唐史領域有很高造詣，只是未及寫下來，非常可惜。
題詩三絕
1955年，陳寅恪評價唐長孺新著時說：“寅恪于時賢論史之文多不敢茍同，獨誦尊作，輒為心折。”1988年，唐長孺為中山大學陳寅恪學術研討會題詩三絕，自稱“教外何妨有別傳”，表示了對陳寅恪學術的追隨和崇敬。
謙遜人格
在中國唐史學會籌備期間，要推選會長，當時大家都推唐長孺。唐長孺不肯擔任這個會長，經過反復商量，最后唐長孺才同意，但要求會址設在西安市。唐長孺一直主張唐史學會由西安唐史學者來辦，因為西安是唐代的首都。最后妥協的結果，唐長孺做會長，西安的史念海做常務副會長，武漢大學的陳仲安和陜西師范大學的黃永年同任秘書長。1978年秋，余英時帶著美國的第一個學術代表團到北京訪問，余英時代表《劍橋中國史》的編委會請唐長孺撰寫魏晉南北朝史部分，唐長孺婉拒。
治學嚴謹
陳國燦回憶說，唐長孺治學嚴謹。他曾為一個研究項目申報2000元經費。同事們都勸他不必太“緊張”，他卻說要花最少的錢辦更多的事，執意不增加經費。項目審批下來，相關部門審核后多批了1000元。
后世紀念
出版著作
2011年，八卷本《唐長孺文集》由中華書局出版。中華書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武漢大學中國三至九世紀研究所聯合舉辦了《唐長孺文集》出版座談會，來自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單位的學者緬懷了唐長孺的學術人生。
學術研討
2021年7月18日，武漢大學召開紀念唐長孺誕辰110周年學術座談會。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南京大學等高校以及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中國唐史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中國元史研究會等學術機構的近百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緬懷唐長孺。
外部鏈接
參考資料 >
唐長孺 Changru Tang.豆瓣讀書.2024-03-26
唐長孺｜江南富商“南潯四象”是哪幾個家族.中華書局.2024-03-26
[建黨百年 學術百家] 唐長孺:唯物史觀與實證研究的完美結合.澎湃新聞.2024-03-26
一生做兩件事的史學大家唐長孺.教育部網站.2024-03-26
唐長孺教授.武漢大學.2024-0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