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易論》是魏晉阮籍所撰的一篇論述散文，約作于正始（240—249）年間。通即通解，易即《易經》，該文旨在通過論述 《易經》的產生、性質與社會作用諸問題，折衷儒道，結合“名教”與“自然”。該文被視為阮籍前期思想的代表之作，被后人輯入《阮嗣宗集》。
三國魏晉玄學興起，道家“三玄”（《周易風水》《道德經》《莊子》）備受重視，易學的發展開始由傳統的象數學轉向了義理學，《通易論》便是這種玄學“易”說思潮之下的產物。文章開篇先是對《易經》之源的情況進行了概述，對于“易”之為何、作者為誰、八卦起源、《易經》的產生、使用與流傳過程等問題作了回答。而后阮籍又對《易經》六十四卦作了精辟的概括與解釋，其解卦內容即保持了《易經》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又把《周易風水》的抽象哲理世俗化，介入普通世俗之生活。最后，文章還概述了《易經》的價值與功用，對現實生活的吉兇之由作出專門的分析與闡述。文章雖以“通易”為主題，但阮籍亦將自己儒道結合的思想、對統治者的愿景及個人安身立命的原則等都揉合于對《易經》及六十四卦的分析中，體現了阮籍心懷天下的憂慮及對太平盛世的向往。
《通易論》的主旨體現了儒道結合的思想，這與正始年間玄學思想恰好吻合，并且其主張“名教”與“自然”相結合統一的觀點，亦是對一種當時外在之偽名教（不符合“自然”本性之束縛性“名教”制度）和傷害人之自然本性的虛偽教化的反抗。中國古典文獻學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韓格平評價《通易論》：“精當扼要，一氣貫通，社會人生剖析剔透，天地自然通覽兼容，在當時諸多述《易》者中頗有獨到之處。”
名稱釋義
阮籍以“通易論”為題，明確通解《周易風水》之意圖，同時用“論”來直接表明自己并不像其他人那樣通過作注來闡發自己的思想，而是要通過論來直接表明自己的觀點、表明自己對《易經》的看法與理解，故為《通易論》。
作者介紹
《通易論》作者阮籍（公元210-263年），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省尉氏縣）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璃之子，魏晉文學家、思想家、音樂家。
阮籍出身名門，三歲喪父，與兄阮熙及一姐姐(或妹妹)隨母生活，受家境影響，阮籍形成了恬靜內向與任性宏放的雙重性格。少年時的阮籍性格放任不受拘束，容貌奇偉不凡，十四五歲便為世人所知。正始初年，德陽鄉主與司馬氏兩大集團相互爭權，受此詭、陰森的政治氣氛影響，阮籍對少年時代的求官明志已不抱希望，對入朝為官態度冷漠。嘉平年間（公元249年-公元254年），阮籍與嵇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阮咸諸位士人于并居、共游于河南郡山陽縣（今河南焦作市東部地區），史稱“竹林七賢”。雖無心政治，但阮籍依然多次受到征召，先后擔任過尚書郎、參軍、散騎常侍等職。司馬昭曾任命阮籍為大將軍從事中郎，此職常伴司馬昭左右，商議機密及參與草擬文書。阮籍為擺脫司馬昭的這種“賞識”，請求出任步兵校尉，由于此職任期最長，故又稱“阮步兵”。景元四年（公元263年），阮籍去世，終年五十四歲。
阮籍少年時便酷愛詩書，早期鉆研儒學，立志建功立業，并在這一情感支配下，撰寫《樂論》《通易論》等文章，以求治民興國。然而，魏晉時局動蕩的現實，逐漸使阮籍的政治熱情降溫，轉而寄情自然、崇尚老莊，成為竹林七賢的精神領袖之一，其著作被后人整理成集，現今尚能輯刊于世且代表阮籍思想的大致有《樂論》《通易論》《通老論》《達莊論》與《大先生傳》等文。阮籍作為魏晉玄學家中曠達派代表，不只著眼于對玄學概念的邏輯分析與哲學體系構建，而是注重一種超脫的生活方式，表現為由玄理論到行為實踐的外化，其具體表現就是不問仕事，嗜酒成風。阮籍的這種虛無的生活情趣在兩晉一代的士大夫階層間掀起了一陣社會風尚。北宋詩人謝逸評阮籍看似對世事置身事外，給人的印象冷漠，實際上卻有非常人能比的豐富感情，他認為阮籍以酒自保，更是彰顯了其與眾不同的智慧。
篇章出處
阮籍一生著述頗豐，后人整理成集。《隋書·經籍志》“別集類”著錄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同時附注稱南梁時有十三卷，錄一卷”，《唐書·藝文志》與《唐書經籍志》都著錄五卷，《宋史·藝文志》著錄十卷，《明史藝文志》著錄十三卷。據史籍記載，《阮籍集》內容隨朝代更迭，陸續散佚，現存較早的《阮籍集》都為明人整理而成，最早有嘉靖二十二年范欽、陳德刊刻文本兩卷《阮嗣宗集》及嘉靖中期刻《六朝詩集》本《阮嗣宗集》三卷。其中《通易論》為阮籍早期論著，亦是阮籍現存的能夠輯刊于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被輯入《阮嗣宗集》之中。
創作緣起
三國魏晉玄學興起，道家“三玄”（《周易風水》《道德經》《莊子》）備受重視，再加上當時玄學代表人物王弼的“大衍義”使漢末今文言文之爭后走入“爻象”之學死胡同的易學重現生機，賦予了本體論的哲學意義，即易學的發展開始由傳統的象數學轉向了義理學，而阮籍之《通易論》則正是當時玄學“易”說革命思潮之下的產物。阮籍鑒于《易經》是古代始行興旺之事的最佳門路、是長久有所作為的最好途徑的基礎經典，因此為了讓初學《易經》的學者能夠略窺研究《易》學之門道，于是撰寫本文以通釋《易經》全書。另一方面，《通易論》為阮籍早期之作，當時的阮籍鉆研儒學，立志建功立業，并在這一情感支配下，撰寫了《通易論》《樂論》等文章，以求治民興國。
內容概要
文章開篇先是對《周易風水》之源的情況進行了概述，對于“易”之為何、作者為誰、八卦起源、《易經》的產生、使用與流傳過程等問題作了回答。而后阮籍又對《易經》六十四卦作了精辟的概括與解釋，其解卦內容即保持了《易經》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又把《周易風水》的抽象哲理世俗化，介入普通世俗之生活。最后，文章還概述了《易經》的價值與功用，將“易”理運用于現實，對生活中的吉兇之由加以闡發。
易經之源
阮籍在《通易論》的開篇便對“易”之為何、作者是誰、八卦起源、產生流傳使用過程等問題發現了其個人觀點與看法。
易之為何
對于“周易風水”是什么，歷來是很有爭議，對此阮籍從《易經》功用的角度認為，《易經》乃是古圣賢之妙語，是天地萬物之所以如此的總原則、總綱領。阮籍指出，《易經》囊括了人世間的方方面面，亦可以明了人世間之吉區禍福。在《通易論》中，阮籍在文章開頭與結尾連用四個“易之何也”來闡述其觀點：第一，（易）是前代的玄妙真言，是往古的闡述變易的經典（昔之元真，往古之變經）。第二，《易經》這本書本源天地，因循陰陽，可以推斷盛衰，從幽昧微妙中摸索而來，從而可以（讓宇宙規則）顯明昭著（本天地，因陰陽，推盛衰）。第三，《周易風水》這本書，能覆蔽天地的諸般道理，囊括萬物的多種性情（覆燾天地之道，囊括萬物之情）。第四，《易經》順應天地之道，為萬物之秩序規則，使得方卦圓著具有規范的形體，春秋四時具有常居的方位，諸多事業有所附著，飛禽走獸有所匯聚。此外，阮籍在文章最后還總結強調，天下萬物莫不統一于該書（《易經》）。
八卦起源
關于八卦之起源與發展，阮籍在《通易論》中亦提出很多觀點。第一，他認為八卦八卦乃上古第一圣人伏羲所創。他認為伏羲是上古第一個圣人，在上古時期，人類還處于蒙昧狀態，伏羲看到當時“人民大眾困頓憔悴之時，世界各種利民所用的事物不復存在，法規制度也并不明確，天地神靈的德惠不能通達民眾，世間萬物的情性都不倫不類，宇宙萬物秩序混亂”，于是創造了八卦。第二，阮籍認為是八卦讓這個世界有了秩序，而且人們正是按照這種秩序生活，才有了文明的成果。在八卦產生之前，“人物憔悴，利用不存”，在八卦產生之后，世界有了秩序。第三，阮籍指出人們通過八卦的啟發進一步認識了世界“天地成象而萬物定形，吉兇顯著而悔吝昭明，萬事之用有所選取，千變萬化亦有成式，面南而坐聽訟斷事，天明視政治理庶務，編結繩索而制成各種羅網，招致正午集市交易的四方貨物，推行用耒進行農耕生產，等等這些用以教化天下”。第四，阮籍利用觀象制器來夸大八卦作用。第五，阮籍指出黃帝、堯、舜等圣明的君王都依照八卦的啟發來治理天下。此外，阮籍還認為，將八卦重為六十四卦的也是伏羲，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晉文人們的大概觀點。
易經作者
關于《周易風水》的作者，歷來都認為不是作于一人，阮籍也持有這種觀點。他認為，在伏羲創立八卦并重為六十四卦之后，夏、商等歷代圣人又在卦上附上文字，但到了周代這些文字卻已失傳，于是周文王重新為六十四卦寫了卦爻辭，即《周易》。也就是在阮籍看來，《易經》的《連山》與《歸藏》部分亦有六十四卦，只是與《周易》的卦爻辭不同而已。
解釋卦意
在《通易論》中，阮籍對《易經》六十四卦作了精避的概括，其解易深受《易傳》（對《周易》進行注解的“十翼”）的影響，即繼承了《易經》陰陽交感、化生萬物的觀念，又吸納了《易經》“盛衰有時，剛柔黑白無常”、“道至而反，事極而改”等辯證思想，保持了《易經》最基本的文化精神。同時，《通易論》的解“易”還把《周易風水》的抽象哲理世欲化，介入普通世俗之生活。
吉兇之由
阮籍身處魏晉亂世，而且《易經》本為一部書，人們將之作為預測吉兇的一種工具書，因此吉兇之由是《易經》本身的一個大問題，所以在《通易論》的最后，阮籍從人性的角度出發，將“易”之用發揮于現實，對現實生活的吉兇之由作出專門的分析與闡述。阮籍認為“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兇見”，即人之吉兇源于人性的喜好、愛惡等性情，因為人有了喜好得失的念頭就會開始患得患失，人心就會越來越狹窄，于是人們認為滿足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吉，反之錯過了自己的喜好就是兇，所以阮籍看來，吉兇的問題也就是性情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阮籍對人之性情作了分析，他指出像《周易風水》這種由圣賢所作仁義之言、作卦爻辭就是為了規范人的性情（“八卦居方以正性，著龜圓通以索情”），即解決人的吉兇問題。所以與圣人之言相違背則兇反之則吉。也就是在阮籍看來，人必須順從天道，而天道就是仁義道德及圣人所建立的天下秩序、尊卑制度等，對此阮籍還以商、周之存亡來論證和闡述其觀點。這就是阮籍于《通易論》中對于吉兇之由的認識，而且他在文章結尾強調，只要認識到這一步，就真正通達了《易經》。
主要思想
《通易論》雖以解釋《周易風水》為主題，但是從阮籍對各卦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借易說事的影子，他將自己對道儒相結合之主張、對統治者之愿景及個人安身立命之原則等都揉合于對《易經》及六十四卦的分析中，這亦是其對于當時那個時代所面對的很多問題的回答，也體現了阮籍心懷天下的憂慮及對太平盛世的向往。
道儒結合之主張
阮籍思想出入于儒道之間，其從小受儒家禮教熏陶，正始年間受玄學影響，開始致力于儒道結合，主張自然與名教可以統一，而《通易論》正是作于此時，亦是討論儒道二者關系的作品。在《通易論》中，阮籍首先強調“名教”本源于“自然”，他指出《周易風水》乃是上古時期的圣人通過仰觀府察（自然萬物）制作而成，包羅萬象，是可以“順天地，序萬物”之“真言”，所以不違背《易經》之“太極”精神所建構的名教制度，本身就來源于自然，即名教與自然并不矛盾。此外，阮籍在《通易論》中通釋《易經》解釋六十四卦的依據，也是符合儒家正統思想的《》《象》《文官》《系辭》《說卦傳》《序卦》等《易》學“十翼”的。其在敘述《周易風水》所提示的世間一切事物都是運動的、變化的、對立統一的這一基本自然思想的同時，突出強調了《易經》在立身處世、齊家治國方面的重大價值。而且具體羅列了名教制度對社會所發揮的正面價值，如大人、賢君、君子等，以此體現名教制度對于整個社會的積極有效性，表明正統的名教制度是順應天道自然的。也就是說，《通易論》一方面強調“順自然”，指出自然之“道不可逆，德不可拂”，另一方面在具體解釋與論述時，又以“名教”理論作為《周易風水》“自然”思想在世俗生活的體現，想要以此來實現名教與自然的統一。
對統治者之愿景
在《通易論》中，阮籍極力強調統治者之重要性以及理想君王之特征，他多次用“先王、大人、君子”來指代完美的統治者，并時刻強調其重要性。如解比卦“強調安民以建國立業”，解泰卦“君臣和睦一心，家國天下興旺發達”，解否卦“失去了有德之君，天下大亂，無君無臣，天下無序”，解豫卦“強調國泰民安之樂”，解觀卦“主張君王巡視邦國，體察民情”，解噬嗑卦“君王要對國家律法深思，以此來制定律律法，依法治國”，解離卦“大人繼明，照于四方，顯其德也”等等。而且，阮籍還專門就“先王、大人、君子”作出解釋，他指出“先王”即為建萬國之圣賢之君，“大人”為通達天地造化之圣人，“君子”為輔佐先王之賢人，也就是說所謂的“先王、大人、君”都是指理想的統治者，都是圣明的君王。在阮籍看來，有好的統治者則天下太平，反之則天下大亂。
而對于理想君王之特征，也就是“先王、大人、君子”之特征。阮籍強調：第一，圣明的君王能夠明察秋毫，這在對坎卦、離卦等的描述中就有體現，他認為君王能夠明察秋毫，才能取賢任能，治理天下。第二，圣明的君王能夠親賢人、養賢人，這在對夬卦、頤卦等的描述中就有體現，其指出君王親賢人且遠小人，則必能成就大事。第三，圣明的君王能夠順應民心，有百姓追隨、順從，這在對復卦、無妄卦、兌卦、隨卦等的描述中就有體現。第四，圣明君王能夠依法治國，這在對噬嗑卦、震卦的描述中就有體現，阮籍心目中的圣明君王，能夠明罰勒法、賞罰分明、主之以震，守之以威。第五、圣明的君王能夠體察民情，這在對觀卦的描述中就有體現，阮籍強調君王游走于民間，對百姓之生活了如指掌。
安身立命之原則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如何于亂世中保全自身便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問題。阮籍把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思考與觀點揉合進了《通易論》對于《周易風水》六十四卦的解讀之中。在此基礎上，阮籍在對六十四卦的解讀與分析中明確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準則：第一，人當有謙卑之德，這體現在其對咸卦、卦的解釋當中，而關于阮籍本人對“謙卑之德”的踐行，《晉書》曾評其“口不臧否人物”，即不評比評定他人。第二，人當有韜晦之略，這體現在其對遁卦、明夷卦的解釋中，而且阮籍本人的后半生幾乎都在踐行這個觀點。第三，人當慎重行事，這體現在其對未濟卦的解釋中，其認為人當心中時刻保持警惕，不可放松甚至放縱自己，否則必兇險。第四，人當有所節制，這體現在其對旅卦、節卦的解釋中，其反對和批判沒有節制的生活，認為處事生活當有節制是順從天道的必然要求。第五，人當恪守倫理綱常，這體現在其對恒卦、歸妹卦、鼎卦的解釋中，阮籍受正統儒家思想影響，因此非常重視儒家思想家構建的社會秩序，他認為儒家秩序就是天道，人必須順從。
影響意義
魏晉，易學的發展發生了一個重大轉折，即由傳統的象數學轉向了義理學，阮籍作為當時有名望的學者，其《通易論》便正是當時這種玄學“易”說革命思潮之下的產物。因此，對于《通易論》所代表的阮籍易學之研究與探索，更有助于人們全面了解魏晉那個轉型時期之易學思想的全貌。
此外《通易論》的主旨是說明“名教”與“自然”的關系，體現了儒道結合的思想，這與正始年間玄學思想恰好吻合。作為魏晉時期“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代表，阮籍在《通易論》中所主張的“名教”與“自然”相結合統一之觀點，是對一種當時外在之偽名教（不符合“自然”本性之束縛性“名教”制度）和傷害人之自然本性的虛偽教化的反抗，是對以人之智欲對自然萬物之傷害的反抗。其對自然主義的追求，本身也代表著認為宇宙天地萬物之間自然之本真性的自我存在、發展與完善性，也是對萬物之自然存在的肯定。而且就當代意義來說，其觀念契合當代構建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促進生態系統完整與穩定等生態哲學理念。
評價
在明代嘉靖年間官員范欽、陳德文所刊刻的二卷本《阮嗣宗集》中，附有對《通易論》的注語，“籍（阮籍）之《通易》，足以讓京房（西漢《易》學者）、管輅（漢末術士）等人無盡羞愧”，同時注語中還發出感慨“傳統儒學思想（對《周易風水》）的語義研究，是存在有淺薄之處的，現在談《易》，卻忽略了阮籍（指《通易論》），（這是因為）只相信傳言而不重視實情的情況比比皆是”。
明代晚期文學家張溥則認為魏晉玄學代表人物王弼、郭象對于《易經》的注解基本沒在超出阮籍《通易論》之理解范圍。
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繆鉞在其著作《中國文學史講演錄》中表示“《通易論》綜貫全經（《易經》）之義，以推論世變之由，其文奇偶想成，間用韻語”。
歷史學家熊鐵基認為包括《通易論》在內的阮籍的幾篇哲學論文，有較高的價值。
中國臺灣著名學者、國際周易風水學會臺灣總會理事長、世界易經大會常務理事團主席徐芹庭表示，通過閱讀《通易論》，可以確信阮籍是真正通曉《易經》之人。并通過分析對阮籍易學大加感嘆與贊揚，稱阮籍是自周孔之后少有精通《易經》之人“大哉阮子之通易也，自周孔而下，通易如阮嗣者，未數數見也”。
中國古典文獻學家、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韓格平評價《通易論》“精當扼要，一氣貫通，社會人生剖析剔透，天地自然通覽兼容，在當時諸多述《易》者中頗有獨到之處”。
章句
損益有時，察以主使。
升而是不已，屆極及下。
動不可終，故應而行。
漸以進之，為人求位，君子之欲進者也。
歸而一之，專而一之，陽德受之，道豐大也。
賢人君子，有眾乃成其大也，窮侈喪大夫之位，群而靡容，容而無所。
卑身下意，利見大人，巽以申命，柔順乎剛。
順而持之，遁而退之。
陰陽性生，性故有剛柔，剛柔情生，情故有愛惡，愛惡生得失，得失生悔吝，悔吝著而吉兇見。
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得之者身安，失之者身危。
參考資料 >
《晉書·阮籍列傳》.識典古籍.2024-05-17
通鑒紀事本末卷十二.識典古籍.2024-05-21
《宋溪堂·卷十》.識典古籍.2024-05-21
隋書-經籍四.識典古籍.2024-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