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通常指《小戴禮記》，又叫《小戴記》，是一部先秦至秦漢的禮學文章匯編。《禮記》并非一人一時所寫，一般認為，該書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后學者共同創作而成，西漢元帝時期至劉驁初期戴圣選文編訂，最終匯集成《禮記》一書。
《禮記》原本四十六篇，始于《曲禮》，終于《喪服四制》，但因《曲禮》《檀弓》《雜記》三篇內容過長，所以大多版本將其分為上下篇，故有四十九篇之說。《禮記》詳盡記錄了周王朝及秦漢之前的政治典制、各類名物制度，以及涵蓋冠禮、婚禮、喪禮、祭禮、宴飲、交際、朝拜、聘問等諸多禮儀，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儒家的社會社會主義、天道人倫觀念、心性教養的途徑和原則等內容，體現了儒家的思想精髓和價值觀。
《禮記》對后世有著深遠影響，是儒家“三禮”（《禮記》《周禮》《儀禮》）之一，唐朝時被列入“五經”之一，后又被列入“十三經”，承載了豐厚的傳統文化。
成書過程
《禮記》與《儀禮》
《儀禮》或稱《禮》《禮經》《士禮》《禮記》，因為記載內容是瑣屑的儀節，故而得名。在先秦到兩漢時期，《儀禮》被高度重視。到了西漢時期，更是上升為官方意識形態的主導。然而，正如《四庫全書總目·儀禮注疏十七卷》中所記載，《儀禮》“文古義奧”，晦澀難懂，因而學習起來較為吃力。當代學者王文錦說“先秦禮學家們傳習《儀禮》的同時，都附帶傳習一些參考資料，這種資料叫作‘記’。所謂‘記’，就是對經文的解釋、說明和補充。這種記，累世相傳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時之作。”《禮記》就是研究《儀禮》的“記”。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關系，《禮記》一度依附于《儀禮》，自東漢鄭玄作“注”后，《禮記》地位日升，至唐代時尊為“經”，李世民命國子祭酒孔穎達等為“五經”作新疏時，《禮記》替代了《儀禮》，這也是《禮記》的官方學術地位高于《儀禮》的界碑。宋代以后，位“三禮”之首。
作者及撰寫年代
《禮記》各篇章的作者和撰寫年代一直是后代學者研究的重點，但始終難以達成共識。以《月令》篇為例，《四庫全書總目》中記載：“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為周公作。鄭玄、高誘以為即不韋作。”僅《月令》一篇，就有周公作和呂不韋作兩種說法。此外，《王制》《中庸》《大學》《檀弓》等篇目的作者問題也是后世討論較多的。
學者對于《禮記》各篇的撰寫年代也有較多看法。王夢鷗在《禮記今注今譯》中認為《禮記》大多創作于漢朝。而沈從文則認為：“《禮記》一書必成于戰國，不當屬之漢人也”。錢玄也認為“多數篇目大致撰于戰國時期”。王鍔[è]在沈從文、錢玄等人的基礎上更進一步，他指出《哀公問》《仲尼燕居》等14篇出于春秋末至戰國前期，其中，孔子作《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儒行》（《儒行》是孔子論述儒者德行的言論，由各種不同角度說明儒者所特有的道德行為，藉以顯示真正的儒者不同于凡俗的可貴之處），曾子作《曾子問》《大學》，子思作《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公孫尼子作《樂記》；《奔喪》《投壺》等19篇出于戰國中期；《冠義》《昏義》等13篇出于戰國中晚期。王鍔的觀點也是目前較為可信的看法。
各家關于《禮記》各篇章的作者究竟是誰以及創作于何時難以得出確切可信的結論，一般認為：《禮記》中篇目大多出自七十子及后學之手，多數創作于戰國時期。
編者及編纂年代
鄭玄是較早討論《禮記》編者問題的學者，孔穎達在《禮記正義序》引用了鄭玄《六藝論》中內容，他認為戴德和戴圣各自傳《禮》，其中，戴德選了八十五篇文章，匯集成《大戴禮記》，戴圣節選四十九篇，匯編成《小戴禮》，但并未說兩書有何關聯。此后學者的觀點大抵分三類：一是認為戴圣編的《禮記》，代表學者有孔穎達、錢大昕；二是戴德先編《大戴禮》，戴圣后刪去部分內容，遂成《小戴禮》，即《禮記》，代表學者有陳邵、陸德明；三是認為《禮記》編者另有其人，代表學者有洪業、蔡介民等人。一般認為《禮記》的編者是戴圣，當代學者王鍔更是指出編纂時間當在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到劉驁陽朔四年(公元前21年)這段時間內。
戴圣，字次君，常被稱作小戴，為梁國睢陽（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陽區）人。戴圣和叔父戴德都師承后蒼，跟隨他學《禮》。戴圣曾先后兩次為《禮》經學博士，并“以博士論石渠”，即參加了石渠閣會議，該會議在漢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召開，主要討論了《五經》異同問題，對漢代的經學研究起到了極為重要的引導意義。戴圣除了編纂《禮記》四十九篇外，還著有《石渠禮論》4卷、《群經疑義》12卷，教授弟子，無愧“大儒”之稱。
內容
整體內容
參考文獻
內容分類
《禮記》共四十九篇，因各篇并非出自一人之手，內容也較博雜，很多學者都對其進行了分類，較有名的有漢代劉向的八分法和近代梁啟超的五分法。
劉向八分法
參考文獻
梁啟超五分法
參考文獻
重要篇章
《大學》
《大學》?《中庸》是《禮記》中的重要篇目。宋代以前，一直依附在《禮記》之中。北宋的司馬光最早撰著《大學廣義》一書，《大學》的單行本開始出現。程頤、程顥兩兄弟各自編了《大學定本》，南宋的朱熹又將《大學》與《中庸》《論語》《孟子》并列，作《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的單行本自此風行天下。
《大學》以德治主義為核心，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哲學。其中《大學》的前兩段是全篇的總綱，朱熹概括這部分內容為“三綱領”“八條目”。三綱領指“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綱領提出了道德修養的總目標，這既是古代大學教育的綱領，也是對整個天下進行德治的綱領。八條目則是道德教育和德治的具體環節與步驟。《大學》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系統概括了先秦的德治思想，將儒家關于修身、治國的種種說法提煉為一個既簡潔明快又有其內在嚴密邏輯的公式，對儒家的政治哲學是一個重大發展。
《中庸》
《中庸》是中國古代第一篇專門闡述中庸學說的文章。宋代理學家朱熹認為“前圣之書”沒有一部能像《中庸》那樣提綱攜領的講明道理，開啟思考，把《中庸》抬到了超乎所有“前圣之書”的高度，并在后來編訂四書時，收入《中庸》。
《中庸》繼承并發揚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并將其系統化、哲理化。《中庸》將“中和”作為價值取向，“中和”不是無原則的折中調和，而是強調中立不偏倚。為了做到這一點，《中庸》又提出了“以禮制中”和“以誠執中”。《禮記》認為，禮是圣人總結了政治及日常生活經驗后據一般情況而定的制度，比較適中，具有普遍的適應性。人們若事事依禮而行，大體可符合中道。誠指的是一種信實無欺，專一不二的美德，堅持內心的善德并且實踐，也可以合乎中道。
《中庸》中還提出了五達道（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三達德（知、仁、勇)、九經（修身、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孝、義、忠、怨等道德修養概念，認為做到這點也可以達到“中和”境界。
思想
由于《禮記》內容的龐雜，其思想也包羅眾多，涉及政治、教育、宗族、倫理、哲學等，充分發揚了儒家的學說思想。
禮治
《禮記》的核心思想是禮治主義，指通過種種禮義規范來達到治理天下的目的。《禮記》的論述可以簡單分為三點，一是對于具體禮儀的闡釋，《禮記·昏義》說：“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鄉，此禮之大體也。”《王制》中又提出了“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等概念。并通過對上述禮儀的詳細論述，構建起了一套極為完善的禮儀體制。二是對禮地位的提升。《仲尼燕居》中將“禮”等于是“理”，《樂記》中重申：“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更強調“禮”是一種不可改變的道理規律，突出其永恒性和絕對正確性。三是對于禮功能的論述。對個人而言，“禮”可以教化人心，預防惡行，勸人向善。《經解》中認為“禮”的教化是潤物細無聲的，可以阻止那些尚未萌發的惡意惡行，使人們在無意中遠離惡，自覺成為善。對于國家而言，禮可以嚴明秩序法度，達到治國安邦、穩定社會的目的。《經解》中又有“禮之于正國也，猶衡之于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于方圓也”，將“禮”的作用比作是繩墨、規矩。《禮記》通過論述禮的地位、內容和功能，構筑起一套完整的禮儀體系，并希望通過這套禮儀體系約束和規范人們的言行儀表和行為舉止，以此達到治理民眾的效果，也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中的禮治思想影響深遠，這一思想與戰國以來日益興起并漸趨主導的法治主義相對，強調“德刑舉，以德為先”，后代眾多思想家從中汲取養分，這一思想也成為儒家政治理論的中心原則。禮治思想中蘊含的禮儀風范和禮樂精神同時也滲透于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中，在中國傳統禮樂文明發展過程有著突出地位和作用。
刑法
在政治方面，《禮記》提出了“以刑禁暴”與“大同”思想。關于“刑法”，雖然《禮記》的核心是禮，但卻并沒有因此否定刑法的存在，而是將刑法作為禮的補充。《禮記》希望通過禮來教化人心，減少斗爭。但儒生也認識到了禮的教化是一種絕對理想，禮會有失效的情況，因此有了《坊記》篇，“坊”，就是“提防”的意思，講述了人們違反禮制的情況下當如何，提出了“以刑禁暴”思想，即當禮無法發揮效力時，用刑法嚴厲治理國家人民。關于社會發展藍圖，《禮記》提出了“天下為公”的“大同思想”，包含五個內容：選用賢能、財產公有、各盡其力、和睦共處以及社會安定。“大同”思想反映了儒家對社會的美好構想，也是后世人們所認為的理想社會的樣子。
教育
《禮記》中的一些篇章還記載了與教學相關的內容，如《學記》，不僅是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早論述教育教學問題的專著之一，其論述內容涉及到教育目標、原理、方法和教師地位等方面。在教師地位方面，《學記》中提出“師嚴然后道尊”的說法，其中鄭玄認為“嚴”是尊重的意思，也就是說要尊重老師。在其他篇章中，也有涉及教師地位的論述，如《曲禮》中記載“侍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對待老師需要行為上的尊敬和內心的敬服。在教學原理方面，《學記》中提出了教學相長、啟發誘導、循序漸進、因材施教等諸多原則，并加以闡釋，如教學相長原則，《學記》中說：“是故學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強也。故曰教學相長也。”結合老師的教和學生的學，這樣才能取得進步。在教育制度方面，列舉了塾、、序、學等不同規模的教學機構。在教學目標方面，《經解》中提出要讓學生成為“溫柔敦厚而不愚”“疏通知遠而不誣”“廣博易良而不奢”“絜靜精微而不踐”“恭儉莊敬而不煩”“屬辭比事而不亂”的人。
行文風格
結構
《禮記》有部分篇章涉及到具體情節，這部分內容的寫作過程中，作者往往擅長謀篇布局，如《檀弓》記錄魯宋乘丘之戰，僅81字，先交待了兩軍作戰地點、莊公隨侍。然后筆鋒一轉，寫馬受驚，導致莊公“敗績”，縣賁父戰死，卻未說明馬為何受驚。直到戰后，才發現是“有流矢在白肉”，回收了上文的伏筆，并由此引出了戰敗并非縣賁父之過和后續鄭莊公的悔過賜。清代汪有光評價：“《檀弓》有三長，非他書可及：一曰蓄意，二曰布疑，三曰流韻。登峰造極，則斯篇矣。”
句法
《禮記》句法復雜多變，往往長短句交替使用，以追求句式錯落、參差變化之美。如《樂記》中有“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該段中多長句，論證充分。中間夾雜短句，調節節奏，產生了錯落層次之美。
整散句的交叉使用也是《禮記》句式的重要特征。整句是形式整齊的句子，而散句則是指參差不齊的句子。多使用整句，往往賦予形式齊整之美，節律也更和諧，但容易導致句式的單調。故而《禮記》常在齊整句式中摻雜散句，以追求靈動之美。如《樂記》：“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中間的“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為整句，對仗工整，前后兩句為散句，使句子顯得靈活多變，更具靈動之美。
語言
《禮記》語言往往簡潔凝練，表意性強。如《玉藻》中說：“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都以一字概括，凝練而又傳神。
《禮記》也善用各種修辭手法。如比喻手法，《禮記》中有“故禮之于人也，猶酒之于蘗（niè）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將禮對于人的重要價值比作蘗對酒的意義，貼近生活，便于理解。如排比手法，《樂記》中有“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化興焉。”對事物鋪陳描寫，充分表現了其本質特色，同時也增強了節奏和感情。再如頂真手法的運用，如《大學》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和；致和先格物。”使得說理更富有條理。
學術研究
漢魏南北朝時期
《禮記》成書后立即在當時流傳開。較早對《禮記》進行研究的是戴圣的弟子橋仁，他編寫了《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此外，馬融、盧植、高誘、蔡邕、鄭玄等知名學者也參與了《禮記》研究，并著有成果。如馬融的《禮記注》、盧植的《禮記解》以及鄭玄的《禮記注》等。其中，鄭玄對于《禮記》的傳播做出了卓越貢獻。王鳴盛在《蛾術編》中《鄭氏著述》中說：“康成（鄭玄）注經，三《禮》居首，閱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戴震也說：“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可見，鄭玄在注釋《禮記》上所付出的心血。鄭玄廣泛搜集了當時流行的《禮記》，互相參校，并在此基礎上，繼承前人舊注，對全文做了簡明精當的注釋。他的《禮記注》是現存最早的《禮記》完整注本。現存最早的《禮記注》刻本是趙昚趙淳熙四年（1177）撫州公使庫刻《禮記注》（簡稱“撫州本”）二十卷。王鍔也認為，撫州本是一部現存最精審、完整的《禮記注》版本，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魏晉南北朝時期，也有大量的關于《禮記》的研究，其中，《隋書·經籍志》就記載了二十余種。較有名的有魏晉王肅的《禮記注》南梁皇倪的《禮記講疏》和北朝熊安生《禮記義疏》。
隋唐時期
隋朝歷史雖短，但也留下了關于《禮記》的研究成果，如褚輝的《禮疏》一百卷，在當時有一定的影響。
唐朝最重要的《禮記》注釋當屬孔穎達的《禮記正義》。當時，李世民慨嘆經學章句紛雜，于是命孔穎達等人整理《五經正義》。《禮記正義》就誕生于這一背景之下，該書以皇倪的《禮記講疏》為底本，又參照了熊安生《禮記義疏》。該書極大的提升了《禮記》的地位，從三禮并傳到《禮記》獨盛，首次以朝廷的名義將之提升到了經的地位。較好的版本有北宋淳化五年刻本，即北宋監本，這也是《禮記正義》的最早刻本，還有《四部叢刊·三編》本、嘉業堂影印本及和刻本等。
宋元明時期
宋代以來，學者不再盲目以鄭玄的觀點為宗，而是大膽提出自己的觀點。其中，最重要的《禮記》研究成果是衛湜的《禮記集說》。該書有一百六十卷，創作于趙擴開禧、嘉定間（公元1205～1224年），耗時良久，可見用心。
元明時期，雖然依舊有學者研究《禮記》，但成就遠不如宋朝，較有名的著作有陳澔《禮記集說》、吳澄的《禮記篡言》、陳櫟的《禮記集義》、胡廣的《禮記大全》等。
清代時期
清代是經學鼎盛時期，《禮記》研究成果頗多。關于《禮記》的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納蘭性德的《陳氏禮記集說補正》三十八卷和孫希旦的《禮記集解》六十一卷。其中納蘭性德的《陳氏禮記集說補正》是為了分辨陳《禮記集說》而作，從編排來看總是先列《禮記》原文和陳澔的觀點，然后征引其他文獻資料說明陳澔觀點的是非對錯。孫希旦的《禮記集解》不僅沿用鄭玄、孔穎達等人的注疏，又廣泛征引宋元時期名家的注釋，注重義理的闡發，也是研究《禮記》的必讀書。此外，還有朱彬《禮記訓纂》朱軾《校補禮記纂言》和程晉芳《禮記集解》等。
現當代時期
現當代也有不少《禮記》的注疏本，如王文錦的《禮記譯解》，該書由中華書局出版，選擇黃侃先生批校的《禮記》為底本，注文譯文簡要明晰，譯文獨具特色，同時也訂正了其他譯本的錯誤。楊天宇《禮記譯注》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以阮刻《十三經注疏》本為底本，對《禮記》中的字詞和名物作了簡要注釋。呂友仁的《禮記講讀》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導讀，細論《禮記》的名稱、內容、成書、地位、價值以及學習方法；第二部分為文本選讀，于《禮記》四十九篇中精選十九篇，并注釋解析。朱正義、林開甲的《禮記選譯》由鳳凰出版社出版，以清阮元《十三經注疏》本為底本，參考阮氏《校勘記》，主要選取了《禮記》中傳頌較廣、具有現代啟迪意義的名篇名段予以譯注，譯文以直譯為主，明白曉暢，注釋側重對古代名物制度的疏通。
國際傳播
《禮記》作為國學經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國際傳播也值得關注。在朝鮮，《禮記》的傳播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人際傳播，主要有藏書、借閱和傳抄形式，收錄在《奎章總目》《內閣訪書錄》《西庫藏書錄》《鏤板考》等中；二是商業傳播，翻印中國版本中以元代陳澔和明代胡廣的版本居多，而朝鮮學者的版本則主要以作者權近、崔錫鼎和金在魯的居多。《禮記》自朝鮮半島三國時期傳入后，迅速成為了宮廷貴族學習的經典文獻。到了高麗時期，《禮記》成為了科舉考試的必讀書目。《禮記》對朝鮮文化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禮記》的英文翻譯最早在16世紀左右，傳播則是在19世紀左右。從《禮記》翻譯情況來看，全譯本較少，最具代表性的還是1885年理雅各的《禮記》英譯本，“理雅各譯本至今雖逾百年，但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是英美大學漢語教學的重要參考，是歐美文化界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文本和憑借。”節選部分內容的翻譯本稍多，如1901年英國翟理思節譯過《禮記·檀弓》；1938年，林語堂節譯了《禮記·儒行》《經解》《哀公問》《禮記·禮運》《學記》《樂記》等篇章；1999年，安增才避開制度和政令篇，選取吉、兇、賓、軍、嘉、葬、禮、行、德、育、衣、冠、陰陽等內容進行了翻譯。除了譯本數量少外，《禮記》的國際傳播還面臨著文化偏見、意識形態等不良因素的影響，推動《禮記》的國際影響仍是現代漢學家所需解決的問題。
影響
文藝美學
《禮記》的文藝美學價值集中體現在《樂記》一篇中。《樂記》是我國古代第一部具有完整體系的文藝理論專著，其中蘊含著豐富的審美思想，如中和觀，“中”是調節手段，“和”是萬物和諧的狀態，“中和”是至高的審美境界，直接啟發了后來的“溫柔敦厚”型風格，也作為一種審美原則運用于文藝批評中。再如文質觀，指內容與形式的統一，也是后世文藝研究和審美評價的重要思想。現代學者對《禮記》的文藝美學價值都給予了高度評價，如周來祥認為《樂記》是“我國古典美學和文藝理論的基石”。李澤厚、劉綱紀認為《禮記》之于中國，相當于《詩學》之于西方，“正如了解西方美學不可不研究亞里士多德的《詩學》一樣，了解中國美學不可不研究《樂記》。”
史學
《禮記》保存了關于戰國至秦漢禮儀制度的歷史資料，也涉及部分歷史事件，對于全面研究戰國乃至秦漢時期的歷史有極大的作用。梁啟超認為:“《禮記》之最大價值，在于能供給以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學術思想史之極豐富之資料。”呂思勉也說:“《禮記》為七十子后學之書，又多存禮家舊籍。讀之，既可知孔門之經義，又可考古代之典章，實為可貴。”
政治
《禮記》對于后世的政治建設起到了重要的指導意義。如“大同”思想，魏晉時期阮籍提出的“太初”社會與之相似，幻想一種無君無臣、無貴賤、無刑罰、無禮制，但井井有條的社會。明末清初的黃宗羲在“天下為公”的基礎上提出了“天下為主，君為客”，是對封建皇權的挑戰。太平天國運動倡導“平均”主義，是“大同”思想的一次實踐，雖然以失敗告終，但也給后世留下了思想啟迪。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將“大同”思想與人類發展前景結合，為全世界人民描繪了一幅人類社會遠景：無國界，無君主；公有財產，共同勞動；公舉議員；政府對老人、兒童實行“公養”“公教”“公恤”；滿足人民物質享受和精神享受等。但由于嚴重脫離社會現實，康有為的幻想難以實現。孫中山用“大同”思想來宣傳他的三民主義，認為三民主義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禮記》對于當代政治也有重要作用，許多重要的政治構想和概念都出自《禮記》。如“小康社會”的概念，這一概念在《禮記·禮運》一篇中就已經出現，是指通過“禮治”達到的一種社會和諧穩定的狀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又被賦予了解決溫飽、多方面提升人民生活質量等內涵。《禮記》就像一個巨大的寶庫，其中的許多社會主義在當代依舊能被不斷學習研究。
參考資料 >
中國古籍名書總覽.天水市人民政府.2025-07-03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禮記》及其五種優秀整理版本推薦.zhbc.2022-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