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之治，又稱仁宣致治，是指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期間（1424年—1435年）采取的寬松治國和息兵養民等一系列政策使得國家出現盛世的局面，為明初三大盛世之一，后人將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合稱為永宣盛世。
明代趙禎、宣宗兩朝，國家政策由洪武、永樂時的嚴猛而趨向平穩，政治、經濟等方面都以保證社會安定和經濟繁榮為宗旨。如仁宗時停止政府的大批采購，讓利于民，平反冤獄等等。但仁宗只在位一年，作為較少。而宣宗統治長達十年，其間，雖爆發了爭奪皇位的“漢王之亂”，但很快被平定，穩定了國內形勢；其任用賢臣能士，政治清明；對外積極改善與日、朝、東南亞、南亞等國關系，并從越南撤兵，去掉困擾已久的沉重包袱；推行重農愛民的仁政，國泰民安；重視文化事業，進一步完善形成了明代官府藏書體系的同時，也推動了民間私人藏書的發展。人口也增長至約七、八千萬，疆域面積大約為468萬平方公里，將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興旺局面。
學者趙望秦認為，仁宗父子執政期間，多有建樹，政治比較清明，史稱“仁宣之治”，可與西漢的“文景之治”比肩。
概念由來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劉后濱認為，所謂治世，指國家治理的一種理想形態，側重于國家治理的水平，強調行帝道王道，主要特征是政治風氣良好，社會秩序穩定，百姓對國家政權充滿信心。明代“仁宣之治”的說法最早出自清代歷史學家谷應泰所著《明史紀事本末》的【仁宣致治】卷。文中認為古代王朝雖然創業非常艱難，守成亦屬不易。仁、宣二宗的承平之治，若沒有高、成二祖創業開基，顯然是不可能的；而高、成二祖所開創的基業，若沒有仁、宣二宗教化守成，也不能達到粹然善美，仁宗在位不及一年，享國未久，而繼嗣為帝的宣宗加以完善，久而久之，方能治道垂成。
歷史背景
統治階層矛盾尖銳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認為包括元朝在內的歷代之所以滅亡，大多數是因為姑息，奸人惑侮，以致于元朝“以寬而失”，治國“非猛不可”，由此掀起了明初四大案，其中“胡惟庸案”“藍玉案”前后持續14年，元勛宿將悉數遭到誅殺，所剩無幾，株連者達四萬五千余，一度出現“大臣們每天早上上朝都得與妻子訣別，若晚上安好回家，則全家慶祝”的局面。朱棣在燕王掃北后，進行大清洗，動用醢刑鎮壓反對者，如大儒方孝孺因指責朱棣得位不正而遭誅殺十族，企圖行刺的左僉都御史景清，不僅被滅九族，挖了祖墳，還用“瓜蔓抄”的株連了景清的故鄉，牽連者數萬，皇權得到加強的同時，大臣們卻惶恐不安，人人自危。
社會矛盾激化
在洪武中期，已出現“力役繁興”“賦斂過厚”“民貧者多”的局面，新舊地主擴占土地，加重對農民搜刮，由此引起了階級關系日益緊張，洪武一朝的農民起義就達一百八十余次。永樂后期，朱棣固執己見，聽不進大臣直言，吏治開始敗壞；為營建兩京聶氏宗祠、宮殿等，大興土木，征調數以萬計工匠、民眾；不惜花費一十三省的錢糧，用于“鄭和下西洋”，宣揚國威，遍歷諸番國，宣詔、給賜，造成了大量虧空；又屢次南征北伐，使得社會矛盾更為嚴重。永樂十八年（1420年），山東省爆發了唐賽兒起義，雖不久被鎮壓，但對統治者震動很大。
皇位爭端
與“體肥重，且足疾，兩中使挾之行，恒失足”的長子朱高熾不同，在靖難之役中多次立下功勛，解救朱棣于危難之中的次子朱高煦，有年輕時跟隨徐達等一代名將掃平北邊的朱棣的遺風。在建文四年（1402年)的江上之戰中，燕軍受到朝廷軍突襲，兵敗如山倒，朱高煦及時率燕軍騎兵趕到，挽救戰局于危亡之中，朱棣曾在話語中稱贊朱高煦，暗示其將可能繼承大統。此后朱高煦一直不安于自己的地位，對于儲君之位一直是虎視眈，此外在靖難之役崛起的武將們也傾向于立朱高煦，這樣可以利益最大化，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文臣們大多堅定地支持朱高熾。為此，朱高煦在朱高熾成為太子前后，趁機從中作梗，不遺余力針對朱高熾發動了多次巨大的政治陰謀，釀成了多起大案，一批文臣如解縉、耿通、黃淮、楊溥等人獲罪，或下獄或被殺。
歷史時期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逝世，朱高熾即位，是為朱高熾。仁宗執政期間，先是宣布停止北征、宮使采買、營建工程及西洋寶船等勞民傷財之舉，以減輕人民的負擔，接著命楊榮、楊溥、楊士奇、金幼孜、黃淮等正三品官員兼任大學士，以及復設官品高達一品的公孤官虛銜，并授之以內閣大學士，以提高內閣的地位。此外，仁宗還又下詔為建文朝大臣平反以及平息了與北部邊疆韃靼[dá]部、兀良哈部的戰端，恢復了往來邊市貿易。
洪熙元年（1425年)，仁宗在位未及一年病逝，太子朱瞻基自南京趕往京師奔喪，繼承大統，是為宣宗；次年，宣宗詔改為宣德元年（1426年）。同年朱高煦便公開打出“清君側”起兵，宣宗果斷地下詔親征；本想先取濟南市的朱高煦獲悉后不敢離開封地樂安，遭到朝廷大軍的包圍，最終束身就縛，宣宗得以徹底根除了禍根。此后，宣宗確立了內閣司禮監聯合輔政，具體由內閣通過“票擬”來提出對各種奏章的處理意見，再由皇帝決策批行，同時授權司禮秉筆太監可以代表皇帝，來簽批內閣的擬票。
宣德二年（1427年），鑒于在安南置交州布政司后，安南屢次起兵反抗，自永樂年間多次出兵討伐，耗費巨大，成為了明廷的沉重包袱，宣宗下詔撤去了交趾郡縣，恢復與其的宗藩關系。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任用顧佐為左都御史，對都察院進行改革，此后經過這一番整肅，官吏的貪濁之風有所收斂，朝綱肅然。宣德五年（1428年）宣宗任用蹇義、楊士奇等人先后舉薦的況鐘、陳本深、莫愚、趙愚等九人擔任地方知府，對地方社會的穩定和繁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年曾短暫恢復了海上航行，命鄭和率船隊進行第七次遠洋航行。宣德八年（1433年），宣宗命楊士奇、楊榮于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于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病逝，年僅三十八歲，葬于明景陵。遺詔讓年僅九歲的皇太子朱祁鎮即位，次年改元正統，就是明英宗。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變爆發，仁宣之治就此完結。
盛世表現
政治方面
平反冤案
仁宗繼位后，先是下詔為建文朝大臣平反，接著大臣們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為奴的家屬也恢復了平民的身份，返還了籍沒的田地，另外一同平反的還有因言事遭到戍者，包括了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侍郎楊勉以及黃淮、楊溥等人。
慎用刑律
相較于洪武、永樂時期，皇帝常以個人喜怒好惡來決定生殺刑賞，仁宗使用刑律頗為慎重，曾預先告誡朝臣，自己不敢以喜怒加重刑罰，并一再強調對于無罪之人不可濫用刑罰，碰到重要案件則派親信大臣加以復審。宣宗也對三法司強調，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必須詳細審核。此外，仁宗還廢除了一些嚴苛刑法，尤其不許施以宮刑，以絕人嗣；除了謀逆者依律連坐，其他犯罪不要一概處以連坐。
裁撤冗員
朱棣時，為籠絡人心，建文朝被黜的官吏只要“以奏疏付科”便可復職，以致于到了永樂二年（1404年）官員多出數倍。仁宗繼位伊始，便宣布在內諸司令堂上正官，在外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明公廉察，凡賢材者留，其貪刻庸鄙及老疾者悉數送吏部罷之；洪熙元年（1425年）汰除一批冗官，并下詔規定了文臣七十歲退休。宣德時期，宣宗根據吏部尚書蹇義建議，將永樂以來，因營造催辦夫匠，收運糧儲，整理農務，采取木植，在內添設郎中主事，在外布按府州縣，添設參政、參議、副使，同知、縣丞等官一律裁減。
提升內閣
趙禎即位三天之內，先是恢復了夏原吉的戶部尚書之職和陸續釋放了黃淮、楊溥；授予黃淮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楊溥為翰林學士，楊士奇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寺卿，金幼孜為戶部侍郎，均兼大學士，接著賜予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蹇義五位元老重臣每人一枚“繩糾繆”的銀章，從而形成了以這五人為核心的文臣執政班子。仁宗還復設官品高達一品的“三公三孤”的頭銜，并授之以內閣大學士，以提升了內閣閣臣的地位。其中“三楊”在仁、宣二宗執政期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每個人都有自身的才干、長項，而是彼此特點能夠互補。楊士奇的長項是行政能力強；楊榮有謀略，擅長軍事工作，且性格幽默；楊溥則是個老學究，善于抓文化工作。
整肅吏治
李忱在楊榮的建議下，任用顧佐對都察院進行改革。在顧佐的努力下，一方面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永樂末年以來官場腐敗現象的進一步惡化，澄清了當時的整個官僚系統，另一方面明初御史隊伍建設并不完備，主要是靠皇帝個人權威維持的情況，也得到很大的改觀，經過幾十年的積淀，仁宣時期御史系統已經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司法監察機構，并且在顧佐的領導下嚴于執法、盡職地施行其司法、監察職能。
巡撫制度
洪武朝在地方上廢除行省制，設立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別擔負行中書省的職責，三者分立又互相牽制，防止了地方權力過重，但遇有三司首腦難以單獨處理的政務，便無法集中事權加以解決。為此，宣宗在此前巡撫派遣時間、巡撫范圍等均無定制的情況下，在直隸、江南以及關中等地長期設置巡撫，從而確立了巡撫制度，一方面加強了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另一方面也改變了地方三司權力過于分散，致使許多應興應革之事難以實現的局面。
任用賢才
宣宗認為百官賢能與否，關系到國家的治亂，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一方面發動各級官員留意人才，舉薦人才，一方面任用官員時，打破因循守舊，論資排輩的用人原則，只重才干，不重資歷，將資歷尚淺的七品監察御史于謙破格提拔為三品大員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也正是于謙在土木堡之變時，面臨朱祁鎮被俘、瓦刺兵臨京師的危急時刻，領導了明京師保衛戰，挫敗了瓦刺的進攻。
此外，仁宣期間重視對地方的治理，選賢任能，嚴格考察，獎懲結合，久任責成的制度，使地方官員中出現了諸如蘇州市知府況鐘、吉安知府陳本深、常州市知府莫愚、松江知府趙愚等一大批循吏，在減輕租賦和徭役，安定民生；開辟荒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生產；興學校，重教化，移風易俗；打擊貪官奸吏和豪強等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對地方社會的穩定，經濟的繁榮，民生的順遂，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虛懷納諫
仁宣時期頗有唐代貞觀之風，為君者能虛懷若谷，大度寬容，兼聽納諫，任用賢才；為臣者也能不避斧，昧死直諫，興利除害，不遺余力。仁宗繼位之初，就召見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夏原吉、蹇義五位元老重臣，賜給每人一枚銀章，文曰“繩愆糾繆”，鼓勵他們見到政事上有所闕失便可用此印密疏上奏；宣宗也規定中外大小之臣，督府吏及衛所軍士，甚至百工技藝之人都可以言事，指出皇帝的過失。
軍事方面
平定漢王之亂
在朱高熾被立為太子之后，受到朱棣寵愛的朱高煦只封了漢王，其并不甘心，意圖潛謀奪長，不僅私造兵器、陰養死士，而且還中傷東宮官屬。仁宗即位后，高煦謀奪皇位的政治野心并沒有因此收斂，但終因君臣名分已定，而不敢輕舉妄動。洪熙元年（1425年)，在位僅十個月的仁宗去世，皇太子朱瞻基即位，次年，詔改為宣德元年（1426年），這一年漢王朱高煦效仿其父的“靖難”之役，上章指責仁宗違背洪武、永樂舊制，封文臣，指夏原吉等為“奸臣”，在其封地樂安起兵；在大學士楊榮、戶部尚書夏原吉的建議下，李忱命李從善瞻、襄王瞻留京居守，親自帥五軍將士，以陽武侯薛祿、清平伯吳成將前鋒，蹇義、楊士奇、夏原吉、楊榮等扈從，向漢王所據的樂安城進發。朱高煦的護衛軍見此陣勢，龜縮在樂安城中不敢出來，宣宗敕書諭降；不久朱高煦出降，被解回京師。
息兵養民
相較于朱棣在位期間，為根除北方蒙古的威脅，曾，造成了“士卒饑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的局面，此外，派出南征交州的大軍，也是十喪八九，內外俱疲。仁宗執政后，蒙古威脅業已解除的情況下，對于南北兩條戰線的國防政策進行收縮，以減少用兵以省民力。仁宗專門叮囑戍守邊境的將領，對于來犯之敵，順則撫之，逆則御之，頂多將他們驅離。切勿貪功行事，否則即便建功，也不會賞賜。
宣宗時，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曾因朵顏衛朝貢不至，請求出兵，遭到宣宗的拒絕；宣德二年（1427年），征討交趾的柳升柳升全軍覆沒，征夷將軍、成山侯王通接報后無心再戰，遂私自接受黎利的請和‘’接著，黎利以原國王陳氏三世孫陳暠的名義遣使上表明朝，要求復國，宣宗欲藉此“罷兵息民”。不過，宣宗對于入侵之敵卻是毫不手軟。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巡視北邊期間，恰逢兀良哈侵掠會州；宣宗親自率領精騎三千人出喜峰口，在寬河大敗兀良哈部。
此外，仁宗還停止了鄭和下西洋、在云南省開采寶石、在交趾開采金珠以及過度購買馬匹和采辦、燒鑄進供等勞民傷財、耗費國力的政策；大力減少賦稅，積極救災，停止災區一切官買物料，并酌情減免災區人民的賦稅。由于仁宣時期“息兵養民”政策的實施，大大減輕了百姓兵役和徭役負擔。
軍務整飭
繼承了太祖、成祖軍事思想的宣宗，認為在國防上安不忘危、守備為上，其在頒布的《御制帝訓》中，對整治武備與確保國家的長治久安緊密聯系作出了系統性闡述，并著重從三方面加強武備：一是儲將。選拔智勇兼備的優秀將領，給予豐厚的待遇；二是養士。要愛護撫恤將士，定期按時進行訓練；三是廣儲蓄。要重視農業生產，節約開支，多多積蓄財貨物資。另一方面宣宗也反對無緣無故興兵，濫用武力，主張對蒙古各部“馭夷宜寬，用兵宜審”，再三誡諭申敕沿邊各鎮將領謹慎備御，盡心防守，禁止貪功冒進。
此外，宣宗還從四方面加強軍隊建設。一是勤習武藝，宣宗執政期間，距離明朝開國已六十余年，將卒多耽于安閑逸樂，思想懈怠，訓練松弛，尤其是是一些世襲武臣子孫。對此，宣宗進行了痛斥并督促這些人勤習武事，提高軍事素養；其次規定武臣子孫襲職之時必須比試武藝，若初試不合格者再試，仍不合格將被治罪。二是愛恤士卒，認為只有平常善待軍士，深得其心，臨敵之際才能得其拼死效力，成就功業，并屢次頒布詔諭，嚴禁將領壓迫虐害軍士，違者一經奏劾查實，即予逮治，另外還通過增加軍士月糧、調整各衛軍隊就近輪班戍邊或赴京操備等措施，來切實減輕軍士負擔，改善其待遇。三是嚴明軍紀，強調軍隊無論戰時、平時，都必須保持嚴明的紀律，為此宣宗下諭兵部慎重選將任將，以確保軍紀得到嚴格執行。 四是公正賞罰，主張治軍必須賞罰公正嚴明。有功者必賞，有過者必罰，以此來激勵將士為國效勞建功，警戒其遵紀守法。
民生方面
仁宣時期，統治者繼續貫徹執行朱元璋制定的經濟政策，如興修水利，鼓勵墾荒，減輕賦稅，賑濟災荒等。宣德朝曾多次興修水利，宣德二年（1427年），修復了涇陽洪渠堰，可灌溉五縣田八千四百余頃；宣德三年（1428年），修建四川灌縣都江堰四十四處水利工程；宣德七年（1432年），修建四川省眉州新津通濟堰，并下詔督促各地興修水利的官員不得拖延。此外，宣宗還積極推行移民屯墾政策，執政期間多次復核沒收了豪強占有的耕地，對于落戶之人，給予牛、農具等生產資料，而對于開墾的荒田，不管開墾了多少土地，一律永不征收糧稅。于是東至遼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肅省，南盡滇、蜀，極于交州，中原則黃河南北，屯田面積大大增加的同時，稅糧也由洪武年間平均每年二千余萬石，增至永、熙、宣年間平均每年三千一百余萬石，全國各地的倉儲都極為充裕。
官私手工業蒸蒸日上，采鐵、造船、制瓷、織染、軍器、火藥的制作以及特種手工藝和土木建筑，在質量上均超過了前代水平，在數量上也成倍增長。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商品流通特別活躍。仁宣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達到明代的極盛水平。
文化方面
改革科舉
當時由于南方人聰明而且刻苦，進士之中多為南方人，但北方人天性純樸，忠貞，也是皇家不可或缺的支柱，但北方人文采出眾的較少，為了保證北方人可以考中進士。為此，仁宗執政時期已確定實行南北二卷，只是未及實行便逝世，宣宗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確定了南、北、中卷及考生錄取比例，從地域上對科舉取士的錄取比例加以平衡，學者趙中男認為此舉一方面有利于吸收全國各地的政治人才進入明朝統治集團，另一方面有利于社會的正常發展。
文化事業
趙禎即位不久，還在京城思善門外建弘文館，命楊溥主掌弘文館事宜，并常與儒臣終日談論經史。宣宗從小受過較為完備的封建文化教育，天資聰穎，加上其對文化和藝術的興趣越來越濃厚，所以宣宗一方面在書法、繪畫、詩文、音樂等方面均有較深的造詣，另一方面宣宗和仁宗一樣重視文化事業，其于宣德八年（1433年）命楊士奇、楊榮于館閣中擇能書者10人，取五經、《說苑》之類，各類副本，分別貯藏于廣寒、清署二殿及瓊花島，以資觀覽。當時還有以收藏檔案為主的藏書處所通集庫、皇史，以及翰林院、國子監、各部署郎曹等政府機關均有藏書，進一步完善了明代官府藏書體系的同時，也推動了民間私人藏書的發展。由于明代經濟的發展，尤其是刻書的興盛，私人藏書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興盛，據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和吳晗《江浙藏書家考略》統計，當時可考的著名藏書家就達400余人，私人藏書蔚然成風。
蒙古
宣宗繼位不久，繼承了趙禎的國防收縮政策。基于這一背景，鎮朔大將軍、薛祿薛祿放棄了戰略要地開平的前沿戍守區域，在開平衛以南構筑防御工事，以縮短供給線；對于每年派遣使納貢的蒙古阿魯臺，宣宗回贈絲綢、緞子以及其他珍貴的禮品，加以籠絡的背后是宣宗希望拉攏阿魯臺對付蒙古的瓦剌部。
原來，朱棣五次進兵漠北，重創了蒙古阿魯臺，脫懽趁機領導瓦剌部獨立，并屢次入侵阿魯臺的控制區域，迫使阿魯臺所部東遷，蒙古聯盟從而一分為二：即阿魯臺領導的韃靼部和脫懽領導的瓦剌部。不過，即便在韃靼內部，阿魯臺的權威也受到了兀良哈惕各衛的挑戰。最終，內憂外患的阿魯臺于宣德九年（1434年）被瓦剌部所殺，而后控制蒙古地區的瓦剌部選擇與明朝交好。
日本
永樂、洪熙時期，盡管曾為改善對日關系做出努力，不過日本將軍軍義持的敵意而未遂。宣德七年（1432年），宣宗派遣使者出使琉球王國，托琉球王轉遞一份專門給義持繼任者義教的詔書，建議恢復關系和增加批準的貿易量。義教對此作出了積極回應，派遣一名具有中原地區血統的僧人帶領使團于次年抵達北京，進獻了馬匹、甲胄、刀劍和其他土產等貢品；當日本使團回城之時，宣宗專門派出了使團護送，明朝的使團在日本受到熱烈的接待。
此后，明朝與日本幕府簽訂了《宣德條約》，增加了來訪人數和船只，雙方互派使團來訪。雖然日本使團并未嚴格遵守《宣德條約》，來華人船嚴重超額，但明朝為了換取日本政府控制倭寇的目的，仍給日本使團以豐厚的回賞。學者趙中男認為，盡管明朝的目的未能實現，蒙受了一定的經濟損失，但仍然促進了中日間的經濟文化往來，改善了中日關系。
朝鮮
宣宗出于擴大明朝的影響以及取得戰馬的目的，積極與朝鮮改善關系，與朝鮮李王關系密切，雙方定期互派使團和互贈禮物。宣德元年（1426年），宣宗命一名宦官率第一個使團赴朝，贈予了朝鮮國王絲綢，作為這一年早些時候朝鮮國王派使團帶禮物訪華的回禮；次年又派出攜帶禮物的使團遠赴朝鮮并要求5000馬匹以供軍用，要求也很快得到滿足。
東南亞
宣宗出于加強沿海的治安，使之不受海盜的騷擾以及保持一切對外貿易的官方壟斷等方面考慮，繼續執行不準國人出海到國外定居或經商的禁令。另一方面和永樂時期定期前來納貢的南亞和東南亞諸國保持例行的接觸，按照來朝次數多寡依次排列，占城8次、爪哇6次、泰國6次、蘇門答臘島4次；泥、榜葛刺、柯枝、斯里蘭卡、阿丹和阿拉伯等國為1次。此外，宣宗為恢復朱棣促進的納貢關系，曾短暫恢復了海上航行，鄭和于宣德五年（1430年）奉命指揮第七次遠洋航行此次艦隊重新訪問了約20個國家，航行遠及阿拉伯半島以及東北非洲沿岸，帶回了寶石和異國動物等禮品，次年便有來自南洋、波斯灣和東北非洲的15個使團來朝。
人口疆域
人口
當代學者繆振鵬、王守稼認為明代存在大量的隱漏戶口，以宣德、正統年間為例，官方統計全國五六千萬口，加推算被蔭蔽的約兩千余萬口，就可達七千至八千萬口，再加上數目同樣可觀而又不見于戶籍登記的數以千萬計的流民以及江南地區在戶口統計中沒有反映出來的增長人口數，明中葉實際人口數當達到一億上下，嘉靖、萬歷時估計達一億數千萬，即與官方統計數相差達一倍以上。
疆域
北至博克多汗國邊境一帶；西南面包括了今緬甸、老撾大部及泰國西北部抵達孟加拉灣以及青藏地區；西北疆界涵蓋今新疆東部哈密市一帶；東北疆域則至遼東地區。疆域面積大約為468萬平方公里。
盛世出現的原因
明朝自太祖朱元璋建國，成祖朱棣奪位，前后五十多年，作為創業之世，雖嫌長了一些，卻實在如此。本來朱元璋三十年治國，到朱允炆可做守成之君，卻偏偏出了成祖朱棣的起兵“靖難”，內戰紛起，骨肉相殘祖，用武力奠定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于是，守成之世便落到仁宗、宣宗頭上。仁宗早在永樂年間朱棣頻繁北征之際，即居守監國，代行朝政，親眼看到了高、成二祖創業的艱難，親身感受到了守成的不易，所以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繼位后便把自己說成了守成之主，明確守成的原則是“動法祖宗，斯鮮過舉”；仁宗之后的宣宗也贊成守成，但并不像仁宗一味動法祖宗。于是，仁宣二宗執政期間，盡管沒有什么新的建樹，但他們在寬緩刑獄，倡廉懲貧，體恤災困等方面采取了種種措施，都是有利于醫治戰爭創傷，有利于社會安定和發展，成功地解決了洪武建國以來一直困擾未決的藩王、文官治國、財政負擔過重、交趾等諸多棘手的問題，使國家政治由開創轉向了守成，還在解決藏富于民的問題上，邁出了艱難的一步，為后續明朝的統治奠定了堅實基礎。
歷史影響
積極方面
學者何悅、杜垚認為仁宣之治是一個繼往開來的盛世，既繼承了洪武永樂年間的強盛，又解決了窮兵武的弊端，也為隆慶年間的富庶奠定了基礎，其相較于其他盛世更加難得。比如唐朝開元盛世，有很大的因素是繼承了貞觀之治的家底，而在仁宣之治的時代，盡管洪武、永樂兩朝有著強大的軍事力量，但經濟卻不是很理想，并且當時的中華大地剛經歷了元末戰亂和靖難之役，再加上成祖時大肆殺害流放惠宗時的大臣，以及朱棣五征漠北和鄭和下西洋，明朝國力早已不堪重負。而仁宣之治的施行，不僅解決了國家的內憂外患，還使明朝的國力達到了巔峰。
消極方面
朱元璋廢除中書省以后，中樞權力結構出現了空缺。而內閣的形成，又沒有彌補這一缺隙，本質上內閣大學士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宰相，沒有處理軍國大事的實際權力。于是，培養一批既能辦事、又絕對聽命于皇帝的忠實奴才宦官成為了首選，到了仁、宣時期，司禮監的權力得到進一步的增長，形成了與內閣并峙的雙軌制，具體由內閣通過“票擬”來提出對各種奏章的處理意見，再由皇帝決策批行，同時授權司禮秉筆太監可以代表皇帝，來簽批內閣的擬票。在這種體制下是否能夠正常運轉取決于皇帝對官宦勢力的控制。進而言之，這種體制對于極端專制的皇帝是有利的，但弊端也很多，因為司禮監與內閣并峙的雙軌制下，司禮監的權勢始終居于內閣之上，必然容易造成宦官專權的結果。
相關爭議
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晁中辰認為，盛世應該具備三個特征：一是經濟繁榮，人民生活比較安定；二是政治比較清明，國力強盛，在經營邊疆和抵御外患上功業卓著，雖興辦浩大工程而財力不絀；三是在文化建設上卓有成就。以此衡量仁宗和宣宗朝則不全具有這些特征。與朱棣積極進取的治國方略相反，仁宗和完顏珣都是采取保守退縮的方略，以守成為主。另外，作為一個時代，時間不能太短，不要說仁宗在位1年算不上一個時代，再加上宣宗在位的10年也很難算得上是一個時代。大概正因如此，所以“仁宣之治”就不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那樣響亮，那樣為世人所熟知。因此，將永樂帝在位22年，加上仁宣時期的11年，大體算得上一個時代，合稱其為“永宣之治”，更為恰當。此外，時任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商傳認為仁宣之治不同于漢文景、唐貞觀，其并未完成一代盛世之治，而只是成就明朝長治之始，或者說仁宣之治結束了洪、永的開國，開啟了以后二百余年致治之世。
歷史評價
清代歷史學家谷應泰：創業困難，守成匪易。仁宣之治，非高、成不開；而高、成之政，非仁、宣不粹也。
歷史學家孟森：明之仁、宣，論者比之周有成、康，漢有文、景，為嗣主守文太平極盛之世。
學者趙望秦認為，明初社會經濟經過洪武、建文、永樂三朝的恢復發展，到宣兩朝達到了鼎盛時期。趙禎父子執政期間，力求社會的安定和統治的穩固，因而都采取了寬松治國、息兵養民的政策以取代洪武、永樂時期的嚴猛政治，采取與民休息的政策，減輕人民的負擔，經濟上實行了一些有利于生產發展的措施；政治上，提高了閣臣的地位，內閣制度確立起來，仁宣兩朝，大學士楊士奇、楊溥、楊榮執掌朝政，多有建樹，政治比較清明節，史稱“仁宣之治”，可與西漢的“文景之治”比肩。
學者高景新、戴鴻義認為，明朝經過朱元璋、朱棣半個多世紀的苦心經營，為仁宣之治創造了條件、奠定了基礎。仁宣二帝能夠在這一基礎上勵精圖治、革除弊政、穩定局勢，使“天下益歸心”，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太平盛世，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賢明君主。
相關作品
《明史紀事本末》
《明史紀事本末》由清代谷應泰（1620-1690)廣泛參考了《國榷》《石匱藏書》和其他私家野史所撰，對一些政治事件的記載比此后的《明史》更為詳細，其為直隸豐潤人，順治四年（1647年)進士，歷任戶部主事、員外郎，順治十三年（1656年)，調任提督浙江省學政事。該書完成于順治十五年（1658年)十月，共80目，每目為一卷，共80卷，記載了始于《太祖起兵》，終于《甲申殉難》明朝近三百年中的重要歷史事件。其中【仁宣致治】卷，分析了仁宣二宗承繼高成二祖的辯證關系，進一步指出，宣宗在位不滿十載，然而其治道垂成，可以溯源于仁宗作為太子監領國事之時，真是父子相承，和熙累累。所以仁、宣二宗致治的初始，仁宗比不上宣宗，仁宗執政之初尚面臨一定的風險，而宣宗繼帝則局勢安定，才能夠在仁宗致治的基礎上有所發揚光大。漢代劉氏天下的衰落，是從漢桓帝永嘉年間開始延續下來的；宋代致治最盛的時期，則是宋仁宗慶歷年間。先王之道，服之以德，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見效的，禮制和音樂必立國百年而后，才能夠逐漸興盛起來，所以宣宗致治，真是適逢其時。
《明朝那些事》
宣宗就是這樣的一個不擾民的皇帝，他沒有祖父那樣的雄才大略，但他很清楚，老百姓也是普通人，也要過日子，應該給他們生存下去的空間。在他執政的十年里，每天勤勤懇懇，工作加班，聽取大臣們的意見，處理各種朝政，能夠妥善處理和蒙古的沖突問題，能不動兵盡量不動，所以在他的統治時期，一直沒有出什么大事。加上仁宗的統治時間，這十一年時間被后代史學家公認為是堪與“文景之治”相比的“仁宣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
影視作品
2019年，64集電視連續劇《大明風華》開播。講述了靖難之役中，御史大夫景清夫妻罹難，長女若微被副將孫愚所救，次女蔓茵為太子朱高熾所救。骨肉同胞，一在宮中，一在江湖，同時長大。十年之后，若微隨一批靖難遺孤入城刺殺朱棣，刺殺失敗，若微則遭遇皇太孫朱瞻基，兩個年輕人是敵是友，成就了一段姻緣，其歷經永樂、洪熙兩朝，目睹了國家正在從亂象中慢慢恢復后，決心放棄執念，輔佐登上皇位的丈夫朱瞻基，成為了“仁宣之治”盛世的見證人。
參考資料 >
大明風華 (2019).豆瓣電影.2023-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