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禮監，官署名，明代設置。是明代內廷管理宦官與宮內事務的“十二監”之一，設立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初始職責有二：掌管宮廷內的一切禮儀，以及糾察宮內宦官中違犯禮法的行為。設置有提督、掌印、秉筆、隨堂等太監。宦官劉瑾專權后，司禮監更成“十二監中第一署”。
司禮監設置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初始職責有二：掌管宮廷內的一切禮儀，以及糾察宮內宦官中違犯禮法的行為。從洪武時期到宣德時期，司禮監設置后從由諸多宦官機構演變為宦官的一般衙門，繼而成為宦官衙門中的第一署；正統之后，由于皇帝怠政厭政以及幼沖等原因，皇帝經常讓司禮監代帝批紅，司禮監秉筆太監由于獲得了“批紅”權而能夠與內閣分庭抗禮。明代歷朝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劉瑾、馮保、魏忠賢等，均為司禮監太監。隨著司禮監權利不斷擴大，與內閣形成分庭抗禮的局面，護衛皇權的同時，也干預和影響了明代的中央決策，給明朝政治、經濟、軍事、司法造成了惡劣的后果。
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認為司禮監“有宰相之實”；中國明史學會理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員郭厚安教授認為，司禮監干政是極端君主專制的必然產物；現代學者黃才庚認為，司禮監專權，徹底破壞了章奏制度、行移關系；現代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張自成則認為，司禮監和內閣在正統以后絕大部分時間內相互合作是好的，是卓有成效的。
歷史沿革
洪武初置
明政權建立之前，即已開始設置內廷宦官機構。吳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設置內史監，設監令、丞、奉御、內史、典簿等職位。后來改為設置內使監、御用監，各設令一人、丞二人、奉御、典簿等職位。而到了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設置的內史監奉御就有六十人。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御用監變更為供奉司，又設置了紀事、內正二司，其中內正司職責是“專糾內官失儀及不法者”。隨后內正司改為典禮司，又改為典禮紀察司，該司職責為：“司正、副司正，執掌內府所有禮節，記錄御前所有文字；凡是圣旨裁決事務，已發或未發的，都要記錄清楚、在御前題奏；及時糾察彈劾內官、內使違法不公等問題；而造墨、表背匠亦屬焉。”典禮紀察司應是紀事司與典禮司合并而成。
朱元璋統治期間，宦官機構及其職官設置屢有更易變動，宦官人數不斷擴充增加，逐步增設有關機構。至洪武末年，明代宦官機構及職官設置已基本形成。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調整宮內宦官機構，設立十二監，其中增設的司禮監，令和丞各一人，其職責：“一是掌管宮廷內的一切禮儀。凡是正旦、冬至等節日，命婦朝賀，司禮監則排定其班位、儀注；二是糾察宮內宦官中違犯禮法的行為。”這和原內正司與典禮紀察司的職掌是一脈相承的。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對宦官機構作了第二次全面調整。司禮監職掌內容改為：“掌冠婚喪祭禮儀、制帛與御前勘合、賞賜筆墨書畫、并長隨當差內使等人出門馬牌等事，及督光祿司供應諸筵宴之事。”
朱元璋曾對侍臣說過，宦官可以負責生活中的瑣碎事項，如果不是有特殊的事務需要他們去做，不要讓宦官人數太多。還表示：宦官大多是用心險惡的人，如果作為耳目使用，那么會被他們蒙蔽；如果把他們用作心腹，那么必然生出禍患。想要駕馭他們，要讓他們畏懼法令，而不能自持功勞驕傲自大。有位內侍侍奉朱元璋最久，暗中談及政事，朱元璋知道后終其一生不再召見他，同時規定內侍不許讀書識字。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還鑄造鐵牌，懸置宮門，明令“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并敕諸司不得與內官監有文件章奏的往來。
地位始升
朱棣曾經說過，他完全遵從太祖的教誨，沒有御用寶璽文書，即使是一個士兵一個平民，宦官也不能擅自調用。有私自役使應天工匠的，他當即命錦衣衛逮捕治罪。但隨后，朱棣在出使他國、統領軍隊、監軍、鎮守等政事中重用宦官。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宦官李興等人奉命慰問暹[xiān]羅國國王；永樂三年（公元1405年），宦官鄭和奉命率軍出海；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宦官王安等監察都督譚青等人所率軍隊，馬靖巡視甘肅省；洪熙年間，王安奉命鎮守甘肅。
而到了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朱瞻基朱瞻基設立內書堂，命令大學士陳山教授小內使寫字，朱元璋定下的宦官不許識字讀書的制度，就此廢除了。朱瞻基在位期間，內閣楊士奇等人受命參與批閱奏章，他們被允許把寫了批閱建議的小紙條貼在中外奏章上呈現給皇帝看，再由皇帝親自御批，稱之為票擬。需要皇帝御批的奏章太多，最后是由在內書堂學習過的司禮監秉筆太監代替皇帝批紅。
權力高漲
朱瞻基去世后，即位的是九歲的朱祁鎮朱祁鎮，由太皇太后張氏聽政。張氏不方便親自處理朝政，下令內閣負責票擬，而批紅成了司禮監太監的主要職掌。當時的司禮監掌印太監王振深受朱祁鎮信任。正統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及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又稱“三楊”）等人相繼去世或遠離權利中心，朝中無人可在壓制王振，其權力大增。
正統以后，司禮監職掌陸續擴增。提督東廠、派遣調動出鎮內臣、提督京營、會同三法司審錄獄囚等權力為司禮監掌握。司禮監將宦官各衙門的主要權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在組織形式上，司禮監已成為一個以掌印、秉筆太監為首腦的和內閣部院相對應的龐大官僚機構。司禮監逐漸成為十二監中第一署，掌印太監和內閣對柄機要，僉[qiān]書、秉筆掌管文書房，等同次相。朱厚熜在位中期，內閣夏言、嚴嵩交替當權，儼然成為真正的宰相，壓制六卿。然而內閣起草的文件，還是不得不取決于司禮監的批紅，因此宰相的權力其實被司禮監掌握了。
朱祁鎮時期的王振、朱見深時期的汪直、朱厚照時期的劉瑾、朱由校時期的魏忠賢，大權獨握，皇權受制于宦官之手。
組織結構
明代中央出版印刷機構以司禮監為主。司禮監下設漢經廠以刻印四部各書為主；番經廣刻印佛經為主；道經廠刻印道家著作為主，經廠有一定規模，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 查過一次工匠數額，其中專門從事刻印的有刊字匠 315 人、箋紙匠62 人、裱背匠 293 人、折配匠 189 人、裁紙匠 80 人、印刷匠134 人、黑墨匠77 人、筆匠 48 人、畫匠76人，總計 1274 人。
參政范圍
政治參與
人事干預
明代五品以下官員的任命、升遷、改調都由吏部通過選來執行。重要職位的人選要由高級官員們討論會推，中低職位則由吏部直接任命。所有官員的任職都必須得到皇帝的批準。在原則上，司禮監不能影響官員任免，但實際上，司禮監能干預官員的任命。御史魏允貞說過，吏部官職重要，在會推之前，有關官吏會收到當政之人和司禮太監的的影響。
正統年間，王振曾詢問三楊年事已高以后要怎么辦，在楊榮說出可選用新人后，王振即推薦曹鼐、苗衷、陳循、高谷等人成功入閣。同時，王振還假傳圣旨給自己人升職；對不順從自己的官員，則是不讓其升遷、或尋罪名將其流放、殺害。劉瑾掌司禮監后，對與自己有間隙的大臣，或勒令致仕，或坐事罷免，或尋錯枷死；官員想升遷，也只是劉瑾一張紙條的事，都不用經過皇帝批準；有犯錯者賄賂劉瑾，罪行不僅被壓下，職位還升了；焦芳憑借討好劉瑾得以進入內閣。
決策干預
司禮監利用皇帝對自己的寵信，甚至發展到直接對皇帝的決策進行干預和影響。朱祁鎮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冬十月，福建省按察僉事廖謨以杖打死驛丞。驛丞的同鄉楊溥怨恨廖謨，認為他問罪當誅；廖謨同鄉楊士奇要將其罪名改為因公殺人。此事爭議不決，交由張太后圣裁。王振以案件相關者是二楊同鄉，抵命的懲罰太重，定為因公殺人的懲罰又太輕了，最好的辦法是降職。太后聽從了王振的意見，降廖謨為同知。由此王振逐漸參與朝中決策。同時，王振憑借英宗對他的信任，教唆英宗用刑管理大臣，以防受大臣蒙蔽。
憲宗寵愛汪直。汪直說內閣的奏章是司禮監黃賜、陳祖生的主意，目的是為原建寧衛指揮使楊報仇。憲宗馬上將黃賜、陳祖生貶斥南京。
經濟干預
早在洪武年間，宦官已經開始插手干預財政。明代中期，司禮監奉皇帝之命，派宦官與戶部官員一起辦公，參與到明代的經濟活動中。例如，正統九年閏七月，戶部右侍郎焦宏同司禮監左監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壩上。正統以后，經理倉場，提督營造、珠池、銀場、市舶、織造等都是宦官管理。到了朱翊鈞萬歷年間，宦官擔任的礦監稅使遍天下。明代中央政府六部中，主管經濟事務的是戶部和工部。明代后期，曾設立宦官衙署“戶工總理”，授予宦官管理所有戶工的權力。
劉瑾服侍武宗時，勸皇帝下令凡是宦官鎮守的都要進貢萬兩黃金，同時又奏請設置皇莊，使皇莊數目增加到三百多所，使京地區大受干擾。河南太監廖堂奏請兼管修河道，剝取民財，用車裝了數千輛到京師。戶部奏請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以為先朝無此例，下令戶部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顧尚書以以天順年前無銀例回報。劉瑾認為這是戶部官員勾結邊防巡撫都御史共同盜取銀兩的明證，將相關人員治罪，罷免了送銀的例子。邊防銀兩存儲自此一直不足。期間，劉瑾廢止鹽法開中制度，影響到邊軍糧食的供給，直接導致寧夏安化王起兵。
軍事干預
宣德時期，明代北部九邊都已差派宦官鎮守。這些提督太監的派遣照例是由司禮監負責，外廷兵部不得過問。
隨著內監越添置越多，邊塞都由宦官巡視，各地較大的軍事行動都有這些監軍存在。監軍一般是臨時派遣，主要是對出征的軍隊進行監督。
朱祁鎮登基時開經筵，由王振上閱武將臺。紀廣時任慶右衛指揮僉事，因為投靠了王振，在閱武時被王振定為第一。正統年間，侍講劉球曾上疏反對征討麓川，但王振一意孤行發起戰爭，英宗也偏向王振的意見，導致征討麓川傷亡慘重，軍費開支和封賞的爵位不可勝計。
司法干預
司禮監參與三堂會審始于正統年間。皇帝派司禮監參與司法主要是對三法司不信任，司禮監監督，保證司法系統的公正性。有時，皇帝會為三法司定調，宦官只是按照皇帝的旨意辦事。但宦官假借皇權，干預司法的情況也是存在的。
參政途徑
直接上疏
明代宦官可以同朝臣一樣上奏疏言事。在楊溥和楊士奇分別因同鄉之情，而對福建按察僉事廖謨杖死驛丞之事有不同意見時，太皇太后張氏最終采納王振的建議裁決此事。天順二年（公元1458年），司禮監太監阮簡奏景泰中向皇帝乞大興縣田三頃耕種，現在為人所侵奪，戶部覆勘后，明朱祁鎮命將其中的八十畝還民。
批紅特權
批閱奏章是皇帝處理政務的主要途徑。宣宗令內閣票擬，然而他無法親自全部批閱這些條旨，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條旨須由他人代為批閱，這樣，經過內書堂讀書識字訓練，代替宣宗皇帝批紅的司禮監秉筆太監就替代皇帝批閱奏疏。英宗即位時年齡尚幼，由太皇太后張氏聽政，受限身份原因，張氏令內閣票擬，批紅則落到司禮監太監身上，王振因此得以直接接觸各類朝政事務和人事安排。
立儲、監國、受顧命
仁宣以后，司禮監完全參與到明代的政治活動中，立儲、監國、顧命等重大政治活動都參與其中。明景帝即位后想易儲，太監王誠、舒良為其出謀劃策無果，景帝遂召朝臣商量廢立太子之事。朝臣不愿意，又不敢反對，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威脅，朝臣不敢繼續違背皇帝命令，遂定下易儲。武宗朱厚照南征朱宸濠時，索性叫宦官“監國”。
中介干預
司禮監還可利用轉呈章奏、傳宣御旨等中介環節干預中樞決策。萬歷初年（公元1573年），馮保掌管司禮監，又提督東廠，總兼內外事務，權勢高漲。內閣首輔高拱授意六科程文、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交互向皇帝上書奏事彈劾馮保，而且給事中尊、陸樹德又特意上書檢舉彈劾馮保，高拱授意他們一起請求驅逐馮保。而馮保扣留了他們的奏疏，與張居正合謀，一起逐走了高拱。
明朱由校時，魏忠賢利用手中權力，欺上壓下，栽贓誣陷。修撰文震孟針對魏忠賢漸漸專權的情況，曾上疏認為如今大臣上朝上奏朝拜，如同傀儡一般，希望恢復祖制，大臣當面奏事，皇帝當面裁決，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左右近習則無緣蒙蔽。此疏呈上后，魏忠賢扣留不上奏，趁熹宗觀劇時，斷章取義，摘取奏疏中“傀儡登場”等語句呈奏，誣陷文震孟將皇帝比作傀儡木偶，不殺他無以警示天下。熹宗信以為真，傳旨杖文震孟八十。
參與閣議
明代司禮監還能通過出席閣議干預內閣決策。司禮太監受命作為君主的代表出席閣議，閣臣是無法反對的。宦官出席閣議，不僅有權發表意見，而且常常能夠左右閣議。皇帝派司禮監宦官出席閣議，一方面是派他們去監視閣臣；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一些皇帝很少接見閣臣。在這樣情形之下，皇帝命司禮監宦官前往，司禮監代表著皇帝，閣臣對國家政事的討論就受到皇權的制約。
拉攏朝臣
司禮監對中樞決策的影響有某些制度上的有利因素，而通過依附他們的朝臣，使得他們干預朝政的能力得以擴大。如劉瑾掌握司禮太監的大權以后，首先安插自己的黨羽出任內閣要員。如劉宇，先后任兵部尚書及吏部尚書，掌握軍政大權，后又入閣，以原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另外一黨羽曹元，先為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后亦任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焦芳告密，劉瑾讓他以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劉瑾不僅在內閣中安插自己的親信，六部尚書也多有其私黨，所以劉瑾得意的宣稱“滿朝公卿，皆出我門”。劉瑾又對反對過自己的大臣加以打擊。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劉瑾召集群臣跪于金水橋南，宣布“奸黨”，其中以劉建、謝遷、韓文等人為首的一大批官吏，都被列入名單，勒令致仕。
歷史影響
正面影響
有助于皇帝充分行駛皇權
明代內閣和司禮監出現以后，分享了原來屬于宰相而現在屬于皇權的一部分權力，保證了明代政務即便是皇帝怠政的情況下國家機關也能夠正常運轉。在保證國家政務得到充分處理，皇帝充分行使皇權的前提下，司禮監還對以朝臣為主的內閣起到制約作用，明代的內閣閣臣只有在張居正當政時，權力達到巔峰，在大部分時間里，閣臣的權力受到限制，與宰相無法相比，這正是司禮監的功勞。
明代中后期，黨爭加劇。加劇原因比較復雜，既有“大禮議”帶來的負面影響，又有張居正“奪情”帶來的文官集團的撕裂，而以司禮監為首的宦官集團參與其中則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激烈的黨爭嚴重消耗明王朝的內部力量，其余波甚至延續到南明。是明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有利于對朝臣進行監督
明代中期以來，司禮監的職權不斷擴大，司禮監不僅僅掌握了批紅權，還可以上疏，以及奉皇帝的命令參與到工部、戶部、兵部等部門的事務中。
隨著內閣體制的不斷完善，超越了六部權力，也逐漸出現了權力形同以往宰相的首輔。嘉靖時期，首輔制度形成，夏言、嚴嵩、徐階、高拱等人都任過首輔，權力更加集中，而到了萬歷初年（公元1572年）的張居正當政時，閣權更是完全壓倒部權。但是，隨著閣權的擴張，司禮監的權力也在日益擴張，司禮監批紅代皇帝替行使皇權。司禮監的批紅有時是皇帝的意愿，有時體現的是宦官群體的意愿，遂對內閣的票擬有很強的牽制和干預作用。
司禮監同明代的給事中、監察御史風聞言事相比，能夠親臨現場，對各部的事務起到監督作用，這種監督比起監察御史、給事中顯得更加有效。
負面影響
架空內閣，破壞了正常的權力平衡
內閣的權力逐漸增大，尤其張居正執權時，內閣權力已壓制六部權力，但同時司禮監的權力也在增強。內閣起草的文件，還是不得不取決于司禮監的批紅，因此宰相的權力其實被司禮監掌握了。另外，在許多情況下，又出現了旨從中下，奏章留中的情況，使內閣處于無權的地位。當司禮監完全控制了政權時，內閣已完全淪為司禮監的辦事機構。內閣完全被架空，司禮監掌握著最終的決定權，使明代中央權力出現了非正常的傾斜，權力失去了平衡。
破壞了明代的政務運轉體制
明制規定，章奏必先達司禮監，然后必由秉筆太監呈送皇帝，朱厚照時，司禮監專掌機密，所有奏章、奏疏及皇帝的降敕、批疏，都由司禮監來處理。在這一環節中就為章奏遭致阻斷提供了契機，司禮監極有可能拆開奏章，如若這奏章有對自己不利的事，是不可能轉給皇上的。馮保和魏忠賢就曾分別通過壓下奏章和斷章取義排除異己。
破壞了明代的司法體系
廠衛等特務機構的存在，使三法司形同虛設，許多案件都由他們包辦審理，三法司只能審理一些民間一些小事。另外，司禮監的會審更使司法受到司禮監的控制和干預，導致明代的冤案增多。另外，特務機構四處捕人，也造成了全國的恐怖氣氛，司禮監還利用廠衛來加強自己的統治。司禮監宦官往往提督東廠，廠衛可以任意捕人不受法律限制。
加速了軍隊的腐敗
明初，領五軍都督府的都是一些元勛宿將，軍制整齊，司禮監派監軍、鎮守、巡視、分守等內官參與到明代的軍事活動中，宦官代表皇帝，具有欽差的特殊身份，但這些宦官不一定都懂軍事，而地方督撫、鎮將則處處受到監軍、鎮守、分守等宦官掣肘，明代的軍事制度逐漸遭到破壞。早在宣德初年，內官在邊者，就仗勢恣肆，就連總兵也不能節制。
朱祁鎮時期，王振大權獨攬，三征麓川、土木堡之變都與王振的錯誤決策有關。魏忠賢冤殺熊廷弼，使得明王朝在遼東的防務形勢急轉直下，無法扭轉，直至明朝滅亡。
激化了明代的黨爭
明代中后期，黨爭加劇。加劇原因比較復雜，既有“大禮議”帶來的負面影響，又有張居正“奪情”帶來的文官集團的撕裂，而以司禮監為首的宦官集團參與其中則又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激烈的黨爭嚴重消耗明王朝的內部力量，其余波甚至延續到南明。是明王朝走向滅亡的重要因素。
與皇權的關系
司禮監因負責“掌章奏文書，照閣票批朱”，而與內閣形成直接的權力互動關系。皇帝、內閣、司禮監組成了一個不等邊三角形，其中皇帝高踞于頂端，內閣和司禮監位于底邊的兩端，孰長孰短，孰強孰弱，完全視皇帝與其關系的密切和信任程度而定。“批紅”就其權力性質而言，屬于最高決策權，是實現皇權的一種方式。故司禮太監代皇帝“批紅”，是在代行皇權，而不是攫取了相權。明代皇帝授權司禮監代行“批紅”，與其說是要太監代為處理國政，還不如說是利用宦官勢力牽制內閣，代表皇權監督和控制政府機構的施政活動，以確保皇權的利益不受損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違背皇帝意圖的行為出現。
明代的宦官盡管權勢熏灼，但他們只不過是假皇權以肆虐的奴才，為皇帝搏噬巨民的鷹犬而已，沒有也不可能皇權構成任何威脅。
歷史評價
明末清初啟蒙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評價司禮監：“有宰相之實。”
中國明史學會理事、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會員郭厚安教授在《假皇權以肆虐的奴才——論明代的宦官》中認為，司禮監干政是極端君主專制的必然產物。
現代學者黃才庚在《明代司禮監專權對奏章制度的破壞》中認為，司禮監專權，徹底破壞了章奏制度、行移關系。
現代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委員張自成在《明代雙軌運行中央輔政體制述論》中認為，明王朝的雙軌運行政治制度將相權一分為二，使內閣和司禮監共同擔負起傳統宰相的責任，使皇帝既能夠平衡權力，又保證了皇權不致旁落，又使宦官集團受到了有效控制。除了幾個特殊的時期，內閣與司禮監在正統以后的絕大部分時間內，相互合作是好的，是卓有成效的。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