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发VIIIwelcome,平博88,金彩汇

來源：互聯網

丘濬（1421年/1420年-1495年），又名丘浚、邱濬，字仲深，號瓊臺、瓊山、深庵、玉峰，別號海山道人，世稱瓊臺先生，海南瓊山縣府城西廂下田村（今海口市瓊山區府城鎮金花村），明代中期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經濟學家、理學家，被明孝宗御賜為“理學名臣”，被史學界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丘濬6歲喪父，由祖父和母親撫養，家境貧寒，借書苦學。正統九年（1444年）鄉試中首名舉人（解元）。景泰五年（1454年），殿試中二甲第一名進士，授庶吉士。天順八年由經筵講官升侍講官。成化三年（1467年），升侍講學士。成化十三年（1477年），授翰林院學士。十六年（1480年）加封禮部侍郎、國子監祭酒。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晉升為禮部尚書。弘治四年（1491年）加封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與國家軍機決策。74歲時，他右眼失明，上疏請求致仕，未獲準，加封太子太保兼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弘治八年（1495年）春在北京病逝。追封左柱國太傅，謚文莊。

丘濬一生著作甚豐，參修《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英宗實錄》《憲宗實錄》《宋元通鑒綱目》等，著有《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朱子學的》《大學衍義補》和詩文匯集《瓊臺會稿》等，共226卷被收入清乾隆修纂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是海南歷史上著作選入《四庫全書》最多的作者。此外，還著有《成語考》以及《投筆記》《舉鼎記》《羅囊記》《五倫全備記》等劇本和《群書抄方》《本草格式》等醫藥論著。丘濬的《世史正綱》一書集中體現了他的歷史學思想，集中表現為治史觀、古今觀、華夷觀、君臣觀四方面。其治史觀強調史學的重要地位，同時強調著史之人應具備崇高的德行，客觀公正的記載歷史事件。經濟思想方面，他提出勞動決定商品價值的觀點，是其經濟學說的綱領。該主張比英國古典學派的創始人威廉·配第于17世紀60年代提出勞動價值論早了174年。司法方面，丘濬主張立法簡明易懂；君主應以身作則，要求自己遵守法律，在此基礎上要慎重的任用司法官員等。

丘濬在明朝宰輔中即以“博極群書”著稱，被前人譽為“當代通儒”，史載他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凡六經諸史，古今詩文，九流箋疏之書，以至于醫卜老釋之說，都有研究。他還與唐朝張九齡及宋朝余靖、崔與之被稱為“嶺南人物之首”。丘濬革新了以明理學為主導的思想，引赴了務實浪潮。他雖以政治家見稱，在文學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詣。丘濬關于“詩出乎天趣自然”的創作主張，開創了一代詩風，中國詩界奉為詩的最高境界。丘濬留下的諸多珍貴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丘濬的家國情懷、廉潔品質、探索精神、民本思想等，具有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和鮮明的時代價值。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一說1420年），丘濬出生于海南瓊山區府城西廂下田村（今海口市市瓊山區府城鎮金花村）。史料記載，丘濬幼年天資聰穎，書看一遍就能背誦。6歲就能賦詩，7歲喪父，母親李姓教他讀書，12歲時以七律詩《五指山》而聞名。幼時勤奮好學，家貧無書，嘗走數百里借書以讀。明正統九年（1444年），二十四歲的丘濬首次參加廣東省鄉試獲得第一名。后入國子監讀書。

受封入翰林

景泰五年（1454年），33歲的丘濬登進士第，置二甲第一，授翰林庶吉士。同年參與編纂《寰宇通志》。書成后任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1463年）上書朱祁鎮皇帝請免調海南省衛所官兵參加內地防務，只專門負責瓊州治安，使廣大海南軍人免除遠離鄉土之苦。同時向大學士李賢提出處理兩廣“平亂”難題的建議，均得到皇上嘉獎。天順八年（1464年）由經筵講官升侍講官。同年，開始醞釀編纂《大學衍義補》。

成化元年（1465年）受命編纂《英宗實錄》，為于謙受誣辯白，而直書其功勞。同年，他給內閣大學士李賢寫了封長信，對鎮壓廣東省和廣西壯族自治區猛族的叛亂提出了策略。李賢將該信呈給朱見深朱見深，得到了李純的贊同并下令執行其鎮壓叛亂之策。這使得丘濬名聲大噪。成化三年（1467年），《英宗實錄》編纂完成，升侍講學士。

服喪離職

明成化五年（1469年）至明成化九年（1473年），丘濬服喪離職在家為母守孝。丘濬借著這一次回鄉，在府城西北隅創辦了奇甸書院，成化八年（1472年）在府學堂后建“藏書石室”一間，他將積攢多年、經他本人精選的圖書藏于其中。石室所藏書籍全部公開，供家鄉學子自由借閱，不少海南省學子在此閱讀書籍，獲益匪淺。

屢次晉升

成化十二年（1476年），他參與纂修的《續修通鑒綱目》完成。成化十二年（1477年）四月，丘濬擢升為翰林院學士，四個月后晉升國子監祭酒，同年開始動筆編纂《大學衍義補》。十成化六年（1480年）加禮部侍郎職，仍主持國子監祭酒事。丘濬身為國子監祭酒，還站在主考官的角度希望“命題者隨文取義”，不要有偏離正統文風的題目出現。無論是考官出題還是考生答卷，唯有恪守經書之旨，不求險怪新奇，方能保障科舉制度的穩步運行。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一月，丘濬編纂的《大學衍義補》完成。丘濬編纂該書是鑒于宋真德秀所撰《大學衍義》只敘述了修身、齊家，沒有治國平天下的內容。這使得有“愛君憂國”之心的丘濬決心補上這一內容。書成之后，他寫《進大學衍義補奏》。這時，孝宗已經即位，批道：“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補于政治，朕甚嘉之”，并命福建布政司刊行。同月，丘濬升為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1488年），李淏命丘濬修《憲宗實錄》，充副總裁。四年（1491年）八月，《朱見深實錄》成，加丘濬為太子太保，十月又進升文淵閣大學士。這時丘濬已經七十一歲。同年，他請求將《大學衍義補》里的建議付之于實踐，并得到趙昚的贊同。然而由于一些原因，丘濬許多建設性的意見都沒有被采納。

晚年經歷

弘治五年（1492年），丘濬借天象變異等事，向皇帝上時政疏十余萬言，列舉時弊二十二事，希望皇帝能夠采納他的意見，改革陋政弊習。孝宗見了以后，表示采納他的意見。同年，他以眼病為由，上《壬子再乞休致奏》，盼望如歐陽修一樣放歸故里，但朱祐樘不允，降下“今后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的圣旨。第二年（1493年），丘濬右眼失明，李淏皇帝命免朝參。七年（1494年），進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

由于長年受病痛折磨，他變得越來越沒有耐性，總是與其他的官員爭吵；一次，其與同僚在內閣爭吵，一怒之下摔了頂戴。此外，他與吏部尚書王恕關系惡化，甚至到了互不理睬的地步。弘治六年（1493年）考核群吏，王恕上奏章要罷免二千人。丘濬則請求未滿三年的仍任原職，無特別貪婪殘暴劣行的官吏仍留任，留下九十人。王恕爭辯無結果，要求離職。太醫院判劉文泰曾經與丘濬家有過來往，劉揭發王恕失職，王恕懷疑劉是受丘濬指使，而輿論大嘩，說疏稿是丘濬寫的。王恕因此事被罷官，人們由此對丘濬很有看法。給事中毛珵、御史宋德、周津等紛紛上奏章彈劾丘濬不能位居相位，趙昚不理睬。

卒于任上

丘濬在朝廷的最后幾年，他陸續呈上了十三份奏章請辭還鄉，但卻沒有得到孝宗的批準。弘治八年（1495年）二月初四日，丘濬死于北京任上，享年75歲（一說76歲）。孝宗下旨輟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追贈“太傅特進左校國”，謚“文莊”。三月十二日，孝宗又撰寫了《特賜謚策文》，命行人宋愷扶靈將遺體運回海南省，靈柩抬到海口濱涯村時纜繩突然神秘地繃斷，于是就地安葬。明弘治九年（1496年）十二月乙酉日，朝廷為丘濬進行諭葬，丘濬的靈柩歸葬他自己圈定的“五龍池之原”。

家族成員

主要著作

國史

他曾參與《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纂。他著有國史《寰宇通志》《大明一統志》《英宗實錄》《憲宗實錄》《宋元通鑒綱目》等。

理學、經濟之策

他著過匡時濟世的理學、經濟之策《大學衍義補》《世史正綱》《朱子學的》等。

醫書

他寫過藥方醫論《群書鈔方》《本草格式》《重刻明堂經絡前圖》《重刻明堂經絡后

圖》等醫書。

詩文

丘濬一生寫下詩文無數，多達幾萬首，大多遺失。丘濬門生寮友等搜集整理的丘濬詩文集有《瓊臺類稿》52卷、《瓊臺吟稿》12卷（收詩705首）、《瓊臺詩文會稿》（詩詞約900首，箴記序論等380多篇）、《丘文莊公集》等。今人周偉民、唐玲玲等輯校的《丘濬集》十冊，是迄今所見收錄最全者。

此外，他還著有《家禮儀節》《丘文莊公集》《平定交南錄》1卷、《成語考》2卷、《五倫全備忠孝記》4卷、《投筆記》4卷等。《鐘情麗集》是一本以海南島為背景的中篇文言小說，寫了海南本土才子與佳人的愛情故事，雖與“理學名臣”身份相去甚遠，但明清不少學者認為此書正是丘濬所作。

思想主張

經濟治理思想

配丁田法

丘濬認為，農業活動是社會最本質和至關重要的經濟活動；所有人，都是由于農業活動而能存世的。這是因為人們是通過種植業和養殖業得到生活的保障。因此，丘濬認為，土地是發展農業生產養育人民及讓人民得以安居樂業和富裕的基礎。他反對歷史上的“均田制”及土地國有相關主張，提出了“聽民自便”的土地管理方案。他進一步提出，對土地兼并行為要嚴格管控，并明確提出了“配丁田法”這一理論，認為“丁”“田”達到每丁戶一頃的限度時，就應禁止買田。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對官僚及地主階級可以優待，減免他們的勞役，但決不能減免他們的賦稅。這一辦法，目的是對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行為加以嚴格限制。

民自為市

丘濬繼承歷代以來的重民思想，強調民眾在經濟治理中的作用。他認為“民富”才能“國富”，主張重視商賈利益，強調“市者，商賈之事”，要給商人以充分的經營自由，反對國家過多干涉商業活動，“爭商賈之利”“奪富與貧”。一方面，丘濬尊重市場調節。他認為商品價格是在市場交換中自然形成的，在國家不為、“民自為市”的市場環境下，商品價格與市場交換相依相生，“物之良惡，錢之多少，易以通融，準折取舍”，若國家過多干預，則“物必以其良，價必有常數”，又有“私心詭計，百出其間”，從而喪失了聽民自為的靈活性和自適性。他反對官府打擊商人囤積居奇，認為貧、富都是“吾民”，富人所有即國家所有，當富人貨物充足時，“其價自然不至甚貴”，依賴市場調節即可。另一方面，丘濬反對國家專賣。丘濬認為自然資源是公共之物，君主“擅其私”違背了天地生物之意和上天立君之意。因此，他反對官府對鹽、茶等的壟斷經營，提議以法令保護和促進商品經濟的發展，將鹽、茶等官營改為國家監理下的私人自由生產和經銷制度。這不僅有利于擴大商品的流通渠道，繁榮經濟，也有利于增加國家稅收。此外，丘濬還提出要維護交易秩序。

開放海禁海運

丘濬深諳海運之利，他從國計民生的經濟效益出發，倡議開放海禁，開辟海路，搭載私貨，溝通南北市場。他建議恢復海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司，商人出海前，需事先申報其商船料數、貨物種數、經行地區、返回日期等，返回后貨物也需先由官府封檢、抽稅，其后才能入市交易。同時，他力主恢復海運，他認為，海運既能緩解漕運壓力，節省費用，溝通南北，富足國用，又可減少軍卒，充實國防。丘濬研析《夢溪筆談》，結合自身閱歷，從海船的設計和裝備、舵手與船工的選擇和人數、海道的勘察和造冊、氣象的觀察與應對、運載的重量和課稅等方面制定了詳盡的海運方案，立足全局視野，頗具實用價值。

優化貨幣制度

丘濬反對濫發貨幣，點明錢幣乃利權所在，人們往往為利而爭，因此最好由國家壟斷鑄幣權。他從樸素的勞動價值論出發，提出“世間之物雖生于天地，然皆必資以人力而后能成其用”，一方面，紙鈔是以化費人功少之物來交換化費人功多之物，是用“無用之物”交換“有用之物”，不符合“物與幣兩相當值”的原則，會造成通貨膨脹，導致亂亡之禍，主張使用金屬貨幣；另一方面，流通的貨幣必須足值，鑄錢要“不惜銅，不愛工”，符合標準。丘濬價值觀點的提出，可謂世界最早，比英國古典經濟學派創始人威廉·配第在17世紀提出的勞動價值論早了170多年。在貨幣發行方面，丘濬建議規定銀、錢、鈔之間合理的換算比率，實行“銀本位”的三幣制。即“以銀為上幣，鈔為中幣，錢為下幣”，以銀和錢鈔相權而行，規定銀、鈔、錢之間的比價，“錢多，則出鈔以收錢，鈔多，則出錢以收鈔”。

加強財政管理

明中期科派頻仍，冗食濫賞，費用無度，以致“國計空乏，民生窮困”。為節財抑耗，丘濬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財政主張。一是控制收支。財政收支關系“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強弱，世之治亂”，因此經濟活動要量入為出，嚴格控制財政支出，裁免浮費，取用有節。為此，他提出了具體思路：一方面，編制國家預算。具體而言，根據本年度的收支結余，在十二月下旬由戶部會同執政大臣，“通行計算”次年的收支和儲備情況，而后上報，“不足則取之何所以補數，有余則儲之何所以待用。歲或不足，何事何從減省，某事可以暫已”。另一方面，加強收支統計。丘濬指出，國家之大，支出之多，必須“為籍以紀之，設官以稽之”，做好收支記錄和監督稽核，防止有司欺蔽。因此他主張在戶部卿、佐添設尚書一員，專總國計，主要負責稽歲計出入，審物產豐約，權貨幣輕重。同時，仿唐宋舊制，將洪武至弘治時期的租額年課、官員俸祿、祭祀雜費等數據，按朝分卷，通為一書，以備參考。二是穩定物價。商品價格穩定與否，直接影響財政收入。一方面，丘濬建議有司按時上報當地糧價，層層上報，使政府掌握各地錢谷之數，驗視民食是否充足，還可在價低與價高的地方之間“通融轉移”，以保證錢余谷足，維持物價穩定。另一方面，丘濬建議在各地設立常平司，按市價廣泛收糧貯谷，以充邊儲，可通融調劑，亦可易換他物。這一方案對“養民足食”、穩定物價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史學思想

重史德、史識的良史觀

丘濬十分看重史官的作用，他宣稱：“夫天下不可一日而無史，亦不可一日無史官也。百官所任者，一時之事。史官所任者，萬世之事。”對于史官治史所需具備的才能，史家的論述也有所不同。唐代劉知幾提出史官必須兼有才、學、識三者之長。在丘濬的眼里，這還不是根本。丘濬認為：“若推其本，必得如元揭溪斯所謂：‘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后用之，則文質相稱，本末兼該，而足以為一代之良史矣。朝廷誠得斯人，付以纂述之任，儲之館閣之中，以為異日大用之階，其所關系夫豈小哉。”心術正可以理解為德性佳，即史家治史更需具備的是史德。清代學者章學誠也十分重視史德，并進一步將劉知畿的“史才三長”發展為“史才四長”，即史才、歷史學、史識、史德。

重“夷夏之防”的正統觀

“夷夏之防”形成于先秦時期，并成為華夏族處理與看待和周邊少數民族關系的準則。漢代以后“夷夏之防”逐漸發展為大漢族主義的理論基礎。丘濬史學思想中也有著明顯的重華夏而鄙夷狄的正統觀念。丘濬對漢匈和親政策是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究其原因無非是華夏后裔與夷狄婚配違背了夷夏之防的準則。丘濬對江統“徙戎論”予以肯定，并進一步發展為“滅戎論”，認為只有將戎夷消滅殆盡方才能使其無法為禍中原。丘濬否認夷狄建立起的元王朝正統地位。

重君臣大義的名教觀

丘濬歷史學思想中包含著強烈的名教觀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對女性統治者臨朝稱制的強烈不滿，二是對君臣名分的高度肯定與維護，三是為維護名教大義批判統治者接納佛教。古代中國是男權統治下的社會，丘濬對女子當政深惡痛絕，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重“以史資治”的垂訓觀

丘濬“以史資治”的史學思想在其私家史著《世史正綱》中有著充分體現，例如認為秦朝統治者奢侈無度，大肆營造宮殿，無視民間疾苦的行為最終導致胡亥而亡足以給后世君主警醒。對秦始皇生前未能夠妥善解決立儲問題而導致奸宦誤國的行為，丘濬提出“后世人主，可不鑒諸”。對秦以宦者趙高為中丞相一事，丘濬指出“此后世用宦者輔相之始，萬世之下可以鑒矣”。但是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丘濬所處的明王朝正是宦官專權，政治黑暗的典型代表，這也意味著丘濬著史以求規勸統治者勵精圖治的良苦用心并未奏效。丘濬在《世史正綱》一書中對皇帝隨意改元亦提出了批評。丘濬所處的明王朝除朱祁鎮皇帝有著“正統”和“天順”兩個年號，其余諸帝都未曾改元，這讓丘濬感到十分滿意，認為前朝皇帝改元的不正之風并未影響到明王朝的統治者。

藏書思想

為經世致用而藏書

在丘濬看來，圖書典籍的功用至關重要。他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圖書典籍這種載體，才使今人窺見往事，后人得以了解當今安邦治國的思想。簡言之，圖書典籍系作者與讀者所處的傳統與當下兩者之間的視域融合載體。其作用之大不言自明。圖籍的藏儲方式關系到圖籍的存亡，治國應以整治圖籍為先務；圖書典籍收藏傳承了古今帝王之政治統治經驗、臣民的道德規范，對經世治政有著極高的應用價值；藏書于民不如藏于官，惟有國家設立儲藏圖籍之所，才能保證建立起除經史子集外，還兼具天文、地理、方志等完善的藏書體系。而私人藏書家常因遷徙而無法持續地、廣泛地收集圖書或因個人偏好各異影響到圖籍收藏的完整性。這一觀點凸現明代學者對官藏圖書的認知定位。

為傳承文化而藏書

由于技術的發展，明代刻書業有了較大發展，官刻、私刻都比較興盛。丘濬主張將朱元璋皇帝的著作雕印行，擴大書籍的流布，使普通民眾有機會讀到太祖皇帝的著述。除此之外，他從文淵閣的藏書中找到《武奚集》等底稿加以刊刻。凡此種種，均系通過增加流轉圖書體量來擴大閱讀受眾覆蓋面，以期實現更為廣乏的思想文化傳播。丘濬之前的不少文人盧賢拔對圖書典籍的功用都有所述及，但只有他將書籍界定為傳字文明的載體。盡管這一觀念對于文人學者來說早已成為共識，但其創導者丘濬的貢獻應該為歷代學人所記取。

為開放閱覽而藏書

古代藏書或藏書樓功能定位如何界定是學界歷來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大多學者認為，就整個藏書發展史來看，無論是私藏還是官藏均形成了以藏為主的藏書基本理論。這一理論規約著歷代藏書事業的發展。然而，丘濬藏以致用為主導的藏書思想則與上述主流觀念大相徑庭。在丘濬看來，藏書的宗旨主要是為了開放閱覽。因此，對于朝廷的藏書，應抄校內府所有書籍，分頒復本至各省官府學校，讓士子有書可讀。對私人藏書，丘濬曾在《藏書石室記》里記載了早年求書藏書的艱辛經歷，“或從市肆借讀，或從親友然而，抄錄書籍也能有所收獲。如《群書抄方》就是丘濬通過抄寫輯錄而成就的一部醫書。正是諸如此類經歷的累積與沉淀才使他成為明朝的藏書家。與此同時，丘濬力求將上述“藏以致用”的理念付諸實踐。他在瓊山區守孝三年期間建成奇甸書院，并提出書院只承襲前朝基于講授形式的教化功能還遠遠不夠，同時應該為民眾提供自主學習的場所。因此，在縣府學堂后用平生所積攢下來的銀兩興建了一座對外公開的藏書石室，供學子閱讀。雖然丘濬興建書屋的宗旨在于使本鄉學子有書可讀，不至于受四處尋求之苦，但尚未實現廣義的對外開放式閱覽。然其能開風氣之先，仍不失為一種先進思想理念的倡導者。

司法思想

訴訟思想

“簡而明、久而信”之法律

丘濬主張立法簡明易懂，民眾了解法律，知道什么行為會觸犯法律，才能去遵守法律。使百姓都通曉法令，官吏依法執行，天下才能太平，若是法令繁瑣，百姓不懂法，或者法令條文混亂不清晰，司法官員不能正確執行法令，有法等于無法，必將導致國破家亡。丘濬認為立法在保持相對穩定性和持續性的同時，還應當“因時制宜”修訂和補充，如在《大明律》之外用“例”的形式補充律文。

“易直仁厚”之法官

丘濬主張君主應以身作則，要求自己遵守法律，在此基礎上要慎重的任用司法官員，他對司法官的選任、治獄之道、施用刑罰等都有詳細的要求，司法官關系到百姓的生命利益，僅依靠嚴酷刑法的司法官是不能使百姓信服的，且嚴刑酷法極易導致濫訟冤獄。丘濬認為司法官首先必須自己懂法，知法而后用法，當然這里的“知法”不僅僅是照本宣科，而是要了解法律條文背后所蘊含的意義，即“知立法之意”，在司法實踐過程中才能不守死法而能靈活應用。其次，司法官既要威明并舉，伸張正義，也要剛柔相濟，奉行人道主義，在審理刑事案件的時候，注重人證與物證的搜集和調查，謹慎地執行刑罰。

詔獄：非法之刑

丘濬是極為反對在司法機構外設立組織干預司法活動的，法外用刑會傷害法律的公正性。丘濬堅持反對詔獄制度的應用，應使司法機構具有一定的司法獨立性，達到法律的公平性。

審判思想

重證據

丘濬認為在司法審判中，訴訟證據是極為重要的，是司法官認定案件事實和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據。如丘濬認為對于百姓之間的糾紛，比如合同糾紛審理時要查看簽訂的契約，按約定考察雙方履約情況，雙方當事人也應該有所警覺。比如盜竊、搶劫案，要注意收集物證和人證，包括作案工具、目擊證人、賊贓等。丘濬反對刑訊制度，他認為刑訊之下最為容易產生冤獄，而且酷刑有違仁道，因此一定要注重收集證據，并對證據進行反復質證。只有這樣經過詳細的收集證據、查清案件事實，在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情況下定罪量刑，才能使百姓信服。

“原情定罪”

原情定罪是指審判斷案時，除了須查清案件事實，還應追究衡量當事人的犯罪目的或者說犯罪原因來確定主觀故意或者過失以及確定罪行的輕重。丘濬認為對過失犯罪要盡可能寬宥，而對故意犯罪要嚴加懲罰。丘濬堅持“因情而求法”，是因為審判斷案如果只考慮行為人的客觀行為，那么就“無不可加之罪”，容易導致濫刑。

“蔣介石”

定罪量刑在司法審判中尤為重要，對此丘濬主張“中”。官員在帝王帶領下中正治獄，發揮刑罰該有的功能，解決社會矛盾。司法官必須掌握中正治獄之法，即明察實情，嚴正刑罰，對犯罪行為準確判斷、罰當其罪；掌握中正治獄之度，即剛柔并濟，奉行人道主義。

訴訟期限

丘濬所處的時代經常出現案件拖久不決的現象，導致犯罪行為得不到及時的懲罰，百姓的利益無法及時維護，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就愈加增多，因此，對于訴訟審判丘濬一直強調要嚴格遵守訴訟期限，包括案件受理期限和案件審理日期，法律都應該有詳細的條文記載，并且應該令司法官嚴格執行。

施罰思想

“罪責自負”

丘濬認為個人犯罪時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受到應有的懲罰，這是“罪責自負”最好的詮釋。丘濬在《大學衍義補》中極力反對株連等制度。丘濬認為連坐制度過于殘酷，有違仁道。丘濬認為株連制度泯滅人性，破壞了人類社會延續發展的基礎，建議朱祐樘應該廢除連坐制度。丘濬認為主張出嫁女應該隨丈夫家的罪行而治罪，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并寫入律文中。丘濬由此引出后世應繼承該法令，排除非在室女受母族連坐。

慎刑恤獄

丘濬傳承了儒家傳統思想中“德主刑輔”的理念，主張德教是主要的教化臣民的手段，在道德教化不能發揮效果的情況下施用刑罰，刑罰的目的是彌補德教的不足，因此，儒家所主張的“德治”、“仁政”都是慎刑思想的基礎。在具體實施刑罰手段時，丘濬又強調司法官吏應心懷仁愛之心，禁止無故濫刑、重刑，注重“明德慎罰”，強調祥刑，看重百姓的生命。丘濬所主張的恤刑應當是刑當其罪的，罪刑有度的，而不是一味地濫刑。他認為帝舜在對待刑罰問題上都尤為強調以敬為心。

尊重生命，主張人道

丘濬認為就算是罪犯也是擁有基本權利的，當然丘濬所指的主要是指生命權。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而生命也只有一次，因此丘濬認為對待生命必須慎重，要有基本的人道主義，不能隨意剝奪或者肆意實施肉刑。

主要成就

在明代近300年的歷史中，丘浚的經濟思想最具有系統性和重要性。他的最顯著特點是主張經濟自由，認為皇權和官方不應該干涉經濟，應該讓經濟自由發展。他反對加稅、控制土地兼并、官僚商人等。可以說，明代中后期以后的許多思潮、政策和黨爭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響。例如奢侈論、享樂思潮等，都間接地受到他的思想。王守仁、高拱、張居正等人的執政思想也都可以追溯到他的影響。他最著名的理論是“相生相養論”，即每個人都應從事一種職業來進行經濟活動，而人們的經濟活動又相互制約、相互依存。統治者的任務就是讓每個人都發揮各自的作用。但統治者不應直接干預經濟活動，應堅持“自為論”，甚至對于高利貸等現象也應該任其發展。

理學

作為理學名臣，丘濬崇敬朱子品格，認同朱子理學，并對理學有所創新和發展。他還豐富和發展了儒家民本思想，其民本思想的全面性與系統性在同時代人中無出其右。為使民本思想落到實處，丘濬又研究和發展了古代理財思想，成為古代理財學說的集大成者。對于為君之道，丘濬強調君主應該效法天道，做到秉公為政和廣開言路。這是治國理政的關鍵所在。他還主張敬天祭祖和尊賢重教，前者蘊含認祖歸宗、凝聚人心的重要意義，后者體現為推崇儒學、禮敬圣賢、培育人才。概而言之，理學思想是丘濬政教思想體系的哲學基礎，民本論與理財觀則是重要基石，秉公為政與廣開言路是其核心內容，敬天祭祖和尊賢重教則是根本要求。這四個方面既相對獨立，又互相統一，共同構成了丘濬政教思想體系的一個有機整體。其思想精華可以凝練為"審辨幾微，心存至公"，這對于現代人的修身立業和治國理政不無參考與啟發意義。

史學

丘濬在著史方面，亦頗有建樹。成化十年（1474年）在尚書彭時的推薦下，參與《續資治通鑒綱目》的編纂。該書于成化十三年四月書成并奉表上呈，朱見深親自為之寫序。成化十二年（1476年）他又花費大量心血，仿效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和呂祖謙《大事紀》的編寫體例，撰作了《世史正綱》32卷。丘濬一邊敘述歷史，一邊評論歷史，敘論結合，以著世變，明道義，正綱紀，闡述和宣揚他的經學歷史觀。丘濬在《世史正綱》中提出了重史德、史識的“良史觀”。其歷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史德和史識兩個方面。在史識方面，尤其是對王朝治亂興衰，他有獨特見解，指出王朝若要興盛，除需具備開創之主，也要有中興守成之君，認為開創之主所建立的基業，繼任之君若無力鞏固，王朝終不免走向滅亡。丘濬曾作為修纂官參與《英宗實錄》的修撰工作。丘濬的史德體現在他能夠秉筆直書，客觀公正地評價歷史人物。一是敢于為于謙正名。當時有人仍堅持朱祁鎮時的觀點，將于謙定為不軌之罪。而丘濬則據理力爭，《明史·丘濬傳》載：“至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曰：“土木堡之變，如果沒有于謙，國家就很危險。事情久已有了定論，于謙所受的冤枉不能不辯白清楚。”他被史學界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

政治

丘濬以政治家見稱于史。他一生仕途順暢，官至卿相，且著書立說，為世人敬仰。丘濬于景泰五年（1454年）獲進士，一生歷事景泰、天順、成化、弘治四朝，先后出任侍講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要職，弘治七年（1494年）升戶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在中國古代歷史上海市南人而至“宰相”者，唯明之丘濬矣。史載他七歲時寫的《五指參天》一詩，顯示出他自幼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大志。

經濟

丘濬具有獨特的經濟思想，他的《大學衍義補》首開經濟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學為主導的思想，引赴了務實浪潮。《大學衍義補》是研究中國古代國家治理的一部集大成著作，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丘濬最先提出勞動價值論，比歐洲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提出“勞動價值論”要早173年。他還是明代中葉的重要經濟思想家，具有極為豐富的國民經濟管理思想。他的國民經濟管理思想集中于《大學衍義補》一書中。

文學

他雖以政治家見稱，在文學史上也有很深的造詣。丘濬關于“詩出乎天趣自然”的創作主張，可以說開創了一代詩風，迄今五百多年，尚為中國詩界奉為詩的最高境界。丘濬詩作大都體現出清新自然的風格。《戲答友人論詩》是最能表現丘濬的創作觀的。詩云：

吐語操詞不用奇，風行水上繭抽絲。

眼前景物口頭語，便是詩家絕妙詞。

時人評曰：“丘濬或雄渾壯麗，以氣勢勝，或明白如話，以意境勝，均有獨到之處。”

他的劇本《投筆記》《羅囊記》《學鼎記》和《五倫全備記》，被認為“啟導了明代文人創作傳奇的風氣”，后者在17世紀更流傳至韓國，被譯成韓文，作為學習中國語的教本。

詩賦

丘濬年少則能寫詩，著名的《五指參天》即為他少年時所作。明末清初學者錢謙益有言：“少孤，七八歲能詩，敏捷驚人……今所存《瓊臺集》，尚千余首。”《瓊臺詩文會稿》一書，收錄了丘濬的詩、詞、賦、記、傳、雜說等千余詩文，這僅是留存下來的詩文，丘濬“平生作詩幾萬首”。丘濬的詩在明朝深受推崇，時人爭相索求，平生作詩幾萬首，口占信筆，不經持擇，但緣手散去，今尚存千余首，收入《四庫全書》的《重編瓊臺稿》所錄不過三百。

《五指參天》

丘濬著

五峰如指翠相聯，

撐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銀河摘星斗，

朝探碧落弄云煙。

雨余玉筍空中見，

月出明珠掌上懸。

豈是巨靈伸一臂，

遙從海外數中原。

該借五指山的雄奇秀麗，寄托自己的胸襟抱負。該詩通篇運用擬人手法，想象大膽、奇特，形象鮮明生動。該詩出來之后，眾人多效仿，但沒人能超越。現代大詩人郭沫若亦為之心折，在海南省留下“五指山詩上我舌”的贊語。

《海儀》

據史料記載，丘濬宦海生涯，并非一帆風順，也要忍受他人輕謾或同僚的排擠，曾以《海儀》一詩自況胸襟，詩云：

遠觀滄海闊，萬波總朝宗；

溪壑流難滿，乾坤量有容。

潛藏多貝寶，變化起魚龍目；

自覺胸襟大，汪汪無乃同。

從該詩可見，丘濬的胸襟闊大開朗。前四句看似自然界的景象，實際上是詩人自己的胸懷。

《歲暮偶書》

自進士及第外出為官后，丘濬便極少有機會回到故鄉。鄉愁成為丘濬一生揮之不去情結。海南省學者王春煜在一篇專述丘濬詩文的文章中稱，丘濬的詩作中直抒思鄉或相關的有八十篇之多。如丘濬寫于1482年的《歲暮偶書》：

屈指明年六十三，人情世態飽經諳。

同多黑發不曾白，無數青衿自出藍。

大半交游登鬼錄，一生功業付空談。

不堪老去思歸切，清夢時時到海南。

《溟南奇甸賦》

丘濬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有賴于他的散文和辭賦的，其實不下于他的詩篇。其散文取材廣泛，反映現實，文筆恣肆疏雋，議論深閎，頗受后世文士推崇。備受矚目的《溟南奇甸賦》，是一篇散文化的賦，乃丘濬的長篇巨制，稱得上俯視千古的雄偉詩章。文中采用問答對話體，將敘事、議論、抒情融于一爐，而賦的鋪排和駢偶的雜用，更給文章增添了濃郁的文采，令人讀了別有一種新穎巧妙之感。

劇作

丘濬還是一名劇作家，曾寫了《伍倫全備忠孝記》（簡稱《伍倫記》）《舉鼎記》《投筆記》《羅囊記》和《龍泉記》，但《羅囊記》和《龍泉記》已經失傳。據《瓊劇志》介紹，明末清初，有人將丘濬的《投筆記》和《羅囊記》改編為方言土語唱本，在青樓唱演；海南省木偶班，也曾用土戲腔調演出。清代咸豐六年（1856年），有人在府城西門創辦“鼓城樓劇本承印社”，丘濬的劇本《投筆記》也在印刷之列。丘濬很喜歡戲曲，相傳有一次他奉命南巡時，在江浙等地觀看了海鹽、余姚、昆山和弋陽四大聲腔為主的南戲，大開眼界之余，回京還向成化朱見深說起四大聲腔的演出盛況。朱見深聽后大喜：“江南猶有如此絕藝，朕不曾聽過。”于是下旨讓四大聲腔進京演出。

教育

學習的書屋

明成化八年（1427年），大學士丘濬自己花錢在府學宮（舊址位于海口市府城文莊路的海口市瓊山中學校園內）明倫堂后面修建了一間石屋，用來收藏他從京師帶回送給府學的各種典籍。據說，海南省才子王佐就曾在此石屋中讀書學習。

學生

王佐，詩人。

陳繗，進士。

蔣冕，曾任嘉靖初年內閣大學士。

史籍記載

《明史·卷一八一·列傳第六十九·丘濬傳》

何喬新撰《太學士丘文莊公墓志銘》

《朱祐樘實錄》

價值影響

經濟影響

他具有獨特的經濟思想，他的《大學衍義補》首開經濟思想。革新了以明理學為主導的思想，引赴了務實浪潮。丘濬經濟思想的產生，有其獨特的時代背景。明代中晚期，是明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社會矛盾日漸突出，土地兼并日益嚴重，賦稅逐漸增加，地租逐步上漲，農民越來越貧困；與當時的社會矛盾同時顯現的，是城市商業加快發展，孕育著資本主義萌芽。丘濬的經濟思想，鮮明地反映出上述時代特點，也顯示出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要求，如提出“自為”，要求突破某些束縛以謀求發展。丘濬的經濟思想對后世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有些方面時至今日仍對人們有啟迪意義。比如，他提出“立政養民”的財政主張，對促進生產和改善民生產生深遠影響，他重視財政，注重培養財源；他在處理義與利的關系時，能夠比較好地將兩者統一起來；他著《大學衍義補》的目的是講求治國平天下之道，他的經濟思想，主要是針對當時社會上涌現的諸多矛盾。

文學影響

丘濬關于“詩出乎天趣自然”的創作主張，可以說開創了一代詩風，迄今五百多年，尚為中國詩界奉為詩的最高境界。

價值意義

丘濬是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政治家、經濟學家和文學家，被朱祐樘御賜為“理學名臣”，被史學界譽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其留下的諸多珍貴歷史文化遺產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丘濬的家國情懷、廉潔品質、探索精神、民本思想等，具有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和鮮明的時代價值，對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有深刻的激勵和啟示。挖掘和弘揚丘濬文化價值意蘊，不斷厚植文化自信的歷史根脈，是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賡續中華文脈、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具體舉措，也是新時代加快建設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的強大精神動力。

后世紀念

丘濬墓

丘濬的墓地，位于丘濬老家金花村（今海口瓊山區金花村）十余里外的“五龍池之原”。丘濬墓由工部進士陳元督造，耗時四個月完成，規模宏大，規格很高。丘濬墓園入口處有一面影壁墻，上刻有“麒麟奔日”圖案。走進墓園，可見“理學名臣”石牌坊一座，過了牌坊便是神道。神道最前面有石華表一對，接著是石翁仲、巖羊、石獅、石馬。

神道的盡頭，就是丘濬墓。丘濬墓按明朝規制建造，主墓高墳呈天圓地方八角形。主墓前立一墓碑，碑上刻有“雙龍飛舞”圖案，兩旁刻有松花、丹頂鶴、祥云等圖案。碑面上端刻“皇明敕葬”四字，正中刻“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丘公誥封正一品夫人吳氏墓”，下方自右向左署：“欽差督造墳塋工部進士陳元，欽差護送行伺行人宋愷，欽差齋文行人司行人奚自，欽差書冊太仆侍卿姜立綱，弘治丁巳年三月清明節日立。”

皇帝諭祭碑立于丘濬墓園石翁仲前，碑的正面刻“普天誥命”，碑的背面刻皇帝諭祭文。民國《瓊山縣志》記錄了丘濬墓的《諭祭文》：“惟卿早擢高科，歷事累朝，博學能文，名文允昭。簡在朕心，置卿近密。入告謀猷，每多裨益。胡為嬰疾，竟爾告終，爰念往勞，深惻予衷。特頒恤典，有贈有謚，給驛還喪，并賜葬祭。君臣義篤，始終克全，卿靈如在，其歆鑒焉。”

《丘海里墓記》記載，民國十七年（1928年），饒平縣人陳沅利用“隨軍防瓊，留駐海口”的機會，實地考察了丘濬墓，隨后寫成《丘海里墓記》，此文描述了當時丘濬墓的樣子：“林木既盡，有雙石獅立道傍。側首南望，即見丘公之墓。倚阜北向，中洼前突。洼處已辟成田，淖不能越，石華表阮翁仲虎馬，有欹有倒。御碑高約五尺，周繞云龍，額篆沈陽市誥命，中刊諭祭文二道。下無赑屃。石坊二，前圮后存。”

1979年清明節節，許多丘（邱）氏后人聚集在水頭村，舉行了丘濬及吳氏骸骨安放儀式，并簡單重修了丘濬墓，重新堆起墓冢。1986年，海口市撥款重修丘濬墓，修復主墓、碑記、石香爐、神道、石牌坊。1996年，丘濬墓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并已建成丘濬文化公園。2005年海口市設立文物局，履行管理丘濬墓、丘濬故居、海瑞墓等古跡文物的職責。

丘濬文化園

海口市丘浚文化公園坐落于海口市秀英區的丘浚路，園區占地面積達53畝，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之一。公園以丘濬事跡和精神展示為主題，包含丘濬墓、園林、五龍池、陳列館四大區域，是集陳列展覽、保護研究、休閑旅游、多功能開發為一體的公益性休閑文化公園，屬于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其中，丘濬陳列館內陳列著象牙笏板、纏枝花卉紋碗、銅鏡等明清文物，象牙笏板為鎮館之寶。此外，丘濬最重要的著述《大學衍義補》也陳列其中。

丘濬故居

丘浚故居位于金花路三巷9號，院門口懸掛著由國家文物局著名古建筑專家、書法家羅哲文題寫的四個大字“丘浚故居”。丘濬故居占地面積達675平方米，現有建筑面積為210平方米。據譜志記載，該故居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規模最大時曾有“丘氏十八屋”之說。丘浚故居現存“可繼堂”和前堂兩進，前堂面闊3間，進深4椽，單檐硬山式簡板布瓦頂，通高4米，可繼堂面闊3間，進深13椽，單檐硬山式簡板布瓦頂。可繼堂廳堂正中間有一尊金色的丘濬塑像，兩邊分別掛著“忠厚傳家久”和“詩書繼世長”的楹聯。在海南，丘濬故居是現存的工藝水平最高的磚木結構建筑之一。1996年，該故居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丘濬陳列館

丘濬陳列館在丘濬墓邊上。該陳列館展現了海南省明清時期的民居建筑風格，館內展出內容分為“出生海南”“仕途之路”“位極人臣”“槐蔭書屋”“理學名臣”“情系家鄉”“魂歸故里”“緬懷前賢”八個單元，每個單元從不同角度展示丘濬的傳奇人生。丘濬陳列館內陳列著象牙笏板、纏枝花卉紋碗、銅鏡等明清文物，其中象牙笏板為鎮館之寶。此外，丘濬最重要的著述《大學衍義補》也陳列其中。

景賢祠

明正德年間（1506-1520年），丘濬的故土之地被賜修“景賢”聶氏宗祠以表其功，流芳后人。

瓊臺書院

瓊臺書院創建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至四十九年（1710年）年間，由時任海南最高行政長官，廣東分巡雷瓊兵備道兼提督學政焦映漢為繼承海南名人丘濬和海瑞之文章氣節而創建，為官辦府立書院、海南省最高學府，是古代海南人士登科入仕的必經階梯，在清朝近200年的書院時期培育了近200名進士和舉人，被譽為清代海南進士的搖籃。1902年秋，瓊臺書院正式改為瓊州府中學堂，開始了海南的新式教育。1906年改稱瓊臺師范學院堂，期間革命思潮傳入海南，瓊臺成為培養瓊崖早期革命領導者的搖籃，是當時瓊崖最高學府。民國成立后，瓊臺改名為瓊崖中學。1913年秋，經廣東省教育廳批準，在學校附設師范班，中學與師范教育并行，瓊臺也由此正式開啟師范教育之路，是海南省最早響應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傳播馬克思主義、創建黨團組織的地方，培育了中共瓊崖黨政軍的創始人和不少早期領導人，被譽為瓊崖革命思想的搖籃。徐成章烈士墓、楊善集、王文明、馮平、周士第、謝飛、王海萍等一批瓊崖革命先驅從這里走出，留下了許多革命故事。1920年9月，瓊臺改辦廣東省立第六師范學校（簡稱六師），這是海南第一所省立師范學校。

瓊臺書院博物館位于瓊山區府城街道中山路瓊臺師范學院內，依托瓊臺書院遺址創設，占地面積7858平方米，建筑面積2860平方米。院內有奎星樓一座，于1994年11月被評為海南省文物保護單位。博物館坐北朝南，整個建筑群三進三庭，奎星樓為書院主樓，院內古樓、碑記、楹聯、壁畫、古樹等人文自然景觀。二進東廊設有“瓊州文脈：瓊臺書院歷史文化展”。二進西廊特別設有“瓊臺：瓊崖革命思想搖籃”主題展，介紹了瓊臺師范學院在瓊崖革命歷史進程中的作用，以及瓊崖革命先驅的貢獻。三進院內有奎星樓一座，乾隆十八年（1753年）建，磚木結構、綠色琉璃瓦頂、面闊三間，二樓中梁正中懸掛一匾，上書“進士”二字，樓前有白梅、柿子樹。

文莊路

文莊路，東起瓊州大道，西止中山路，長650米、寬24米。明代始建，稱為府前街；清代改稱道前街。古代瓊州府衙、府學宮所在地，是府城的主要道路之一。1926年擴建街道后，為紀念著名鄉賢、理學名臣丘濬，用其謚號文莊命名。在文莊路的東端有文莊天橋，而文莊社區、瓊山文莊第一小學都在此地。這些名稱，都與丘濬有關。

丘海大道

丘海大道是海口市區一條貫穿南北的交通要道，原名“疏港大道”，路旁有丘濬墓、海瑞墓，為了紀念丘濬與海瑞，相關部門將這條路的名稱改為“丘海大道”。丘濬墓附近的另一條道路，則被命名為“丘濬路”。在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加速推進的背景下，丘海大道進行改造升級，成為串聯海口與三亞、聯動海南中部五縣市的交通大動脈。截至2025年6月，南北兩端的升級初見成效，北端秀英港的客運過海業務于4月16日遷移至新海港；集裝箱貨運功能依據交通運輸部與海南省政府聯合批復的《海口港總體規劃（2035年）》秀英港區集裝箱貨運功能將全面轉移至馬村港區。丘海大道南端（椰海大道——繞城高速段）市政化改造，依據《海口市綜合交通體系規劃（2021-2035年）》及具體項目實施方案，改造路段全長約3。6公里，已納入“十四五”規劃，涵蓋交通、排水、景觀等綜合提升。

丘公塘

丘濬的墓地位于“五龍池之原”，五龍池又被稱為“丘公塘”。歷史上五龍池也是瓊山西郊重要的水源地。明清時期，五龍池水源豐沛，有一條溪流從五龍池流出，奔著東北方向流入大海。如今，溪流已無從尋覓，但作為源頭的五龍池還在。五龍池因丘濬而有別名，現在水頭村、濱涯村一帶的百姓仍習慣稱五龍池為“丘公塘”。

丘濬井

在水頭村丘濬墓附近，有一口“丘濬井”。丘濬井又稱“丘公泉”，是一口明代開鑿的井，相傳與兩公里外海瑞墓邊上的“海公泉”同期建成，形狀、構造頗為相似，人稱“丘海雙泉”。清光緒年間曾立碑紀念丘濬井，現原碑已毀，碑文失傳。”

丘濬學校

丘濬文化公園的旁邊建有“海口市丘浚學校”，學校秉承丘濬的教育遺志，為海南省培育人才。海口市丘浚學校創辦于1953年，地處海口市丘浚路167號，是一所以明代“理學名臣”，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丘濬先生命名的六年制義務教育小學，是秀英區城區直屬學校。學校占地14畝，有38個教學班，學生2000余人，教職工126人。

瓊劇

丘濬的形象也出現在瓊劇中。瓊劇《丘濬變奏》頗受本地觀眾喜愛。該劇大致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明趙昚時期，官場風氣不正，昏官當道，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丘濬針砭時弊，上奏請皇帝加以整治，但孝宗聽信昏官的讒言，不予理睬。丘濬認了一個名叫“劉寶珠”的義女，她才貌雙全，武藝高強，后來女扮男裝參軍，因戰功赫赫被封為將軍。劉寶珠嫉惡如仇，在獲得昏官王元源、龍江風貪污腐敗、克扣軍餉的罪證后，告狀遇阻。后來，她與丘濬商議，決定借太子選妃之機進宮。在銅殿上，劉寶珠被選為太子妃，隨后聯合丘濬，當眾拿出證據揭露昏官惡行，孝宗皇帝如夢初醒，嚴懲了昏官，并采納了丘濬的治國主張。此外，《才子丘濬》《丘濬》等瓊劇也經常在海南城鄉的舞臺上演。這些瓊劇曲目的故事不盡相同，但丘濬都以清正廉潔的形象出現。

人物評價

歲月流轉，丘濬的時代早已遠去，丘濬的故事已成為傳說，但他留存于世間的，不但有“五峰如指翠相連，撐起炎荒半壁天”的靈秀詩句，更有其超越時空的思想，直到今天還滋養著人們的心靈。（海南日報評）

其水平領先歐洲二百年（梁啟超評）。

蓋文莊不僅為瓊島之大人物，乃中國史上第一流人物也。（著名歷史學家錢穆評）

國朝大臣，律己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無出其右者。（《名臣錄》評）

嶺南四杰。（同朝人何喬新評）

丘公固有經天緯地之才，然為官一生，素來胸襟狹隘，睚眥必報，因小隙構陷同僚，黨同伐異，終令聲名受損，也誠為天下為官者諫。（時任內閣首輔徐溥《謙齋文錄》評）

七八歲能詩，敏捷驚人。生平作詩幾萬首，口占信筆，不經持擇，亦多。（錢謙益《列朝詩集》評）

當是時，冰鑒則有王恕、彭韶；練達則有馬文升、劉大夏；老成則有劉健、謝遷；文章則有王鏊、丘濬；刑憲則有閔珪、戴珊。（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評）

浚廉介，所居邸第極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學，既老，右目失明，猶披覽不輟。議論好矯激，聞者駭愕。……贊曰：丘浚以博綜聞。觀其指事陳言，懇懇焉為憂盛危明之計，可為勤矣。（張廷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丘浚傳》評）

濬記誦淹博，冠絕一時，文章爾雅，有明一代，不得不置作者之列。（《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評）

轉移文運之功。（清代學者梁章鉅評）

中國十五世紀最杰出人物、人類中世紀最偉大經濟思想家。（列寧評）

縱觀丘濬一生，他真正做到為官清廉，濟世為民。雖入閣拜相、位極人臣，但克勤克儉，樸素簡約，身體力行，堪稱表率。在古籍志書記載的史料以及在民間流傳的佳話軼事中，都能看到丘濬一代賢相的形象。（騰訊新聞客戶端評）

萬歷《廣東通志》引何喬新語，稱：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為嶺南人物之首。

趣聞軼事

家風軼事

7歲那年，丘濬之父丘傳去世，祖父丘普傷心之余而自題“可繼堂”匾額，并書聯“嗟無一子堪稱老，喜有雙孫可繼宗”。據丘濬在《可繼堂記》中所言，祖父將家族的希望寄托在丘濬兄弟兩人身上，希望兄長丘源“承吾世業，學為良醫，以濟家鄉”，丘濬則“拓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正如祖父期待的那樣，丘濬從小“惕厲自持，不敢失墜”，最終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一代名臣。丘濬母親李姓出身士紳之家，知書達理，年輕喪夫，后守節教子，時時“課其學業”，從不倦怠。即便丘濬已在京為官，丘母仍不時致書，“戒諄諄以忠謹，圖報國為言”。在這種家庭教育的熏陶下，丘濬一步步成長為儒學大師。

丘濬和他的夫人吳氏也繼承了這樣的家風，嚴于教子。丘濬的長子丘敦，入讀太學，著有《醫史》；次子丘京，以父蔭補中書舍人。丘濬第20代嫡孫邱仁義告訴記者，丘濬夫人吳氏自甘淡泊，安于鄉居，長子丘敦去世，她前往京城把孫子帶回海南，路途上官吏們紛紛借機送禮，她一律嚴詞謝絕，成為佳話。丘敦子丘?，以祖蔭補尚寶司丞；丘?子丘郊繼其官，事祖母及母以孝聞。丘郊與弟丘祁友愛尤甚，祖業有膏沃者讓諸祁，祁不肯受，“宗黨皆多其義”。丘郊子丘振為例監生，六世孫丘承箕，郡庠生，史稱其“博洽經史，篤于彝倫，事嫡母菽水承歡。”明末，丘濬七世孫丘爾榖、丘爾懿均為舉人，官至縣令，重編丘濬《瓊臺會稿》。丘氏本支，傳至數代，仍是書香世冑，奉儒為業，清廉自守。純厚家風不僅孕育“中興賢輔”，而且澤及子孫。其嚴謹的家風不僅對丘濬在為官為學上產生了積極影響，更使其家族甲第延綿七代之久。

堂號故事

丘浚故居現存“可繼堂”和前堂兩進，前堂面闊3間，進深4椽，單檐硬山式簡板布瓦頂。可繼堂明間擺放一張八仙桌，桌子后面有一座神龕，上面放置一只香爐，后面矗立一尊金色的丘濬塑像。塑像兩側貼著“忠厚傳家久”和“詩書繼世長”的楹聯。其左右次間則是臥室兼書房。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丘濬就誕生于這座“可繼堂”中。丘濬揭示堂以“可繼”命名之由來。丘濬生父早逝，丘濬時年七歲。“先祖平生只生一子，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群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煢煢然僅二孫存。上系宗祀之重，如一絲置引千鈞也。”丘濬的祖父遭逢家道變故，痛失獨子，哀痛至極，對兩個孫子寄予厚望。他手書兩句:“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雙孫可繼宗。”祖父做在堂上，指著長孫丘源說，你以后負責在家祭祀祖宗，繼承祖業，做一名良醫。又指著丘濬說，你要創立門戶，拓展祖業，顯達時做一名良相，以濟天下。這時的丘濬僅僅六歲，而兄長也才九歲。兄弟兩人似乎沒有完全弄明白祖父這番話語的含義。丘浚成名后，追念乃祖對他們兄弟的期望，明白了此聯的深遠用心，于是請來京中名家寫了“可繼堂”三個大字，寄回在家接祖職行醫的兄長丘源。丘源敬請名匠，將字制匾掛在正屋的門斗上。丘浚就此寫了一篇《可繼堂記》，將堂名原由詳細申白。這篇記文，充滿了丘浚追及先人、不忘根本和對后輩殷切期待的激情。丘浚長子丘敦還將文勒石樹于堂隅。從此，可繼堂名傳遍天下，余韻至今。

閣僚逸事

被前閣老劉吉誤會

劉吉之所以被踢出內閣，是因為他耍手段阻撓孝宗皇帝的“家事”，與丘濬全無干系。而劉吉此人的“為官之道”早為當時朝野人士所不齒，他做官專為混日子，四面討好。在朱見深（孝宗之父）時，他與萬安、劉珝同為內閣成員，安為首輔。三人專務吃喝享樂，尸位素餐，國家大事由太監汪直專政把持，內閣成為虛設，故人稱此三人為“紙糊三閣老”，孝宗早就無意留他。然而盡管這“紙糊三閣老”的所作所為常引起公憤，遭到言官的彈劾，但這個劉吉慣來圓滑善變，你越彈，他越升官晉爵，孝宗即位后，盡管并不看好他，還是能夠留任，真是像棉花一樣，越彈越發。所以在這之前，早就有人送他一個綽號叫“劉棉花”。后來，劉吉打聽得起這綽號的是一個屢試不第的國子監老生員。而湊巧的是，當時丘濬官居禮部侍郎掌管國子監（即國家太學校長），因此劉吉便懷疑譏諷他為“劉棉花”一事定出于丘濬的主謀。但丘濬為官清廉正直，若想找他的茬子，實在是無懈可擊，于是“啃不動硬的，專挑軟的捏”，以他大學士的權勢，奏請李純皇帝下詔，今后凡是三次考試不第的舉人一概不許再試。不僅如此，還借機大整那些與己不合的朝中大臣。這些行為，都是丘濬親眼所見，當然與他水火難容。劉吉既以對聯侮辱丘濬，可是他還未離開京城，也有人給他送了一副對聯，道是：“泥塑紙糊，全沒心肝如木偶；弓彈椎碾，更無骨節似棉花。”因為當時，除了“紙糊三閣老”外，社會上還有“泥塑六尚書”之譏，所以謂之“泥塑紙糊”。劉吉看到這副與他針鋒相對、入木三分的譏刺對聯，可說是氣急敗壞，又懷疑是丘濬這個“南蠻子”所為，但罷官在即，大勢已去，也只有干瞪眼而已。

與同僚劉健君子之交

據《明史》所載，弘治四年，與丘濬同時入閣的還有洛陽市人劉健。劉健其人，與丘濬一樣，博學多識，閉戶苦讀，處事穩健，人稱“木強”（意即剛強不屈）。他與丘濬一樣都是因為參與編修《憲宗實錄》有功，被提拔為禮部尚書，又是因此而先后進入內閣。但此前，丘濬還參與編修《英宗實錄》，那時他還只是個“侍講學士”，卻在編修的過程中充分表現出剛正不阿的耿介氣質。當時參與編修的某些人為討好憲宗，主張把被朱祁鎮（憲宗的父親）處決的民族英雄于謙作為“叛逆奸臣”寫進實錄中。丘濬力排眾議，堅決抵制于謙是“叛臣”的誣陷之辭，公開置辯：在“土木堡事變”后，若沒有于謙的誓死拱衛北京，大明的江山早就岌岌可危了！事情過去這么多年了，是非曲直大家心里都明白，為何還要讓于謙來背這“叛逆”的黑鍋？由于他義正詞嚴的置辯，最后沒有將這種誣陷之詞寫入《英宗實錄》。這一史實，說的是明英宗于正統十四年（1449年）聽信宦官王振的慫恿，輕率出兵，被瓦剌部首領綽羅斯·也先俘虜，其后，北京被圍，明朝面臨亡國之險。兵部尚書于謙受命拱衛京都并擁立英宗的弟弟朱祁玨為朱祁鈺，擊退了瓦剌部的圍攻。不久，朱祁鎮被也先釋放回京，卻在親信徐有貞等的策動下，發起“奪門之變”，廢了景泰帝，重登帝位，改元天順元年，并在徐有貞等人的唆弄下，誅殺了護國有功的于謙。劉健是英宗改元后，于天順四年中進士的，對這段史實應十分清楚，對丘濬為于謙辨白的事也應是明白的，是否同意丘的觀點另當別論，但對丘濬的為人從此應有所了解。丘濬生性耿直，遇事認理不認人。他對劉健的好學深思頗有好感，所以兩人在內閣相處，還沒有聽說過像與劉吉那樣的針鋒相對的矛盾。但《明史·丘濬傳》說他們兩人有時因某些時政問題在朝堂上強辯不休，各不相讓。有時爭到激烈之處，丘濬甚至將官帽子擲于地上，表示即使不做官也要堅持真理。但爭論歸爭論，私下里兩人也沒有像與劉吉那樣誓不兩立。有一次劉健對人說：“丘仲深（丘濬的字）有一屋子散錢，但沒有串錢的繩子。”意思是說丘濬雖然學問廣博，但缺乏系統，散亂無章，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的不多。丘濬聽到后，也不謙讓，立即反諷道：“劉希賢（劉健的字）有一屋子串錢的繩子，但沒有散錢。”意思是劉健處事雖善于抓住要害，善斷多謀，但見識不廣，不能解決更多的問題。兩人可謂各有所長，都見到了對方的長處和短處。丘濬與劉健在內閣相處的時間不長，弘治八年（1495年）丘濬逝世，此后，劉健還在內閣任職，一直是趙昚皇帝所倚重的能臣。

與老臣王恕的恩恩怨怨

在弘治內閣中還有一位重要的人物王恕。王恕是陜西三原人，年紀比丘濬大。孝宗即位時，王恕本已退休致仕，但念及他在憲宗朝執掌吏部的功績，特親自下詔請他還朝。作為“三朝元老”，王恕確是有功之臣。他執掌吏部期間，為朝廷選拔了許多能臣，門生故舊遍布朝野，“人脈”極厚。但晚年還朝之后，卻有點“功德圓滿，傲然自恃”的情懷。每天上朝時，都是他在皇帝面前首先奏報，別人都等候他講完才開腔。他對丘濬的入閣似乎很不滿。雖然他作為六部之首的吏部尚書，一貫也講原則，不許人行賄買官，但看到丘濬卻從不因為他身居吏部而對他有絲毫親近附和的表示，反而在朝政問題上有時不憚與他爭辯是非曲直，讓他感到被輕忽挑戰的味道。故此兩人從不來往，見面也不打招呼。弘治六年，王恕主持吏部考核天下群吏，決定罷黜二千多人。丘濬上奏反對，認為這其中有的官員上任還不滿三年，如果沒有貪污瀆職等行為的話，不應統統罷黜。結果皇上準奏，經過認真考察，留下九十多人。王恕因此覺得很沒面子，益發惱怒丘濬。但丘濬入閣不是走王恕的門路，而是孝宗皇帝親自下詔選定的，所以對于王恕的遷怒不以為意。而王恕的門徒們卻造謠說這九十人中有丘濬修《憲宗實錄》的同僚，希望通過丘的關系得到提拔重用，卻被王恕刷掉了，所以丘才發難；又造謠說，丘之所以能入閣是因為向皇上進奉一種“閣老餅”，皇上吃了喜歡，才提拔他。劉健丘濬對這些流言一概不予置辯。又有一太醫院判名劉文泰，曾經請托王恕關照自己的升遷問題，但達不到目的，心存怨憤。劉經常到丘濬家看病，關系甚密，從丘濬處了解到王恕退休在老家時，曾讓人刊印了一本《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廣為流傳。劉文泰弄到該書讀后認為該傳中，王恕自比為周公，“彰一己之善，顯先帝之過”，失人臣之禮，于是寫成奏章，請被王恕除名的御史吳禎幫忙潤色，連同本書一起告到皇帝那里。王恕急忙為自己辯解，并聲稱劉文泰的奏稿出自丘濬之手，希望一并追究丘濬之責。孝宗下詔將劉文泰逮捕入錦衣衛獄審問，才知道實出自吳禎之手，與丘濬無關。孝宗因上述種種問題，于是對王恕有了看法。而王恕本想借此機會扳倒丘濬的企圖也落了空，故而惱怒在心提出要退休致仕。孝宗馬上就批準了，并且不按慣例給予他應有的待遇，算是灰溜溜滾回老家去了。但王恕門徒眾多，而明代的官場風氣“不務舉賢進能，又不平心靜氣，而專務于分門立戶，各懷偏見”（《明史·鄒元標傳》），所以丘濬在這件事上一直處于被指責的尷尬地位，連清代的紀昀在評價他的《大學衍義補》一書時竟也說他“相業不可稱”，“其人不足重”，顯然是不顧史實的過分貶抑之詞。

下葬軼事

《中華丘氏大宗譜》中記載了丘濬下葬時的一件軼事。據傳，下葬當日，風和日麗，瓊州府許多官員都來參加葬禮。當葬禮即將完成時，突然從府城方向飄來一大片烏云，待近時卻是數千只烏鴉。民間傳說烏鴉是鬼魂之鳥，因此兩周王陵里的人都嚇得跑光了。這群烏鴉圍繞著丘濬墳塋盤旋不止，哇哇叫聲如泣如訴。約兩個時辰后才戀戀不舍飛離，不知所蹤。當地鄉親議論紛紛，認為這是由于1434年瓊州大饑荒期間，丘濬祖父樂善好施，不但施粥贈茶還樂捐墳地，年幼的丘濬在每年清明與祖父一起祭拜這些亡魂，因而受陰間孤魂感恩前來送行。500余年過去，這起流傳于民間的軼事已無從證其真假，但丘濬樂善好施的故事卻實實在在留存世間，海口市秀英區石頭山鎮施茶村就是佐證。

捐建事件

捐建涼亭

《瓊山縣志》記載，返瓊葬母期間，丘濬隨風水先生尋找葬母的風水寶地，他來到石山一帶勘察地形。當時，施茶村附近是連接府城與澄邁縣的官道中點，途中商客學子絡繹不絕，但這里卻是一片荒蕪，炎炎烈日之下，行路的人們找不到一處休息喝水的地方。丘濬見此情景，心生憐憫，于是捐資在這里建起了一座涼亭，又雇人長期在此燒水施茶，普惠路人。

捐建書社

丘濬回鄉為守孝期間，還將自己多年的俸祿都捐獻出來，為鄉里的孩子建立了一座石室書社，并寫下散文《藏書石室記》，記錄了自己當年與母親對對聯、切磋文采的情景，言真意切，感人至深。

布衣卿相

丘濬清廉不茍取，所居府第低下狹小，四十年不換。丘濬在返瓊葬母前，從京城購回了幾十箱書籍，在把書籍進行裝船時，一些與他“結怨”的官員認為箱子中裝的應是金銀財寶，就派兵開箱檢查，而搜查結果卻讓這些官員大失所望。丘濬去世以后，遺物只有皇上恩賜的物件和多年的藏書，他所留下卷帙浩繁的著作，對后世有著深遠的影響。

百里借《漢書》

“丘濬百里借《漢書》”是一個流傳至今的故事，這個故事講的是，丘濬十歲時，奔赴百里之外借《漢書》的事。這一故事，顯然并非胡編而來，丘濬在《藏書石屋記》中也記述了百里借書之事。丘濬年少時嗜讀，為他日后成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奠定了基礎。

怒打和尚珊

宋朝時，中丞丘浚年經時去拜見一個法號叫珊的僧人，珊顯得特別傲氣。丘浚剛來一會兒，當地州官的子弟也來拜訪，珊卻下了臺階去迎接，顯得非常恭敬。丘浚感到不公平，便問：“和尚迎接我時傲氣十足，而迎接州官子弟時怎么如此恭敬，”珊答：“出去迎接實際上不是真接，不出去迎接才是真接，”丘浚勃然大怒，站起來就打珊，并說：“打了實是不打，不打才是真打。

樂善好施

丘濬的樂善好施其來有自，永樂年間，瓊州臨高一帶瘟疫流行，哀鴻遍野，丘濬的祖父丘普當時任臨高醫學訓科（訓科為明代各府州縣專司醫學的官員），他出錢請人埋葬尸體并清理現場，防止瘟疫擴散，當地百姓為之感動，廣為傳頌他的善行。

必威电竞|足球世界杯竞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