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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1902年—1962年12月25日）字伯倫，河北永清人，曾在武漢大學、清華大學、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南開大學等多所知名學府任教，是著名歷史學家，史學界“戰國策派”“清華學派”代表人物之一。

1902年，雷海宗出生在河北省永清縣一個書香門第。父親雷鳴夏是當地基督教中華圣公會牧師。雷海宗自幼勤奮好學，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于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學，1919年轉入清華學堂高等科學習。1922年從清華畢業后，雷海宗獲得了公費留美資格，到芝加哥大學主修歷史學，副科學習哲學。1927年，他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歷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1931年短期任職于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系。1932年后，他歷任清華大學及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教授、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代理院長，1952全國高校院系調整，他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世界史教研室主任。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尿毒癥及心力衰竭，醫治無效，在天津市與世長辭，年僅六十歲。

他畢生致力于中國史、世界史及史學理論的教學與研究，與梁啟超、蔣廷黻、鄭天挺并為南開史學四大宗師，他著有《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文化形態史》《西洋通史》《中國通史》等。

人物經歷

1922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后公費留學美國，在芝加哥大學攻讀歷史和哲學。1924年入該校研究院歷史學研究所深造。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同年返國。曾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教授、系主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1931年任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教育系教授。1932年后任清華大學和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歷史系主任和文學院代理院長。1952年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

1957年被劃為所謂“右派”分子后，雷海宗的健康不斷惡化，5年后病逝，終年60歲。雷海宗畢生從事歷史教學和研究工作。在30多年執教過程中，講授中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外國史學史、外國文化史、基督教史等多種課程。

編著有《中國通史》《中國通史選讀》《西洋通史》《西洋通史選讀》(30年代前期)、《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世界上古史交流講義》(解放后教育部審定)等。另有《歷史的形態與例證》《中外的春秋時代》《上古中晚期亞歐大草原的游牧世界與土著世界》(《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版1956年第1期)等歷史學論文多篇。雷海宗認為真正的史學不是繁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于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以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他曾受德國史學家斯賓格勒提出的“文化形態史觀”的影響，認為歷史是多元的，是各個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時間和地域獨自產生和自由發展的歷史。每個文化雖各有特點，但經過固定的生命周期必然趨于毀滅。

雷海宗為發展祖國教育事業和建設歷史科學獻出了畢生的力量，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鞠躬盡，桃李滿天下。1992年12月28日，南開大學歷史系舉行了“紀念雷海宗誕辰九十周年暨逝世三十周年”的會議。2002年12月15日，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和《史學理論研究》編輯部、《世界歷史》編輯部聯合召開更大規模的“雷海宗與20世紀中國史學”學術研討會，隆重紀念雷海宗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會議一致認為應發揚他的熱愛祖國、誨人不倦、襟懷坦白、光明磊落的獻身精神；學習他的刻苦讀書，勤奮探索，敢于否定過去，不斷創新前進的嚴謹學風；貫徹他主張的從中國現實出發，繼承人類優秀的文化遺產，比較研究中外歷史，弘揚中華文化，積極建設新中國的治學宗旨。

在新的21世紀，雷海宗所倡導的優良學風和治學精神將得到進一步的發揚，他為之獻身的祖國的教育事業和歷史科學將取得更加輝煌的成就和發展。

1902年，雷海宗生于河北省永清縣，出身于具有書香門第氣息的中農家庭，父親雷鳴夏為當地基督教中華圣公會牧師。雷海宗勤奮好學，自幼在舊學和新學兩方面都打下了相當扎實的基礎。1910年，到教會興辦的蒙學堂讀書。1917年，入北京崇德中學，1919年轉入清華大學高等科學習。在五四運動和新文化思潮的影響下，雷海宗樹立起強烈的愛國思想和獻身科學的志向。1922年清華畢業后，公費留美，在芝加哥大學主修歷史學，副科學習哲學。1924年，入該校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深造，撰寫博士學位論文《杜爾閣的政治思想》。1927年，獲哲學博士學位，深受導師美國著名史學家詹姆斯·湯普遜的器重，時年二十五歲。與外國學生相比，中國留學生自然以中國學問見長，雷海宗以純外國歷史為研究對象而獲得優秀成績，這是難能可貴的。

六十年后，雷海宗的同窗好友、前南開大學秘書長、天津市市圖書館館長黃鈺生教授回憶道，美國資本主義物質文明發達，男女社交公開，血氣方剛的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后，難免受到影響，卷入較多的活動。但雷海宗專心讀書，毫不旁騖，并規勸其他留學生當抓住難得的機會，利用大好的條件，努力學習，不要受外界的干擾。黃老感慨而深情地稱雷海宗是他的諍友。

1927年，雷海宗返國任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副教授、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發表《評漢譯〈世界史綱〉》《克羅奇的史學論——歷史與記事》和《孔子以前的哲學》等文章。

《評漢譯〈世界史綱〉》一文最先刊載于1928年3月4日《時事新報》，后又轉登于中央大學文學院歷史系主辦的《史學》第1期（1930年）。雷海宗在文中認為，時間上和空間上人類史都不是一息相通的，人類史實際是好幾個文化區域各各獨自的發展演變，因此世界通史根本無法寫出，若勉強寫成，要么是“一部結構精密不合事實的小說”，或者是“前后不相連貫的數本民族專門史勉強合成的一本所謂世界通史”。由此出發，他批評《史綱》是赫伯特·威爾斯“鼓吹世界大同的一本小說杰作”，而作為世界通史，“此書本身無歷史學價值，我們不可把它當作史書介紹與比較易欺的國人。”

《克羅奇的史學論——歷史與記事》亦刊登于《史學》第1期，該文實際為意大利著名哲學家克羅奇的名著《史學的理論與實際》第1章《歷史與記事》的翻譯。雷海宗在譯文前說明，“克氏的議論雖不免有過度處，但以大體言之，他的學說頗足以調劑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偏于‘記事’的弊病。”他覺得“中國真正史學不發達”，因而介紹克氏的史學理論，以促進中國史學的發展。

1931年，雷海宗轉任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系合聘教授，發表《殷周年代考》一文，載武漢大學《文哲季刊》第2卷第1期（1931年）。他采取了新的研究方法，吸取相關學科的研究成果，根據溫帶人類的生理和平均壽命來推斷殷周的年代。

他提出“按溫帶人類生理，普通四世當合百年。中國古今朝代，皆不逃此原則”的觀點，先對已確知的中國歷朝各世君主在位的總年代做出統計，以證明“四世當合百年”，亦即“每世平均二十五年”的看法基本無誤，然后根據已知周代君主的世數而推定周室元年當為公元前1027年的說法，并進一步推斷盤庚遷殷適為公元前1300年，湯定中原當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

1928年，清華大學完成了從八年制留美預備學校改為四年制正規大學的體制轉變。1929年春，蔣廷黻離開南開大學，被聘為清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蔣廷在美國留學長達11年之久，精通中外歷史，掌握多門社會科學專業知識，擔任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職務后，勵精圖治，大刀闊斧地推行“歷史學和社會科學并重，歷史之中西方史與中國史并重，中國史內綜合與考據并重”的方針，力求使清華歷史系與國際一流大學接軌。為此，他在1932年聘請雷海宗返回清華大學歷史系任教。

雷海宗是懷著歡欣鼓舞之情重返母校的，但還有嚴肅莊重的另一面，那就是決心與蔣廷黻相配合，開拓創新，努力建設獨具特色的清華歷史學系。雷海宗獨挑重擔，繼任清華大學歷史學系主任，直到1949年。清華歷史學系的發展與建樹，是和雷海宗的貢獻分不開的。

雷海宗到清華后，重點從事中國史的教學和研究。他面向全校學生，開設“中國通史”課程，并編選大量史料，以《中國通史選讀》為名，作為鉛印講義發給學生，共7冊43章769節930頁（1860面）。全書內容從史前石器時代一直編到溥儀退位，材料選自各方面文獻，系統完整，極其豐富。值得注意的是，雷海宗打破了傳統的王朝體系，以時代的特征為標準，結合重大歷史事件和整個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與演變，來劃分中國歷史的各個階段。他還講授“殷周史”和“秦漢史”兩門專門斷代史，供歷史系高年級同學選修。為了引進西方史學理論和研究方法，介紹外國史學名著，雷海宗又開設“史學方法”一課，采取教師總體指導，學生重點讀書定期報告，全班展開討論的教學方法，使課堂既生動活潑，又深入研討，學生眼界大開，深有所獲。另外，當教外國史的教師休假時，他還不時講授西洋中古史、近古史等課程以補空缺。

1934年，雷海宗在《清華學報》第9卷第4期發表《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指出在政治制度方面，中國四千年間，國君最初稱王，下有諸侯；其后諸侯完全獨立，自立稱王；最后其中一王盛強，吞并列國，統一天下，改稱皇帝，直到近代。皇帝視天下為私產，臣民亦承認天下為皇帝私產。寄生于皇帝私產上的人民則等同于皇帝的奴婢臣妾，丞相與小民在皇帝面前同樣的卑微，皇帝制度是全民平等的獨裁統治，由皇帝的積極建設和人民的消極擁護所造成。皇帝是唯一維系天下的勢力，民眾則是一盤散沙。經過辛亥革命，皇帝制度崩潰瓦解。當前的關鍵應確定一個固定的元首制度。

1935年，清華大學為加強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在《清華學報》外又創辦《社會科學》雜志，其創刊號第1卷第1期首篇刊登了雷海宗的力作《中國的兵》長文。該文認為中國春秋時代上等社會全體當兵。戰國時代除少數文人外，全體文人當兵，近乎征兵制。漢代通過“更賦”制使上等社會不服兵役，終于實行募兵制，將衛國責任移到職業兵（大部為貧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軍民不分，經軍民分立，到軍民對立，專靠羌胡兵，這就使國勢日衰，社會病弱，中原終于成了漢代那些屬國的屬國。東漢以下兵的問題總未解決，只有隋及盛唐百年間，曾實行半征兵的府兵制，這也是漢以后中國漢族自治的惟一強盛時代。中國二千年來社會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發展文德的產物。只有振興武德，實行征兵制，叫良民當兵，尤其是一般所謂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當兵，才能使中國自主自立。

1936年，雷海宗接連在《社會科學》第1卷第4期和第2卷第1期，發表了《無兵的文化》和《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兩篇論文。

1937年，《社會科學》第2卷第3期和第4期連續刊載了雷海宗的《世襲以外的大位承繼法》和《中國的家族制度》兩篇文章。

在宏觀的綜合性的論文外，雷海宗也進行微觀的研究，寫出考證性的文章。例如，他在1936年《清華學報》第11卷第3期發表《漢武帝建年號始于何年》的文章，將《史記·封禪書》同《漢書》的《武帝紀》和《郊祀志》中的有關記載列表排比，得出結論：武帝建年號是在當時的三元七年，即有司建議的元狩七年，即武帝最后決定的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這是中國歷史上年號制度創立的一年，值得大書特書。

此外，雷海宗還在《清華學報》和《社會科學》各期發表多篇書評，對當時新出版的國內外重要學術著作做出評價。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盧溝橋的炮聲將雷海宗從寧靜的清華園震醒。不久，北京淪陷，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等校南遷。雷海宗對日寇侵華義憤填，隨清華文學院師生經長沙市、衡山、蒙自市、最后抵達昆明市。看到全國軍民英勇抗戰，浴血殺敵的情景，雷海宗精神振奮，一掃原來對中國的兵所持之悲觀看法，在1938年2月13日漢口《掃蕩報》發表《此次抗戰在歷史上的地位》一文，第一句即宣布，“此次抗戰不只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大事，甚至在整個人類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奇跡”。接著熱情歌頌“我們此次抗戰的英勇，是友邦軍事觀察家所同聲贊許的……我們最好的軍隊可與古今任何正在盛期的民族軍隊相比……我們只有募兵，而其效能已幾乎與征兵相比，這又是人類歷史上稀有的奇事”。隨后，列表指出歷史上其他民族的文化發展只經過由分裂到統一而后再分裂衰亡的一周過程，而中華民族的文化卻經歷了二周，其原因在于兩千年來中國南方地區的大開發，保持并增強了中華民族的元氣。也正因此，今日才能如此英勇抗戰。“二千年來養成的元氣，今日全部拿出，作為民族文化保衛戰的力量。此次抗戰的英勇，大半在此。”最后，雷海宗期望，通過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國文化將結束第二周，揭開第三周的帷幕。

1938年底，雷海宗將自《皇帝制度之成立》以下諸文的篇名及次序稍加變更，增加《建國——在望的第三周文化》一文，合編成《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一書，由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成為20世紀中國的歷史學名著。

在昆明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組成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雷海宗主持西南聯大歷史系行政工作，繼續開設“中國通史”等中外歷史多門課程。抗日戰爭后期，美國有關方面曾邀請雷海宗等一批名教授赴美講學，以促進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改善中國大后方窮教授的清貧生活與工作條件。但雷海宗婉言謝絕，決心堅守崗位，與全國軍民一同奮斗，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勝利而貢獻全部力量。

1940年4月，雷海宗和林同濟、陳等在昆明創辦《戰國策》半月刊，先后出版了17期。1941年12月3日又在重慶《大公報》開辟《戰國》副刊，至1942年7月為止，共出版了31期。

此外，雷海宗還積極地為《當代評論》半月刊撰稿。

1945年8月15日，日本軍國主義宣布無條件投降，雷海宗與全國人民一起以無比喜悅的心情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但是，蔣介石陰謀內戰，反對民主，1945年12月1日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等校師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一”運動。

1946年7月15日，聞一多被刺。聞一多是雷海宗的同學和好友，他對于聞一多的遇害感到無比悲憤，主動參加五人治喪委員會，并將殺害聞一多的子彈頭保留下來。

1946年下半年，清華大學在北平市復校。從上海市乘輪船赴塘沽區途中，雷海宗臨時肩負起組織數百名同學北上的重任，戰勝風浪，克服困難，井井有條地將大隊人馬帶到了北平。復校后，雷海宗仍擔任歷史學系主任，并在馮友蘭赴美講學期間代理文學院院長之職。

抗戰勝利后，雷海宗繼續關心國內外形勢和政局的發展，撰寫大量時論性文章。

1948年后期，全國解放的形勢日益明朗。

出于對祖國的熱愛，雷海宗不愿到失去獨立的異國他鄉生活，毅然決定留在北平清華園，迎接解放，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關懷教育下，他積極參加土改、抗美援朝戰爭和思想改造等運動，轉變政治立場和世界觀。他開始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感到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似乎恢復了青年時期的熱情，進一步加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決心。

解放初，雷海宗在清華大學任教，講授世界史，并發表《古今華北氣候與農事》的論文。他探討古書中所見古代華北的氣候與農業，指出其后逐漸發生的變化，并對今后華北的氣候狀況和農業發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1951－1952年間，他在《大公報》《進步日報》和《歷史教學》發表了一系列學術性批判文章，對羅馬教廷和美帝國主義展開口誅筆伐，并將稿費捐獻。這些文章是：《美帝“中國門戶開放政策”的背景》《耶穌會——羅馬教廷的別動隊》《耶穌會的別動隊活動》《中國近代史上宗教與梵蒂岡》《20世紀的羅馬教廷與帝國主義》和《近代史上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等。

1952年秋，雷海宗調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他對南開是有感情的，覺得自己與南開似有緣分。知道調南開的消息后，他曾對清華大學的鄰居張岱年教授說，二十五年前回國時，南開曾向他發過聘書，當時未能成行，而現在終于要去了，看來晚年將在南開度過。

到南開區后，雷海宗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世界史學科建設，講授世界上古史，兼及世界近代史和物質文明史。為了培養青年教師，還特別在家給他們講中國上古史和專業英語。雷海宗編寫的《世界上古史講義》一書，教育部定為全國高等學校交流講義，并決定正式鉛印出版。在這部著作中，雷海宗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運用豐富的材料，對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統的闡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體系，既擺脫了他原來發揮的斯賓格勒文化形態史觀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蘇聯教科書的一般結構。

1956年，雷海宗在世界上古史課程中對整個體系作了新的調整，將分區教學法改為分段教學法，并對上古時期各階段社會形態的性質與名稱做了新的探討。

1957年，發表了《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的一些問題》一文，載《歷史教學》該年第7期。他強調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工具的作用，認為人類迄今的歷史，依生產工具而論，可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機器時代。從社會性質來說，石器時代屬于原始社會，銅器時代屬于部民社會，鐵器時代包括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機器時代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奴隸制在雅典和羅馬的短期特殊發展，只能看作封建社會的變種發展。這種變種，并不限于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只要條件合適，也可出現。卡爾·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屬于銅器時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個大時代，并非亞洲所特有，可考慮使用中國和日本歷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詞來稱這個時代為“部民社會”。鐵器時代的前一階段，馬克思稱為古典社會，“古典時代”的意識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屬于同一鐵器時代的前后兩個階段，實際都是封建社會而稍有不同。

在南開期間，雷海宗還為《歷史教學》雜志撰寫了一系列比較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教學參考性文章，如《關于世界上古史一些問題及名詞的簡釋》《世界史上一些論斷和概念的商》《歐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問題》《讀高中課本〈世界近現代史〉上冊》《歷法的起源和先秦的歷法》《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質》等。這些文章充分體現了一位歷史學大師對普通中學歷史教學事業的關注，而且在簡明扼要的闡述中顯示了淵博學識與真知灼見。

1957年春，全國開始助黨整風運動，知識分子展開了“鳴”、“放”活動。雷海宗在4月間先后參加了兩次關于“百家爭鳴”的座談會，主要談發展社會科學問題。

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科學，無論是解放前或解放后都很薄弱。社會科學是隨資本主義產生而產生的，是到資本主義社會才成為一種嚴格的真正的科學。中國的社會科學沒有資本主義的階段，因為中國歷史上沒有經歷資本主義。卡爾·馬克思、恩格斯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基礎上，用新方法和新觀點為無產階級建立了新的社會科學。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樹立的新的社會科學的看法，大家在理論上是一致的，承認馬克思列寧主義應該發展，可是實際上是停止了發展，還停留在恩格斯死時1895年的地方。1895年以后，列寧、約瑟夫·斯大林在個別問題上有新的提法，但他們主要談當前革命問題。從了解整理幾千年來人類歷史經驗，建立新的社會科學來說，基本上停留在1895年，教條主義者就是這樣。卡爾·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經常修改他們的學說，他們注意到當時每一個社會科學部門的發展情況，掌握社會科學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們就認為他們已解決了一切問題，社會科學不能再發展了。事實上并不如此，1895年以后社會科學上新材料很多，對舊材料有很多新的認識。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把1895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課補上。這不是哪一個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問題，工作艱巨得很。

《人民日報》在1957年4月21日和22日刊載“天津市教授們關于‘百家爭鳴’的座談會上發言”（包括雷海宗的發言）時加了編者按和編者注。

5、6月之交，北京大學學生譚天榮曾來南開大學“煽風點火”，訪問了雷海宗等三名教授。事后，在南開的大禮堂召開了由三教授談與譚天榮談話情況的大會。雷海宗在發言中指出，曾詢及譚天榮學習哲學和讀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的著作的情況，勸譚天榮在談黑格爾的思想時，應多讀一點黑格爾的著作。至于中國的情況，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貧困落后，要治理這樣的國家，必然會遇到許多困難，出現不少問題。他指著禮堂主席臺兩側的兩個標語牌說，他相信這兩句話，那就是：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主義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他的講話贏得了全場熱烈的掌聲。

6月中旬，全國開始了反右派斗爭運動，天津市和南開大學也不例外。但到7月下旬運動初步告一段落放暑假時，雷海宗始終未被觸及。直到8月，康生在北京的一次會上點名批判了雷海宗，中共天津市委和南開大學歷史系才中斷假期，緊急召開了批判雷海宗的會議。

1957年秋，雷海宗被錯劃為史學界五大右派（黃現璠、向達、雷海宗、王重民、陳夢家，按出生年序排名）之一。（1979年得到改正）。此后，他健康急劇惡化，患慢性腎臟炎不治之癥，嚴重貧血，全身浮腫，步履艱難，停止了教學活動。

但雷海宗雖身處逆境，仍關心國家大事，精心譯注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一書的有關章節，其譯文和注釋有許多獨創精到之處。此外，親自指導和校改拙譯《李維〈羅馬史〉選》，認真負責，關懷備至，使我學到許多東西，終生受用不盡。1961年4月，蘇聯載人飛船上天，尤里·加加林成為人類第一個宇航員。雷海宗知道這消息后，受到極大鼓舞，心潮澎湃，情不自禁地用英文寫下了歌頌人類征服宇宙的這一偉大成就的長詩。雷海宗英文極佳，此詩當為文學精品，并能充分體現他的內心思想與宇宙觀。可惜，筆者只在他的案頭看到手稿，未能細閱，而此后詩佚人亡了。

1961年末，雷海宗被摘掉“右派”帽子。為了把有限余生和滿腹學識獻給人民，他馬上于1962年克服病痛，毅然乘著三輪車來到教室門口，拖著沉重的步伐重上講臺，精神抖擻地為一百多個學生先后講授外國史學名著選讀和外國史學史兩門課程，一直到當年11月難以行動時為止。

雷海宗有驚人的記憶力，講課從不寫講稿，但在講外國歷史學史課程時，卻以顫抖的手親筆寫下了講稿，可見他在一生最后時刻時認真的獻身精神和負責的教學態度。此時，他還讓筆者從南開圖書館借出全套《諸子集成》，顯然他還想研究先秦諸子，寫有關的著述。

可憐他已身心交瘁，油盡燈枯，天不假年。1962年12月25日，雷海宗因患尿毒癥和心力衰竭病故，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年六十歲。

學術思想

學貫中西

雷海宗一貫主張，歷史學家只有在廣博的知識基礎上才能對人類和各個國家民族的歷史與文化有總的了解，才能對某些專門領域進行精深的研究，得出真正有意義的認識。他的多方面的著述體現了這一主張。他一生讀書孜孜不倦，精通多種外語，不僅貫通古今中外的歷史，而且在哲學、宗教、文學、藝術、地理、軍事、政治、氣象、生物和科技等領域都有淵博的知識和精辟的見解。在數十年的教學實踐中，他曾先后講授史學方法、中國通史、中國上古史、殷周史、秦漢史、西洋通史、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西洋近古史、西洋文化史、外國史學史、外國歷史學名著選讀、物質文明史等各種課程。

雷海宗在《西洋文化史綱要》第48章中，首先對18世紀到20世紀初西方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從演繹方法經浪漫主義之歷史方法和天演論之生物學方法，直至心理學方法與統計學方法的演變做了清晰的闡述。然后，又分門別類地對19世紀時期的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法理學、政治學和歷史學各個學科的各個學派及其代表人物與代表作品進行了條分縷析的說明。這充分顯示出他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總體把握和深刻了解。在此基礎上，他把各學科的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應用于研究歷史，《殷周年代考》和《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正是這種跨學科研究方法運用的體現和結晶。不僅如此，雷海宗又反過來以歷史研究的成果與方法應用于其他學科領域的研究，寫出了《雅樂與新聲：一段音樂革命史》和《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業》等高水平的論文。

很明顯，雷海宗是我國總體把握人文社會科學和交叉運用跨學科研究方法的先行者，是值得我們今天加以學習和發揚的。

打破傳統

雷海宗治學嚴謹，掌握豐富的史料，重視史實的準確性，對乾嘉學派的考據訓和19世紀德國朗克學派的檔案研究均頗推崇。但是，他強調真正的歷史學不是煩瑣的考證或事實的堆砌，于事實之外須求道理，要有哲學的眼光，對歷史作深刻透徹的了解。有價值的史學著作應為科學、哲學和藝術的統一：要做審查、鑒別與整理材料的科學分析工作；以一貫的概念與理論來貫穿說明史實的哲學綜合工作；用藝術的手段以敘述歷史的文學表現工作。三者之間，分析是必要的歷史基礎，有如選擇地點，準備建筑材料；綜合為史學的主體，乃修建房屋本身；藝術則是裝飾而已。

在歷史認識論方面，雷海宗認為，歷史學研究的對象普遍稱為“過去”，而過去有二：一為絕對的，一為相對的。把過去的事實看為某時某地曾發生的獨特事實，這個過去是絕對的和固定不變的。但是，歷史學的過去是相對的。歷史學應研究清楚一件事實的前因后果，在當時的地位，對今日的意義，使之成為活的歷史事實。歷史的了解雖憑借傳統的事實記載，但了解程序的本身是一種人心內在的活動，一種時代精神的表現，一種宇宙人生觀用于過去事實的思想反應。所以，同一的過去沒有兩個時代對它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以孔子為例，認為孔子之為孔子，已經過去，萬古不變，但這個絕對的孔子，人們永遠不能知道。不僅史料漏載的孔子言行已不可知，即使有文獻可征，其當時的心情、背景和目的，大部也永不能知。歷史上和今日所“知”的孔子，是不同時代的后世對上述“不可知”的孔子的主觀認識。由此，他提出了主觀相對主義的認識論：“絕對的真實永難求得，即或求得也無意義。有意義的過去，真正的歷史知識，是因時而異的對于過去的活動的認識。這個認識當然是主觀的。”（參見《歷史警覺性的時限》和《歷史過去的釋義》）

雷海宗的歷史認識論是與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分不開的，具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一定的宗教色彩。他采用佛家語“大我”“小我”作為哲學名詞來觀察人生的境界，把個人看成是宇宙的縮影，個人就是小我；把宇宙看為個人的擴形，宇宙就是大我。他認為：宇，空間，整個的太空，在物質方面是因果的世界。宙，時間，有機的發展，在心靈方面，是復雜的意志，無窮的希望，整個是有意義的。時空無限的宇宙之能有意義，是人類給予它的。上下四方古往今來的一切，都在人的方寸之中。人類總想在方寸所造的宇宙中求得解脫和出路。可以勉強猜想，宇宙中大概有不知是一個什么的力量，要自知自覺，生命就是這種力量的表面化。人類，表現一種相當高的知力和覺力，但絕不代表最高可能的知力和覺力。人生中偶然會因過度悲喜和過度奇異的遭遇，而出現某一種一縱即逝的心境和經驗，突感超過普通人生，好似與宇宙化而為一，明白了宇宙最后的真理。偉大的詩品，不朽的藝術，超絕的音樂，都是此種心境下的產物。然而，于此種心境最濃厚深刻的，是真正的宗教家，如耶穌、釋迦、莊子之類的創教圣者。禪定修行，雜念全消，一片光明，內不見身心，外不見世界，最后達到無礙自在、不生不滅的永恒境界。雷海宗覺得，最好將此中經驗視為宇宙中的自我表現力可能高于今日的預示。他由此展望：或進步不已的今日人類，或高于人類的新的靈物，對于宇宙必有大于我們的了解，終有一天能徹底明了宇宙，與宇宙化一，小我真正成了大我，大我就是小我。（參見《人生的境界（一）——釋大我》）

就歷史觀和整個歷史體系而言，雷海宗深受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的影響。他認為有特殊哲學意義的歷史，在時間上以最近的五千年為限，歷史是多元的，是一個個處于不同時間和地域的高等文化獨自產生和自由發展的歷史。迄今可確知七個高等文化，即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和歐西。這些時間和空間都不相同的歷史單位，雖各有特點，但發展的節奏、時限和周期大致相同，都經過封建時代、貴族國家時代、帝國主義時代、大一統時代和政治破裂與文化滅絕的末世這五個階段，最后趨于毀滅。在人類歷史上，歐西文化與埃及、中國等其他六個文化相并列，并無高與下、中心與非中心之分，這就有力地破除了西歐中心論的謬論。雷海宗還多次批駁歐洲學者對阿拉伯帝國的歷史與文化的歪曲和誣蔑。

與斯賓格勒不同，雷海宗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有其獨特之點。其他文化，除歐西因歷史起步晚尚未結束外，皆按照上述五個階段的進展，經形成、發展、興盛、衰敗一周而亡。唯獨中國文化四千年來卻經歷了兩個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戰為分界線，由商朝到“五胡亂華”為第一周。這是純粹的華夏民族創造中國傳統文化的古典中國時期。它經歷了殷商西周封建時代、春秋貴族國家時代、戰國帝國主義時代、秦漢帝國大一統時代 (公元前221至公元88年)和帝國衰亡與古典文化沒落時代（公元89至383年）。但中國文化與其他文化不同，至此并未滅亡，經淝水之戰勝利后，卻返老還童直至20世紀又經歷了第二周。第二周的中國，無論民族血統還是思想文化，都有很大變化。胡人不斷與漢族混合為一，印度佛教與中國原有文化發生化學作用，這是一個“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綜合中國時期。第二周的中國文化在政治和社會上并無更多的新的進展，大致墨守秦漢已定的規模；但在思想文藝上，卻代代都有新的活動，可與第一周相比，共經五個時期，即宗教時代、哲學時代、哲學派別化與開始退化時代、哲學消滅與學術化時代、文化破滅時代。另一方面，南方的開發與發展則是中國第二周文化的一項偉大的事業與成就。中國文化之所以能有第二周，這是與吸收融合胡人的血統和印度的文化，以及由民族優秀分子大力發展南方分不開的（參見《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和《歷史的形態與例證》）。

雷海宗在解放前的歷史觀和歷史體系大致如此，從根本上看來，這與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是不相同的。但是，他的貫通古今中外的淵博學識，打破歐洲中心論和傳統王朝體系的努力，獨樹一幟的囊括世界的歷史體系，以及強調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特色，重視胡人血統、印度佛教和南方開發對中國文化的貢獻的看法，在當時學術界是頗為難得和有顯著影響的，對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和世界歷史也甚具教益和啟發意義。有的學者以他的名字來形容其學術成就：聲音如雷，學問如海，史學之宗。

銳意創新

雷海宗生活成長于中學與西學，新文化與舊文化相互沖擊激蕩的時代，又遠赴美國留學，他決心吸取西方的理論和思想來研究中國與世界的歷史，改造舊史學，創建新史學。從美國回來后不久，年輕的雷海宗就向中國史學界介紹意大利著名哲學家克羅奇的史學理論，翻譯克氏名著《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的第一章“歷史與記事”，認為“他的學說頗足以調劑我們中國傳統史學偏于‘記事’的弊病”。同時，他又發表對漢譯《世界史綱》的書評。該書原著者赫伯特·威爾斯是西方著名作家，中譯本的校譯者多是中國學術界的前輩名人和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然而，雷海宗卻對《世界史綱》原書和中譯本的出版，提出了十分尖銳的批評，充分顯露出不畏權威、敢于闡發個人意見的精神。其后，他撰寫《殷周年代考》，根據溫帶人類的生理和平均壽命來推斷殷周的年代。

解放后，雷海宗開始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覺得找到了真理，感到自己“發現了一個新的世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使我好似恢復了青年時期的熱情”。

1952年，雷海宗調到南開大學后，主要講授世界上古史。與以前根本不同，他開始接受并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研究歷史。但是，當一般人都原封不動地照搬蘇聯教科書的體系、觀點和材料時，雷海宗卻根據自己對唯物史觀的理解和所掌握的大量史料與具體史實，編寫出獨具特色的《世界上古史講義》，特別對古代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之間的關系和奴隸制與奴隸社會的問題進行了專門探討。1956年后，響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號召，他對自己過去講授的世界上古史體系做出原則性的調整，并發表《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一文，提出了新的部民社會的概念，并認為奴隸社會不是人類歷史必經的一個普遍性的社會形態與歷史階段。

總括上述，不難看出雷海宗的整個學術生涯始終顯示出一種探索真理、打破傳統、不斷創新、敢于亮明自己獨立觀點的鮮明個性，這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貢獻

教書育人

雷海宗獻身于教育事業，一直在高等學校教書，作為一位名教授和教育家，他的教書育人是極具特色和眾口叫絕的。

雷海宗聲音洪亮，講課極有條理，深入淺出，鞭辟透里，內容豐富，生動活潑。他講解歷史事件既材料翔實，又說明前因后果，更揭示性質意義，娓娓動聽，使人受用不盡。每節課他計時精確，下課時恰好講完一個題目，告一個段落，下節課再講新的，前后銜接自如。雷海宗記憶力極強，走上課堂，只拿幾支粉筆，但講得井井有條，滔滔不絕，人名、地名、史實年代準確無誤。他學問淵博，口才好，思路清楚，教學認真負責，又講究教學方法，使講課成為一門藝術，揮灑自如，引人入勝。他在清華大學和西南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為非歷史系本科生開設的中國通史課，選課人極多，課堂總是擠得滿滿的，其中還有不少慕名而來的旁聽者，已故著名世界歷史學家吳于廑先生就是這樣的旁聽生，當時他已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了。

另一位學者，已故美國史專家丁則民先生在《憶念伯倫師》文中說：抗戰時期，他是西南聯合國大會名教授兼歷史系主任，先后開設過中國通史、古代史、西洋通史、歐洲近古史和歐洲中古史等課程。聽過他的課程的學生，普遍認為他是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對許多歷史問題都有精辟的見解。他的史學造詣之深和學術思想的精都給學生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他不僅學識精湛，方面廣博，而且他的記憶力也非常強，上課時他不帶片紙只字便能對所講的問題作出系統而生動的描述，講授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既有豐富內容，又把歷史因果關系分析得清晰透徹，使人聽了興致勃勃，總覺課堂時間過得太快，頗有余興未盡之感。在解放前舊大學，講授歷史課，能達到這樣爐火純青使人百聽不厭的程度，可說是罕見的了。所以，當時許多同學都愿選修伯倫師的課，認為聽他講課不僅能獲得系統而深入的歷史知識，而且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還有的同學反映，課后把他講授專題的筆記稍加整理潤色，就像是一篇有頭有尾、內容充實并自成體系的文章。

雷海宗在清華大學講授史學方法一課時，采用19世紀中葉西方最著名史家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朗克實行的“研討班”（即“西明納爾”Seminar）的形式來組織教學，極其活躍成功。

關心學生

雷海宗對學生十分愛護，不僅指導他們的學習，而且關心他們的生活。

首都師范大學名譽校長、著名世界史家齊世榮寫道：我讀大四時，生活比較困難。一天下課后，雷先生對我說，美國波摩那大學來了一個研究生，學中國近代史，想寫關于梁啟超的論文。他的中文程度還需提高，你去給他補習中文，注意借機會練練英文，并增加點收入。我聽了后十分感動，不知道老師如何知道我最近生活困難……通過這件事，可以說明雷先生是多么地愛護學生，他既注意學生的學習成績，也關心他們的生活狀況。近年來，我常常想，如果雷先生今天健在，世界史學科在這位元老大師的指導下，定能取得更大的成績。雷先生離開我們快四十年了。他的博大精深、貫通中西的學問，是我永遠趕不上的。但他勤奮治學的精神，對學生熱心培養、極端負責的態度，則是我要時刻學習的。

雷海宗在30年代中后期，有兩個他很喜歡的學生，他們是丁則良和何炳棣，畢業后都留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任教。1945年抗戰勝利后，他們分別赴英國和美國留學。新中國成立后，丁則良從英國提前返回清華大學，1951年曾教過筆者。丁先生為人謙厚熱情，平易近人，治學嚴謹，學問淵博，專攻宋史，在英國又學俄文，研究蘇聯史，兼通古今中外，頗有乃師雷海宗、張蔭麟之風。1952年院系調整后，赴吉林大學任教，根據國家需要改教新課亞洲史，甚有建樹。他與雷海宗師生感情深厚，時有書信往還。1957年，丁則良被錯劃為“右派”，訪蘇聯歸來在北京大學未名湖自沉，雷先生聞此噩耗，為之痛哭不已。

何炳棣留美未歸，在多所大學任教，成為國際馳名的中國史學家，榮任美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

他懷念恩師，凡有新著，必寄上，知道雷海宗逝世消息后，立刻給雷師母寄來長信，說1962年12月25日雷師去世時，自己遠在美國似有感應。

他一直與雷師母及雷海宗之女雷崇立保持通信聯系，歷“文化大革命”而數十年不衰，甚至寄上美金，給予經濟支援。

最后一課

關于雷海宗臨終前背著“右派”的包袱在南開大學堅持講課的情景，《光明日報·史學周刊》總編、史學家肖黎先生有發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回憶：上課鈴響后，只見一位小老頭拄著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動著雙腿，吃力地坐在講臺后的一把椅子上。看著他那痛苦的樣子，我不覺生出幾分惻隱之心。在那一瞬間，階級斗爭的觀念就像是斷了線的風箏，無影無蹤。此刻，教室里異常安靜。突然，洪鐘般地聲音響起，只見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來了，與他剛進教室時簡直判若兩人。37年過去了，講課的具體內容早已忘記。只依稀記得他講的是印度的寡婦殉葬。他上課什么也不帶，卻對歷史事件、人物、地名、年代都十分熟悉，脫口而出。他的外文極好，一會兒是希臘文，一會兒又講一個詞語如何從希臘文演變為拉丁文、英文的，斯拉夫語系有什么特點，侃侃而談。

在“與人斗，其樂無窮”的年代里，對病入膏肓的雷先生也是不會放過的。每次先生講完課后，都要組織一場“消毒”課。一些“左派”挖空心思地找出種種“毒素”，以顯示他們洞察一切的本領。我想，雷先生如果知道，他為了“將自己的學識獻給人民”而抱病上講臺，卻被一些人視為“販毒”者，他豈不要揮舞拐杖，質問蒼天：“公理安在？”最難忘的是雷先生的最后一課。他大概也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這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課。猶如回光返照，他一直處于亢奮之中，情緒十分激昂，聲音更加洪亮。課間休息時，同學們還是竊竊私語，不敢和他接近。他仍然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那里。我鬼使神差地走過去，就是想和他說幾句話。不知從哪里來的勇氣，我壓低聲音說：“雷先生，您多保重！”先生用異樣的眼光注視著我，他點點頭，什么也沒說。最后一堂課結束了，依然沒有例行地致意和掌聲。雷先生孤獨地拄著拐杖走了。在這難以言表的時刻，同學們都走到窗前，目送著他登上回醫院的車漸漸地遠去。

人物追憶

被忽視的“雷海宗的年代”

本文作者：何炳棣

著名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歷史學家。在這篇文章中，他滿含深情懷念他的老師、已故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證出武王伐紂之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學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學界一般認為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

回想起來，連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師影響至深且巨，而事實上只正式讀過他的惟一一門必修的中國通史。正式讀雷之課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市的三年我專心于為將來的留學考試奠基，時間和精力上都擠不進雷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市任清華大學歷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隨后忙于解決終身大事，投考第五屆（1940年8月）清華留美公費考試失敗（1941年夏始揭曉），遲遲因父喪不得不回淪陷區料理家務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聽雷師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羅馬帝國制度史等課。這些西史的課都是雷先生的專長，戰亂中完全錯過是我終身憾事之一。北平清華二、三年級時課外雖不無向雷師請教的機會，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聯大期間與他的經常接觸和專業內外的交談。

據我一生觀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學人。他律己極嚴，終身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他對人的感情和關切從不輕易外露。我對雷師高尚品德有親切的體會。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學初試失敗后數月，遲遲始獲悉父親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師在聯大圍墻外非常平靜地對我說：“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從公從私的立場我覺得不能不向你一問，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學校做講師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聯合國大會教西洋史的教授相當多，你雖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學，輪不上你教。如果旁處有機會教西洋史，你是否考慮？”我的回答很堅定，我不在乎名義和待遇，昆明市究竟師友相處融洽，學術空氣和圖書設備還是比較好，我無意他就。雷師這才說出心里的話：“你這樣決定，我很高興，不過因為職責所在我不得不問你一問。”三個月后因家務回金華市，我在浙贛路上遇見九級歷史系王文杰學長回福建省奔妻喪，他告我路費的極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給他的。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過人的“容忍”，而這種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學術和道義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間全系師生茶會后的晚間，同屋黃明信告我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會中明明聽見陳寅恪先生相當高聲地和一位同學說，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當時雷先生不過幾步之外決不會聽不見這種諷刺的。同時清華歷史及哲學系合聘的張蔭麟備受陳寅恪師的贊揚，已著手為教育部寫撰《中國史綱》第一輯。清華大學校園之內，新秀吳晗對雷之通史已有諷議。我通檢《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教學，科研卷”，發現1938－1939年錢穆的中國通史列為甲組，雷的通史列為乙組；自1939－1940年起吳晗授甲組中國通史，雷師的通史列為乙組；1942－1943年，吳晗、孫毓棠、雷海宗分別講授甲、乙、丙三組中國通史。當時的理由是甲組較詳于史實與制度，最適合人文社科學生的需要，乙組史實及制度稍為簡略，宏觀視野及分析綜合比較適合理工及不以歷史為專業學人的需要。

當時雷先生為歷史系主任，始終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釋過何以他在中國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的兵本質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文獻通考》中也有系統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甚么特征，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對歷代宰相制度、內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師也采取類似的簡化處理。再加上采用斯賓格勒的形態文化史觀把國史分成兩大“周”，當然不免引起少數同仁的明譏暗諷。前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憶，“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一次談話會中，我就聽見吳先生表示譏彈之意。”但可喜者有三。一、當時聯大助教學生求知若渴，胸懷開朗，決無門戶之見。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市，丁則良學長即興奮地告我，年前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尤以唐宋間經濟重心之南移，甚為精彩，其《國史大綱》即將問世，不可不讀。錢氏之長無傷于我們對雷氏通史的服膺。我們那時吸取各家之長還來不及，怎會盡先去挑剔老師們的短處。

二、當時助教學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國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須略知人類史上其他文化的同異與盛衰興亡的各個段落，否則難免井蛙之識。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間即接受我的請求，對雷師的通史作一扼要憶評。他強調指出雷師為介紹當時風彌世界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中國之第一人。雖形態史觀之價值尚無定論，且斯賓格勒、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無譯本，但開風氣之功，實舍雷先生莫屬”。再則，“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講義既依形態史觀架構編制，其影響及于清華聯大后學之任歷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數。就所知丁則良學兄授西洋史即沿其體制，弟去國前濫竽授中國史亦復循其規模……”三十多年后應該補充的是武漢大學吳于廑教授。我個人在海外講授中國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師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糾正斯賓格勒對兩漢以后中國文化長期停滯，喪失生命力的錯誤看法。甚至當時聯大學生方面，歷史系最優秀的劉廣京和任以都都是選雷師的乙組通史。廣京近年通信曾幾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黃子孫先后同出雷門者已寥若晨星，所以這種共同師承關系彌足珍惜。他甚至還記得雷師閱世知人智慧之偶爾流露于課堂內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記得雷伯倫師曾云：西洋史家過了中年，著作雖精而罕能維持‘火氣'，而今則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動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駁斥美國亞洲學會、原日籍女會長1996年卸職演講詆毀國史，攻擊“華化”觀點的一篇頗有“火性”卻使她無能回答的長文。事似瑣碎，但反映雷師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對弟子輩影響的深遠。

三、盡管六七十年前雷師以斯賓格勒《西方的沒落》理論架構應用于國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評譏，但經雷師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態史觀，確頗有裨于中國通史的宏觀析論。蓋兩河（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與風格，此即所謂的形態之異；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標示彼此之間確有類似的發展階段、歷程，以及最后大一統之出現、崩潰、沒落的共同之處，此即所謂的形態之同。因此，僅置中、西兩文化于一個視景（透視）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異的最有效方法。遍觀二十世紀治史或論史對象最“大”的史家，斯賓格勒外，如英國的阿諾德·湯因比，德國的雅斯波斯（卡爾·雅斯貝爾斯），中國之雷海宗，美國與我同僚及學術關系久而且深的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等無一不預覺到世界之進入“大一統”局面，無一敢深信這行將一統世界的大帝國（及其盟屬）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義、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長期控御無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規模大一統帝國繼續發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沒落與崩潰，正是關系全人類命運不能預卜的最大問題。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經史的訓練，必須具有近現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回憶清華大學和聯大的歲月，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后有血有淚，因為只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何以堂堂華夏世界竟會屢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蠻”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間雷師成為國內學術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對象之一，因為其他學人幾乎不可能有雷師的膽識，公開聲言共產及社會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自從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長期停滯。雷師所受精神打擊之外，物資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資立即減到半數以下，每月僅領人民幣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大學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書及其他發表的論文單行本一并寄呈雷師，聊充舊日弟子海外初步作業報告。

兩年半后我終于接到雷師的回信。世事往往有偶合。我遲遲于1962年圣誕節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會史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2）。半個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師母的信，才知道雷師已于1962年圣誕日歸道山。按時差推算，當我忐忑疾越山坡將此書付郵之際或正當大洋西岸雷師彌留之時。

師恩難報。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親觀其成雖不可知，然當努力為之。將近三十年前應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之約，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議”一文以恭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3，No.1）創刊之慶。拙文主要結論之一是：

近代學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記·魯世家》《左傳》·《孟子》等資料證明《竹書紀年》1027B.C.之說之可信。遲至1945年，瑞典漢學名家高本漢教授，在一篇論商代某類武器和工具長文，才放棄了劉歆1122B.C.之說，發表了與雷文幾乎方法全同的對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國、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響甚大，一般稱《紀年》武王伐紂之年為“高本漢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東亞、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為絕對年代，從學術公道的立場，我們有義務稱之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開大學雷門弟子王敦書教授所說，雷師這一極端重要的年代考證已“得到當時著名史學家洪煨蓮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重視與贊同”。洪先生僅在他轟動西方漢學界的《春秋經傳引得序》（1937）的一個底注，指出按照《竹書紀年》“則武王滅殷當在前公歷1027”。高本漢根本無一字解釋何以最后放棄一向接受的劉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紀年》1027B.C.之說。即使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老友勞干（貞一）先生兩年前神志尚清時，雖在電話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紀年》西周公國積年之重要，《尚書·武成》篇紀日根本無法利用——仍是以1027B.C.歸功于西方漢學家，而不公開承認雷師是近代1027B.C.說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須嚴肅論辯。雷師國史宏觀諸論固已不朽；我仍須就純粹史學方法，參照近年國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積累的多學科資料，進一步努力，冀能為雷師贏得更大的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