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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梓（1701年-1754年），字敏軒，號粒民，乳名學栻[shì]，漢族，安徽全椒縣人（現存吳敬梓手寫《蘭亭敘》中蓋有印章：“全椒吳敬梓號粒民印”），祖籍浙江溫州；移居南京后，署名秦淮寓客；又因家有“文木山房”，晚年自號文木老人，系清代小說家。

吳敬梓出身科舉世家，早年多讀四書五經，常習八股文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時年十三歲的吳敬梓喪母后，個人志趣逐步轉向多元化。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吳敬梓隨父移居江蘇贛榆，開始發奮讀書考取功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因父親吳霖起抱病辭官，吳敬梓嗣后便隨父重返全椒縣老家定居；翌年得中秀才，但他隨即又陷入祖產之爭的漩渦，復合受到父親辭官病逝、妻子飲恨而死、科場接連失意影響的吳敬梓，遂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決意遷居南京。乾隆元年（1736年），時年三十五歲的吳敬梓，受巡撫趙國麟舉薦欲赴京師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然卻因病最終未能成行，由是再也無意科場功名，轉而漸次潛心于創作《儒林外史》一書，這部小說歷時近20年，至49歲時完成；嗣后又因其不善持家、祖產耗盡，時常則多靠友人接濟、鬻[yù]賣家藏和售賣字貼為生，生活一度困頓拮據；晚年尤落拓縱酒。乾隆十九年（1754年），客死揚州市，卒年五十四歲，而后歸葬南京。

吳敬梓一生所作詩詞文賦眾多，并有歷史學研究著作，唯以小說《儒林外史》最為稱名。今有《文木山房詩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并有英法俄德等八種譯本傳布，載譽甚多。同時他在詩詞歌賦、研治《詩經》領域也多有建樹，《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詩說》即為其代表性著述，時人亦常譽稱他系“文壇盟主”“詞苑之宗”。

人物生平

出身世家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吳敬梓出生在安徽省全椒縣的一個科舉世家，遠祖吳聰系明永樂年間驍騎尉，封邑六合（區）；高祖吳沛素以博學稱名，詩書享譽東南；曾祖吳國對探花出身，官至提督順天學政，同輩計有四進士；祖父吳旦亦是進士出身，一度官至州同知；傳至父親吳霖起一輩，家道即已漸次中落，后僅官拜贛榆縣教諭。

作為家中獨子，吳敬梓自幼便被寄予厚望，父親先是按輩分為其取乳名“學栻”[shì]，后又化用《詩經》“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意，為其更名稱“敬梓”。少年時代，在父親的嚴格約束下，吳敬梓多讀四書五經，常習八股文章；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時年十三歲的吳敬梓喪母后，個人志趣一度向習讀雜書轉移，繼而也就此奠定了日后從事小說詞賦創作的基礎。

早年學行

康熙帝五十三年（1714年），拔貢候補多年的吳霖起赴任贛榆區教諭，吳敬梓隨父離鄉同往；寓居贛榆期間，吳敬梓在父親的教化影響下，重燃對八股八股文、科場功名的欲望，積極潛心研習八股文章與詩歌創作，今傳《文木山房集》中便有收錄反映其早年學行旨趣的詩篇《觀海》。約在十六七歲時，吳敬梓奉家父媒妁之命重返全椒，與姑父陶欽李之女成婚；婚后一段時間，吳敬梓留居全椒岳父家中，師從塾師庵繼續精進學業，同時也曾暗自習讀一些雜書，學問多有長進。此間其時常與人雄詞博辯的行狀，不久便傳至家父吳霖起耳中，于是遂命其攜夫人陶氏公司前往贛榆區居住，以利學業。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因聽聞岳父陶欽李病故，且陶姓祖產又多遭人侵占，吳敬梓于是只身一人回到全椒探視處理，后因無計可施復又于同年折返贛榆區。康熙帝六十一年（1722年），父親吳霖起抱病辭官，吳敬梓由是隨其重回原籍。轉年春天，吳敬梓復又侍父轉往南京，是年恰又適逢三年兩考的童試在即，吳敬梓隨即便奉父命趕回滁州市應試，同年得中秀才的消息傳來前夕，其父吳霖起未及得見即已病逝全椒縣。

鄉居歲月

雍正元年（1723年），時年二十三歲的吳敬梓入官學，本欲秉持先父遺訓精進舉業、考得功名，不曾料想偏又遭逢家族爆發遺產爭奪風波，此間因族人鮮有應援者而敗北的吳敬梓，由是受到物質與精神上的雙重刺激而陷入人生低谷，繼之便過起了似若紈绔子弟一般的生活，常年沉湎于歌舞聲色之中，且又多出手闊綽施財與人，以致于后來不得不變賣祖產而維系生計，不斷遭到吳氏族人和當地士坤的一再責難詬病。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中秀才多年的吳敬梓再入科場，前往滁州市應考先于鄉試舉行的科試；來到滁州應考之際，熱心交際的他不斷結新朋、敘舊友、訴衷腸，所發牢騷議論很快便被人羅織傳揚開來，引得吳敬梓本人也一度后怕，落得個“文章大好人大怪”的名聲；而后幸得科試主考李鳳翥賞識寬宥，遂破格將吳敬梓錄為科試第一；八月鄉試之際，安徽主考即已易人，然吳敬梓早前發表“出格”議論的余音卻是猶在，由是最終在己酉科鄉試中落弟而歸，一時傳為鄉里子弟戒；是年前后妻子陶氏也因不堪娘家和夫家的相繼敗落，以致郁郁而終。爾后不久，自感難以棲身鄉里的吳敬梓遂前往南京市小住，直至除夕依然無意重返全椒，守歲乃作《減字木蘭花》詞八首以抒懷訴苦，繼而也于此間逐步萌發了遷居南京的念頭。

移家南京

雍正十一年（1733年），時年三十三歲的吳敬梓懷著憤懣之情變賣祖產后，便攜續弦妻子葉氏和兒子吳烺舉家遷往南京，置宅院于南京秦淮水亭。在之后的幾年中，他在南京逐漸結識了不少文人學者，包括朱卉、徐紫芝，詩人黃河、姚瑩以及畫家王蓍、王溯山等等，同時他還和故鄉全椒的一些親友保持著聯系，如族兄吳檠，表兄金榘[jǔ]以及舊友章晴川等人，并且吳敬梓也逐漸在南京文人社會中嶄露頭角，被南京文人學者所接納。與此同時，吳敬梓也常常因離家、對功名失望以及一事無成感到苦悶和懊悔，先后填詞《風雨渡揚子江》《鎖窗寒》《乳燕飛》等。吳敬梓三十四歲時，寫下了兩千余字的長篇《移家賦》，述說了他的家世生平、移家緣起與寄寓南京之后的思想感情，確立吳敬梓在中國文學史上杰出地位的，是他創作的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這部小說大約用了他近20年的時間，直到49歲時才完成。

鴻博之試

雍正十三年（1735年）新春之際，吳敬梓返回故鄉全椒縣小住一個月，重陽節又邀約族兄吳檠同去登高，秋冬之際，吳敬梓病情好轉，又前往真州（今江蘇儀征）、揚州市一帶出行。翌年吳敬梓受舉薦赴安慶市參加博學鴻詞科考試，順利通過院試后卻逢患病在身而未能赴京師廷試，由是再也無心科舉一事。乾隆二年（1737年），時年三十七歲的吳敬梓，這年經歷了故友畫家王蓍的去世以及至交沈遂初的搬離。翌年春天，吳敬梓邀約好友李本宣一同前去蘇南水一帶游覽，他們一同游覽古跡、憑吊古人、訪問朋友，吳敬梓從蘇南一帶游覽會秦淮水亭之后，照舊堅持潛心于《儒林外史》一書的創作。

詩文刊刻

乾隆四年（1739年），吳敬梓再度前往真州，希冀向至交故友籌集資金刊刻自己的“奇文”，后來在方的幫助下刻成《文木山房集》一書，其間所收大多系吳敬梓四十歲之前的詩、詞、賦等“有韻之文”，由方嶟、唐時琳等人做序。轉年他又一回到故鄉全椒與金榘、章晴川等人相聚，同時也一并看望了他的伯兄。此次數次重返全椒，吳敬梓復又經歷了他的親姊金氏、岳父草窗翁、舅父的去世，繼而對他的人生造成了較大刺激。

修先賢祠

乾隆五年（1740年）秋冬之際，吳敬梓自故鄉全椒返回南京，從他四十歲到四十三歲這段時間內，雖然有過數次出游，但是每次時間均不是很長，主要是在秦淮水亭從事寫作，并且與當地的文人學者吟詩唱酬，包括吳培源、朱卉、顧秋婷、樊圣謨等人，其中與吳培源關系最為密切。在此期間，他還賣掉了全椒縣的老屋，參與了南京先賢祠的修復之中，以至于耗盡了大部分財產，陷入了更大的窘境之中。

創作有成

自乾隆八年（1743年）始，此后的六七年間，吳敬梓大多潛心于《儒林外史》的創作，同時又多與當地文人學者研討學問。但受制于生計窘迫，他也曾數度外出到淮安市和浙江遂安尋求程晉芳和吳培源等的資助。甚至無米下鍋之際，他還不得不將藏書換米，甚至為人米以換取口糧，冬日寒冷，他和幾個朋友一起在夜色中步行至天亮，并將此自嘲為“暖足會”。他的長子吳烺在前幾年就早早外出自謀前程，只有幼子叔留在身邊，他的次子叔在這個時期病故，同時期他還經歷了至交洪月航的搬離、恩師鄭江和父親吳霖起側室程氏的去世，也正是在如此困頓窘迫的背景下，吳敬梓仍堅持完成了長篇諷刺小說《儒林外史》的初稿。

病逝揚州

乾隆十五年（1750年），屆已基本完成《儒林外史》創作的吳敬梓，治學旨趣由是逐步經學等方面的著述立說。然而生活上的貧困，又迫使他不得不時常輾轉客居全椒縣、揚州、真州等地，直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與友人王又曾舟中對飲暢談后不久，即客死揚州寓所，嗣后葬于南京。

人物思想

吳敬梓的思想生發、變遷與形成有著復雜的過程，他自幼便承襲家學接受了儒家思想的熏陶，早年讀書又受到魏晉南北朝文化的諸多影響，中年以后復又接納了是年盛行的顏（元）李（）學說，同時在日常的交際中也受到自然科學和市井文化的多元影響，繼而形成了其個人“尊儒學反釋道、追慕魏晉風尚、醉心顏李學說、潛在門閥意識”等的復雜思想。

尊儒學反釋道

作為科舉世家出身的吳敬梓，自幼便從祖輩那里繼承了儒家思想的衣缽，由是尊崇儒學、反對釋道成為其立身處世的基本準則，而后又集中反映在《儒林外史》一書和轉賣祖宅復修先賢祠等行狀之中。就政治傾向而言，吳敬梓主張施行禮治仁政，在小說楔子敷陳大義章回借朱元璋問道便已申明“若以仁義服人，何人不服”的思想主張，繼之又在泰伯祠大祭、虞育德教人等章回進一步闡發了崇儒尚賢、禮樂化俗、表彰孝悌的義理；同時吳敬梓又對釋道兩家多有批駁貶斥，多以嬉笑怒罵的口吻或是直接加以申斥抑或是婉轉地予以貶抑，不斷地在一些章回揭露宗信釋道者的丑陋靈魂，譬如其寫范進家鄉的僧官慧敏即是一位勾結鄉紳、欺壓百姓、貪戀女色的惡僧；再譬如《題王溯山左茅右蔣圖》“雅志高懷見此賢，何須服食求神仙”一句，也傳遞出吳敬梓對反對釋道兩家的思想旨趣。

追慕魏晉風度

吳敬梓早年便曾習讀魏晉六朝著述，而后又移居六朝故都南京，時常自謂宅邸上承晉人江總，一再著墨發揮魏晉六朝事跡典故，并積極效法魏晉六朝文士放達任誕、慎重交游、憤世嫉俗的思想情操，主張反對士人中的偽道學、稱頌不慕權貴的隱逸人物、鞭笞庸俗惡濁的社會風氣，既不汲汲于富貴，也不戚戚于貧賤，既提倡“文行出處”，又筆伐功名富貴，力圖追求一種淳樸恬淡的生活情趣與淳樸敦厚的道德風尚。譬如其所著《儒林外史》即對南朝筆記小說《世說新語》多有參摹，而其所作名篇《移家賦》也多引魏晉文典以抒懷言志。

傳揚顏李學說

吳敬梓的思想體系中，也有一部分源自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民主成分，這一思潮后經顏元、李塨學派的進一步弘發，終為積極尋求進步、廣涉近代科學的吳敬梓所繼承。他不僅撰《文木山房詩說》立論批駁宋明理學和陸王心學，質疑前人凡詩必講“四始六義”的舊說，而且還倡言治世當重禮樂兵農、重習行踐履，反對一味的空疏求心談理和體悟人倫“治經”論，強調革除科舉制度的沉疴舊弊而重實學，注重從經世致用、富國強民的角度出發選拔培養人才，同時他的上述主張在《儒林外史》的諸多章回中也多有反映。

潛在門閥意識

作為世代仕宦、詩書傳家出身的吳敬梓，潛在的封建意識、門第之見也是他思想體系中的組成部分，譬如其在詩詞文章中便常取前朝吳姓士人名流以自比，而且還時常將這些門戶高低的思想意識推及他人、付諸于筆端。同時他的這種思想在《儒林外史》的創作中也多有體現，如在人物的塑造、景物的描寫和情節的選取上，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其自高門第的門閥意識，繼而也致使作品中出現了一些本不應有的缺陷。再譬如吳敬梓所作《移家賦》，也曾對其族人不顧門第、結親鹽商一事表達憤懣，申斥他們敗壞世德祖風、有辱先人斯文，而后又在《儒林外史》一書中，假借泰伯祠祭祀、沈瓊枝避親等故事情節表達了他對商賈的不屑與鞭撻，自矜門閥的思想此間復又多有顯露。

主要著述

吳敬梓生前著有作品多部，主要包括《儒林外史》《文木山房集》《文木山房詩說》《金陵景物圖詩》《后新樂府》（六首）《史漢紀疑》等，其間尤以《儒林外史》稱名，《史漢紀疑》現已不傳，魯迅稱其著述卷皆為奇數。

《儒林外史》現本計有五十六回（卷），大抵至晚成書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系中國長篇章回體諷刺小說的開山之作，全書以文人群體為創作背景，緊扣反映“功名富貴”這一主旨，以高超的諷刺藝術托明寫清，描繪了大量各色面貌的文人形象，其間亦有對社會各階層人物的著墨，贊揚了不慕功名利祿的正直知識分子，揭露鞭撾了醉心科舉、追名逐利、墮落成貪官污吏或土豪劣紳的無行文人，今有英法俄德等八種譯本傳布于世。《中國古典小說最經典：儒林外史》原作最初以抄本形式流傳，后由金兆燕于揚州市府學教授任上（1768年-1779年）率先刊刻（亡佚），今傳最早的刊本系嘉慶八年（1803年）的臥閑草堂刻本，卷首題有閑齋老人序，現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復旦大學圖書館，是清江浦注禮閣本、藝古堂本、蘇州潘世恩抄本等一眾后出刻本和活字本的底本，但今傳各本之間在章回內容上略有差異。

《文木山房集》是吳敬梓的一部詩集，今傳四卷本最早系由吳敬梓好友方嶟于乾隆五年（1740年）前后出資刊刻，清人金和作《儒林外史跋》時稱《文木山房集》有十二卷本，但今已不傳。該書收錄了吳敬梓四十歲以前的韻文作品，主要包括賦四篇、詩一百三十七篇、詞三十七首，四卷通計共一百八十八篇，其內容多是紀事言懷、述往思來，鮮有燕游花月之類的詩文詞賦，譬如卷一賦中載有全文2529字的吳敬梓名篇《移家賦》，卷二所載《秋病四首》中又有儒林牛布衣原型朱卉同作詩一首，卷四所錄《減字木蘭花》中復有論及儒林來霞士的詞文一篇；書后則附刻有其子吳烺的詩詞兩卷。今傳四卷本《文木山房集》卷首題有胡適序，后接時人唐時琳、吳湘皋、程廷祚、方嶟、黃河，李本宣、沈宗淳七人作序，現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

《文木山房詩說》原作共七卷，是吳敬梓研究《詩經》的一部著述，成書于《儒林外史》之前，今傳抄本系由周興陸1999年發現于上海圖書館，其內容僅見原作所錄內容的四十三則，包括吳敬梓闡發的“孔子刪詩、四始六義之說、風雅分正變”等論見，個中閃爍著其“努力沖破以體悟人倫‘天理’為目的的王學和宋明理學治學藩籬，轉向以知性主體精神和具有實證特點的治學方法來治經的思想主張”，今見作品中約有三分之一不重在考據，而是著重從具體作品中以知性而非理學的方法來闡發義理。

除卻上述著作外，吳敬梓尚有輯錄于《八表停云錄》一書中的《后新樂府》（六首）、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奉題雅雨大公祖出塞圖》詩一首、散見各處的駢文《石腥詩集序》《玉巢詩草序》《修潔堂集略序》三篇、文言文《玉劍緣傳奇序》（評戲）《尚書私學序》兩篇。

創作特點

小說作品

構思行文

吳敬梓的小說構思新穎，自成一家。他的創作不僅吸收了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的紀年手法，將幾代知識分子的厄運植入明代中后期百余年的歷史大背景中推衍探察，通過述說一個個真假文人儒士的心理流動來運筆作章；而且他還兼及采人物列傳式行文和《水滸傳》置楔子以觀照全書的創造技巧，截取各色人物的生活片段不加潤飾地鋪陳其原貌，籍此來自然呈現他們面對“功名富貴”的不同態度與本心；同時吳敬梓在小說篇章的串聯上，又巧妙地利用一些人物的反復登場和被提及，建構出了一種看似組織松散、實則細密交織的多線條敘事單元，繼而創造了“全書無主干，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俱來，亦與其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的獨特藝術風貌，頗具分則獨立成幅，合則宛然長卷之意。

諷刺藝術

吳敬梓對諷刺藝術的不凡駕馭，亦盡皆彰顯在《儒林外史》一書中，其間又多以“諷刺寫實、秉持公心、婉而多諷、悲喜交融”而稱名。他在小說中對諷刺技藝的發揮，一改既往同類小說直言抨擊、多逞惡言、詞意淺露的筆法，轉而注重運用欲抑故揚的逆向表現形式，將一些客觀悖反、互相矛盾的日常情狀或事件耦合在一起，從而婉轉而又不失幽默地反襯它的不和諧；譬如《儒林外史》第四回述及嚴貢生關帝廟巧遇范進、張鄉紳來見湯知縣，忙與二人敘話吹噓“小弟只是一個為人率真，在鄉里之間，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之際，偏逢家丁來報“早上關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里吵哩”，如此一番滑稽而又不和諧的場景設定，不費只言片語的攻訐批駁，即已達成“無一貶詞，而情偽畢露”的諷刺效果。

同時吳敬梓的小說諷刺藝術發揮，內中又時常暗含著悲喜交融的美學風格，譬如《儒林外史》描摹方老太太入節孝祠一回，五河縣城四處張燈結彩，一時鼓樂喧天，滿街盡是仕宦人家的牌仗，滿堂又有知縣、學師、典史、把總等一一設祭，甚是莊嚴肅穆。其時恰逢一賣花牙婆前來湊熱鬧，方老六便與其同伏在欄桿上看執事，一宗宗地說與她聽，而權牙婆卻是“一手扶著欄桿，一手扯開褲腰捉虱子，捉著，一個一個往嘴里送”，如此一番崇高、莊嚴與滑稽、輕佻的光景綴合，亦是將諷刺對象中戚諧組合、悲喜交織的二重結構演繹的淋漓盡致，進而又顯示出滑稽現實背后所隱藏著的悲劇性內蘊，從而給讀者以雙重的審美感受。嗣后吳敬梓的這一筆法，也對繼之寫就的《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晚清小說都產生有明顯影響。

人物刻畫

吳敬梓一改傳統小說描摹人物的常規范式，主打以白話散文式的細膩白描和第三人稱的客觀敘事來勾勒人物性情心術，譬如《儒林外史》第二回描摹夏總甲登場時，“兩只紅眼邊，一副鐵鍋臉，幾根黃胡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如油簍一般；手里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簡短的三五句話便將夏總甲的外貌、神態、性情、素養揭示的一覽無余。又譬如《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刻畫馬二先生游西湖、逛城隍山時，便述他對湖光山色全無領略，“穿一雙厚底破靴，橫著身子亂跑”，肚子餓了“每樣買了幾個錢，不亂好歹，吃了一飽”；偶遇御書樓先是嚇一跳，旋即便“拿一把扇子當了笏板，揚塵舞蹈，拜了五拜”，路見丁仙祠請仙，當即又湊上去思忖著問個功名；路遇書店有售自己的八股文選書，復又滿心歡喜地刨問銷路，如此一番看似平淡的細微生活片段串聯，卻是以寥寥數筆道盡了人物的思想迂腐和內心復雜，令人讀之恍若自在眼前。

詩詞作品

創作風格

吳敬梓的詩詞多具豪放與婉約之風，且因其讀書博雜、常治小學、尤精《文選》，創作中又往往喜歡使用一些冷詞僻語，故而作品常以古體風格示人，近體格律則相對較少，這一特點在其中年以后的作品中表現的愈發明顯。同時他的詩詞創作與小說創作類似，同樣深受魏晉六朝士人和文學作品的影響，往往多引典故抒懷言志，其間又以六朝典故為多。譬如吳敬梓所作《金陵景物圖詩》23首中，將近一半的詩作皆系憑吊魏晉六朝遺跡所作，而且他還在上述的題畫詩中輔以小序，交代了題詠對象的一些情況乃至典源；《文木山房集》中也收錄了不少吳敬梓歌詠六朝遺跡的詩篇，如《登周處臺同王溯山作》《洞仙歌》等。

思想表達

吳敬梓詩詞的基本主題是闡發個人的“羈旅之思、沉疴之累與隱逸之懷”，內容上則集中表達了他“紀事言懷、登臨吊古、述往思來、贈親別友、百端交集”的思想旨趣。就早年作品而言，內中多有意氣風發之情，譬如吳敬梓所作第一首詩《觀海》，其間即有“少年多意氣，高閣坐銜杯”積極入世的內心剖白；中年詩詞則多失意惆悵，譬如雍正八年（1730年）的除夕，時值而立之年的吳敬梓，便曾接連寫詞八篇抒發內心的苦悶悲愁，總其題曰《減字木蘭花·庚戌除夕客中》；又如其詩《贈真州僧宏明》，內中便曾憶及漂泊半生稱：“昔余十三齡，喪母失所恃。十四從父宦，海上一千里。弱冠父終天，患難從茲始。窮途久奔馳，攜家復轉徙”；稍后至晚年的詩詞作品，又多有詠物言懷與闡發思鄉之情，較中年詩詞而言少了些許沉重，譬如他在《儒林外史》文末即曾作詞“從今后，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現今傳世的《后新樂府》詩六首，其間又反映了吳敬梓對“新樂府”精神的繼承和傳揚，繼而將詩歌功能從個人的抒情言志提升到了觀照現實的人文高度。

文賦作品

吳敬梓的文賦多具漢大賦的鋪張揚厲與魏晉辭賦及駢文遺韻。譬如其所作名篇《移家賦》，不僅有著駢賦屬對精密、講究平仄、辭藻華美、大量用典的特點，同時也兼得漢代散體大賦正面敘事、物象恢弘的創作風格。他所創作的文賦雖也一如其詩詞，多用冷字僻詞，晦文澀句亦多，但總體工于寫實，有著力追漢唐的的藝術性。傳世的三篇駢文，同樣對仗工穩、筆法圓熟、音節鏗鏘，呈現出一派運古如新之風。

人物關系

歷史評價

清人王又曾題詩綜評吳敬梓生平事跡稱：“國初以來重科第，鼎盛最數全椒吳；曾手王士禎（王士禎）《居易錄》，先生家學本來殊……閑居日對鐘山坐，贏得《儒林外史》詳；《詩說》紛綸妙注箋，好憑棗木急流傳。”

清人程晉芳作傳評述吳敬梓稱：“先生生而穎異，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為勝……其流風余韻，足以掩映一時，窒其躬，傳其學，天之于敏軒，倘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

清人吳湘皋品評指出：“敏軒以名家子，好學詩文言文辭雜體以名于世。凡有所作，必曲折深入，橫發截出，就于古人率規矩而始已。即于他人作，一覽數行下，亦能以片語領作者意旨，以中其要害。江南北朋游中，余獨畏其才大眼高而心細也。”

清人顧云作吳敬梓傳稱：“（吳氏）群從兄數十人，征君與吏部（吳）檠[qíng]尤有稱于世……世所傳《儒林外史》，亦征君著也，雕畫物態，如大禹之鑄九鼎，神奸無所遁。”

近人胡適也曾發論品評稱：“安徽省的第一個大文豪，不是方苞，不是劉大櫆，也不是姚鼐，是全椒縣縣的吳敬梓。”

《清類抄》《中國小說史略》等則就其《儒林外史》一書作評指出：“其論乃秉持公心，指摘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諧，婉而多諷，《儒林外史》出，部中始有足稱諷刺之書”“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敬梓之《儒林外史》”。

現代學者姚雪垠評論指出：“吳敬梓是一個杰出的古典現實主義作家，反封建科舉制度和斗方名士的思想戰士。”

美國學者亨利·韋爾斯也曾稱譽：“《中國古典小說最經典：儒林外史》是一部極為出色的著作，為不爭之實，其風格活潑生動，刻畫中國文人階層及社會廣泛眾生相，實無出其右者。全書充滿濃郁之情味，足堪躋身世界文學史杰作之林，吳敬梓的藝術風格可與意大利卜迦丘、西班牙塞萬提斯、法國奧諾雷·德·巴爾扎克或英國查爾斯·狄更斯等人的作品相抗衡。”

《不列顛百科全書》評論指出：“《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諷刺文學作品，他將各種人物以滑稽的浪漫方式松散地組合在一起，這與蒲松齡所不同，顯然吳敬梓在敘述和人物塑造方面都遠遠超過了蒲松齡。”

后世紀念

吳敬梓紀念館

吳敬梓紀念館位于安徽省全椒縣襄河鎮河灣街，與襄河對岸的吳敬梓故居隔河相望。紀念館舊館始建于1959年，原址在全椒縣城荷花塘畔，文革期間遇毀后遷往現址；現館建成于1985年，系仿明清風格的古典廡[wǔ]殿式建筑，館園總占地15000平方米，建筑面積2400平方米，門前擺有象征吳氏家門鼎盛的四座旗桿石，紀念館大廳前則立有吳敬梓銅像。現今館內藏有《儒林外史》《文木山房集》的各種版本以及“園石刻”“墨巖手稿”等吳氏家珍，同時還包括陳毅、魯迅、老舍、程十發等人所作的眾多題詞字畫280余件，屬國寶級文物的多達36件，該館現為國家4A級旅游景區。

全椒吳敬梓故居

全椒吳敬梓故居坐落于安徽省全椒縣襄河鎮河灣街，最初系由吳敬梓曾祖父吳國對高中探花后于順治營建，屆時有正宅十進，大門兩側原本豎有兩對旗桿，時稱探花第；吳敬梓遷居南京后，出于集資修復南京雨花臺先賢祠，遂將探花第轉手賣與他人，舊宅已于咸豐年間毀于戰火。現今的全椒吳敬梓故居系由2011年原址修復而來，整體呈中國古典園林建筑傳統的院落式結構，與建筑風格與蘇州園林相似，內中設有“正宅東進、正宅中進、正宅西進、民俗生活展區、聶氏宗祠‘延陵堂’、賜書樓、文木山房、西花園敞軒”等八個展區，門前題有“九州被有余，三秀門斯在”的楹聯。

南京吳敬梓故居

南京吳敬梓故居原位于青溪與秦淮河交匯處的秦淮水亭，也稱吳敬梓紀念館，原系吳敬梓本人于清雍正年間購得，此宅早年又曾是晉人郄僧陁、南北朝人江總、宋人段縫、明人顧璘的居所，最初復建于1997年。后因秦淮水亭確切位置難考，且原址游覽人數較少、經營維護不足等問題，遂于2015年遷建至今址，即南京秦淮河畔的東關頭一帶，據稱“此地是最接近于吳敬梓所居‘秦淮水亭’的原址”。故居大門前豎有吳敬梓全身塑像，正房屋內陳列有吳敬梓畫像、乾隆五十九年的地契和清代南京人使用的青花酒杯、酒壺等物品。

紀念郵票發行

2011年3月21日，《中國古典文學名著——儒林外史》特種紀念郵票1套6枚在南京首發，郵票截取了《儒林外史》中“王冕畫荷、范進中舉、兩根燈草、馬二先生游西湖、杜儀夫婦游山、沈瓊枝利涉橋賣文”等六個章回片段，以勾線填色、逐層渲染的藝術手法設計而成，頗具神韻。

爭議事件

《儒林外史》原書到底有多少回，學術界對此長期存在較大爭議，各家說法始終不盡相同。吳敬梓的好友程晉芳在《文木先生傳》中率先提出《儒林外史》原本“五十回說”，得到后世學者胡適、吳組緗、章培恒、耿傳友等人的支持；清人寧楷在《〈儒林外史〉題辭》中率先提出《儒林外史》原本“五十六回”說，也有后世學者趙景深、房日晰、陳美林、商偉、鄭志良等人擁；此外還有如金和、魯迅等一些學者持《儒林外史》原本“五十五回”說，認為認為現行本《儒林外史》的第五十六回（即“幽榜”這一回）系后人作偽竄入，至今未有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