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振中，筆名石竹，河南省鄭州市人，1949年元月出生于西北黃土高坡（國防基地）。河南省公安廳處級調研員，國家一級書法師。
人物經歷
自小受父母影響，愛唱紅歌，愛畫飛機、火炮、解放軍，小學期間，美術和大字作業常在學習園地展出，增強了情趣，中學期間任學生會主席，書寫版報及插圖，創作能力得到了提升。
1968年知青下鄉期間，曾任生產隊政治隊長，體、音、美中小學民辦教師，提高了書法、繪畫的自學能力，在兼任共青團鄭州市郊區常委期間，代表知青參加省會農民畫展，國畫《知青三員上岷山》獲大展二等獎。
1979年10月以來，在國防單位工作期間，加入中國神劍文學藝術學會，并擔任西北分會理事，通過舉辦全國本系統文化藝術交流，詩、書、畫創作水平得到質的提高。
1984年10月之后在河南省交通監理總所工作時，書畫作品參加“文革”后首屆省直單位書畫大展，受到龐中華先生關注，多次上門，邀請幫其舉辦硬筆書法普及教育，舉辦“中華鋼筆書法函授中心”。
1987年孫振中倡導組建首屆河南省硬筆書法家協會，籌委會：主任龐中華，副主任秦喜全，杜云英、李彥春、孫振中（兼秘長）。經河南省文化廳注冊批準；88年6月首屆河南省硬學書法學會成立，孫振中任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全面負責學會工作。孫振中出任組委會主任，舉辦全省及全國性書法大賽和交流活動，發展會員、增補理事、改組常委會，批設成立省轄市和行業分會，組織免費為省委、省政府機關及教育系統舉辦鋼筆書法培訓班，組織舉辦多種形式交流活動，推動了全國“寫好中國字，做好中國人”的精神文明活動。尤其當年孫振中主持舉辦的首屆全國“雷鋒杯”硬筆書法大賽，得到中央辦公廳、中央各部委、國防部及國家新聞單位的致賀和高度贊揚。
獲得榮譽
近年來，孫振中曾任中國八一書畫院等多家書畫院名譽院長或顧問。2004年10月應聘擔任中國國情調查研究會高級研究員；2008年6月應聘擔任中國亞太行業榮譽博士；2009年受聘擔任世界人民友好中國國際交流協會文化部部長；同年國際勞動節期間，出任團長舉辦文化交流“西部萬里行”活動，赴西藏自治區、新疆、四川省慰問邊防部隊和5·12汶川地震災區，10月全國人事資質資格考核辦公室評定孫振中為“國家一級書法師”；12月受聘擔任中國傳統藝術鑒定評估委員會藝術家學會副會長；2011年1月入選《文化部文化藝術人才中心人才庫》；2012年1月受聘擔任臺北故宮博物院書畫院名譽院長；10月受聘擔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書畫社名譽社長；2013年5月受聘擔任國際保護民間文化藝術組織主席團主席，同月受聘擔任新華藝術網藝術家委員會副會長，2016年3月受聘擔任中央文化干部學院藝術院客座教授；2021年1月受聘擔任世界青年文明論壇書畫創作委員會委員。
孫振中書法作品曾獲2008年北京國際奧運會水墨中原地區展金獎，曾獲西安·國際文化藝術博覽書法特等獎，曾榮獲東京·首屆中日友好文化交流展金獎，曾榮獲巴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書畫展金獎，曾榮獲北京·紀念改革開放35周年國學文化藝術成就展金獎。
孫振中八十年代末出版過小學生鋼筆字帖、鋼筆書法模范字帖。
祖國六十周年華誕前夕，孫振中與沈鵬、歐陽中石、權希軍等六人作品共同入選《六十年·六大家》，由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出版發行；2010年7月孫振中與沈鵬、張海、歐陽中石、李鐸、王學仲、權希軍等十人，入選2010年《中華盛世,書壇圣手》，由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出版面向上海市世博會和全社會發行；2011年孫振中與張海、劉大為入選《人民記憶藝術臉譜》三人專輯畫冊在全國發行；2012年孫振中與黃永玉、范曾、歐陽中石入選《人民肖像》四人專輯畫冊出版并在全國發行；2012年10月榮獲“中共十八大題賀藝術名家”榮譽稱號；2013年7月13日河南衛視《金色夢舞臺》欄目，播出人物專訪--傳奇警官孫振中先生“剛與柔”；2013年9月榮獲國務院國賓禮特供藝術家稱號；2014年3月與沈鵬、歐陽中石、范曾、黃永玉、何家英等入選《雅竹風情書畫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發行；2015年4月，與沈鵬、歐陽中石、張海、周慧珺、王明明、劉文西等入選《當代藝術經典大畫集》，由西泠印社出版發行；2015年6月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發行《中國近現代名家書法集孫振中》大紅袍花椒畫冊。
人物評價
文厚?氣暢?意詢?韻逸之風范——關于孫振中行草書風格及成因的認識
丙申夏，批閱天津人民出版社發行的中國近現代名家《孫振中書法集》(大紅袍)，其作品集長卷、橫幅、豎軸、楹聯、斗方、扇面，形式俱備，表現為高度集中于行、草書的體驗。筆者對振中先生躋身于當代書壇早有聞名，作品也有所見，如此集中于此冊的樣式多樣性，行草書筆墨寬泛性和意境深邃性的品質，當是系統性地彰顯。余縱觀細品，醒目提神!以為，當可擔得行、草書獨立一幟之譽。故，就冊中作品綜合性地反映為“文厚、氣暢、意遍、的選”風格而解之，期于同道商榷。
儒、道文化澆鑄于書契表意的境界
縱觀先生作品，其測遠于行、草書歷史鏈條關系的融會貫通，流變為他人格精神所表現的筆墨個性符號，是其作品本體特征：以 導入文化寓寄于書法筆墨藝術體驗的成因，是其作品表意性的內涵。
以漢文字為載體反映自然、人文、人格精神的線條形式融會審美情感表現，是書法藝術性的必然之義。就行、草書而言，從漢代章草書到魏晉形成今草，是由魏晉“澄懷觀道”、“隨行所適”、“風規自遠”審美意識作用的必然原因。由鐘繇、衛鑠、王羲之為代表的行、草書的風骨基奠，到唐朝褚、歐、顏、柳等為代表所成就的行書及今草書風范百花齊放，降之宋代，以蘇、黃、米、蔡等為代表的行草書，盡管風格各異，但其共性均是守以魏晉行草基因到唐代所形成風格多元化的傳承軌跡。自此，行草書演繹到元、明、清直至近當代，其流變的基因共有根存。歷代行草書大家、名家，無論風格如何變化，但都是在守以基因前提下的奠定，成就自我風格個性，且成為作品風格特征的批評標準。以這一原則對應振中先生作品，當可說是名副其實，非為虛說。以其作品《前出師(68cm×1680cm2013年《集》P52)、《 后出師表》 (53cm×1770cm2011年《集》P52)、李白《將進酒》(50cm×400cm2014 年《集》P57)，將其共性品質分析如下：
其一，在用筆上，容有王羲之中鋒守正，線條如藤似筋自身 發氣的質感，線條力度有黃庭堅的指戟劃天，柳公權的骨硬勁健，米芾的擦筆逸情，王鐸的使轉率意。雖容多家之筆，但為融會非為 拼湊，可見筆法個性風神，而又非為何家發帖的復制，故而體現為筆法多元的發氣豐盈之度。
其二，在體勢上顯見褚遂良、柳公權、米芾豎式立形的通達，王鐸使轉曠朗的氣勢，從章式氣息，“二王”的韻律，線條關系變化極其豐富，組合，呼應、承接、揖讓、開合、遒拓如此等等，透出人格胸襟氣度作用于筆情墨意的虛靜曠達。
其三，在黑色上，恰會質潤相當、剛柔相濟意識對于濃、淡、干、濕、焦五色分解張揚的界度，主次格調層次明確但不見斷層，呈現以渾然、悠然、恬然發氣的氣息，恰會魏晉“澄懷觀道”的隱匿含蓄意會。
其四，在章式上，以道家“氣”之本元生成筆性墨情感的解構、建構，無論外向、內向貫氣，當出之陰陽關系“易”變之義，以道家“物我唯一 ”、“無為而為”的心境和儒家“中庸”、“沖和”的觀念，作用于線之質勢、墨之情緒的幻化，終歸以自然流暢、空明洞達、意氣充盈的氣息感受。可會之章式乃“氣”之幻化成因。
“筆正情真，空明洞達，剛柔相濟，雅俗共賞”，是業內對振中書風的共識。究其緣故，當是他對傳統行、草書歷史關系溯遠傳承，對道家“陰陽交合相生”，及儒家“中庸”“經世為用”理念認識認知理解深邃的原因。故而，業內對他的書法具有“文氣、卷氣、意氣”學術性認知的哲理思考認可；而普通愛好者，則可從欣賞的愉悅中得以美的情感享受。這不能不是先生書架由文化寓意及書法藝術形式情感抒發筆墨關系的必然。
師法神會心源個性的格物特征
從振中先生作品所體現的“承前啟后”、“兼容并蓄”、“和而不同”、“存同求異”的風格分析中，筆者從他潮遠于傳統行、草書歷史鏈條關系，縱向深邃，橫向寬泛的體現中，能夠體會其集眾家之大成、為我”之一格的認可。“顏師古不泥古”、“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是他成功的智慧穎悟的核心要素。
筆者與振中交談，問：“古來行草書家森如瀚海，但擔當一格者風毛麟角，您的作品個性特征，是如何獲得?”先生答：“石濤曰：‘我只為我，自有我在，古之須眉不能生我之面目，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淘泳爾我：古之肺腑，發我之腸腑，揚我之須眉。’故而，我師古人，師其筆法，更重其神志，師其程式，更崇其人格，故，我師他書，取其意會，悟我心者存之，反則棄之，惦我所喜而會之取之也。”筆者將先生多幅作品相比較梳理，茅塞頓開，體會如下：
蘇軾《念奴嬌·赤壁懷古》 (178 cm×48cm×4??2009年《集》P67), 體勢守以褚遂良豎式結體，筆力守以柳公權骨硬，氣息守以王羲之文氣，變筆變勢，終得體勢端莊嚴正，行氣流暢通達，韻律不激不厲，氣息剛柔相濟：王之渙《白日依山盡》(48cm×178cm,立軸2012年《集》P69)師顏真卿，骨存黃庭堅，勢有王鐸，終得廟堂氣度所會；韓愈《天街小雨潤如酥》(68cm×68cm2012年《集》P74)筆法、氣度，容有顏真卿、米芾、王鐸三家風范聚匯，終發大度、曠放、莊嚴之風《堅持科技發展觀》(55cm×140cm橫幅2013年《集》P81)大有黃庭堅、柳公權、王獻之筆法骨力，具計方就圓體勢風神。楹聯《林間·庭外》(168cn×34cm×2??2014年《集》P73)、楹聯《梅花·寶劍》(168cm×34cm×2??2014年《集》P72), 二聯均離王羲之《蘭亭序》圓筆，《大唐三藏圣教序》方筆相合，顏真卿肌豐相佐之度。恰見文氣、廟堂之風范。但，區別在前者文氣更厚，后者廟氣更豐，當是異曲同工之氣度區別。
不以枚舉，從上述例證，以綜合性品質，可會振中行草書個性特征定位乃有四個要素成因：
一是以多家用筆相融匯，而以一家為主，他家相應，吸取筆法多元的線之性、質、勢、意的反省，呈以由線之基礎營造特定作品的體勢。
二是針對不同作品的體勢，就書體所用建構，以共性恪守，個性分解，以氣度導領，就格式分野，終見“存同求異”終為“異” 的風流區別。
三是以不同書體選擇貫氣方式區別，或以行帶草，或以草帶行，或純行純草等等，以行氣之度會意制約章式分合、意調率情，使線之質、情、勢、意的格調在共性中分解不同作品之特定個性風格的定位。
四是線性以黑色相應，依據作品形式表意區別之需要，或文情，或豪情，或逸情，或詩情的表現要求，定位主體一格，筆墨相應選擇，從筆墨質地情緒上區別不同作品的表意確定性。
概而括之，振中先生行草書的個性特征的“顏師古不泥于古”、“師法更師心”來之于他對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德經》）義理及其思維方式，和孔子“志于道，據以德，依于仁，游于藝”審美觀的理性，作用于行草書，由“博”歸于“專”的書格特征定位，當為心之所思，行之所為的學術追求和藝術形式選擇發“我”之面目的“道”之“易”化流變風度。
如上所述，中國書法是以“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哲學理念所指導的藝術形式。因為，形、意、音相統一的漢文字，是客觀事物形態美的反映。許慎認為：“倉額之初作文蓋依類象形，故為文。”（《說文解字》）蔡世曰：“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矢，若水火， 若云霞，若日月，縱橫有萬象者，方得謂之書矣。”(蔡豈《筆論》) 魯迅先生說：“中國文字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漢文字綱要·自文字至文章》) 諸上述之論，當為漢文字的本體功能性詮釋。盡管隨著文字形體演 ?繹的歷史變化，尤其到草書。距離象形越遠，但其“以象傳意”的功能又使它從反映“形”的前提下升華到感情表意的境界。
以此理對應振中行草書分析，可見其作品的本體性質及其形式關系的內涵層次；一是以“象形”的形體美的作品多樣形式寬泛的結體依據：二是由形“感目”會以“感心”所會的情感抒發的行草書形式體穩三是以“象形傳意”的功能，反映了他的作品在“形” 的前提下。給人所會的“文以載道”的表意性功能。正是這三個要素在作品中的寓寄，才達到了他書品表意性與審美性相統一的層次高度，從而印證了“天人合一”、“物我為一”的華夏民族審美的 ??本質要求。以作品例解之：
作品《孫子兵法》(70cm×320cm2011年《集》P57)，其守以《蘭亭序》氣度為本，以行書法式貫氣，以豎分橫合“中庸”平正之中，但以“陰陽交合相生”的思維方式，將體勢作用于結體營勢的生動氣率所使，這就使得線性自身發氣，激活線力、線勢節律一波三折，騰挪跌宕，呈以靜中出動的生動性：行氣節律如溪水流注， 氣度隨黑白分割組合呼應。所把握貫以通篇的營氣、發氣、行氣的 ?氣機、氣勢、氣度，全在不激不厲、剛柔相濟之中，顯會君子之風，
再以李白《將進酒》(50cm×400cm2014年《集》P57) 解之， 體勢雄強偉岸，線力如長天劃載。行氣似飛濕流注，行與行之氣呼應錯落，險中求夷，跌宕起伏，通篇氣勢奔突激蕩，給人以酒意淋滿，似醉欲醒的欲抒胸襟礦浪放蕩意會，恰有莊子“道遙游”的意境，王之渙《白日依山盡》《豎軸178cm×48cm2012年《集》P69) 營氣與發氣持于守靜出動之意，以靜為體，以動為用，兩行間之氣呼應排讓連綿透端，觀照線之骨質力硬，但血肉充盈，筋力強勁，筆勢更具寫性，氣息空明潤達，節律剛柔相濟，通篇氣息給人會以陰陽交合相生的線之行勢節律，與墨之黑白分割互為影顯的氣韻生動氣息感悟。
鄧麗君歌詞《甜蜜蜜》(55cm×140cm2014年《集》P91) 寄托于儒家“中庸”。“沖和”理念制約文意的格物致知原則。致使 行草書所融會的正氣、正情、正意用筆理念，絕無虛妄怪異之感。結體平正出奇。筆勢質中流韻，行筆動中守靜，體勢險中求夷，當為儒學“經世為用”審美觀作用于書法象之正意正氣的使然。許慎 將“倉頡造字”概括為“文”，文——(紋)“線”也!當代國學 大師文懷沙論釋為：“宋人感唱‘初結繩時俗已澆”，即謂結繩記事之時。就融進了中華民族的精神性格、倫理、道德和人格。上下五千年，筆墨成線，傳承的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懷沙《北磷派書法集》跋)由此看來，“文以載道”是書法的靈魂。從上述 例證，可以認可振中先生行草書的“道”之義理蓄納界度，其所呈 現的是筆型“文”之所用境界。因而，他的行草書以“形”為前提。 以“意”為心用，所以開華到了“象形釋意”的境界。這就印證了 “形而上者為之道，形而下者為之器”（《系辭》）的道理對他書法作品所衡定的批評標準。
詩志心性筆情的韻律
所謂“詩情畫意”,為中國面品位境界衡定的批評標準。“墨分五色”與樂之“五音”是內在聯系上的“同一性”。所謂書法線條，是有形的節律，音樂是“五色”組合的無形線條音符使然。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戰亂四起，佛學興盛。文人隱匿山林，寄情于山水使然的原因，使“澄懷觀道”說，由漢代的“神學”觀升華到 “人格主體精神”說，從而導致文藝理論領域的深化。衛鑠提出 ?關于書法的“骨、肉、筋、血”的人之生理比擬的概念。南齊王楷群《書法勾立》所說的“書之妙道，神采為上，形質次之”，順愷 之的“以形寫神”說，謝釋“六法”把氣胸放在首位。及至偉家的 “象以盡意，得意則忘象”(《高借傳·卷七》)等理論，導致文藝的“韻外之致”成錢了王士禎的“神韻”說。張彥遠的“筆不周 而意周”，正是從這些文藝理論的內在聯系性上。從“得意忘象”、“韻外之致”的理念，規范了草書會以詩歌詠志的智永、孫過庭、懷素、張旭等草書風格節律紛涌的風彌。分析振中先生的行草書， 就不得不與上述理論相對應予以分析。
一是由行書的奇正過渡到草書跌宕的詩律節奏。先生作品，多為行草書，或以行領草，或以草引行，多守以魏晉文藝“尚韻” 節律的不激不厲，清和、含蓄、雅致的氣息，體勢分割的氣度，生發線勢的酌情，給人以惠風和暢的感受。例如，作品歌詞《交通安全文明走》(70cm×500cm2014年《集》P87), 歌詞《小城故事》 (55cm×140cm2014年《集》P89》兩幅作品，前者以行領草，后者以草引行，各有側重，但二者均守以平和清正之韻情詩意，即便濃墨緊密處，也以散白布置化解章式，不見凝滯、閉塞，倒是清和放達的意氣給人以剛柔相濟之會。只不過前者側重以韻求質，后者側重以質求韻的聚焦點區別而已，當為異曲同工之作。先生此類格調作品，給人有李白、陶淵明詩之詩情歌的節奏韻律的心理感受。
二是由線勢層次變化體現詩情氣勢。觀其長卷作品，多以作品內容對他情感所會的情志用筆的體勢經營相區別。作品風格或以孫過庭、智水的小草整合，或以王獻之行草書的風骨體勢，或以王譯就勢變筆節律經背。例如，將《隔室銘》（190cm×82cm2015年《集》 68）、《錄毛澤東句·獨坐池塘如虎踞》（68cm×76cm2013年《集》 75）、姊愈《天街小雨》（68cm×68cm2012年《集》P75）三幅作品相比較，第一幅，體勢工整，詩情雅致倒有陶淵明詩之韻情，第二幅，體勢以奇守正，節律收中有放。當有劉禹錫詩情音律所會；第三幅，節律放曠，大有毛澤東詩情氣度。
三是由黑白分割情感制約的氣度。先生的長卷作品，黑色變化吸為寬泛，五色分界講究層次連貫，節奏隨心所動，變勢隨意而為，即便飛白，也與線條質地、體勢變化隨心所欲，在不經意中自然而為之，通算主旋律，或平適歸于跌宕，酒脫歸于沖騰，凜冽歸于豪放，詩情或浩然正氣。或長河奔流，或墜石落雨，如此等等，低歸心性、情感、意氣用筆，開合收放，抑揚頓控，由此，營造出 長卷作品詩律統一中多變的極其豐富性。但，一切詩情節奏，多守以雅俗共貨的鳳格所就，彰顯儒學“經世為用”的正筆、正情、正意的作用點和作用力。當為真情所發的藝術品質，絕無偽情怪異的氣息感受，故面立足于主流行列。
特定的藝術作品，只能是特定的文化修養作用于特定的主體人格精神所體驗的審美意識及其技能內在統一上的表現。落筆之際，筆者想到，自上世紀， “八五”文化復興新潮以來，振中先生鍥而不舍追藝于書法，躋身于當代書法主流行列之中，呂振羽沈鵬、王學種、歐陽中石、李譯、張海、權希軍等十人入選：2010年由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中國對外出版翻譯公開出版發行的《中華盛世·書壇圣手》; 2014年與沈鵬、歐陽中石、范曾、黃永玉、何家英等入選由西冷印社出版發行的《雅竹風情書畫集》；2015年又由西冷印社出版發行的與沈鵬、歐陽中石、張海、周慧珺、王明明、劉文西等入選的《當代藝術經典大畫集》等等不一而敘。由此譽名書界，當是他作品發言之故。但其作品形上背后成因，當是文鑄人格風度的本元成就。對應其作品元素，與《太上感應篇》所言“緣覺”有應之感。
?“太上感應”所頓悟的道家“天人合一”觀。是生命真通的的味。理學的“格物致知”與道家的“太上感應”有著本質一致性的聯系。二者都是由“象”所感到“知”與“應”的因果關系價釋。太上感應是“自然”因果，太上，就是“如如不動”,面“感應”就是變化萬千。（《太上感應篇》）按《般若經》言。“觀一切法都是空。連空也空，所以不扶著于”空”，不執著于人之生相”，故而，“果” 是“唯人自召，唯心自理，唯法所變”。這說明，中國書法是由大千世界的物象事理，以“天人合一”所概括的“道”理。
以上述之理對應振中書法元素，發握其人格成因，是有理有據的。振中先生從警界生涯沐風瀝雨、沙場點兵到行政司法行列。鑄就了他剛正不阿，堅韌不拔，執著事業的人格精神。除政治軍事理論外且又廣泛涉獵歷史、哲學、文學、詩詞歌賦等，學識當是豐厚的。以綜合性元素對應其書作，當有以下成因：
就其作品文意分析，恰有“道儒合一”之氣致以情的“天人合一”、“物我為一”內在聯系上所表現的書法本源；從其筆墨形式法度格調看，氣正、筆正、法正、意正，守以“格物致知”，“書以載文”的所會深邃就其書法抒發心志分析，書意平正，內柔外剛，曠朗灑脫，有英雄氣概與君子法度的相合：就其氣韻感受分析，“以形寫神”、“神采為上”、“盡意忘象”、“韻外之致”的層次關 系連貫融通。其說明的是，他的行草書恪守于歷史傳統，貫以行草書基因本體“如如不動”,但其由“感”而應是“變化萬千”，切將諸家之法感受為“空”。“空”，即可變的法則，“應”之“有” 的理解。即，他從“變化萬千”的認知中，應之“自性”的“我” 之行草書面貌的“自性、自召、自現”所得。這是他行草書形式多樣，風格統一的“自性”因果。
如果說，振中書以載道，存古彌新的學術態度和實踐方式，對一些書法家，尤其是青年習書者具有啟發和借譽意義，筆者以為是可以肯定的。
文/高秀林??2016年11月15日完編于清和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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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
孫振中：國家一級書法師.科技日報.2024-06-20
自然勁健 灑脫豪放——孫振中其人其書.雅昌新聞.2024-06-21